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夢的美國分析與美國夢的中國分析：評張維為《中國超越》

閱讀和評論張維為新著《中國超越》——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光榮與夢想》，首先要定位作者的寫作身份，這是非常重要的。作者人生經歷豐富，現實身份也許很難單一化，但在書中的形象是清晰的：他是中國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20世紀80年代的英文翻譯，然後周遊列國，若干年後成為中國改革的「闡釋者」和「辯護者」。

中國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的英文翻譯，現在正做中國改革的「闡釋者」。作者周遊列國獲得的見識和經驗，幾乎全用於闡釋工作，周遊列國是領了使命似的。這也決定他在30年後的闡釋還停留在30年前的格局中。蔣經國的英文秘書馬英九，也許是個蹩腳的立法者，但終究是立法者，不得不立於當下與未來的結構性位置中思考與行動。鄧小平的英文翻譯則只是個「闡釋者」，也許他自以為站在了當下與未來的結構性位置上，但從書中可知，他確實只是個周遊列國的歸來者。

他獲得世界性見聞，但從書中找不到絲毫的世界性格局。「世界」在他那裡只是比較性視野，而不是統一性視野。這就決定這個周遊列國的歸來者，只是「闡釋者」，而不同於周遊列國歸來的孔子。孔子總是用統一性眼光看待他周遊的列國。

作者是用怎樣的比較性視野或方法，看待歸來地與周遊地的關係呢?我們先來看人們在日常的比較性認識中常用的方法或易遇的陷阱。人們一旦對某個具體對象特別認同，一般會從中歸納出抽象原理論證自己認同的合法性。這種合法性大多建立於認同對象在抽象原理中對其他對象的勝出上。事實是，在多數情況下，人們並不是因為對這抽象原理有反思性認同而做出理性選擇，而是因為首先對對象的認同。「勝出」認知也不一定是建立在將抽象原理準確施用於其他對象的基礎之上，而往往是因為其他對象的具象與抽象原理的直接不一致。人最終是生活在具象中，也最終是具象在對人發揮機制性作用。在比較中引入抽象原理，固然是出於自我意識統一性的需要，但常常因為缺乏適當的清明而將人們置於具象與抽象的比較錯亂中。我們不妨將這種錯亂稱之為「具象抽象倒錯比較法」。

我們將發現《中國超越》一書的作者是與美國人一起陷於具象抽象的倒錯中的。

中國夢的美國分析

我們可以把書的內容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中國夢的美國分析」，一部分是「美國夢的中國分析」。我們先看作者如何將中國夢做成了美國分析。

作者認為美國計算中國經濟水平或規模或能力的方式有問題。如果用美國的計算方式統計，中國經濟還有一定差距。作者則用另一套計算方式，計算結果是中國經濟總體水平很高。這兩套計算方式意味著什麼呢?

其實任何一套成熟或常用的計算方式，都意味著計算對象的清晰度，在社會經濟領域尤其如此，即社會經濟向計算者顯示出來的東西具有相當的質的確定性，計算者所感覺到或所意識到的東西直接適合這種計算方法，計算結果也比較符合他們的日常感知。這是一種天天發生的社會客觀表現機制。人們日常的悲歡和行動直接決定於這種感知和計算。

美國人常用的計算經濟水平的方法，一般是符合美國的社會客觀表現機制，符合美國社會經濟向美國人顯示出來的東西，也符合美國人對美國社會經濟的感知，美國人在社會經濟領域的日常悲歡、成敗和行動在很大程度上也決定於這種計算方法。美國人自然也會用這套計算方法來認知中國經濟水平和能力。

作者認為美國這套計算方法不適用於中國。作者便提出另一套計算方法，用這套計算方法則認為中國經濟水平或能力已經不弱於美國，甚至超越美國。作者要求用「購買力平價」「人均預期壽命」「家庭凈資產」三個方面來比較中美經濟。一言以蔽之，作者用盡辦法來揭示中國的實質實力，說明中國改革的成功和已經取得的成就。其主要方法最終是以貨幣化為主要特徵的數據比較。只是他必須進行折算，而對於這種折算出來的數據與無需折算的數據有什麼不同的意義，作者並不清晰。

