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鮑姆：馬克思在21世紀具有什麼樣的意義

一

2007年，猶太人圖書周在馬克思逝世紀念日（3月14日）兩周前舉行，從舉行地點出發，步行不久就到了倫敦與馬克思關係最密切的地方——大英博物館圖書閱覽室。兩位立場截然不同的社會主義者——我和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在那裡向馬克思表達了我們的敬意。然而，只要想想這個圖書周舉行的地點和日期，這就令人倍感意外。人們不能說1883年馬克思死於失敗之中，因為他的著作已經開始影響德國尤其是俄國的知識分子，他的信徒所領導的運動已經開始主導德國工人運動。不過，1883年，這一切尚不能充分地展示出馬克思畢生的工作。他寫作了一些卓越的小冊子和未完成的重要著作《資本論》。在馬克思生命的最後十年里，《資本論》的寫作幾乎沒有任何進展。當一位拜訪者詢問他的著作時，馬克思苦惱地問道：「哪一部著作？」自從1848年革命失敗後，馬克思的主要政治努力——所謂的1864—1873年第一國際——以失敗告終。儘管馬克思在英國流亡了大半生，但在英國的政治或思想生活中卻沒有確立重要的地位。

「馬克思在逝世後卻取得了驚人的成功」

然而，馬克思在逝世後卻取得了驚人的成功！在他去世後的25年里，歐洲工人階級以他的名義成立或者接受其思想的政黨在本國的民主選舉中獲得了15%到47%的選票——英國是唯一的例外。1918年後，許多工人階級的政黨成為了執政黨，而不只是作為反對黨存在，在法西斯主義滅亡之後仍然如此，但是它們急切地拋棄自己最初的思想來源。如今它們仍然存在於世。與此同時，馬克思的信徒在非民主國家和第三世界建立了革命組織。在馬克思去世70年後，人類1/3的人口生活在共產黨執政的政權下，而共產黨則聲稱自己代表他的思想，要實現他的理想。目前世界仍然有超過20%的人口生活在共產黨執政的政權下，但是除了少數例外，這些執政的共產黨已經徹底改變了政策。簡而言之，如果說有一位思想家在20世紀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迹，那麼他就是馬克思。19世紀的卡爾·馬克思和赫伯特·斯賓塞都葬在海格特墓地。走進海格特墓地，令人非常驚訝的是兩人的墳墓都在彼此的視線內。在兩人都在世的時候，斯賓塞是公認的19世紀的亞里士多德，而馬克思則是一位依靠朋友資助而生活在漢普斯德低坡的窮人。今天，無人知道斯賓塞也葬在那裡，但是來自日本和印度的年老朝聖者絡繹不絕地瞻仰馬克思的墳墓，流亡的伊朗和伊拉克共產黨人堅持葬在他的墳墓旁邊。

隨著蘇聯的解體，在馬克思逝世100年後的第一個20年里，他已經徹底變成了歷史人物，不再令人為之不安。一些記者甚至認為，今晚的這場討論是在努力把他從「歷史的垃圾堆」里拯救出來。然而，今天，馬克思再次成為一位21世紀的思想家。

英國BBC的調查表明，聽眾把馬克思選為最偉大的哲學家。我從這個調查中沒有想到太多的東西。但是，如果你把馬克思的名字輸入谷歌進行搜索，就會發現他仍然是搜索量最大的偉大思想家之一，只有達爾文和愛因斯坦超過他，但遠遠高於亞當·斯密和弗洛伊德。

