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劇變和解體深層次主要原因的系統分析
20世紀最重大的歷史事件之一，是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發生劇變。在過去的20年里，中外各界對蘇聯劇變和解體的原因進行了大量的探討，提供了豐富的研究成果。但是，在眾多原因何者為主要原因的問題上，即使在馬克思主義知識界也沒有達成共識。今年正值蘇聯劇變和解體20周年，蘇共走下執政舞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後果業已展示其全貌，很有必要重新審視和客觀剖析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這不僅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而且對於各國馬克思主義者從事現實社會主義運動來說，也是極其重要的，特別是對加強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建設和鞏固其執政地位尤為重要。
一、蘇聯劇變和解體的三大主要原因
關於蘇聯劇變和解體的原因，在大量的外文資料和研究成果中，我們主要篩選了四類：一是原蘇共領導人的反省；二是獨聯體國家共產黨和左翼力量的剖析；三是獨聯體國家學者的分析；四是西方國家和中國學者的研究。筆者認為，蘇聯劇變、解體和蘇共喪失執政地位，既有思想原因，又有組織原因，致命的政治性根本原因是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領導集團背叛了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
（一）思想原因：過度否定斯大林和西方和平演變戰略引發了長期思想混亂，而僵化的思想理論和傳統宣傳教育體制和機制又難以及時有效地予以消除
首先，赫魯曉夫過度否定斯大林所引發的思想混亂。「蘇共二十大給蘇維埃帶來不能恢復元氣的打擊。這是破壞蘇聯國家合法性的第一步。」[1] 「先前蘇聯官方千方百計使斯大林的思想和政策具有魅力，而蘇共二十大以後，又儘可能地譴責、揭發斯大林。轉變太大，引起人們思想的混亂。蘇共二十大實際上引起社會思想的分裂，分成兩個陣營：斯大林主義者和反斯大林主義者。」[2]其中懷疑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群體，逐漸成為以後幾十年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和幹部的骨幹，迎合和支持了戈爾巴喬夫改革的「民主化」和「公開性」原則。戈爾巴喬夫也承認赫魯曉夫過度否定斯大林對他本人思想信仰的震撼。2006年蘇共二十大召開50周年之際，戈爾巴喬夫接受《俄羅斯報》記者採訪時說，蘇共二十大決議的確對我產生很大震動，要知道當時我還是青年人。1955年剛剛大學畢業的我來到了塔夫羅波爾市，在塔夫羅波爾邊疆區檢察院實習7天以後，上級讓我領導共青團塔夫羅波爾邊疆區委員會的宣傳部工作。1956年2月便召開了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我曾經是堅定的共產黨員，可以說是祖傳的。我在10年級就入了黨，當時甚至寫過作文高度讚美斯大林。1956年下發赫魯曉夫報告的紅皮書下達在黨員中傳達其精神的指令以後，我們需要到每一個區委會解釋，說明那些遠遠超出我們理解範圍的驚魂動魄的事實。[3]有俄羅斯人總結道：「赫魯曉夫破壞了國家精神的支柱，勃列日涅夫沒有對其進行修復，僅僅是用紅色顏料封上裂痕，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在裂痕上挖出窟窿，使大廈最終坍塌。」 [4]
其次，西方和平演變所引發的思想混亂。冷戰時期，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針對蘇聯展開了全方位的心理戰。截止1975年，美國中央情報局以各種方式參與出版關於蘇聯的書籍1500多種。有不少詆毀斯大林的書籍，美國人很高興赫魯曉夫開了否定斯大林的先例。利用書刊宣傳反蘇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國國內也積極進行過。在美國的宣傳下，有人把蘇聯稱為「邪惡帝國」，視它為一個龐大的集中營，在那裡人們因為一點小小的問題或說了一句不該說的話，就會被趕到古拉格群島上生活。[5]電影成為美國人更鮮活的宣傳手段，催生出一個超高科技的、超級智能化的美國，同時潛在地形成了「落後的、原始的」俄羅斯形象。宣布保護人權是自己外交政策核心要素的美國卡特政府執政以後，「同共產主義鬥爭」的戰略包括了支持蘇聯和東歐國家為人權而展開鬥爭的思想。美國曾在蘇聯周圍建立了60多個電台，用蘇聯各民族語言全天候對蘇廣播，歪曲和醜化蘇聯黨和國家的歷史，歪曲和醜化斯大林，美化西方「人權、自由、民主」價值觀。蘇聯那些多年來在西方「聲音」教育下成長起來的親西方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認為，美國和西方國家的「道德和政治」高於蘇聯。蘇聯領導人所有的外交活動，都被解釋成「極權主義的」蘇聯同「自由的」西方的對抗。國家利益、國家的完整性、民族尊嚴、愛國責任等概念在自由主義者那裡，都被當成是共產主義和大國主義思想的本質屬性。[6]有誤宣傳的積澱發揮了作用。到80年代中期，尤其在年輕人中間，從前的自由、善良、平等、真誠、互助的思想被扭曲和嘲笑，代之以色情、暴力、貶低自己和崇拜西方的文化。那些沒有失去自我監督，依然忠誠於道德和誠信，忠誠於社會主義理想的人或者被邊緣化，或者被公開嘲笑，進而被稱為「改革的敵人」、「極權主義殘餘」等等。[7]仰慕西方逐步轉化為一種潮流，衝擊和干擾著蘇聯人的獨立思考，俄羅斯和蘇聯文化被認為是「不值一提的」、「落後的」。蘇聯歷史被稱為「極權主義的歷史」。因此，
