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健孫：毛澤東關於在執政條件下加強共產黨自身建設的思想
毛澤東建黨思想，是黨的建設的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鄧小平說過，關於黨的建設，「馬克思、恩格斯講得不多，列寧有個完整的建黨的學說」。「把列寧的建黨學說發展得最完備的是毛澤東同志」。在井岡山時期，即紅軍創建時期，他的建黨思想就很明確。「他的完整的建黨學說，是經過實踐在延安整風時期建立起來的」，以後又有新的發展。他「對於建立一個什麼樣的黨，黨的指導思想是什麼，黨的作風是什麼，都有完整的一套。正是由於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整風中建立了完整的建黨學說，並且用這個學說來教育我們全黨、全軍和人民，使我們建立了這麼一個好的黨」。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繼續認真研究和總結黨的建設的實踐經驗，深人思考在執政的條件下如何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的問題，進一步提出了一系列富於獨創性的、具有深遠意義的重要思想。
毛澤東的建黨思想，尤其是關於在執政條件下加強黨的建設的思想，是中國共產黨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對於我們今天加強黨的建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一、在執政的條件下黨的建設面臨的新情況、新任務隨著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中國共產黨成為在全國範圍內執政的黨。
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範圍的執政地位，是黨領導人民經過長期艱苦的鬥爭才確立起來的。這使得黨有可能利用政權的力量領導全國人民為實現自己面臨的任務而進行有效的鬥爭。同時，這也使得黨面臨著新的情況、新的任務、新的考驗。
首先，黨面臨的任務，主要的，已經不是經過革命戰爭建立人民政權，以爭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逐步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的共同富裕。這是一個全新的任務，同時也是比過去的鬥爭更加長期、更加複雜和更加艱巨的任務。
在新中國即將成立的時候，毛澤東就說過：「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這就是困難。帝國主義者算定我們辦不好經濟，他們站在一旁看，等待我們的失敗。」「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麼人)學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裝懂。不要擺官僚架子。鑽進去，幾個月，一年兩年，三年五年，總可以學會的。」
1955年，他明確提出：「現在我們面臨的是新問題：社會主義工業化、社會主義改造、新的國防、其他各方面的新的工作。」「我們進人了這樣一個時期，就是我們現在所從事的、所思考的、所鑽研的，是鑽社會主義工業化，鑽社會主義改造，鑽現代化的國防，並且開始要鑽原子能這樣的歷史的新時期。」「適合這種新的情況鑽進去，成為內行，這是我們的任務。所以必須對那些鑽不進去的人、浮在皮面上的人進行教育，使他們都成為內行。」
1956年，他進一步指出：「現在的中央委員會，我看還是一個政治中央委員會，還不是一個科學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中應該有許多工程師，許多科學家。」針對那種「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說法，1957年，他說，如果「說共產黨不能領導科學，這話有一半真理。現在我們是外行領導內行，搞的是行政領導、政治領導」。但是，外行是可以而且能夠變成內行的，辦法就是學習。「我們是否可以學會科學技術?如過去一樣，可以學會的。」這樣，黨對科學技術、文化教育等的領導一定會得到有效的改善和加強。
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後，毛澤東又說：「我注意得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問題，生產關係方面的問題。至於生產力方面，我的知識很少。社會主義建設，從我們全黨來說，知識都非常不夠。我們應當在今後一段時間內，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在實踐中間逐步地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
這就是說，中國共產黨為了要能夠很好地履行自己執政黨的責任，必須提出重新進行學習的任務。用今天的語言來表達，就是必須提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問題了。
其次，黨贏得在全國範圍內執政的地位，既使黨可以利用國家政權的力量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同時也使自己面臨著新的更加嚴峻的考驗。
在艱苦的革命戰爭年代，廣大黨員是自覺地依靠了人民群眾的，因為離開人民群眾的支持，他們連生存的條件都不具備，更不用說去爭取勝利了。在革命取得全國勝利之後，黨掌握了全國政權，情況發生了變化。一些黨員有可能自以為權力在握，不再謙虛謹慎，因而脫離群眾，甚至犯以權謀私的錯誤。毛澤東在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曾經語重心長地告誡全黨：「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在講到從民主革命能否和平轉變到社會主義時，他甚至發出過這樣的警告：如果國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軍)和我們的黨腐化下去，無產階級就有可能「不能掌握住這個國家政權」。對於這種危險，必須提起高度的警覺，並採取切實措施加以防止。
這就是說，中國共產黨為了要能夠很好地履行自己作為新中國執政黨的責任，必須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自覺地拒腐防變，切實地繼承和發揚革命戰爭年代的革命精神和優良傳統，以保持自己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再次，帝國主義勢力在對新中國實行政治上孤立、經濟上封鎖、軍事上威脅之外，還實施「和平演變」的戰略來滲透、瓦解黨和人民政權。如何防止「和平演變」，這也是黨面臨的新的任務和新的考驗之一。