這兩套計算方法遵循的其實是同一個標準，即可交易性。差別在於美國經濟空間已全部捲入交易關係，甚至都經過多次交易以上，即所謂的充分貨幣化，而中國經濟領域貨幣化不足，很多未進入過交易，更別說經歷過多次交易。作者的計算方法的核心便是要把這些未貨幣化或未充分貨幣化的東西「折算」出來。他最終釆用美國的計算標準。不用美國的計算方法，卻用美國的計算標準來分析和衡量中國的崛起，這便是本文所說的「中國夢的美國分析」。

這首先帶來一個問題，便是中國社會經濟向中國人所顯示出來的東西，或者中國人對中國社會經濟所感知到的東西，或者在社會經濟領域直接讓中國人日常悲歡和行動的計算活動，到底是什麼？

以隱性失業研究為例，可以出於學術創新動機，也可以從公共政策角度展開。學術研究的指向性五花八門，但公共政策的動機不可胡來，除非心懷鬼胎。所謂隱性，便是它自身尚未向人們直接顯示出來，也尚未直接成為社會問題，不直接構成人們悲歡和行動的顯性原由。在這種情況下公共政策一般無暇顧及，也無從顧及。如果基於戰略性前瞻，而問題苗頭並不明顯，即使學者努力揭示，戰略決策也多無從直接著手。但研究者的揭示有助於解釋其他事物和社會現象，或者因此揭示隱性失業得以可能的很不一樣的社會機制。

拿農民手中沒有貨幣化的土地和房屋說，大家都認為如果它們都貨幣化，中國的美國式經濟規模不知要大多少。有些人會說，農民房屋不值錢，貨幣化也不能增加多少美國式經濟規模，別人便要問農民手中的土地值不值錢。有人會說農民不能自由處置手中土地的產權，別人便要問你能隨便從農民手中把土地要過來么。

其實恰恰因為農民手中有土地有房屋，在農業生產力大為提高而城市工業又無法消化農村多餘勞動力時，支撐起大規模隱性失業，而使中國沒因為工業農業一時失衡的發展摩擦而陷於失控。在工業化和現代化過程，因為比例一時失衡而來的發展摩擦隨時都有，有多少國家因為這樣的發展摩擦而失控，一再錯失機會，一再無法持續發展。很多人知道實體經濟與貨幣經濟嚴重失衡會導致毀滅性的金融危機，而不知道工業和農業嚴重失衡也會導致毀滅性的發展摩擦。農村頹敗導致大規模流民，容易會導致動亂。如果沒有合適的土地政策，也沒有相應的工業化能力，農業大發展會激發資本對農業土地的侵吞，多餘出來的農村勞動力不僅沒有地方去，而且也會失去土地生產力對自身生活的基本保障，此時便不再是隱性失業者，而是大規模流民。換言之，隱性失業者，其實是對流民的良性替代。這也是土改成果尚未全部流失給改革所帶來的基礎性紅利之一。

有人說因為土地沒私有，造成大量惡性拆遷。但這些人是否知道，中國這幾十年的城市化是以人類從未有過的規模和速度在進行，如果土地不是集體與農民共同所有，惡性拆遷絕對要多上幾十倍，甚至上百倍，滅家庭的事情會常有發生。

作者在論述中國扶貧成績時區分貨幣化收入和事實擁有的土地和財產。這是目前比較常見的說法，它具有經濟學意義，但不一定具有經濟意義。在八十年代中期，我們村年輕人大多非偷即盜，天天在街上遊手好閒。老人們說他們變懶，那麼多農活沒人干。我曾經反覆琢磨過這個問題，也跟他們反覆溝通過，才弄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原來他們覺得沒現金收入，幹活便沒意思。這便是市場化的結果。貨幣化的普遍交易使貨幣化收入成為人們對外的主要面孔；貨幣化財富持有狀況基本上決定人們對外面孔的大小、美醜、貴賤等。正因為如此，有人鼓吹只有金融才是財富的觀點，而無視經濟財富與社會財富的區分。

