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評價丁玲有失公道——讀王蒙《丁玲:令人思量和唏噓》

如此評價丁玲有失公道——評王蒙《丁玲:令人思量和唏噓》

姜作孝

丁玲同志是個什麼樣的人?

1986年3月4日丁玲同志逝世後新華社播發的「丁玲同志生平」中說:「丁玲同志是我國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文藝戰士、國內外享有盛譽的作家和社會活動家、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中國人民的好女兒,我們懷著極其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這位為中國革命和中國文化事業艱苦奮鬥了一生的、經久考驗的革命文學家!」(見「丁玲年譜長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就是這樣一位蓋棺論定傑出的文學家,在王蒙的筆下《不成樣子的懷念》一書中「丁玲//令人思量和唏噓」(以下簡稱唏文)一文里,卻把丁玲同志描繪的一無是處,這種做法很不正常,極不公道,不是個好兆頭。

我是一個近80歲的已經離休的老人。在我的休息生活中很大一部分時間,是閱讀一些前輩們的回憶錄。一是充實離休生活內容,提高生活情趣;再是以解對那個時代的懷念。去年在一個不經意的情況下,我從新華書店買到了一本王蒙著的《不成樣子的懷念》一書。論年齡王蒙算不上我的前輩,但在他的這本書中,所撰寫的懷念對象,都是一些前輩文化界的知名人士,為此使我產生了很大的興趣。這本書我沒有全看,只選讀了其中:《胡喬木//不成樣子的懷念》、《周揚//目光如電》、《丁玲//令人思量和唏噓》等三篇文章。當我看過王蒙懷念丁玲同志的這篇文章以後,使我大惑不解。尤其這篇文章的一個「令人思量和唏噓」的標題就使我感到有點怪異。實在說,就是這個標題的吸引,我認真、反覆的把這篇文章看了好幾邊。它給我的印象,是一篇實實在在的批判文章,可以說是一篇鞭屍之作。我認為,王蒙作為曾經是一位前文化部長(也應該是丁玲的晚輩),寫出這樣的文章,非常欠妥!書中的一些觀點,極為牽強,很不公道。

我是一個普通的百姓,不是文化圈子的人,和文化界的人們談不上什麼恩怨。我看過王蒙上述三篇文章以後,使我首先感到的是,王蒙對這三位前輩的評價使用了不同的政治標準。非常明顯的是「唏文」對丁玲的評論,完全是一種敵視的立場。因此,我從內心感到了一些不平。王蒙在當今被推崇為是一位文學家,但這篇文章卻很像是文革期間的一張大字報,使用了一些使讀者不可思議的東西,用尖刻的近似於人身攻擊的語言給丁玲同志扣了不少的大帽子,仔細琢磨則覺得有些莫名其妙。我對丁玲其人的了解,也只是看過她的一些有限作品。戰爭年代因物質條件限制,所有文藝方面的書籍出版並不很多,但丁玲的作品在當時的延安還是可以見到的。據我所知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延安,和我們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丁玲在幹部、學生中間,雖不是家喻戶曉,也還是有著很高聲望的。全國解放以後,隨著她的作品不斷的出版,尤其在解放初期她的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獲得斯大林獎金已後,丁玲的名聲為之大震,在廣大的讀者中間享有了很高的知名度。

但是,從1955年和1957年丁玲同志先後被錯誤的劃為『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和『丁玲、馮雪峰右派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1958年又遭『再批判』被下放到北大荒勞動。『文化大革命』期間,她又受到『四人幫』的殘酷迫害,被關進監獄。直到1979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已後,經過黨中央批准,二十餘年的錯案才得到徹底平反改正,回到黨的懷抱。

丁玲同志坎坷一生受到廣大讀者的極大同情,尤其一個被無端遭受錯誤打擊的被迫害者,理所當然的受到人們的關心。丁玲同志平反覆出以後,依她七十多歲的高齡,和因為受到二十多年極不公正的下放勞動、長期被批鬥以及數年的牢獄生活,身心受到了極度的摧殘。丁玲同志雖已是多病纏身,但她仍以滿腔熱情,為我國的文化事業頑強地工作。丁玲同志這一段的政治、工作表現,在「生平」中,也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和讚揚。

丁玲同志逝世已經十多年了,在這十多年中,我看過不少老同志們回憶丁玲同志的文章,尚無看到過與「生平」中的評價持有不同的聲音。像王蒙對丁玲這樣以一種譏諷、甚至借他人之口使用污衊的語言進行漫罵攻擊的做法,是我第一次看到的,使我感到非常震驚。

為了能夠準確地了解王蒙的這篇文章,我翻閱學習了手頭能夠找到的有關丁玲的一些書刊、文章。巧的是這時王增如、李向東編著的《丁玲年譜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出版了。這是一本介紹丁玲一生非常翔實的資料,是一本難得的好書。正象該書的兩位作者在編後記的標題所寫:「丁玲是一部厚重的書」。這本書我粗略的看了一遍,使我對丁玲的一生有了一個比較深刻的了解和認識。因此,對王蒙的這篇文章也產生了更多的疑問,和不同的看法。

王蒙的「唏文」前後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羅列了丁玲復出以後一些不支持傷痕文學、不支持中青年作家等等言論,第二則是對丁玲的評論,也是「唏文」重點。

王蒙所收集的丁玲的言論中,列舉「傳來」、「傳出」的多則消息,書中寫道:

1,「……因為她(丁玲)的一生是如此政治化,她面對過和至今(死後)仍須面對的問題是如此尖銳,因為她與文壇的那麼多是是非非、恩恩怨怨糾纏在一起。」

2,┈「事隔不太久,傳來她在南方的一個講話,她說:『北京這些中青年作家不得了啊,我還不服氣呢,我還要和他們比一比呢。』 」

3┈「後來幾年,我又親耳聽到丁玲的幾次談當時文學創作情況的發言,一次她說:『說現在的青年作家起點高,我怎麼看不出來?我看還沒有我們那個時候起點高啊。』」

4,┈「另一次則是黨的工作部門召開的會議上,丁玲說:『現在的問題是黨風很壞,文風很壞,學風很壞……』」

5,┈「在一些正式的文章與談話里,丁玲也著重強調與解放思想相對應的另一方面,如要批評社會的缺點,但要給人以希望;要反對特權,但不要反對老幹部;要增強黨性,去掉邪氣,對青年作家不要捧殺等等。其實這也是慣常之論,只是與另一些前輩側重點不同,在當時具體語境下頗似逆耳之音。」

6,┈「於是傳出來丁玲不支持『傷痕文學』的說法,在思想解放進程中,成為突破江青為代表的教條主義與文化專制主義的闖將的中青年作家,似乎得不到丁玲的支持,乃至覺得丁玲當時站到了『左』的方面。而另外的周揚等文藝界前輩、領導人則似乎對這批作家採取了熱情得多友好得多的姿態。」等等……

在王蒙文章發表以後

為了澄清事實,針對王蒙這篇文章,丁玲同志的老伴陳明同志寫了「事實與傳說」(以下簡稱實文)一文,這篇文章以附件的形式收在了王蒙「令人思量和唏噓」一文的後邊。應該說,王蒙在出書的時候,能夠把反駁自己的文章附在書中,不管處於什麼目的,也還是值得讚許的。陳明同志在「實文」中說:「……現在我寫這篇短文,並不在於評論王蒙這篇文章的是與非,我只是試圖把構成分辨是非的主要根據,對照丁玲本人有關言論,做必要的介紹,以澄清當年不符事實的一些誤導傳說,供王蒙同志參考……王蒙首先提到丁玲與青年作家的關係,他(王蒙)寫到:「…事隔不太久傳來丁玲在南方的一個講話,她說:北京這些中青年作家不得了啊,我還不服氣呢,我還要和他們比一比呢┈┈於是傳出來丁玲不支持傷痕文學的說法。在思想解放進程中,成為突破江青代表的教條主義與文化專制主義的闖將的中青年作家,似是得不到丁玲的支持,乃至覺得丁玲當時站到了『左』的方面┈┈」王蒙文中引用的「傳說」,對丁玲的指責是很嚴重的。人們要問,這些傳說有幾分真實呢?我的回答:一分真實也沒有。……」

陳明同志用了很大的篇幅列舉了丁玲同志以滿腔熱情的支持和鼓勵中青年作家和傷痕文學的講話,這裡我不一一抄錄,只列舉其中的兩段:

1,1979年1月13日75歲的丁玲經中央組織部批准,回到北京。3月經醫院檢查,患有乳腺癌應住院手術。為了爭取時間寫作,她懇請推遲一年手術,這樣,1979年上半年,她發表新作《杜晚香》、《牛棚小品》、《悼雪峰》、《七一有感》……等多篇。同年8月,在友誼賓館接受香港《開卷》雜誌的採訪,談到傷痕小說,丁玲說:「……傷痕小說,有的人贊成,有的人不贊成,這有什麼贊成不贊成呢?社會裡有那個事你就可以寫嘛。但這裡有一個問題,就是要注意別寫得哭哭啼啼的,別把政治性當口號去說教,政治性就在實際生活裡面,是意會出來的東西,讀者從裡邊得到啟發,得到恨,得到愛。愛的是好的東西,恨的是壞的東西。……想不寫傷痕是不行的……現在有不少的新作家,他們敏感,有感受,思想解放,敢於提出問題,回答問題,他們是我們文藝的希望。(《走訪丁玲》1979年12月《開卷》第五期,丁玲文集第四卷《答(開卷)記者問》。)

2,1981年11月,丁玲訪問加拿大,在麥錫爾大學兩次發表談話介紹中國文壇和作家。1982年1月的談話後來整理成文,題為《五代同堂振興中華》(《生活、創作時代靈魂,》《丁玲文集》第六卷267頁)她介紹到我國第四代作家楊沫、曲波、楊益言、茹志鵑、劉真等接著就提到柯岩、鄧友梅、白樺、劉賓雁、王蒙、李准、公劉、李瑛、邵燕祥、雁翼、從維熙、林斤瀾、劉紹棠、陸文夫、高曉聲等……並對他們的經歷和成就進行了積極的評價。這就是事實真相。