在我看來，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狀況，有兩個原因。第一，蘇聯官方馬克思主義的終結把馬克思解放了出來，馬克思在理論上不再被公開地等同於列寧主義，在實踐中不再被公開地等同於列寧主義政權。非常清楚的是，仍然有相當多的理由重視馬克思對世界的看法。第二，尤其明顯的是，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全球化的資本主義世界在一些關鍵的方面與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預見的世界極為相似。1998年是這本驚人的小冊子發表150周年，恰好也是全球經濟劇烈動蕩之年。公眾的反應清楚地體現出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的預見。悖謬的是，這一次是資本家而不是社會主義者重新發現了馬克思：社會主義者是如此地沮喪，竟然沒有重視這個紀念日。我對於美國航空公司飛行雜誌編輯的採訪感到如此驚訝，因為他們雜誌80%的讀者是美國的商務旅客。我寫了一篇關於《共產黨宣言》的短文，他認為他的讀者會對關於《共產黨宣言》的辯論感興趣，可他會採用我的短文嗎？更令我驚訝的是，大約是在世紀之交的一次午餐會上，喬治·索羅斯問我怎麼看馬克思。我知道我們之間的觀點沒有什麼共同之處，因而想避免爭論，給出了一個含糊的回答。他說：「此人150年前發現了資本主義的一些事實，我們今天必須予以關注。」他的確是這樣做的。此後不久，據我所知，那些從未成為共產主義者的作家開始認真對待馬克思，就像雅克·阿塔利的馬克思新傳記和對於馬克思的研究那樣。阿塔利認為，對於那些想把當前世界改變得更美好的人來說，馬克思留下了許多的思想。應當記住的是，即使從這種觀點來看，我們今天也需要重視馬克思。

2008年10月，《金融時報》發表了題為《陷入災變的資本主義》的頭條新聞，這時無人再對馬克思回到了公眾視野中表示懷疑。當全球資本主義正在經歷自20世紀30年代初以來最嚴重的動蕩和危機時，馬克思不可能退出公眾的視野。另一方面，21世紀的馬克思幾乎必然不同於20世紀的馬克思。

有三個事實支配了20世紀人們對馬克思的看法。第一個事實是那些革命提上日程的國家與那些革命尚未提上日程的國家——寬泛地說就是北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區以及其他地區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分化。第二個事實來自於第一個事實：馬克思的遺產自然地分化成兩種遺產：（1）社會民主主義和改良主義的遺產；（2）由俄國革命主導的革命遺產。這一點在1917年由於第三個事實而變得十分清楚：19世紀的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社會墮入我所說的「大災難時代」，即從1914年到20世紀40年代的時期。那場危機是如此嚴重，使許多人懷疑資本主義能否復元。就像20世紀40年代非馬克思主義者約瑟夫·熊彼特所預言的那樣，資本主義不會註定被社會主義經濟取代嗎？事實上，資本主義確實復元了，但不是回到它的舊形式上。同時，蘇聯的社會主義似乎對崩潰具有免疫力。從1929年到1960年，蘇聯的社會主義看起來似乎合情合理，即使對許多不贊同這些政權的政治方面的非社會主義者來說，資本主義已經耗盡元氣，蘇聯政治證明它會超越資本主義，似乎也不是不合乎情理的。在蘇聯人造衛星發射的那一年，這一觀點聽起來並不荒謬，在1960年後是明顯如此。

這些事實及其對政策和理論的影響都屬於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後的時期，超出了馬克思本人的經歷和評價的範圍。我們對20世紀馬克思主義的評判不是依據馬克思本人的思想，而是依據後世對其著作的闡釋和修正。我們頂多能夠聲稱，在19世紀90年代末期馬克思主義的第一次思想危機期間，第一代馬克思主義者，即那些曾與馬克思、更可能與恩格斯進行過私人交往的馬克思主義者，已經開始討論一些與20世紀相關的問題，尤其是修正主義、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後來馬克思主義者的許多討論在馬克思那裡找不到思想來源，而是專屬於20世紀，尤其是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實際上可能或者應當是什麼樣子的問題，這個問題基本上誕生於1914—1918年俄國戰時經濟的經驗和一戰後的准革命危機或革命危機。

因此，馬克思不可能主張，作為一種保證生產力最快速發展的方式，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優越。這一主張屬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資本主義危機面對蘇聯「五年計劃」的時代。實際上，馬克思主張的並不是資本主義已經達到它推動生產力發展的能力的極限，而是資本主義增長的不均衡運動產生了周期性的生產過剩危機，而這種生產過剩危機遲早會證明生產與資本主義管理經濟的方式不相容，造成推翻資本主義的社會衝突。資本主義就其本質來說不可能適合隨之而來的社會化生產經濟。馬克思認為，這必然會是社會主義經濟。

