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與龐統：軒輊

一諸葛亮與龐統的關係如何，在《三國志》中，陳壽語焉不詳。綜合陳壽正文及裴注，以及諸葛亮與龐統的行事言論之特點，我們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結論：諸葛亮與龐統是老相識，但並非真相知；兩人好尚不同，但以公義相取；這同諸葛亮與法正之間關係基本相同。東漢末年，桓帝依靠宦官清除外戚勢力，宦官掌朝政，政局更趨腐敗，同時阻礙了士人做官途徑，中國歷史上著名的黨錮之禍就此展開。桓帝站在宦官集團一邊，打擊士人官僚；靈帝繼位後，宦官續掌朝政。官僚、士人、太學生不得不聯合起來，影響天下風氣，提高自己的地位，與宦官對抗。范曄描述此時社會風氣說：「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他又說：「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摽搒，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1]所謂「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等名稱，遂應運而生。其流風遺韻所及，整個漢末魏晉時代都充盈著一種品評賢愚、臧否士子、褒貶美惡的風尚。不可否認的是，其中多數評論都能指摘真偽，切中肯綮，因此，對於未出仕的隱居者來說，一經名士品評，即可聲譽鵲起，身價百倍，進而求仕進騰達之路。同時，被褒揚者之間也相互關照提攜，切磋學術，殷勤問候，儼然形成各具特色的小型團體、社交圈子，也是士族門閥的雛形。這種情形發展下來，甚至一個家族中，如果父子兄弟數人俱有才能，也會被時人大大稱譽。范曄在《黨錮列傳》中說，賈彪字偉節，「以黨錮禁，卒於家。初，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三國志》中說荀彧的父輩荀儉、荀錕等共有八人，「號曰八龍」[2]；陳群之祖、父、叔「高名並著」，「世號曰三君」[3]；馬良「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4]；蜀中李朝、李邵等兄弟三人，「各有才望，時人號之李氏三龍」 [5]；《晉書》中說司馬懿兄弟八人「俱知名，故時號『八達』焉」等等[6]。這些都反映了那時代人們喜歡議論、相互標榜的風氣。荊州相對安居樂業的環境，為漢末大亂時流離失所、心無所依，坐觀天下之變的士子們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憩園。劉表平定荊州後，「關西、兗、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表安慰賑贍，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博求儒術，綦母闓、宋忠等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愛民養士，從容自保。」[7]劉表的名聲和他在荊州優待名士的做法吸引了不少士人前往投靠或避難，王粲所謂：「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俊傑也」[8]。諸葛亮就是因為其叔父諸葛玄「與荊州牧劉表有舊」[9]，才隨諸葛玄前往荊州的，後來諸葛玄去世，諸葛亮定居南陽。龐統是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識者」[10]，屬於大器晚成、厚積薄髮式的人物。使得諸葛亮、龐統能夠成為相識的則是龐統的叔叔龐德公。陳壽在《三國志》中對於這位獨具慧眼的長者沒有任何敘述，而范曄在《後漢書》中則為龐德公立傳，歸入「逸民」類。劉表鎮守荊州，延攬名士，當然不會漏掉他；但數次相請，龐德公都不應召，劉表只好親自前往迎候。就在田間地頭上，劉表說，您與其保全一身，何如保全天下呢？龐德公笑說，人各有志，惟興趣之所在，各得其所而已，我的志向不在保全天下。劉表又指著正在田間勞作的龐德公妻兒說：您寧可躬耕壟畝而不肯食官俸祿，拿什麼留給後代子孫呢？龐德公的回答很富於品味：「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11] 劉表嘆息而去。後來龐德公攜妻子入山採藥，不知所終，是個真正的隱士。龐德公稱諸葛亮為卧龍，龐統為鳳雛，司馬徽為水鏡，顯然是說諸葛亮與龐統都是年少英俊，有經國濟世之才，需要等待明主，伺機而動；而司馬徽則有鑒人之明，屬於許劭之流。裴松之所引《襄陽記》為我們描繪了一幅活靈活現的名士交往圖，可以清楚地表明諸葛亮、龐統、司馬徽三人與龐德公的親密關係：德公，襄陽人。孔明每至其家，獨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德操嘗造德公，值其渡沔，上祀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雲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譚」。其妻子皆羅列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德公子山民，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小姊，為魏黃門吏部郎，早卒。子渙，字世文，晉太康中為牂牁太守。統，德公從子也，少有未識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德操與語，既而嘆曰：「德公誠知人，此實盛德也。」[12]從這段敘述中，我們知道，諸葛亮對龐德公非常恭敬，而且經常出入其家；能讓諸葛亮衷心欽佩、執禮甚恭的原因當然不外乎兩條：一是龐德公才學非凡，知人鑒世，極令諸葛亮嘆服；二是年輩居長，德高望重；這兩條都是諸葛亮非常看重的[13]。司馬徽落拓不羈，跌蕩自如，而與龐德公一家渾若一體。另外，司馬徽既然與龐德公、徐元直（徐庶）都非常熟悉，可想而知，與諸葛亮當然也是要好的朋友。看來龐德公與諸葛亮一家都很熟，所以讓自己的兒子龐山民娶了諸葛亮的姐姐為妻，而龐統又是龐德公的侄子，那麼，諸葛亮與龐統就是拐了彎的姻親。龐統小時候就很被叔叔看重，而我們知道龐統的年齡比諸葛亮稍長[14]，到了諸葛亮經常來拜訪的時候，龐統更應該出入其家，所以不會與諸葛亮從沒有見過面。這裡很重要的一點是司馬徽對龐統的評價。陳壽說：「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15] 司馬徽將龐統譽為「南州士之冠冕」，其中可能有一些誇揚成分，但確實說明龐統才氣逼人；而在《襄陽記》中，司馬徽稱龐統之「盛德」，意為德行高尚，可造之材[16]；這個時候，龐統才不過十八歲。按照當時相互提攜，彼此切磋的社會風氣，無論是龐德公，還是司馬徽都會經常聚集親朋同好，相與交流，所以要說諸葛亮與龐統素不相識，從來沒有打過交道，恐怕沒有人會相信。諸葛亮與龐統雖然是確定無疑的相識，但恐怕談不上相知。龐統出仕比較早，諸葛亮在隆中隱居時，龐統就已經擔任南郡功曹了。功曹相當於郡守的總務長，接近於我們現在的市政府秘書長，既是事物性的文官，也是郡守的謀主。龐統在這個職位上的政績如何，我認為，很可能是平淡無奇。赤壁之戰前後，龐統大約一直在南郡任職，所以後來周瑜領南郡太守時，龐統仍舊擔任功曹。周瑜是一代名將，文武全才，雖然「折節容下」，「器量廣大」，「雅量高致」[17]，但從他一貫的言談行事和書信交往來看，也是個姿性高傲的人，能令他真正為之折節的人並不多。他和龐統的交往，陳壽沒有記載，我們也不便揣測。從雙方的經歷、學識、性格、交際取向來看，很難成為相互欣賞的知交[18]。但在這期間，由於魯肅長期與周瑜共事，所以，龐統與魯肅結成了知交，這一點從後來魯肅大力向劉備推薦龐統就可以看出來。周瑜病死後，龐統送周瑜靈柩回東吳，「吳人多聞其名」，可見那時龐統的名氣已經相當大，這可能是因為龐統的幾個知心朋友陸績、顧邵、全琮等在東吳都頗有名聲，龐統又身為周瑜功曹，與魯肅相善的緣故吧。這期間，諸葛亮協助劉備征取江南的武陵、零陵、桂陽、長沙四郡。劉備挾赤壁大勝之餘威，風捲殘雲般一舉下四郡，並且還有「廬江雷緒率部曲數萬口稽顙（古代的一種跪拜禮，重於稽首，表示完全臣服之意）」[19]。劉備有了自己的第一塊根據地，於是任命諸葛亮為軍師中郎將，駐長沙郡臨烝，「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20] 這裡的「督」，就是指督率三郡的全部軍政事物。由於周瑜的去世，魯肅的進言，劉備「借荊州」的計劃得以實現，所謂借荊州，也就是指借南郡及其周圍地區[21]，這是一個戰略要地。劉備如願以償得到南郡，龐統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了劉備的屬下。不過龐統似乎有一種名士的倨傲之氣，在周瑜手下不受重用，到了先主統領荊州，也沒有毛遂自薦之意，於是「以從事守耒陽令」。從事是州牧屬官，秩百石，級別低於縣令，以低就高，暫行署理之職，所以稱「守」。這裡有三個令人不解之處：一是劉備幾年前咨訪司馬徽時，對方明確地將卧龍、鳳雛並舉，現在劉備已得卧龍，而且鳳雛就在身邊，卻只闢為從事，言猶在耳的事情，怎麼會忘記得如此乾淨呢! 劉備一向可是求賢若渴的啊。二是龐統既然被稱為「南州士之冠冕」，出仕即為郡功曹，名氣肯定不小，難道劉備周圍的荊襄臣僚們就沒有人向劉備舉薦龐統大才，而任其屈居從事之職並下派到縣級單位掛職鍛煉嗎？三是諸葛亮從207年初出茅廬到208年赤壁之戰結束，再到209甚至210年這兩三年的時間裡，竟然從未向劉備提及並舉薦與他並稱的龐統，是因為先忙於為劉備整頓軍政而後又為孫劉聯盟奔走而無暇顧及呢？還是赤壁戰後忙於為劉備攻城略地、「調其賦稅」，而忽略了這位一時才俊呢？耒陽是桂陽郡轄下的一縣[22]，因此可以說龐統現在是在諸葛亮的監督領導之下。從龐統的最初出仕，到先為周瑜功曹，後為劉備從事，總體的感覺似乎龐統是個不思進取、隨波逐流的懶散之人；但又自視甚高、議論風發，而且吳中名士對他也另眼相待，所以他對劉備、諸葛亮的態度也多少叫人有些琢磨不透。按說，既然龐德公和司馬徽對他和諸葛亮都很欣賞，而且兩人又是舊相識，龐統完全可以直接找到諸葛亮，通過諸葛亮的引薦而同樣成為劉備的股肱心腹，但龐統沒有這樣做，看來要麼是龐統太過高傲，不願借諸葛亮的地位身份為自己謀出路，要麼就是和諸葛亮在各方面看法有異，所以不願和諸葛亮有太親密的關係。另一方面，以諸葛亮為人和施政的謹慎細密，當然不會不知道龐統就在自己管轄下的耒陽任縣令。這期間，兩人有無交往，沒有任何資料記載。我們知道，這時侯，另一位荊州名士劉巴也在諸葛亮督下的零陵，不過他先前是為曹操招納三郡而來零陵的。赤壁戰後，劉備略有三郡，劉巴招納不成，準備取道交州還北方，同時給諸葛亮寫信，表示悵惘之意，說明兩人也是舊日相識兼相知。諸葛亮寫信誠懇地邀請他留下來共同輔佐劉備，又被劉巴回絕。後來劉巴羈縻益州，成為劉璋賓客，並最終成為劉備的階下囚後，諸葛亮又數次舉薦劉巴，使劉巴終得重用。其實，從龐統和劉巴的實際作為來看，雖然路數不同，各有偏重，但我覺得龐統的才能絕不在劉巴之下，何以諸葛亮不主動向劉備推薦龐統呢？這個事情叫人百思不得其解。而所有這些疑問中，最大的疑問是來自《零陵先賢傳》里的那句：「亮時駐臨烝」[23]。臨烝所在地位於今湖南省衡陽市，東漢建安中分酃、烝陽二縣置，以臨烝水得名，屬長沙郡[24]。從地理位置上看，正如盧弼《集解》中所說：「此縣居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中，調其賦稅，最為要地也。」的確如此，臨烝位於長沙郡南端，東距桂陽、西距零陵都不過數十里地，是三郡版圖的地理中心。諸葛亮選擇此地作為自己總督三郡的辦公地點，而沒有選擇三郡中任何一郡的郡治所在地，就表明諸葛亮顯然是為了更方便快捷地巡查各地以解決實際問題而駐紮於此的，這也說明了諸葛亮的勤政和腳踏實地的一貫作風。而耒陽位於桂陽郡的北端，兩地相距不過一百多里。在今天這當然不過是一小時多一點的車程，即使在古代，百里之遙對於當時的人們而言也得說是很近的距離。