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烏托邦主題的政治故事怎麼講？——《飢餓遊戲》為例（第911期）

來源：《視聽》雜誌 張帆/文

《飢餓遊戲》是美國暢銷書作家蘇珊·柯林斯創作的系列小說三部曲。小說故事發生在幾百年後的未來世界。未來某時，北美洲的政治版圖在一次全面戰爭中徹底湮滅，在其廢墟上建立了統一的集權國家帕納姆（Panem，也有譯作「施惠國」）。帕納姆最初由都城凱匹特（Capitol）和13個行政區組成，由於各種原因，各區曾經發動暴亂反抗凱匹特的統治，結果叛亂被撲滅，第13區則遭到毀滅。為了統治和震懾國民，懲罰暴亂，帕納姆規定12個區每年必須選出少男少女各一名，參加「飢餓遊戲」。

這24名「貢品」要在人造的大型室外競技場相互廝殺，「現場直播到全國，每個人都必須觀看，而且要當成節日一樣慶祝。對於凱匹特，這是年度盛會，是一場遊戲；對於其他12區，則是羞辱和折磨。24個『貢品』參加競賽，只有一個人能夠存活。」①小說第一部改編電影於2012年上映，獲獎無數，接下來的第二部和分成上下部的第三部也仍然保持了全球票房登頂的記錄，其廣泛的接受度和深厚的觀眾基礎可見一斑。《飢餓遊戲》並非微言大義充滿隱喻的經典之作，但作為代表了美國主流觀念的流行文化作品，這個反烏托邦主題的成長故事中透露出的美式國家觀念，對於我們反思現代性的種種問題不無益處。

一、酷兒：一項政治宣言

「我永遠不會生育。」電影開始不到十分鐘，16歲的女主人公凱特尼斯就對她的戀人蓋爾這樣說。

吸收了近年來備受關注的反烏托邦主題，《飢餓遊戲》的情節就是——違反現代西方的人道主義基本原則，以及好萊塢主流電影的不成文律令——青少年自相殘殺。青少年這一概念在18世紀浪漫主義時期，藉助《少年維特之煩惱》、《愛彌兒》等作品，開始為人所知，而直到20世紀初才成為心理學研究活動中的獨立的對象群體，並且在大部分時候，我們仍然會將「未成年人」與「兒童」划上等號。由於不妨礙問題的討論，本文暫不區分這一組概念。

「兒童」的形象從20世紀到21世紀經歷了相當大的轉變，Lee Edelman在他的《沒有未來：酷兒理論與死亡驅力》中提醒讀者注意，我們對「兒童」的固有成見：無論在宗教還是非宗教領域，都代表著未被異化的、無辜的本真狀態，因而從倫理上不應遭受噩運與不幸；因為兒童是種族繁衍鏈條當中的未來一環，所以他們（暫時）是無性的（歐美大部分語言中，兒童人稱代詞都是中性），也是無性慾的，並且被含蓄地預設為異性戀；同樣重要但是常被忽略的一點是，只要兒童是被設定為徹底的柔弱無能，他們的未來以及一切行為後果首先而且大部分成為母親的職責，而這又將成年女性束縛在私人生活領域。

當我們提到兒童「代表未來的無限可能性」的時候，這些可能性之中顯然不會包括同性戀、殺人或者被殺害——兒童的身上已經被預先設定了性別角色和由此衍生的社會期待。《飢餓遊戲》中一個典型的兒童/女性形象是凱特尼斯的妹妹波麗姆，金髮藍眼，性格柔順、膽怯，富於愛心（在物資極度匱乏的環境下養著一隻貓），在電影的第一部就被抽中參加飢餓遊戲，使得凱特尼斯別無他法，只得代替她充當一個祭品，經此大變，小女孩在環境的磨練中成長為一名典型的戰時女性——護士，也就是不參與正面戰場的殺戮行動而在後方給予支持。