我認為,這些講話無可挑剔。這些講話時間地點都有椐可查。

面對王蒙和陳明兩者之間,誰的話是真實的?可信的?我的選擇,我相信陳明同志的話,是真話,是可信的。因為陳明同志說的都有出處可以查找。

然而,王蒙在無可辯駁的事實面前,我行我素,對丁玲仍然繼續進行無端的攻擊或者可以說是對丁玲人格的詆毀,這種做法使人吃驚。給人的印象有點近似蠻橫無理。這裡,有一個問題有必要做一點分析。就是王蒙於1997年在《讀書》雜誌第二期以「我心目中的丁玲」(即以後出書改為《丁玲:令人思量和唏噓》)一文發表以後,陳明同志寫了「事實與傳說」以無可爭辯的事實批駁了王蒙的那些傳說。王蒙卻視而不見,依然如故,在2005年他的「不成樣子的懷念」一書出版時,書中「丁玲:令人思量和唏噓」一文,根本不理睬陳明同志的回應。但是人們不禁要問,你王蒙既然不採納人家的意見,又要在出書的時候附上陳明的文章。為什麼?我看王蒙是錯誤的估計了形勢,他之所以如此做法,在他看來可以一箭三雕,一顯得他是如此的大度,二是我王蒙的正確不可動搖,三是可以藉以繼續羞辱丁玲的家人,讓你丁玲在地下也不得安寧。王蒙大錯!特錯!現在的政治環境、現在文壇已經不是一個名人就可以一手遮天的時候了。人們都可以根據歷史的事實,科學的邏輯來判斷是非。人啊,什麼時候都不可太狂。說來也巧,在今年(2006年)兩會期間,中央電視台播放的新聞節目中,報道了當天大會發言的情況,其中摘要介紹了政協委員王蒙在大會上的發言,大概是講的關於創建和諧社會問題,我正好聽到了王蒙的兩句話即「要與人為善,不要與人為惡」。當時聽了這段講話,我的第一反映就是,王蒙對丁玲的評論,是與人為善嗎?不是!我看最準確的解釋是與人為惡!還可以看出,做一個表裡一致的人是多麼的不容易。說一套做一套,你的名聲再大也是不會受到群眾尊敬的。下面就讓我們看看王蒙依據上述的材料,對丁玲的評論是與人為善,還是與人為惡?且看——

1

莫須有的指手畫腳 ,不光彩的中傷

王蒙在「唏文」中說:「丁與其它文藝界的領導不同,她有強烈的創作意識、名作家意識、大作家意識、或者說得再露骨一些她有一種明星意識。┄┄她喜歡的位置在賽場上,而不是主席台上,她爭的是金牌而不是滿足於給金牌得主發獎或勉勵做總結髮言。見到年輕人火的不行,而並無真正的得以壓得住她的貨色,她就是不服,她就是要評頭品足,指手畫腳,乃至居高臨下。殺殺你的威風……」她說:「都說現在的青年作家起點高,我怎麼看不出來,我看還沒有我們那個時侯起點高啊。」等。

我們且不說王蒙引用這些話的真偽。我只想根據上述高論,回首當年丁玲同志的處境。按《生平》中的介紹,丁玲同志復出以後的職務是:全國政協常務委員兼文化組組長、中國文聯委員、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國際筆會中國中心副會長。都是一些榮譽虛職,實際上她只是一個作家,準確的說,她這時已無權指手畫腳了。可憐的是,她作為一個知名的作家,一個文藝界的革命前輩,竟然連一個評論作品環境和權利都成了問題。那裡還有什麼指手畫腳之說。想想看,每當她在不同的場合,發表一些講話,王蒙那裡馬上就會收集到:丁玲不支持傷痕文學、不支持中青年作家、她又在評頭品足、指手畫腳等等信息,雖然那時王蒙還沒有膽量發表象「我心目中的丁玲」(即令人思量和唏噓)這樣的文章。但是,王蒙已經有那麼一個範圍很小,但能量很大的一個場合,私下不停的在議論丁玲的是非,這裡我抄錄這樣一段話就可想而知了:王蒙在「唏文」中寫道:「一位有地位的老作家兼領導曾對我說:丁具有一切壞女人的毛病:表現欲、風頭欲、領袖慾、嫉妒┉┈」等等,

這位作家兼領導是何許人也?一切壞女人的毛病依據是什麼?這樣毫無根據的議論,竟然到了恨之入骨咬牙切齒的程度。難道這是正常的嗎?這樣沒有憑據純屬誹謗的語言,就可以毫無遮攔的說出來,他們還有什麼話不可已講呢。我還注意到在「嫉妒」的後面還有一個┈┈好多的點點的刪節號,很可能還有一些不堪入目的話沒有寫出來。無疑這是當時王蒙等人的一個非官方的政治「小市場」,他們就是這樣詆毀一個被錯誤的迫害達20多年的老革命、老作家。而又是剛剛獲得自由的人,竟然沒有一絲同情之心,繼續肆無忌憚的污衊,使人不可理解。丁玲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還能說得上什麼指手畫腳嗎?而且在丁玲死後的今天,王蒙還把當年並不光彩的議論和毫無憑據的人身攻擊的話,寫在書中公佈於世,我想只要還有一點尊重事實的人,都不會贊成王蒙的做法。當然,對於傳播「壞女人┈」這樣的話,凡是看過書的人,都很想知道它出自何人、何時、何地?讓我們看看丁玲同志的老伴陳明同志在「實文」中是怎麼說的:「1957年批鬥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把丁玲劃為右派,開除黨籍時,『一位有地位的老作家兼領導』說丁(丁玲)具有『一切壞女人』的毛病,表現欲、風頭欲、領袖慾、嫉妒┈┈當時那得意的精神,那置人於死地而快的語氣使我刻骨難忘。由於年代久遠,參加批鬥的人有的已經過去,有的也許淡忘,現在的年輕人更無從知曉。沒想到王蒙同志在論及丁玲的『實際狀況特別是旁人的觀感與她自己的設想』的距離時,引用的『一位有地位的老作家兼領導』曾經對他說過的話,這話與當年批丁時如出一轍,一字不差。我實在為才思敏捷、聰明過人,而且主張寬容的王蒙同志失察而惋惜。』時至九十年代有人借用你的筆給丁玲再次戴上「壞女人」帽子,這是非同小可的事啊!」

我們設想,當陳明看到王蒙把當年的那位反右批判丁玲時使用過侮辱丁玲的話,在丁玲平反覆出以後,仍然一字不漏的傳授給王蒙,王蒙又在丁玲死後,原樣寫在書中,公佈於世。此情此景,陳明同志的情緒是何等的悲憤,可想而知。假如陳明也效仿王蒙的作法,在言辭上做出如何激烈的反映,說出多麼難聽的話,我看都會得到世人的同情和理解。然而陳明同志未失君子風度,只是說了一句「這是非同小可的事啊」!

