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達爾文主義的討論及其引申

阿拉斯戴爾·麥金太爾關於達爾文主義的討論及其引申 達爾文主義不僅影響人們對自然歷史的認識，而且還影響人們對人類社會和歷史的理解，達爾文學說的說服力並沒有因為時間的推移而有任何減弱。三月的英國，在大學裡以及主要報紙，廣播和電視都進行了關於達爾文主義的討論。大學裡介紹達爾文主義的講座場場爆滿。在倫敦經濟學院，一個題為達爾文主義和社會科學的講座吸引了來自不同學科的學生和學者。現代達爾文主義的權威學者如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和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無論在哪兒舉辦講座都能吸引來眾多的聽眾。BBC電視在三月播出了關於達爾文理論的系列節目，並且有整個一個周末的節目集中介紹關於達爾文進化論的各種理論。同月，英國傳統基金會還宣布完成了對達爾文在肯特郡的故居耗資三百五十萬英鎊的修繕工程，將其作為博物館對外開放，達爾文於一八五九年在那兒發表了《物種起源》。 關於現代達爾文主義討論較多，較有爭議的就是社會生物學，也有人稱其為「進化心理學」。新的理論把神經科學和基因科學的最新發展和進化理論相結合，使生物學家進入社會科學家的研究領域。其結果是使人們從生物基礎上理解人的行為。最通俗的例子就是年輕女性的尋偶對象往往是年長、富有的男性，女長男幼的情況很少。這種現象可以用無意識進化結果來解釋，即女性提供生育力，男性為將來的後代提供安全的生長環境。還有其它的例子諸如大多數人懼怕蜘蛛、蛇等，因為人類的祖先早有這種恐懼，儘管這種恐懼往往被不成比例地誇大，但它反映了遺傳力的重要性。 遺傳的重要性是決定人類行為的一個關鍵的因素，但是多數社會科學家並不接受生物決定論的觀點。倫敦大學學院(UCL)的瓊斯(SteveJones)教授，把上述說法斥為「達爾文主義庸俗化」，他諷刺說那些人發現一個母親愛自己的孩子就以為有了重大的科學突破。社會科學家指責達爾文主義科學家想壟斷人類行為科學，試圖把他們的學說從DNA延伸到進化論，再進而發展到社會科學領域。 無論如何，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力到目前為止一直有增無減。如古爾德所說，「我認為在科學史上沒有任何其它思想上的突破能夠如此(達爾文主義)強烈、直接地衝擊和影響我們對人類自身意義和目的的認識」。 質而言之，達爾文的進化論是一部虛無主義的著作，如果人們要想從其中揭示的自然規律中尋找精神寄託，那將是徒勞的。其理論實際上揭示了一種混亂隨機的宇宙過程，其中沒有任何道德意義和精神目的(唯一的規律就是沒有規律)。能夠最好說明這種認識的莫過於隕石毀滅性撞擊地球的假設前景。在三月份據英國天文學家預測，一顆直徑達四英里的隕石將可能在三十年後與地球相撞。第二天科學家馬上更正說該隕石將從地球附近飛過，沒有可能與地球相撞，造成這場虛驚的是科學家的一個小小的計算誤差。那麼大的隕石如果真的和地球相撞，其對地球環境造成的災害將不亞於史前使恐龍滅絕的與地球相撞的隕石。據科學家估計，如果地球真的遭到該隕石撞擊，根據自然選擇、適者生存的原理，人類繼續生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最適應生存的恐怕就是老鼠。那時的老鼠，像當初的人類，會主宰全球各個角落，到處興旺繁衍，而且它們會在新的進化環境當中各顯神通，也許將會有駱駝大小的駝鼠，有沼澤鼠、海洋鼠，等等。 隕石降臨，老鼠興旺的假設說明了自然選擇的隨意性和無目的性。如果地球上的進化過程能夠從頭再來一遍的話，幾乎可以肯定不會再產生出人類這一枝來，也許連我們稱為意識的屬性也不會產生。人類並不是一個可以預料的進化過程的終極結果，而是宇宙過程的一個偶然添加物，好比是廣漠繁茂叢林生機中的一叉小枝。所以弗洛伊德說：「人類的天真自愛遭受過兩次重創：第一次是人們發現了地球在整個宇宙中的地位無足輕重，微乎其微；第二次是認識到人並不是被特殊造就的，而僅僅是動物界的後代。」 對於社會科學和政治科學，也許達爾文主義最重要的影響就是把自然選擇的隨意性和無目的性延伸過來，否定關於人類社會和歷史發展的目的論。生物進化理論中有所謂的「目的論圈套」，即認為某種進化特徵所帶有的優點足以證明進化的理由和動因。實際上並非如此：目前的優點與解釋生物特徵進化無關，因為當該特徵開始進化時，其將來在進化後所具有的優點在當初並不具備。關於人類的雙足行走的解釋就是一個典型的「目的論圈套」。關於人類社會和歷史發展的解釋同樣也有「目的論圈套」，某種社會和歷史階段具有的合理性不見得能夠解釋社會和歷史的發展方向。