毛澤東敏銳地覺察到了帝國主義勢力對共產黨和人民政權實施「和平演變」戰略的危險。1959年11月，他講到：杜勒斯(美國國務卿)所說的和平轉變，就是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部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而杜勒斯搞和平演變，在社會主義國家是有其一定的社會基礎的。同年12月，他說：「敵人的策略是什麼?(1)和平旗子，大造導彈，大搞基地，準備用戰爭方法消滅社會主義。這是第一手。(2)和平旗子，文化往來，人員往來，準備用腐蝕、演變方法消滅社會主義。這是第二手。」1964年1月，他公開揭露美帝國主義「力圖對社會主義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政策，實行資本主義復辟」。同年6月，他進一步指出：帝國主義說，對於我們的第一代、第二代沒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麼樣，有希望。帝國主義的話靈不靈?我不希望它靈，但也可能靈。
這就是說，如何應對帝國主義「和平演變」中國的圖謀，這也是黨面臨的新的任務和新的考驗之一。為了避免發生這種歷史性的悲劇，在執政條件下切實加強黨的建設，就顯得更加重要和緊迫了。
二、加強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教育。切實做到「兩個務必」為共產主義而奮鬥，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立時就確定的遠大目標。共產黨員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這是對共產黨員的本質所作的界定。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具有先進性，首先在於它是用最先進的理論即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因而能夠通曉社會發展的規律，並在此基礎上確立起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堅持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這是共產黨人世界觀的核心內容和先進性的集中體現。為共產主義的理想而奮鬥，是他們肩負的神聖使命，是他們莊嚴的人生追求，是他們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
堅持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對於保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和思想上組織上的純潔性具有根本性的意義。工人階級政黨一旦放棄了共產主義的理想，就會降低自己的政治水準，就有可能蛻化變質，實際上變成資產階級類型的政黨。
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中國進人了社會主義社會，雖然它還處於這個社會的不發達階段。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共產主義分為兩個階段，就是它的第一階段和高級階段。列寧把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稱之為社會主義。中國雖然離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還很遙遠，但它已經進人了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而社會主義正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由此可見，共產主義同中國社會的實際生活，同黨當前所做的事情是密不可分的。為社會主義奮鬥，這同時也是為共產主義而奮鬥。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堅持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到底有什麼意義呢?
第一，堅持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才會有政治上的堅定性，才能既經得起失敗和挫折的考驗，也經得起勝利和成功的考驗，長久地保持旺盛的戰鬥意志和革命精神。
早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就說過：「每個共產黨員人黨的時候，心目中就懸著為現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奮鬥和為將來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奮鬥這樣兩個明確的目標」。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區別於中國其他政黨成員的重要之點。忘記了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奮鬥這樣的目標，他們就不成其為共產黨人了。
正因為共產黨人具有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在民主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時候，毛澤東說：「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後頭。在過了幾十年之後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們感覺那好像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對於心懷共產主義遠大目標的共產黨人來說，奪取全國政權，這不是革命的終結，而只是為實現自己的遠大目標所獲得的一個新的起點而已。