可憐的陳明同志呀!你是太書生氣了!

可悲的王蒙啊!你也欺人太甚也!太霸道了!

凡是經歷過1957年反右那個年代的人,都會知道所謂批判人的某些人,是怎麼會事。他們隨意編造荒唐的謊言,使用詭辯邏輯,趾高氣揚的氣勢,侮辱人格。回首往事,想像那種小人得志的模樣,使人好笑又使人噁心。陳明同志想起那位當年的那個有地位的老作家兼領導在批判丁玲的會上,肆意惡毒的辱罵丁玲,是那樣的刻骨銘心。我看就是鐵石心腸,也會對丁玲、陳明夫婦當年的處境表示同情。對那位有地位的老作家兼領導當年在批判丁玲時的表演,是無論如何也無法使人尊敬的。我們可以這樣的推論,如果在批判會上發言者和傳授給王蒙「壞女人」之說者,是出自一人之口的話,這位作家兼領導,也真夠狠毒,一些莫須有的罪名,把人家整成右派,搞得丁玲家破人亡,開除黨籍下放農場、農村勞動改造、直至到牢獄之災,20多年後才得到平反。事以至此,此公該是低頭了斷的時候了,但是,還不肯罷休,自知明目張胆公開反對,想阻止歷史車輪的倒轉,已是無計可施。卻又不甘心如此敗在丁玲的面前,無奈之下,只有在陰暗的角落與志同道合者造謠中傷。王蒙不僅在當年和那位作家兼領導一起中傷丁玲同志。而且,在丁玲同志逝世二十多年以後繼續的傳播謠言進行中傷,我看只有一句話奉送給王蒙最為合適:就是這種做法非常的不光彩!

評說丁玲面對文壇的是是非非,就不能迴避當年對她的迫害。丁玲被迫害是要害。如若給害人者塗脂抹粉,是非何在?

王蒙在「唏文」中說:因為丁玲「一生是如此政治化她面對過和至今(死後)仍須面對的問題如此尖銳,因為她與文壇的那麼多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糾纏在一起。」

王蒙的這句話本身就是沒有是非的話。我認為在談論丁玲面對文壇是是非非問題的時候,首先,也是唯一要談的就是丁玲被迫害,而且受害非常的殘酷,把丁玲打成右派、兩個反黨集團的成員,開除黨籍、開除公職下放農場、農村勞動改造及坐監獄共達20多年。實踐證明是整錯了,並得到了平反。如果評說丁玲與文壇的是是非非,迴避這一最主要的問題,妄談什麼丁玲面對文壇是是非非恩恩怨怨的問題,說白了是混淆是非。既然把丁玲整錯了,中央都給平反了。如果王蒙要是就丁玲問題談文壇過去是非的話,就應該評說那些當時文壇的領軍人物,運動的主持人,是以一些什麼問題把人家整錯了,錯在什麼地方?都有些什麼教訓。這才合乎情理,合乎邏輯,才象是曾經作過一任文化部長的風度。不能沒有是非的說什麼是非問題,好像丁玲挨整是罪有應得。這種歪曲歷史的做法,是極不公道的,是歪嘴和尚念經。這樣做自然會使人聯想到,這是在為給整人的人開脫責任。為了醜化丁玲,在「唏文」中有這樣一個有趣的例證,「唏文中寫到」「一次是中篇小說評獎大會後的合影留念,丁玲來了,坐下了,她忽然看到了身旁座位的名簽:××,就是她最不喜歡的那位領導,她噢了一聲像蠍子蟄了一下,立即站起身來。她的表現毫無政治風度。」王蒙可謂費盡心思,對丁玲任何一個細微的表現都不放過。我們假設,也許丁玲的座位上真的是有一個什麼異物把她給扎了一下,她做出了如此反映,噢的一聲,站立起來。作者想到過這種可能嗎?或者真的就是,因為她的座旁是××,就是她最不喜歡的那位領導,丁玲的反映,雖然有些不雅,但也扯不上是什麼「毫無政治風度」的高度,因為讀者首先面對的一個問題,就是丁玲為什麼如此的不喜歡這位領導?「唏文」沒有交代,其實王蒙也不想交代。起因非常之簡單,因為這位領導可能就是當年迫害丁玲,把丁玲打入冷宮20多年的主要負責人,丁玲復出時這位領導又在設置障礙,既不認輸,又不認錯。我們要問丁玲對這樣一位坑害過自己的領導應該如何是好?我認為丁玲在照相前的那一舉動,並不為過,因為丁玲被他整怕了,已經怕到了不敢靠近的程度,一看到旁邊座位的名簽是××就驚恐萬狀。噢的一聲!我認為可以解釋為是一種驚恐、懼怕的條件反射,無論如何談不上毫無政治風度。只要了解了那位××曾經是如何殘酷的迫害過丁玲,丁玲的這種反映就是可以理解的。我認為在這裡有一個立場問題,就是看你是站在同情被整的人?還是讚賞整人的人?