與這種傳統的女性形象對比鮮明的主人公凱特尼斯，雖然只是一名十六歲的少女，卻扮演著一家之主的角色，憑藉死於礦難的父親生前傳授的狩獵技能，冒著生命危險偷獵以供養母親和妹妹，是一個天生的獵殺者；多疑、冷淡，缺少社交手腕，也沒有討人喜歡的主觀意願。總體而言，凱特尼斯身上有更多的男性特質，甚至她對於其他女性的關切也比對男性更多。

無論在小說還是電影里，她與最主要的兩位男性角色的情感互動在主要情節中只有很少一部分，這與同時期的青少年流行小說（如《暮光之城》三部曲）截然相反，從人物設定上，凱特尼斯就是一個情感需求很低的少女，一個非典型的兒童/女性形象：無性別的「酷兒」。

最初也是最基礎的國家治理由管理土地與人口開始。16世紀中期湧現出的大量教導和勸告君主的文本，奠定了今日所謂治理的政治形式的核心概念，與中世紀同類著作相比，其最顯著的特徵是對「治理的藝術」的研究，包括自我的治理、兒童的治理、行為與靈魂的治理等等，總體來說，是君主與其治下臣民及領土的關係。

人口是生產、武力、稅收的基本單位，人力資源是國家資產的一部分，與領土以及領土範圍內的所有資源同屬於國家所有。「何謂兒童」實質上是一個關乎國家權力的問題，只有國家有權規定個體何時需要承擔社會責任與公民義務（如納稅、服役）；何時性成熟，可以繁育後代（根據國力狀況而定，早婚早育或者相反）；甚至（在某些特殊的例子中）繁育幾個後代。公民的生殖權力其實並不屬於自己，而是「讓渡」給國家，由國家對人力資源進行配置和使用。

所以在生產力不發達的前現代時期，中央權力對於人口的控制非常嚴格，基本原則是鼓勵生育和限制自由流動，諸如不婚主義、丁克以及酷兒之類概念，首先是生產力發展到相當程度才出現的「異類」，事實上，即使現代社會也仍然沒有為拒絕繁衍後代這一選擇做好準備。被神聖化的兒童其實已經是政治意識形態的形構對象，支撐著特定的家庭結構、社會體制乃至政治格局。拋開婚姻及家庭對穩定社會結構的作用不談，可繁育的、有再生產性的未來主義和不育的、「沒有未來」的酷兒相比，後者動蕩的無政府主義反抗性也是顯而易見的。《飢餓遊戲》中，拒絕生育就是凱特尼斯對施惠國這個政府權力無限濫用的專制「異托邦」的反抗宣言。

二、超越異托邦：新自由主義的政治野望

12個區依據自身的資源優勢以及產業傳統而劃分為分工明確的生產區，總體來說，各區地理位置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關，離凱匹特越近，技術越發達，生活水平越好，與中央政府的關係也更加緊密。1區的主要經濟活動是奢侈品生產；2區位於山中，由於未曾參與當年的「叛亂」而被賦予拱衛凱匹特的職責，負責武器製造與治安警輸出，本區居民也是唯一擁有與凱匹特居民一樣為自己冠以高貴的羅馬名姓的特權的外省人。相較而言，距離凱匹特更近的前幾區獲得的食物更好，特權更多，也更加認同「飢餓遊戲」這種形式；而10區、11區、12區則被稱為「邊緣區」，由於被限制只能發展低技術水平的農業或基礎工業，生活水平低下，醞釀著動蕩的反抗因子。

當然，無論發展程度高低，都不能改變凱匹特與12區之間近似殖民地與宗主國的經濟掠奪結構。後者負責全部實體經濟以供應前者消費，而最大的消費性節日，就是每年一度的「飢餓遊戲」，甚至把它稱為凱匹特的支柱產業也不為過。贊助商們會逐一考量「貢品」的戰鬥力，簽訂贊助合同，支持最有可能存活的選手，他們與高層官員往來密切，通過政治投機和「飢餓遊戲」攫取利益。

