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舊詩

小編的話 魯迅最初理想的文學就是「詩」，或者說他一開始就是通過「詩」來理解廣義的文學的。在魯迅逝世80周年的日子裡，我們一起來讀讀魯迅的舊詩。

魯迅具有濃郁的詩人氣質，我們在他大量的小說、雜文和散文中可以感到這一點。

他最初理想的文學就是「詩」，或者說他一開始就是通過「詩」來理解廣義的文學的。

「五四」以後曾嘗試寫新詩，很快放棄，偶發詩興，還是採用舊詩的形式。

從後人輯錄的現存五十餘首舊詩來看，四言、五言、七言都有，律詩、絕句、「打油」兼備，而魯迅偏愛的，似乎還是七絕與七律。

他常常用舊詩來「打油」，可見對於舊詩，並不特別恭敬，然而造詣實在驚人。這不僅表現在對仗的工整，用典的恰當，聲韻的優美，以及格調的高古——這些都是舊詩固有的標準——更可貴的是魯迅寫舊詩可以完全不為舊詩嚴格的形式所拘束，能夠自由地融入現代情感，而又不破壞舊詩應有的深致，幽婉，與固有的形式美。

由於語言形式和文學傳統（尤其是「典故」）的關係，舊詩可以寫得更加隱晦、深沉、古樸、凝練，所以一些適合舊詩的情愫還是用舊詩寫出才好，這也是包括魯迅在內的許多現代中國作家在用白話寫作的同時始終不廢吟詠的原因。我們甚至可以說，如果不了解魯迅表現於舊詩中某些只適合用舊詩來表現的情愫，也就不能說全面了解他這個人。

限於篇幅，這裡只選四首，嘗鼎一臠。

別諸弟（三首）

謀生無奈日賓士，有弟偏教各別離。最是令人凄絕處，孤檠長夜雨來時。

還家未久又離家，日暮新愁分外加。夾道萬株楊柳樹，望中都化斷腸花。

從來一別又經年，萬里長風送客船。我有一言應記取，文章得失不由天。

這三首詩，作於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二月，署名「戛劍生」，是現存魯迅最早的詩。魯迅時年二十，在南京陸師學堂附設的礦務鐵路學堂念書。他利用寒假，於這年的陰曆十二月二十六日還家，次年正月二十日回南京，故有「還家未久又離家」之說。

魯迅原本兄妹四人，唯一的妹妹名「端」，1887年生，未滿周歲，死於天花。四弟椿壽1893年生，1898年病亡。1893年魯迅祖父因科場舞弊案被捕入獄，家道中落。魯迅父親常年卧病，一直延請有名的中醫診治，所費不貲，但終於1896年病逝，這就越發使周家「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椿壽的夭折，對於全家人可謂雪上加霜。魯迅1898年5月考入南京陸師學堂，小弟過世是這年的十一月初八，魯迅正放假回家，三天後不得不再回南京。此後直到1902年1月從礦路學堂畢業，轉赴日本留學，魯迅經常回紹興探望家人。他是長子，祖父下獄，父親生病、病逝，在這過程中族人、親戚和鄉里的冷眼與欺侮，他比兩個弟弟周作人、周建人自然承受得更多。去南京前，他就已經挑起了家庭的重擔，讀書之外，經常「出入於質鋪和藥店」，去南京之後，更是心繫故家兩個「弱弟」。魯迅一生對兩個弟弟都有超過一般兄長的愧疚、贖罪和無條件奉獻的心情，性格的養成與此有關。《別諸弟》三首，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寫成的。

一、二兩首是寫自己離家在外的凄涼，和不能照顧弟弟的感傷與愧疚。第三首是鼓勵弟弟們對於為文之道要有信心，不必迷信古人「文章憎命達」（杜甫《偶題》）、「文章本天成」（陸遊《文章》）之類的說法。但魯迅所謂「文章」，應該還是科舉應試的「制藝」，他那時也只能以此鼓勵弟弟們，雖然自己在別人的眼裡因為放棄了「讀書應試」，已經「將靈魂賣給鬼子」——魯迅在南京讀書期間，還是偷空回紹興參加過一次「縣考」，但那只是應景而已。

我們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魯迅對待自己和他人的區別。他雖然自有確信，應該如何處世，但如果別人因為性格和環境的關係，不能和他一樣，他決不勉強，甚至替別人作想，理解別人或有的妥協。