簡言之，在蘇聯黨內外的思想理論較為僵化、宣傳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顯然缺乏民主性和有效性的情況下，赫魯曉夫過度否定斯大林和西方和平演變戰略引發了長期思想混亂，從而成為蘇聯劇變和解體的重要思想理論基礎或先導性思想原因。
（二）組織原因：蘇共逐步提拔和重用了大批非馬克思主義幹部，而存在嚴重弊端的組織體制和機制又難以及時有效地予以消除
第一，蘇共領導集團成員選拔任用的非民主性和非公正性。列寧曾經指出，現在國家的主人是工人和農民，國家應該廣泛、有序、系統、透明地選拔最優秀的、特殊的人才作為國家或地方的管理者、組織者和經濟建設的參與者、領導者。斯大林選拔各級管理者的原則里缺乏公開化。保密性成為官階等級名錄製的鮮明特徵和重要原則，特別是1932年以後任命官員名單一直處於嚴格保密。官階等級名錄使這一壟斷特權階層逐步強化了自身的地位並使其合法化，它把自己同社會和人民隔離開來，在很大程度上背離了黨內民主原則，遮蓋了普通共產黨員和社會監督的視線。[10]官階等級名錄製培養出來的這類機關幹部，視黨的代表大會、蘇維埃代表大會、工會代表大會等僅僅為大型活動，會議上的各種討論和爭論均被認為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有害的，阻礙了黨的事業。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是得到領導指令和對上級個人的忠誠。許多幹部為了追求領導地位而不擇手段、不惜代價。
第二，非馬克思主義幹部逐漸進入蘇共領導崗位。一些俄羅斯學者將蘇共執政時期的社會精英劃分為四代。第一代被稱為「列寧的近衛軍」，對於他們而言，世界革命思想是優先的、重要的。第二代是斯大林主義者，是斯大林社會主義意願的守紀律的執行者。第三代是黨內官僚的傑出代表，赫魯曉夫特別是勃列日涅夫成為他們的領袖。第四代即最後一代蘇聯「社會精英」，完全是成份駁雜的一代。[11]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後，新推薦的領導人中大多數是從30年代中走過來的「機械行事的」一代，即命令的執行者，已經不習慣於承擔責任和作出獨立的決定。「環境扭曲了蘇共幹部的行為準則，兩面派、言行不一、陰謀詭計似乎成為了生存條件。被推薦到黨和國家最高領導職位並不是由於自己的革命功勛或具備領袖才幹，而首先是遵守著幹部階梯的爬行規則，精力充沛地爬到政權的頂峰。」[12]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是蘇共官階等級名錄任命官員相對穩定的發展時期，但有輿論將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稱為「領導互相包庇」的時期和「特權腐敗猖獗」時期。
俄羅斯社會主義學者協會主席B.C.舍韋盧哈總結性地強調，蘇共中央在幹部工作中的錯誤削弱了黨，最終導致蘇聯毀滅。讓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爬上最高領導崗位，是蘇共中央幹部政策最大的錯誤。[13]正如曼德爾所指出的那樣，背叛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蘇共領導集團，「竊取權力的過程是以幹部的逆向選擇機製為媒介的。」[14]
簡言之，戈爾巴喬夫當上黨的第一把手以後，大肆利用蘇聯上述非民主化和非正常化的傳統高度集權的組織體制的弊端，在短短几年之內便以幹部年輕化和改革為名，大規模撤換了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原有黨政軍主要領導，突擊提拔和重用了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或立場模糊的幹部，從而為政治上的「改向」奠定了組織和幹部這一重要基礎。
（三）政治原因：蘇共領導集團背叛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而高度集權和缺乏約束的傳統政治體制和機制又難以及時有效地予以消除
一是主動背棄蘇聯社會主義。
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的文獻中也有與上述相似的描述：「80年代下半葉，蘇聯社會中的列寧主義者渴望解決已經成熟表現的社會問題，抑制社會中積聚起來的負面傾向，使其邁入新的境地。但這樣的願望被社會主義的叛徒以欺騙的手段加以利用了。另一些人假惺惺地喊著『更多民主，更多社會主義!』的口號，但實際上卻干著消滅它們的勾當……。削弱國家的作用，人為製造物資『短缺』，引發了民眾的抗議，大眾傳媒工具被有意地交給了持資產階級觀點的代表手中。他們使用心理戰的方法，向群眾灌輸大量惡意中傷蘇聯及其歷史的信息，對反蘇維埃政權和聯盟國家統一的勢力聽之任之」 。[16]
白俄羅斯共產黨綱領則更是直言指出：「落入誹謗和挑撥者手中的大眾傳媒工具，對社會主義和蘇聯歷史大肆污衊，為反對蘇維埃政權及聯盟國家的力量開闢道路，於是1991年8～12月實現了反革命的國家政變」。[17]
二是有意背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不少研究者認為，民主德國的命運及整個德國問題被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聯領導人，以最不利於社會主義的方式解決的，從中可窺見戈爾巴喬夫詆毀社會主義的決心。而美國總統布希早已察覺到戈爾巴喬夫的意圖，在1988年底就對美國駐蘇聯大使沃爾特強調，決定性的時刻到來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地圖上要包括民主共和國。美國如願以償，統一後的德國立刻加入了北約。美國記者沃爾什就此寫道：「1990年6月，戈爾巴喬夫訪問美國。在布希總統辦公室，兩位總統的顧問和外國使館首腦出席的情況下，戈爾巴喬夫似乎很隨便地聲明，如果德國人民願意的話，他同意承認統一後的德國成為北約成員國。參加會議的人們都被驚呆了」，「布希甚至請戈爾巴喬夫重複一遍他所說過的話。」[20]最令俄羅斯人不能容忍的是，戈爾巴喬夫用簡單的點頭不僅表示了同意，而且在事實上明確廢止了作為蘇聯衛國戰爭勝利體現的《波茨坦協定》規定的結果。
