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洪門中人孫中山斷然謝絕了洪門立案的申請
辛亥革命勝利，會黨多有功焉。但身為洪門中人的孫中山大總統，卻斷然謝絕了洪門立案「改堂為黨」的申請。所謂「革命元祖」反而成為新政府打擊的「會匪」。甚至在歷史記載中，其曾有的貢獻也被抹掉。
1912年1月，孫中山剛就職暫時大總統，就接連不斷地收到海外華裔激情的賀電，紛繁表達了對新政權建設的支持與喜悅。其中體現最為踴躍的，能夠要算海外的洪門組織了。
過後，加拿大維多利亞致公堂在電函中，就首先表達了他們對革命判若兩人的支持：「同人等願就義公產為軍民國用，求大總統早日北伐，直搗幽燕。」而這份信函最外圍的目標，卻是他們提出的申請：為洪門立案，回國非法參政。信中說：「故特命謝君秋、梁翼漢君回國見大總統，辦理政黨事宜。」這也是加拿大維多利亞致公堂那段光陰內的第二次向大總統提出「洪門立案」的申請了。他們不無殷切地談道：「望大哥念花亭之機密，高溪歃血之盟。況且大總統是洪門總領，正宜成政黨以慰陳近南、鄭勝利之靈，慰同仁仰視之心。」
當然，洪門立案也是此時美國致公堂首領黃三德最為迫切的慾望。據其自述，在剛剛過去的幾個月內，他「連日籌劃發電報，用各埠致公堂名義，各華裔團體名義，一日而發三數十封，電報之費逾千」，為孫中山張大氣勢，堪稱慘淡運營。「果真南京諸代表皆震驚孫文之虛聲，謂暫時總統非孫君莫屬。」
於是，孫中山就職大總統後不久，黃三德也回到國際，預備商榷洪門立案的事宜。
革命勛績
1912年終，還是凜冽的冬天，而在從美國到中國漫長而痛苦的航程中，黃三德卻自負滿滿，在他看來，孫中山之可能被選為暫時總統，是他一手形成，也是洪門人士合力培養的後果。他曾說：「若使當日不發此數百十封電報公舉之，其氣勢不大，各省代表未必注重之。」
這雖未免有自矜功伐的嫌疑，但坦率而言，洪門及其餘會黨力氣關於革命確切卓有貢獻。正如庄政所說：「若謂洪門為革命之元祖，殆非誇飾之詞，至少這種推論可用於革命發軔期間。」
1894年6月，孫中山上書李鴻章，提出了一個年輕人對這個國度各項的變革建議，但是圓熟事務的李鴻章謝絕了這個有些書生意氣的廣東人。絕望之餘，28歲的孫中山決意革命，並在該年秋天遠赴檀香山。11月24日，在當地華裔的幫助下，孫中山招集華裔革命志士25人，成立興中會，大會上整體與會者同舉右手，向天宣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倘有一心，神明鑒察。」
這一年，被視為國父顯赫的革命生存的末尾。不可否定的是，國父的革命事業自一末尾，就在尋求著會黨力氣的襄助。
最先與孫中山結識的革命同志鄭士良、尤列等人，自身便為會黨人物。正是這些會黨冤家們的聯絡協助，使得他的組織迅速建設並開展起來。而興中會成立之時，參與者多數也是有會黨身份的。1895年2月，孫中山和鄭士良等人在香港成立興中會總部，其會員中有案可查的，會黨分子就佔了三分之一。早年便已追尋孫中山投身革命的馬超俊曾說：「國父當年創組興中會，系賴檀香山洪門先輩之支持。」
而孫中山所面臨的革命情景，則略可解釋他抉擇與會黨聯姻之起因。過後，只管人們對滿清的統治已是日益不滿，但現實上，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孫中山到處倡言革命的時分，各類的反清流動，大多還僅僅是會黨組織的作為。
