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使國人愚昧的哲學?

「天人合一」----使國人愚昧的哲學?某些中國學者文人，每以中國傳統文化能從事物的總體去觀察，並注意人與自然協調，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而自詡；對來自西方的科學，則鄙薄為分科局部，不察整體，還與自然為敵。不如所謂「東方科學」。其實這是對自然科學特別是對地球科學不了解產生的誤會。　　發生於歐洲的自然科學，開始確實曾將自然界分割研究，而有各學科之建立。但經過經驗和資料的積累，認識能力提高，到18-19世紀，已不僅能從整體上而且能把時間和空間統一起來研究，地質學的建立，即其表現。地質學繼哥白尼之後，突破神學的思想禁錮，到二十世紀後期，已能認識地球乃是分別由岩石、金屬、大氣、水和生物所構成的地球各圈層共同組成的一個巨大系統。各圈層間一刻也不停地相互作用，今天的地球面貌,只不過是這個系統暫時保持相對的平衡的結果，因而對維護人類生存環境的意義，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科學認識。　　遺憾的是，在中國，地質學和地球科學的知識很不普及，人類認識地球處於初級階段產生的一些不準確觀念,仍在不少人的頭腦中起作用。　　中國古代是有過「天人合一」的提法，但很多時候，這個「天」並不是自然，而是超自然的神秘；有的賢哲把自然作為「天」，但由於對自然缺少考察和認識，實際上仍在做出許多違背自然規律的事。看看今日中國森林的覆蓋率遠低於歐洲，黃河泥沙含量之高，舉世聞名，而且長江也在步黃河後塵。「天人合一」在哪裡呢？再說，以為天下就是自己目光所及那個範圍，自以為居天下之中，可以關起門來過日子，各人自掃門前雪，這是什麼對自然的總體認識？　　必須看到,因缺少對地球的科學認識而產生的一些似是而非的錯誤觀念，至今仍很有影響，為此，我嘗試從科學的角度去作一點分析評論，不當之處，歡迎指正。下面就從天談起。從 天 談 起天是中國人最常用的一個字。按中國最早的字書《說文》的解釋，表示至高無上。「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的「天」就是這個意思。天字在甲骨文中就有出現，是一個頭部突出的人的形象（見下圖 ，據許進雄，古文諧聲字根，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頁705）。最初的意思僅僅是用來表示人的頭頂。殷商人特別崇拜鬼神，他們心目中至高無上的主宰被設想住在天上， 但在甲骨文中是用「帝」來表示而不是「天」，甲骨文專家許進雄教授認為，那時的人似乎還沒有把頭上的整個空間明確地看成一個系統。周武王在 伐商誓師時責備紂王「弗敬上天，降災下民。」「皇天震怒」，「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他這是執行天的命令來了。三篇誓詞 ，不到八百字。「天」字出現了十九次（①《周書·泰誓》）周戰勝了商，成為中國新的統治者，「天」也成了宇宙萬物的最高權威，道德的最後裁判，後世無不奉行。 秦王政十九年（前228），嬴政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自稱皇帝，他命工匠將李斯寫下的「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個篆字，刻在滅趙國時得到的和氏璧上，作為他的傳國璽。從此這塊石頭便成了神聖之物， 後來被想當皇帝的野心家爭來奪去，以為得到這塊傳國璽，自己便也「受命於天」，即從天那裡得到統治萬民的合法性了。皇帝被稱為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的土地人民都 是屬於皇帝一人的家產，任他予取予奪，「天經地義」。所以劉邦和朱溫當了皇帝，都忘不了向本是農民的他們的父兄誇耀，你看我置的家業有多大！臣下也跟著呼萬歲。別說皇帝，晁蓋和宋江佔山為王，也是打的「替天行道」的旗子。當人們處於絕望之際，常常會呼喊「天啦！」「蒼天在上！」，「天」成了他最後的希望。這個精神世界之天比自然界之天更是無所不在地滲透在中國人的生活中。 只可惜總是叫天天不應。因為這是個想像出來的，實際並不存在的精神之「天」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隆籠蓋四野。這是確實存在的自然之天了，頭上的天空。「未晚先投宿，雞鳴早看天。」這裡的「天」還多了一層根據看到的天空現象推測天氣的意思 。