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聖賢的思想特徵

07-06

——讀包鵬山《天宗聖賢》摘要

老子：顛倒的世界和扭曲的哲學

老子五千言的《道德經》有兩條思路：治國，處世。

他治國原則是「無為」二字。他認為所謂的「仁」「義」「禮」都是「為」的產物，因此「絕聖去智，民利百倍；絕仁去義，民復孝慈；絕巧去利，盜賊無有」。老子對社會歷史的發展是持悲觀態度的，他認為，人類已有的歷史是人性的退化史，而逆向行走，才是人的進化史。國小，民少，這是老子理想國家的規模。老子對治國問題上說的話很多，都是發泄不滿的憤激。

他的處世哲學是「柔弱」，是夾縫中生存的技術，是盤根錯節的社會中遊刃有餘的智慧，是專制社會中唯一保護自己肉體存在的法術。其訣竅就是通過壓縮主體精神與人格，來取得苟且偷生的空間。老子說：「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這樣的處世哲學確實是不健康的，但這是不健康的生存環境與文化傳統使然。

孔子：黑暗王國的殘燭

春秋戰國時代是一個刀光劍影的時代，但也是一個充滿理想、激情、公理仁德的時代。而開闢這個時代正是孔子。非常具有象徵意味：當孔子和弟子們周遊列國的時候，他往往自己駕車——他確實是駕著這個時代馬車；弟子們在車上或呼呼大睡或哈欠連天，一臉凄迷與懷疑，只有孔子永遠目光炯炯，自信目標就在前方。孔子就是這樣，帶著崇高的社會理想，強烈的價值關懷，沉重的道德痛苦，「知其不可而為之」，儘管遭受那些閉目養神而受人敬仰的隱君子的訕笑。

孔子的哲學思想就是一個「仁」字，其內涵主要有兩個方面「忠恕」，朱熹解釋說「盡自己的力量辦事叫忠，推己及人叫恕」，可見，有了「忠」，就會有足夠的自我約束，有了「恕」，就會對別人有足夠的寬容。後來的人只講「忠」，不講「恕」，而且「忠」也越來越局限於權貴，最後局限與最高統治者，這就走向了專制主義。孔子不應該為此負責。

孔子在整理古籍傳播文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才是中國的文明得以香火相傳。這種文化工作的價值意義是農夫工匠的工作無法比擬的。

墨子：向帝國挑戰的劍俠

墨子既是孔子播下的文化種子又是儒學的叛徒，說他是劍俠，不但因為他是真正的劍俠，更是因為他在向一個有幾百年赫赫歷史與輝煌文化的古老帝國及其文化挑戰。

墨子從道德的意義上反對一切戰爭的。他首先提出了「天」的概念，否定「周天子」。他的否定主要是針對周文化的：他的「兼愛」是反對「禮」的等級尊卑，他「尚賢」是反對「親親」的貴族世襲，他的「節用」「節藏」「非樂」是反對周王朝的「鬱郁乎文哉」的。

他的「兼愛」之根本不在「愛」，而在「兼」。而「尚賢」的主張中，可以看出「賤人」出身的他所代表的平民階層的政治要求。他的「非攻」，只在戰術上為人提供守防的技術，而這其中蘊含著豐富的科學技術。他否定「天子」，其政治構想甚至有民主聯合政府的雛形，但是他主張選舉一個「天子」之後，要求「尚同」，就是「同上」，一切和上面保證一致；這就非常可怕，又要回到專制的道路上去。另外，墨子是提倡義利一致的，說「義，利也」，揭示了道德的本質就是利益的保障，或者說是利益實現的最方便的途徑。

孟子：王者師與大丈夫

在孔門的歷代弟子中，數孟軻先生最有鬥志、幹勁、熱血，最無私心，無渣滓心，無勢利心。孟子對儒門的大貢獻，至少有三點：

第一，他把孔子的「仁」發展到了「義」。孟子說「仁者，人心也，義者，人路也」。他還說：「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孟子更希望把仁心表現出來，施及於人，也表明他更注重實際——一個人內心的真實思想我們無從知道，也無須知道，也無須控制也無從控制，只要他外在行為合乎道德規範即可。「義者，宜也」，「義」比「仁」更具體可行，操作性強。

第二，從政治的角度，孟子把「仁」發展為「仁政」，就是所謂的「王道」。孔子雖然也提到「仁政」，但其卻不像孟子這樣具有嚴密的系統性。孟子把孔子的倫理思想演義為一整套的政治構想，完成了由學術向政治過渡，學者成為政治幕僚，孟子也就自封為「王者師」。這套理論使得學統、道統與正統融合無間，這就為後來的科舉取士奠定了基礎。這套政治構想是一廂情願的：人本性是善良的，因此就有了仁心的苗子，把這仁心加意扶植，使之枝繁葉茂，便可以「養身齊家平天下」了。這種構想的是幼稚的，而這種幼稚的政治構想竟然蒙蔽了整個中國封建社會，多數仁人志士只知道耐心地等待一個不失仁心且能把這仁心推恩到廣大百姓的聖明君主，並且無數次失望後而不能想另謀出路。

第三，性善論。孟子的性善論實為儒家的哲學、倫理學、政治學的基礎。但這種人本善論是缺乏理性論證的，孟子的論證多是經驗或比喻論證的，但經驗證明不是有效證明，而用比喻論證是冒險的證明，也是證明的冒險。告子認為人性如同水，沒有固定的方向，這就是說人性無所謂善惡。孟子反駁道，水有向下的趨勢，而這就是善。這含有兩個錯誤：第一，水向下的趨勢，是地球引力的作用，不但水如此，石頭其他東西無不向下；第二，水向下的趨勢，不能證明其具體方向，如果把這個比喻的本體換成「惡」也成立。

孟子提出性本善也行更多地是從價值層次上的選擇，企圖激勵人的善心，然而這就往往使人對惡放棄的監控。中西文化在這裡顯然分出了優劣：說人性善，只能祈求人們向善，它相信人的自我道德約束，最終導致的是政治專權；說人性惡，便能積極地防惡，它導致的是對權力的制衡。真的，孟子說人本善，確實說出了一種偉大的思想，而黑格爾說人性惡，卻說出了一個更偉大的思想。

孟子的正大之論，往往和他所要解決的具體問題不構成對應關係：他的哲理，或不能從他擺出的事實中推理出來，或不能解答他要論證的問題。所以，他的文章，徒以氣勢勝，而缺乏內在邏輯。（這一點為我們的社論體的文章繼承，現代中國假大空的文風，也許與孟子的文風有淵源關係。）

孟子提出的「術不可不慎」，以為職業選擇有道德有無的區別，這就把人們追求利益最大化，與實現這種職業獲得利的途徑方法混在一起了，缺乏邏輯性。（這種思想在今天也很有市場，比如說，從政的就是道德高尚的，教教師也是特別道德，這為人與人之間的歧視，提供了一個爭奪道德制高點的缺德行為思想基礎。）孟子是「知言」的人，反對偏而不正的詖言、過頭的「淫辭」、不正當的「邪辭」、吞吞吐吐的「遁辭」，可是他自己卻多有這樣的言辭，為什麼呢？這就是他所談的，不是真理，而是道理。他認定價值判斷優於事實判斷。甚至對歷史，他也採取這種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