這首詩雖然寫得淺白，但不經意之間化用了許多古人的成句。如「孤檠長夜雨來時」之於陸游《秋光》的「孤燈初暗雨來時」，「日暮新愁分外加」之於孟浩然《宿建德江》的「日暮客愁新」，「望中都化斷腸花」之於劉希夷《公子行》的「可憐楊柳傷心樹，可憐桃李斷腸花」，「長風萬里送客船」之與李白《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的「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青年魯迅作詩，並不顯耀才學，而是直抒胸臆，但才學已在其中。

亥年殘秋偶作

曾驚秋肅臨天下，敢遣春溫上筆端。塵海蒼茫沉百感，金風蕭瑟走千官。老歸大澤孤蒲盡，夢墜空雲齒髮寒。竦聽荒雞偏闃寂，起看星斗正闌干。

《魯迅日記》1935年12月5日記：「午後……為季市書一小幅，云：曾驚秋肅臨天下……」季市，魯迅好友許壽裳，與魯迅訂交於東京留學時期，同為浙江籍學者，同為章太炎學生，同為教育部同事，對雖是同輩的魯迅非常欽佩。魯迅逝世不久，即出版《亡友魯迅印象記》，提供了許多關於魯迅生平的珍貴材料，並始終致力於闡揚魯迅精神。1948年遇害於台灣。魯迅對許壽裳也相當敬重，瞿秋白之外，許可能是魯迅一生相知莫逆、不起芥蒂、情誼深篤的僅有的摯友之一，而他書贈許氏的這首詩歌，也有特別的意義。

「亥年」即1935年，「殘秋」，秋盡冬來之時。是年陽曆10月9日寒露，24日霜降，11月8日立冬，所謂「殘秋」，應在10月24日之後、11月8日之前。

這首詩可以看作魯迅對於自己一生事業的高度總結，具有強烈的心理自傳色彩。

前兩聯，是寫自己的上半生。重點有二，一是日本留學時期選擇文學為一生志業，一是回國後對於現代中國生活的基本觀察與個人的感受。後兩聯，則寫晚年心境，而魯迅的晚年心境並不始於晚年，其悲觀沉鬱，概自「五四」落潮的二十年代上半期即已開始，所以他的上半生與下半生（所謂晚年）連在一起，不可分割。

一個「曾」字，提醒我們第一聯所追述的是作者的早年生涯。在第一講里，我們介紹過魯迅在日本留學時所寫的《科學史教篇》和《破惡聲論》，併兼及《摩羅詩力說》和《文化偏至論》，熟悉這四篇文章的基本思想架構，就很容易理解這首自述平生的詩歌第一聯的意境。

魯迅在日本時期，深感中國古文明雖曾燦爛一時，到了近代卻日益衰微，誠如《破惡聲論》開頭所說，已經是「本根剝喪，神氣旁皇……寂漠為政，天地閉矣」的地步了。整個中國充斥著「羞白心於人前」的「志士英雄」（實際上乃是「偽士」和「輇才小慧」），他們「凡所然否，謬解為多」，故當時的中國，雖多「擾攘」（「偽士」們的議論紛紛），實則「凄如荒原」，是個「寂漠境」。「心聲」不吐，國民文化精神就陷於凋敝，文明歷史到了這個地步，真可謂「燦爛於古，蕭瑟於今」，那種可悲的光景，魯迅在寫於1907年的《摩羅詩力說》一開頭，給予這樣的描繪：

「人有讀古國文化史者，循代而下，至於卷末，必凄以有所覺，如脫春溫而入於秋肅，勾萌絕朕，枯槁在前，吾無以名，姑謂之蕭條而止。」

這就是「曾驚秋肅臨天下」的所指。

然而這只是魯迅當時思想認識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他並不絕望。不僅不絕望，倒是從自己對於中國思想界和知識界的觀察中看到了自己應該做什麼，可以做什麼，所以他又說：

