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大林：現代化的斷想

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因應這些變遷，執政黨必須以新的觀念、新的做法，在民主憲政的基礎上，推動革新措施。惟有如此，才能與時代潮流相結合，才能和民眾永遠在一起。

——蔣經國

一

真理是多元的，對人類歷史和社會的認識如同瞎子摸象，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加以考察和認識，例如，弗洛伊德從性和潛意識的角度解釋人的行為，馬克斯.韋伯從宗教文化的角度說明人類社會等等。條條大道通羅馬，每一種認識角度都是通向真理的一條道路，把各種認識角度綜合起來，就可以較為全面地把握真理的全貌。將任何一個角度的認識奉為絕對真理都是荒謬的，都會把人類認識引向片面化和絕對化，都會阻礙人類認識的發展和思想的進步。

馬克思從一個獨特的角度（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剖析人類歷史和社會，對人類思想的發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但是，在人類思想發展的長河中，馬克思只是眾多思想家中的一員，馬克思沒有並且也不可能壟斷對真理的發現權。

完全否定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顯然有失公允，而把馬克思主義絕對化、神聖化、宗教化（奉為至尊），比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害處更大。因為否定馬克思主義只是否定了一種真理，而把馬克思主義絕對化則是否定了一切真理（真理都是相對的、有條件的，把馬克思主義絕對化，不僅否定了其他理論，同時也否定了馬克思主義本身），杜絕了人類認識真理、發展真理的一切可能性。

二

什麼叫「共產主義」？「共產」、「共產」，就是消滅私有制，消滅由私有制產生出來的階級。共產主義解放全人類的涵義是，通過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使全人類徹底擺脫私有制和階級的桎梏。

請神容易送神難，奉行「鬥爭」和「專政」的國家不但未能獲得解放，反而都深受其害，「鬥爭」和「專政」已成為他們新的更難擺脫的桎梏。

而且，私有制（產權）是核算和交換的前提，階級是分工的產物。馬克思所設想的「共產主義」是一個生產力高度發達，物質財富極大豐富，可以「按需分配」的社會，而消滅了私有制和階級，也就消滅了核算、分工和交換，從而消滅了現代化大生產，消滅了高度發達的生產力，使「按需分配」成為不可能。顯然，消滅私有制的共產主義是與它的前提條件——高度發達的生產力根本對立的。晚年的恩格斯已經意識到了共產主義理論的內在矛盾，才告誡後人，共產主義的理論只是「在抽象的意義上是正確的，然而在實踐中卻是絕對無益的，有時還要更壞。」

現代社會較為合理的做法是，通過法制在保護私有制的同時，規範和引導私有制，使之有利於社會，而不是消滅私有制；用合作雙贏、談判博弈取代階級鬥爭，而不是消滅階級。

三

美國是典型的現代國家，中國是典型的傳統國家。

美國之「國」與中國之「國」具有不同的含義，美國人之「人」與中國人之「人」也具有不同的含義。

美國之「國」是一個「主權分享」的聯合體，中國之國是一個「主權集中」的統一體。美國人之「人」是一個在聯合體中享有主權的獨立「個體」，具有獨立的地位和價值。中國人之「人」在統一體中不享有主權，不具有獨立的地位和價值，只是統一體的一個構件。

因此，美國真正的主權者不是政府，而是全體公民。政府只享有治權，只是受全體公民委託的公共事務的管理者和辦事員，公民可以依法監督、撤換甚至罷免政府官員。美國是一個「主權在民」的民主憲政國家。

中國正好相反，中國的政府享有主權，是國家的領導者和統治者，國民都是政府治下的臣民，臣民沒有權利，只有義務，臣民對政府的任何不滿和批評，都被視為「不忠不孝」、「犯上作亂」、「謀逆造反」等等。中國是一個「主權在君」、「主權在黨」、「主權在官」的專制極權國家。

國體（包括政體）是主權的一種存在形式，主權的歸屬最終決定著國體的性質，也最終決定著國民在國家中的地位和作用。

梁啟超說，西方國家「強者兵也，所以強者法律制度也」。航空母艦等硬實力只是美國強大的外部表現，民權至上、法律至上以及民主憲政等制度方面的軟實力才是美國強大的內在原因。