從歷史上看，「在無產階級革命家出現以前，歷代的革命者，一到他們進行的事業得到勝利和成功以後，少有不腐化、不墮落的。他們失去了原有的革命性，成為革命進一步發展的障礙物」。這幾乎成了一種通例，很少有例外。因為對於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來說，打倒當前的敵人，使自己上升為統治者，他們就達成了自己的全部目的，今後只是如何利用這種權力來為自己牟利的問題了。然而，「對於我們共產黨來說，無論如何決不能是這樣」。「共產黨所代表的是被剝削而不剝削別人的無產階一級，它能夠使革命進行到底，從人類社會中最後消滅一切剝削，清除一切腐化、墮落的一現象」。共產黨人所具有的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乃是一種巨大的推動力量，它促使一他們。「加緊自己的無產階級意識的修養，始終保持自己純潔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品質，一而不蹈歷代革命者在成功時的覆轍」。
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在民主革命勝利前召開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提醒一全黨，決不能有「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他說：「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因為只有這樣，中國共產黨人才能夠不重蹈以往革命者的歷史的覆轍，才能夠真正擔當起自己肩負的崇高的歷史使命。如果放棄對共產主義的崇高目標的追求，就會產生革命成功了應該享受的思想，就不可能自覺地抵制資本主義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蝕，保持住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保持住共產黨員的共產主義的純潔性了。
第二，只有堅持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才能在貫徹執行黨在當前階段的綱領路線和方針政策時具有高度的自覺性，而不至於離開正確的方向。
對於「什麼是社會主義」這個問題，經毛澤東審定的一個文件指明了三點：(一)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二)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相結合;(三)建設社會主義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毫無疑問，共產黨員應該認清中國正處於社會主義社會不發達階段的基本國情，從當前的實際出發，腳踏實地地為實現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而奮鬥。但是在這樣做的時候，他們仍然應該胸懷遠大的目標，具有「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相結合」的思想。只有這樣，他們才能站得高、看得遠，才能全面、正確地理解黨在當前階段的路線方針政策，自覺地為在中國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而努力，而不至於成為沒有戰略眼光的事務主義者，成為鼠目寸光的政治庸人。如果忘記了共產主義的理想和奮鬥目標，忘記了不發達階段的社會主義雖然要經歷相當長的時間，但它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要逐步向比較發達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那麼，他們在工作中就不會有預見性、前瞻性，就會成為自發傾向的追隨者，就會喪失對社會發展的引領作用。
三、端正黨的思想路線，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要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走向勝利，必須正確地制定和貫徹執行黨的路線和方針政策。黨的建設的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為了保證黨的正確的路線和方針政策的制定和貫徹執行，以便勝利地完成黨面臨的任務。正因為如此，黨的建設必須緊密結合黨的政治路線和黨的鬥爭任務去進行。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要成為全國人民的堅強的領導核心，首先必須端正黨的思想路線，把握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正確方向。
1953年，毛澤東就告誡全黨：「為了保證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功，必須在全黨，首先在中央、大區和省市這三級黨政軍民領導機關中，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傾向，即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要「展開批評討論，講清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1956年，在黨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起步階段，他在指出應當以蘇聯為鑒戒、加強獨立思考的同時，就指明了堅持十月革命原則的極端重要性。1956年底發表的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討論所寫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指出，從基本原理上說來，十月革命道路「反映了人類社會發展長途中的一個特定階段內關於革命和建設工作的普遍規律」。西方敵視社會主義的勢力叫囂要「改變共產主義世界的性質」，就是要改變這些基本原則。所以，我們必須「保衛十月革命所開闢的這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道路」，這「在目前的國際形勢下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1957年，毛澤東提出了在我國政治生活中必須堅持的六條政治標準，即：有利於團結全國各族人民;有利於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有利於鞏固人民民主專政;有利於鞏固民主集中制;有利於鞏固共產黨的領導;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國際團結。「這六條標準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兩條。」這樣，他就為全黨和全國人民判斷人們言論和行動的原則是非、自覺地維護黨的領導和走社會主義道路指明了方向。
