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劇變後索爾仁尼琴的「懺悔」

二

回顧作家所走過的坎坷道路，深刻解析作家的心路歷程，進一步挖掘作家思想根源，不難洞察其文學創作、思想發展的軌跡:由篤信東正教到不接受十月革命、社會主義制度，長達10年的監獄、勞改營和流放生活而導致政治觀、哲學觀的徹底改變；為不公平的命運喊冤，再到痛視、痛恨、詛咒社會，直到它滅亡，他一步步地走進懺悔的深淵。在這個過程中，文學這個強有力的武器被他運用得可謂淋漓盡致，否則美國怎麼會把「榮譽公民」的稱號送給他呢？由於其作品獨特的內容，在特殊的政治氛圍下被人為地誇大化，在最高領導人那裡變成了政治鬥爭的工具和籌碼；後因政治突變文學進而變成自己與悲慘的命運、社會的不公正待遇進行抗爭和報復的手段和工具，他瘋狂寫作，瘋狂揭露當時的黑暗面，其目標不只是批判斯大林，而且矛頭直指列寧，否定十月革命，反對為鞏固蘇維埃政權被迫採取的鎮壓措施，宣揚反對一切革命的思想。作品在東西方都產生了強烈的反響，被國外敵對勢力用來作為反蘇反共的宣傳品，產生了極其惡劣的政治影響，為西方制定反俄計劃提供了非常可靠的依據，為製造大廈的倒塌提供了間接幫助，他的文學創作從某種程度上講充當了搗毀蘇聯大廈的「幫凶」。創作直接和間接地導致了他個人的悲劇及整個民族的悲劇。根據俄羅斯批評家達維多夫分析，這是索爾仁尼琴在勞改營里養成的一種為求得生存和進行報復而不顧一切、蠻不講理的心理，已故批評家拉克申曾稱他的行為是「勞改營里的狼的行為」；詩人葉夫圖申科把《古拉格群島》稱為「反共宣言書」。如果從作品所產生的國際影響角度來說，這些說法都是不無道理的。因此，作品便喪失了藝術作品的品格，這種看法為俄羅斯文學界相當多的人所認同。如詩人葉夫圖申科在考察了索爾仁尼琴的創作道路後指出，這位作家的出現，從一開始就主要是政治事件，而不是文學事件，他的「藝術潛力」曾在早期的一些作品中「閃現」過，如《瑪特廖娜的家》等作品敘事比較生動，塑造了比較豐滿的人物形象，藝術性較強，但是後來「在走出文學的圈子後就沒有能再回到文學中來」。

特定的時期、複雜矛盾的命運使作家完全把寫作作為政治鬥爭的手段，作家用文學創作鋪就了自己坎坷的人生道路。2005年10月北京外國語大學俄語學院張建華採訪《旗》雜誌第一副主編娜塔麗亞-鮑利索夫娜-伊凡諾娃，她說:「……索爾仁尼琴自己就是一個神話。他給所有的人出點子——作家、農民、政府、杜馬，還有俄羅斯大地。於是他便失去了他們。他其實應該在奧林匹斯山上呆著，別什麼都干預；這是他應有的角色。可他卻干預，於是毀了自己的一切，連同他的名譽。」她的這番話道出了索爾仁尼琴的性格和他最後的悲劇命運。流亡文人不可避免地屬於那個時代的反對者；他們很難將過去的文化遺產與他們憎惡的社會現實截然分開；在冷戰時代的那個特定時期，索爾仁尼琴和他的作品從頭至尾實際上都是在被利用。其實，文學本不應該承載那麼多的責任、職責和功能。而強烈的民族心又使他一步步地走向懺悔的深淵。這是虔誠教徒宗教思想的回歸，也是他心靈的最後歸宿。

蘇聯解體這一根本事件，正是索爾仁尼琴關於俄國命運的思想的核心。他在持不同政見者當中反共最為堅決，曾被稱為「蘇維埃政權的頭號敵人」。過去他連篇累牘地寫書和發表文章攻擊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在為搞垮蘇聯製造輿論方面出的力氣最大，所以，他懺悔的心也最強烈。1989年蘇聯這座大廈倒塌了，歷史就這樣讓強大的蘇聯與另一個超級大國擦肩而過，當「預言家」的「預言」、「先知」實現了的時候，久在異國他鄉的作家面對四分五裂的祖國，他的心或許也無法平靜，儘管曾因極權統治遭受迫害一度非常地痛視它，詛咒它，但當看到受苦受難的無辜老百姓，他的「俄羅斯民族良心」發現了！回國前就開始著手寫「政論三部曲」。縱覽這「三部曲」，不難揣摩出索爾仁尼琴關於俄國命運、民族意識的思考和對俄羅斯民族性格深刻的剖析，同時，作者認為西方蓄謀已久的反俄計劃及其成功實施，也是俄羅斯步入當前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一方面，索爾仁尼琴想藉助文學作品來提出一些有效措施而拯救整個俄羅斯的命運，追回因反動的政治宣傳所造成的損失。另一方面，也是他替自己尋找各種借口為自己辯解，雖然他沒有公開對自己的行為道歉，實際上他內心的懺悔比他公開道歉還深刻、還殘酷。他的「三部曲」完全能夠解讀他那顆懺悔的心。

