唐尚法——隋唐書法實踐和理論
【人物檔案】
方立,別名龍泉山人,方碧文。浙江淳安縣人,在職研究生學歷。1969年1月入伍,1970年5月入黨,1971年6月提干。1990年5月,調入中央政策研究室任政治組籌建負責人兼黨支部書記、信息組副組長。1996年後分別任信息研究局、政治研究局、國際研究局局長,2003年9月任研究室副主任。2013年3月任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聘任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執行會長、文化委員會會長,北京大學中國戰略研究中心名譽理事長。
專著有《當代中國的命運和前途》(1992年)、《多極化世界格局中的中國社會主義》(1998年)、《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2010年)、《古絲綢之路的當今對話》(2006年)等。主編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新探》等30餘部,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求是、解放軍報等報刊發表文章200餘篇400餘萬字。書法作品入編《中國當代書畫名家年鑒》等辭書。
方立楷書作品: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34cm×980cm
唐 尚 法
——隋唐書法實踐和理論
文/方 立
【編者按】應本刊之約,方立先生以《中國書法研究入門》為題撰寫系列文章在本刊連載,本期發表的《唐尚法》系第六篇。作者認為,唐人尚法是晉人尚韻和宋人尚意的一個重要中間環節,其書風上承魏晉餘韻下啟宋意先河。唐人把晉人瀟洒韻味納入法度之中,使書法規範而自由、重法度仍生動,常為世人以「法」概而言之。從魏晉的尚韻到唐代的尚法,使極端工整的楷書和縱橫神逸的草書發展到新的高峰,揭開了書法史上最為燦爛的篇章。由於這一時期書法法度的確立和書法體系的完備,書法從此進入藝術自覺發展的歷程。敬請關注和討論。
公元577年,北周滅北齊,統一北方。581年,權臣楊堅強迫周靜帝讓位,建立隋朝。589年,隋滅陳,歷時300餘年的南北分裂局面結束,使分裂造成南北不同的書法風格開始得到融合,並開啟唐代高度發展和繁榮的書法。
隋朝統一天下,南北書風自然融合、漸趨中和,上接北朝、下啟三唐。隋文帝楊堅登基後,創立考試任官的科舉制,設立國子監作為教育行政領導結構。在國子監下首創書學、算學、律學等專科類的中央官學,與傳統的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形成六學系統。30餘年的隋朝,立國短促,著名書家不多,大體有智永、智果、丁道護等人。智永是王羲之的七世孫,由陳入隋的僧人,世稱永禪師,繼承和發展王氏書法,使之法度規範、系統。受衛夫人《筆陣圖》七條筆畫勢論的影響,智永和尚總結楷書基本筆畫的「永」字八法,受到歷代學書者的重視。至於歐陽詢、虞世南等人,在暮年發軔,應該歸於初唐書家。
隋大業十三年(617),李淵起兵。次年,廢黜隋恭帝自稱皇帝,改元武德,建都長安,國號唐,是為唐高祖。在唐代,一、南北書風合流促使書「法」的初步確立;二、唐代政治、文化、宗教以及社會生活諸方面因素為書法的尚法提供了條件;三、楷書和草書體現著唐代的書法法則,也代表了唐代書法的最高成就。唐代是我國書法發展史上的第二座豐碑,其書風上承魏晉餘韻下啟宋意先河,常為世人以「法」概而言之。從魏晉的尚韻到唐代的尚法,使極端工整的楷書和縱橫神逸的草書發展到新的高峰,揭開了書法史上最為燦爛的篇章。
方立行書作品:《老子》句扇面一34cm×68cm
唐代書法實踐
唐代書法實踐大體可以分為初唐(618-713)、盛唐(713-805)、晚唐(805-906)3個時期。唐初,歐陽詢、虞世南等一批書家由隋入唐,基本主導了當時的書風。盛唐時期,各種書體達到新的高峰,李邕、張旭、顏真卿、李陽冰、懷素等享譽一代的名家輩出,確立了唐朝在中國書法史的高峰地位。晚唐時期,隨著社會動蕩、國力衰退,書法逐漸衰落,書風趨於程式化,較有影響的書家僅柳公權、楊凝式少數幾人。唐代寫經、墓誌書法多趨時風,留下許多質樸率真的寶貴文化遺存。隋唐五代時期,唐代書論最為興盛,孫過庭、李嗣真、張懷瓘等提出了獨具慧眼的見解,張彥遠收集保存了前人的珍貴書論。