龐統任耒陽縣令，而諸葛亮坐鎮臨烝，督率三郡。他們之間竟然沒有任何來往嗎？諸葛亮對於年長自己幾歲的龐統竟然沒有絲毫的故舊之情、姻親之意？完全忘記了曾對龐德公獨拜床下的情形？荊州的政治和人事調動不會完全繞過諸葛亮這個劉備視為謀主的心腹股肱，以致於他完全不知道龐統就在距離自己最近的一縣擔任縣令吧？還是說，諸葛亮對龐統採取了與對其兄長諸葛瑾一樣的態度，「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25]。如果是這樣，我們當然也可以理解諸葛亮；這也同樣證明，葛、龐之間但以公義相取，而無私交。但是如果以公義相取的話，諸葛亮也應該向劉備推薦龐統，而不應該任其沉滯鄉縣。所以，無論如何我都理解不了亮駐臨烝，而統居耒陽這種彼此相望而不相往來的尷尬局面。龐統在耒陽惰於政事，「在縣不治，免官」[26]。龐統的「在縣不治」，估計是和蔣琬犯了同一個毛病，都認為自己是大才，對些許小縣根本沒有放在眼裡，所以「眾事不理，時又沉醉」，其實也是心中不平、牢騷滿腹的意思。我們不妨來看一下，劉備領荊州是在周瑜死後，也就是210年年尾。此時，龐統年齡在三十二歲，而全督三郡的諸葛亮剛剛年屆而立，廖立也是在先主領荊州牧後，才闢為從事的，但「年未三十，擢為長沙太守」[27]；而名滿江東的龐統出道比諸葛亮、廖立都還要早，只是因為頂頭上司屢屢更換，自己又不願意低聲下氣，主動求薦，才弄到如此落度不堪的境地。龐統雖然出仕，可能叔父龐德公的隱逸氣質和風度還是有著明顯的影響，使得他比較淡於名利。對於三國時代這種名士們的風氣，我們這個汲汲於功利躁進的時代是很難理解的。龐統工作不力，所以被免官，這也見得諸葛亮不徇私情，嚴格執法。當然，由於龐統是桂陽太守下轄的縣官，也許免除龐統職務的事情諸葛亮完全不知道。而時任桂陽太守的正是大名鼎鼎的趙雲，陳壽的《趙雲傳》中完全沒有提及趙雲曾任桂陽太守的事，裴松之附註的《雲別傳》中也只提到趙雲與前任太守的一點逸事，所以，龐統是否被趙雲免官也成了無頭公案。或者，陳壽本來知道事情原委，但為尊者諱，不便寫出而已。不過，對上述可能性，我是持懷疑態度的，因為諸葛亮為政十分謹嚴，而且從他後來治蜀的方式看，他是經常案行（巡行、巡視），甚至秘密察訪諸郡縣政事的一個人。龐統既是舊日相識，諸葛亮平時總不會完全不過問有關龐統的情況吧。無論如何，龐統被免職了。魯肅向與劉備、諸葛亮私交甚篤；周瑜死後，魯肅完全取代周瑜的位置，與劉備集團的往來可能更密切了。龐統是魯肅的知交，他被免職後，大概和魯肅有過交流。這裡值得一提的是，據《三國志·吳書·魯肅傳》記載：「肅初住江陵，後下屯陸口」。魯肅初住江陵是在周瑜死後，肅代領其職時；後來將江陵讓給劉備，魯肅就退回到東吳的西部邊界陸口駐守，即「下屯陸口」，此地距耒陽有千里之遙。所以我們覺得奇怪：龐統被免職，遠在千里之外的魯肅都知道，而諸葛亮是否知聞此事或對此事持何態度卻沒人知道，至少是陳壽沒有告訴我們。魯肅是個胸襟闊達、氣度恢弘的政治家，他倒沒有勸龐統到江東為孫權做事，而是直接給劉備寫信說：「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治中、別駕都不是普通的職務，相當於州牧的副手[28]，所以魯肅等於是告訴先主，龐統就是您的左膀右臂啊。這當然會讓我們想到諸葛亮在劉備準備對蔣琬治罪時說的話，「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諸葛亮對蔣琬的評價與魯肅對龐統的評價用詞幾乎相同，都有知人善任的先見之明。但是，在龐統被免官的時候，諸葛亮好象沒有什麼特殊的說法，如果魯肅都能夠知道龐統被免職，諸葛亮又怎麼可能不知道呢，可是諸葛亮並沒有像力保蔣琬那樣力保龐統，也許是對龐統的能力並不認可，要麼就是兩人在各方面存在較大的不同。陳壽雖然敬重到幾乎崇拜諸葛亮的程度，但在這裡並沒有把舉薦龐統的大功也歸於諸葛亮，只是簡單地說：「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29]。究竟諸葛亮對先主說了哪些稱揚龐統的話，陳壽吝嗇筆墨，不肯告訴我們。假如軍師說的話與魯肅相同，那麼為什麼不早在劉備領荊州時就直接跟劉備說呢？為什麼非要等到魯肅推薦之後才跟先主提出同樣的觀點呢？劉巴替曹操做事，諸葛亮寫信勸他歸附劉備；那麼龐統為周瑜做事時，諸葛亮為什麼不勸他歸附劉備呢？如果說考慮到劉備與孫權的同盟關係，不能挖同盟軍牆角的話，那麼，周瑜死後，龐統送喪歸來的那段時間，諸葛亮為什麼不勸龐統向劉備自薦，或者說，乾脆自己直接向劉備推薦龐統豈不是更便捷！魯肅知道龐統大才，也不避諱自己這一方有人會說三道四，說自己將人才推給劉備，不向自己的主公孫權推薦，那麼諸葛亮更不應該避諱向劉備舉薦人才。想想後來諸葛亮在蔣琬即將被劉備問罪時直言勸諫的情景，我總覺得「亦言之於先主」的「亦」字，尤其讓我們覺得諸葛亮的舉薦有些言不由衷，而且很可能是在劉備、魯肅、諸葛亮三人都在場的情況下，在魯肅又問及龐統去處的時候，諸葛亮才勉為其難地稱讚龐統的。有了魯肅和諸葛亮的大力推薦，劉備當然要與龐統做一次長談，看看龐統的真才實學究竟如何，其結果當然不會讓劉備失望，龐統不是馬謖，而是真正的棟樑之才。劉備即刻任命龐統為治中從事，雖然地位和親密程度亞於諸葛亮，但很快就與諸葛亮同為軍師中郎將[30]，成為劉備的又一位股肱幹將。我有時覺得，假如陳壽完全不提諸葛亮的「亦言之於先主」這回事，也許後人不會在這個問題上多停留一秒鐘，現在這樣寫來，彷彿陳壽是在稱述諸葛亮的舉薦之功，而實際上這不痛不癢的一筆所引起的效果，卻是讓我們對諸葛亮的誠意發生懷疑。這樣說，並非暗示諸葛亮嫉賢妒能，不能容人，明明看到龐統才華橫溢，就是要壓制他，打擊他，在他落魄難堪的時候，不肯伸出援手；只是在魯肅盛讚龐統後才不得已敷衍幾句。絕非如此，諸葛亮從來不是一個心胸狹窄的人，從他誠懇挽留劉巴，並且後來在明知道劉備不喜歡劉巴的情況下，還數次舉薦劉巴來看，諸葛亮為劉備事業的發展壯大可以說是傾盡全力的；再從犯顏直諫，力保蔣琬來看，諸葛亮對才智之士是呵護有加的。所以諸葛亮對龐統不冷不熱的態度，絕不是擔心龐統的脫穎而出會傷害或危及到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有著更深層次的原因，這個原因，就在於兩人雖然同為才華出眾之士，但好尚頗不相同。[1] 《後漢書》卷六七《黨錮列傳》。王夫之說：「東漢之中葉，士以名節相尚，而交遊品題，互相持以成乎黨論，天下奔走如鶩，而莫之能止。桓、靈側聽奄豎，極致其罪罟以摧折之，而天下固慕其風而不以為忌。」（《讀通鑒論》卷十《三國》第一六節，中華書局1975年版）[2] 《三國志·魏書·荀彧傳》。[3] 《三國志·魏書·陳群傳》裴注引《先賢行狀》。[4] 《三國志·蜀書·馬良傳》頁。[5] 《三國志·蜀書·楊戲傳》附《季漢輔臣贊》及裴注引《益部耆舊雜記》。[6] 《晉書》卷三七《安平獻王孚傳》。[7] 《後漢書》卷七四下《劉表傳》。[8] 《三國志·魏書·王粲傳》。[9]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10]《三國志·蜀書·龐統傳》。[11]《後漢書》卷八三《龐公傳》。[12]《三國志·蜀書·龐統傳》裴注引《襄陽記》。[13] 胡三省在通鑒的相關處加註說：「觀孔明獨拜德公於床下，孔明所以事德公者為何如邪！德公初不令止，德公所以自居者為何如邪！德公於是不可及矣。」（《資治通鑒》卷六五獻帝建安十二年）[14] 按：龐統卒於213或214年，時年36歲，可知龐統生於178或179年；而諸葛亮生於181年，所以龐統年長諸葛亮二或三歲。[15]《三國志·蜀書·龐統傳》。《殷芸小說》卷四《後漢人》中說：「司馬德操初見龐士元，稱之曰：『此人當為南州冠冕。』時士元尚少，及長，果如徽言。」所謂「尚少」，應該是還不到弱冠之年吧，可見南北朝時人對龐統的名士風範是很仰慕的，所以會比陳壽更誇張。葉適對龐統的名士風範有很高評價：「微行懿筐之間，乃有王霸之略，足以樂而忘憂；然則貧賤誠不能為士累也。唐人謂『開筵面場圃，舉酒話桑麻』，正是本色，韻勝者閑吟而已。」（《習學記言序目》卷二八《蜀志》）[16] 盛德，此處一指美德，亦用為修養深厚之稱，《易·繫辭上》：「日新之為盛德」，《史記》卷六三《老子列傳》：「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虛」；二指德行高尚之人，《世說新語·企羨》：「下官希見盛德，淵源始至，猶貪於少日周旋。」[17]《三國志·吳書·周瑜傳》裴注引《江表傳》。[18] 盧弼《三國志集解》：「《御覽》二六四引《荊州先德傳》云：『周瑜領南郡，以龐士元名重，州里所信，乃逼為功曹，任以大事，瑜垂拱而已。』是統為功曹，由瑜所逼，恐未可信。」周瑜雖「性度恢廓，大率為得人」（《周瑜傳》），但少年得志，執掌東吳帥印，觀其言談，自視甚高；「曲有誤，周郎顧」，尤見其精細不苟，與龐統性情大相徑庭。[19]《三國志·蜀書·先主傳》。[20]《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華陽國志》卷六《劉先主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督南三郡事。」[21]《三國志·蜀書·先主傳》裴注引《江表傳》：「備以瑜所給地少（指江南四郡），不足以安民，復從權借荊州數郡。」按：《江表傳》所謂「借荊州數郡」的說法是不準確的，實際上劉備從孫權處所得僅為荊州之南郡。東漢荊州刺史部下轄南陽、南郡、江夏、長沙、桂陽、零陵、武陵七郡，先治漢壽（位武陵郡），後治江陵（位南郡）（《通典》卷一八三）。赤壁戰後，劉備得南四郡，孫權得江夏郡、南郡，曹操得南陽郡及南郡北部之襄陽。劉備實際已經佔有南郡的南部地區，所謂「借」，不過是要求得到荊州治所江陵及南郡周邊地區，這樣就直接面對曹魏的戰略重鎮襄陽。關於「借荊州」這樁歷史公案，以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七「借荊州之非」條所論最確。另參見呂思勉《三國史話》中《劉備取益州和孫權取荊州》一節。[22]《後漢書》志二二《郡國四》，參見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第49-50頁，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年版。[23]《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裴注引《零陵先賢傳》。另見《劉巴傳》裴注引《零陵先賢傳》：「時諸葛亮在臨烝」。《零陵先賢傳》大約作於吳、兩晉時期，《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有錄，錢大昕稱「不詳撰人」，見《廿二史考異》卷十五。[24] 此處以《中國歷史大辭典》（音序本）第1551頁「臨烝」條為準（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年版）。參考《後漢書》志二二《郡國四》、《晉書》卷十五《地理志下》、《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第49-50頁、第三冊第28-9頁、第53-4頁、第四冊第34-5頁。盧弼《三國志集解》於此處連篇累牘徵引甚多。要之，以《地圖集》最為清晰，以《大辭典》最為簡明。下文中提到的陸口亦見第三冊28-9頁。[25]《三國志·吳書·諸葛謹傳》。[26]《三國志·蜀書·龐統傳》。[27]《三國志·蜀書·廖立傳》。[28]《通典》卷三二《職官十四》：「別駕從事史一人，從刺史行部，別乘一乘傳（專）車，故謂之別駕。治中從事史一人，居中治事，主眾曹文書。」可知別駕、治中都屬於州牧副手之類的職務。杜佑在此條下特別加註，以龐統免官事為例，並引魯肅薦書。[29]《三國志·蜀書·龐統傳》。[30] 按：軍師：官名，即監軍，或稱軍司，負責監察軍務，並非我們現代意義上的軍師。中郎將：官名，秦置中郎，至西漢分五官、左、右三署，各置中郎將以統率皇帝的侍衛。東漢以後，統兵將領亦多用此名，其上再加稱號，如北中郎將等。諸葛亮、龐統任軍師中郎將，其職務是中郎將，外加軍師職稱以示尊崇。二赤壁之戰前一兩年，當劉備還在新野縣撫髀慨嘆時，曾向司馬徽咨以世事。