回想革命之初，孫中山曾不無感嘆地說道：「邊疆之人，其聞革命排滿之言而不認為怪者，只要會黨中人耳」。他說：至於中流社會以上的人物，「應而和之者」，「實為寥寥」。過後，士大夫們還仍然醉心於功名利祿，孫中山所保持的革命主義，只不過親友數人了解而已。倒是被稱為「下賤社會」的人群中，反而有三合會這樣的組織，「寓反清復明之思維於其中，雖時代湮遠，幾於邯鄲學步，然苟與之言，尤較縉紳為易入」。因而，他便首先從聯結會黨動手，末尾他的革命流動。庄政說：「國父創始國民革命，即以靜止會黨作為終點的，審度過後的環境，可以說除此之外，別無它途。」
為「糾合海外華裔，以收臂助」，孫中山曾三次赴美，向華裔宣揚革命。1896年，當孫中山初次赴美時，雖「勸者諄諄」，而「聽者藐藐」，終究無功而返。但這次得志的美國之行，卻讓他創造 ，華裔中十之八九皆列籍洪門，故欲收革命宣揚之實效，必須借洪門之協助。
1904年1月，孫中山在檀香山退出致公堂，並受「洪棍」之職。接著便返回美國外鄉，遭到致公堂首領黃三德的激情招待。在黃三德的陪同下，孫中山返回各城市對洪門會眾停止革命宣揚。同時還為致公堂重新制訂章程，從而將美國的洪門組織，也歸入革命的旗號之下。
1911年5月，當孫中山第三次赴美時，作出了將致公堂與同盟集合併的決議，申請致公堂不曾參加同盟會的成員，一概退出同盟會，而一切同盟會成員也一概退出洪門致公堂。隨即孫中山提議組織洪門籌餉局，為國際武裝起義籌集軍餉。通過致公堂與洪門籌餉局的致力，僅僅數月之間，便在華裔中集款144130元。而與此同時，海外其餘中央，「捐資者異常積極」，如加拿大維多利亞致公堂竟不惜抵押公產，借款籌餉，而音訊傳出，各地紛繁效仿……
而國際會黨組織，異樣也是孫中山踴躍聯繫的對象。1899年，孫中山派畢永年和平山周到湘、鄂一帶聯絡哥老會，同時指令鄭士良、陳少白等在香港設立會黨聯繫的機關，建議將湖南、湖北廣東等地的三合會、哥老會與興中會聯結起來。同年，兩湖哥老會著名頭目十數人先後到港，獨特約定設立興漢會，一致三省會黨，並決定引薦孫中山為會長。爾後，黃興聯繫哥老會、三合會、青幫、白幫等組建華興會；陶成章則聯繫浙江、福建、江蘇、江西、安徽五省會黨頭目，在杭州成立龍華會。有人稱，「三合會化為革命黨，哥老會也復為革命黨，於是全國各省之諸會黨，悉一致為革命黨焉」。
孫中山在海外聯繫的會黨，為支持革命而「大方助餉」；他在國際聯繫的會黨，則在武裝起義時「衝鋒破敵」。他們「各盡所能」，為辛亥革命勝利立下了勛績。
從罪人到「會匪」
與黃三德一樣，國際會黨也普遍冀望著革命成功後，本人能作為建國的罪人而遭到優遇。
那段期間里，在長沙，起義勝利後，會黨兄弟們過著優遊快活、為所欲為的生存。「進出都督府的人，車水馬龍，冷冷清清」，他們一同「吃大鍋飯」，紛繁申請失去妥善的安置，以致於都督焦達峰忙於接應，都得空辦理私事。而衡陽以南各屬會黨也是雄姿颯爽、「得意洋洋」，一些會黨兄弟們無比喜悅地以為：「焦大哥做了都督，今天是咱們洪家的天下了」。