唐代書法興盛與發展變化,同帝王愛好密切相關。唐太宗李世民(599-649)酷愛書法,於貞觀初年下詔,出內府金帛徵求王羲之等名家墨跡,命魏徵、虞世南、褚遂良加以鑒識編目,又御選拓書人精工拓模,使廣為流傳。《貞觀論》記載:所購逸少書凡真行三百九十紙,裝為十卷;草二千紙,為八卷。據何延之《蘭亭記》記載,唐太宗所得《蘭亭序》是派御史蕭翼到智永弟子釋辯才那裡騙來的。唐太宗還下令將《蘭亭序》在他死後陪葬。李世民將出重金收集的三吳遺迹,藏入內府,君臣共相玩賞,並以虞世南、褚遂良等為師,研習書法。唐太宗獨尊王羲之書法、鞏固王羲之書聖地位的最重要措施,是在編纂《晉書》時親自為王羲之作傳論,評價王羲之書法用筆、結體、布白均十分工緻研妙: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唯王逸少乎!唐太宗認為,藝術和書法都應該「節之中和,不繫於浮放」。北朝雄強書風過於粗率,南朝秀麗書風失之柔媚,都不符合唐太宗中和的審美要求。王羲之書法增損古法,裁成今體,不偏不倚,文質彬彬,具有中和之美,符合唐太宗的審美情趣。唐太宗不遺餘力推廣王羲之書法,以帝王之力確立了王羲之書聖地位,也為唐代尚法書風提供了規範和楷模。李世民本人先師隋史陵,後參學虞世南,還追仿王羲之,工行草,善飛白,留下《溫泉銘》等行書刻碑。唐太宗的愛好和提倡,推動唐初產生了一場書法革新運動,改變了過去南師北帖、北宗魏碑的局面,使王羲之的真書成為全國書體的正宗,直接影響著唐代尚法書法藝術的走向。
唐代書法的繁榮發展,特別是尚法書風的形成,還得益於科舉制推動了書法教育的推廣和規範。科舉制萌芽於南北朝、開始於隋朝、成熟於唐朝。在唐太宗的重視和推動下,科舉作為取士制度鞏固下來,成為千餘年封建時代士人進入官場的唯一途徑。科舉制設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6科。明書又稱明字,是以書法為專業的科舉考試,主要內容是文字學和雜體書法。這樣,科舉把做官與書法緊密聯繫在一起,從而推動了書法教育。在唐朝,書法不僅是開科取士的科目,而且是遴選官吏的重要標準。「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書法是考核、測試、取捨官吏的重要標準。
在唐代,書學是國學內容之一。唐太宗李世民在貞觀元年敕令在弘文館開辦貴族子弟書法班,在京五品官員以上子弟,有性愛學書及有書性者,聽於弘文館內學書,由侍書大臣虞世南、歐陽詢任教。這是我國古代真正意義上的官辦書法學習班。唐太宗又在貞觀二年(628年)恢復高祖時罷廢的書學,承隋制隸屬於國子監,內設書學博士和助教,掌教八品以下及庶人之子為學生。國子監書學是專門培養書法人才的學校,學生以書法為專業,教學內容包括《石經》、《說文》(即《說文解字》)、《字林》等。石經即魏正始年以古文、篆、隸三體書寫的五經,是以書體與儒家經籍學習相結合的專業課程,需要3年修成。國子監其他學生也規定書法學習內容,需要學書,「日紙一幅」。帝王身邊有侍書學士,國子監有書學博士,六學中有書學,都要參加科舉中的明書科考試選拔,只有善書者才能陞官晉職。因此,地方學校模仿中央學府,注重書法教育。此外,還有廣泛存在的家傳師授的私學教育,延續書法教育傳統,培育大批社會書家,顏真卿、柳公權等書法大家都是由家學起步。唐代科舉制促進了專業書法教育的興盛,為當時尚法書風興起提供了重要制度支撐。
唐代的尚法書風,同唐朝統治者以及書家的審美情趣和意識也密切相關。在唐代21帝中,至少有16帝與書法結緣,不僅自己愛好和擅長書法,而且對當時書風產生重大影響。唐太宗李世民在書法實踐基礎上形成的書法理論也獨具一幟,其核心是倡導講求骨力、韻味、規範的書風。他說,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唯在求其骨力,而形勢自生耳。於是,唐初書法家都按照帝王喜好,追求瘦硬特點。歐陽詢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八訣》和《三十六法》,為尚法書風提供了理論依據。
唐太宗以後,後來的歷代帝王如高宗、睿宗、武宗、玄宗包括武則天,無不重視書法。玄宗李隆基(685-762)初政,勵精圖治,開創開元盛世。他承貞觀遺風,尊賢尚文,完善館閣制度。弘文館聚集了工書善鑒之士,從事校書、抄寫等文獻工作,由此形成了一支館閣書家隊伍。由於他本人擅長隸書、章草,喜肥美之姿,不滿當時風行的以二王為祖的書風,因此提倡用隸書、章草來矯正楷書和草書。李隆基親自寫《紀泰山銘》及《石台孝經》,又頒布《字統》規範隸書的形式和寫法。館閣書家多以書法為朝廷服務,字體以實用為本,美觀整齊為主要目的,在李隆基親自頒布的《字統》法度嚴格規範下,藝術性和個性都不足。此時書家書寫隸書都以李隆基隸書為典範,規矩整齊,講求對稱,用筆豐潤,帶有楷意。這種法度森嚴的隸書還可以作為唐初尚法書風的延續。但是,李隆基把生活中喜歡肥胖美人的審美觀帶進書法,世人應其喜好和要求,於是「開元以來,緣明皇字體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時君所好,經生字亦自此肥」;又有「李北海、顏平原、蘇靈芝輩,並趨時主之好,皆宗肥厚」,圓潤豐腴的隸書在盛唐大行其道。因此,唐初推崇的瘦硬尚法書風經過盛唐肥美尚法隸書過渡階段,逐漸演變。清萬經曾在《分隸偶存》中比較唐隸與漢隸的不同:漢多拙樸,唐則日趨光潤;漢多錯雜,唐則專取整齊;漢多簡便如真書,唐則偏增筆畫為變體。神情氣韻之間,迥不相同耳。