在「唏文」里談論丁玲的時候,幾處都說到她的對頭××如何,這位對頭是如何的熱情支持「傷痕」文學,是如何的支持中青年作家,是如何的受到了尊重。這裡無須猜測這位丁玲的對頭××到底是誰?但是,可以想像這位對頭就是當年把丁玲治以死地的人,在「唏文」里把整過丁玲的對頭寫成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把被整的丁玲寫成是一個小丑。我認為王蒙如果沒有私心的話,是不會寫成這個樣子的。這種反差留給讀者的是什麼?是太多的思考。但是,這個思考並不是王蒙所期望的,因為丁玲的聲望太大了,一顆中國文壇耀眼明星的地位,絕不會脆弱到因王蒙某個人的攻擊而發生動搖。歷史給我們留下了許許多多的介紹、歌頌丁玲的文章和資料,人們一定會冷靜的比較、區分真偽,做出正確的判斷。

人間自有公道在。這裡,我想順便提到王蒙在另外一篇悼念周揚同志的文章,題目是「周揚//目光如電」,顯然和「唏文」是使用了不同的政治標準。文中是介紹周揚在一個大會上的一次講話┉┉「周說,大概有些作家是把他看做政治家的,是『不講良心的』;而某些政治家又把他看作藝術家的保護傘,是自由化的。」「然而周揚很激動,他半天說不出話來。由於我坐在前徘,我看到他流出了眼淚。實實在在的眼淚,不是眼睛濕潤閃光之類。」┉┉。我們不禁要問:他是否是藝術家的保護傘?歷史自會有公正的結論。我們假設他真的是保護傘,讓許多的作家和藝術家們免遭極左路線的災難,豈不是好事。但是,許多的事例說明他曾經是一位文藝界推行左的路線的旗手。比如僅在丁玲一人身上就連續製造了兩個反黨集團,還後加了一個再批判。無怪乎,丁玲在復出以後,她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誰說我們沒有創造性,每一次政治運動,整起人來,從來沒有重樣過!」這句話也是王蒙作為攻擊丁玲的例證引用過的,其實我看這句話沒有什麼不對,到是非常的精彩,給丁玲戴了右派的帽子,又製造了兩個反黨集團的要犯,已經是置於死地了,還顯不夠,又來了一個再批判。這種做法就是現在的人看了也會心驚膽戰。他的這把保護傘下有丁玲嗎?無論如何周揚同志對丁玲的這起怨案,他是不能擺脫責任的。他在說到有的藝術家說他不講良心時,他落淚了,這是什麼淚?是傷心的淚?是懺悔的淚?是自責的淚?是冤枉的淚?不難看出,對他的落淚,台下的聽眾當然也有不同的反映,比如王蒙就是報以極大的同情。但是,如果丁玲也在台下,他對周揚的落淚,可能就不會原諒。因為把人家整的20多年過著另類人的生活,只落下幾滴眼淚是不夠的。何況,在丁玲的怨案平反過程中周揚的一些非常冷酷表現,更使人難以想像。例如:1979年秋初,在一次文代會籌備小組會議上,中組部宣教幹部管理局副局長郝逸民在會上傳達了中組部關於丁玲問題的兩個意見。他說,丁玲的複查結論作出來了,她本人還沒有同意,但「右派」結論肯定是要改的,她是全國政協委員,政協開會時她已經參加了政協的中共黨員會議。因此中組部建議讓她參加文代會的黨員會議。還說,丁玲現在┉┉每月只有80元生活費,不夠開支,中組部先恢復她行政7級的待遇┉┉主持會議的原作協黨組書記周揚接著說:對於沒有改正的「右派」分子,我們不能這麼做┉┉」。(見長編)如果要說政治風度的話,周揚的這一表現,可以稱得上真正的沒有政治家風度的表現。難怪在丁玲逝世後,中央提出的丁玲治喪委員會的成員名單中有周揚,徵求家屬的意見,家屬提出堅決不同意把周揚放在治喪委員會的名單中(見長編)。中央的那位領導同志反覆的向家屬解釋:一是對家屬的意見表示理解,二,是家屬要顧全大局。我在這裡說起了這樣一個插曲,只是想說明我們對歷史人物(整人的和被整的)的評價,應該實事求是,應該公正。如果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一味的毀壞她人聲譽,是不會被歷史接受的。對周揚應該如何的評價,周巍峙同志有一段話,我認為說的比較公正,他說:「周揚的是非功過,需從歷史的氛圍來看。在黨內政治生活比較正常的情況下,周揚在思想上的睿智和理論上的卓識是他人難以企及的。但是,當黨內政治生活不健康、指導方針存在著嚴重失誤的時候,周揚也難以置身事外。他不但竭力宣傳執行「左」的理論,而且在這一理論指導下嚴重傷文、傷人」(見炎黃春秋2005年5期《政治史意義下的文學史寫作—「周揚與馮雪峰」序言》。我認為,這個評價,就容易被人接受。否則,如果你硬是要把歷史上迫害人的和被迫害者兩個對立的人,擺在世人面前,不顧事實,大言不慚的說,迫害人者是如何的目光如電,被迫害的人是罪有應得。這樣做的結果,不管你自以為是何等的名聲顯赫,也是絕對不會達到目的,只能會適得其反。

