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大學》、《中庸》 -- 錢文忠

請大家原諒我作為一個大學歷史教師的職業習慣和偏好：在我看來，「 我讀經典」是一個歷史意味非常濃厚的題目。我首先要想清楚的是，「經典」這樣一個神聖的名詞，究竟是什麼時候才開始和我的生命史發生關聯的；換句話說，「經典」是從什麼時候起進入我的生活的。

這個乍一看非常簡單的問題，肯定是要從回憶開始的。而回憶一旦邁開它的腳步，卻著實讓我深深地陷入迷茫之中了。借用一首好象已經不太流行的流行歌的歌詞「象霧、象雨、又象風」，我的感覺與此相類似，撲朔迷離。、

我出生在1966年，正是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發動的年頭。我的回憶清晰，但是充滿著不和諧的劇烈的衝突。小時候，我住在煙雨江南的一個中等城市裡，小巷幽深，牆角長滿了青苔，院子里有一口古老的井，還有一棵古老的無花果樹。只要不走出去，那麼，就寧靜得就象歷史本身，或者說根本就沒有歷史的動感。可是，只要一出門，就是市中心，那就是另外一個世界：滿耳都是語錄課、高亢的口號聲；滿眼都是大字報，一片鮮紅鮮紅的顏色。

童年快樂嗎？我不知道。我住的房子後門就是一條清澈的小河，母親經常在河邊洗衣弄菜，我在母親身邊，看見過一條被母親破開膛取出了內腸的魚居然游逃而去，我記得我和母親先是驚訝，後是大笑。這當然是快樂的。可是，我還清楚地記得，我和母親到火車站送父親，遇見幾個戴著紅袖箍的凶神惡煞般的人，搶過父親的箱子，粗暴野蠻的翻檢什麼，床單或者是蚊帳，在空中飛舞。這當然是不快樂的。我為了這次講演，專門和我年逾古稀的父母核對過我的這兩段回憶。他們都覺得茫然依稀了。

我看見過戴著高帽子遊街的隊伍，我看見過焚燒書籍字畫的烈焰，我看見過砸毀廟宇和祠堂的瘋狂，我看見的東西，遠遠不是今天的少年所能想像和承受的。

回憶這些在我看來，是題中應有之義。我的目的只不過是想說明，首先，「經典」進入我的生命的時間是相當晚的，起碼不會在童年；其次，「經典」進入我生命的途徑是與今天迥異的，起碼不會在少年的課堂。

那個年代的「經典」嚴格地只指「紅色經典」，除此之外，是沒有其他的經典的容身之地的。今天可以昂然列入，或者說重新歸入「經典」的種種經典，在當時，不是有「封、資、修」的氣息，就是有「大、洋、古」的嫌疑，當然都在破除、打倒之列。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對這場巨大而荒謬的災難應該還是記憶猶新，甚至是刻骨銘心的。舉個例子吧，我知曉孔夫子的順序是：孔老二——孔丘——孔子。這大概很可以說明問題了。

那麼，今天我們大家公認的，被大家一致認同的那些「經典」是怎樣進入我的生命的呢？由於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第一次自己閱讀今天意義上的「經典」的時間很容易確定。

那是1976年的一天，當時「四人幫」剛剛被打倒，我們這些小學生前不久還在似懂非懂地高唱自己編寫的「反擊右傾反案風」的兒歌，轉眼之間，又在老師的帶領下，還是似懂非懂地投入到「揭批四人幫」的熱潮當中去了。我們的一個英語老師，教了我們一句英語口號「Smash the four men！」回去鸚鵡學舌地叫給父親聽，誰料沒有得好，讓英語系畢業的父親大罵一頓。我覺得受了天大的委屈。後來，稍微大了點，和父親理論。才知道父親發火的道理。父親當然不可能對「四人幫」有什麼好感，但是，這句英語實在太洋涇浜了，太拙劣了。父親不好當著我的面去指責我的英語老師，但是，他對教育水平的衰退、教師水準的下降實在是太憤怒了。