徽說：「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1] 在司馬徽的心目中——當然也包括在龐德公心目中，諸葛亮與龐統是無分軒輊的一對具有濟世安邦之才的難得俊傑。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其實他也是一位名重當時的碩學鴻儒。在我們前面所引述的《後漢書·劉表傳》中，提到一位宋忠，他是荊州大儒，劉表興學時，請宋忠「撰立五經章句」[2]。《三國志》中偶爾會提到宋忠，如《許靖傳》正文和裴注中都說到宋忠同蜀中名士王商之間的交往[3]；曹操破荊州，劉琮舉州降，不敢告訴劉備，劉備派人詢問，「琮令宋忠詣備宣旨」[4]。宋忠的名氣比司馬徽大得多，可能因為司馬徽是隱士，不願出來做官。魏國司徒王朗遣其子王肅從宋忠學習[5]，後來做到吳國太常的潘濬也曾經從宋忠受學[6]。但從另外的三處記載，我們看到司馬徽的經學似乎不比宋忠差。《劉廙傳》記載，後來做到魏國侍中的劉廙少年時就從司馬徽受學[7]；而《尹默傳》說：「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遊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即宋忠）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眾、賈逵父子、陳元、服虔注說，咸略誦述，不復按本。」[8] 《李譔傳》說：他「與同縣尹默俱游荊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9] 尹默和李譔所師從研習的完全是儒家經典，劉歆不用說了，鄭眾父子和賈逵父子都是著名的經學家[10]。從這裡我們知道，司馬徽乃真正的儒學之士。司馬徽向劉備推薦諸葛亮和龐統，同時說「儒生俗士，豈識時務」，一方面固然是自謙的遜謝，另一方面也有可能表示司馬徽確實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只是個有鑒識、善談論的儒生，不適合從政從軍[11]。這一點，寫《三國演義》的羅貫中，替司馬徽想得很周到，表現了大作家感受精微的特點，同時也把司馬徽認為諸葛亮、龐統無分軒輊的觀點進一步明確了。在《三國演義》中，司馬徽對劉備說：「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當劉備請他「出山相助，同扶漢室」時，他回答說：「山野閑散之人，不堪世用。」[12] 司馬徽既然是儒學之士，那麼他所稱的「冠冕」、「盛德」當然是指龐統的學問造詣和道德情操合於傳統的儒學禮教，同時又將其與諸葛亮並稱為識時務之俊傑，那就說明龐統的學問不局限於經學，更有濟世之才，而這正是天下大亂時所最需要的。由於司馬徽的稱揚，龐統的名氣逐漸大了起來。從龐統自己所表述的品評人物的標準來看，他是符合司馬徽所讚揚的儒家的「盛德」的：（統）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13]魯迅先生在談到魏晉風度時曾經說漢末魏初的文章特點是清峻，通脫；尚刑名，引導到清峻的一面，反清流，引導到通脫的一面。他說：「更因思想通脫之後，廢除固執，遂能充分容納異端和外來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導入。」[14] 龐統在這裡所表達的觀點，不能脫出於孔教之外，但其通脫豁達之氣度，涵育長養之胸懷，又與尋章摘句的儒生宿學迥然有異，也與諸葛亮師法申韓，循名責實的法家原則相去甚遠，這是一望而知的。諸葛亮與龐統雖稱相識，但並非相知，從這一點可見端倪。龐統是從裡到外充溢著一種儒家的修養和風範，而諸葛亮則自比管、樂，有一種龍驤虎視、縱橫天下的勃發英氣。從諸葛亮與龐統各自的朋友圈來說，可能兩人的差別更明顯一些。要了解一個人，最簡捷的辦法是去看看他的朋友都是怎樣的人。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只有共同的愛好、見解和理想，才能把人們比較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吉本說：「觀念的交流需要彼此有相似的思想和語言」[15]；也就是歐陽修《朋黨論》中所謂「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尤其是在戰亂年代，身處社會中下層的青年才俊，未登或初登仕途，還沒有被純粹的世俗利益所熏染時，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他們的思想傾向與性格特徵。「（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裴注引《魏略》：「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遊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諸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答。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邪！』」[16]從這裡，我們知道，諸葛亮的好友主要是崔州平、石廣元、孟公威、徐元直等四人。關於這四個人的情況，我們做一個簡要的介紹：崔州平是東漢名門之後，其父崔烈曾任太尉，范曄在《後漢書》中專為崔氏一門立傳，並附崔烈及子崔均的事迹[17]。崔州平是崔均的弟弟，但范曄沒有記錄，說明州平在漢末時年齡尚小，或未出仕；而《三國志》中也再沒有提到他[18]，所以崔州平事迹已不可考。孟建，字公威，汝南人，因為思念故里，所以回到北方。後「為涼州刺史，有治名，官至征東將軍。」[19] 二十多年後，諸葛亮出祁山北伐，還寫信給司馬懿，委託他讓杜襲問候孟公威。[20] 可見多年之後，丞相對於故舊之情，仍然不能忘懷，所謂「情於故人重，跡共少年疏」[21]，情誼之深摯令人感佩。石韜，字廣元，潁川人，在曹操破荊州後與徐庶一同歸附曹操，「至黃初中，韜仕歷郡守、典農校尉」。[22]徐庶，字元直，潁川人，是我們都很熟悉的人物，拜羅貫中先生之賜，為徐庶安排了許多莫須有的功勞和勛業，有些甚至成為千古傳誦的典故和名言，諸如「走馬薦諸葛」、「徐庶進曹營」、「身在曹營心在漢」之類[23]。其實，徐庶早年是一個俠客似的人物，「少好任俠擊劍」，他的行事和作為無愧於任何一部武俠作品中的大俠形象。後來徐庶「棄其刀戟，更疏巾單衣，折節向學」。同學們得知他以前行為不軌，沒有人願意同他交往，「福（徐庶原名徐福）乃卑躬早起，常獨掃除，動靜先意，聽習經業，義理精熟。」[24] 以後，中原戰亂，徐庶與石廣元到荊州避難，又與諸葛亮特相友善。徐庶既是豪俠之士，更是文武全才，先於諸葛亮投奔劉備，也和司馬徽一樣向劉備推薦諸葛亮：「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而且要劉備主動去拜訪諸葛亮，所以三顧茅廬這個千古流傳的美談確實是應該首先歸功於徐庶[25]。注意到這一點很重要，徐庶與司馬徽都是龐德公家中的常客，彼此非常熟悉，所以我們大致可以肯定，徐庶與龐統也是相識，即便不是十分熟悉，從司馬徽對龐統和諸葛亮的讚不絕口來看，至少徐庶也應該對龐統的才氣略知一二。另一個旁證是，向朗在師從司馬徽學習時，與韓嵩、徐庶、龐統等都很親善，所以彼此之間大概不會沒有交往[26]。但是，徐庶只向劉備推薦了諸葛亮，完全沒有提到龐統，除了證明徐庶與諸葛亮之間的默契相知，似乎也說明徐庶和龐統之間並非莫逆友好。諸葛亮輔佐劉備後，徐庶與諸葛亮共事劉備一年有餘。曹操破荊州，「先主在樊聞之，率其眾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徐庶是個孝子，他誠懇地對劉備說：「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27] 隨後徐庶與石韜北事曹操。大約二十年後，徐庶官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太和年間（230年前後），「諸葛亮出隴右，聞元直、廣元仕財（才）如此，嘆曰：『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見用乎？』」[28]從諸葛亮與上述四人的交往和所說的話來看，諸葛亮已經顯示出不凡的才智，所謂「獨觀其大略」，當然是說諸葛亮志向高遠，抱負宏大，不屑孜孜於尋章摘句，引經據典，而是尋求治國安邦的大略精要，這一點是和古來成就大業者完全相同的。同時還表明諸葛亮既有自知之明，也有知人之明，他對這幾位好友未來仕途的判斷，二十年後得到了準確無比的驗證，而那時諸葛亮自己已經是掌一國之政的丞相了。由於上述四人的記載過於簡略，我們無法知道他們的更多事迹，但從一般情形來分析，應該都屬於「庶事精練，物理其本」（陳壽評諸葛亮語）的能吏。雖然他們未能像諸葛亮那樣身居相位，但也都高官顯職，而諸葛亮竟然還為他們嘆息，說明在內心中，諸葛亮還是將自己的同學好友看得很重的[29]。除了這些人之外，我們能找到的諸葛亮的知心朋友，可能就是馬良了。馬良是在劉備領荊州後（即赤壁之戰以後）被闢為從事的。劉備入蜀，諸葛亮隨後又率大軍溯江而上，馬良留荊州。他給諸葛亮寫信說：「聞雒城已破，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遠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後面又說了許多稱讚諸葛亮的話。裴松之說：「臣松之以為良蓋與亮結為兄弟，或相與有親；亮年長，良故呼亮為尊兄耳。」馬良是先主很看重的人才，蜀漢建國後，先主任命馬良為侍中。東征吳國時，劉備派遣馬良「招納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東征失敗，馬良也同時遇害。[30]龐統真正的朋友圈裡幾乎都是江東人士，魯肅是他的相知好友，就不必多說了，我們再看看他的主要朋友還有哪些人。陸績，字公紀，其父陸康於漢末為廬江太守。陸績少年時就重道德之學，曾指責張昭等人專任武力說：「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惟尚武，績雖童蒙，竊所未安也。」陸績為人，「容貌雄壯，博學多識，星曆算術無不該覽。虞翻舊齒名盛，龐統荊州令士，年亦差長，皆與績友善。」孫權執政以後，嫌他過於直言，將其出為鬱林太守，加偏將軍。陸績「意存儒雅」，「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31] 陸績三十二歲時死於任上。顧邵，字孝則，是東吳賢相顧雍的長子，也是陸績的外甥。為人「博覽書傳，好樂人倫」；「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士，往來相見，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孫權還將孫策的女兒嫁給他。顧邵二十七歲時，起家為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優待其後；禁其淫祀非禮之祭者。小吏資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舉善以教，風化大行。」[32] 顧邵的一大優點也是知人，先後從底層百姓、軍士、役吏中提拔了不少人，這些人後來都位至太守，甚至更高的官職。陳壽說：「其留心下士，惟善所在，皆此類也。」「世以邵為知人。」遺憾的是，顧邵也和其舅舅陸績一樣，三十二歲時死於任上。全琮，字子璜，其父全柔在孫策時任丹楊都尉。全琮年輕時就表現出豪俠仗義的氣魄，「是時中州人士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遂顯名遠近。」以後全琮屢任要職，攻城略地，遷衛將軍、左護軍、徐州牧，孫權還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了他，成為孫權的「婚親重臣」[33]。