中國聲稱，中國的核心利益就是堅持黨國體制的「基本制度」（戴秉國）。並認為這種制度具有中國特色和無比的優越性，一定能夠戰勝並取代西方資本主義制度。這不僅使中國自身的改革陷入了困境，也必然使中國的發展引起美國等西方國家以及中國周邊國家的疑慮。中國與美國的貿易摩擦和軍事對壘，固然有國家利益上抗爭的因素，但更為深刻的原因還是在價值觀念、意識形態和根本制度上。

中國的開放改革能夠取得今天的成就，根本原因不在中國現行的基本制度，而在移植、借鑒了西方國家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方法。但是移植和模仿不是真正的力量，也不可能行之久遠。

中國真正需要向美國等西方國家學習借鑒的，是能夠不斷推進市場經濟和科學技術發展創新的法律政治制度，也就是公民社會和民主憲政制度。這才是中國真正的核心利益之所在。

四

傳統的暴力政治是野蠻政治，現代的法制政治是文明政治。

國家現代化的核心是國家權力的現代化和執政黨的現代化。判斷國家權力及執政黨是否現代化的標準是，國家權力的產生及執政黨執政依靠的是暴力還是法制。現代化的國家權力及執政黨，只能是依靠法制，同時也絕對服從於法制的權力和政黨。國家權力及執政黨現代化的實質就是權力和政黨的法制化。

毛澤東自稱無法無天，濫用權力，在政治、經濟、文化甚至私人生活領域中大搞階級鬥爭、政治運動，實際上依靠的是暴力。所謂黨的領導實際上是暴力領導，是掌握暴力機器（主要是軍隊）的個人獨裁領導。鄧小平搞改革開放，提出建立法制國家，是中國從傳統國家向現代國家的一種歷史性轉變。但他同時又強調黨對暴力機器的絕對領導，並且超越法制使用暴力，使國家權力及執政黨究竟是依靠法制還是依靠暴力發生了矛盾。

現代法制是公民意志的體現，國家權力和執政黨依靠並服從於法制，也就是依靠並服從於公民社會和公民權利，國家和政黨法制化的實質就是民主化。中國未來現代化、法制化、民主化的進程，將決定於暴力集團與公民社會兩種力量的博弈與消長。

五

一切社會學、政治學的理論都可以劃分為兩種，一種是「權力私有制」理論，一種是「權力公有制」理論。「權力私有制」理論主張國家是一家一姓、一黨一派的國家，權力只能歸一家（皇權制）或一黨（黨權制）所有。這種理論實際上就是專制和極權的理論。「權力公有制」理論主張國家是全體國民的國家，權力必須歸全體國民所有。這種理論當然就是民主的理論。

現代社會地廣人眾，分工複雜，無法實行古希臘的直接民主，只能實行代議制的憲政民主。憲政民主，民主是實質，憲政只是形式。從形式上看，憲政要求權力必須產生於憲法、服從於憲法，憲法是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從實質上看，憲法必須由全體公民參與制定，必須體現全體公民的共同意志，權力服從於憲法，實際上就是服從於全體公民，公民才是國家真正的最高統治者。

中國的根本問題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問題，不在財產是私有還是公有，而在國家權力是私有還是公有。國家權力如果不能實現公有，不能實行民主憲政制度，權力的「私有制」就會從根本上破壞經濟社會秩序，降低效率、損害公平，使經濟上的「私有制」和「公有制」都名存實亡，成為實際上的「官有制」、「王有制」和「黨有制」，形成一個壓榨全社會的權貴集團。「權力私有制」是導致財富分配不公，法律道德淪喪，社會矛盾激化的根源。不解決「權力私有制」的問題，中國就會永遠國無寧日，民無寧日。

六

中國宣稱是「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了「人民共和國」，實行的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但是，以黨治國的「黨國體制」卻使這一切都發生了變異並且徒有其名。

