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產業結構調整
2010年中央領導在談到經濟形勢時,說的最多的、不斷強調的是「兩難」。換言之,就是既要「保增長」,又要「調結構」,而「調結構」更是難中之難。調,肯定會引發各種短痛,但不調,固化的矛盾又會影響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因此,在充分考慮國內外環境的情況下,黨中央、國務院審時度勢,提出了存量和增量並舉的經濟結構調整戰略,即在存量上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在增量上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建立適應國際需求結構調整和國內消費升級新變化的現代產業體系。
全球戰略性新興產業浪潮方興未艾
金融危機後,我們一直在反思,金融危機為什麼會從美國開始?美國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剛開始大家都把矛盾集中在信貸問題、金融監管問題上,但在第一輪、第二輪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後,由於實體經濟、就業狀況改善不明顯,大家才恍然認識到,美國經濟的真正問題是經濟結構的問題,是產業升級的問題,是產業空心化的問題。所以,奧巴馬上台伊始就非常重視新能源、醫藥問題,提出了再工業化,再製造化的概念,確立了利用信息技術提升傳統產業並發展面向21世紀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國家未來發展戰略,力圖在新能源、基礎科學、幹細胞研究和航天等領域取得突破。日本、歐盟等發達國家紛紛瞄準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藥、高端製造這幾個方向進行集中部署,搶佔經濟、科技發展的制高點。可以說,在後危機時代,新一代寬頻網路、智慧地球、雲計算、系統級晶元等新技術、新應用推動信息產業實現新的質的飛躍。以核能、風電、太陽能、生物質能為代表的新能源技術開始從技術研發進入產業化階段,世界能源體系將發生重大變化。以基因工程為代表的生物技術不斷向醫藥、農業等眾多領域廣泛滲透,逐漸改變整個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方式。
歷史表明,每一次大的經濟危機往往會伴隨著科技的突破,推動產業革命,催生新興產業,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而在危機中善於抓住機遇的國家,往往會率先復甦並佔據新一輪發展的制高點。1857年的世界經濟危機,是第一次波及全球的生產過剩危機。這次危機引發了電氣革命,推動人類社會從蒸汽時代進入電氣時代,創造了電力與電器、汽車、石油化工等一大批新興產業,同時大幅提升了機械、冶金等產業的發展水平。1929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引發了電子革命,推動人類社會從電氣時代進入電子時代,推進了傳統產業的升級換代。第三次革命是電腦的發明以及互聯網的普及,引發了信息革命。而這一次國際金融危機催生了以新能源為代表的綠色經濟革命即第四次產業革命。前三次產業革命,我國都擦肩而過,喪失趕超歐美髮達國家的機會。第四次產業革命剛剛開始,我國和發達國家在技術方面的差異不大,完全有能力抓住這次產業革命的機遇,通過加快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催生一批新的經濟增長點,在一些新的產業領域實現「彎道超車、跨越發展」,縮小與發達國家在經濟和科技方面的差距。
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產業發展面臨的挑戰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面對全球性的產業進步浪潮,中國產業發展的壓力進一步上升,傳統產業的比較優勢受到比較明顯的削弱。
出口增長的困難增加。無論從現實的國際環境還是從未來的國際貿易關係看,我國的製造業出口在「十二五」期間所面臨的形勢將更加困難和複雜。從近期的國際形勢變化來看,美國、歐盟在經濟復甦初現曙光的背景下出台了多項針對我國商品的貿易限制措施,其通過「再平衡」轉嫁危機的意圖非常明顯,針對中國的反傾銷、反補貼調查數量將明顯增加,直接影響我國相關產業的發展。
傳統產業升級的發展空間縮小。從外部發展環境看,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過程中,發達國家提出「再工業化」、「智慧地球」、「低碳經濟」等發展理念,國際經濟結構正孕育著深刻變革。面對全球低碳經濟轉型的背景,我國的資源、環境問題呈現複合性、綜合性、壓縮性的特點,推進工業化面臨空前的環境挑戰。改變不可持續的工業發展方式,成為未來產業發展與結構調整的當務之急。