於是，毫不奇怪，「社會主義」是20世紀關於馬克思的辯論和評價的核心。這不是因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規劃明顯是馬克思主義的——事實上並不是，而是因為所有受馬克思主義啟發的政黨都贊同這樣一種規劃，而且共產黨實際上聲稱已經制定了這樣一種規劃。這種規劃就其20世紀的形式而言已經死亡。蘇聯的「社會主義」和其他「中央計劃的經濟」，即在理論上無市場的國家所有和指令性經濟，已經成為過去，而且不會復興。社會民主黨人建立社會主義經濟的志向始終是未來的理想，但即使作為正式的志向，它們到20世紀結束時也已經遭到了拋棄。

社會民主黨人心中的社會主義模式和共產主義政權建立的社會主義究竟有多少內容屬於馬克思呢？這裡十分關鍵的是，馬克思本人慎重地避免對社會主義的經濟和經濟制度作出具體的闡述，也沒有論及共產主義社會的具體形式，他只是指出，共產主義社會不可能人為地構想或設計出來，只能從社會主義社會中演變出來。他在這個主題上作出的一般性論述，例如他在針對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的《哥達綱領批判》中的論述，沒有給他的繼承人提供具體的指導，事實上也沒有給那些他們認為在革命之前屬於學術問題或空想實踐的問題提供嚴肅的思考。我們知道如下一點就已經足夠了：共產主義將建立在——用著名的工黨黨章「第四條」的話來說——「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通常認為通過工業的國有化就可以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

十分奇怪的是，關於中央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的最早理論並不是由社會主義者提出的，而是1908年由義大利的非社會主義經濟學家恩里克·巴羅內(Enrico Barone)提出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私人工業的國有化問題被提上現實政治的日程之前，也沒有其他人思考過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理論。當時，社會主義者毫無準備地面對著他們的問題，從過去或其他人那裡也得不到任何的指導。

「計劃」包含在任何類型的由社會管理的經濟中，但是馬克思對此沒有具體的論述。當蘇俄在革命後嘗試「計劃」的時候，「計劃」只能是臨時的產物。在理論上，「計劃」只能夠通過設計出各種概念（例如列昂惕夫的投入產出分析）和提供相關統計數據才能實現。後來，非社會主義經濟廣泛地採用這些設計。在實踐中，「計劃」只有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同樣臨時產生的戰爭經濟尤其是德國的戰爭經濟才能實現，特別重視電氣工業，這是德國和美國電氣公司經理中的政治同情者告訴列寧的。戰爭經濟仍然是蘇聯計劃經濟的基本模式，即一種事先確定某些目標——超速工業化、贏得戰爭、製造原子彈或者把人類送上月球——然後計劃通過不顧短期代價地配置資源來實現這些目標的經濟。這不是只有社會主義才有的狀況。走向事先目標的工作可能帶有或多或少的精密性，但是蘇聯的經濟實踐上從未超出這種狀況。而且，儘管自1960年以來蘇聯經濟一直嘗試「計劃」，但是從未擺脫在嘗試使市場適應官僚命令體系時所暗含的兩難困境。

社會民主主義以一種不同的方式修正了馬克思主義，要麼推遲社會主義經濟的建立，要麼更現實地設計出不同形式的混合經濟。就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仍然致力於創立一種完全社會主義的經濟而言，這包含著關於社會主義經濟的一些思考。最令人關注的思考來自一些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例如費邊主義者韋伯夫婦，他們設想通過一系列不可逆轉的和累進的改革實現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逐步變革，因而，儘管他們沒有對社會主義的經濟運作提供任何思考，卻為社會主義的制度形式提供了一些政治思考。最主要的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者」愛德華·伯恩施坦主張，改良主義的運動就是一切，最終的目標沒有任何實踐的現實性，從而巧妙地處理了這個問題。事實上，大多數在一戰後成為執政黨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滿足於修正主義政策，實質上使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滿足了工人的一些要求。這種立場的權威著作是安東尼·克羅斯蘭的《社會主義的未來》（1956年）。他認為，隨著1945年資本主義解決了建立豐裕社會的問題，公有企業（國有化的典型形式或其他形式）不是必要條件，社會主義者的唯一任務是保證國民財富的公平分配。這一切已經遠離了馬克思，事實上遠離了傳統社會主義者的構想：社會主義本質上是一種非市場的社會，這是馬克思大概也會贊同的一種構想。