其實對於西方來說，所謂需要折算，便是因為市場化程度不夠。假如再經市場化，這些需折算的對象會轉化成多少的貨幣性財富根本無法估量，其間變數太大，大多可能會變得一文不值，比如在前蘇聯的休克療法中，很多人的財富根本守不住。這種貨幣化數值比較，其實質是把全面市場化和貨幣化看作最高合法性和最終目標，換言之全面貨幣化將成為中國的現實。以此為據則可以說目前的中國夢只是未完成的美國夢。這就是中國夢的美國分析。眾所周知，純粹數值比較是以質的同一性為前提的。如果一開始沒有建立質的差異認定，任何比較性勝出終究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的行徑。

全面貨幣化意味著什麼?毋庸置疑是人的全面貨幣化，是人的關係全面交易化。人在其現實意義上是社會關係的總和。周遭物對人的屬性是什麼，人的屬性便是什麼。周遭物全部貨幣化，周遭中的人還能是什麼?唯一的選擇便是貨幣化。人與周遭人的關係也是貨幣化和交易化。有人把這種狀態稱作交易主體的平等性從而是人的自由狀態。在形式上確實如此，因為它給在此狀態中的每個人預設了自願交易的身份和可能。畢竟在米塞斯的筆下自殺也是自由選擇。已經生活在市場中多年的中國人對議價能力很熟悉。議價能力的構成和來源也複雜多樣和五色繽紛，黑白灰黃紅什麼都有。

中國人還對一個詞很熟悉:雙軌制。在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它幾乎在很多領域被視作改革的過渡性或漸進性手段。其蘊含的目標便是單軌化。雙軌制有利於尊重歷史形成的差異，不讓這種差異在急劇變革中轉變成對抗。無獨有偶，雙軌制最早的提出源自價格改革，是市場統一化和價格統一化過程中的現象。這恰恰是貨幣化的直接動機和表現。其實以後大多數的單軌化改革和運動主要是因應全面貨幣化的需要。財富的多重形式單一化，社會的結構性差異消失，人們自身的具體存在非真實化，所謂真金白銀成為唯一的現實，即貨幣財富成為人世間唯一的真實物，人們自身的虛幻化使幻象盛行。這也是幻象消費的根本原因之一。

誰去思考過多軌制和多軌結構化本就是智慧生存呢? 多軌應是一個正常社會的基礎狀態。多軌互動是否產生正效應還是負效應，都不是多軌自身存在或不存在的理由，因為正效應或負效應決定於對多軌的管理，但一個單軌的社會雖然會有一時的高效應，但終究不長久，且負效應巨大。因此，貨幣化與非貨幣化應保持一定的比例，這個比例至少能使非貨幣化對人的心理產生正效應，即非貨幣化擁有者對這種擁有具有一種財富感、幸福感、充實感。物對於人的充實感的生成機制至關重要，至少要有東邊不亮西邊亮的效果。

美國夢的中國分析

在《中國超越》一書中，如果說「中國夢的美國分析」，是分析中國經濟，那麼「美國夢的中國分析」，便是分析中國政治。前者是為後者服務的，是為了說明中國政治制度比西方政治制度好。最後用「文明型國家」觀點來解釋中國經濟為什麼能崛起、中國政治制度為什麼優越。其核心激活點是鄧小平。這便是此書的基本結構。

現在來看該書中「美國夢的中國分析」。作者給美國制度把脈，認為其存在五大「制度缺陷」:缺乏實事求是精神(對內選舉政治化和對外意識形態化)，缺乏選賢任能制度化(缺乏具備戰略眼光和執行力的政治家，全是選戰高手，能說會道者居多，能幹者極少)，缺乏良政善治能力(西方民主似乎已成為效率低下、推諉責任的代名詞)，缺乏綜合平衡制度(經濟結構嚴重失衡，入不敷出，都成了寅吃卯糧的債務依賴型經濟)，缺乏深謀遠慮的規劃(缺乏全面的戰略思考和安排，導致政策全面短視)。作者還認為美國這五大「制度缺陷」源於三個「基因缺陷」：人是理性的；權利是絕對的；程序是萬能的。

