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岩自殺事件」中的灰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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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望的高岩

時隔20年，通過正常法律途徑追責瀋陽教授「性侵」女學生高岩，成為一件成功概率極小的事情。

「最難的一點，就是缺乏直接證據」。北京葆涵律師事務所的資深律師徐華潔女士說。

從目前已公開披露的資料和信息來看，有關前北大教授瀋陽和女學生高岩之間所有涉及「性」的事實過程，均來自李悠悠的講述。

「由於當事人已經不在了，事發過程沒有當事人的直接陳述。李悠悠講述內容的真實與否，沒有第三人在場，無法證實。」徐華潔律師說。

從法律的角度，能夠斷定瀋陽和高岩確實發生了性關係的直接證據，包括高岩生前的日記記錄、高岩私人衣物上的液體等。然而，事情已經過去20年，如果高岩當年確實留下了相關證據，高岩父母應該早已向公安機關提交了。至於涉及「強姦罪」的判定，還進一步需要有被害人確實是「不自願」「被強制發生」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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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姦罪的特殊性，就在於涉事雙方的關係是一對一的。根據刑事訴訟的原則，如果要判定瀋陽有強姦罪，需要強有力的客觀證據，構成完整的證據鏈。」

「我非常同情高岩和她的家人，但是當年她沒有站出來保護自己。20年後，事情的過程都只能由旁人根據片段進行推理，無法還原事實過程。」徐華潔說。

從法律的角度，在目前已經公開披露的信息中，最有效力的反而是北大出具的1998年對瀋陽進行處分的決定。在那份決定及其附件中，瀋陽提到1997年1月，高岩曾去瀋陽住處，要求瀋陽「表態和她建立戀愛關係」。決定中還提到瀋陽在香港城市大學做訪問學者時，二人曾通信。1997年6月瀋陽從香港返校時，高岩要求見面。6月底，瀋陽在北大南門外與高岩見面時宣布與高岩終止往來。

在這份決定中，瀋陽僅承認曾與高岩「摟抱」「親吻」，未承認與高岩發生過性關係。

一直到今年4月，當年的中文系系主任費振剛教授接受媒體採訪時，才對媒體確認，瀋陽當年對學校承認了他和高岩的性關係。費振剛教授講：「從師德講，這個年輕人（瀋陽）是有問題的。」

「如果僅看這份決定中透露的事實，根本沒辦法判斷，兩個人是不是在戀愛；高岩是否是因為在戀愛中發生了矛盾才自殺的。」徐華潔說。

《不能說的夏天》劇照

根據李悠悠在公開信中的陳述，高岩在1996年秋，對她含淚傾吐過：「他（瀋陽）像餓狼一樣向我身上撲上來。」

那麼，該如何解讀高岩在此之後與瀋陽之間的交往？

《越軌》一書的作者、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越軌」社會學創始人皮藝軍在關注「高岩自殺」事件後認為，作為一名年輕女學生，至少在剛剛入學時，對瀋陽是有一種「崇拜」的感情的。

「年輕女性對年長男性的崇拜，會對年長男性產生一種客觀的誘惑。」皮藝軍教授說。他強調：「不是主觀上的，而是一種客觀上的誘惑。」

皮藝軍教授認為，在整個事件中，高岩表現出一種「執著」的性格特點：「當這種執著變成一種絕望，高岩就有可能選擇自殺。」

結合中國傳統的性道德，高岩的「執著」中，傳統的「貞操」觀念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國社科院教授、社會學家李銀河女士在1998年出版了《中國女性的感情與性》一書。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她主持了多項針對中國女性感情與性觀念的調查。

1989年，李銀河曾主持過一項關於中國女性「婚前守貞」的調查。那時，受調查人群中，有婚前性行為的女性只佔比15.5%，且絕大多數都發生在固定情侶之間，年齡層也都比高岩當年大很多。而隨便的性關係，接近零。

李銀河認為，以1995年前後中國女性普遍的性觀念程度。對於當年只有十八九歲、從未談過戀愛的高岩，瀋陽的行為，對她壓力實在太大了。

社會學家李銀河（蔡小川 攝）

性別平等傳播組織「新媒體女性」負責人、社會學博士、資深媒體人李思磐認為，受害者高岩假如有『建立戀愛關係』的動作，恰恰說明了瀋陽的行為帶給她的「破壞有多大」：「如果說她把瀋陽的行為認定為性侵，那麼，事情發生後，她不得不面對兩個問題：第一，她怎麼看待這樣一個自己崇拜的老師？因為她之前跟她母親說過，她崇拜這個老師。第二，她怎麼看待自己的受害者身份？傳統道德觀念中對女性的要求，反抗強姦有很高的標準：寧死不屈。她沒死，那麼事情發生後，她怎麼認定自我的身份？那自己就成了一個蕩婦。她沒有辦法接受這個身份，她只能把這個關係正常化。她這種把關係正常化的努力，正說明了這個性侵行為對她的傷害、對人的信任關係的傷害有多大。」