後來，全琮率大軍五萬征六安，民眾皆散，諸將要求分兵追捕。全琮說：「夫乘危僥倖，舉不百全者，非國家大體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豈可謂全哉？縱有所獲，猶不足以弱敵而副國望也。如或邂逅，虧損非小，與其獲罪，琮寧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負國也」[34]，表現出身為大將的仁者風範。赤烏九年（246）全琮「遷右大司馬、左軍師。為人恭順，善於承顏納規，言辭未嘗切迕。」作為老臣，全琮同樣敢於犯顏直諫，而為人則簡重自律。「琮既親重，宗族子弟並蒙寵貴，賜累千金，然猶謙虛接士，貌無驕色。」《吳書》對他的評價是：「初，琮為將甚勇決，當敵臨難，奮不顧身。及作督帥，養威持重，每御軍，常任計策，不營小利」。同時全琮也是一個講求風化的人，衣錦還鄉之時，「請會邑人平生舊知、宗族六親，施散惠與，千有餘萬，本土以為榮。」[35] 全琮卒於赤烏九年。在龐統的幾位江東好友中，算是唯一的長壽者。龐統在荊州本地也有兩位好友，即習楨和向朗。龐統的弟弟龐林娶習楨的妹妹為妻[36]，所以習楨與龐統也是姻親。「習禎有風流，善談論，名亞龐統，而在馬良之右」，也是一位荊襄名士，名氣還在馬良之上。習楨後來隨先主入蜀，歷任雒、郫令，官至廣漢太守；但因「失其行事」，陳壽沒有為他作傳[37]。向朗在《蜀書》中有傳，我在前面提到，他與徐庶、龐統、韓嵩都是好友。「先主定江南，向朗都督秭歸、夷道、巫、夷陵四縣軍民事」，後來歷任高職，雖然因為包庇馬謖被丞相懲處，但後主劉禪對他很寬容，在諸葛亮死後，復任高官。「潛心典籍，孜孜不倦」，「開門接賓，誘納後進」，年逾八十去世。[38]龐統的這幾位朋友的主要特點都是好儒雅道德之學，而且為人厚道，直諫敢言，提拔後進，不遺餘力。看來與龐統的「性好人倫，勤於長養」，「雅好人流，經學思謀」，有共同之處。龐統評價陸績和顧邵說：「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又說全琮「好施慕名」，「雖智力不佳，亦一時之選也。」[39] 當有人問龐統，如您所評論的，是否陸績稍勝一籌呢？龐統回答說：「駑馬雖精，所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三十里，所致豈一人之重哉！」就是說，陸績雖然更有才氣，但只能使自己學識精進，而顧邵雖然遲緩，但卻能提攜眾庶，負重而前。龐統對這三個人的評價中有含有一種明顯的自負，認為自己的才能和成就將在三人之上。這就和諸葛亮評價他的好友們只能位居刺史郡守，而自己則不可限量一樣，我們看到諸葛亮和龐統在對自己的認識上都有一種超越常人之處，可謂知人而亦自知。而陸績、顧邵似乎對龐統的品評沒有不滿的意思，反而說：「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事。」並且與龐統深相結納，說明他們對龐統的評價不但認可，而且更願意與龐統結為平生之交。從這幾個人後來在吳國的成就看，龐統的評價大體是正確的，只是低估了全琮的能力。這也說明龐統的才能確實還在幾人之上。諸葛亮和龐統都有一種傲人的英氣，可是全不影響其交友情誼，可見他們的個性雖然優異特出，但真情流露之處，足以令人感佩至深。張岱曾經說：「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40] 諸葛亮與龐統在各自交友中所體現出的深情和真氣，證明這兩人真是無分軒輊的一對英才，無愧於龐德公和司馬徽對他們的高度讚揚。那麼，龐統對自己最為自負的到底是什麼呢？看看龐統自己是怎樣說的：邵就統宿，語，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秘策，攬倚扶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邵安其言而親之。[41]顧邵以知人而出名，所以想同龐統一較高低，就說，您以知人而出名，那我們兩個到底哪一個在這方面更擅長呢？愈，即賢，勝過之意。龐統的回答很清楚，陶冶世俗，鑒識人物，我確實比不上您；但如果說到治國安邦的根本大計，在錯綜複雜的形勢中尋找機要與關鍵，我似乎略勝一籌。所謂「論帝王之秘策」，「攬倚扶之要最」，就是像張良、鄧禹那樣，「以三寸舌為帝者師」[42]，「明啟帝略」[43]；或者像韓信「廷論項王，審料成勢」，「耿弇決策河北，定計南陽」[44]那樣出謀劃策，奪取天下。龐統的話，謙遜中透著自信，換言之，龐統儒雅學問的背後隱藏著對於軍國大計的深入見解，這才是龐統最為自負的資本。在這個最根本的問題上，龐統與諸葛亮再次重合了，諸葛亮的隆中對震爍千古，少有比擬；但龐統在初得劉備重用時就立刻提出取益州並說服劉備也同樣顯示不凡的才智，這些正是帝王之秘策；在取益州時，龐統提出的計策更是顛撲不破的妙計高招，深得軍機之要旨，倚扶之要最，證明龐統絕非徒有虛名。而顧邵對龐統的結論「安其言而親之」，說明顧邵是承認兩人之間的差異和距離的。諸葛亮未出隆中就稱其好友們「仕進可至刺史郡守」，對自己的未來則「笑而不答」；龐統初見水鏡就說：「吾聞丈夫處世，當帶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45]，此言雖有倨傲不羈之意，但這兩位一代才俊的鴻鵠之志，早在其弱冠之年就顯露無遺。諸葛亮與龐統的另一個相似處在於他們初出茅廬或甫受重用時，都曾經提出過極具進攻性的軍事主張，表現了卧龍、鳳雛的勃勃英氣和略嫌稚嫩的政治考慮。一是在劉琮投降曹操時，劉備尚不知情，等到得知消息，魏大軍已到，劉備只得率眾南下。「過襄陽，諸葛亮說先主攻琮，荊州可有。」[46] 二是劉備初次入蜀，與劉璋涪城相會時，龐統勸說劉備「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武之勞而坐定一州也。」[47] 諸葛亮和龐統的這兩個建議都被劉備拒絕了。拒絕的理由大體一樣，一是說不忍心，二是說，初入他國，恩信未立，所以不行。其實真正的原因在於，諸葛亮和龐統的主張都操之過急，忽略了當時的不利條件和潛在的巨大困難。在荊州的問題上，當時曹操的十萬大軍正以泰山壓頂之勢直撲荊襄，劉備攻荊州，取劉琮，劉琮手下肯定會全力抵抗，劉備能否得手沒有把握；一旦曹軍驟至，劉琮裡應外合，劉備全軍只能束手待斃。就算劉備、諸葛亮攻下襄陽，也不過是一座孤城，被曹軍團團包圍，後果也同樣難以預料。劉備行軍多年，又屢敗於曹操，不會不懂得這個道理，所以當然要拒絕。在取劉璋的問題上，劉備也是同樣的考慮，劉璋父子在益州經營二十多年，兵馬充足，頗得民心，劉備只是個毫無根基的外來戶，就算像羅貫中所虛構的那樣，在兩人聚會時，上演一出成功的鴻門宴[48]，將劉璋殺死或拘禁，不見得能收服劉璋眾多屬下的心，反而可能弄巧成拙，兩敗俱傷，將自己的性命也丟在裡面，所以龐統的這個策略風險也是很大的。就諸葛亮和龐統來說，雖然才智出眾，但畢竟還是初掌重任，缺乏歷練，所以會提出看似出奇制勝，實則不甚高明的計策。卧龍所以為「卧」，鳳雛所以為「雛」，其原因正在於此。[1]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裴注引《襄陽記》。[2] 另見《三國志·魏書·劉表傳》裴注引《英雄記》。湯用彤先生認為宋忠是荊州學界領袖，是不無道理的（《湯用彤學術論文集》245、265-6、298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3] 《三國志·蜀書·許靖傳》及裴注引《益部耆舊傳》。[4]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裴注引孔衍《漢魏春秋》。[5] 《三國志·魏書·王朗傳》。[6] 《三國志·吳書·潘濬傳》。[7] 《三國志·魏書·劉廙傳》。[8] 《三國志·蜀書·尹默傳》，參見本傳裴注引《魏略》。[9] 《三國志·蜀書·李譔傳》。[10] 按：鄭眾父子、賈逵、陳元、服虔等人，均為東漢名儒，《後漢書》中各有傳。[11] 對於司馬徽，《三國志》沒有《隱士列傳》，《後漢書》卷八三《逸民列傳》中有龐德公，也沒有司馬徽；而《世說新語·言語》劉孝標註中則引《司馬徽別傳》說：「荊州破，為曹操所得，操欲大用，會其病死」，所以我們不能知道司馬徽對待劉備、曹操的真實確切態度。司馬徽是名士，也是隱士，更可能是智士。《殷芸小說》中說：「司馬徽居荊州，以劉表不明，度必有變，思退縮以自全；人每與語，但言『佳』。其妻責其無別。徽曰：『如汝所言，亦復甚佳。』終免於難。」（《世說新語·言語》中記錄此段文字略有差異。）曹操曾經稱讚荀攸「智可及，愚不可及」，不知司馬徽的言行是否符合這一高難度的標準。[12] 《三國演義》第三十五回。[13] 《三國志·蜀書·龐統傳》。何焯《義門讀書記》卷二七「龐統傳」條：「士元此論，東漢之風流已耳。欲興世教，非務實不可也。參取其意，則足以資獎勵。」（中華書局1987年版）[14] 《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葯及酒之關係》，《魯迅全集》第3卷503頁。[15] Gibbon: 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 requires a similitude of thought and language.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Roman Empire, Chap. L)[16]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及裴注引《魏略》。[17] 《後漢書》卷五二《崔駰傳》附《崔烈傳》。崔烈本來是當時名士，有文才，不過使他青史留名的並非文章著述，反倒是並不光彩的花錢買官。漢靈帝標價賣官，崔烈「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於是聲譽衰減」。後人在講到漢末腐敗時，崔烈是最常提到的例子。《傅子》說，靈帝榜門賣官，段熲、崔烈、樊陵、張溫等，「皆入錢上千萬下五百萬以買三公」；「烈有北州重名」，「猶以貨取位」（《三國志·魏書·董二袁劉傳》裴注引《傅子》）。《晉書》卷二六《食貨志》說：「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司馬光則幾乎原封不動地將范曄的一段文字搬到了《資治通鑒》（卷五八漢靈帝中平二年）上。[18]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裴注引《崔氏譜》：「州平，太尉烈子，均之弟也。」[19] 《三國志·魏書·溫恢傳》。[20] 《三國志·魏書·溫恢傳》裴注引《魏略》。另見《諸葛亮集》第54頁，中華書局1975年版。[21] 白居易《詠老贈夢得》，《白居易集》1042頁，嶽麓書社1997年版。[22]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裴注引《魏略》。[23] 《三國演義》第三十五、三十六、四十八回。[24]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裴注引《魏略》。[25]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胡三省對徐庶評價甚高：「備以梟雄之才，聞徐庶一言，三枉駕以見孔明，此必庶之才器有以取重於備，備遂信之也。庶自辭備歸操之後，寂無所聞，今觀其舍舊從新之言，質天地而無愧，則其人從可知矣。」（《資治通鑒》卷五七漢獻帝建安十二年）劉備三顧茅廬，應當是在徐庶和司馬徽的雙重推薦下才「猥自枉屈」的。徐庶何時成為劉備的謀士並向備舉薦諸葛，是在司馬徽推薦諸葛亮、龐統之前還是之後，並沒有本質的差別；正因為無法考定時間，《資治通鑒》卷六五就把這兩件事和三顧茅廬隆中對籠而統之地繫於建安十二年（207）的最後段落。重要的是，徐庶確實是一個心底無私、高風亮節的雅量大才。魚豢作《魏略》，將徐庶與裴潛、趙儼、張既、梁習等十人共列一卷（見《裴潛傳》裴注），陳壽為上述四人立傳，卻沒有為徐庶立傳。徐庶在當時名氣很大，職位不低，又是諸葛亮的好友，死後在彭城又有人為之立碑，則其官聲治績亦庶幾可見。