就戈爾巴喬夫對民主德國的命運問題的處理，前蘇聯克格勃主席、蘇共中央政治局成員、蘇聯國家緊急委員會成員克留奇科夫證實：1989年末戈爾巴喬夫同美國新任總統布希在在馬爾他島會晤，在那裡戈爾巴喬夫「抵押」了民主德國，對喬治?布希表現得十分殷勤，並且做出了一個令人驚訝的聲明，即蘇聯準備不把美國看作是自己的主要對手。也就是說，他在美國面前放棄了自己的軍事和政治立場，卻沒有得到任何回報。1990年春天在高加索地區會見德國總理科爾時，戈爾巴喬夫宣布莫斯科不反對德國統一。對於科爾來說，類似的聲明是他完全沒有預料到的，以至於他請翻譯再重複一次戈爾巴喬夫所說的話。當翻譯再說了一遍之後，科爾甚至一度茫然，但很快他就對戈爾巴喬夫表示感謝，並把這個始料未及的消息帶回了波恩。[21]
簡言之，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領導集團利用高度集權和缺乏約束的傳統政治體制機制，主動背叛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以及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是蘇聯（包括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劇變和解體致命性的政治根源和直接原因。順便指出，以為這樣客觀揭示和總結是偏離歷史唯物主義的指責並不成立，因為具有辯證性的歷史唯物論強調人民群眾屬於決定和推動歷史的最終力量和根本作用，絕不會否定關鍵人物、領袖及其領導集團在某一具體歷史事件和時點上的決定性作用或力量。
綜上所述，基於高度集權和僵化的傳統社會主義體制和模式，在蘇聯劇變和解體的三大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中，長期的思想理論混亂是基礎性原因，長期的組織政策失誤是關鍵性原因，而實行「改革新思維」的政治上背叛是直接的致命性原因和首要原因。三大主要原因涉及思想與政治、理論與實踐、領袖與群眾、個人與集團、制度與政策、統一與解體、改革與「改向」、長期與短期、內因與外因、政治與經濟等關係及其正負效應，其綜合作用的必然結果是蘇聯劇變和解體。而其他原因即使客觀存在，也是排在三大原因之後或是局部的原因。[22]正如江澤民同志所指出的：「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最重要的教訓是：放棄了社會主義道路，放棄了無產階級專政，放棄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放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結果使得已經相當嚴重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民族矛盾進一步激化，最終釀成了制度劇變、國家解體的歷史悲劇。」[23]
二、評析關於蘇聯劇變和解體的其他五種「主要原因論」
蘇聯劇變和解體以後的20年來，國內外對蘇聯劇變和解體的原因進行了大量的研究，積累了豐富的研究成果。然而，始終存在某些片面的或有誤的所謂主要原因論或根源論，下面對此進行概括和簡評。
（一）傳統模式必然論
第一個問題：傳統的斯大林模式必然導致蘇聯劇變和解體嗎？早在蘇聯解體十年之際，國內就有學者撰文寫道：「我早在1989年8月,當波蘭等六個東歐國家發生劇變後就提出,這些國家劇變的根本原因是體制問題，就是說，斯大林模式弊病太多，歷次改革又遭失敗，從而到後來，這種體制走入死胡同，失去了動力機制。後來，我一直從體制這個角度研究蘇聯劇變原因。」[24]此學者在《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一書又重申「蘇聯劇變的根本性原因是體制問題，就是說蘇聯傳統的體制弊病太多，已走入了死胡同，失去了動力機制」。[25]《蘇聯劇變新探》一書也明確寫道：「本書新觀點在於：具有70年歷史的斯大林模式是導致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26]俄羅斯著名經濟學家、莫斯科大學А.В.布茲加
在我們看來，斯大林模式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模式，其基本特徵和內涵表現為：思想文化上是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政治上是共產黨執政和人民代表大會制，經濟上是公有化、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體制。這一根本制度模式比一切資本主義根本制度模式要先進和優越，因而取得了經濟、政治、文化和軍事上的重大成就，改變了資本主義剝削和壓迫制度一統世界的格局。不過，它排斥思想文化領域的多樣化、政治領域的民主化和經濟領域的市場化，因而存在嚴重弊端，出現重大失誤。儘管這些弊端和錯誤比歷史上和現實中的資本主義模式要小，但仍然必須認真反思、深刻批判和全面改革。
關鍵在於，斯大林模式或改良的傳統社會主義模式是否必然導致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眾所周知，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以斯大林模式為基礎的傳統社會主義逐漸演化為三種道路：一是以中國和越南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全面改革開放的道路，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民主政治體制；二是以古巴、寮國和朝鮮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適當改良的道路，逐漸增加市場機制和民主機制；三是以蘇聯和大多數東歐國家為代表的全面資本主義改向的道路，實行經濟政治文化上的資本主義基本制度。倘若說斯大林模式必然崩潰或失敗，那就等於說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傳統社會主義國家都必然崩潰和失敗。顯然，這種貌似有理的「傳統模式必然論」既經不起邏輯分析，更經不起當今現實的驗證。要區別斯大林模式演變的必然性與或然性。或然性是或許可能，是有可能而不一定，斯大林模式要經過前述三大主要原因的形成這一中間環節，才肯定（或另一種含義的「必然」）導向資本主義，否則只是演變或選擇的可能性之一。