在經濟文化落後的東方大國—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這是一個艱巨、複雜的系統工程。為了找到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毛澤東提出，必須遵循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的原則。1956年4月初，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討論《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時，他指出：我認為最重要的教訓是獨立自主，調查研究，摸清本國國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我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制定我們的路線、方針、政策。民主革命時期，我們走過一段彎路，吃了大虧之後才成功地實現了這種結合，取得革命的勝利。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實行「第一次結合」，是為了解決中國如何進行民族民主革命的問題，以便領導人民基本完成爭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為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創造前提、開闢道路;而提出實行「第二次結合」，則是為了解決中國如何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問題，以期領導人民去完成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這項新的歷史任務。
為了正確地實行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毛澤東要求廣大黨員特別是黨的幹部，必須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因為只有掌握了馬克思主義，才能了解事物的本質及其發展趨向，具有政治上的堅定性和工作中的預見性;才能正確地進行調查研究，科學地總結經驗，使之系統化、條理化;才有共同語言，使黨內的團結和幹部隊伍的團結有牢固的思想基礎。
由於調查研究是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的不可或缺的中間環節，毛澤東強調：「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到群眾中去做深人的調查研究，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針對「大躍進」中發生主觀主義錯誤的教訓，他懇切地說：「建國以來，特別是最近幾年，我們對實際情況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這個人就是官做大了，我從前在江西那樣的調查研究，現在就做得很少了。」他表示，「我自己的毛病當然要堅決改正」。他同時希望大家都去做調查研究，「把實事求是的精神恢復起來」。
認識來源於實踐，而實踐的主體是群眾。毛澤東指出，各級黨委「都要堅決走群眾路線，一切問題都要和群眾商量，然後共同決定，作為政策貫徹執行。各級黨委，不許不作調查研究工作。絕對禁止黨委少數人不作調查，不同群眾商量，關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觀主義的所謂政策。」為此，中共中央指示「各級黨委都要把調查研究定為經常的工作制度」。
強調通過端正黨的思想路線，來保證正確地制定和貫徹執行黨的路線和方針政策、實現黨面臨的任務，這是毛澤東在黨的建設問題上的一個富有獨創性的重要建樹。
四、正確對待和行使人民賦予的權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中國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它不僅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且代表整個中華民族和廣大中國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是共產黨人區別於其他政黨的一個顯著的標誌。在執政的條件下，堅持這個宗旨，對於黨的建設有著特殊重要的意義。
作為執政黨，應當怎樣正確地對待和使用自己手中的權力，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必須弄清楚這個權力是誰給的，應當用它來為誰服務?1956年召開的黨的八大明確指出：「同資產階級的政黨相反，工人階級的政黨不是把人民群眾當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覺地認定自己是人民群眾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為完成特定的歷史任務的一種工具。」「確認這個關於黨的觀念，就是確認黨沒有超乎人民群眾之上的權力，就是確認黨沒有向人民群眾實行恩賜、包辦、強迫命令的權力，就是確認黨沒有在人民群眾頭上稱王稱霸的權力。」後來，毛澤東又進一步明確地指出：「我們的權力是誰的?是工人階級給的，是貧下中農給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廣大勞動群眾給的。」正因為如此，我們就應當代表和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利用這個權力來為人民服務;就應當依靠人民群眾來行使這個權力。他強調，「我們代表了無產階級，代表了人民群眾，打倒了人民的敵人，人民就擁護我們。共產黨基本的一條，就是直接依靠廣大革命人民群眾」。
正因為黨和國家領導工作人員的權力是人民群眾給的，他們就應當認識，自己只是人民的勤務員、社會的公僕，決不是高居於群眾之上舊式的官老爺、統治者、社會的主人。因此，毛澤東說，我們的幹部對自己的「位置要擺得對」;即使是「高級幹部，中央委員」，都必須「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在人們之前。」必須牢記：「共產黨人要搞民主作風，不能搞家長作風。」他說，以什麼態度對待人民群眾，這是一個原則問題。「我們跟國民黨相反，他們是以一個貴族的姿態、老爺派頭在人民中出現，我們是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在人民中出現。」