「社會主義」本來有反集權、反壟斷，要求「社會化」、「自治化」、「多元化」的含義，否定了「社會」、「自治」和「多元」，也就從根本上否定了社會主義，而黨領導一切、控制一切的「黨國體制」，擠壓「社會」、驅逐「社會」，最終吞沒了「社會」；黨權遠離法制，實行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內部」對「外部」的歧視、敵視、打擊和迫害的「專政」，不僅使「民主」成為空談，也使「共和」化為烏有；而黨權凌駕於「人民代表大會」之上，也早已使「人民代表大會」成了「官員清談館和俱樂部」。黨權至上的體制，使「人民民主專政」只有「專政」沒有「民主」，「人民代表大會」只看到「官員」看不到「人民」，最終造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沒有「社會」的「社會主義」和沒有「共和」的「共和國」。

「依法治國」首先要求「依法治官」。中國不能做到「依法治官」是因為中國不是法管幹部（官），而是「黨管幹部」。黨不僅管政府的幹部，而且管司法幹部，黨實際上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是黨權至上的「黨國體制」使「依法治官、依法治國」都成了空話。使憲法和法律也成為一紙空文。

七

國家的根本問題是主權與人權的關係問題。愛國首先要分清，是愛專制的國家還是愛民主的國家。

主權高於人權，還是人權高於主權，這實際上是一個假問題。

主權有兩種，一種是產生於人權，集中體現人權的主權，即民主的主權；一種是由少數人獨佔，排斥、壓制人權的主權，即專制的主權。民主的主權是人權的集中體現，主權與人權本來是一回事，不存在孰高孰低的問題；專制的主權排斥人權，主權與人權根本對立，不是孰高孰低的問題，而是孰生孰死，孰勝孰負的問題。

愛專制的國家（主權），實際上就是忠於專制統治者，忠於專制制度。富蘭克林說：「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我的祖國」。我們應該愛的是屬於我們每一個人自己的民主的國家（主權），愛主權範圍內的國土、海洋和島嶼，愛自己的親人、同胞和民族，愛一切與我們平等交往、和平相處的國際友人。

韓寒說：「如果今天能為唐福珍、謝朝平而遊行，那麼明天我就一定會為釣魚島和奧運火炬而遊行」。其本意就是，我們應該愛的是能夠維護並體現人權的民主的國家（主權）。

八

中華民族在歷史上的確興盛過，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文景、貞觀、康乾等等，都是這種興盛的標誌。但是，傳統的中國是一個宗法性的皇權專制國家，國家並非全體國民的國家，只是依靠暴力奪取皇權的一家一姓、一幫一派的國家。所謂民族興盛其實也只是一家一姓、一幫一派的興盛，對於廣大民眾來說，還是魯迅說得好，所謂盛世只不過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1949年，「我們唱著東方紅，當家作主站起來」。然而，只能祈盼並歌頌「大救星」的人，其實是站不起來的。果然，「大救星」成了「大災星」，根子在於，中國並沒有建立起一個公民的民主憲政國家。1978年，「我們唱著春天的故事，改革開放富起來」。中國人民能夠富起來的根本原因是，執政黨實行市場經濟，把部分經濟權力還給了國民，國民在經濟上享有了部分公民權(財產權、經營權等）。但是，由於國民還不能在政治上享有實際上的公民權，才導致了權力腐敗，貧富兩極分化，官民矛盾不斷加深等嚴重社會問題。

中國需要的是在公民社會基礎上的現代化的興盛，而不是秦皇漢武式的「復興」。只有當中國人民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政治上、思想上都享有了完全的公民權，才能說中華民族在現代化的意義上興盛起來了，才能說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才能說中國歷史進入了新紀元。

九

既得利益者們也在高舉「思想解放」的旗幟，但是，真正的思想解放就是要從既得利益者所主導的「思想解放」（實為「思想蒙蔽」）中解放出來。

觀念的背後是利益，利益的背後是權力，「思想解放」反映的是利益和權力調整的要求。如果「思想解放」不能觸動並破除特權階層的壟斷性權力和既得利益，不能回復到「還權於民」，建立公民社會和民主憲政這個調整權力利益格局的「原點」上，只是在「發展、民生、代表」等等問題上繞圈子，中國人民就會在一次次的「思想解放」中被套上新的「思想枷鎖」。而「發展、民生」等問題也最終不能得到根本解決。