「直到高岩自殺的最後一刻，她都在尋找一個出路。」性別研究學者呂頻說，「她在尋找的這個出路是什麼？這個出路就是在這個現實的社會裡，在充滿性別不平等、充滿對女性受害者污名化的情況下，要尋找一條生路。」

呂頻指出，在以男權思想為中心的社會中，一名受到性侵害的女性，在抗爭性訴求得不到支持的情況下，只可能退而尋求理順與施暴者之間的關係：

「她想到的是，如果我跟你真的建立了某種關係，那我失貞的問題可以被解決，受害者的包袱可以被解決。」

「如果這個社會曾經給這個女人別的選擇，她絕對不會走這條路，她絕對不會有這樣一個選擇。」呂頻說，「如果你要說她對瀋陽是不是有感情，她是不是真的喜歡瀋陽，這是錯誤的問題。她只是想用這個方法來挽救自己。她是一個有強烈貞操觀念的女性，而這個社會對性騷擾受害者、性侵受害者極度不寬容。」

「不管是自殺還是殺人，都是和社會徹底割裂的表現。走到這一步之前，她都在越來越絕望地尋找跟這個社會，跟這個男權的社會，甚至跟這個男權的施害者能夠協商和妥協的方案。」呂頻說。

「然而實際上這是個絕望的努力，因為瀋陽這種非常殘酷的人，絕對不會給她這條出路。他從未想過跟她建立真正的關係，從未想過真正理解她的經歷。」呂頻說。

呂頻指出，瀋陽在事後將主動一方的責任推給已經去世的高岩，是「反果為因」的。

皮藝軍教授也指出，即便不以刑事犯罪的角度，單純以「越軌」心理學角度來審視瀋陽的行為，瀋陽的行為也是無底線、不負責任以及自我中心的：「每個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權利，但是追求的過程中間不能傷害別人。我們不能抹殺個人的權利，但是我們一定要保護對方幸福的權利。最起碼瀋陽沒有關注到這名女學生的感受，他沒有做這種移情式的理解。你一個老師，你從你個人的角度，你的所作所為，不考慮你行為的後果，這是非常不負責任的。」

皮藝軍認為，即使社會沒有追究瀋陽的責任，作為一名有理性的成年人，瀋陽是有能力去追究自己的：「他該對自己有強烈的自責，他必須去反省他跟高岩所有的交往過程中間，他自己的責任。……如果他沒有能力追究，只能說明他自己還是自我中心。」

當時，她們為什麼不說「不」

事實上，即使在2018年，已自殺的高岩經受的各種議論也不少。比如，有人就認為，因戀愛關係自殺是一種恐怖主義。

李銀河女士說，2013年，在清華大學進行的一次關於婚前性行為的抽樣調查中，有婚前性行為的女性，比例達到了71%。

以今日的觀念和行為實踐來衡量1995年的大學女生高岩，自然很多行為都無法理解。

「我們這個社會對受害者是特別不寬容的。」呂頻說，「受害者永遠都要回答的一個問題是什麼？就是你為什麼沒有說『不』，你為什麼沒有及時地說『不』？然後你才這樣一步步地越陷越深。其實這是一個特別苛刻的要求。」

呂頻認為，當受害者處於一個權力非常不對等的情境下，說「不」其實是件非常困難的事：「你永遠不知道什麼時候是一個說『不』的合適的時機，為什麼？因為這個事情的進展主導權不是由高岩操控的，她根本不知道接下來要發生什麼，她也沒有勇氣，她也沒有能力去承擔說『不』的後果。」

呂頻剖析了師生關係之間存在的灰色地帶：「到底老師對學生是關心、愛護，還是控制？你發現這分不清楚。比如說瀋陽，每天接送高岩上學。你說這是關心、這是愛護，但是這個關心愛護是很特殊的——為什麼只關心這個女生？實際上這是一種不能夠拒絕的好意，他將關心、愛護和控制混合在一起了。而就在這樣一個地帶里，這個老師實際上有特別大的可以為所欲為的空間，可以逐步地來破壞學生的身心自治領域的一個空間，一個餘地。學生一旦進入這個領域的話，關係就很難由學生來決定了。」

在李思磐眼中，瀋陽對高岩的行為，不僅是一種性侵犯，也是一種職權濫用。「老師對於學生，個人魅力、影響力都是被誇大的。他對於學生的影響、他的權威，其實是藉助了他的職業身份。這是一種權利濫用。」

李銀河女士則指出：「性騷擾和猥褻婦女罪，一個最主要的區別就在於有沒有存在權力關係，包括上級和下級，僱主和僱員，醫生和病人。」

皮藝軍指出，師生關係並不是一種平等的關係：「其實應該是平等的，但是實際上它確實是有權威存在的。存在依附與被依附、控制和被控制這樣一種關係。特別是在中國，師生之間很難有自然的和自願的關係。理論上，師生之間可以有純真、自然的友誼和愛情關係，但由於這種權威和不平等的依附關係，愛情、友誼都會失去原來的純真，變得裡面有一些被迫的因素。」