「吾未絕大冀於方來，則思聆知者之心聲而相觀其內曜。內曜者，破黮暗者也；心聲者，離偽詐者也。人群有是，乃如雷霆發於孟春，而百卉為之萌動，曙色東作，深夜逝矣。」

這就是變「秋肅」為「春溫」的意思。

但如何實現中國文化精神的這種季節的轉換、實現魯迅所謂的「大冀」、迎來中國文化的「春溫」呢？

魯迅當時所看到的唯一的辦法，乃是「聆知者之心聲而相觀其內曜」，而「知者」吐露「心聲」、發揮「內曜」的最好的辦法就是「詩」，即廣義的文學創作。

青年魯迅思考中國文化精神的出路，認為舍文學無他，他把文學（詩）創作提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斷言只要文學發達，國民敢於吐露「心聲」，發揮「內曜」，則「內部之生活」必然深邃壯大。基於這個想法，他激情洋溢地為中國讀者介紹了英國的拜倫、雪萊、濟慈，挪威的易卜生，俄國的普希金、萊蒙托夫，波蘭的密克威支，匈牙利的裴多菲等「摩羅詩人」的傳記和主要作品，及其對於本國和世界讀者精神的巨大激勵，接著，他向廣大的中國讀者發出質問：

「今索諸中國，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有作至誠之聲，致吾人於善美剛健者乎？有作溫煦之聲，援吾人出於荒寒者乎？家國荒矣，則賦最末哀歌，以訴天下貽後人之耶利米，且未之有也。」

雖然他詳細闡釋了文學的「涵養神思」的「不用之用」，指明了變「秋肅」為「春溫」的文化變革之路，卻沒有人來回應，他只好不自量力，披掛上陣，用自己的筆來報告春天的來臨了。

「敢遣春溫上筆端」，說的就是這個意思。「敢」字，不僅帶有魯迅當時堅信已經找到文學救國的正確思想的自得之色，也流露著魯迅對於當時和後來所一再經驗到的無人響應因而只好不自量力、孤獨奮鬥的困境的夾雜著自傲的自嘲。

第二聯是寫從日本歸國至二十年代上半期的經歷。魯迅1909年8月歸國，先在杭州、紹興兩地教書，後經許壽裳向蔡元培引薦，入教育部工作。從1909年回國，到1918年參與新文化運動，重新執筆爲文，中間正好間隔十年沉默期。這十年里，魯迅先是經歷了「民元」（辛亥革命初期）短暫的「光明」，但馬上失望了。先是在紹興，嘗到「綠林大學」出生的王金髮那種革命暴發戶的滋味，後來誠如他1932年為《自選集》寫序時說的，「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了」。但最令魯迅失望的還並非政治的窳敗，而是新文化運動中「同一戰陣的夥伴」的變化，「後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陳獨秀放棄了文化運動而走向政治，或許是魯迅所謂的「前進」，但更多的人，如胡適之「整理國故」，宣稱「二十年不談政治」，但不久即變化，不僅大談政治，還參與政治，希望建立「好人政府」，並呼籲一班留學歐美的知識分子跟他一道來「做政府的諍友」，至於周作人從「談龍」、「談虎」退到「苦雨齋」里耕耘「自己的園地」，劉半農赴法國學習語言學，硬要往學者圈子裡鑽，錢玄同空腹高心，從鼓動魯迅戰鬥的「金心異」變成說怪話的教授，還有更年輕的《新潮》社成員如羅家倫、傅斯年紛紛做官……則都是魯迅意想不到、也不願看到的。在整個二十年代下半期和三十年代，魯迅甚至將自己雜文主要的批判鋒芒對準了這些人，大量的書信，包括歷史小說《故事新編》，也反覆談到他對於這些因為新文化運動而「點綴」於學府、政壇的「新貴」們的失望。「金風蕭瑟走千官」，就是說的這些政客、文人的發跡變態。「金風」，即秋風，因為「五行」之中，「秋」屬於「金」。王維《敕賜百官櫻桃》：「芙蓉闕下會千官」，岑參《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玉階仙杖擁千官」……這是「千官」的成句。看到「千官」奔忙的景象，魯迅的心情再次回到了青年時代所「曾驚」的那君臨天下的「秋肅」，滿面撲來的，自然只有「金風」了。

魯迅晚年如何整體評價自己的文學創作？在這首詩里，他只用了十四個字：「老歸大澤菰蒲盡，夢墜空雲齒髮寒」。為什麼說這十四個字，是魯迅對於自己的文學創作的整體評價呢？

我們知道，魯迅對自己文章效果的認識，在更深的層面是有些飄忽的。他曾說自己的創作與藝術的距離之遠，是可想而知的，又說自己諷刺社會的雜文，不過一箭之入大海，毫不起作用，即使偶爾喚醒幾個青年，也不過是將鐵屋子裡沉睡就死的人叫醒，使他們「夢醒之後無路可走」，而這就無異於將他們製成「醉蝦」，讓迫害者能夠「賞玩這較靈的痛苦，得到格外的享樂」。