我只想補充一點：最近經濟新自由主義者與其批判者之間關於國有企業和公有企業地位的爭論，在原則上並不是一場專屬於馬克思主義乃至社會主義的爭論。這場爭論停留在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一種企圖上：通過國家全面退出對追求利潤的企業活動的管制或控制，把自由放任原則的病變轉化成經濟現實。這種把人類社會交給（所謂的）自我控制和使財富乃至福利最大化的市場——充斥著理性地追求私利的行動者——的企圖，在任何發達經濟、甚至在美國的資本主義發展早期階段上沒有任何先例。這是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學家對亞當·斯密的誤讀，就像蘇聯極端的100%國家計劃的指令性經濟是布爾什維克對馬克思的誤讀一樣。毫不奇怪，這種更接近於神學而不是經濟現實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也失敗了。

中央計劃的國家經濟銷聲匿跡，而且非道德化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不再立志徹底改造社會。這些消除了20世紀關於社會主義的諸多爭論。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在一定程度上背離了馬克思本人的思想，儘管它們受到他的很大啟發，並以他的名義行事。另一方面，在三個方面馬克思仍然是一種巨大的力量：作為一位思想家，作為一位歷史思想家和分析家，作為一位公認的現代社會思想之父。我沒有資格談論他作為一位哲學家所具有的持久但顯然重要的意義。當然，從未失去當代意義的是他關於資本主義是一種一定歷史時代的人類經濟模式的看法與他對資本主義不斷擴張、不斷集中、不斷製造危機和不斷自我改造的運行模式的分析。

二

馬克思在21世紀究竟具有什麼意義？蘇聯社會主義模式，迄今為止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唯一嘗試，已經不復存在。另一方面，全球化進程已經大大推進，不斷加速進行，人類也已經具有十足的財富創造能力。這已經削減了民族—國家的經濟和社會行為的力量和範圍，因而削弱了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主要依靠向政府施加改革的壓力——的經典政策。就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盛行而言，它也造成了國家內部以及地區之間的極端經濟不平等，把災難的因素帶回到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周期中，包括那些變成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成為最嚴重的全球危機的因素。

我們的生產能力使大多數人可能——起碼潛在地——從必然王國邁入到富裕、教育和不可想像的生活選擇的王國，儘管世界上大多數人尚未進入這一王國。然而，20世紀的大多數社會主義運動和政權實質上仍然在這個必然王國中活動，即使在西方的富裕國家也是如此，儘管它們在1945年後的20年里出現了大眾富裕的社會。然而，在豐裕的王國中，充足的食物、衣物、住房、提供收入的工作及保護人民擺脫生活風險的保障體系的目標，儘管是社會主義者的一條必要綱領，但不再是他們的一條充分綱領。

第三項發展是負面的。由於全球經濟的大規模擴張破壞了環境，控制無限制的經濟增長已經成為越來越迫切的需要。扭轉或者至少控制經濟對生物圈的影響與資本主義市場的命令——即追求利潤的持續增長最大化——之間出現了明顯的衝突。這是資本主義的阿喀琉斯之踵。我們目前不可能知道那枚致命之箭由誰射出。

因此，我們今天如何看待馬克思呢？是全人類的而不只是某一部分人的思想家？當然是。是一位哲學家？是一位經濟分析家？是現代社會科學的創始人和認識人類社會的指南？是的。不過，就馬克思而言，阿塔利正確地強調的一點是馬克思思想的普遍全面性。這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跨學科性」，而是對所有學科的整合。正如阿塔利所說：「在他之前的哲學家們按照人的總體性思考了人，但他是第一個把世界作為政治、經濟、科學和哲學的整體來理解的人。」