由於唐人追隨玄宗喜好八分,蔡邕作為唐人眼中的八分之祖,其書法地位越來越高,唐人還把很多漢碑書寫權也歸屬蔡邕,蔡邕書法理論及相關筆法傳說相繼問世。當時唐人不但認為《熹平石經》是蔡邕所書,而且認為是八分書的典範。張懷瓘《書斷》列蔡邕八分、飛白為神品,大篆、小篆、隸書為妙品。他評價蔡邕書法說:「工書,篆、隸絕世,尤得八分之精微。體法百變,窮靈盡妙,獨步今古。又創造飛白,妙有絕倫,動合神功,真異能之士也。」他的《六體書論》更將蔡邕的大篆、小篆地位拔高,文云:「大篆者,史籀造也。……史籀是其祖,李斯、蔡邕為其嗣。」又說「小篆者,李斯造也。……李斯是祖,曹喜、蔡邕為嗣。」張懷瓘的《書斷》完成於玄宗開元十五年,他在這一年以善書自舉應制,召為翰林待詔。他將蔡邕八分書列為神品,似乎有意配合唐玄宗恢復古學的旨意。《書斷》述八分書的祖宗是王次仲,而張懷瓘稍後的《六體書論》,直接將蔡邕奉為八分的祖宗了。他說:「八分者,王次仲造也。點畫發動,體骨雄異,作威投戟,騰氣揚波,貴逸尚奇,探靈索妙。可謂蔡邕為祖,張昶、皇象為子,鍾繇、索靖為孫。」張懷瓘以蔡邕代替王次仲作為八分之祖,不應該是筆誤。即使筆誤,也是有意為之。
其實,在唐代很長時期內,蔡邕的書法地位並不高。唐朝初期,唐太宗《王羲之傳論》、孫過庭《書譜》祖襲南朝諸家之說,他們關注的是張芝、鍾繇、王羲之、王獻之。《書譜》說:「夫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鍾、張之絕,晉末稱二王之妙。王羲之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為絕倫,其餘不足觀。』」武則天時期,把李嗣真《書後品》作為歷代書法家的譜錄,自李斯以後書家都見載記。他將歷代書家分成十等,將蔡邕書法列為上中品,若以十等論之,僅列第三等。蔡邕是《熹平石經》碑刻的主持人,《熹平石經》在當時就是作為規範經學和文字的法經而立,盛唐把他作為八分之祖,倒也符合唐代的尚法書風。
尚法之風形成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唐太宗李世民確立了王羲之的書聖地位。綜觀初唐歐陽詢、虞世南、李世民三家書論,其中最重要的是技法理論的廓清和梳理,歐陽詢的結體論、虞世南的用筆論、李世民的中和美學思想,都為唐代尚法之風提供了物質基礎和規範,直接促使了後一階段尚法風氣的成熟。而「中和之美」、「盡善盡美」則是在精神氣質上對書法進行了更高層次的規範。王羲之書法作為這兩種規範的統一體,成了唐代書家頂禮膜拜的典則,位居天下之尊。
總起來說,雖然「尚法」不能概括唐代絢麗多彩書風的全部,但可以反映唐代書風的本質特徵。
方立篆書作品:李白《獨坐敬亭山》34cm×136cm
唐代主要書家
唐代書壇出現了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這樣的楷書大家,出現了張旭、懷素、孫過庭這樣的草書大家,出現了李世民、李邕這樣的行書大家,出現了李陽冰、李潮這樣的篆書大家。就書論而言,有李世民、李煜這樣的帝王書論家;有李白、杜甫、司空圖等詩人書論家;有張懷瓘、張彥遠、李嗣真等專業書論家;更有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孫過庭、張旭、顏真卿、李陽冰這樣的書法兼書論的大家。書法家和書論家隊伍浩浩蕩蕩,令前朝後代望其項背。傳為唐太宗所作的《筆法訣》、《論書》、《指意》和虞世南的《筆髓論》,都繼承王羲之為首的晉人尚韻重意的風氣,強調書法創作中的主觀因素。稍後孫過庭的《書譜序》、李嗣真的《書後品》也分析鍾繇、張芝、二王為代表的魏晉書法思想,重視探討書家思想、感情與書法風格的關係。
初唐四大書家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都是唐太宗時期成名的。唐太宗酷愛王羲之書法,四人在唐太宗影響下,都學習二王書法,歐陽詢、虞世南最先成名,到褚遂良以後真正開啟了唐代楷書新風格。