所謂的美國五個「制度缺陷」在描述上是使用五個相對於具體制度的抽象性辭彙，它們基本上是對制度功能做某種角度的抽象。實事求是、選賢任能、良政善治、綜合平衡和深謀遠慮，全是好詞，也是任何制度、文明和政治主體都無法否定的抽象性價值或標準。任何抽象物都具有一般性，但任何抽象活動都是對一定的特定對象的抽象，都具有特定的視角。換言之，任何抽象物又都不具有一般性，不能直接進行一般性使用，而需要進行特定使用，或者只對特定對象使用，或者用特定方法將它使用於一般對象。毋庸置疑，作者所列制度的五項抽象功能是對中國政治話語的直接提取。

請注意:這裡使用的是「政治話語」一詞，而不是「政治制度」一詞。這是一個關鍵的區分。作者所說的美國「基因缺陷」也屬於話語領域。所謂的三個「基因缺陷」，其實只是作者在「中國夢的美國分析」中所採用的美國計算標準——全面貨幣化在三個不同方面的表現。作者最後用「文明型國家」來描述中國也屬於話語領域，其也可說是「基因優勢」。

從一種政治系統的話語部分直接提取其主流的價值辭彙並直接去評價另一種政治系統，是危險的。因為這些價值辭彙現實所指在不同的政治系統中可能是大不同甚至相反的。以綜合平衡和深謀遠慮為例，它們在金融化程度較高的政治系統中和在金融化程度較低的政治系統中的邊界、類型是很不同的。在金融化程度較高的政治系統中，綜合平衡主要表現在時間上，負債運營便成為常態；不負債運營就可能做不到綜合平衡。在金融化程度較低的政治系統中，綜合平衡主要表現在空間上，收支平衡是常態，否則就可能做不到綜合平衡。這兩者都有自己的周期性危機及表現形式，不能因為沒有對方的危機形式而沾沾自喜或自以為是。

作者提出自己的「制度超越」觀，認為一個良好的現代政治制度應該能夠確保在一個更大的範圍內，實現政治力量、社會力量、資本力量之間不失衡。而美國三權分立制度本質上僅僅是一種局限在政治領域內的制度安排，而在政治領域之外，資本獨大似乎可以左右美國的許多制度安排。作者認為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人的眼光已經超出美國模式。問題是作者也認為長期以來美國的政治傳統是資本力量和社會力量對於美國的政治力量有所限制，而近30年來，這種政治傳統被敗壞，資本力量躍升。

中國，歷史上政治力量總處於相對比較強勢的地位，改開前中國資本力量和社會力量被抑制，改開後資本力量開始壯大，相伴隨的社會力量也迅猛發展，從而出現三種力量的平衡格局。作者認為這種平衡格局「應該是中國得以避免美國式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的主要原因」。根據作者的描述，在中國，三種力量的平衡格局是改開的產物，此前未曾有過，而這曾是美國「長期以來」的「政治傳統」。由此說來，中國人的眼光不僅沒有超出美國的政治傳統，而只是剛好追上美國的政治傳統。至少從字面上我們可以這麼去理解。

作者緊接著對中美進行分類分析。美國是什麼類型，作者沒說，只是引用美國人日常說法，即政治上是民主制度，經濟上是市場經濟。中國類型則政治上是「文明型國家」，經濟上是「混合型經濟」，作者概括為「一國四方」:「一國」指一個「文明型國家」，「四方」指政黨制度之國家型政黨、民主制度之協商民主、組織制度之選賢任能、經濟制度之「混合經濟」。作者認為這些制度安排保證了中國的迅速崛起，也是中國模式可能超越西方模式的重要制度保證。