高端產業技術引進受限較多。在新一輪國際分工背景下,我國依靠外部力量提升技術水平受到來自三個方面因素的限制。一是我國在目前的產業結構條件下,技術裝備水平經過多年的引進更新,改善空間已經大大壓縮;二是技術貿易受到來自發達國家的限制,由於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的建立和完善需要較長時期,發達國家在進行技術出口特別是高端技術出口時,經常對我國通過附加條件進行限制;三是出於競爭考慮,發達國家和跨國公司往往不願意將先進技術特別是關鍵性的核心技術向我國轉移。如果我們在自主創新上不能有所突破,我們在未來的國際產業競爭中將處於被動的局面。所以說,加快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是我國在後國際金融危機時期國際競爭中搶佔制高點、爭創新優勢的必然要求。
產業發展受資源環境制約日益明顯。今後一個時期,我國能源、原材料、勞動力等成本上升趨勢明顯,初級產品國際競爭力逐步弱化。傳統產業中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後產能比重較高,資源環境承載力已難以為繼,鐵礦石、石油、銅、鈾等資源對外依存度不斷提高,潛在風險日益加大。要想在國際經濟競爭新格局中佔據有利位置,必須加快構建創新體系,掌握核心關鍵技術及相關知識產權,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力爭在未來國際競爭中贏得先機和主動。
戰略性新興產業開啟中國結構調整大幕
從1995年開始就講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講了15年,到今天加了兩個字,「加快」,把經濟增長方式改變成「經濟發展方式」。15年的過程,一方面說明了轉方式非常重要,另一方面也說明轉方式非常之難。在中國經濟即將走進死胡同和全球產業結構高端化的倒逼下,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從醞釀討論進入決策操作階段。從2010年3月份的《政府工作報告》,到10月份的《國務院關於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再到《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央政策文件不斷發出明確的信號,鼓勵和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這些政策的相繼推出表明,「十二五」時期,中國將選擇一條全新的發展路徑,增長動力將從以往過度依賴外需轉向以內需為主,增長引擎將由過去的傳統產業逐步讓位於未來的戰略性新興產業。
什麼是戰略性新興產業呢?《決定》明確指出,戰略性新興產業是以重大技術突破和重大發展需求為基礎,對經濟社會全局和長遠發展具有重大引領帶動作用,知識技術密集、物質資源消耗少、成長潛力大、綜合效益好的產業,重點發展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製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七大產業。從相關表述看,戰略性新興產業有三個特點。一是需求,應該是代表經濟社會發展趨勢、有重大社會需求的產業;二是技術,應該是創新技術或有重大技術突破的產業,也就是有新競爭力的產業;三是影響力,應該是不分區域對經濟社會有重大影響的產業。把這三個特點聯繫起來看,有一個共同之處----新興產業要從社會潮流、科學技術、經濟影響力等三個方面反映經濟社會的普遍追求與需求。正是有了這樣的靈魂,新興產業才有了市場、生命力和發展前途。反過來,這些特點又使新興產業更有競爭力、更有市場。
目前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與發達國家相比,有的領域具有同發優勢、處於同等水平,有的形成了相對完整、規模較大的產業體系,有的示範應用走在全球前列,物聯網、智能電網、電動汽車等技術水平與國外差距相對較小,甚至局部環節取得領先優勢,加上我國特有的巨大市場空間、豐富的人才優勢,這些都使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初步具備了搶佔國際產業制高點的能力和基礎。根據測算,到2015年,戰略性新興產業形成健康發展、協調推進的基本格局,對產業結構升級的推動作用顯著增強,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力爭達到8%左右。到2020年,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力爭達到15%左右,吸納、帶動就業能力顯著提高。目前戰略性新興產業佔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3%左右,《決定》中提出的目標意味著5年後新興產業增加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佔比將較目前增長1.67倍,10年後將較目前增長4倍。但如果考慮到中國經濟未來十年持續的增長和通脹影響,新興產業未來實際的增長速度要遠遠高於這一數字。若按中國經濟每年增長8%計算,5年後新興產業增加值實際將較目前增長2.92倍,10年後實際將較目前增長9.79倍,新興產業作為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龍頭和未來的重要驅動力,將獲得空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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