土木其重說達爾文主義 每次步入地處倫敦鬧市區的倫敦經濟學院，我總是情不自禁地在萊昂·羅賓斯大樓(以紀念著名經濟學家羅賓斯而命名)前駐足沉思。它曾經是、至今仍然是世界經濟學家經常出沒的地方。由另一位偉大的經濟學家菲力普斯親手製作的「宏觀經濟學」機器裝置多年來就一直存放在這幢大樓里(一九九六年倫敦經濟學院百年校慶時將這台「菲力普斯機器」移入了大英博物館)。這裡無疑是當今世界上為數不多的經濟學家的搖籃之一。在英國，由英格蘭高等教育籌款委員會最近公布的研究類大學排行榜中，倫敦經濟學院僅次於英國劍橋而將牛津拋在了後面。但倫敦經濟學院以「社會科學」為主，在評估的學科中，倫敦經濟學院引以自豪的學科已涵蓋經濟學、哲學、人類學、法律、國際關係、社會學等，而這些學科已使倫敦經濟學院成了全英最有影響的研究中心。然而，就在這項評估結果公布的同時，倫敦經濟學院的校刊《LSE雜誌》(一九九七年夏季號)刊載了圖格(C·Tudge)教授的文章，聲稱，倫敦經濟學院這些最得意的研究領域都不過在為一百年前達爾文的進化論作「腳註」罷了！ 一九九五年四月，在達爾文逝世剛過百年之際，倫敦經濟學院的「自然哲學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舉辦了紀念達爾文的高級研討會，出席會議的包括大西洋兩岸的生物學家、遺傳學家、哲學家和經濟學家。他們雖然攜帶著完全不同的但又是最前沿的研究課題參加會議，但最後卻達成了一個共識：重歸達爾文。 對於社會科學家而言，達爾文的「自然選擇」進化論已成為認識歷史、解讀社會、了解「自我」的重要範式。達爾文一八五九年出版的《物種起源》(即「物種經由自然選擇的起源」)發展了至今仍令社會科學家們著迷的進化理論。自然選擇是生物進化的一種「淘汰機制」。它強調，第一，所有的生物都面臨生存的問題，都要「為生存而奮鬥」；第二，即使是同類生物，它們適應其生存環境的能力也不是完全一樣的。適應能力強的那一子類存活並再生產自身的概率就會較大，達爾文借用了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斯賓塞的話，稱之為「適者生存」。很顯然，這種「淘汰機制」已超出了自然界而深入到當代社會科學家們的思維範式。 然而，在《物種起源》出版之後，達爾文實際上開始了對另一種「淘汰機制」的思考(有人猜測，這大概是因為達爾文疲於《物種起源》的研究與寫作而想尋求一種休閑方式放鬆一下自己)。十年之後，達爾文終於在一八七一年出版了他的又一部著作《人的傳代與性選擇》(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將性淘汰機制引進了他的進化論。這裡達爾文提出，凡有性繁殖能力的生物(包括動物與植物)必須找到能與之共處的「配偶」才有望繁殖傳代。對於流動性強的動物而言，這意味著他們必須能夠「吸引」異性。所以，從進化論的角度來說，性選擇機制的存在將會淘汰那些對異性缺乏吸引力的動物而青睞最具魅力的動物，這又將使後者趨於保留那些在對方看來最具價值的性格特徵。這大概可以解釋人的大腦的進化過程(據說，英國生物學家米勒(Miller)曾沿著這個思路做過這方面的研究)。不過，達爾文的進化論在今天看來有一個致命弱點，它不能解釋是什麼原因導致「種豆得豆、種瓜得瓜」，又是什麼原因(機制)導致它們會發生變異。在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問世一百四十年後的今天，我們知道了，這是遺傳基因。 據文獻記錄，實際上在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出版後不久，孟德爾這位今天被稱為十九世紀偉大的生物學才子就試圖解釋被達爾文忽略了的問題。也許孟德爾沒有真正發展出「遺傳學」，但他似乎在青豆溫房和雞棚里找到了問題的答案。可惜，不像達爾文那麼幸運，倒霉的孟德爾沒有遇到一位「伯樂」，結果他的研究被瑞士的大教授丟進了廢紙簍。就 這樣，孟德爾的工作被歷史的玩笑淹埋長達幾十年，直至上世紀末才被人發現並得到重新認識。毫無疑問，基因遺傳學已成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科學研究領域。本世紀四十年代，「新達爾文主義」或「現代綜合學派」的興起終於能夠把達爾文的自然選擇與孟德爾的遺傳思想合二為一了。現代生物學認為，自然選擇是在基因庫內發生的：自然選擇表現為基因庫中的有些基因迅速增長，而有些基因則被淘汰出局。 另一個達爾文未能解決的問題是理論的「形式化」。