我們先不說中國官方早已自詡自證為「民主國家」和「市場經濟」，不說中國政府一直尋求市場經濟地位的國際承認。我們也不說美國在國際上最自我得意的之一是「普世文明」。我們先說一點搞笑的:似乎美國不是文明型國家，英國不是文明型國家，法國不是文明型國家，德國不是文明型國家。作者用四超四特來描述「文明型國家」：超大人口規模、超廣國土、超久歷史傳統、超厚文化積澱、獨特語言、獨特政治、獨特社會、獨特經濟。事實是，除了人口規模和國土規模，其他特徵都為這些國家所有。「文明型國家」這個詞造出來，就是用來忽悠人的。其實造這個詞的人也被這個詞忽悠。中國確實是大國，一戰二戰時，中國再敗再弱，也是被認為是大國的。「文明」一類的修飾詞向來是自詡自證的，而且首先是西方國家用來自詡自證的，並用這個做理由「討伐」天下，殖民世界，屠殺「野蠻人」。現在中國有所崛起，中國人亦步亦趨，也開始用這個詞自詡自證。如果非要用「文明型國家」一詞，我想除了規模不好說，根據其他幾點，英法德美等都是文明型國家。美國歷史不悠久，但不等於其土地上的移民和制度不是來自有悠久歷史和傳統的世界。

中國有「國家型政黨」，作者認為這是「整體利益黨」。用這個名相直接去美國找，美國似乎確實沒有，但這只是整體利益之政治形式的差異，並不意味美國沒有體現整體利益的正式或非正式政治集團。在不同的政治系統中政黨政治的結構性地位和功能是不同的。在中國，政黨政治承擔著國家整體利益的基本功能；在美國，政黨政治承擔著的可能是公共政策與時俱變的輪替調整功能或偏至輪替功能。一個持續和平的國家，不可能沒有體現整體利益的政治集團。如論述國家整體利益的政治形式，各國拿出來做比較的則可能是五花八門，有些可能是政黨，有些可能是軍隊，有些可能是國會，有些可能是宗教組織，有些可能是財閥集團，有些可能是家族集團，有些可能是最高法院，等等，不一而足。

中國有協商民主，但不要忽視「協商民主」這個詞也是舶來品。美國政治和社會的協商因素佔比絕不會比中國低。所謂社會理性化，其中一個重要要素便是協商。契約也是一種非常重要的無孔不入的協商。遊說則是一種直接的政治協商。在不同的政治系統中，協商的結構性地位、整體性功能和表現形式是不一樣的。一個持續和平的國家，不可能沒有充分的協商因素和渠道。在很大程度上，一切協商的都是民主的。用所謂的協商民主跟所謂的競選民主做比較，不具有整體性意義，因為它們的結構性地位和功能是不同的。

中國政治話語強調選賢任能，美國一代又一代傑出政治家的產生也不是憑空而來的。選賢任能依然體現在美國政治的各個方面，只是表現形式不同。

對美國政治作中國夢分析，用中國名相去觀照美國名相，必定是這樣的結局。正如一些公知學者用美國名相來看中國名相。我們不能忽視的一點是，美國曾經特闊過，現在還特闊。這種闊不是無緣無故的，必然有其制度的作用緣由，而且是制度的系統性作用。這種有意無意地忽視只能使自己的考察走火入魔。

如果說「中國夢的美國分析」採用的方法是用更加具體的計算方法替代美國更加抽象的計算方法，那麼「美國夢的中國分析」則是用更加抽家的表述方式替代美國更加具體的表述方式。湊巧的是前者所謂更加具體的計算對象在中國的存在方式和後者更加抽家的表述對象在美國的存在方式都具有相當的隱在性，不同的是作者在前者找到了所謂的折算方式，而沒為後者找到合適的轉譯方式。無論折算和轉譯都不具有現實性，都深深陷於「具體抽象倒錯比較」中。

這樣的比較，既無法找到對崛起的解釋，更無法找到後崛起時代的未來謀劃，只會將人們進一步引入誤區。具體制度與抽象功能之間並不能形成必然的確證關係，也無法形成必然的保障關係。事實是如此，理論亦是如此，該書所做的比較性論證更是如此。如果將觀點建基於這種確證關係或保障關係之上，無疑是在流沙上造樓。