十

改革如果只是由權力（黨和政府）主導，即權力不僅是規則的制定者，而且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改革的勝者和贏家就只能是權力。這樣的改革必然是一場強者剝奪弱者，利益為權力獨佔獨享，成本由民眾悉數承擔的零和遊戲。

中國的改革應當首先從改變權力主導改革的遊戲規則開始，使改革成為各方利益主體（勞工與資本、公民與政府）享有平等話語權，能夠平等參與和博弈，最終實現多元共和，互利共贏的改革。也就是說，改革必須從建立公民社會（公民能夠自由結社，集體談判，監督權力）開始。

十一

科學離不開民主，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離不開民主憲政的制度環境。

科學和民主，是魚和水，樹苗和土壤的關係。科學的理性精神，只有在自由、多元、寬容的民主環境中，才可能健康地發育生長。由於沒有民主制度的保護，黃萬里竟然因為提出反對建造三門峽大壩的科學建議而被打成「右派」，長期受到迫害。在這樣嚴酷的環境中，怎能進行正常的科學研究和創造。沒有科學的研究和創造，又何來科學的發展。

當今社會，由官本位帶來的行政化和衙門化，是學術研究依附權力，急功近利，抄襲造假，科學創新精神丟棄的根本原因，正在嚴重妨礙科學的發展。

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以人為本首先要以人的自由和權利為本，在發展機會、財富分配、政治參與、公共福利等方面體現公平正義。侵害人的自由和權利，破壞公平正義的首要禍害是不受限制的國家權力，惟有建立民主憲政制度，才能規範約束權力，保障公民權利，實現公平正義。

十二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中，為了保持經濟平等競爭和權力公正廉潔，都要嚴格限制權力與資本的結合。

權力與資本分則兩全，合則兩傷。

在計劃經濟體制中，權力雖然不受制約，但經濟是受計劃制約的。在民主憲政體制中，經濟雖是自由的，但權力是受法律和公民制約的。上述兩種體制中的權力與資本，都很難勾結在一起。

而所謂的「中國模式」其實就是，把計劃經濟中不受制約的權力與憲政制度中自由的經濟結合起來，使權力與資本直接聯手，進行反市場的壟斷生產、不公平競爭和種種幕後交易，謀取暴利。其結果就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官場經濟」和「權貴經濟」，產生出一個權貴利益集團。

十三

專制權力也反腐敗，但結果卻是越反越腐，前腐後繼，勢不可擋。

這是因為在專制權力的語境中，貪腐實際上被視為一種理所當然的權力紅利——所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權力當然要吃權力。專制制度本來就是統治集團攫取並瓜分腐敗紅利的一種分贓制度。

一般的經濟學告訴我們，社會財富是按勞分配、按資分配、按投入要素分配，還有什麼一次、二次、三次分配等等。但是，這些理論並不能真實地反映中國的現實，中國財富主導性的分配方式，其實是按權力及由權力劃定的等級來分配的。腐敗是按權力分配必然帶來的副產品。

腐敗一般被認為是對制度的違反和破壞，然而，專制權力的腐敗，其典型表現並不是和珅式的對制度的違反，而是慈禧式的由制度規定和默許的特權享受。和珅式的腐敗正是源於慈禧式的腐敗，和珅這樣的貪官是專制特權制度的必然產物。

但是，統治集團超限度的貪腐過度侵佔民眾的利益，突破民眾忍受的底線，就會招致民眾反抗；個別官員大量貪腐也會打破統治集團內部的利益均衡。統治者為了防止官逼民反和維護內部按等級分贓的規則，對於過度的貪腐又不得不給予打擊。

打擊過度的貪腐，並不是為了徹底杜絕腐敗，而是為了鞏固統治，維護等級特權制度，使統治集團能夠更久遠地獲得貪腐紅利，更符合等級規則地分配貪腐紅利。在很多情況下，反腐敗還是專制權力排除異己的一種借口。