「新型師生關係」如何建立

在武漢理工大學「陶崇園墜亡」事件中，師生之間的權力不對等關係似乎顯得尤為明顯。

2018年3月26日，武漢理工大學研三學生陶崇園從宿舍樓跳下身亡，陶崇園的姐姐隨後曝出導師王攀曾要求陶崇園喊他「爸爸」，強迫陶長期給他送飯等各種精神壓迫。

陶崇園的姐姐還曝出，王攀動用私人關係網，使陶崇園失去了出國讀博的機會。

呂頻認為，如果陶崇園姐姐向媒體披露的情況完全屬實，那麼王攀對陶崇園實施了雙重的控制：一方面是行為上的控制，連幾分幾點都規定好，規定得特別詳細；另一方面則是情感上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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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底，西安交通大學藥理學博士楊寶德溺水身亡。其後，其女友發文直指「導師奴役」。

北京工業大學教授、犯罪學專家張荊認為，這些極端案例，都反映了師生關係的扭曲，時下亟待建立新型的現代師生關係。

張荊教授指出，無論是「高岩自殺」，還是「陶崇園墜亡」「楊寶德溺水」，背後都有一個同樣的問題，那就是師生界限不清晰。張荊教授認為，從行為上來講，人際交往應該有清晰的邊界。比如教授讓女學生去家中探討學術，或者導師讓學生為自己無限制地跑腿，如果學生不願意，應該有技巧地予以拒絕。

無獨有偶，北大教育學院副教授沈文欽在接受採訪時也提到：「老師讓學生喊其為『爸爸』，這屬於導師和學生的邊界、身份不清晰。」

在現行教育體制下，研究生階段以後，學生和教授的關係是相當緊密的。

「從導師對學生的影響來講，本科、碩士、博士，導師的影響是越來越大的。」沈文欽說。

「以博士階段而言，在人文社科領域，導師負責指導博士論文。在理工科，除了指導博士論文，導師還會提供課題參與的機會。」沈文欽介紹。除此之外，有些導師還會通過課題給學生髮助研津貼。

一般來說，在與導師的關係緊密程度上，理工學科更甚於人文社科。在理工科，明星導師擁有大量科研經費，他們是科研產出的主要貢獻者。而一個學科的顯示度通常是由所在學科的明星教授決定的。因此，這些明星教授在學校事務上的話語權也和一般的教授、教師不同。在學生的留校、學術圈工作推薦等等問題上，導師的作用更是至關重要。

在沈文欽眼中，健康的導師和學生關係包括：「第一，導師和學生之間的權責利應該清晰，導師和學生之間主要是一種專業的關係，導師的主要角色是授業。第二，更理想的情況下，導師應該是人格榜樣。當然，這不能作為對每個老師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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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儒家文化，也給個別教師的「公私不分」提供了文化土壤：「儒家文化中的師生文化是一種類似於家庭的文化，這體現在師父、師弟、師兄這些稱呼中。這種文化下，導師和學生的情感紐帶更加緊密。但在不好的情況下，會導致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就包括教師對於學生的絕對權威地位，兩者關係很不平等。日本、韓國等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國家都有類似問題。」

在杜絕研究生對導師的單一路徑依賴上，沈文欽提出了「允許學生更換導師」的建議：「在國外，學生換導師比較方便。我認識一個澳大利亞的博士，他換了三次導師。」

沈文欽還建議，高校可以試行雙導師制乃至「導師組」：「這樣學生有一主一副兩個導師。和其中一個導師衝突的時候，有一個處於第三方的協調人。」

沈文欽提到：國外高校都有教師手冊，其中對導師的權利、義務、和學生發生爭端的解決辦法，規定得很清楚。值得國內高校借鑒。

2018年1月1日，在微信公共號上發文舉報北航教授陳小武的華裔女學者羅茜茜，接受媒體採訪時，談到在美國求學期間，她感受到的美國教師行為規範化：「我在美國求學期間，我的導師是男性，每次他找我談話討論論文進展，會把辦公室門敞開，有時候我嫌屋外太吵去關門，他提醒我不要關門，這是規定。其實他也是在保護自己，萬一他把門關上，女生出去說他性騷擾我了，他是說不清的。導師會有這種顧慮，其實是因為有一個很強大的制度去保護學生。」

成功舉報陳小武后，羅茜茜致力於推動在國內高校建立相關性騷擾防範機制。

然而，一套有效的機制建立，並不那麼容易。2014年7月「廈大吳春明教授性侵女生事件」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於2014年10月9日印發《關於建立健全高校師德建設長效機制的意見》，列出高校教師師德「紅七條」，並將「對學生實施性騷擾或與學生發生不正當關係」列入其中。但是正如代理過眾多性騷擾案的北京源眾性別發展中心主任、北京兩高律師事務所律師李瑩所說，僅僅將性騷擾問題作為師風師德來談是不夠的。

「如果道德倫理沒有法制化的話，就無法形成一個真正的約束。」呂頻這樣認為，「我覺得真正的原因，還是這些事件背後權力與責任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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