「然而我至今終於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麼。比方做土工的罷，做著做著，而不明白是在築台呢還在掘坑。所知道的是即使是築台，也無非要將自己從那上面跌下來或者顯示老死……」

這種自我評價的另一種詩的表達，則更加凄涼：

「於浩歌狂熱之際中寒；於天上看見深淵。於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於無所希望中得救。」

在自己確信其「涵養神思」的「不用之用」、並付出全部生命熱情的似乎擁有豐富意義的文學活動中，魯迅常常感到透骨的無奈，這就好比一個人在夢中夢見自己從「空雲」中掉下來，齒髮俱寒。

這樣懷疑著、恐懼著、窮乏著的時候，一個人最大的痛苦，還不是後天努力的失敗，而是先天所擁有的本來屬於自己的精神財富的丟失。其中，少年時的情味，留在記憶深處的青春年少的世界，在自以為是的奔忙中離開自己，無法追回：這才是莫大的生命的喪失。

所以當他從根本上懷疑、否定那後天的文學的努力時，雖然明明知道那少年的世界已經死亡，也只能假裝它還並未死亡，而時時反顧，希望由此得到一些慰藉：

「我有一時，曾經屢次憶起兒時在故鄉所吃的蔬果：菱角，羅漢豆，茭白，香瓜。凡這些，都是極其鮮美可口的；都曾是我思鄉的蠱惑。後來，我在久別之後嘗到了，也不過如此；惟獨在記憶上，還有舊來的意味留存。他們也許要哄騙我一生，使我時時反顧。」

這是1927年所說的話。到了1935年，故鄉的風物實在無法繼續「哄騙」他了，所以才有「老歸大澤菰蒲盡」的嘆息。據1933年的一首《無題》：「煙水尋常事，荒村一釣徒。深宵沉醉起，無處覓菰蒲」，則這種嘆息的發生應該更早。

詩人意識到一生努力的結果，竟是無法回歸故鄉的深山大澤，這該是怎樣一種失落與喪失之感。魯迅1919年的一次回鄉，促使他寫了《故鄉》等告別故鄉的小說。1926-1927年間神遊故鄉，寫下了《朝花夕拾》。到了暮年，再次心系舊鄉，寫了《我的第一個師傅》、《我的種痘》和《女吊》等作品。

最後兩聯，除了總結他對一生文學事業的態度之外，還涉及詩人對生命本身的感嘆。這和他當時的生病有關。1934年11月7日，魯迅在日記中寫下「肋間神經痛」數語，此後一直到12月2日，每天都有自量體溫的記錄。這是繼1923年9月至1924年4月因與周作人衝突而肺病複發、1925年9月因與章士釗等衝突再次複發、1928年5月初到上海後與年輕的「革命文學家」論戰而第三次複發之後的第四次發作，纏綿數月，至「亥年殘秋」，始稍覺恢復。其實這只是假象，他的痼疾並未痊癒，也不可能痊癒，終於1936年3月再次暴發，從此日重一日，直到謝世。這首詩寫於1935年秋，魯迅自己也知道，當時不過大病稍減的緩衝期，似乎有了新的轉機，可以鼓舞心志，做些事情了，但再一查驗，其實生命已經無情地急速走向終點。《晉書·祖逖傳》：「逖與司空劉琨，共被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中夜忽聞荒雞，本可振作起舞，但仔細一聽，其實並無聲音——也許只是自己的幻覺？等到披衣起來，仰望夜空，北斗已經「闌干」。韻書：「闌干，橫斜貌。象斗之將沒也」，即北斗星的光曜行將滅沒。這一聯，不啻對安慰自己的老朋友許壽裳說：「你以為我身體有轉機嗎？非也，我看就要死掉了啊」。

從東京時代投身文學起，寫到世道人心的依然如故，文學的幻滅，身體的衰朽，直至發生「死的豫想」，魯迅這首概述平生的詩所包含的感情實在過於沉重。但沉重至乎其極，便是解脫。「竦聽荒雞偏闃寂，起看星斗正闌干」，對生死真相的承認，不是用一種近乎超然的平靜寫出來的嗎？

在魯迅五十多首舊體詩中，《亥年殘秋偶作》詩味最濃，所含生命信息最富，因為這首詩寫了他一生，也是用一生寫成的。舊詩之「凝練」，有如此哉。

（謹以此文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八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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