不只僅是湖南，有些中央的會黨還明火執仗地佔領民房衙署做起公口、設立山堂，有的乾脆在軍政府公署門前掛起「大漢公」、「大陸公」、「光漢公」等公口招牌。比如貴州，公口開進了軍政府各部門，「上自都督，下至微職，以及部隊大小職官」，無一不是會黨中人。比如四川，此前始終在暗地裡才能流動的哥老會，突然黑暗正大起來，他們將公口向社會齊全地下進去，而市民也爭相「參加袍哥」。似乎歷史仍然要沿襲著過往的傳統，會黨作為開國的元勛，而理所當然要在爾後備受尊敬虐待，這是一次獲得非法身份的契機么？ 1912年3月，黃三德與孫中山約在廣州相見，談及致公堂立案一事，孫中山「滿口應承」，但要黃三德具呈胡漢民，請其同意，由於孫中山已卸任暫時總統職務，而當日籌集軍餉多由胡漢民擔任接管。此時胡漢民正任廣東都督，黃三德很快便將呈文遞上都督署，但是不料一月之久，「渺無聲息」。 1912年3月，黃三德與孫中山約在廣州相見，談及致公堂立案一事，孫中山「滿口應承」，但要黃三德具呈胡漢民，請其同意，由於孫中山已卸任暫時總統職務，而當日籌集軍餉多由胡漢民擔任接管。此時胡漢民正任廣東都督，黃三德很快便將呈文遞上都督署，但是不料一月之久，「渺無聲息」。黃三德興許還不清楚，孫中山這位1904年退出洪門，並曾說「革命與洪門，氣味相投，聲應氣求，非同運用」的領袖，剛剛回國兩月之後，便扭轉了之前的態度。1912年1月29日，他在致江西馬毓寶暨南昌各界的電文中說：「近聞省垣有呼群聚嘯，搗亂中央之事，倘不嚴申禁令，殊與本總統建設共和國主旨有違，即各界保民起義，初心亦當不願有此。建立之事較諸毀壞之事尤難，一切朋比異同，易於誤解之舉，尤宜痛行戒絕，民國前程實有賴焉。」
一光陰，反抗會黨成為全國的潮流。在江西，軍政府首先公布了《解散洪江、三點、哥老會之公告》。在雲南，蔡鍔的「懲治律」規則：「凡群眾合立公口，開山堂，歃血定盟，結拜兄弟，圖謀不軌者，從左之區別處斷：首魁處死刑……」而廣東、四川、浙江、上海、安徽等地也都對會黨流動通行制止。
與此同時，全國的報紙也無一例外地表達著對會黨的藐視與敵意，駁斥並譴責他們關於社會的危害。過後，不論是全國知名的大報，如《申報》、《神州日報》、《時報》、《民立報》等等，還是那些街頭描寫街頭巷談、茶餘瑣事的小報都充斥著控訴「會匪」肇事，或是各軍政府反抗會黨及幫會頭目被正法等這類皆大歡欣的音訊。
於是，好多會黨兄弟，在改朝換代後，關於新的生存還未來得及憧憬，他們卻突然創造 ，在他們曾出力打下的天下里，仍然被稱作「會匪」而受到排擠。
遊離在次序之外
不久，孫中山便離粵北上。但在廣州，黃三德仍然為洪門立案的事件奔勞。孫中山虛與委蛇，而胡漢民則置此事於腦後不理。一次黃三德見到胡漢民，說：「洪門協助革命，不能不謂有功，今區區一紙立案批詞而謝絕之，試問良知何在？若果不準洪門立案，應償還洪門人士所捐之革命軍餉，各埠洪門為協助革命而變賣抵押之實業，該當逐個為之贖回。」胡漢民聽後，又「將義務推歸孫文」……
革命黨以為，洪門向來以恢復漢族統治為主旨，現在目標已達，歷史使命就已實現，也就沒有在國際立案流動的必要。
1912年5月，孫中山在一次演講中說：「洪門所以設會之故，系復國讎，……惟先下漢族已復，則當改其立會之方針。」已掌政權的革命者，關於曾經並肩作戰過的會黨兄弟，無一例外地採取了這樣的立場：「滿清已踣，即為目標已達，亦應立時解散。」江西都督李烈鈞說：「各會來源，雖因看待滿清而設，茲既復我漢家疆土，還我漢人主權，備會目標已達，自應勾銷會名……」雲南都督蔡鍔則申明會黨「得到了原先的主旨，不能算為良民。」
其實，幫會的存在，並非由於「反清」的使命。「反清」實現之後，它仍然存在而又無奈融進新的社會體制，解釋幫會的存在不是政治的成績，而是有著更為深入的社會本源。