歐陽詢(557-641),字信本,潭州臨湘(今湖南長沙)人。因其父歐陽紇謀反被殺,自幼由父友尚書令江總收養,歷仕隋唐,貞觀年間為弘文館學士,官至太子率更令,封渤海縣開國男,世稱歐陽率更或者歐陽渤海。書法受養父江總啟蒙,初學梁陳時風,上追二王,後師北齊劉珉,參學索靖草書,綜合南北之風,形成方整險勁風格。他精通各體,楷書和行書成就最高。《舊唐書?歐陽詢》記載:筆力險勁,為一時之絕,人得其尺牘文字,咸為楷范。高麗甚重其書,嘗遣使求之。貞觀初,受到唐太宗重視,奉教與虞世南同於弘文館教示楷法。楷書存世代表作有碑刻《化度寺碑》、《九成宮醴泉銘》,屬於晚年書風成熟作品。
《化度寺碑》為貞觀五年(631)年書刻,時歐陽詢75歲。此碑用筆與王羲之《黃庭經》相近,接近小楷,帶有隸意,書法遒勁溫雅,結字用筆輕快、靈動。至奇古處,乃隸書一變。
《九成宮醴泉銘》比《化度寺碑》晚一年,險勁嚴謹的特徵更鮮明,被歷代書家奉為歐體楷模。造型險勁又具穩定感,點畫位置輕重緩急準確無誤。字形四周線條形成向字內彎曲的弧線,顯得中宮緊湊;字內短線筆畫組成有序瘦長方形,長線向外伸展拉長,形成字外形狀斜度大、對比強烈的菱形。用筆則顯得圓潤渾厚。
虞世南(558-638),字伯施,越州餘姚(今浙江餘姚)人,出身世家大族,幼年喪父,過繼給叔父。隋時任秘書朗,貞觀年間為弘文館學士,官至秘書監,封永興縣子,世稱虞永興、虞秘監。他深受唐太宗器重,常與之談論書法,並且通過他學習王羲之的書法。米芾《書史》云:太宗力學右軍不能至,復學虞行書。虞卒後,唐太宗痛哭不止,宣稱:虞世南於我,猶一體也。虞世南師承智永,得二王法度,其書溫潤含蓄、端莊靜穆,不尚奇巧,更加符合士大夫中和之風氣,被認為是王字正宗。他受唐太宗殊榮,所書《孔子廟堂碑》獲得特賜王羲之黃銀印一顆,名聲大起,遂與成名更早的歐陽詢齊名天下、甚至過之。
《孔子廟堂碑》的許多字體與歐體相似,但字型更偏瘦長,上緊下松,形體、線條多呈現外鼓形,字內空間輕鬆、疏朗,用筆溫潤雅緻,圓轉為主,線條變化簡潔,對比微妙含蓄。
褚遂良(596-658),字登良,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封河南郡公,世稱褚河南。他擅長書法,博通文史。貞觀時,唐太宗嘆虞世南去世後,無人可與論書。魏徵便舉薦褚遂良,稱譽他下筆遒勁,得王羲之體。他少年時師法虞世南,長成後學習王羲之。他把王羲之的行、草筆姿融入楷書,行筆變化多姿、飛動豪逸,書法方整古樸,生拙剛健,帶有隸意。他的傳世作品有《孟法師碑》、《雁塔聖教序》等。他因為反對唐高宗立武則天為皇后,被貶,死後官爵被剝奪,兒子被殺。
薛稷,字嗣通,蒲州汾陽(今山西萬榮縣西南)人。他是魏徵的外孫,書法以學習褚遂良為主,深得其精髓。時人稱,買褚得薛,不失其節。傳世作品有真書《信行禪師碑》。
盛唐真行草各書體名家輩出,李邕的行書,張旭、懷素的草書,顏真卿的真、行書,李陽冰的篆書都是享譽一代的絕唱。
李邕(675-747),字泰和,揚州江都(今江蘇揚州)人,曾官至北海太守,人稱李北海。他生性耿直,敢於直言爭辯,得罪不少人,屢遭人陷害,常被貶官,最終死在北海任上。《宣和書譜》記載李邕書法:初學變右軍行法,頓銼起伏既得其妙,復乃擺脫舊習,筆力一新。從他存世的行書代表作品《李思訓碑》等可以看出,許多結字、用筆都來自《集王聖教序》。李邕將王字縱勢的長方形易為橫勢扁方形;弱化線條的豐富變化,以簡、直為尚,突出橫向拓展的外形;強化王字向右上角仰側的姿態;形成敦厚寬博、古拙樸素的個人風格。董其昌讚譽:右軍如龍,北海如象。李邕改體,為初唐書風遒勁向盛唐雄渾豪放發展起到承先啟後的作用,也影響到宋元明書家。李邕在世時,已經有人專門臨寫他的書法。他提出:似我者死,學我者俗。
唐代草書發展是劃時代的。初唐,賀知章和孫過庭仍然是二王體系的今草書風,至張旭、懷素則發展到縱情恣性的連綿狂草,拓展了草書的表現領域。
賀知章(659-744),字季真,自號四明狂客、秘書外監。越州永興(今浙江蕭山)人,官至秘書監,後棄官為道士。史稱賀秘監。他為人狂放不羈,善談論,喜飲酒,草書是他率真感情的流露。每醉必作。
張旭(約675-759),字伯高,吳郡(今江蘇蘇州)人,官至左率府長史,人稱張長史。他與賀知章是姻親,興趣相投,交往密切,他的草書比賀知章更加縱逸,時人常以賀張並稱。張旭因為嗜酒而行為癲狂,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世呼張顛。
張旭、賀知章同李白等清逸豪邁之人結為酒中八仙。杜甫《飲中八仙歌》曰: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他把張旭稱為草聖。張旭自謂看了公孫大娘舞劍以後,書法大有長進。唐文宗李昂則將張旭草書、李白詩歌、裴昊劍舞詔稱為三絕。張旭書法師從堂舅陸彥遠,上承陸柬之、虞世南,取二王法。他在二王傳統草書基礎上筆勢連綿迴繞、縱勢狂草,開拓出草書新形式。張旭傳世作品有《古詩四帖》、《肚痛帖》。行筆如縱空擲下,有懸崖墜石、急雨旋風之勢。