對於俄羅斯這個富有貴族情結的民族，作家的寶貴之處就在於首先他是當今唯一活著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幾乎一個世紀的腥風血雨他親眼所見，親耳所聽，親身所受，他是這個民族最可寶貴的財富。回顧作家的心路歷程他恨也應該，詛咒也應該，但懺悔更應該。著名作家邦達列夫說他應該到一個舊時的修道院里去，在石板上跪下來進行懺悔，乞求上帝寬恕他的罪過。

1994年，索爾仁尼琴以一個流亡者的身份，懷著複雜而又矛盾的心情，拖著76歲老人疲憊的身軀，在遠東登岸，坐火車向西橫穿全俄，回到他闊別整整20年的俄羅斯故土。他要落葉歸根，是的，他該回來了！看到物是人非、滿目瘡痍、人民極度貧困的祖國悲劇般現狀，令他的政治雄心折損大半，他逐漸沉於隱居狀態，孤居在遠離塵囂的莫斯科郊外聖三一雷科沃村自己蓋的住所里。他依舊孤獨，除了陪伴他的妻子，他沒有親人，沒有朋友，他還能做些什麼呢？他輾轉反側，他在更深刻地懺悔。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對蘇維埃時代的看法，他開始對目前的現實採取批判的態度。在1996年發表的小說《在轉折關頭》里肯定斯大林是偉大人物，讚揚斯大林發動的「偉大的向未來的奔跑」。這些都說明他的內心在懺悔，在他心中對曾經一度強大的祖國充滿著無盡的惋惜。這是一位歷史人物，是東西方「冷戰」的時代背景造就的特殊時期的產物，文學賦予他的使命、舊俄時代打下的深深烙印都決定他必然生活在無盡的懺悔之中。

他之所以懺悔，就是因為他還有對民族文化難以割捨的依戀和強烈的民族自尊心。雖然西方社會對他個人有「恩」，但他始終是一個西方現代文化和西方意識形態的堅定反對者。2005年6月媒體採訪時，他公開指責俄羅斯政治現狀，同時，強烈批評了美國社會虛偽的民主，打著民主旗號，推行強權的做法。在《傾塌的俄羅斯》一書中，索爾仁尼琴闡釋了民族精神和文化對於國家與民族的意義:「人民的精神生活比疆土的廣闊更重要，甚至比經濟繁榮的程度更重要。民族的偉大在於其內部發展的高度，而不在於其外在發展的高度。」 他認為，如今能給俄羅斯人以力量、保證俄羅斯民族永遠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也許只有俄羅斯的文化。正因為在《傾塌的俄羅斯》一書所折射的這些品質，他才被人們視為「民族的良心」和「文化的主教」。

索爾仁尼琴是一個永恆的持不同政見者，面對媒體，他再次選擇了與當局對立的生活方式，他無所顧忌，不以為然，還繼續保持著政治批評本色，出面設計國家的「人民自治管理」體制，逐漸與新的當權者拉開距離，毫不留情地拒絕了葉利欽在他生日時授予他的俄羅斯國家最高獎聖安德列獎。他對民族命運的擔憂、對人民力量的信賴，就能讓人們覺出他的滿腔赤誠，一顆真誠懺悔的心，並因此而感動。索爾仁尼琴所體現出來的生活態度同世界觀，遠遠超出了本書的價值和影響。近90歲高齡的他已不能再寫那些批判社會現實的長篇巨著了，而是通過媒體直接抨擊當政者。或許他認為直接提建議要比他寫文學作品影射一些社會政治現象更直接，所以，2006年媒體再次採訪他時，他一再提出強國富民的方略。

三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索爾仁尼琴在現代蘇俄文學史中佔有著特殊的地位，其古典傳統的創作風格與眾不同。在打得頭破血流、四分五裂的俄羅斯知識界、文化界，甚至沒有他的一席之地，由於所處的時代背景、個人所遭受的不同尋常的經歷、政治立場及思想價值觀念的不同，因此，索爾仁尼琴很難被納入任何一派，他的存在本身就已使俄羅斯文學力量的分野模糊化、複雜化了，同時他的存在也賦予了俄羅斯文學歷史一定的特殊性。索爾仁尼琴將俄國的聖愚和新時代憤怒的知識分子的形象結合在一起，塑造了自己獨特的形象，中心思想仍然是苦難情結，這也是俄羅斯文學和俄羅斯文化永恆的主題。他在懺悔，在為俄羅斯民族的偉大復興祈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