作為執政黨，中國共產黨面臨的最大的危險，就是脫離群眾。為此，毛澤東提出，必須通過加強教育和健全制度，來防止幹部脫離群眾，防止黨和人民政權蛻化變質。
幹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是保持同群眾密切聯繫的重要途徑之一。毛澤東認為，這「對於社會主義制度說來，是帶根本性的一件大事」。1963年5月，他看到浙江省七個關於幹部參加勞動的材料之後，立即批發全國，要求各地方、各部門推廣這種做法。他指出：「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和廣大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證。」如果我們的幹部長期脫離實際、脫離群眾，浮在上面做官當老爺，他們就會逐漸淡忘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滋長官僚主義作風和特權思想，甚至走上以權謀私的道路。在這種情況下，黨和國家確實是有改變顏色的危險的。
毛澤東認為，我們的幹部如果高官厚祿、養尊處優，必然會割斷自己同人民群眾的聯繫，因此他不贊成給少數幹部以過高的薪金和特殊化的待遇。他說：「在蘇聯黨的幹部隊伍中是有這麼一個特殊的階層的。」他們成了赫魯曉夫搞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對此，我們應當引以為戒。他對我國高級幹部保健制度提出過明確的批評，主張「保健局應當取消」。認為原來主要給高級幹部看病的「北京醫院醫生多，病人少，是一個老爺醫院，應當開放」。對於職務稱號，他歷來十分反感，曾多次提出「將職務稱號(如毛主席)一律改為姓名加同志的稱號(如毛澤東同志)」。他說，「此事沿引了幾十年了，不像樣子。引起了一些官僚主義的作風」。「我建議堅決地改過來。」總之，為了打掉官風，使幹部與群眾打成一片，他提出必須「肅清一切作風上、工作上、制度上的錯誤」。
毛澤東認為，處於執政地位的我們的黨和幹部必須接受來自各方面的監督。誰來監督共產黨呢?他說：「大家知道，主要監督共產黨的是勞動人民和黨員群眾」;同時還有民主黨派。「因為一個黨同一個人一樣，耳邊很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所以「有了民主黨派對我們更為有益」。鑒於斯大林晚年獨斷專行、破壞民主法製造成嚴重後果的教訓，黨的八大明確指出，我們應當「從國家制度和黨的制度上作出適當的規定，以便對於黨的組織和黨員實行嚴格的監督」。
五、進一步發揚黨內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黨的民主集中制是黨的根本的組織原則和組織制度。堅持民主集中制對於調動全黨的積極性，團結和凝聚全黨的力量，保持和發揚黨的先進性，實現黨面臨的任務，具有重要的意義。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仍然是這樣。
在開始進行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和有系統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時期，黨內發生了黨的高級幹部高崗、饒漱石反黨分裂活動的嚴重事件。黨中央領導全黨對這種活動進行了堅決的鬥爭。根據毛澤東的提議，1954年2月，中國共產黨七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決議指出：黨的團結的唯一中心是黨的中央，必須反對任何妨礙中央統一領導、損害中央的團結和威信的言論和行動;黨的團結的重要保證之一是嚴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原則，必須反對把自己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當作獨立王國，反對把個人放在組織之上，反對不適當地過分地強調個人的作用，反對驕傲情緒和個人崇拜。在1955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毛澤東聯繫高饒事件，明確指出：「鑒於種種歷史教訓，鑒於個人的智慧必須和集體的智慧相結合才能發揮較好的作用和使我們在工作中少犯錯誤，中央和各級黨委必須堅持集體領導的原則，繼續反對個人獨裁和分散主義兩種偏向。必須懂得，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這樣兩個方面，不是互相對立的，而是互相結合的。而個人負責，則和違反集體領導原則的個人獨裁，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他並且強調：「我們共產黨人，更不待說是黨的高級幹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應該隨時公開說出自己的政治見解，對於每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表示自己或者贊成或者反對的態度，而絕對不可以學高崗、饒漱石那樣玩弄陰謀手段。」
1956年，在社會主義改造即將完成、社會主義即將全面展開的時候，中共八大提出，我們黨的任務，就是要依靠廣大人民群眾，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而為了調動黨內外的積極性來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健全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大會尤其對擴大黨內民主的問題給予了充分的注意。
在黨的八大召開之前，毛澤東曾對擴大黨內民主的問題，講過許多重要的意見。首先，他指出，處於執政地位的共產黨，必須執行一種「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為此，我們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來保證群眾路線和集體領導的貫徹實施，而避免脫離群眾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減少我們工作中的脫離客觀實際情況的主觀主義和片面性。」其次，他強調「黨章確實應當充分體現紀律性和創造性，體現群眾路線」。他說，「沒有紀律是不行的。但是紀律太死了也不行，妨礙創造性的發揮，這樣的紀律是不好的，應當不要」。再次，他主張黨內應當有自由討論。他認為，對黨的領導人是可以批評的。1956年初，有單位反映，一位蘇聯學者對《新民主主義論》中關於孫中山世界觀的論點有不同看法，這有損於我黨負責同志的威信。對此，毛澤東專門致信劉少奇等，指出：「我認為這種自由談論，不應當去禁止。」他還進一步講到：「如果國內對此類學術問題和任何領導人有不同意見，也不應加以禁止。如果企圖禁止，那是完全錯誤的。」最後，他提出，黨的領導制度應當進行必要的改革，具體意見是：黨中央除主席外，設幾個副主席，設一個總書記;仿照人民代表大會的辦法，設黨的常任代表;黨代會一年開一次，黨的代表五年一任;他本人考慮在適當時候辭去黨主席的職務;等等。採取這些措施，根本目的都是為了加強黨的集體領導和健全黨內的民主制度。毛澤東的這些意見，得到了中央和八大代表的贊同，並在八大通過的報告和黨章中得到了體現。