這個自然之天，與人的生存息息相關，人們到現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在靠天吃飯。因此歷史上的中國人，很注意對這個自然之天的觀察，留下豐富的記錄。可惜沒有能把天作為一種單純的獨立的自然現象去研究，而是把 自然之天和精神世界的天混在一起，簡單地說就是「天人不分」。《易經》開宗第一章有一句話，「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系詞上篇）這是說人間的倫理秩序，道德規範都是天規定的，體現在自然之天所顯示的現象中，而天象的變異則預示著禍或福將降臨人間，以後就成了中國人認識世界和行事的準則。這裡的天成了和人一樣有思想意志，喜怒哀樂，但超人而且超自然的神秘力量 。到漢代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出，更把「天人合一」的影響發揮到極至。按照他的說法，人是天按照自己的樣式製造出來的，「天人一類」，彼此相通，互為影響。 實際上這個天乃是他從人的角度想像出來的。董仲舒將古聖先賢的思想結合後來興起的陰陽五行學說，將自然現象與人事比附，告誡人君，應愛惜百姓，聽取和尊重民意，如果善待百姓，把國家治理得好，上天就會降下祥瑞；相反，上天 就會發出警告，直至給以懲罰，「自絕於天」更會失去權位，改朝換代。日蝕，月蝕，隕石墜落，花木不合時令的開放或生長，都被視為上天的警示；地震山崩，洪水泛濫或久旱不雨，蝗蟲蜂起，更不只是警告，同時也是上天在施行懲罰了。 黃河清，彩雲現，禾生雙穗等等則是祥瑞，這時群臣上表致賀。自然界出現不尋常的現象，被認為是人事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並非是說人類活動破壞了植被，污染了河流土壤之類對自然環境的影響，而是指因為周幽王寵信了褒姒導致歧山發生了地震。這種基於「天人合一」思想的「天人感應」，將自然界的變動看成是上天在傳遞某種神秘的信息 。因此董仲舒的「天人合一」中的「天」，不是自然之天，而是有人格意志的神。②董仲舒的原意，或許是想讓人君看到，在他之上還有個比他更有權威的天，「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使皇帝因敬畏上天 ，也不得不對自己殘虐百姓的行為有所收斂，但實際上難以收效。因為中國文化傳統中有一套自欺欺人的消災彌禍的所謂禳解辦法，如用祭祀以賄賂天地神靈；將責任推給臣下，讓他們當替罪羊；讓和尚道士給冤死者念經「超度」...等等 。災害發生，受災的仍是老百姓，腐敗的統治者照樣腐敗並心安理得。特別是，如此「天人合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易·系詞上篇》）人生而就是不平等的，有貴賤之分，在下者應當服從在上者，也就 合於宇宙的公理。皇帝是「奉天承運」，所謂天人合一，說到底，仍是為鞏固皇權服務。按照這種「天人合一」的思維方式，就自然本身去探索自然沒有必要了，答案就在人世間。就在學者們的心中，坐在那裡冥思苦想，就是格物 ，也可以致知了。如發大水是「小人專制擅權，妒疾賢者，依公結私，侵乘君子，小人席勝，失懷得志，故湧水為災。」因為「水者，純陰之精也。」陰氣盛就要鬧水災，而小人屬陰。鬧蝗蟲，那原因在《易傳》上有：「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秘征篇》說的更具體："帝貪則政暴而吏酷，酷則誅深必殺，主蝗蟲。這種思維方式擴散到民間，便成了天上落下一顆星，地上就要死一個人，帝王上應天星不說，他的文臣武將也都在天上各有自己的位置；萬物皆有靈性，不僅人能修鍊成仙，狐狸也能成精，石頭也可通靈，雷公電母，財神瘟神等眾多 與人的安危禍福相關神，都在《封神榜》上有名有姓，而人民也真箇把他們供奉起來。這一來，鬧旱災了，禁屠宰，關南門，求龍王；出現瘟疫，請道士打醮，找端公跳壇神；有人亡故，請陰陽找風水寶地埋葬 ，以求多福多壽多子孫。...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直到到民國時期仍是常有的事，我親身所見。正如李慎之先生指出：「道家、中國化了的佛家、法家、陰陽家、兵家、農家、醫家，以至風水、氣功、武術、房中術……」都是把「天人合一」作為自己的出發點與歸宿點。李先生稱之為中國文化的小傳統，並說：「近代以來，中國大傳統中的「天人合一」說已經大大式微，但是在小傳統中近年卻不但重新抬頭，而且日見流行」。由此可以想見，在這種氛圍下，哪裡能有科學的位置。