陳壽不為之立傳，是「失其行事，故不為傳」呢？還是因為他未能有始有終呢？[26] 《三國志·蜀書·向朗傳》裴注引《襄陽記》。[27] 同上。[28]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裴注引《魏略》。[29] 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中說：「近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華歆）不強幼安（管寧）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晉書》卷四九《嵇康傳》）[30] 《三國志·蜀書·馬良傳》及裴注。[31] 《三國志·吳書·陸績傳》。[32] 《三國志·吳書·顧邵傳》。[33] 《三國志·魏書·鍾會傳》。[34] 《三國志·吳書·全琮傳》。[35] 《三國志·吳書·全琮傳》及裴注引《江表傳》、《吳書》。[36] 《三國志·蜀書·龐統傳》裴注引《襄陽記》：「林婦，同郡習禎妹。」[37] 《三國志·蜀書·楊戲傳》附《季漢輔臣贊》及裴注引《襄陽記》。[38] 《三國志·蜀書·向朗傳》。[39] 《三國志·蜀書·龐統傳》。[40] 《陶庵夢憶》。[41] 《三國志·蜀書·龐統傳》裴注引《吳錄》。《世說新語·品藻》、《太平廣記·知人·顧邵》俱載龐統此言，文字有異。錢鍾書嘗予以辨析，見《管錐編》第二冊第696-7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42] 《史記》卷五五《留侯世家》。[43] 《後漢書》卷一九《鄧寇列傳·贊》。[44] 《後漢書》卷一九《耿弇傳·論》。[45] 《世說新語·言語》。[46]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47] 《三國志·蜀書·龐統傳》。[48] 《三國演義》第六十一回。三龐德公稱諸葛亮為卧龍，龐統為鳳雛，這個評價的最精微蘊蓄之處乃在於揭示兩人的大局觀，對時事和政局的變化有高瞻遠矚的先見，並且能為自己尋找到最佳的晉身途徑。在我看來，這是兩人無分軒輊的最重要標誌。傳統中國社會中，普通讀書人的最佳、幾乎也是惟一的前程，便是入仕做官。在漢末天下大亂，群雄競起的混亂局勢下，維持生存成為讀書人的優先考慮，所以，荊州地區彙集了逃難而來的大批士子才俊。這些人在這個相對安靜的區域中躲避戰亂，同時靜觀時局的變化與發展，為自己選擇未來的主人，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1]，或者如東漢名將馬援所謂「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2]。深受劉表禮遇的名士杜襲對好友繁欽「數見奇於劉表」頗致不滿，說：「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龍蟠幽藪，待時鳳翔。豈謂劉牧當為撥亂之主而規長委身哉？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其與子絕矣。」[3] 這句話中的兩層含義代表了大部分隱居荊州的士子們的看法，一是要「龍蟠幽藪，待時鳳翔」（這八個字也可以作為「卧龍」、「鳳雛」的確解），二是意識到劉表非「撥亂之主」，不欲委質定分於荊州，而要更求明主。隨著曹操打敗袁紹，逐漸蕩平北方，荊州士人的關注重點開始北移。在《魏志》各傳中對曹操的讚揚言辭不勝枚舉，其中有少數人是確有先見之明，而大多數人則是在曹操不斷取勝的過程中認識到曹魏集團具有統一天下的才能與實力，因而北投曹魏的明智之士越來越多，逐漸成為一種風尚。我們只舉一兩個例子加以說明。荀攸是大名士，早年謀刺董卓，後來求為蜀郡太守，是準備到益州避難兼求發展。但因為道路阻絕，所以滯留荊州，以觀天下。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迎漢獻帝於許都，開始挾天子以令諸侯。曹操久聞荀攸大名，又有荀彧的舉薦，於是寫信給荀攸說：「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也，而顧觀變蜀漢，不已久乎！」[4] 荀攸應徵而至，拜為汝南太守，最終成為曹操的主要智囊之一。荀攸是的荀彧侄子，屬於中原士族領袖家族的成員，他投奔曹操，對於荊州觀變的士子不會沒有影響，而這還是發生在官渡之戰以前的事情。官渡之戰期間，劉表的主要謀士和大將韓嵩、劉先、蒯越等人都勸劉表與曹操聯合，並且都認為曹操必將打敗袁紹。韓嵩是龐統和徐庶的好友，但年齒較長，也是在避難荊州期間，被劉表強行起用為別駕的。他和劉先勸劉表說：「夫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賢俊皆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稱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御也。故為將軍計者，不若舉州以附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5] 這些人在赤壁之戰前又勸說劉琮投降曹操，後來在魏國都得封大官。諸葛亮的好友們——包括諸葛亮自己，都是從北方避難來荊州的。中原逐次平定，家鄉安寧，士子們當然有思鄉之情。孟公威、石廣元都有北投曹操之意，孟公威先歸北方；石廣元雖在荊州，但沒有投靠劉備，而那時，諸葛亮和徐庶都已經成為劉備謀士。石廣元最終和被迫北歸的徐庶還是投到曹操一邊，說明在這幾人的心目中，還是更看好曹魏一方的。另一位名士劉巴也拒絕諸葛亮勸說，堅持投奔曹操，只是陰差陽錯沒有成功而已。在荊州名士——無論出仕或未出仕，官渡之戰前後，或者赤壁之戰前後——大部分都看好曹操的這種形勢下，諸葛亮獨具慧眼，堅持不附北方，真正的原因是什麼呢？諸葛亮在勸阻孟公威北歸時說：「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邪！」對此，裴松之解釋說：臣松之以為《魏略》此言，謂諸葛亮為公威計者可也，若謂兼為己言，可謂未達其心矣。老氏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凡在賢達之流，固必兼而有焉。以諸葛亮之鑒識，豈不能自審其分乎？夫其高吟俟時，情見乎言，志氣所存，既已定於其始矣。若使游步中華，騁其龍光，豈夫多士所能沉翳哉！委質魏氏，展其器能，誠非陳長文、司馬仲達所能頡頏，而況於余哉！苟不患功業不就，道之不行，雖志恢宇宙而終不北向者，蓋以權御已移，漢祚將傾，方將翊贊宗傑，以興微繼絕克複為己任故也。豈其區區利在邊鄙而已乎！此相如所謂「鯤鵬已翔於遼廓，而羅者猶視於藪澤」者矣。[6]裴松之認為，諸葛亮不北歸曹操的根本原因，是因為諸葛亮心存漢室，看到漢朝大廈將傾，所以要等待時機（「高吟俟時」），輔佐劉漢宗室的傑出人物（「翊贊宗傑」），以重新恢復漢家江山（「興微繼絕克複」）為己任，而不在乎區區封疆之吏。裴松之更認為，如果諸葛亮出仕曹魏，以他的才智卓絕，即使陳群、司馬懿之流也絕非其對手，何況其他人。裴松之的這一解釋是站在後人的角度上，並深受諸葛亮的隆中對和出師表的影響以及諸葛亮輔佐劉備後的一貫言行而做出的，再加上他對諸葛亮的崇敬之情，所以似乎還有為諸葛亮塗飾的嫌疑。[7]實際上，在漢末董卓之亂前後，眾多的軍閥大官心懷異志，圖謀自立為帝。漢宗室劉焉早在靈帝時就因為術士董扶稱「益州分野有天子氣」而求牧益州[8]；袁術寫信給陳珪說：「昔秦失其政，天下群雄爭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歸。今世事紛擾，復有瓦解之勢矣，誠英乂有為之時也。」[9] 而且，漢室將傾，不可復繼的觀點已經在絕大多數士人中達成共識。早在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黃巾初起，為車騎將軍皇甫嵩所破時，謀士閻忠就說「木朽不雕，世衰難佐」，勸皇甫嵩「移神器於己家，推亡漢以定祚」[10]；後來，朝中元老重臣楊彪看到曹操專權，就已經認識到「漢祚將終」[11]，所以稱病，閉門不出達十年之久。大士族出身、父親曾任漢司徒的袁渙也在「天下將亂」時慨然而嘆：「漢室陵遲，亂無日矣」；其族弟袁徽也說：「天理盛衰，漢其亡矣！」[12] 田疇說：「漢室衰頹，人懷異心」[13]；袁紹的謀士郭圖、淳于瓊說：「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14] 曹操也說：「當今天下土崩瓦解，雄豪並起，輔相君長，人懷怏怏，各有自為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15] 曹操名義上以漢獻帝為號召，實際上其屬下的眾多謀士（荀彧可能是例外）對曹操的用心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們在談到天下大勢時，從來不提漢室和漢帝，只提曹公據有天下，而荊州的一眾士子們在談到未來的去向時，也只提曹操，很少有人提到恢復漢室[16]。在江東，魯肅更直截了當地提出了「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的論斷。依照諸葛亮的明達世事，洞觀天下，更不會看不出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真實意圖。他所以不北歸曹操，正如他自己所說：「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邪！」諸葛亮所看到的是，曹操已經逐漸削平北方，勢力龐大，為眾人所矚目；「饒士大夫」，就是說，天下士人紛紛投奔，已成趨之若騖之勢。在此情況下，即便自己有再大的本領，也只能屈居末流，從中下層做起。對於自己的驚天之才，諸葛亮絲毫也不會缺乏自信，他當然不會久居人下。但諸葛亮的志向絕不是郡守刺史，而是不可限量、難以明言的國之宰輔。所以，裴松之忽略了一個更為關鍵的問題，諸葛亮所看到的遠不止是曹操帳下的大批才智之士，他看到了更深層次的問題。曹操號稱漢相國曹參之後，其實「莫能審其生出本末」[17]，仍然是中下豪強出身。他能夠擁有北方，在於手下有文武兩個集團的支持。武將方面，是以諸夏侯曹為核心的親屬集團，我們不妨以曹操的故鄉命名為譙沛集團，這是一批以中下層豪強或者說庶族地主為主要代表，在戰爭中隨曹操衝鋒陷陣而搏得高位的人群[18]。文臣方面，則是以荀彧、荀攸、陳群、郭嘉、鍾繇、司馬懿為代表的大士族集團，由於這些人多是汝、潁一帶的人物，只有司馬懿是臨近汝潁的河內溫人，並且司馬懿只奉荀彧為楷模[19]，所以我們不妨以汝潁集團命名[20]。在上面的汝潁集團人士中，除郭嘉外，其餘都出自中原地區第一流的大士族家庭，可以說是漢末的高級士族。這些人把持了曹魏的幾乎所有最高級政治職務，是形成漢末以來直至魏晉南北朝時期門閥士族統治的主要源頭。也正是這一集團以支持曹丕代漢為條件，換取了掌握九品中正制的世襲做大官的特權，這些當然是後話。在曹操剪除群雄的艱苦過程中，尤其是在官渡之戰前後，汝潁集團的主要人物荀彧、荀攸、郭嘉等都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成為曹操的心腹重臣。換言之，曹魏的核心政治機構已經基本完善，非汝潁集團的人若想進入這一核心層，可能性微乎其微。諸葛亮出身低級士族，其遠祖雖說是西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但其父親諸葛珪在漢末僅為太山郡丞，屬於下級官吏，其叔父也非天下名士。《前出師表》中有所謂「先帝不以臣卑鄙」之語，一方面固然與諸葛亮一貫自謙，有時自稱「東方下士」 相一致[21]，同時也確實表明諸葛亮認為自己出身寒微，地位卑下，並非名門豪族。僅憑諸葛亮的低微出身，就難以進入由汝潁人士把持的高層決策機構，更何況當時曹操手下人才濟濟，究竟能否有機會嶄露頭角，恐怕誰也說不好。汝、穎名士甚多，早年杜襲、繁欽、趙儼俱避亂荊州，劉表以賓禮待之，三人「通財同計，合為一家」[22]。