所謂不支持中青年作家說

王蒙又一歪曲丁玲形象的事例,就是說丁玲不支持「傷痕文學」和中青年作家問題。我在前邊已經引述了丁玲同志的老伴陳明提供的材料(那些講話都有文字記載,有據可查,)這些材料可以充分證明丁玲對待「傷痕文學」和中青年作家的態度是一貫熱情關懷支持的。這裡還可以引證「生平」中的這樣一段話:「生平」中寫道,丁玲同志「重返文壇後她積極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的方針路線,堅持黨的四項基本原則,維護社會主義文藝方向。」她「勤奮寫作熱情培養青年作家,創辦並主編[中國]文學雜誌;逝世前在醫院病床上還頑強的寫作和審閱稿件,關心文藝工作的健康發展。」這就是政治結論。也許王蒙對於這個結論,並不在意。但是王蒙要想推倒這個歷史的結論,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我們假設王蒙引用的「傳來」、「傳出」的話,也是事實。比如,「起點問題」、「┈我不服」等等,我看好象也沒有什麼錯。難道非要大家都說中青年作家呀,你們的起點實在是高啊!我佩服的五體投地啊!才可以嗎?不如此就說丁玲是┉名作家、大作家、明星意識,指手畫腳,不支持傷痕文學、不支持中青年作家等等,無稽之談。我認為關鍵問題,是當時的中青年作家中的某些人或許王蒙就是代表,正在春風得意之時,聽不得半點逆耳之言。至今我還模糊的記得就在那個時期,人民日報刊登過一位著名漫畫家的一幅漫畫,題目好象是「小貓的屁股」也摸不得。畫了一個小貓,有人摸了一下小貓的屁股,引起小貓的憤怒,雙目圓睜,展示出不可一世的樣子。這是對當時社會出現的一些年輕人缺乏謙虛的一種警示,毫無疑問也應該包括那時的中青年作家。我認為在回首這段歷史的時候,那時的中青年作家們不妨也應該有點自省。謙虛使人進步的格言,對什麼人都是適用的。

不過我們如果換個角度,就是丁玲真的說過不服,我看也理所當然。她有資格,有資本、有實力不服。我認為不服輸,這才是丁玲的性格。看不慣也無濟於事。按說丁玲同志本來就是名作家、大作家、大名星,名副其實。我們只要翻開她的歷史,就會知道她的經歷該是多麼的輝煌。「她(丁玲)在我國革命文學運動中的早期,就是魯迅旗幟下的一位具有重大影響的左翼作家。1930年她就參加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1年在嚴酷的白色恐怖面前,她勇敢出任「左聯」機關刊物《北斗》的主編;她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擔任「左聯」黨團書記,她廣泛團結知名作家培養青年作者。為反擊國民黨文化圍剿、發展革命文藝作了大量工作。她在這個時期創作的《韋護》、《水》、《母親》等作品,顯示了左翼革命文學的創作實績,並得到了魯迅、瞿秋白、茅盾等前輩們的肯定。」(見生平)我認為,就憑這些經歷,在那個年代包括王蒙在內的中青年作家面前,說個不服氣,我看並不為過。儘管如此,我們所看到和聽到的,丁玲都是以一個普通作家形象出現在廣大的讀者面前,並沒有那種擺老資格,飛揚跋扈,居功自傲的表現。應該說,她當之無愧的是中青年作家(包括王蒙在內)的前輩,是老師。

隨心所欲的編造,無端的指責

王蒙在「唏文」中,為了把丁玲說成是一個不可理喻的小人,竟然隨心所欲的編造出童話般的謊言。「唏文」寫到:

「她(丁玲)看到那時的所謂中青年作家左一篇作品右一篇作品得獎,以及各種風頭正健的表演---其中自然有假冒偽劣---她能不上火嗎?」但是,在王蒙的文章里對於丁玲是如何上火的?是什麼言論?什麼行動?都沒有!卻有一頂莫名其妙的政治帽子,叫做┈┈「恨鳥及屋,她無法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文學潮流報親和的態度」;

「唏文」中又寫道:「當她差不多取得了最後勝利的時候,當她的對手 ×× 被證明是犯了鼓吹人道主義和社會主義異化論的錯誤從而使黨的信賴易手的時候,她該是多麼的快樂呀。」說的是,丁玲看到她的對手犯了錯誤而幸災樂禍,同樣沒有隻文片字來證明丁玲是如何的幸災樂禍的,有什麼言論?有什麼行動?也都沒有!

王蒙給丁玲編造出: 1,見到中青年作家的成績就上火,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文學潮流不能報親和的態度;2,見對手犯錯誤就欣災樂禍。如此這般,卻沒有一點真憑實據。當然,我相信在丁玲的身上也是無法找到這樣證據的。讀者的結論只能把它看做是些莫須有的不實之詞。再說得徹底一點那就是謊言中傷。寫到這裡使我萌發了無限感慨,丁玲同志實在太可憐了!為什麼如此不公,她革命一生,並為革命的文學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生前曾經遭到殘酷的迫害,20多年過著另類人的生活,所慶幸的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給她徹底進行了平反。恢復了她應該得到的一切。眾多熱愛丁玲的讀者,本以為她可以含笑九泉了。但是,當她死後十多年後的今天,曾經仇恨過她的那股幽靈,仍然沒有散去,為把她至於死地而後快的一位追隨者,又在向她的英靈發難,雖然這位追隨者已不可能再給她戴上什麼帽子加害於她,但他使用的語言之惡恨,與之師傅相比並不遜色。面對這位發難者,本想說幾句什麼話為丁玲的英靈討點公道。轉念一想,我們百姓的話對王蒙這樣的人來說可能沒有多少作用。還是用中共中央為丁玲所作的政治結論,新華社播發的「丁玲同志的生平」中的幾句話來回應更為合適。「生平」中說,丁玲同志「重返文壇後,她積極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的方針路線,堅持黨的四項基本原則,維護社會主義文藝方向」。重讀這段話,我們感到欣慰,丁玲同志的英靈安息吧!