據俄羅斯科學研究院綜合社會研究所在1999、2000、2001年曾作了幾次調查也可驗證以上結論。占被調查者66.5%、63.2%、57.6%的俄羅斯人均認為蘇聯解體是可以防止的，贊同「蘇聯解體是不可避免的」觀點的人僅僅佔20.3%、25.4%和30.0%。[29]2005年12月俄羅斯「全俄民意調查中心」對俄羅斯46個州、邊疆區和共和國的153個居民點進行了民意調查，57%的人則認為，蘇聯解體本來是可以避免的，[30]就是說多數俄羅斯人並不同意「當時的蘇聯社會制度必然滅亡」的觀點。這一點甚至連戈爾巴喬夫本人也是認可的。2006年，戈爾巴喬夫在75歲生日時，有人問他：「如果不搞當初的改革，你現在幹什麼？」戈爾巴喬夫回答說：「如果我身體還行的話，仍在當蘇共中央總書記。因為在我執政的時期，社會體制也還是足夠穩固的。」[31]的確，被戈氏等所謂「改革派」親手葬送掉的社會主義體制，並不需要為錯誤改革的路線負責。而一個足夠穩固且人民大眾並不期望解體的體制在短短數年間突然崩潰，中間的教訓也不能不引起後人們深思！
第二個問題：傳統的計劃經濟模式必然導致蘇聯劇變和解體嗎？應當確認，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是有利有弊的，正如當代西方經濟學大師薩繆爾森在《經濟學》教科書中解釋「為什麼要學習蘇聯經濟」時指出：「同它的早期批評家所相信的東西相反，蘇聯經濟迅速地增長，擴大了它的影響並且贏得了許多盟友。它成功地把自己從一個軍事上的弱國，弱到1918年向德國乞求休戰，變成了一個令整個世界感到害怕的超級大國。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也許最有意義的教訓是，命令經濟是可以發揮機能的。命令是這樣組織經濟的，即國家擁有生產手段，利潤不是主要的動力，而且主要決策是由行政上作出的──這種命令經濟可以在很長的時期內運行良好。」[32]事實上，即使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和國際環境有利於私有制大國的條件下，蘇聯的發展業績和效率也超過了絕大多數西方國家。蘇聯從1925～1940年，只用15年的時間走完了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用50～100年走過的路程。1913年，俄國工業產值在歐洲居第四位，在世界居第五位。到1940年，蘇聯的工業產值已超過英、法、德三國，躍居歐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二次大戰後的恢復工作，步伐也很快。1964～1982年，蘇聯經濟每年平均遞增6.1%，超過了所有西方國家。社會生產總值增長1.46倍，工業產量佔世界的1/5，有20多種主要工業品的產量均超過美國居世界領先地位。到了戈爾巴喬夫上台的80年代中期，蘇聯綜合國力大大超過德、法、英、日等發達或不發達的私有制國家，成為與美國日益接近的世界第二號經濟和科技強國。[33]在蘇維埃政權存在的70年里，蘇聯工業發展速度是世界其他工業化國家發展速度的6倍。由於國民經濟總量和基數越來越大等緣故，因而從70年代中期開始，發展速度開始持續下降，但即使是這樣，依然高於資本主義國家。例如，在1981～1985年間，蘇聯國民生產總值增長20%，同期美國為14%，法國和義大利為8%。[34]可是，戈爾巴喬夫執政以後卻總是把這一時期說得一無是處。
統計資料表明，是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的一系列背棄社會主義的政策，才導致蘇聯解體前的經濟負增長和經濟社會危機。以國民收入為例，在戈氏執政之前的5年（1981—1985年）增長17%，年均增長率為3.4%，而1986—1990年間僅增長6.8%，平均增長率僅為1.3%。其中，1990年首次出現了負增長，即下降4%，1991年又下降近15%。又如國民生產總值，1981—1985年間增長19.5%，年均增長率為3.9%。而1986—1990年間僅增長13.2%，年均增長率下降為2.6%，1990年下降2%，1991年下降幅度高達17%。再看社會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率由1981—1985年間的3.1%下降到了1986—1989年的2.7%，1990年出現-3%，1991年為-10%以上。可以說，戈爾巴喬夫執政期間，經濟衰退幅度之大，在蘇聯歷史上是創紀錄的。[35]
除此以外，即使按照西方比較經濟體制學的說法，市場資本主義、計劃資本主義、計劃社會主義和市場社會主義這四種典型的體制，也都是各有利弊的，其互相轉換取決於決策者的選擇和主導思想。如果說計劃經濟體制或計劃社會主義必然導致失敗和走上市場資本主義道路，那麼，又怎樣解釋中國和越南先後走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道路呢？
（二）戈氏改革失控論