關於貫徹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擴大黨內民主的問題，八大通過的新黨章作了一些新的規定。主要是：
第一，規定黨員有在工作中充分發揮創造性的權利，在對黨的決議不同意的時候，除無條件地執行以外，有保留和向黨的領導機關提出自己意見的權利。鄧小平在向大會作的報告中指出，把在工作中充分發揮創造性作為黨員的權利規定下來是有原則意義的。這不但可以大大激發廣大黨員的創造精神，而且可以使慣於墨守成規的領導人員改變作風，從而促進黨內民主的高漲。他還指出，允許黨員提不同意見和保留不同意見，是有益無害的。「只要黨的決議是正確的，這些持有不同意見的黨員又是願意服從真理的，他們終於會心悅誠服地認識黨的正確和自己的錯誤。如果真理最後被證明是在少數方面，那末，保護少數的這種權利，也可以使黨更容易地認識真理。」在大會期間，毛澤東還就對待同中央有不同意見而犯了路線錯誤的黨員應採取的方針講過一個意見。他說：「我們曾和蘇聯同志談過，如果過去對布哈林、季諾維也夫，甚至托洛茨基，不採取趕走他們和槍斃他們的辦法，而仍留他們在黨內，仍選舉他們做中央委員，是否會更好一些。蘇聯同志也認為恐怕會更好一些。」
第二，規定凡屬地方性質的問題和需要由地方決定的問題，應當由地方組織決定，以利於因地制宜；又規定黨的下級組織如果認為上級組織的決議不符合本地區、本部門的實際情況，應當向上級組織請求改變這個決議。為此，黨章增加了以下的條文：「關於黨的政策問題，在黨的領導機關沒有作出決議以前，黨的下級組織和黨的委員會的成員，都可以在黨的組織內和黨的會議上自由地切實地進行討論，並且向黨的領導機關提出自己的建議。但是黨的領導機關一經作出決議，他們就必須服從。下級組織如果認為上級組織的決議不符合本地區、本部門的實際情況，應當向上級組織請求改變這個決議;但是如果上級組織認為仍然應當執行原來的決議，下級組織就必須無條件地加以執行。」按照這個規定辦事，不僅不會削弱和破壞黨的集中統一，而且有利於發揮各級黨組織的積極性、創造性和對人民、對事業的負責精神，而且對保證上級組織乃至中央的決策能夠真正符合實際也有很大的好處。
第三，規定縣一級以上的黨代表大會改為常任制，每年召開一次。鄧小平在向大會的報告中指出，「代表大會常任制的最大好處，是使代表大會可以成為黨的充分有效的最高決策機關和最高監督機關，它的效果，是幾年開會一次和每次重新選舉代表的原有制度所難達到的」。「代表由於是常任的，要向選舉他們的選舉單位負責，就便於經常地集中下級組織的、黨員群眾的和人民群眾的意見和經驗，他們在代表大會會議上，就有了更大的代表性，而且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也可以按照適當的方式，監督黨的機關的工作。因此，我們相信，這種改革，必然可以使黨內民主得到重大的發展。」除此之外，毛澤東提出的設幾個副主席、一個總書記的意見也被採納了。黨章關於必要時黨可設名譽主席的規定，也是為了應對毛澤東一旦提出辭去主席職務這個情況而作出的。
八大黨章關於擴大黨內民主的這些新規定，有助於促進黨的各級組織和全體黨員的積極性的高漲。通過發揚黨內民主，還可以促進人民民主。毛澤東在1957年時一講過：在1942年，「我們找到了一個公式：團結一批評一團結。或者說，懲前毖一後，治病救人。我們把這個方法推廣到了黨外。在各抗日根據地里，我們處理領導和群眾的關係，處理軍民關係、官兵關係、幾部分軍隊之間的關係、幾部分幹部之間的關一系，都採用了這個方法，並且得到了偉大的成功。」「我們現在的任務，就是要在整個人民內部繼續推廣和更好地運用這個方法」。
1958年，黨在發動「大躍進」運動中犯了嚴重的主觀主義的錯誤。犯錯誤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決策時沒有切實貫徹民主集中制，沒有採取「先民主，後集中，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領導與群眾相結合」這種群眾路線的方法。為此，在1962年總結「大躍進」運動的教訓時，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著重地論述了關於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問題。
毛澤東指出，只有發揚民主，首先是黨內民主，黨才能實行正確的集中，作出正確的決策。他說，如果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確地總結經驗。沒有民主，意見不是從群眾中來，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如果沒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況不明，不充分收集各方面的意見，不使上下通氣，只由上級領導機關憑著片面的或者不真實的材料決定問題，那就難免不是主觀主義的，也就不可能達到統一認識，統一行動;不可能實現真正的集中。這也就是說，如果離開充分發揚民主，即使實行集中統一，這種集中統一也「只能是假的、空的、錯誤的」。
毛澤東認為，為了實行正確的集中，黨在決定重大問題時，不僅需要鼓勵黨員勇於發表自己的意見，而且應當允許黨員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見。因為「歷史上常常有這樣的事實，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數人手裡，而是在少數人手裡。我們黨內也有這樣的經驗，在陳獨秀統治的時候，在『左』傾路線統治的時候，真理都不在領導機關的多數人手裡，而是在少數人手裡。」所以他說，「在黨內黨外，容許少數人保留意見，是有好處的。錯誤的意見，讓他暫時保留，將來他會改的。許多時候，少數人的意見，倒是正確的」。在這種情況下，容許他們保留意見，就是保護了他們擁護真理、持真理的權利。這對於發揚黨員對黨的事業負責的精神，對於培育黨內民主空氣，都會起到積極的作用。