達爾文看到了將進化論數理化的可能性，但卻苦於「心有餘而力不足」［據考證達爾文的數學功底尚嫌單薄，儘管他的表兄是有名的數學家高爾頓(Galton)］。這個缺憾一直到本世紀三十年代方得以彌補。這主要歸功於匈牙利數學家約翰·馮·諾依曼和後來的美國經濟學家摩根斯坦在三十至四十年代發展起來的「博弈論」。利用這個分析工具，生物學家今天可以對不同生物的生存策略進行測量、模擬和比較，可以尋求最適者的生存策略是如何出現的。然而，博弈論的發展有一個料想不到的後果，那就是，生物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密了。正如圖格教授在《LSE雜誌》上所說的那樣，達爾文深信，動物的行為是由自然選擇和性選擇塑造的，而今天我們把這兩個概念耦合起來，再加上我們二十世紀的基因學與數學，我們就擁有了一個用於探究人類行為的非常有力的機制了。 社會科學關心人類行為，重在「理解自己」，而達爾文的進化論處處體現著這樣一個思想：人類與其他動物之間是連續的。這是當代社會科學家接受進化論思想的基本前提。進化論思想已經在不同程度上滲透在當代許多重要的社會科學領域。以經濟學為例，自從四十年代末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用類似於自然選擇的市場競爭機制來解釋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史以來，諸多經濟學家為「進化主義經濟學」的建立做出了貢獻。一九八一年，美國耶魯大學的納爾遜和溫特綜合倆人多年研究之成果推出了《經濟變遷的進化論》，令人耳目一新，至今成為經典之作。進入九十年代，進化論用於經濟學的著作更是雨後春筍。坐落在倫敦經濟學院內的著名專業書店「經濟學家書店」的書架上，擺放著霍奇森的《經濟學與進化論》、安德森的《進化論經濟學》以及哈納培的《進化主義經濟學》，足可略見一斑了。 在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面，基因理論越來越受到重視，甚至在某些方面有走向極端化的趨勢。例如，基因意義上的「男人比女人好鬥」會被一些社會學家用之於對諸多社會問題的研究。七十年代隨著漢密爾頓的經典著作《通向基因王國的小巷》問世，人類的利他主義行為(特別是父母對待子女的「利他」行為)也常常用「基因選擇」理論加以詮釋。其解釋頗為奇妙：所有基因都是自私的，也就是說，基因僅關心自身的複製。但是，如果基因「看到」攜帶自己複製基因的其他個體能因為自己的「犧牲」而成活的話，那麼該基因出於「自私」的動機就會選擇「犧牲」自己而利他的策略。換句話說，由於基因的自私，所有動物，包括人類，都會為他們的「親緣」而做出利他主義的行為，尤其是對待自己的後代，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的子女攜帶著自己基因的複製品，這個基因選擇機制被漢密爾頓稱之為「親緣選擇」。 當然，在社會科學中，將「基因選擇」推向極端的處理方式時常遭到嚴厲的批評。基因說或許只為人類的行為模式提供了「必要條件」，但未必充分。「男性比女性好鬥」並不意味著男性在任何條件下都必須好鬥，否則便陷入了「自然主義的謬誤」，大衛·休謨有一句名言，「It is notought」！在解釋我們人類的行為方面，「重歸達爾文」的意義恐怕就在於此。環境是重要的，它構成人類面臨的約束集。只有在基因與環境中不加偏廢地遵循達爾文主義的精神，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人類的行為模式。實際上，當英國偉大的經濟學家馬爾薩斯在十八世紀末斷言世界末日會隨著人類自身的迅速繁衍和必然伴隨著的饑荒而終將來臨的時候，作為晚輩的達爾文則可能更多地看到了人類面臨的「約束」，因為他發現，馬爾薩斯的這個預言應該對所有的生物適用。如果沒有約束自己的機制，所有的生物都會在不太長的時間內繁衍出足以覆蓋整個地球的子孫後代，而事實上並未如此，說明生物的誕生不僅僅是為了衍生自己的後代。可見，「認識自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重歸達爾文」作為一種學術思潮，其價值就在於，只有真正認識了人類的行為模式，才能真正去認識並改善人造的制度，無論是經濟的，還是政治的，而這正是社會科學的追求。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一日寫於倫敦經濟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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