懷素(737——?),字藏真,永州零陵(今湖南零陵)人。自幼出家,尤好草書,性格豪放,不拘小節,喜歡飲酒養性、草書暢志。酒酣興發,寺壁、衣服、器皿,無不書之,時人稱醉僧。懷素自稱:真出於鍾繇,草出於二張(漢張芝、唐張旭)。他繼承張旭筆法,發展狂草。張旭書肥,用筆上中鋒提拔按頓挫強烈,並間之側鋒闊筆,有骨有肉。懷素減少用筆動作變化幅度,多用中鋒,減少側鋒,書法瘦勁,行與行聯繫趨於簡化、秩序化。他的傳世作品有《論書帖》、《自敘帖》、《小草千字文》等。
盛唐書法最富盛名的應該是顏真卿,被後人稱之為盛唐氣象。他那雄強博大、渾厚豐腴的書法新風,是繼王羲之之後的第二個書法高峰。後人常將顏真卿的書法、杜甫的詩、韓愈的文稱之為唐代文化三絕。
顏真卿(709-785),字清臣,京兆萬年(今陝西臨潼)人,祖籍琅琊臨沂,官至吏部尚書,太子太師,歷仕玄宗、肅宗、代宗、德宗四朝,多受帝王重用,封魯郡開國公,世稱顏魯公。他為人剛正、敢於直言,多次遭人排擠、陷害。雖然身體處逆境,仍然忠君報國。天寶十二年(753)年任平原太守時,安祿山謀反,河朔淪陷,獨平原城固守未失,遂名重朝野,有顏平原美譽。建中四年(783)奉詔宣慰叛將淮寧節度使李希烈歸順,遭軟禁,2年後殉國,享年77歲。德宗聞之,輟朝5日追念,並詔贈「司徒」,謚「文忠」。
顏真卿出身歷代儒學傳家、擅長書法、精通文字訓詁的名門士族,自言「自南朝以來,上祖多以草隸篆籀為當代所稱」。母親殷氏一族也善書,自幼得母親殷氏親授,並受褚遂良影響,後師從張旭,學書之初重實用和法度。文字規範、法度健全是唐朝統一興盛的需要,也是當時政治對書法的要求。顏真卿順應時勢,銳意求法立法,終有成就,以楷法蓋世。他存世作品多,前後風格變化大,可分早中晚3個時期。44歲時寫的《多寶塔碑》是早期代表作品。55歲前後寫的《郭氏家廟碑》等,是中期作品,初步形成個人風格。大曆六年(771年)書刻的《麻姑仙壇記》,時值63歲,是他中晚期過渡作品。該作品雄偉遒勁、體方筆圓,別有一番拙樸意趣。他的晚年作品字型偏長,重心偏上,造型挺拔俊美,代表作品是《顏家廟碑》等。
還值得一提的是,盛唐李陽冰復興了篆書。隋唐統一前後,書法正處於真行草形成發展時期,字體使用混雜,多體共存,日常使用書體以真行草為主。篆書用於莊重場合,往往摻雜傳抄古文的影響,同時筆畫盤繞,習慣以繆篆、鳥篆形式裝飾,變化隨意,很不規範。李陽冰目睹魏晉南北朝以來篆書的失落,感嘆「惜時四方雜亂,執政以為遷,而陽冰之志不克就」。他經過幾十年潛心研究,刊定《說文》,復興篆學,發揮規範籀篆的作用。他對自己的篆書也很自信,認為得到「篆籀之宗旨」,所以「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為不刊之典,號曰大唐石經,使百代之後,無所損益」。實際上,李陽冰之後很少有隨意作篆的現象,自唐延續到清代,書家都以他的篆書為楷模,後人把他與秦朝李斯並稱為二李或者斯冰。從李陽冰對篆書復興,也可以看到唐代尚法書風的重大影響所在。
晚唐書法以柳公權(778-865)最為著名,與顏真卿齊名,有顏筋柳骨之稱。他是今陝西耀縣人,官至工部尚書、太子太師,封河東縣公,歷任穆宗、敬宗、文宗三朝翰林學士,書法極受皇帝青睞,名聲顯赫。當時公卿大臣家廟碑誌,如果不是柳書,就會被認為子孫不孝。他為人耿直,敢於直言。穆宗政僻,嘗問公權筆何盡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也。
柳公權以當時顏體時風為本,遠追鐘王,兼收初唐書家瘦硬、妍媚風氣,書法規範嚴謹、中宮緊密,用筆剛勁瘦挺,為後世學書者提供了完備的規範程式,但也容易導致走向程式、缺少情致,干祿體、台閣體泛濫的危機。米芾在《海岳名言》中批評:「丑怪惡札之祖,自柳世始有俗書」。
公元907年,朱溫廢唐建梁,從此進入五代十國分裂動亂時代。五代經歷50多年,士大夫無意留心翰墨,書法尤其冷落。獨有楊凝式在亂世中承接唐代遺風,開啟宋代尚意書風。
楊凝式(873-954),字景度,華陰(今陝西華陰)人。唐哀帝相楊涉之子,歷仕梁、唐、晉、漢、周五代,官居高位。因漢時任職太子少師,又稱楊少師。他佯狂得以閑居,縱情書法、山水、佛道,遍游寺院道觀,留下許多書跡。由於唐末時期書法法度森嚴,世人翰墨循規蹈矩,五代時沿襲此風,束縛了書法發展。獨有楊凝式放蕩不羈,敢於按己意作書,客觀上有利於突破唐法束縛,得到宋人共鳴,成為宋代尚意書法的先河。流傳下來的行楷《韭花帖》是他的代表作,蕭散淡遠,中宮內斂,輕鬆自然。
方立篆書作品:周邦彥《玉樓春》136cm×34cm
隋唐五代書法理論