在建安初期曹操迎歸獻帝後，三人紛紛投靠曹操，俱受重用。孟公威是汝南人，徐元直和石廣元都是潁川人，是標準的汝潁人士，所以他們返回北方，其中的原因之一很可能也是看到了朝廷中大都由同鄉擔任要職，因此有機會晉陞。但其結果，沒有一個人進入中央政府擔任更高級的職務，這和他們不是高級士族仍然有著一定的關係，諸葛亮為他們在仕途上的結果嘆息，可能也是覺得他們沒有得到應有的職位吧。這又反過來說明，諸葛亮早就預料到回北方後，在仕途上很難有大的發展，是一個正確的判斷。諸葛亮在隆中待機而動，《隆中對》清楚地表明他認為曹操、孫權集團都已經基本穩固，不但政權穩固，包括在用人方面，都已經基本安排就緒，不會有更大的機會提供給自己了。劉備恰逢其時地出現，所提出的口號也合乎當時普通百姓和部分士人的要求，諸葛亮認為自己有能力幫助劉備打下一片江山。最重要的，是劉備身邊沒有謀主，沒有一個可以幫他規劃全局、統籌戰略的管仲、范蠡、蕭何、張良式的人物，而這，恰恰是諸葛亮自認為最出色，也最適合自己的角色。劉備毫不猶豫地為諸葛亮提供了一個最適合他的政治舞台，所以，諸葛亮才會全心全意地輔佐劉備，施展全部才華，嘔心瀝血，真正做到士為知己者死。諸葛亮冷靜觀察，耐心等待，終於為自己找到了一片可以一展英才的天地。這，才是卧龍的真正含義。再來看龐統，龐統在赤壁之戰以前已經出仕，任南郡功曹。他的好友，名士韓嵩是劉表集團中降曹派的主力，後來投降曹操，位居九卿[23]；徐庶也在曹操破荊州後回到北方。這些都沒有讓龐統動心，他是不是也和諸葛亮觀察到了同樣的問題，我們不能遽下結論。但在大批荊襄人士兩極分化，一部分投靠曹操，一部分跟隨劉備的情況下[24]，龐統堅持不動，多少顯示他有隱居的想法，或者說他還在觀察。不過，一個以「論帝王之秘策，攬倚扶之要最」而自詡的人是絕不會甘老林泉之下的，所以，我認為龐統還是在曹操、劉備、孫權之間進行觀察和比較。做為周瑜的功曹，龐統沒有什麼作為，也不可能有什麼作為，他仍然在等待時機。周瑜去世，龐統送喪回到江南。「吳人多聞其名」，那麼，龐統為什麼不留在東吳呢？以他的名氣，加上魯肅的推薦關照，還有顧邵、陸績、全琮一干人的相互標榜，完全可以獲得一個遠比功曹為高的職務，是什麼原因使得龐統仍舊回到荊州呢？假如說曹魏的政治決策機構是由高級士族的汝潁集團所把持，那麼，東吳的中央決策機構則是由江東的大士族——吳郡的四大家族，主要是顧、陸家族把持的，我們不妨名之為吳郡集團。孫堅號稱是大軍事家孫武的後代，但沒有人能證明這一點；孫堅「少為縣吏」，「孤微發跡」[25]，顯然是下層豪強出身。孫策、孫權兄弟建立東吳政權，首先靠外來低級士族和地方豪強周瑜、魯肅、呂蒙和孫堅舊部作為武力方面的支持；但要健全和發展東吳政權，沒有當地的大士族支持，顯然是不行的。江東吳郡顧陸朱張四大族中又以顧、陸為首，族大人多，勢力龐大，所以孫權把孫策的女兒，一個嫁給顧雍長子顧邵，一個嫁給陸遜[26]，顧、陸兩家族間也通婚。顧、陸家族的人在決策機構中佔據主要位置，後來孫權立國，實現了完全的本土化，文的方面以顧雍為主，武的方面以陸遜為主，都是與江東大士族妥協的結果，吳國末期大臣陸凱一再說到「先帝（指孫權）有顧、步之相」，「先帝外仗顧、陸、步、張」[27]。全琮也由於與孫權的特殊關係而使全氏家族一度成為吳國最有勢力的外戚集團，影響了吳國的政局[28]，當然這些都是後話。在龐統當時，政治機構也已經由吳郡集團在操縱了。顧邵、陸績出自這兩大家族，二十幾歲都出任郡太守，可見在中央決策層兩大家族的勢力。龐統和諸葛亮一樣，要成就的是以帝王秘策打動人主，建不世之勛業，而不是做一個區區的刺史郡守。留在東吳，最多也不過是從中高級官吏做起，而要躋身兩大或四大家族把持的最高決策層，其可能性同樣微乎其微，所以龐統最終的選擇還是回到荊州。魯肅沒有向孫權舉薦龐統，卻向劉備盛稱龐統大才，顯然也是估計到了龐統在江東很可能沒有機會佔據高位，才能無從發揮；而劉備正在拓展事業之際，身邊缺少足智多謀之士，龐統能大展宏圖，所以才不遺餘力地向劉備舉薦龐統。事實證明，龐統的等待終於有了最好的回報，很難想像，如果龐統投靠曹操或者孫權的話，會得到像劉備所給予的那樣的待遇。再說幾句題外的話，三國時雖然曹操、孫權、劉備都出身中下層豪強，但只有劉備集團從文到武，從高層到中下層機構全部是由庶族地主和下層豪強為核心骨幹建立起來的，這和劉備起步較晚，又長時期沒有穩固的根據地有直接的關係。諸葛亮和龐統、法正都是看到了劉備的這一個特點，再加上劉備一直沒有健全的政治和戰略決策機構，才果斷投靠劉備的。雖然還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如劉備恢復漢室的號召力，劉備作為領袖的人格魅力，各自所處的具體環境的不同等等，都促成了他們為劉備效力，但其中主要的一點則是劉備能為他們提供最大的政治活動空間。而劉備攻取益州後，法正、諸葛亮勸劉備起用許靖和劉巴，也正因為這兩人都是名士，高級士族，拉他們入伙，既可以利用他們的名望擴大劉備集團在全國的影響，同時也可以提高劉備集團的等級和身份，彷彿歷代的暴發戶和政治新貴們總要在掌握大量財富和巨大權力後，向德高望重的前輩和原來不齒過問的元老們表示敬意一樣。[1] 《孔子家語·弟子行》。[2] 《後漢書》卷二四《馬援傳》。[3] 《三國志·魏書·杜襲傳》。[4] 《三國志·魏書·荀攸傳》。[5] 《三國志·魏書·劉表傳》。參見王夫之論杜襲、繁欽、韓嵩之歸附曹操。（《讀通鑒論》卷九《獻帝》第一六、一九節，中華書局1975年版）[6]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裴注。[7] 實際上，魏晉南北朝人並不十分看重三國時各方的正統或僭偽地位；即使習鑿齒那樣力主以晉承漢的人，也並未明確地以蜀漢為正統，所以我才說裴松之有塗飾之嫌。自唐朝以後，才逐漸認為諸葛亮是完全為興復漢室而輔佐劉備的。到王夫之時，則將這種觀點發揮到極致：「蜀漢之臣，惟武侯不可以苛求焉，其他則皆幸先主為劉氏之胤，而非其果能與漢存亡者也。」（《讀通鑒論》卷九《獻帝》第三一節）[8] 《三國志·蜀書·劉二牧傳》。[9] 《三國志·魏書·袁術傳》。[10] 《三國志·魏書·賈詡傳》裴注引《九州春秋》。[11] 《後漢書》卷五四《楊彪傳》。[12] 《三國志·魏書·袁渙傳》裴注引《漢紀》。[13] 《三國志·魏書·田疇傳》。[14] 《三國志·魏書·袁紹傳》裴注引《獻帝傳》。[15]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注引《魏書》。[16] 劉表和韓嵩對話，劉問：「今天下大亂，未知所定，曹公擁天子都許，君為我觀其釁。」韓答：「以嵩觀之，曹公至明，必濟天下。」（《三國志·魏書·劉表傳》裴注引《傅子》）[17]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三國時人常常自稱或被人稱為名人之後，如管寧為管仲之後，馬超為馬援之後，鄧颺、鄧芝為鄧禹之後，來敏為來歙之後等等，不一而足；至於曹操、劉備、孫權也都自稱來頭不小。其實大都真偽雜陳，混然莫辨。這種風氣固然與漢末士族講求出身家世大有關係，但更與人類炫耀血統以自抬身價的動物性卑劣心理有關。王夫之說：「漢曰祖堯也，王莽、曹氏曰祖舜也，唐曰祖皋陶也、老聃也，攀援不可致詰之聖賢以自張大者也。」（《讀通鑒論》卷十《三國》第二二節，另參見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四十「武帝生出本末」條。）[18] 《三國志·魏書·徐宣傳》：「太祖崩洛陽，群臣入殿中發哀。或言可易諸城守，用譙、沛人。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譙、沛，而沮宿衛者心。』文帝聞曰：『所謂社稷之臣也。』」可知在曹操時代，譙沛人在武將宿衛方面的地位之高。曹操帳下的所謂「五良將」，均非譙沛人，所以除張遼獨任方面之外，其餘四人幾乎都在夏侯淵、曹仁、曹洪控制之下。而執掌曹操、曹丕、曹睿三代帝王中軍宿衛的重將許褚則是標準的「譙國譙人也」。（《三國志·魏書·許褚傳》）[19] 參見《三國志·魏書·荀彧傳》裴注引《魏氏春秋》中司馬懿贊語。[20] 曹操曾經說：「汝、潁固多奇士」，見《三國志·魏書·郭嘉傳》。[21] 《三國志·蜀書·李嚴傳》裴注引《亮集》，《諸葛亮集》第49頁。[22] 《三國志·魏書·趙儼傳》、《杜襲傳》。[23] 《三國志·魏書·劉表傳》。曹操破荊州後，韓嵩進封為大鴻臚。[24] 按：陳壽撰《三國志》，對劉備多所誇耀。在士人歸附先主的問題上，陳壽前後三次予以溢美：劉備屯新野時，「荊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劉琮投降曹操時，「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先主」（分別見《先主傳》）；「先主奔江南，荊、楚群士從之如雲（《劉巴傳》）」。實際上，這裡有四種情況：一是在曹操破荊州時，劉表集團中的大部分重要人物，原本就主張降操，所以在劉琮投降時，自然地歸附北方。「太祖以琮為青州刺史、封列侯。蒯越等侯者十五人」（《劉表傳》，參見《後漢書·劉表傳》），包括了蒯越、韓嵩、鄧羲、劉先、傅巽、蔡瑁、張允、宋忠、王粲等。二是劉表卒後，原來劉表屬下中，只有伊籍、霍峻、向朗（見諸本傳）等為數不多的人跟隨先主。三是曹操破荊州後，客居荊州的士子中，有相當一部分名士歸附了曹操，如劉巴、桓階、和洽、裴潛、趙戩、石韜等（分見各傳）。四是一部分人在赤壁戰後，甚至是在劉備領荊州牧後，才成為劉備的部屬，如馬良、馬謖、陳震、廖立、蔣琬、鄧方、賴恭、黃柱、輔匡、劉邕、張存、殷觀、習楨、馮習、張南等（見本傳或《楊戲傳》附《季漢輔臣贊》）。這些人中可能有一部分是較早時期就已經投奔劉備的，但大部分應該是在210年前後（即赤壁戰後到周瑜去世前後）才為劉備所用，龐統就是其中之一。《先主傳》裴注引《江表傳》說：「周瑜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備。備別立營於油江口，改名為公安。劉表吏士見從北軍，多叛來投備。備以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安民，復從權借荊州數郡。」這四種情況中，大致可以說，投降曹操的多為名士或大士族人物，而跟隨劉備的則多為名氣相對較小或低級士族出身的人物，這正顯示出身為名士的諸葛亮和龐統的獨特鑒識和先見之明。[25] 《三國志·吳書·孫破虜傳》。關於孫堅的身世，田餘慶在《桓溫的先世和桓溫北伐問題》一文中有頗為詳細的討論。見《東晉門閥政治》第124-5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版。[26] 《三國志·吳書·陸遜傳》：「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顧邵傳》：「權妻以策女。」[27] 《三國志·吳書·陸凱傳》。按：此處所引為嶽麓書社1990年版本，中華書局本及其它版本均作「先帝外仗顧、陸、朱、張」，各有所本；統而言之，以「顧、陸、朱、張」為是。嶽麓書社本改「朱」為「步」，當是與前文「先帝有顧、步之相」保持一致。[28] 《三國志·吳書·妃嬪傳·全夫人傳》：「時全氏侯有五人，並典兵馬，其餘為侍郎、騎都尉，宿衛左右，自吳興，外戚貴盛莫及。」四從上面所述，我們看到，諸葛亮與龐統在抱負遠大，知人論事，韜光隱晦，相機而動等諸多方面都有共同之處，而且難分軒輊。但由於兩人所學不同，性格相異，所以在行為處事方面就表現得迥然有別。首先在性格方面，龐統的率直開朗與諸葛亮的謹慎細密有很大差別。劉備三顧茅廬，諸葛亮才有隆中之對，繼而出山輔佐先主；龐統在弱冠之年則主動出擊，求見司馬徽以求顯名於當時，其求見方式也極具戰國秦漢策士風采。《世說新語·言語》篇記載：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採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處世，當帶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德操曰：「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為奇？此乃許、父所以慷慨，夷、齊所以長嘆。