我還在想,假若某一天王蒙在夢中,丁玲的冤魂找上門來,質問王蒙,要求他在「唏文」中所列舉出的種種責難作出解釋,並要拉他到道德法庭理論。不知王蒙何以應對?是理直氣壯?還是自慚沒理?那只有王蒙自己知道了。但是,廣大的讀者比王蒙更清楚,他只有低頭認錯,沒有其他的選擇!

王蒙處處以個人偏見審視丁玲

由於王蒙帶著嚴重的個人偏見,凡是丁玲接觸的事,一切都是問題,比如:為了證明丁玲是右不是左,王蒙在他的「唏文」中有這樣一段話:┈┈「那麼丁玲是真的左了嗎?我認為不是。我至今難忘的是《人民文學》的一次編委會。那時全國短篇小說評獎,是中國作協委託《人民文學》雜誌社操作的,在討論具體作品以前,編委會先務一務虛。一位老大姐作家根據當時的形勢特彆強調要嚴格作品的思想性。話沒等她說完,丁玲就接了過去,以不容置疑的說:『什麼思想性,當然首先要考慮藝術性,小說是藝術品,當然首先要看藝術性┈┈』嚇了我一跳。因為那兒有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管著,誰敢把藝術性的強調排在對思想性的較真前頭?王蒙不敢,丁玲敢。┈┈┈」

我認為王蒙上面的這段話,有兩點是應該討論的,一是「嚇我一跳。┈┈┈」和「王蒙不敢,丁玲敢。」

為何嚇他一跳?是他認為他抓住了丁玲說的「什麼思想性,當然首先要考慮藝術性,小說是藝術品,當然首先要看藝術性┈┈┈」的這句話。意思是說你丁玲背離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顯然,王蒙是想要拿這句話說事,故弄玄虛,要興師問罪。其實,我認為丁玲的發言是針對那位老大姐作家的發言而說的,會議討論的議題是短篇小說評獎,這位老大姐說:「根據當前的形勢特彆強調要嚴格作品的思想性,」丁玲則說:「什麼思想性,當然首先要考慮藝術性,小說是藝術品,當然首先要看藝術性┈┈」我看這是對前者發言的補充。在這樣的時間,這樣的地點,這樣的場合,即便就是說丁玲的說法有些片面,在當時和現在的政治環境,充其量也只能說是一個認識問題。何況丁玲的發言並無大錯,關於思想性和藝術性的關係問題,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上是這樣說的:「我們的要求則是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儘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缺乏藝術性的藝術品,無論政治上怎樣進步,也是沒有力量的。因此,我們既反對政治觀點錯誤的藝術品,也反對只有正確的政治觀點而沒有藝術力量的所謂『標語口號式』的傾向。我們應該進行文藝問題上的兩條戰線鬥爭。」這段講話,非常清楚的告訴我們,兩者的關係是辨證的統一。準確的認識和貫徹毛主席的這一偉大的教導,是需要我們不斷的具體的實踐並加以深化。公平的說,如果只從字面解釋,那位老大姐作家和丁玲的發言均有不夠全面之處。即便就是這樣的話,主持會議的人加以完善,不是問題就解決了嗎。王蒙何以談得上嚇了一跳呢?又何以來了個「我王蒙不敢說,丁玲敢說」的問題。當然,王蒙這段文字的最終目的是要說明,我王蒙比你丁玲在政治上要成熟。平心而論,如果王蒙真要想和丁玲在文學地位和對革命的貢獻與丁玲比比高低的話,我看兩者不在一個檔次,王蒙無論從什麼角度都是無法和丁玲相比較的。或許幻想繼承當年把丁玲打翻在地的手法,給她來一個再再批判,再加冕一頂什麼政治帽子,可惜那個時代已經一去再也不能復反了。

借沈從文之口,否定不了丁玲同志

丁玲、沈從文兩位之間歷史上的恩怨,已有過不少的文字介紹。據我所見,還沒有王蒙可以用來把丁玲徹底搞臭東西。但是,有一點世人應該主持公道的是,沈從文可以寫對丁玲評論的文章,丁玲理所當然的可以回敬,來而不往非禮也。當然,對於他們之間來往的文字,任何人都有權加以評論,包括王蒙也包括我們廣大的讀者,不過人們願意看到的是那種公平、公正的評議,以顯示我們社會輿論的和諧,以顯示我們社會輿論的健康、正義。這並不是要求每一個評論者都是絕對的百分之百的正確,人們只願看到論者有一個公正的立場,是非曲直,觀者自有判斷。最近我查閱了炎黃春秋1995/4期,許正雄發表的一篇題為「丁玲與沈從文的恩恩怨怨」一文,介紹了丁、沈恩怨形成的歷史背景,和主要癥結,使人看了一目了然。而王蒙則不同,在「唏文」中,也有一段沈從文與丁玲的之間恩怨的議論。絲毫不加掩飾,開篇就是結論,王蒙寫道:「┈我就特別能理解她(丁玲)在『文革』後期復出時,為什麼對沈從文對她的描寫那樣反感。沈老對她的描寫只能證明她的對手對她的定性是真實的——她不是革命者馬克思主義者,而只是一個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我們知道在「生平」中對丁玲已經有了明確的政治結論,就憑著沈從文的一家之言,就可以改變丁玲的政治結論,豈不是天大的笑話。