唐代書論無愧於唐代書法實踐,參與者眾,論述體例豐,闡釋問題深刻,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據史籍記載,唐代有李世民、李煜等帝王書論家;有李白、杜甫、司空圖等詩人書論家;有張懷瓘、張彥遠、韋續、竇泉、李嗣真等專業書論家;更多的則是象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孫過庭、張旭、顏真卿、李陽冰這樣的書法家兼書論家。唐代著名書論有一百餘種,李世民的《筆法訣》,歐陽詢的《八訣》,虞世南的《筆髓論》孫過庭的《書譜》,顏真卿的《論張長史筆法十二意》,李陽冰的《論篆》,竇泉的《述書賦》,李嗣真的《書後品》,張彥遠的《法書要錄》,韋續的《墨蔽》,影響極其深遠。
隨著隋和初唐書法的不斷成熟,對書法理論探索也不斷深入。由於唐代全面規範了楷書、隸書、篆書的法度,這種尚法風氣首先表現在隋和初唐的書法理論中。初唐對楷書技法理論作出巨大貢獻的,一為歐陽詢,一為虞世南。歐陽詢在《八訣》中談到創作的狀態、構思、執筆等,要求「四面停勻,八邊具備」,在均衡中見精神。《三十六法》則是對《八訣》中結構理論的具體闡釋:「字法所謂偏則正之,正者偏之,又其妙也。《八訣》又謂勿令偏側,亦是也。」傳為歐陽詢所作《傳授訣》、《用筆論》、《八訣》、《三十六法》,對書法理論有許多總結。在《傳授訣》中云:每秉筆必在圓正,氣力縱橫重輕,凝神靜慮。當審字勢,四面停均,八邊具備;短長合度,粗細折中;心眼准程,疏密攲正。最不可忙,忙則失勢;次不可緩,緩則骨痴;又不可瘦,瘦則行枯;復不可肥,肥則質濁。細詳緩臨,自然備體,此是最要妙處。在《三十六法》中列出:排疊、避就、頂戴、穿插等多種楷書結字規律。歐陽詢在《八訣》中提出了「虛拳直腕,指齊掌空」的執筆論,用自己別創一格的歐體楷書實踐了自己的理論。
與歐陽詢結構理論建樹相對應的是虞世南用筆技法的見解,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中和之美」的觀念。中和之美的提出,反映了儒家藝術觀對書法的滲透。如果說,技法理論是物質規範,那麼中和之美則構成精神規範。虞世南最重要的理論著作是《筆髓論》。他在「心、手、管、毫」四者關係中認為,「心為君」,契於妙的方法是「心正氣和」。他在《筆髓論》中,提出了執筆的「指實掌虛」說,「得之於心,應之於手」的得心應手說,「內旋外拓」,「旋毫」「轉鋒」「懸管聚鋒」的用筆說,關鍵是「筆法」。
唐代書論涉及到書法美學的各個層面,但中心議題仍是筆法。其中,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是永字八法。永字八法及技法理論的起源有3種說法:一是元人李溥光《雪庵八法》認為,由崔瑗、鍾繇、王羲之總結提出。二是智永說,宋人《書苑箐華》提出這種觀點。三是張旭說,宋人朱長文《墨池編》持這種觀點。唐朝韓方明在《授筆要說》中這樣記載:八法起於隸字之始,後漢崔子玉曆鍾、王以下,傳授經永禪師而至張旭,始弘八法。永字八法的流傳,都涉及這3種說法。在漢魏至六朝的書論中尚未見到八法討論,到唐初歐陽詢《八訣》、唐太宗《筆法訣》中論及筆法,與八法有相似之處。永字八法以「永」字討論點畫用筆規律,基本包括了楷書各類筆畫,簡單明了。
用筆還需要從楷書學起。張敬玄在《論書》中說:「其初學書,先學真書,此不失節也。若不先學真書,便學縱體,為宗主後,卻學真體則難矣。」這也使後世人漸次養成了從楷人手的學書習慣。中晚唐出現大量談論筆法的著作,對執筆法、用筆法、點畫之勢、結體、章法均有嚴格規範。韓愈創傳的「撥鐙法」主要是指法規定。傳為顏真卿所作《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其中有「印印泥」、「錐畫沙」之語。徐浩將藏鋒視為用筆的唯一方法。中唐人突出師承重要,認為只要遵守筆法原則,再兼之以「白首之功」,必然可致佳境,對「法規」沒有絲毫懷疑。
傳為智果所撰《心成頌》由頌和注兩部分組成,主要以分析楷書機構為基礎,從平衡與變化的組合原則出發,總結構成書法結構美感的若干法則,如回展由肩、長舒左足、峻拔一角、交換垂縮等。
孫過庭的《書譜》墨本,既是草書佳制,又是中國書法理論批評史上極具里程碑意義的著作,歷來被視為「雙璧」。《書譜》主旨在建立一種古典秩序,一種儒家「以和為美」的審美原則統轄下的書法秩序。在這裡,法度雖未成體系,卻已見規模。如果說唐初書論體現了一種審美觀念的更新和對審美新理想的企望,那麼孫過庭已經建立了唐人尚法的審美新風尚。