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不足貴也？」士元曰：「仆生出邊垂，寡見大義。若不一叩洪鐘，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龐統為引起司馬徽的注意，故意用世俗之態激起對方的談興。司馬徽果然滔滔不絕講了一番大道理，龐統這才道出真意：「叩洪鐘，伐雷鼓」，只是為了「識其音響」。接下來，才有陳壽所描述的「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而從諸葛亮的性格特點來看，他是很難以這種跡近挑釁的方式來同一位大名士開始其長談之旅的。《江表傳》記載，劉備曾經與龐統有過一次談話，那應該是在劉備剛剛重用龐統之後不久。劉備與龐統「從容宴語」，就是隨意閑談，劉備說：「卿為周公瑾功曹，孤到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乎？在君為君，卿其無隱。」[1] 劉備這裡表現出坦誠的態度，因為龐統曾經擔任過周瑜功曹，與周瑜的關係相當密切；而當時劉備與孫權之間還保持很好的關係，所以劉備問龐統這個問題，一是顯得有刺探私人之間秘密交往之嫌，二是向龐統暴露了他與孫權之間的似有若無的隔閡，而龐統與東吳的魯肅等眾多人士關係融洽，總之，劉備自己覺得提出這個問題，多少有些不夠光明正大，所以語意謙遜遲緩，而且告訴龐統「在君為君，卿其無隱」，意思彷彿我們現在說起的「在商言商，但說無妨」，表示自己不會因此對他有什麼別的想法。這當然是君臣之間在還不十分熟悉的情況下的談話，所以劉備有一種試探的意義，同時也要證實東吳確實懷有對自己不利的企圖。龐統簡明扼要地說：「有之」。對於當時的龐統來說，這可能是最好的回答，一是清楚地答覆了先主的提問，二是把所有的疑問和潛在的問題都留給先主自己去思考，自己不再發表什麼看法，這同樣也表明龐統對劉備還不十分熟悉，所以語言謹慎，應對小心。而在彼此熟悉之後，龐統的見解就表述得很明白了。他先是勸劉備取益州，劉備半真半假地表明自己不願失去信義，攻打自己的同宗劉璋。龐統明確地以權變之術來闡述自己的想法，說服了劉備，所謂「攬倚扶之要最」，就是能分出輕重，辨清利害，決定取捨。而最能表明龐統儒雅好尚、率直敢言的事例，則是劉備在攻取涪城後，召開慶功大會，飲酒作樂時，身為軍師的龐統對劉備所表現出的規勸。龐統儒家禮教的影響在劉備忘乎所以的時候終於露出了本色。龐統說，我們討伐別人的國家，不是仁者之所為，隱含的意思是，您這樣興高采烈，恐怕不太恰當吧。劉備當然不希望看到別人這樣當眾責備自己，立刻發脾氣；龐統也不認錯，只是離開酒席。過了一會兒，劉備反應過來自己的失誤，又請龐統回來。龐統還是不認錯，事實上龐統確實沒有什麼錯誤。劉備只能自我解嘲，問龐統到底誰錯了，龐統給劉備一點面子，說，大家都有錯。於是皆大歡喜，君臣之間，「宴樂如初」。從上述兩段君臣對談來看，這時龐統與劉備之間的親密程度已經超過諸葛亮與劉備之間的關係。陳壽從未記載過劉備與諸葛亮之間的「從容宴語」，更不用說像現在這樣「君臣俱失」的對話和「宴樂如初」的歡洽情景了。我們經常看到的是，劉備「敬信亮」[2]，「雅信亮」[3]，裴松之也說諸葛亮對先主「謙順」[4]；確乎如此，我們從未見到諸葛亮和劉備之間有過類似的談話，在我看來或想像中，諸葛亮似乎總是和劉備之間保持著嚴謹的君臣關係，諸葛亮恭謹謙肅的形象是貫穿始終的。這也許就是諸葛亮和龐統在性格上的最大不同。趙翼在談到曹操、劉備、孫權用人之不同時說「劉備以性情相契」[5]，這很能抓住劉備身為領袖的一個主要特點，關張趙於顛沛流離中追隨劉備多年而無怨無悔就是明顯的例證。而在劉備三位最主要的謀士諸葛亮、龐統、法正中，若論性情相契，龐統大概得排在第一，諸葛亮只能位居殿軍了。龐統本人儒雅率直，在接人待物方面也顯示出一種恢弘寬容的氣度。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是對待彭羕的態度。關於彭羕的出身和學問，陳壽沒有介紹，只說他「姿性驕傲，多所輕忽」[6]，也就是說彭個性高傲放肆，人多不在其眼中。可能也是由於這個毛病，所以一直官職低微，而且受到眾人的誹謗，被劉璋處以髡刑，罰做苦役。彭羕在劉璋手下既然尋找不到出路，只好另投明主。下面的敘述很像是文學描寫：會先主入蜀，溯流北行。羕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統與羕非故人，又適有賓客，羕徑上統床卧，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既罷，往就羕坐，羕又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於經日。統大善之，而法正亦宿知羕，遂並致之先主。[7]故意以跌宕不羈的姿態引起別人的注意，在中國的士人中是有悠久傳統的，不用多舉例，三國之前，西漢的酈食其見劉邦時，長揖不拜，君臣之間故意裝模做樣，最後才坦誠相見[8]；三國之後，最著名的例子是王羲之東床坦腹而食，終成快婿[9]。彭羕進見龐統，分為三部曲，做得很到位：一是不請託，自己直接去見素不相識的劉備軍師，表明自己的才能和個性，不肯委屈求見；二是不做作，在龐統接待別人時，既不在外等候，也不默然而去，竟然大大咧咧地直上龐統的卧床，擺出一副狂士的姿態；三是不客氣，在龐統送走客人，回來見他時，居然要龐統先供飲食，這簡直就有點故意考驗龐統的心胸氣度了，甚至會讓我們想到黃石公收張良為弟子時故意刁難以考驗其意志的情形[10]。龐統似乎沒有表現出不滿或外示寬容而內懷嫌忌的心態，反而留宿共語，至於經日。「信宿」者，連宿兩夜之謂也，信宿而「至於經日」，就是兩個晚上加一整天，可見兩人大有相見恨晚，意猶未盡之感。「大善之」的「善」，意為友好、親愛、愛惜；顯然龐統對彭羕的印象是極好的，這個「善」是建立在共同的見解、主張、興趣和性格特點上的。法正在蜀中多年，當然知道彭羕的能力，而且很可能也與之聲氣相投，現在有了龐統的賞識，所以兩人一併向先主推薦，彭羕因此得受重用。我們不敢或很難想像，如果彭羕以上述方式去見諸葛亮以求青睞，會出現怎樣的效果。以諸葛亮一貫嚴謹謙恭的為人處事風格，恐怕難以接受這種明顯有違禮法的舉動。從《三國志》中涉及到諸葛丞相與人交往的全部敘述來看，我們還從未發現丞相在待人接物方面有過任何的疏漏，也沒有看到丞相在顯達前後與人交往時有過任何跌宕不羈的言行。這實際上與兩人各自的立身原則是完全一致的。龐統信奉儒家經學，表現卻頗像老莊之徒。我們都還記得，龐統「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所以在鑒識和推薦人才時，表現出寬容和大度，所謂「拔十失五，猶得其半」。在劉備集團力量薄弱，人才短缺的情況下，這種用人觀當然是更具有建設性的，同時這種寬厚的態度也意味著龐統是個能容異量之美的人。諸葛亮奉管樂申韓為圭臬，在治國上主張嚴刑峻法，在用人上則要求約官從權，這與龐統的觀點可說是南轅北轍，大相徑庭。從諸葛亮與群下的書信往還和教令看，諸葛亮始終保持一種雖然雍容謙和但卻威嚴內斂的氣勢，即使他的知心好友馬良，在寫信給他時，也表現得畢恭畢敬，而那時諸葛亮還遠沒有達到後來的地位和尊嚴。諸葛亮和龐統在好尚方面的不同在彭羕這個典型例證上表現得最為突出。彭羕主要是由於龐統的大力舉薦而得到先主重用，但此後囂張跋扈，目中無人，很快與諸葛亮的施政風格發生抵觸。諸葛亮「內不能善」，這裡的「善」，含義頗多，難以明言，但兩人之間在個性、品位、好惡方面顯然都有極大的差別，這是諸葛亮不能容忍彭羕的一個重要方面。彭羕最終在諸葛亮的建議下被貶黜，並落得身首異處的下場。如果龐統在世，按照稱述「多過其才」，以「使有志者自勵」的原則，也許會對其進行規勸和針砭，而不會將其置之於死地，當然這只是無謂的猜想了。歐陽修在《朋黨論》中說，君子「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始終如一。此君子之朋也。」諸葛亮與龐統儘管好尚不同，性格相異，然而作為信守道義，力行忠信，重惜名節的一代俊傑，兩人在輔佐劉備這個根本目標下，卻能夠以公義相取，同心協力，共創大業。諸葛亮的隆中對將西取益州作為重要的戰略目標和開基立業的根本，龐統也同樣堅決主張拿下西川，並且不斷獻計獻策，促成劉備的一步步行動。龐統協助劉備入蜀，攻城略地；諸葛亮則坐鎮荊州，替劉備安頓後方。當孫權派遣使者通好，問及荊襄士人誰為治國之才時，諸葛亮說：「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11] 很顯然，諸葛亮是將龐統廖立視為荊州士人之冠冕加以介紹的，並不以兩人之差異而有所偏至。廖立之名雖不如龐統，劉備領荊州後也同樣闢為從事，並且「年未三十，擢為長沙太守」[12]。廖立究竟是在龐統掌耒陽時就被劉備諸葛亮擢升為太守的，還是在龐統得到劉備重用後才漸次被提拔的，現在已經無法考知了。從廖立的言談與行事來看，恐怕沒人會將他與龐統等量齊觀。但顯然，諸葛亮是將龐統與廖立的才具並列看待的，這就與龐德公和司馬徽對龐統的評價相去較遠了。當然，面對東吳使者的詢問，諸葛亮總不會不謙遜地將自己擺在首位，而與龐統並稱的，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在諸葛亮的內心中是否真的認為鳳雛能與卧龍相頡頏就是一個非常微妙的問題了。龐統在攻打雒城時中流矢身亡，正值三十六歲之英年。龐統之死，是劉備集團的重大損失[13]。劉備痛惜之情溢於言表，「言則流涕」，看來他對龐統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真摯的。劉備很有乃祖劉邦遺風，喜歡的是狗馬、音樂、美服飾，「不甚樂讀書」（《先主傳》），所以終其一生，除了那句「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的名言，再也沒留下可以傳之後世的書信文章，更不用說詩篇了，所以龐統身亡，劉備只知道哭泣。按照古人的說法，「大（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14] 與曹操相比，劉備在立德上或超過對手少許，在立功上明顯遜於對手，而在立言上則不及曹操之萬一。但是，人的感受都是相同的，所以，借用曹操悼念郭嘉的詞句來表達劉備對痛失龐統的哀傷之情，可能還算恰當：「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15]劉備稱帝後，對龐統追念無已，又拜龐統父親為議郎，遷諫議大夫，並且由丞相諸葛亮出面授予官職。無論丞相的「親為之拜」[16]是否出自劉備的要求，都可見諸葛亮不僅與龐統一家素相結識，而且對於龐統之死深感悲痛，所以親自前往表示尊親敬老之意。這與諸葛亮一貫對長輩執禮甚恭的品德是完全相符合的，我們都還記得諸葛亮對龐德公的「獨拜床下」，這都表明諸葛亮的秉公義、重情誼，與龐統並為劉備股肱的殷殷友情。實際上，在攻取益州的中後期，劉備對龐統的極度賞識和深厚感情幾乎達到難以容忍別人置喙的程度。陳壽在《楊戲傳》的後面記錄了一段史實，可以佐證先主對龐統的偏愛之情：（張）處仁本名存，南陽人也。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南次至雒，以為廣漢太守。存素不服龐統，統中矢卒，先主發言嘉嘆，存曰：「統雖盡忠可惜，然違大雅之義。」先主怒曰：「統殺身成仁，更為非也？」免存官。頃之，病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17]看來張存與龐統最初成為劉備部屬時一樣，也是荊州從事。劉備入蜀，一路攻取的城池當然需要有人鎮守，張存能在草創之際出任廣漢太守，地位不低，能力自然不會太差。陳壽說「失其行事，故不為傳」，說明張存是夠資格為之立傳的。張存素來對龐統不太服氣，對先主重用龐統也可能心懷妒忌。龐統身亡，張存大概有幸災樂禍之意，以為自己的好運氣來了，所以對龐統嘖有煩言。張存所謂「違大雅之義」，可能就是指責龐統的為人行事，講權變之道，又跌宕不羈，嬉笑自如，有違古義吧。劉備這時已經容不得半句對龐統的訾短之議，立刻勃然大怒，說，龐統殺身成仁，你竟然還要非議他嗎！言下之意是，你如果不能做到為國捐軀，就沒有資格議論龐統，並且立刻將張存免官。這時的劉備，確實有些意氣用事，而且對自己的手下大員如此怒責，未免言過其實了。