毛澤東認為，黨的事業得到發展、勝利的重要條件，是全黨的黨員和幹部能高度發揮他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而這些積極性的發揮，有賴於黨內生活的民主化。他說：「我們現在不是有許多困難嗎?不依靠群眾，不發動群眾和幹部的積極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難。但是，如果不向群眾和幹部說明情況，不向群眾和幹部交心，不讓他們說出自己的意見，他們還對你感到害怕，不敢講話，就不可能發動他們的積極性。」他特別提醒黨的幹部，「有了錯誤，一定要作自我批評，要讓人家講話，讓人批評」。「要真正把問題敞開，讓群眾講話，哪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不負責任，怕負責任，不許人講話，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採取這種態度的人，十個就有十個要失敗」。在會上，他帶頭作了自我批評。他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
充分發揚黨內民主，不僅可以使黨少犯錯誤或者不犯錯誤，即使犯了錯誤也能夠比較及時地得到發現和糾正;而且這還是防止黨的組織蛻化變質的重要條件。如果黨內沒有高度的民主而只有高度的集中，就容易發生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個人專斷的現象，這種現象發展到極致，黨的組織不僅難免犯嚴重的錯誤，而且確實有變質的危險。
充分發揚黨內民主，認真貫徹執行民主集中制，一個極其重要的條件，就是要實行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專斷，尤其不允許第一書論獨斷專行。毛澤東強調：「各級黨委是執行集中領導的機關。但是，是集體領導，不是第一書記個人獨斷。在黨委會內部只應當實行民主集中制。第一書記同其他書記和委員之間的關係是少數服從多數。」「如果不是這樣，就是一人稱霸。這樣的第一書記，應當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長』。」他說：「我們現在有些第一書記，連封建時代的劉邦都不如，倒有點像項羽。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後要垮台的。不是有一齣戲叫《霸王別姬》嗎?這些同志如果總是不改，難免有一天要『別姬』就是了。」這個意見針對性很強，有著重大的意義。
能不能認真貫徹執行民主集中制，從根本上說，是關係到黨和社會主義國家前途命運的大問題。毛澤東指出：「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沒有民主集中制，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鞏固。」
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切實貫徹執行民主集中制，是十分重要的，同時又是相當艱難的。後來，在為重印1962年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講話所寫的批語中，毛澤東指出：「看來此問題很大，要真正實現民主集中制，是要經過認真的教育、試點和推廣，並經過長期反覆進行，才能實現的，否則在大多數同志當中，始終不過是一句空話。」
六、防止「和平演變」，大力造就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在探索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推進社會主義發展的過程中，毛澤東一直在思考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即如何應對帝國主義推行的「和平演變」的戰略，防止黨和社會主義政權的蛻化變質以致走向失敗的問題。
在什麼情況下帝國主義的這種圖謀有可能得逞呢?毛澤東認為：「如果我們和我們的後代不能時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眾的覺悟，社會主義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級領導權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裡，而被修正主義者所篡奪，則我國還可能要走一段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事實上，早在1956年9月，毛澤東就說過：「中國也可能犯錯誤，也可能腐化，由現在較好的階段發展到不好的階段，然後又由不好的階段發展到較好的階段。當然即便不好總不會像蔣介石時代那樣黑暗，是辯證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這樣曲折地發展下去。」
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粉碎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圖謀，關鍵是要把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搞好，尤其是把中國共產黨自身的建設搞好。前面講到的一些工作做好了，都是有利於達到防止「和平演變」這個目的的。這裡著重講一講關於防止「和平演變」的一個重要問題，這就是防止在黨的幹部隊伍中形成特權階層、貴族階層的問題。
由於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黨的幹部隊伍中的極少數意志薄弱者在糖衣炮彈面前打了敗仗以致發生腐化墮落的情況，是難以完全避免的。這種問題一旦發生了，也不難加以解決。但是，如果黨的幹部隊伍中形成了特權階層、貴族階層，而且他們又掌握著黨和國家政權的重要權力，那麼問題的性質就會變得嚴重起來，黨和國家政權就真的面臨變質的危險了。正因為如此，防止形成特權階層、貴族階層，就成了防止社會公僕和平演變成為「社會主人」的一個關鍵。
在成為全國範圍的執政黨以後，主要是20世紀50年代後期以來，有鑒於蘇聯方面提供的歷史教訓，毛澤東認為，防止「和平演變」，其重要條件之一，就是要防止在黨內和黨政幹部隊伍中形成特權階層。20世紀60年代初期，毛澤東就敏銳地指出：「在蘇聯黨的幹部隊伍中是有這麼一個特殊的階層的。」「他們有權、有勢、有錢，特殊於廣大人民群眾和一般幹部。」赫魯曉夫提出的系統化的錯誤觀點，就是代表他們的利益和要求的。1964年1月，他進一步指出，蘇聯在革命勝利後的「四十七年中逐步發展起來的工人貴族和農民貴族，即城鄉兩種資產階級，壓迫、剝削占人口大多數的工人、農民。他們以工人、農民的代表者出來說話，欺騙工、農」。他認為，這類問題在中國也是存在的，好在「我們正在開始認識，並著手解決」。
毛澤東認為，應當採取什麼措施，來「著手解決」這個問題呢?