十分明顯，馬克思的許多論述已經過時，一些論述不再可能被人接受。同樣明顯的是，他的著作是尚未完成的作品，但像所有名副其實的思想一樣，一項永遠在發展中的工作。沒有人再會把它變成一種教條，更不用說變成一種獲得制度支撐的正統了。這無疑會使馬克思本人感到震驚。但是，我們還應當拒斥那種認為「正確的」馬克思主義與「不正確的」馬克思主義存在鮮明差別的觀念。他的探究方式會帶來不同的結果和政治視角。事實上，這對馬克思本人來說也是如此。他曾經設想，英國和荷蘭可能出現和平的權力過渡，俄國的村社也可能演變成社會主義。就像普列漢諾夫和列寧一樣，考茨基甚至伯恩施坦也是馬克思的繼承人。由於這個原因，我對阿塔利對真正的馬克思與一系列對其思想的簡化者和偽造者——恩格斯、考茨基、列寧——之間的區分表示懷疑。對俄國人即《資本論》的第一批專心讀者來說，把馬克思的理論視為一種通過西方式的經濟發展使像俄國這樣的國家從落後走向現代的途徑，是合理的，就像對馬克思本人來說推測向社會主義的直接過渡是否不會在俄國村社的基礎上發生是合理的一樣。這甚至更可能符合馬克思本人思想的一般發展。反對蘇聯實驗的依據並不是只有全世界先進入資本主義後才能建設社會主義，馬克思沒有說過這樣的話，我們也不能堅定地聲稱馬克思曾經這樣認為過。這是經驗主義的。正是俄國過於落後，只能產生出對社會主義社會的拙劣模仿。這在1917年本該成為包括大多數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在內的所有馬克思主義者的普遍共識。另一方面，反對19世紀90年代所謂「合法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持有阿塔利所持有的看法，即馬克思主義者的唯一任務是在俄國發展繁榮的工業資本主義——的依據也是經驗主義的。在沙皇的專制統治下不可能出現一個自由資本主義的俄國。

然而，馬克思的分析仍然具有許多有效和有意義的核心內容。顯然，第一個內容是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不可阻擋的全球動力和摧毀擋在它面前的一切——保護那些資本主義自身曾經受益的人類歷史遺產，例如家庭結構——的能力的分析。第二個內容是對資本主義通過製造內部矛盾——無休止的緊張和臨時的解決方案、造成危機和變革的增長，這一切在日益全球化的經濟中帶來了經濟集中——實現增長的機制的分析。毛澤東夢想一個通過不斷革命而不停更新的社會；熊彼特（在馬克思之後）所說的不斷的「創造性破壞」帶來了歷史的變革，資本主義由此實現了上述規劃。馬克思相信，這一進程最終會——必然——通向一種大規模集中的經濟，這就是阿塔利在最近一次的採訪中說出如下論斷時所要表達的意思：在所有人中，決定事情發生的人數是1000人，或者至多是10000人。馬克思相信這將會推翻資本主義，這是一個在我看來仍然正確的預見，在方式上卻不同於馬克思。

另一方面，馬克思的預測，即只有龐大的無產階級通過「對剝奪者的剝奪」 才能推翻資本主義，實現社會主義，並不是建立在他對資本主義機制的分析之上，而是建立在孤立的先驗假設上。最起碼它是以如下預測為基礎：就像當時的英國那樣，工業化將會產生主要是體力僱傭勞動者的人口。這作為中期的預測是非常正確的，但正如我們所知的那樣，作為長期的預測則是不成立的。19世紀40年代之後，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沒有期望工業化會產生他們所希望的具有政治激進化作用的貧困化。對他們來說，大多數的無產階級顯然沒有在絕對意義上變得更加貧困。事實上，就20世紀德國社會民主黨歷次非常無產階級化的代表大會而言，一位美國觀察家評論說，那裡的同志看起來「比貧困多一兩塊麵包」。另一方面，世界不同地區和不同階級之間的經濟不平等的明顯加劇不必然導致馬克思所說的「對剝奪者的剝奪」。簡而言之，未來的希望隱含在他的分析之中，但並不是源自於他的分析。

第三點最好用已故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翰·希克斯爵士的話來說。他說：「大多數希望弄清歷史一般進程的人會使用馬克思主義的範疇或者這些範疇的某種修正形式，因為幾乎沒有其他的範疇形式可用。」

我們無法預見21世紀世界所面臨的問題的解決方案，但是，倘若這些解決方案要獲得成功的機會，它們就必須提出馬克思所提出的問題，即便它們不願意接受馬克思的各類信徒所給出的答案。

（本文原載《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2年第6期，編譯：呂增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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