我遭受了這麼一場無妄之災，就很沒趣地躲到房間里。就在這一天，百無聊賴的我，不知道從哪個角落裡，抽出一本殘破不堪的線裝書來。

這本殘書後來跟了我很長時間，一直跟我到北京大學，跟我到德國漢堡大學。可惜，屢經搬遷，我不知道它是否還在我的書房裡。或者，它完成了對一個懵懂少年的經典啟蒙，正安靜地藏身在書深不知處，這也未可知。

總之，我記得非常清楚。這並不是一個什麼好版本，而是一個「爛」石印本，曾經是充斥書店書攤的大路貨色。一部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雖然是殘了，而且殘得相當厲害，但是篇幅本來就很小的《大學》、《中庸》卻完整無缺。我當時以為，這兩部書無非是「大學」、「中學」之類。我就開始了沒有老師知道的閱讀，當然要藉助家裡的字典。

三十多年過去了，我還是在閱讀《大學》、《中庸》。如果說，就這項閱讀活動而言，我有什麼長進的話，那就是：我在當時還不懂得世界上有必須用一生的整個生命來閱讀的書籍，而這個已經跨越了三十年，而且註定還會延續下去的閱讀活動教會了我，有些書不是讀過了就可以擱在一邊的，有些書是彌讀彌新的。換句話說，過去的我，認為《大學》、《中庸》只不過是兩種古書而已；而今天的我，則認為《大學》、《中庸》乃是當之無愧的「經典」。

我們知道，研究儒家傳統經典的「經學」是中國特有的一種學問，有的學者，如周予同教授認為，「經學只是中國學術分類法沒有發達以前之一部分學術綜合的名稱」；有的學者，如朱維錚教授則認為，經學是中國中世紀的統治學說。這都是很正確的說法。實際上，經學是傳統中國首屈一指的顯學。這是毫無疑問的。

經學的歷史，如果從公元前135年西漢宣布「儒術獨尊」開始算起，到1912年民國臨時政府「廢止讀經」為止，那麼它本身就有兩千多年的漫長歷史了。當然，這還沒有涉及到近幾年來的眾說紛紜的「經學復興」。

縱觀兩千多年的經學史，大儒名家層出不窮，學派學說百家爭艷；但是，卻也正因為如此，經學史上的很多問題，有些還是非常根本性的問題：比如經學史所要研究的經典究竟包括哪些？這些經典的傳承、演變、分合、真偽究竟是怎麼樣子的？至今仍在爭論之中，看不到大家意見會在近期內趨於一致的任何希望。

就經典的種類或者數目而言，歷來就有五經、六經、七經、九經、十二經、十三經、十四經、二十一經的說法。當然，比較通行的是十三經：三禮（《周禮》、《儀禮》、《禮記》）、三傳（《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詩》、《書》、《易》、《孝經》、《論語》、《爾雅》、《孟子》。當然，這也未必就是大家公認的。

還有一種大家耳熟能詳的說法，就是所謂的「四書五經」。這個叫法本身就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五經」是指《詩》、《書》、《禮》、《易》、《春秋》。這個稱呼漢武帝時候就有了。

而排在「五經」前的「四書」這個稱呼，卻要晚上一千多年，要到宋朝才出現。「四書」是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是由南宋的朱熹完成最後結集的。這也標誌著宋學的確立。宋學講「四書」，這就是宋學和漢學的最大的區別。

從歷史上看，自從元朝把「四書」懸為科舉考試的功令後，也就是說，取得了國家考試規定教科書的地位，它們就成為讀書人必須熟背的經典了。僅僅就這一點而論，「四書」所產生的影響之大且深，是怎麼評價都不會過分的。

《論語》、《孟子》大家相對比較熟悉了。和它們相比，《大學》、《中庸》就比較特別了。《大學》、《中庸》原來只是《禮記》里的兩篇文章而已，並沒有特別尊崇的地位。《中庸》在漢代已經有了脫離《禮記》的單行本，而且歷來相傳是孔子的孫子子思的作品。