為了防止形成貴族階層和人民政權的變質，毛澤東強調，必須鞏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如果經濟基礎變了，國家政權等上層建築也是或遲或早要跟著變的。在1962年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具體地論證過這個問題。他指出，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
為了防止貴族階層的形成和人民政權的變質，毛澤東認為，一定要反對幹部的特殊化。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在關於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特需供應報告的指示中說：「幹部生活特殊，脫離群眾，從眼前來說，會損害黨群關係，妨礙我們帶領群眾來戰勝困難，渡過災荒;從長遠影響上看，則勢必對幹部的思想發生腐蝕作用，就有出現『特殊化』的危險。修正主義思想正是從這裡找到自己滋生、蔓延的土壤的。『殷鑒不遠』，我們對此必須充分保持警惕，防患於未然。」必須肅清一切工作上、作風上、制度上的錯誤，反對給幹部特殊化的待遇，以便打掉官風，使幹部同群眾打成一片。
為了防止貴族階層的形成和人民政權的變質，毛澤東強調，必須堅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黨內外的廣大群眾，揭發和清除黨內的陰暗面，同以權謀私、貪污受賄等一切腐敗現象進行堅持不懈的鬥爭。全國解放前夕，他在七屆二中全會就已經發出了全黨必須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攻擊這樣的告誡;全國解放初期，他曾經雷厲風行地發動了一場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偉大鬥爭。他強調，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才能「停止很多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蝕的極大危險現象，才能克服二中全會所早已料到的這種情況，並實現二中全會防止腐蝕的方針」。他批准河北省的建議，處決犯有嚴重貪污罪行的天津地委前任書記劉青山、現任書記張子善。當有人為這兩人求情時，他說：「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們。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20000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幹部。」當他發現不少幹部的墮落與受到不法資本家的腐蝕直接關聯時，他認為，「現在已到時候了，要抓住資產階級的『小辮子』，把它的氣焰整下去」。他發動了「五反」(反對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資財、偷工減料、盜竊經濟情報)運動，使之與「三反」鬥爭相配合，以遏制、堵塞幹部貪污腐化的外部源頭。當年擔任中央人民政府節約檢查委員會主任的薄一波說：「我覺得『三反』鬥爭經驗中最可貴的一條，就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對清除黨的肌體上發生的腐敗現象，表現了高度的自覺性和巨大的決心與魄力，真正做到了從高級幹部抓起，敢於碰硬，從嚴治黨。」為了維護黨的純潔性，終其一生，毛澤東從來都是同黨內的任何腐敗現象如以權謀私、貪污受賄等水火不相容的。
為了防止貴族階層的形成和人民政權的變質，毛澤東認為，關心並嚴格要求幹部子女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在上個世紀60年代後期，他推薦人們讀一讀《戰國策·趙策》的《觸普說趙太后》一文，並說：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隸制的初期，地主階級內部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這種分配是不斷地進行的，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就是這個意思。他由此引發了對現實生活的聯想，從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高度，提出必須「嚴格要求我們的子女」這個問題。他說：「我很擔心我們的幹部子弟，他們沒有生活經驗和社會經驗，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優越感。要教育他們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他告誡全黨：「我們不是代表剝削階級，而是代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但如果我們不注意嚴格要求我們的子女，他們也會變質，可能搞資產階級復辟，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力就會被資產階級奪回去。」
鑒於帝國主義勢力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毛澤東說，「我們要準備後事，要培養革命接班人」。這是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問題。「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怎樣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毛澤東說：「我看有五條」：「第一條，要教育幹部懂得一些馬列主義，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條，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為中國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為世界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第三條，要能夠團結大多數人」，「包括從前反對自己反對錯了的人」。「第四條，有事要跟同志們商量」，「要講民主，不要『一言堂」，。「第五條，自己有了錯誤，要作自我批評。」「不要總是以為自己對，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裡。」他並且指出，「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
毛澤東深信，只要千百萬社會主義事業的合格接班人在鬥爭實踐中逐步地成長起來，人民政權就能真正地得到鞏固，社會主義事業就能真正地得到健康發展;而帝國主義勢力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圖謀，也就能最終地遭到徹底的破產。
歷史表明，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毛澤東是最先覺察到西方敵對勢力「和平演變」戰略的危險，並且號召共產黨人同這種危險作鬥爭的領導人。後來發生的蘇聯解體、東歐劇變，證明了他的有關思想是多麼的富有預見性，對於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堅持和發展又是具有多麼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鄧小平繼承毛澤東的這個戰略思想，反覆強調了「堅持社會主義，防止和平演變」的重要性。
毛澤東關於在執政的條件下加強黨的建設的思想是十分豐富的，這裡所說的只是其中的若干重要的方面。這些思想，寓意深刻，富於獨創性。結合新的歷史條件，學習、運用毛澤東建黨思想，對於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作者簡介：沙健孫──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國家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黨史黨建學科評審組組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副會長、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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