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局】2017將逝，但這些案件帶給我們的思考不會遠去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這幾個案件，無一例外都引起社會激烈的討論，學界稱之為「高曝光度案件」（highly publicized cases）。從普通個案上升為高曝光度案件，除了案件本身的價值，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個案被輿論廣泛關注，成為公共議程。

然而傳媒的發達、網路的普及、民意的沸騰，給高曝光度案件的輿論生成提供了便利，卻也在現實中產生了輿論影響司法的種種擔憂。

於是，一個有意思的命題橫亘在我們面前——司法，該如何面對輿論？

輿論

在現實社會中，輿論總是同輿情、民意等概念混同在一起。

一般認為，「輿論是公眾關於現實社會以及社會中的各種現象、問題所表達的信念、態度、意見和情緒表現的總和，具有相對的一致性（有一定數量規模）、強烈程度和持續性，對社會發展及有關事態的進程產生影響，其中混雜著理智和非理智的成分。」

雖然讀起來非常書面化，卻明晰地指出了輿論的複雜性：它有理智的成分，也有非理性的成分。因此，簡單地將輿論，特別是網路輿論，等同於民意，顯然是錯誤的。因為民意代表著人民的真實意願，而當下的輿論則有可能被來歷不明的「推手」「水軍」牽引著。

在中國法學家孫笑俠的論述中，沒有錯誤的民意，只有錯誤地理解民意。所以，在司法實踐中要去收集民意、分析民意、理解民意、採納民意是十分重要的。

不過，現實情況是輿論往往裹挾著民意，並在不斷釋放非理智的成分，影響著司法的運行。類似的案例並不鮮見。

在輿論的影響下，犯有交通肇事罪的張金柱被間接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四川瀘州繼承案放棄了現有法律規則而適用了法律原則，飽受爭議的彭宇案放棄了審判而採用了調解程序……

同時，輿論對劉涌案刑訊逼供取得的部分證據無效不滿，因為劉涌本身就是「黑社會」；對鄧玉嬌案定性為防衛過當不滿，因為她面對的是「貪官」「淫官」；對陳世峰（江歌案中的被告人）、莫煥晶（杭州縱火案中的被告人）表達不滿，對他們的辯護律師也不滿，因為「替壞人辯護的律師，也應該是壞人」。

民意的表達，有著樸素的正義認知，卻往往披上輿論情緒化的外衣，衝動、易變、急躁，有時候甚至「一邊倒」地出現群體極化現象，形成對司法工作的壓力。

適應

在這個媒介社會化的時代，司法要想完全避免來自輿論的影響，基本是不可能的。畢竟司法不是「自動售貨機」，法官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實際上，自1997年的張金柱案以來，30年來學界和業界一直在為尋求輿論與司法的良性互動而積極努力。

欣慰的是，30年來的諸多案件，也不斷讓輿論和司法各自變得成熟。比如今年上半年發生的「於歡故意傷害案」中，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輿論從感性的認知、情感的宣洩走向了理性的思考，另一方面，司法也從尷尬的躲閃、被動的應對走向了適當的回應和主動的公開。如此，一件件高曝光度案件最終成為了一堂堂全民共享的法治「公開課」，這是輿論與司法的共贏。

的確，高曝光度案件的公共性質，激發了公民的權利意識和公共精神的增長，自然也孕育出民眾紛繁蕪雜、層出不窮的各類輿論。

從社會學上來看，這種社會參與體現出強烈的社會結構性。八達嶺野生動物園老虎傷人案體現了對旅遊安全的關注、杭州保姆縱火案反映了僱主權益保護、河北「老賴」帶來了法院執行難問題的思考……這些問題，有可能關係到每個人，每個人都可能成為野生動物園的遊客，僱傭保姆的業主和被「老賴」拖欠的案件當事人。

從內容上看，司法領域的輿論往往來源於民眾的樸素正義觀和強烈義憤感。前者註定了它們與法律職業精英階層的認知差異，後者則注入了道德範疇或情緒化的複雜因素。兩者合力，形成了對司法的巨大拷問。

司法作為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承載著人民對正義與安全的期盼，這是司法前進的方向。對於公眾輿論，適應是常態，排斥只是個別例外。在輿論的倒逼下，司法很容易成為「影響性訴訟」中的尷尬角色，但因為這種監督力量，輿論的關注反倒成了推動公正的積極力量。

定力

對於洶湧的輿論，法官應當心存感激，又常懷警醒。

司法工作具有很強的專業性質，無論社會輿論如何評價，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才是法官判斷的準則。換言之，輿論與司法的界限是明晰的，審判過程的獨立，不應迎合任何勢力，包括輿論。

有學者曾專門考察過中國古代司法史，並得出傳統民間有所謂「把事情鬧大」的訴訟習慣。在「把事情鬧大」的動機驅使下，通過各種訴訟技巧來聳動官府成為一種技巧。這與當下不少案件通過媒體、網路和輿論壓力引起法院和政府的重視，內在的邏輯是相通的。

縱覽最近十多年的高曝光度案件，司法機關面對輿論出現了「害怕」「討好」「無視」三種不良情形。一是擔心得罪輿論，把輿論等同民意，在「民意不可違」的觀念下，屈從輿論壓力，並以「司法民主」的幌子來求得心理安慰；二是遷就輿論，放棄司法的職業化和專業化，盡量滿足民眾的法外要求，甚至不惜扭曲法律甚至違背法律；三是對民意無所顧忌，以「維護司法權威」為名，認為輿論都是為了炒作，綁架法官，干擾審判獨立，這是一種錯誤的「定力」。

事實上，在一個具有公信力的司法體系面前，法官應當具有公正的自信、獨立的地位和相當的權威。輿論對於高曝光度案件的追蹤，只能提高社會關注度。但如果審判的尺度被輿論所左右，反而是法治的悲哀。

當拿起法槌的一刻，法官就應該專註於庭審控辯，依法裁決。哪怕在前一刻，他也是扼腕嘆息的讀者。

引導

習近平總書記說，要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

司法裁判作為一種激勵機制和標誌導向，往往會影響到公眾當下的法治心態，也會影響到今後的行為選擇。於是，這裡的司法裁判不止是一種定紛止爭的訴訟功能，還具有對法治建設和公序良俗的引導價值。

著名法官休厄特也說過：「不僅要主持正義，而且要人們明確無誤地、毫不懷疑地看到是在主持正義，這一點不僅是重要的，而且是極為重要的。」在高曝光度案件中，每個案件都可以成為法治傳播的課堂載體，每份裁判文書都可以成為普法教育的生動教材，每次典型案件情況的新聞通報都可能成為民眾行為的遵循指引。

以於歡案二審為例，山東高院不僅運用微博全程直播庭審過程，向群眾公開（蘇銀霞）有無受辱、警方是否存在不作為，而且在裁判文書第一時間發布後，還主動就於歡故意傷害案答記者問，對輿論焦點做進一步說明澄清，統籌兼顧了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

在互聯網的時代，高曝光度案件傳播面廣，影響力大，人民群眾關切，這是輿論給司法帶來的壓力。對此，我們的法院和法官不妨主動通過司法公開和以案釋法，轉「危」為「機」。

從適應，到定力，再到引導，不失為一條司法面對輿論的漸進性路徑。

文/巴山夜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