美國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大衛.科茨教授在《來自上層的革命——蘇聯體制的終結》一書中認為，戈爾巴喬夫執政以後的公開性原則、經濟改革和政治民主化，出其意料地引起蘇聯親資本主義聯盟興起，出現了反對派運動，最終使蘇聯放棄社會主義信念，轉向了西方式的資本主義。「在戈爾巴喬夫看來，這種公開性將允許人們公開地討論他所呼籲的改革實施起來將多麼富有的前景。他希望以此動員社會力量，克服對重大變革的本能反抗。然而，一旦市民社會在公開性的刺激下嶄露頭角，蘇聯領導層就會失去對討論的完全控制權。」[36]「政治制度的徹底民主化，卻可能大大削弱領導者手中的權力，甚至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真正的民主化，可能會使權力從戈爾巴喬夫及其幕僚手中轉移到其他一些持不同政見的集團手中。」[37] 「然而，民主化的改革，卻使得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權力越來越弱，使得他無法完成社會主義的改革進程，雖然這種狀況在一開始並不明顯。」[38]
我們認為，不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改革方向的戈爾巴喬夫及其右翼集團，要通過政治民主化和公開化、經濟市場化、意識形態寬鬆化來完善社會主義，而是本質上就屬於「持不同政見者」的戈爾巴喬夫及其右翼集團，要通過資產階級的所謂人道社會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來顛覆帶有缺陷的蘇共執政的社會主義根本制度，改向為資本主義，並帶動整個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一起轉向資本主義道路。
事實表明，戈爾巴喬夫上台後，逐步形成了以戈氏為中心包括雅科夫列夫、謝瓦爾德納澤、梅德韋傑夫在內的右翼集團，他們主導了政治局。戈爾巴喬夫一開始加以偽裝，後來時機成熟則對多黨製表示認可，隨後在1990年蘇共中央二月全會上，正式提出了修改憲法第6條的決議，取消蘇共對國家政權的法定領導地位。在蘇共二十八大上，戈爾巴喬夫聲明，蘇共將起著議會黨的作用。這一切，並非出其意料地「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使得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權力越來越弱，使得他無法完成社會主義的改革進程」，而是有蓄謀的背叛。因此，前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在《大動蕩的十年》中分析說：戈爾巴喬夫「此人身上同時還有一種魔鬼般喜歡背叛的特性。」「他不僅背叛我們和全國人民據以追隨他、信賴他的理想，他還一次次奸詐狡猾地把與他志同道合的人都出賣掉了。」「總書記在他整個的歷史時期內，都是為了消滅黨，消滅國家，並把那些反對這種目的和行為的活動家們一個個罷免掉。」「可以原諒錯誤，但不能饒恕蓄謀的背叛」。他在談到戈氏和葉利欽的歷史責任時指出：「戈爾巴喬夫把國家引向資本主義，而葉利欽、蓋達爾及其一夥則把國家引到了資本主義，而且是野蠻的資本主義。」「這就是兩個領袖——改革領袖戈爾巴喬夫和後改革領袖葉利欽的主要的背叛。」他的看法和態度是：「可以原諒錯誤，但不能饒恕蓄謀的背叛。」曾任戈爾巴喬夫秘書、後任蘇共中央書記的博爾金在《戈爾巴喬夫沉浮錄》中指出：「無論是世界大戰、革命，還是兩大陣營的軍事、經濟對抗，都沒能摧毀和肢解這個偉大的國家。蘇聯是被人從內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響的黨和國家領導人葬送的，是被反對派搞垮的。」俄羅斯「社會輿論基金會」2001、2004年兩次就戈爾巴喬夫評價進行了民意調查，贊成「戈爾巴喬夫的執政對人民造成更大的危害」的人分別佔56％和51％，認為「他對人民帶來更多利益」 的人僅僅佔14％和11％。[39]
俄羅斯、烏克蘭等獨聯體國家的共產黨也普遍認同「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上層領導集團背叛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是蘇聯解體和蘇共失去執政地位直接和主要原因」的觀點。俄共領袖久加諾夫在很多場合都講過，偉大的國家、強大的組織不是葬送在勝利者手中，而是由於內部的叛變。烏克蘭共產黨在綱領性文獻中則這樣寫道：「一些無原則立場的、口是心非的人，甚至是敵對分子，擔任了極其重要的職務，其中包括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以及黨中央總書記職務。對蘇聯命運而言非常重要的時刻，有封號的『上級任命官員』背叛了黨，跑到社會主義最兇惡的敵人的陣營中，沒有戰火就將國家交給了兇殘的、罪惡的資本主義，將人民大眾拋入了貧困與痛苦之中。」[40]
另外，1999年戈爾巴喬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國大學發表演講時，毫不掩飾地坦白自己早已樹立的埋葬社會主義和蘇聯共產黨的決心：「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滅對人民實行無法忍受的獨裁統治的共產主義。為了這個目的，我利用了自己在黨和國家中的地位。正是因此，我的妻子一直鼓勵我不斷佔據國家中更高的地位。當我認識了西方，我的決定就成為不可更改的了。為此我需要消除蘇共和蘇聯的整個領導......」。[[41]由於此話過於露白，戈爾巴喬夫又試圖否定已說過，但至今也不敢公布其講話的全文來予以證明。不過，戈氏在2011年8月就蘇聯解體20周年回答英國《衛報》關於他本人行為的意義時再次聲稱：「它引導了冷戰的結束，推動了新的世界秩序的產生，而且歸根到底，它引出了一個使國家從極權向民主過渡的漸進過程。」 [42]這便又一次證明，戈氏與西方敵對勢力一樣，一向是把傳統社會主義蘇聯視為要根除的「極權」國家。
對此，雷日科夫在回憶錄中直言不諱地指出：「要想看透一個人的內心，了解他的真實意圖是很難的。但要說戈爾巴喬夫早就懷有消滅為他開拓了生活美好前景的共產黨，消滅培養他成長的社會主義之心，那是絕對不會有錯的。在1991年以後，他自己就說過這樣的話。」[43]戈爾巴喬夫說，「自他懂事以來，就一直夢想著要把共產主義埋葬」。[44]俄羅斯許多研究戈爾巴喬夫的資料中都提及，戈爾巴喬夫從年輕時起就懷疑和痛恨蘇維埃政權，並將從金字塔的頂端摧毀這個系統作為自己不斷向上爬的動力。
（三）人民群眾拋棄論