施惠國建立在對「叛亂」嚴厲的軍事打擊的基礎上，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民主，總統本人憑藉暗殺政治異己保證權勢。被統治區之間嚴禁一切形式的貿易活動，因公以外的跨區旅行也是被禁止的。生活資料實行配給制，每個年滿12歲的居民，每個月都可以獲得勉強維生的食物及其他生活用品，與此同時，他或她的名字也會被登記到參加「收穫祭」的名單上，每年增加一次；允許居民多拿一份配額，但必須額外登記一次，這樣，貧民被抽中的幾率就遠遠大於衣食無憂的富人。主人公凱特尼斯出身於第12區的平民區，從小說情節中可以推斷，平民的日常生活基本上靠以物易物，只有官僚和同官僚做生意的商人具有足夠的購買力使用貨幣。

作為一場完美融合了高科技手段的懲戒與規訓儀式，「飢餓遊戲」源於75年前的第一次內戰，是各區與凱匹特之間的矛盾尖銳化的結果，也是反抗鬥爭的導火索。而致使施惠國分崩離析的根本原因，則是第一次內戰以前就建立了的專制體制。

雖然小說中，第一次內戰以前的歷史無從可考，但是依照世界史上諸多事例的指點，我們可以設想：未來的北美大陸歷經多次戰爭，最終建立起一個高度公有化的國家（施惠國），起初，集體化生產解決了就業問題，分配製度與公立教育等社會福利措施解決了生存問題，一切欣欣向榮；然而隨著生產力逐漸恢復，政府過度干預經濟發展的弊端也逐漸顯示出來：大量勞動力資源被強制進行單一勞動，剝奪生產所得；凱匹特（以及第1區）以外基本上沒有第三產業；官僚資本相互勾結；貧富分化嚴重，階級矛盾尖銳。於是14個區中有12個區決定反抗，內戰的結果是凱匹特勝利，戰功卓著的新總統成立了軍事獨裁政府，變本加厲地控制其餘地區。

所以，是被壓抑的、對自由市場和自由勞動力的需求，掀起了嘲笑鳥之戰。

如果以上還不足以提示我們，這是對20世紀拉丁美洲各獨立民族國家的影射的話，電影中的斯諾總統頗似卡斯特羅的造型也能提供一點參考。拉美各國的政府是否如斯諾總統治下一般專制和殘酷；經濟結構是否如施惠國那樣缺乏活力，充滿剝削；社會矛盾是否已經激化到底層人民急切盼望革命（並最終取得了革命勝利）的程度？《飢餓遊戲》給出的可謂美國主流文化的標準答案。

施惠國這個典型的異托邦形象，毀於一場推翻現政府才達成的「改革開放」，情同上世紀初的尼加拉瓜、1953年的伊朗、八十年代的墨西哥；或者就是一次顏色革命，就像2003年的保加利亞、2004年的烏克蘭那樣。在我們的真實世界中發生的這些事件背後，除了來自美國確鑿無疑的軍事或財政支持以外，更有影響力的是被含混地統稱為「美國價值觀」的意識形態，其核心並非自由、平等與人權，而是一種政治經濟實踐理論，也就是新自由主義。

以1979年撒切爾夫人當選英國首相，以及1981年保羅?沃克爾被裡根任命為美聯儲主席為標誌，新自由主義藉由英美兩個前哨站開始了去殖民化的、開放帝國主義的演變浪潮。在凱恩斯主義還作為美國政府的經濟指導原則的時候，政治干預保障了最低限度的公民利益，比如社保、醫療、公費教育、公共設施以及最重要的就業率。而當新自由主義佔據了美聯儲、華爾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之後，奉行自由市場至上的信條，不但要求政府完全撤回對市場的干預，還要拆散一切有組織的社團形式（比如工會）以獲得更靈活、專業化的勞動力資源。

政府的主要職能就是「創造並維持一種適合於此類實踐的制度框架」。這就是諾奇克在《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中所構想，而被弗里德曼、斯蒂格勒的芝加哥學派推廣到全美，進而參與到全球化進程中去的新自由主義烏托邦。

新自由主義的根本矛盾在於，一方面，新自由主義需要民族國家在世界市場的競爭活動中扮演經濟實體、穩定貨幣、保護本國的金融資本；另一方面，國際關係的諸多制約又確實阻礙了總體的市場自由。在為自由市場破壞社會團結形式的同時，已有的社會秩序也隨之瓦解。