張存不久病卒，顯然是又驚又怕、既悔且恨的精神狀態造成的。這件事情說明，龐統在劉備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說與諸葛亮已經不相上下了。陳壽在《龐統傳》的結尾重複了龐統的士子冠冕地位，說「於時荊、楚謂之高俊」，又將龐統與曹魏的荀彧並論，「擬之魏臣，統其荀彧之仲叔」[18]，這個評價是非常高的。我們再看看陳壽是如何評價荀彧的：「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機鑒先識」[19]，曹操也稱荀彧為「吾之子房」。要之，荀彧作為名士兼謀士的三大突出特點——秀雅之風，王佐之才，機鑒之識——在龐統的身上也表現得同樣突出而鮮明。再對照諸葛亮的「逸群之才，英霸之器」，我們可以確切無疑地說，諸葛亮與龐統是真正軒輊難分的一代英傑。三國時知人善鑒的名士很多，傅巽是其中一位，此人「瑰偉博達，有知人鑒」。傅巽客居荊州時，「目龐統為半英雄，證裴潛終以清行顯；統遂附劉備，見待亞於諸葛亮，潛位至尚書令，並有名德。」[20] 傅巽做這個品評時，諸葛亮也許還隱居隆中，尚未顯名於官場，而龐統已經是南郡功曹，所以才漏掉了卧龍先生。傅巽視龐統為「半英雄」[21]，評價顯然在裴潛之上，這與司馬徽稱龐統為「南州士之冠冕」是完全一致的。裴潛在魏國政績卓然，官至尚書令，死後贈太常，說明傅巽的預見是正確的；而龐統本應該比裴潛做出更大的事業，卻不幸半途夭折在取蜀路上。晉人袁宏在《三國名臣頌》中稱頌龐統「三略既陳，霸業已基」[22]，「三略」大概是指龐統進獻的取蜀三策，意謂劉備的霸業正是由龐統的獻策而奠定基業的。我個人更願意把龐統的「三略」歸納為勸取益州（戰略）、攻蜀三策（謀略）和講求道義（政略），這樣才能概括龐統的總體為人和才具。諸葛亮北伐屢出無功，齎志以歿，杜甫感嘆其「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沾襟」；龐統滿腹韜略，未及施展，便殞身疆場，我覺得更當得起詩聖的這個讚揚。由於天不假時，龐統沒有留下足以驚天地、泣鬼神的功業，其影響與諸葛亮相比，更如同日下孤燈，邈然難見其光澤，所以歷代對他的評價寥落無幾[23]。葉適在批評劉備取益州違反道義時說：「如荊益固容身之地，然圖之無名，極覺勉強，其誅不武，其克不令，諸葛亮、龐統以此自見，不如袖手寂寞，終無所為也。」又說：「余嘗嘆戰國楚漢之間，有實負智能，忍死而不求遇者，范增、龐統之儔，蓋褊淺矣。」[24]而葉適好友陳亮則說：「（龐）統、（法）正，策士也。發揚蹈厲之志，非太公孰當之哉！」[25]這個評價是很高的。我看到的後人文章中，對龐統評價最高的是魏源，他把龐統與張良、霍光、謝安等歷史上第一流的大才相比，對龐統的褒揚遠在陳壽的評價之上，但同時將諸葛亮抬得更高。魏源關於「才臣」與「能臣」的一段議論，在中國傳統史論中是不多見的，所以我們把這段精彩論述摘錄如下：有才臣，有能臣，世人動以能為才，非也。小事不糊塗之謂能，大事不糊塗之謂才。才臣疏節闊目，往往不可小知；能臣又近燭有餘，遠猷不足，可以佐承平，不可以勝大變。夫惟用才臣於廟堂，而能臣供其臂指，斯兩得之乎！臨大事，決大計，識足以應變，量足以鎮猝，氣足以攝眾，若張良、霍光、龐士元、謝安、陸贄、寇準、韓琦、李綱，其才臣與！理繁剚劇，萬夫之稟，一目十行，五官並用，無留牘，無遁情，若趙廣漢、張敞、陶侃、劉晏，其能臣歟！至若兼才能而有之，若管仲、子產、蕭何、諸葛亮，尤古今不數人也；姚崇、張詠，抑其次也。欲求救時之用，非才臣不可。[26]洪邁在《容齋隨筆》中總結出不少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規律」，其中有一條是「取蜀將帥不利」[27]，列舉了從東漢大將岑彭、來歙，到曹魏大將鄧艾、鍾會，再到五代北宋諸將伐蜀罹難的例子，很有些「蜀道難」的意思。龐統在劉備集團中的身份地位不下於洪邁所提到的諸多將帥，他也是劉備取蜀時損失的惟一重臣大將。龐統的身亡不禁使人扼腕三嘆：一嘆英年早逝，勛業未建，二嘆先主無緣，輔佐損喪，三嘆鳳雛隕落，卧龍無儔。附：龐統卒年與諸葛亮入蜀時間《資治通鑒》將龐統之死繫於卷六七漢獻帝建安十九年（214）夏四月條：「劉備圍雒城且一年，龐統為流矢所中，卒。」所以龐統卒於214年這一說法被後世所普遍接受。《三國志》中有關龐統之死的記載有兩條。一是《龐統傳》：「進圍雒縣，統率眾攻城，為流矢所中，卒。」這裡明確的是龐統是在攻雒城時身亡，但沒有明確是在什麼時間身亡。二是《先主傳》：「明年（按：即建安十七年（212）），……先主進軍圍雒；時璋子循守城，被攻且一年。」這裡的「且」是「將近」、「幾近」之意，則劉備從圍困雒城到攻破不足一年時間。而同傳緊接著寫道：「十九年（214）夏，雒城破，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這裡，矛盾出現了：即使包圍雒城是在212年的年尾甚至是213年上半年開始的，到攻破雒城的214年夏（暫定為最早的四月），時間也已經超過一年，如何能說是「被攻且一年」呢？司馬光及其助手一定是注意到了這個明顯的矛盾之處，所以將開始圍困雒城的時間繫於建安十八年（213）五月條之下：「五月丙申，……劉璝、張任與璋子循退守雒城，備進軍圍之。」這樣，從213年五月到214年四月，剛好將近一年時間，完全符合「被攻且一年」的說法，前後貫串，首尾自足。可是，對於陳壽的矛盾記載和司馬光的理順時間次序，我們究竟應該以哪一個為準呢？似乎沒有標準答案。緊接著，另一個問題是，龐統是在攻雒的哪個時間段身亡的呢？是在213年（按陳壽的記載推斷）？還是214年（按司馬光的推斷）？似乎都缺乏足夠的證據。而且即使司馬光將龐統之死繫於214年四月，也並不代表司馬光就確鑿無疑地認定龐統的身亡時間就是該年四月甚至該年。這裡涉及到編年體著作的編撰體例問題。一般規則是：能系日者系日，無法系日者系月，無法系月者系年，甚至當系年也無法明確時，則繫於事件（跨年事件）之末。在《資治通鑒》中，這種編撰方法使用得最為清晰可見[28]。實際上，龐統可能會在攻雒「且一年」時間裡的任何一次攻城戰中身亡。所以，龐統的卒年只能定為213或214年，而非確鑿無疑的214年。關於諸葛亮的入蜀時間，同樣繫於夏四月條，而在龐統陣亡之前：「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溯流克巴東。」由於《通鑒》在編年體史書中的權威地位，這條記載被大部分現當代紀敘三國史的史學著述視為當然而不加分辨地予以接受。實際上，這是有很大疑問的。如果諸葛亮在214年的夏四月才從荊州發兵，溯流西上，如何能在短短的不足兩個月的時間裡就抵達成都？荊州至成都近千公里，水路、陸路都不易行，就算葛張趙三路勢如破竹，也不等於各郡縣全都望風歸附，一路的大小戰鬥仍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們必須從陳壽的原文中尋求答案。陳壽的記載有如下四條：1．《先主傳》：「明年（建安十七年，212），曹公征孫權（《武帝紀》：「十七年…冬十月，公征孫權。」），權呼先主自救。……（破綿竹後），先主軍益強，分遣諸將平下屬縣，諸葛亮、張飛、趙雲等將兵溯流定白帝、江州、江陽，惟關羽留鎮荊州。」2．《諸葛亮傳》：「建安十六年（211），……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眾溯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3．《張飛傳》：「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溯流而上，分定郡縣。」4．《趙雲傳》：「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召諸葛亮。亮率雲與張飛等俱溯江西上，平定郡縣。」從這四條來看，陳壽沒有明確諸葛亮發兵的準確日期。其中《亮傳》的「先主」之前顯然略去了「十七年」字樣。但我們可以明確看到，劉備是在212年奪得葭萌關後還攻劉璋時，就召諸葛亮入蜀了。考慮到此時已是該年的年尾（十一月或十二月），甚至是第二年（213年）的年初，所以，諸葛亮從荊州發兵的時間或者說諸葛亮入蜀時間大致應該在劉備攻破綿竹的前後，也就是213年的年初或上半年。最後，司馬光將諸葛亮入蜀與龐統陣亡並列在一起，而以「雒城潰，備進圍成都。諸葛亮、張飛、趙雲引兵來會」做結，也正因為這兩件事的準確時間無法考定，所以一併附於圍成都之前，這正是《通鑒》的一貫筆法。後人往往不注意這種分別，以為繫於某年月之下，就表明該事件發生於此時。相沿成習，某些歷史事件發生的準確時間就被混淆了。[1] 《三國志·蜀書·龐統傳》裴注引《江表傳》。[2] 《三國志·蜀書·彭羕傳》。[3] 《三國志·蜀書·蔣琬傳》。[4]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裴注。[5] 《廿二史札記》卷七「三國之主用人各不同」條。[6] 《三國志·蜀書·彭羕傳》。[7] 同上。[8] 《漢書》卷四三《酈食其傳》。[9] 《晉書》卷八O《王羲之傳》。[10]《史記》卷五五《留侯世家》。[11]《三國志·蜀書·廖立傳》。[12] 同上。[13] 這裡有必要做一個澄清：諸葛亮入蜀並非如《三國演義》所說是在龐統身亡之後，劉備急召諸葛亮前來輔佐。《趙雲傳》：「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召諸葛亮。亮率雲與張飛等俱溯江西上，平定郡縣。」可見，劉備取益州之戰，其兩線進攻的戰略是一開始就確定的。諸葛亮、張飛、趙雲從東面溯流而上，定江州、江陽，最後從南線進逼，對成都形成合圍之勢。[14]《左傳·襄公二十四年》。[15]《三國志·魏書·郭嘉傳》裴注引《傅子》；曹操《與荀彧書》。[16]《三國志·蜀書·龐統傳》。按：對龐父的委任當在劉備稱帝以後，由丞相諸葛亮親自宣布，既表示對龐父的尊崇，又示以對龐統的懷念。而對龐統的封侯，則在後主之世，見《趙雲傳》。[17]《三國志·蜀書·楊戲傳》附《季漢輔臣贊》。[18]《三國志·蜀書·龐統法正傳·評》。陳壽將龐統比於荀彧，而將法正比於程昱、郭嘉，這是綜合性的比較。單以謀略而論，法正並不在龐統之下，但也像程昱、郭嘉一樣，「德素」有瑕，所以屈居龐統之後。[19]《三國志·魏書·荀彧傳·評》。[20]《三國志·魏書·劉表傳》裴注引《傅子》，裴潛事迹見《三國志·魏書·裴潛傳》。湯用彤《魏晉玄學論稿》中亦引證此語，與張良連類而比，見該書首篇《讀<人物誌>》。[21] 王士禎《詠史小樂府二十四首》之《半英雄》：「龍鳳全歸漢，三分指掌中。惜哉雒城戰，失此半英雄。」[22]《晉書》卷九二《袁宏傳》附《三國名臣頌》。[23] 後人詠龐統詩中王士禎的那首比較有名。陸遊《鹿頭山過龐士元墓》：「士元死千載，凄惻過遺祠。海內常難合，天心豈易知。英雄千古恨，父老歲時思。蒼蘚無情極，秋來滿斷碑。」孫纘《龐侯祠》：「歲時俎豆自悠悠，祠廟巍然祭靖侯。才大真難容百里，功成尚恨出中謀。鷹揚未及三巴業，鳳去長留萬古愁。獨使一身當內外，卧龍何以復神州。」[24]《習學記言序目》卷二八《蜀志·先主傳》、卷三七《隋書二·李密傳》。[25]《陳亮集》卷一二《三國紀年·龐統法正》，《陳亮集》上冊第139頁，中華書局版。[26]《默觚下·治篇七》，《魏源集》上冊第54頁，中華書局1976年版。在詩《觀往吟》中，魏源將龐統和諸葛亮再次提到同一高度：「君不見，東漢盛南陽，季漢盛襄陽，北宋衣冠盛洛陽。卧龍雛鳳每比戶，德星慶雲時一堂。」（《魏源集》下冊750頁）此處，「季漢盛襄陽」之「季漢」即指劉備所創立的蜀漢，為別於前後兩漢，故稱「季漢」；「盛襄陽」意指隨劉備創立蜀漢的主要謀臣大多出自荊州襄陽一帶。[27]《容齋四筆》卷十六「取蜀將帥不利」條。[28] 司馬光《與范內翰（祖禹）論修書帖》：「《實錄》所無者亦須以年月日添附；無日者附於其月之下，稱是月；無月者附於其年之下，稱是歲；無年者附於其事之首尾；其無事可附者，則約其事之早晚，附於一年之下。」（柴德賡《史籍舉要》第235頁，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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