《大學》的情況就不同了，同樣是《禮記》里的一篇，但是在宋朝以前不僅從來沒有什麼單行本，而且連作者是誰也不知道。一直到了司馬光，才開始出現單行本。然而，連司馬光這樣的大學者、大歷史學家，也沒有告訴我們《大學》的作者究竟是誰。到了大程程灝，他才認為《大學》是孔子的遺書，並且開始對照理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經典動起手術，改變它的章節！大程的弟弟小程程頤，也做和他哥哥類似的工作，但是結果卻截然不同。

南宋的朱熹不僅繼承司馬光，把《大學》單行；也不僅繼承二程，改變《大學》原文的章節文字；而且指出，作者是曾子和曾子的門人！這樣一來，付出的代價是《大學》的本來面目全非了，但是，卻取得了儒家經典的最高地位。

其他三部書的問題本來就不太大，《大學》的問題解決了，「四書」的系統也就確立了。起碼，朱熹是這樣做的，也是這樣認為的。

可是，朱熹為什麼非要這麼做呢？弄明白這個問題，不僅可以看出朱熹的苦衷，同時也可以看出「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是有著獨特的生命歷程的。

朱熹面臨的是令他非常擔憂的局面：一千多年來，印度傳入的佛教，以其特殊的魅力，引起了中國本國士大夫的濃厚興趣，已經到了可以動搖在當時佔據支配地位的儒學的理論基礎的地步了。朱熹自己是儒、佛兼通的人物，他明白，僅僅依靠漢學所看重的「五經」，是絕對不能維持住儒學的地位的。問題出在，就「五經」而論，它們所包含的本體論和方法論，比起佛教經典所包含的本體論、方法論的博大精深來，實在是差得不可以道里計了。

於是，憑藉著自己的深厚學養、憂患意識，朱熹就在《禮記》里找到了在本體論上有獨到之處的《中庸》，在方法論上有獨到之處的《大學》，加以重新的解說，將它們升格，以次對抗佛教的威脅，維護儒學的至高無上的地位。

朱熹發掘出來的《大學》、《中庸》的內涵精義，我認為，就是這兩部書足當經典之名的道理所在，也是我們在今天閱讀它們，仍然感到可以不斷地汲取嘗新的教益的原因之所在。

我自己經常去會閱讀《大學》和《中庸》，都能夠感受到這兩部經典的教益。我服膺朱熹的研究結果。《大學》講述的「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這是儒家方法論的究竟根本，也是儒家「內聖外王」的一套理論。今天的社會當然和古代不同，《大學》里的「家」、「國」、「天下」的概念也並不和今天的相同，至於「天子」、「庶人」更是早已經成為歷史的陳跡。但是，剝去它特點歷史條件所規定了的特殊性，它還是有著彰然若揭的普遍和恆久的意義的。「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是每個人都可以、也應該去實踐的，難道不是嗎？

至於《中庸》提倡「中」，是儒家本體論的核心。從喜怒哀樂未發的「中」，到發而皆中節的「和」，由此追求「天地位」、「萬物育」的境界，雖然聽起來似乎更是玄遠不近人事，卻是有著同樣重要的道理在的。「中庸之道」絕對意味著保守而不進取，它提醒我們這些身處競爭空前激烈的現代社會裡的人，必須有節取中，追求一種圓融和諧的簡捷。

《大學》、《中庸》的精義當然不是一場講演就可以講完講明白的，這需要我們大家用畢生去體悟、去實踐。

好在，包括經過朱熹加工和注釋的《大學》、《中庸》在內的《四書章句集注》，在今天已經是很容易得到的書籍了，中華書局的「新編諸子集成」本就是很好的本子即使是排成很疏朗的繁體直排的扳式，《大學》和《中庸》加起來，也只不過佔了40頁而已。若論篇幅和所包含內容精義的不成比例，除了佛教經典《心經》，我一時間還想不出其他的例子。大家很容易就可以去誦讀，去領受經典的慷慨賜予，度過屬於自己的經典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