勞動力市場的自由化事實上的後果是，儘管一部分人確實因此獲得了與能力更相匹配的高收入與更富彈性勞動時間，作為階級整體的勞動者群體的利益收到了損害。並且，當金融機構、企業的利益與公民幸福發生衝突時，政府會要求後者——為了更好的市場環境——為前者做出犧牲。即使冠以「人力資源」的名字，個體的主體性也天然地拒絕被商品化，新自由主義的烏托邦計劃，最終只能依賴權威主義維持。

三、福利國家、戰爭國家與恐怖主義

在《飢餓遊戲》第三部《嘲笑鳥》中，最終在推翻施惠國的政府的抗爭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的是第一次出現的第13區。事實上，13區並沒有毀滅，由於掌握了核武器而與施惠國形成了微妙的對峙態勢，一直隱身地下休養生息。身不由己地成為起義者的精神旗幟「嘲笑鳥」的凱特尼斯被裡應外合救出，送到了第13區。她對13區頑強的生存能力感到驚訝，但又無法適應這個全員皆兵、以戰爭為中心高效運轉的軍人政府。

軍人博格斯——13區總統科恩的左膀右臂——告訴她，正是徹底的軍事化體制使13區得以保存。這裡有另外一條深入人心的國家安全理論，即，使國家在面臨內部（或外部）威脅時免於覆滅的保證，是強大的軍事實力（如13區擁有的核武器），以及更重要的，時刻準備迎接（或發動）戰爭的生存方式——無論是否贊成13區的立國原則，這段情節傳遞出的觀念無法不讓人想到霍夫施塔特所說的，所謂「美國政治的偏執狂風格」。影響了這一觀念形成的兩個主要因素，源於現代契約國家的本質，以及當下的新自由主義化轉變。

霍布斯在《利維坦》中論證了，競爭、猜忌和榮譽是造成爭鬥的三個天性，如果「沒有一個共同權力使大家懾服」，就會導致一切人對一切的人的普遍的戰爭狀態。人們恐懼於自然狀態下必然導致的戰爭與死亡的悲慘命運，欲求舒適的生活並希望可以通過勤勞經營最終獲得這樣的生活，所以讓渡自己的部分權力，「互相訂立信約、每人都對它的行為授權，以便使它能按其認為有利於大家的和平與共同防衛的方式運用全體的力量和手段」②，這就是霍布斯所定義的契約國家的誕生。

可以說，使利維坦誕生的核心激情是恐懼。然而，主權神聖化，或者說「國家中心主義」對國家的盲目崇拜，首先會導致過分重視國家權力尤其是軍事實力，使安全研究等同於（軍事）戰略研究；其次，由於過分重視軍事實力而進行軍備競賽，反而給公民的人身安全造成了潛在的威脅。如果將安全理解為狹義上的軍事安全，政府以國家名義擴大許可權、侵犯公民隱私（如斯諾登事件、維基解密事件所顯示的那樣），或者進行軍火交易、聯合顛覆別國政府（如1973年的智利政變），對其民眾的自由和身體安全構成的潛在威脅恐怕遠大於任何預想的外部威脅；另一方面，如果安全包括了廣義上的非軍事威脅，那麼許多國家（發展中國家更甚）在為其民眾創造的其他形式的不安全，如食品衛生、資源環境等危機方面，難辭其咎。

最終，國家安全異化為國家恐怖主義，民主社會蛻變為警察社會。對冷戰以來的全球國際關係的觀察結果顯示，戰爭「已不再以完成民族國家領土內的戰略目標為特徵，而是與全球治理的新自由主義規劃聯繫在一起」，「以維護或者破壞世界和平與秩序為導向」③。視之為美國戰後的帝國主義擴張也好，世界範圍內資本主義生產轉向而導致的國家主權調整也罷，其背後的推動力量，毫無疑問是新自由主義的全球擴張。樂觀的宣傳家們，比如哈特和奈格里，聲稱，現代戰爭的驅動力已經不是國家的領土擴張野心和地緣政治戰略，而是超國界的自由個體的生命和人道主義干涉義務的層面之上。