有的論著認為，蘇共「在長期執政的條件下，相當部分共產黨員包括黨的領導幹部嚴重脫離人民群眾，甚至以權謀私，共產黨不是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而是成了少數特權階層特殊利益的忠實代表，社會主義事業失去了人民群眾的衷心支持和擁護。」[45]蘇聯共產黨被它一直代表的工人階級和蘇聯人民所拋棄，是導致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決定性因素。[46]
我們認為，儘管執政的蘇聯共產黨有缺乏民主化的高度集中的經濟政治文化體制的不良弊端，有嚴重官僚主義和以權謀私的現象，以及其他失誤，但總體上還是代表了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蘇共不是被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拋棄的，而是被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領導集團及其追隨者一步步拋棄的。在自戈爾巴喬夫執政至蘇聯解體，不少高層領導、普通黨員幹部和群眾都進行過程度不同的多種形式的反對，但均被壓制、打擊、圍剿和鎮壓下去了。比如，
與「人民群眾拋棄論」密切相關的一個論點，是乾脆說蘇聯根本不屬於社會主義國家，因而蘇聯人民要拋棄它。例如，日本共產黨聲稱，「蘇聯在列寧時期走的道路是正確的，但是自斯大林執政開始嚴重踐踏了『社會主義道路』，不再是社會主義國家，或者說不再是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國家」。[50]蘇聯解體之時，日本共產黨召開常任幹部會，不破哲三委員長發表了題為「慶祝大國主義、霸權主義歷史的終結——值此蘇聯解體之際」的講演。他說：「迄今為止，蘇聯作為蠻橫的霸權主義國家，給世界帶來巨大傷害，現在它解體了，日本共產黨對此表示極大的歡迎。」[51]
如何科學評析這一論點呢？我們應當承認，蘇聯社會主義道路是有缺陷或犯有嚴重錯誤的，如農業集體化過程中的強迫命令，肅反運動中的擴大化和非法治化，政治領導中的集權化，國際交往中的大國沙文主義等等。但它還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斯大林和後續領導人是在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上所出現的失誤。依照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判斷一個國家的社會性質，不是看它有沒有失誤或錯誤的大小，而是經濟和政治的根本制度及其性質。猶如判斷德國、義大利和日本法西斯國家的社會性質與反法西斯的美國、英國和法國的社會性質有否實質性的區別，不在於誰先發動了戰爭或國內實行什麼樣的政策，而在於是不是私有經濟佔主體和資產階級政黨掌權。既然蘇聯是實行公有制和共產黨領導的根本經濟政治制度，那麼，某些國內外政策、具體體制性和機制性問題，都是可以通過不斷改革和完善來解決的，而不必重蹈資本主義的覆轍。作為理智的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嚴厲批判蘇聯所犯的錯誤，但不應跟隨全球敵對勢力而歡呼社會主義的蘇聯劇變和解體。試圖與斯大林模式劃清界限，不等於要否認蘇聯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否則，過去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模仿斯大林模式的，難道都不屬於社會主義國家？西方學者也不如此非科學的斷定和分析。
與「人民群眾拋棄論」密切相關的另一個論點，是強調蘇聯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因而蘇聯人民要拋棄它。譬如，有論著寫到：「蘇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教條化，使黨的指導思想長期陷於僵化半僵化狀態。……蘇共一貫重視意識形態工作，卻把經典著作中的思想『教科書化』，抽去其活的靈魂，不講理論創新，不容許獨立思考，使黨的指導思想對廣大幹群特別是年青一代失去了吸引力和教育功能。」 [52]另有學者橫向研究蘇共某一屆領導人執政時期的思想理論僵化。例如，認為勃列日涅夫執政18年，蘇共思想理論僵化尤為嚴重。「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在意識形態領域逐漸把蘇共領導人對馬列主義的理解和解釋以及他們的論斷作為判斷是非、劃分敵我的唯一標準，大談『發達社會主義』，對現實存在的困難和問題卻視而不見；大批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朽沒落，對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社會經濟發展中出現的種種新情況卻緘默不言。這種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蘇聯模式絕對化、嚴重脫離實際的空洞說教，在群眾中造成了思想混亂甚至逆反心理。」[53]