本來丁玲和沈從文之間恩怨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個人之間的歷史恩怨,雙方又都是文人,筆墨官司那是他們兩位的強項,簡單武斷的判論誰是誰非是不可取的。王蒙無論如何地自信,在外界看來他都是晚輩。他站在沈從文一邊攻擊丁玲,看不出他有什麼依據,就作出了「┈┈沈老對她(丁玲)的描寫只能證明她的對手對她的定性是正確的——她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只是一個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這句話的含義非常的明確,就是丁玲的對手,即兩次給丁玲戴上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的帽子,又加上一個再批判的那些人,是正確的,是要為那些人招魂,一句話丁玲就不該平反。可悲的是一個自覺聰明的人,為何做出如此沒有理智、沒有水平的斷言。在丁玲同志逝世時中央已經有了一個非常明確的政治結論。並於1984年8月1日中共中央組織部經中央批准頒發《關於為丁玲同志恢複名譽的通知》徹底推倒強加給她的一切不實之詞,再次肯定她半個世紀來的革命生涯,重申她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有貢獻的共產黨員。不知為什麼王蒙和這個結論如此格格不入?不過我深信,人們相信的是中央的結論,絕對不會相信王蒙的一家之言。這是唯一的結論,也是不容質疑的。

丁玲是毛主席少有指名道姓褒獎的現代文學家。在毛主席的詩詞里不會找到丁玲不革命的比喻

王蒙在「唏文」中,對毛主席贈予丁玲的一首詞,有一個非常獨特的而又難以理解的解釋。

我們翻開歷史的記載,不難發現,毛主席對丁玲的表揚各個時期都有,丁玲是毛主席少有指名道姓褒獎的現代文學家。僅我見過的資料,比較重要的有兩次:一次是1948年6月丁玲在當時的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與毛主席相遇時有過數次的談話。毛主席和丁玲一起散步談話時毛主席說:「歷史是幾十年的不是幾年,究竟是發展,是停止,是倒退,歷史會說明的。」似乎怕丁玲不懂得這句話的意思,毛主席又重複了一遍;「你是了解人民的,同人民有結合」「你在農村有了12年,再拿8年去城市,了解工業」;散步之後毛主席又約丁玲一道吃晚飯。繼續在他院子里座談時,毛主席說「歷史是幾十年的,看一個人要從他幾十年來看,」並舉魯迅為例,還將丁玲與魯迅、郭沫若、矛盾同列一等,丁玲說我寫的文章不好;又有一次也是在西柏坡,在野外散步,毛主席坐在一邊休息。胡喬木、艾思奇、蕭三他們三人在一旁議論,毛主席問他們在幹什麼?隨員說:他們在討論對《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意見。大約過了半個小時,議論完了,毛主席問討論的怎麼樣了,胡喬木說:「寫得好,個別地方修改一下可以發表」。毛主席說:「丁玲是個好同志,就是少一點基層鍛煉,有機會當上幾年縣委書記,就更好了」;另有一次毛主席還說道:「你(丁玲)是以作家去參加世界婦女大會的,你是代表代表中國人民」的(見丁玲年譜長編上冊)。毛主席最早一次對丁玲的讚揚是在1936年12月末用軍用電報,拍發給時在前方的丁玲一首詞,這首詞寫道:「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我不懂詩,不敢妄加解釋,但王蒙在「唏文」中的解釋,似乎是過分的離譜。王蒙在評論丁玲時曾引用毛主席贈予丁玲詞中的「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一句,在文小姐後邊加了一個括弧,括弧內是這樣寫的「請注意,是小姐,這個稱謂並不革命」。奇文!我斷定王蒙對毛主席詩詞中的「文小姐」一句的解釋,是一個歪曲。毛主席的詩意決不會是昨日丁玲不革命,今日成了紅軍的武將軍。我認為在這裡把女革命者、女作家、女地下工作者比喻為文小姐都是可以的。最近我看了電視劇「延安頌」,其中有一個毛主席與丁玲對話的場面,毛主席面對丁玲朗誦了「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兩句,丁玲說:「主席過譽了」,毛主席說:「我這是做詩,又不是政治結論」。這句話是毛主席的原話,還是杜撰的,並不重要,我認為這個解釋是準確的。我雖不懂詩,但誰都能看懂,毛主席的這首詩詞,是讚揚丁玲同志的,而且是高度的讚揚,在這首詩詞裡邊,是無法找到毛主席說丁玲不革命甚至是反革命的證據。那麼象王蒙這樣的文學家怎麼能夠如此解釋,不外乎是想愚弄、誤導讀者,和為了損傷丁玲聲譽而不擇手段。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要想藉此詆毀丁玲是徒勞的,損人不會利己,只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看了王蒙的「唏文」感觸很多,尤其使人難以理解的是,丁玲被迫害達20多年,王蒙作為一個晚輩,一度作了一任的文化部長,竟然毫無同情之心。如今丁玲已經辭世10多年了,還不肯放過,有什麼深仇大恨?如此不能寬容。我斷言不管王蒙為此說出什麼樣的理由,都是不會讓世人諒解的。

我和幾位老同志議論王蒙的這篇文章,總覺得根據王蒙的經歷,從國內革命戰爭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全國解放以後,直到1955年丁玲被迫害,下放勞改達20多年,在這期間王蒙談不上和丁玲有什麼交往。兩人近距離的認識該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王蒙1986年當了文化部長,丁玲1986年3月逝世,總之,兩人接觸時間十分的短暫。更說不上什麼工作關係,而王蒙的這篇文章字裡行間通篇均以一個老大的架勢,居高臨下的口氣,對丁玲大加責難,可能王蒙自我感覺良好。

我還是想奉送給王蒙一句話:要與人為善,不要與人為惡。並要從自身作起,才不虧為是一位人民作家、一位原文化部長、當今在位的全國政協委員的光榮稱號。

(本文收錄2007年《丁玲研究》1)

編輯:曹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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