從源頭上看，會党參加者多數為在外營生的底層民眾，有的為人傭工耕作，有的是運營小本生意，還有游鄉的小手工業者、江湖醫生或無業游民等。他們結拜的目標在於希望遇事有人協助，「免受他人欺辱」，正是由於幫會滿足了這類長期漂泊在外、困難營生的窮苦人的需求，因而，清朝中早期它得以在基層群眾中寬泛流傳。
而究其本源，人口的惡性膨脹和土地合併的加劇，排斥出少量無地可耕的遊民，一直都是清朝政府始終無奈根治的，也是導致機密會黨衰亡的最初源頭。而外洋侵入以來，這種場面更是雪上加霜。「往昔一鄉一集，游惰無業者不過數人，今則數百之聚，游惰即至數十」，他們迫於生計，集結流入會黨。
正因此，多數狀況下，他們是非法次序的挑釁者與毀壞者。比如太平天國期間，北方的天地會組織或是間接退出太平軍，或是借著太平軍的氣勢，不斷起事，與之一唱一和，對立滿清朝廷。但咱們也創造 ，與此同時，曾國藩招納湘軍時，也有大量的哥老會弟兄紛繁湧入軍營，彷彿並未顧及「反清」的「大義」。
因此，始終以來，幫會便遊離於次序之外，會員以兄弟相交，以江湖義氣為重，大都是生活上的強制，而較少政治上的盲目。
何去何從？
在多數革命黨人看來，當初聯繫會黨只是權宜之計，因而革命勝利後，他們態度漸入佳境，對幫會流動也一味反抗，但這並不能處理成績。
當然，也有一般和會黨關係很深的革命黨人，仔細考慮過解決會黨成績的辦法。比如譚人鳳就草擬過一些會黨革新的方案——《社團改良意見書》、《章程》、《社員守則》等。他說：辛亥革命後會黨所體現出的種種令人不滿的行為，除了會黨本身缺點外，也與革命勝利後遭到冷遇，心中因而憤懣不有關係。他說：「夫大功克奏，事外衰弱之輩反握重權，關於紳商學界優禮寵遇與滿運相一直，堅忍痛苦，百折不撓之洪門兄弟，則無人齒及，而且加以嫉視，揆諸道理，豈堪稱平？」
他雖然也以為會黨在民國已無存無理由，然而主意成立「社團改良會」，對會黨「施以改良之教育，滌其舊染，咸與維新」，使之轉化成古代民主國度新型的政黨組織。譚人鳳還制訂出一系列教育會員、職業培訓，興辦社會生計事業以安置無業的會黨成員的詳細方法，希望在湖南首先實施。然而，剛剛在街上掛出一塊籌備會的牌子，革命黨人柳聘農家中便被威嚇，扔了一顆炸彈，而後立憲派和權紳大起其哄，說：「會匪鬧進城來了！」預備大舉清鄉，實施屠殺。譚人鳳只好發表作罷。
假如說譚人鳳革新會黨的慾望，還只是一些想法的話，那麼「中華國民共進會」的從成立到崩潰，則顯示了會黨革新之路的困難。
民國初年，時代劇變。新式的會黨為了本身的開展，更順應新的社會，防止被歷史淘汰，不得不採取一些自救措施。因此，民初局部會黨為融入古代新型的社會，採取了用近代政黨形式來改選幫會內部組織的方法，希圖使會黨轉變為政黨，以期在社會中獲得生活。
這種背景下，1912年7月1日，在上海，由紅幫、青幫和哥老會公口三家幫會聯結成立了「中華國民共進會」，由應夔丞任會長。成立大會上，著名的哥老會首領張堯卿說，「今既三家合而為一，成一大團體」，「深望同胞痛改前非，從茲為善，共守法律，同享自由」。但是，現實並非如他所冀望的那樣，四下的會眾仍然沒有進行搗亂社會次序的行為，因而言論聲討、譴責的聲響從未中綴。
面對洶洶輿情，會黨中人多迫不得已。當年9月，共進會頭目汪旦庵以上海總部的名義，在《神州日報》上宣布了一封地下信，語言中盡顯不幸。