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蘇聯確實存在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和思想理論僵化的普遍情況，但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同對西方資本主義思想的教條主義和盲目崇拜是性質不同的兩回事，同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懷疑和否定更是兩回事。前者只會導致盲目批判資本主義的「左」的社會主義問題，而後者會導致崇拜和信仰資本主義，從而否定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問題。兩種性質不同的教條主義和思想理論傾向會帶來兩種不同性質的思想混亂和社會後果。顯然，社會主義的蘇聯劇變和解體，並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是思想理論上崇拜西方而放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結果，是資本主義思想力量戰勝了社會主義思想力量的結果，同時也與人民反感口頭上背誦馬克思主義詞句而實際行動是撈取幹部私利密切相關，而不是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有些教條主義就必然帶來的後果。中國「文革」中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教條主義和橫掃某些「封資修」的極左思想理論遠遠超過了蘇聯，導致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了嗎？
（四）軍備競賽拖垮論
逝去的蘇聯和今日俄羅斯都頂著軍事大國的桂冠。不少國內外學者從此著手探尋蘇聯解體的原因，認為長期以來蘇聯大力發展重工業和軍事工業，搞軍備競賽，暴力輸出革命，爭霸世界，背離了社會主義要為人民謀福利這一宗旨。蘇聯國內的政治生活、經濟運行體制也都是與此相適應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既是適應發展重工業、特別是軍工生產的要求而形成的，又是其備戰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擴大企業自主權，會衝擊這種體制，與加強軍備生產這一最重要的戰略任務相抵觸，自然受到遏制。這是導致蘇聯走向衰落與解體不可忽視的一個深層次原因。[54]
關於軍備競賽拖垮了蘇聯而解體的觀點，在西方國家的報刊上也多有登載，有學者撰文考察西方社會如何看蘇聯解體的原因，援引了法、德、日等國類似的觀點。例如，法國《費加羅報》載文認為，蘇聯長期一貫地實行戰爭經濟，儘快、儘可能直接地動用各種資金用于軍事，而只提供最起碼的必需消費品，創造了在軍事上可與美國匹敵的奇蹟。但是，美國比蘇聯要富得多，可以毫不困難地給不到美國國民生產總值5%的軍事預算提供資金，和美國相比蘇聯的國民生產總值並不高，卻要動用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軍費開支。隨著美國經濟的發展和技術潛力的增長，這種不斷增多的提取最終逐步窒息了蘇聯的經濟增長。德國《明鏡》周刊也有文章認為，蘇聯為其生存擴軍備戰，浪費了數以十億計的資金。最後它變得無支付能力，自我解體。[55]
我們認為，當時為了先後應對十四個西方國家的軍事干涉、德國法西斯的軍事入侵以及「冷戰」中以美國為首的北約集團的軍事威脅和侵略，蘇聯被迫進行的擴軍備戰和軍備競賽，這肯定會影響國民經濟的發展和城鄉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但絕不至於國民經濟和財政就「變得無支付能力，自我解體」了。與主觀臆斷的「軍備競賽拖垮論」的觀點相反，蘇聯的國民經濟、財政收入和科學技術都是逐年提高的，是日漸接近並在不少領域逐步超過美國的。
值得指出的是，戈爾巴喬夫上台後，便在軍備武器和軍備競賽方面討好西方，這方面備受譴責的是消滅「奧卡」導彈系統。據俄有關資料，該武器由前蘇聯科學院著名的戰術導彈設計大師謝爾蓋?涅波別季梅耶院士主持研製，建立該導彈系統耗時7年，有近10萬學者、設計師、工人、實驗人員和軍人等參與，當時號稱可以「擊中地球的任意角落」。為了獲得美國和北約的青睞，戈爾巴喬夫銷毀了239枚射程為
從軍備競賽和解散華約方面討好西方，從戈爾巴喬夫登上蘇共最高領導職位之前就開始了。據當時出席會晤的蘇共中央委員雅科夫列夫證實，戈爾巴喬夫作為政治局成員出訪倫敦時，曾主動向撒切爾夫人展示標有一旦發生世界戰爭而核導彈在英國打擊點的秘密軍事地圖，撒切爾為卓越的合作夥伴的坦率而大喜過望。[58]戈爾巴喬夫執政以後時常呆在國外，是蘇共主要領導者在國外呆得時間最多的人。有俄羅斯人諷刺說：「在西方（在那裡他像英雄一樣受到款待）的旅程間隙，戈爾巴喬夫返回莫斯科，推出新一輪的國家瓦解政策：『改革』本身，軍事體系，軍工系統等等。」「他把同時解散華約和北約作為對西方的戰略目標，最終華約解散，而北約至今依然存在。」[59] 另據史料證明，美國前國務卿貝克會見戈爾巴喬夫，當貝克向戈爾巴喬夫保證北約不會「從自己現有的位置」東擴「一英寸」，並準備討論該「不東擴」的國際法保障時，戈爾巴喬夫竟然說，北約軍事集團向俄羅斯方向擴張並不讓他擔心。這位蘇聯領袖的如此態度讓貝克十分吃驚。[60]
「軍備競賽拖垮論」還內含一個推論，即認為蘇聯因為軍備競賽而使生活水平低下，並由此導致蘇聯劇變和解體。有學者這樣評論：如果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蘇聯人民的「吃喝穿住及其他一些東西都極端貧乏，幾千萬人非正常死亡，還可以用『人民必須為國家富強做出犧牲』來解釋的話；那麼二戰後的45年里，蘇聯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依舊不能相應提高，社會經濟衰退，就只能歸結為是蘇共執政理念偏差、執政能力低下、思想冥頑不化所致。這樣的執政黨被人民所拋棄，是不足為怪的。」[61]
蘇聯和世界許多統計資料和研究論著，均確認蘇聯人民生活水平是不斷提高的，並日益接近西方發達國家普通居民的實際生活質量。例如，1960年蘇聯國民收入為1450億盧布，1985年增加到5777億盧布，比1960年提高了近3倍。1960年，蘇聯按照人口平均計算的社會總產值和國民收入分別為1431盧布和683盧布,1985年已經相應提高到5003盧布和2090盧布,分別增加了2.4倍和2倍多。全部居民實際收入的增長（按人口平均計算，%）以1940年為100,到1985年增長為646。又如，蘇聯社會消費基金由1965年的419億盧布增加到1985年的1470億盧布，居民按人均計算從社會消費基金中得到的各種支付和優惠，由1965年的182盧布增加到1985年的530盧布，提高了1.9倍。第三，蘇聯從1928年以來一直實行低房租的政策。1913年城鎮人均住房的有效面積僅為