但真實的情況是，只要外部威脅一直存在，軍工複合體就可以從永久軍事化中獲得源源不斷的利益，市場自由的最高原則確保其正當性，而與國家安全掛鉤則保其不可侵犯——在這一點上，想像的威脅同真實的威脅同樣有效，如果不是更加有效的話。這就是干預主義的福利國家轉化為新自由主義的企業國家，最後發展為戰爭國家的可能性邏輯。當現代文明已經戰勝了對唯物主義的恐懼、對有色人種的恐懼、對少數性向的恐懼之後，恐怖主也許是現代社會僅存的，因而不可或缺的「他者」。

回到《飢餓遊戲》的情節上，凱特尼斯為了拯救還被關押在凱匹特的其他「貢品」，以及擺脫自己的創傷應激障礙，決定單槍匹馬地去刺殺斯諾總統，小說中她最終得到了13區的同意，而電影中她是在另一位被解救但憤世嫉俗的「貢品」約翰娜的縱容，或者說激將下偷偷離開的。臨別時，她對凱特尼斯說了這樣一番話鼓舞士氣：「任何人都能被人殺死，即使總統也一樣。只要你情願犧牲自己。」「任何人可以殺死任何人」的宣言彷彿退回到霍布斯所描繪的自然法狀態下自相殘殺的可怕境地，奇怪的是一向對恐怖主義神經敏感的美國觀眾並沒有表現出任何反感情緒。

刺殺沒有成功，凱特尼斯本人還在反抗軍製造的恐怖行動（偽裝成政府軍襲擊平民）中失去了妹妹波麗姆。凱特尼斯與13區的總統科恩之間的理念衝突隨著戰火逐漸升級，在斯諾提議再一次舉辦「飢餓遊戲」以懲罰凱匹特所有當權者的時候，矛盾達到了最高潮。凱特尼斯又一次決定刺殺總統，這一次，她成功了。

恐怖主義根本上屬於對國家暴力的再分配行為，至少在《飢餓遊戲》這部作品中，對其進行倫理判斷是很難的。凱特尼斯的恐怖行動阻止了又一個軍事獨裁政權的形成，我們（至少美國觀眾們）樂意相信，隨之而來的是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但考慮到已經被新自由主義觀念植入的政治想像，或許「毫不留情的資本主義」會是那個未被寫出的結局。無論如何，科技最終會賦予個體與整個社會抗衡的力量，彼時，就像奧威爾以他一貫尖銳的風格所說的那樣：「要是原子彈像製造鬧鐘或者汽車一樣便宜和容易，我們很可能回到野蠻時代。但另一方面，它可能意味著國家主權和高度中央集權的警察國家的終結。」

終於成功的刺殺彷彿耗盡了凱特尼斯體內的反抗因子，她不但與皮塔結婚，還生下了兩個孩子。酷兒回歸家庭，家庭歸於社會，好的結局裡是否蘊藏著下一個危機？觀眾永遠沒有辦法知道。科林斯在角色名字上玩了許多暗示，最有趣的名字之一是飢餓遊戲的設計師普魯塔什·海文斯比（Plutarch Heavensbee），恰好與偉大的歷史學家普魯塔克同名，他們同樣與所效忠的統治者關係良好，在政治上發揮重要的影響力，並且也會——很可能——見證和評價他們所經歷的歷史。而正如被不厭其煩地引用的本雅明所說的那樣，歷史永遠是由勝利者書寫的。

注釋：

①蘇姍·柯林斯.飢餓遊戲[M].耿芳譯.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154.

②托馬斯·霍布斯.利維坦[M].黎思復,黎廷弼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132.

③鄭先武.人的解放與「安全共同體」——威爾士學派的「批判安全研究」探析[J].現代國際關係,2004(06):56.

版權信息

本文選自：《視聽》雜誌 張帆/文 原文標題：

酷兒、異托邦與恐怖主義 電影《飢餓遊戲》中的新自由主義國家觀念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