在統治權力安全限度內的腐敗，按特權等級分配的腐敗正是專制權力所允許、所追求的。

反腐敗必須先反特權，反特權必須先反專制，因為腐敗的根源就在不受制約的專制權力本身。

十四

印尼總統蘇西洛說，民主是一種本能。也就是說，民主的要求、民主的根源不是產生於、存在於社會外部的某種經濟、政治和文化的條件之中。而是產生於、存在於人的本能之中，產生於、存在於人性之中，產生於、存在於人追求自由、平等、幸福的生命衝動之中。

民主的本能和衝動，在人類的不同歷史時期都曾頑強地表現出來，原始社會出現過公社民主、古希臘產生了城邦民主、中世紀建立了市民自治民主，現代西方國家創造了代議制民主。

民主的成長和發展固然需要一定的外部條件，但是，決定性的因素不是這些外部條件，而是源於人性中的對民主的渴望。有了這種渴望，人就會為了民主的發展而不斷地創造出各種必要的條件。

人類社會包括個人、社會、政府三個層面。在個人層面應當講自由，在社會層面應當講自治，在政府層面應當講民主。民主是個人自由和社會自治向公共權力（政府）層面的延伸。只有建立在尊重個人權利和自由，社會充分自治基礎上的民主，才是可靠的民主。

重建權力首先要重建社會。重建社會就要大力推進非政府組織（獨立的工會、農會、商會以及各種公民自治組織）的發展。公民社會是民主政治的根源，沒有公民社會的充分發展，民主政治就會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

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使大量的農民成為市民。農民進城，不僅創造出巨大的經濟需求，而且創造出巨大的權利需求和民主需求。

農民進城意味著中國正在從農村宗法等級關係的臣民社會，轉變為城市契約平等關係的公民社會。這就必然把公民主導的民主政治推向歷史的前台。有遠見的政治家應當站在歷史大潮的前端，引導歷史前進，而不應當成為阻礙歷史進步的絆腳石。

十五

所謂民主的階級性問題其實是一個混淆視聽的偽問題。

民主在不同的國家和民族可以有不同的模式，但是民主的基本要求和原則都是共同的，不存在姓資姓社的區別。民主的基本原則是「官由民選，權由民授」，任何「特色」、任何階級的政治，如果去掉「權由民授」的原則，什麼都可能是，就一定不是「民主」政治了。

如果有人抱一條狗來對我說：「這是一條無產階級的貓，社會主義的貓，有中國特色的貓，要把社會主義的貓與資本主義的貓區分開來。」我只能對他說：「你還是先把貓和狗區分開來吧。」

民主與共和相互依存又相互補益發揚。

「民主」解決的是縱向的官與民之間的關係，要求官由民選，官服從於民，服務於民（沒有服從就談不上服務）。民主的宗旨是「民有、民治、民享和少數服從多數」。

「共和」解決的是橫向的民與民之間的關係，要求破除宗教、種族、階級、身份、性別等方面的限制和歧視，主張在法制的保護下，人人享有平等的權利（主要表現為生存權、發展權、信仰權、言論權、選舉權、知情權、議政權、參政權等等）。共和的宗旨是「共有、共治、共享和寬容異見、保護少數」。

沒有民主，專制統治者依靠少數權貴階級（也包括當然的「革命者」和「先進者」）歧視、迫害其他庶民階級，使社會分裂對抗，就不可能有「共和」。

反之，沒有共和，一部分人在「內部」獨佔獨享權力，對「外部」的其他人實行「專政」和壓迫，在「專政」的基礎上必然形成專制和獨裁，當然也不可能有「民主」。

「共有、共治、共享」的「共和」是「民主」的根本保障。

十六

什麼是現代化的發展規律？

現代化的實質是確立人的中心地位，確立人的自由、權利和全面發展是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的最高目的。

現代化的發展體現在經濟社會發展的三個層面上：在器物層面上體現為市場經濟和現代化大生產的發展以及先進科學技術的發展，在制度層面上體現為公民社會和民主憲政的建設和發展，在價值層面上體現為肯定和保護人的自由和權利的精神文化的發展。器物層面的發展，必然推動制度層面和價值層面的發展。

現代化的發展規律從根本上說，就是市場經濟、公民社會和民主憲政建立並協調發展的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