況且，縱觀全球，自然環境、歷史和現實等眾多因素決定了一個國家城鄉居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和變化，而生活水平的高低一般不可能直接成為根本社會制度突變的主要原因。在整個20世紀，大多數發展中的資本主義國家普通居民生活水平並沒有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高，這些資本主義國家並未劇變為社會主義國家；同理，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如果發生朝資本主義方向的劇變，也不會因為或至少不會簡單地因為生活水平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有差異。
（五）民族宗教失策論
有學者認為，從彼得大帝開始，俄羅斯勢力的迅速擴張，主要是俄羅斯民族靠武力征服其他不同民族的一個過程，民族矛盾積怨甚深，長達數個世紀之久。斯大林時代，中央集權過多，推行大俄羅斯主義，限制少數民族使用本民族的語言、文字，大大挫傷了民族感情。二戰前後，蘇聯在「保衛蘇聯」、「鞏固邊疆」 口號下，強制推行少數民族內遷政策，如把韃靼人從溫暖富饒的克里米亞地區趕到寒冷荒涼的中亞和西伯利亞，把高加索的印古什人和車臣人驅趕到中亞等，埋下了民族仇恨的種子。蘇聯長期推行民族問題階級化的錯誤政策，對少數民族經濟發展、風俗習慣、教育和提乾等方面的歧視政策，甚至企圖搞「民族同化」的做法，嚴重傷害了少數民族感情，增大了少數民族的離心力。所以，才導致蘇聯在波羅的海三國獨立後，一下子分裂為12個獨聯體國家。[64]
事實上，是歷代沙皇均對被征服的民族實行壓迫與奴役，煽動俄羅斯民族沙文主義情緒，致使俄羅斯民族和非俄羅斯民族之間的矛盾較為尖銳。蘇聯是在沙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聯邦制國家，強調政治上的民族團結和經濟上的相互支援，大大緩和了民族矛盾，沒有出現大的民族鬧事和衝突。只是戈爾巴喬夫背棄社會主義民族團結的「公開性、民主化」政策，才為民族主義泛濫提供了契機。例如，出現1986 年12 月的阿拉木圖事件以及1987 年6 月的克里米亞韃靼人大規模示威活動。葉利欽在背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以後，不顧大多數蘇聯公民投票反對解體蘇聯的人民意願，從個人利益和服從西方意圖出發，在民族主義泛濫的基礎上進一步推行民族分裂和蘇聯解體的政策，才導致蘇聯的最終瓦解。可見，是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領導集團的錯誤政策導致了民族之間的衝突和民族主義的泛濫，進而導致蘇聯解體，而不是戈爾巴喬夫執政以前的傳統民族矛盾導致民族主義泛濫和蘇聯解體（民族主義者自然是利用了蘇聯1924 年、1936 年和1977 年憲法中都明文規定的各加盟共和國享有自由退出聯盟的權利。[65]）
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分析，包括美國、英國、西班牙、印度和中國等世界上任何多民族國家的民族之間均有程度不同的矛盾，各民族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也不盡一致，各名族領袖想當獨立國家領導人的心態也是客觀存在的。問題在於，一個多民族獨立國家的解體是不是由於一般民族差異和傳統民族矛盾所直接造成的，則需要依據主要事實來具體研究，不宜誇大矛盾和主觀臆斷。此外，對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有重要發展的斯大林是喬治亞人，而斷定作為非俄羅斯民族的人「推行大俄羅斯主義」，這本身就值得從經驗和邏輯上加以驗證和推敲。
也有學者把宗教政策失誤作為蘇聯劇變和解體的主要原因，並具體歸結為三個方面：一是蘇聯前中期的反宗教鬥爭的策略違反了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規律，長期的宗教迫害反而加強了民眾對蘇聯黨和政權的離心傾向。二是蘇聯前中期的宗教迫害嚴重損害了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的形象，削弱了社會主義的號召力，為國際上反社會主義勢力向蘇聯社會滲透製造了條件。蘇聯後期在「新思維」指導下大逆轉的宗教政策，又使蘇聯逐步解除了對西方敵對勢力利用宗教進行政治滲透的警覺。三是宗教問題同民族問題複雜交織，在蘇聯解體過程中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66]
我們認為，用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取代宗教信仰，是一個漫長的理論傳播和思想教育過程，而且還需要一定的經濟政治條件和國際環境。蘇共及其政府未看到這一過程的長期性和艱巨性，急於用各種手段消除群眾的宗教信仰，對宗教組織和神職人員實行過於嚴厲的政策，確實是蘇共、蘇聯政府在宗教政策上的一個失誤。但問題在於，傳統社會主義較為嚴厲的宗教政策會不會必然導致蘇聯劇變和解體呢？假如蘇聯沒有較嚴厲的宗教政策這一失誤，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就不會攻擊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推行完全自由放任的宗教政策，並促使蘇聯劇變和解體了？西方敵對勢力就不會利用宗教來進行顛覆蘇聯的思想和信仰滲透了？正確的答案是不說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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