時、勢與世界

其實在作者的題域中，關鍵是如何理解近30年。作者的題域無非是中國相對於美國的比較性勝出。在作者的論述中，也是強調近30年的中美變化。在作者看來，美國「長期以來」的政治傳統被資本獨大格局敗壞。暫不論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國家「資本獨大」的一貫論述，作者的論述對於30年以前的中美也似乎無效。在作者看來，這種變化的契機是鄧小平。如果以這種方式敘述，關於制度的論述似乎更加無效。我們總不能說作者關於制度的論述只適用於近30年的中美實踐。作者關於制度特徵的比較分析在形勢消長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上述困境。

我們不妨強化善意的理解，將作者的三種力量論理解為一種時機理論，即政治力量、社會力量和資本力衡平衡的時機。根據作者的論述，美國曾經長期處於平衡時機的常態化狀態，但在近30年里資本獨大，破壞了這種常態；中國曾經長期處於政治獨大的常態化狀態，但在近30年里資本的力量和社會的力量由於鄧小平的改革而壯大，並因此迎來三種力量相對平衡的時機。換言之，平衡時機是改革的產物，是改革成功的標誌，而不是改革和發展成功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改革還在進行中。

首先，何謂政治的力量？何謂社會的力量？何謂資本的力量？政治、經濟、社會三者並舉，也許容易說清楚它們各自的力量及區別，但政治、社會一旦與資本相併舉，它們的力量如何區別界定便是一筆糊塗賬。政治、經濟和社會畢竟有各自相區分的形式和空間，而資本既無形又無空間，無孔不入。市場化，也即貨幣化，也即資本化。中國正走在全面市場化、貨幣化、資本化的道路上。

其次，無論三分平衡，還是一支獨大，關鍵在於其要素是否相制相生。領有總體性的獨大一支依然存在內部要素的相制相生問題，無論政治獨大或資本獨大。總體來說內部要素相制相生的相對平衡比三分式外部要素相制相生的相對平衡要持久得多。系統化的國家與社會沒有外部化的基本劃分，最多存在大量的遊離性要素。

既然純然是一個時機性考察，那麼作者拉來「文明型國家」這個概念說話，是嚴重的文不對題，是扯虎皮拉大旗。根據作者的題域，所謂比較性勝出，乃一強弱問題，這在中國古典思想中，「勢」而已。中國崛起，首先是時易勢移而已。這是世界大勢的移動。在西方敘事中，這個世界大勢是從地中海東部移到地中海西部，移到大西洋英倫三島，的移到北美，現在移到中國。在中華敘事中，這個世界大勢是從中原移到九州，移到現代中國，現在移到七大洲。這種勢移有點類似資本領域的窪地效應。

在西方敘事中，世界大勢的移動主要是中心移動。這就永遠存在外部性問題或邊緣性問題，存在中心效應的邊際遞減。中心地區的邊際遞減，便是邊緣地區的邊際遞增。內部效應的邊際遞減，便是外部效應的邊際遞增。內外之間勢移，中心邊緣之間勢移，構成西方敘事世界大勢的移動模式。

在中華敘事中，世界大勢的移動主要是邊界的擴展。這就不存在外部性問題或邊緣性問題，或者只是偶爾存在外部性問題、邊緣性問題；也不存在中心效應的邊際遞減，而只存在邊界效應的邊際遞增。

總之，這是世界大勢的移動，只有首先把握好這個世界大勢，才有可能解釋中國的崛起。其理、其式（制度）也得由此把握。將移動之時的世界大勢和世界大理把握好，我們才可能在對他們的綜合中梳理出世界大式（制度）。中國只是剛好成為它們的契機，它們的樞紐。這樣梳理出來的中國制度、中國模式、中國道路，才是世界的，未來的，謀劃的。

總之，中國崛起，不只是中國問題，更不只是中華話語，而是「中國與世界、世界與中國」的問題和話語。這一切可謂剛剛起步，無論實踐和探索。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已經提出「人類共同體」「亞洲共同體」等理念，這在政治上為這種實踐和探索提供了現實空間，這是中國實踐者和思想者的機會。

到時，人類「當驚世界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