《書譜》中極力讚賞書法「志氣和平,不激不厲」的「中和」之美,這與「陽剛」、「壯美」不同,強調書法美的本質是「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書法客觀美與主觀美是統一的,主觀美往往附著於客觀美,書法美的種種觀照,就如懸針垂露、奔雷墜石、鴻飛獸駭、鸞舞蛇驚、絕岸頹峰、崩雲、蟬翼、泉注、山安等。他認為,運用最廣的書體,是真書、草書。「真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情性,草以點畫為情性,使轉為形質」,形質與情性辯證地統一在真、草書體中,這是極為精闢的見解。
《書譜序》辯識及兼通各種書體,認為不同書體有不同特點和功用,相互之間有內在聯繫:「草不兼真,殆於專謹;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情性;草以點畫為情性,使轉為形質」。真草相通,應該融會各體。《書譜序》還指出了創作主體與書法風格的關係。從許多書家同學一人而演變出多種風格的現象分析,孫過庭認為,創作主體是探求書法風格的本原,個人的思想感情、心態愛好、年齡大小等方面因素對書法作品有明顯影響。他還指出,王羲之書寫作品展現出不同風格,是因為書寫內容不同而帶有不同感情。
《書譜序》提出學習書法的三步驟和書法創作中的五合、五乖。學書或謂書法成熟的三個階段:第一,初學分布,但求平正;第二,既知平正,務追險絕;第三,既能險絕,復歸平正。「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後乃通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就是說,學書要經過不平到平又到不平的具體追求,才能夠逐步達到人書俱老的藝術境界。書法創作是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的配合,以求達到心手合一,這是藝術創作的一般規律。《書譜序》還提出「古不乖時、今不同弊;違而不犯、和而不同」等著名藝術觀點,至今還能夠給人們許多啟示。
孫過庭為何寫《書譜》?他說:「自漢、魏以來,論書者多矣,妍蚩雜糅,條目糾紛。或重述舊章,了不殊於既往;或苟興新說,竟無益於將來。徒使繁者彌繁,闕者仍闕。今撰為六篇,分成兩卷,第其工用,名曰《書譜》。庶使一家後進,奉以規模;四海知音,或存觀省。緘秘之旨,余無取焉。」他企望從自古以來雜糅的書論中理出頭緒,不重述舊章,不苟興新說,去繁補闕,論述書法美學的基本原理。這是一件難事,又是一件大事。可惜的是,現在能見到的只有《書譜》序言部分,「撰為六篇,分成兩卷」的本論部分早已散佚。
李嗣真的《書後品》。李嗣真(?-696)字承胄,滑州匡城(今河南長垣)人。永昌中拜御史中丞、知大夫事。他博學通音律,善陰陽推算之術,以善畫佛道鬼神名世。因為南朝庾肩吾已著有《書品》,故其《書品》又稱《書後品》,為永昌(689)年任上所作。《書後品》仿照庾肩吾《書品》體例,取82位書家,分為十等,在庾肩吾的三等九品的上上品之上,首次增加並確立逸品,對各品都加以評論。逸品屬於偶合神交、自然冥契的境界,創作主體的思想感情完全自然流露,精神與技巧高度統一,合乎藝術創作規律。能夠評為逸品的,僅張芝、鍾繇、王羲之、王獻之4人,認為他們的作品「揚庭效伎、策勛底績、神合契匠、冥運天矩,皆可稱曠代絕作也」。
張懷瓘,廣陵(今江蘇泰州)人,是盛唐時期的著名書論家,為多產書論家,書跡於今不傳,卻留下體系龐大的理論著作。有《評書藥石論》、《書斷》、《書估》、《書議》、《玉堂禁經》、《書評》、《論執筆法》、《論用筆十法》、《文字論》、《二王等書錄》等10餘種。傳世的有《書斷》三卷、《書議》一卷、《書估》一卷、《文字論》一卷、《六體書論》一卷、《論用筆十法》一卷、《玉堂禁經》一卷、《評書藥石論》一卷、《二王等書錄》一卷。張懷瓘書論著述甚多,涉及書法藝術各個方面,自傲書道無所不通,擅長真行草篆,自言「真行可比虞、褚,草欲獨步數百年」。張懷瓘講述了書法發展觀,強調創作中要對主體精神的高度張揚,提出了神采美的書法美理想。他還總結了六朝以來關於執筆法、用筆法、點畫之勢、結構之勢的各種觀點,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整套有利於書法學習的技法理論。他進一步闡述「永字八法」和楷書用筆規律,奠定了楷書點畫之勢的範式,使這一方法在盛唐以後流行起來。
張懷瓘用3年時間撰寫的《書斷》分3卷,上卷為書體論,列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隸書(楷)、章草、行書、飛白、草書等十體,各介紹其源流,後繼之以贊。《書斷》中下卷分神、妙、能3品,錄「爰自黃帝、史籀、倉頡,迄於皇朝黃門侍郎盧藏用,凡三千二百餘年間」書家86位,後各列小傳,形成一個有書體演變和歷代書家及作品批評的完整體系,是書法理論史第一部比較系統的專著,與孫過庭的《書譜》同被譽為唐代書論雙壁。