他說：「當滿清之時，三會之人屈從於獨裁魔王之下，政府之關於三會也，以匪目之；即同胞之關於三會也，亦以匪目之。含污忍辱不敢表白其心跡於天下，數百年於茲矣。」他又說，一因著手之初，未能齊全規劃，而又會員泛濫，良莠不齊，難免差池，但共進會絕無「恐懼黨之性質」。況且如此龐大的團體，短促之間，「即無外界妨礙，欲盡汰舊時各種闕點」，已屬大難，何況言論如此強制呢？
最後，他簡直是乞求言論，給會黨一點生活空間，他說：「故特敬告大記者，請諒吾人之苦心，雖不表同情，亦請為社會計，稍留餘地，弗因莫須有之事即加苛責。」
然而只管這樣，場面並沒有被改變，上海總部已沒有才能來阻擋 各地會黨滋事搗亂社會次序的行為。各地共進會分子仍舊剛愎自用，初具政黨性質的共進會只是徒有其表，在政黨的幌子下仍舊做著會黨的不法勾當。當年10月，浙江便已嚴令解散共進會。不久，江蘇都督程德全也公布訓令，「勒令解散」。而不久後，因共進會會長應夔丞捲入宋教仁案，而使得共進會的抽象被徹底毀壞，一次由舊會黨向新型政黨轉變的嘗試以失敗而告終。
不久，二次革命迸發，又迅速失敗，歷史進入了軍閥統治的時代，所謂的會黨改進也無從談起。爾後的幫會，漸漸從一個官方封建性的，遊民為主的機密結社，逐步演化為職業立功集團和黑社會組織，日益陷入下賤。
隨著政治上的進化和本身的癌變，幫會在這病態的社會裡迅速蛻化為江湖流氓權勢。其突出的體現便是不擇伎倆地追趕好處，諸如販運鴉片、拐賣人口、開賭場、設妓院、佔地為霸，綁架訛詐、包辦殺人……晚期那種「取之有道，行之有義」的人生信條，已蕩然無存。
更甚者，民國後許多軍閥、官僚、洋人，甚至執政當局末尾把運用幫會作為達到其政治目標或經濟好處的伎倆，從此，幫會的命運日益與軍閥、權益糾纏在一同，這些之前屢遭勾銷反抗的幫會組織，就成了地下的、非法的黑社會權勢，對正常的社會次序施加了極大的威脅。
反目
1912年8月，孫中山就職中國鐵路總公司總理。不久，黃三德離開上海見到孫中山，告以胡漢民不肯同意洪門立案的事件，孫中山「權作答覆，亦無實在之言」。其實，黃三德這時已清晰：「兩人扯貓尾，有意壓榨洪門，不準其正式立案，蓋為其本人組織政黨起見，欲消滅洪門而排匯之，不違心洪門再成權勢。」無法，黃三德決意回美，請代籌船費，「孫文靳而不予」。
回到美後，黃三德又一次收到孫中山寄來的書信。過後二次革命失敗後，國民黨被袁世凱解散，孫中山流亡日本，預備組建中華革命黨，動員洪門人士一概退出，將致公堂改為中華革命黨，印出傳單，遍寄加美，隨即預備末尾向洪門的第三次革命籌款。
過後有洪門人士在給孫中山的復函中寫到：「學生衰時則倚庇於洪門，盛時則鄙屑洪門，避之若浼。今盛而復衰，又欲與洪門密切。學生休矣。」洪門對孫中山已憤怒如此，第三次籌餉，終未勝利。
1918年，孫中山寓居上海時期，北大校長蔡孑民與張蔚西曾經聯名上書給孫中山，擬從清朝的機密會黨流動末尾，至南京暫時政府勾銷之日止，仿照《通鑒外紀》的寫法，編寫一本名叫《國史前編》的書，徵求孫中山的意見。
孫中山在復函中說：「以清世機密諸會黨，皆緣起於明末遺民，其宗旨在覆清扶明，……於共和原理，民權主義，皆概乎未有所聞，故於共和革命，關係實淺，似宜令編為機密會黨史，而不以雜廁民國史中。」
會黨，不只不能進入正統的歷史，而且曾有的貢獻也被抹掉。歷史的冷酷一至於此。
本文來自《看歷史》2010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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