盛唐書法評論家還有竇泉、竇蒙兄弟等人。晚唐書論家有張彥遠等人。
孔子以《論語》議事、議政、議文,開創了對話文體。唐代出現了以語議書的特殊書論,議書者恰好是張旭與顏真卿兩人,所以影響極其深遠。張旭系草聖,顏真卿為楷師,兩人同處盛唐時代,過從甚密。世傳顏曾兩次棄官,拜張旭為師學書,欲求筆法,而自古名家都秘而不傳筆法。顏真卿第一次拜張旭,張要顏多臨多寫。張用功夫臨寫,書法大有長進,但仍不滿足,再辭官到東洛拜訪大師張旭。時值張旭住在裴儆家,裴儆也多次請教張旭筆法,每次對這個問題都是「大笑而已」,「唯言倍加功學臨寫」。在顏與裴再三請求下,張旭當堂盤坐於床,與顏真卿就筆法問題進行了一段問答式對話。顏心領神會,將這段對話整理成《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希望如同孔子《論語》一樣,作為張門弟子學書的「語錄」。
張旭認為「筆法玄微」,不容易說清楚,按「真草之體」,可從12個方面談意旨,即:平謂橫、直謂縱、均謂間、密謂際、鋒謂末、力謂骨體、輕謂曲折、決謂牽掣、補謂不足、損謂有餘、巧謂布置、稱謂大小。最後,張旭點明了書法的辯證法,即「工若精勤,悉自當為妙筆」。書道關鍵是工夫「勤」,奧妙表現在執筆、識法、布置、紙筆、變法等5個方面。他說:「妙在執筆,令其圓暢,勿使拘攣。其次識法,謂口傳手授之訣,勿使無度,所謂筆法在也。其次在於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變法適懷,縱舍掣奪,咸有規矩。五者備矣,然後能齊於古人。」
張旭還對顏真卿、裴儆指出:「用筆如錐畫沙,使其藏鋒,畫乃沉著。當其用筆,常欲使其透過紙背,此功成之極矣。」「錐畫沙」,「力透紙背」成了書法藝術的至理名言。兩位藝術大師,通過一問一答,將自己的積澱和經驗和盤托出,形成一篇意深旨宏的書法論文。
用敘事方法敘評書跡優劣及鑒藏價值,這是唐代又一種書論形式。褚遂良《榻本樂毅論記》、徐浩《古迹記》、何延之《蘭亭記》、司空圖《書屏記》、武平一《徐氏法書記》等,都屬這一類。《榻本樂毅論記》記載,貞觀十三年(639年)太宗以馮承素所拓王羲之《樂毅論》真跡,分贈長孫無忌、房玄齡、高士廉、侯君集、魏徵、楊師道等六位大臣之事,評拓本「筆勢精妙,備盡楷則。」褚為行家,其評自然中肯。唐代楷書尚法,其源蓋出於《樂毅論》,這就是書法的淵源關係。《古迹記》為表進之文,記敘太宗、武后及玄宗各朝內府收藏二王法書之盛衰、聚散情況,太宗時收,武后時散,玄宗時再聚再散,徐浩據此史實深嘆二王書跡之散失,反覆指明二王書跡的藝術價值。唐中宗時太平公主取出內府二王書跡五帳五十卷私藏,「愛《樂毅論》,以織成袋盛,置作箱裹,及籍沒後,有咸陽老嫗竊舉袖中,縣吏尋覺,遽而奔趁,嫗乃警懼,投之灶下,香聞數里」,徐錄此書壇軼事,以贊《樂毅論》之絕。《徐氏法書記》,寫作者應徐浩之請,記二王書帖在內府集散情況,與《古迹記》成為姊妹篇。《蘭亭記》詳細記述了天下第一行書《蘭亭序》的出現、傳流種種情況,特別是把唐太宗計賺《蘭亭》及殉葬始末作了繪聲繪色描繪,這是對藝術珍品的追憶、惋惜以及嚮往和崇拜,給後代留下書法藝術史上的大問號,理性色彩同樣十分濃厚。
值得指出的是,有學者認為,在唐代以前,由於古人都是席地而坐,書寫姿勢大都是站立的,紙張比較宋代以後的要硬和重,直接拿在手上懸空書寫,並沒有書桌的依託。只是到了晚唐以後,才從西域流傳和引進了高度適宜書寫的書桌,到了宋代書桌使用才開始普遍流行起來。宋代活字印刷的發明,促使造紙術進一步發展,紙張也得到革命性改造和進步,變得輕薄和柔軟起來。如果用於書法,需要有書桌的依託。因此可以大體判斷,唐代以前古人談筆法,都是懸空書寫的筆法,關鍵是掌握書寫過程中毛筆的轉動和運用。這樣的觀點,可以從古代書畫作品和出土文物中塑造的書寫人物形象中得到認證。
從歷史角度看,唐人尚法是晉人尚韻和宋人尚意的一個重要中間環節。唐代把晉人瀟洒韻味納入法度之中,使書法規範而自由、重法度仍生動。另外,唐人尚法書風形成與五體書定型是水乳交融的,由於這一時期書法法度的確立和書法體系的完備,書法從此進入藝術自覺發展的歷程。儘管中晚唐由於對「法」的誇大與程式化,使書法由藝術化變得庸俗化,但並不因此而影響法度確立的進步意義。唐人尚法書風的形成,不僅提高了書法社會地位,而且使書法成為傳統文化標誌,成為一種文化認識方式而作用於其他藝術,還為後人提供了長久學習、遵循和仿效的範本。
(文章來源於《神州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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