所以楊振寧先生說易經的思維方式阻礙了科學在中國的發展，是歷史的真實，甚至也是現實需要解決的問題。對哲學家來說，天人合一是他們所追求的自我完善的最高境界，達到了一舉手一投足均符合宇宙規律。對於儒家或哲學家追求的這種「天人合一」，無疑應當尊重 ，但需要明確，這裡的「天」不是自然之天。對那些修鍊者來說，他們的「天人合一」是成仙或圓滿了；小傳統中其他的「天人合一」，各式各樣，台灣的宋七力組織了個「天人合一研究會。便並不 研究什麼人與自然的關係，而是用他的「分身」「眉心放光」等等來顯示他的「天人合一」境界。在古代的中國，人們對於自然之天的表面現象尚未看清，可以產生女媧鍊石補天，嫦娥奔月之類神話和幻想故事，對其本質則無科學的認識。進入到現代，對我們來說，就必須把他們混淆了的天的概念分清，不能把自然界的天，和有人格的神化了的天混為一談，認清究竟什麼是天。在中國語言中，天和地是一個互相依存的完整概念；在自然界中，天和地也的確是一個系統。要認識地就得認識天，對天的認識錯誤，也必然帶來對地的錯誤認識。因此，要走出認識地球的誤區， 就認識自然之天。 中國的「天人合一」思想並未能使人重視對環境的破壞和對資源的浪費，相反帶來的後果倒是嚴重的。前已論證，中國的「天人合一」並非是指人與自然的和諧，雖然其觀念可以發展為人與自然的協調，但因為天人不分，對人與自然的關係得不到理性的認識，也就無法正確處理。最明顯的例子是秦始皇，他自以為權力為天所授，便可以凌駕於自然之上而為所欲為。南巡至湘山，逢大風，幾不得渡，於是大怒，派刑徒三千人去把湘山上的森林砍光，直到裸露出紅色的土壤，作為對山神的懲罰；一次夢見與海神戰，解夢的方士說海神是看不見的，但要有大魚、蛟、龍出現，就表示他在那裡了，於是出海去找尋，在山東之罘見巨魚，自用連弩射殺。秦始皇是信奉「天人合一」的，而且身體力行，為修鍊成水火不進，能陵雲氣與天地長久的「真人」，動用七十多萬人修阿房宮，因為「真人」需要住這樣複雜深沉的房屋群，使外人不知道他住在哪裡。為此，四川、湖北的許多山頭被砍光了。秦始皇築長城的一個原因是相信了「亡秦者胡」的預言，還有修馳道要求筆直，塹山堙谷。這些工程，對環境的破壞，該有多大？所以有了「天人合一」的觀念，並不一定就去保護自然，那時沒有這樣的概念，什麼環境保護的觀念，是今人塞進去的。因此秦始皇干出的一些事，比唐吉訶德還令人哭笑不得。武則天下令百花在冬天開放，當然是編造出來的故事，也說明著「天人合一」並不尊重自然。所以在某些人自詡為中國文化傳統不與自然作對，而是追求「天人合一」，那是紙面上的東西，不是實際。實際是，中國的土地上許多山頭早就是童山濯濯，黃河下游因泥沙淤積成為「懸河」，舉世無雙；樓蘭古國成為荒漠廢墟；就是因為天人不分，不能了解自然所致。倒是西方把自然作為獨立的對象去考察和研究，才真正弄清楚了各種自然現象之間，以及他們和人之間的因果關係，從而使人能夠正確處理。這個結果不用多說，僅就綠化一項和歐洲對比一下，就可以看清楚。　三、「天人合一」的主導思想是「天不變，道亦不變。使我們無法認識自然規律，得不到在大自然中的自由。按照天人合一的觀念人類社會和自然界都應該是不變的，特別認為地是「至大至靜之物」，因此每當有可以感覺到的變動發生，便要視為異常，附會人事休咎。然而自然，或者說天地之間的事物，無一不在變，而且是時刻都在變。在這些變化過程中，人類的活動當然是有影響的,但不存在周幽王寵信褒姒就會導致地震這樣的因果關係，而是人作為地球生物圈的一員，他的任何行為，包括生命終結後軀體回歸自然，都 會對地球這個大系統產生影響。這些影響滲透在地球大氣圈、水圈、岩石圈和生物圈的相互作用過程中，而不是孤立地起作用，因而常常不能認識。 譬如沙塵暴起，有的黃塵竟落到了香港，而香港人未必都知道與他們喜歡吃髮菜有關，因為濫挖髮菜，使內蒙一些本來長草的地面失去了植物的保護。再如一百多年前，黃浦江邊沉沒了一條船，沒有及時打撈，結果泥沙在那裡淤積，使江邊增加了一塊陸地。還算好，沒有造成港口的堵塞，那塊地後來建成了今日的黃浦公園。人類對他的活動所能給自然帶來的影響，一開始常常沒有想到。對於自然界中那些逐漸發生的細微變化，人的感覺器官多能察覺，誤以為不變。寒來暑往，秋收冬藏，以為年年歲歲都一樣，其實年年有不同，大氣的成分和氣溫都是在不斷變化的。華夏金湯固，河山帶礪長。這是清朝時在黑龍江西邊中俄界碑上刻的字；堅如磐石，安如泰山是普遍的習慣的認識。但泰山其實是在不斷升高，同時在因受到風化剝蝕而失去原有的高度。自然界本身的變化比人所能產生的影響不知大了多少倍。在人類沒有出現以前沙塵暴就有了，而且規模很大，否則何以能有黃土高原形成。人類的活動可以加速或延緩這些變化，但都不起決定性的作用，同時也並不是 所有活動都會產生壞的結果。因此不能因為出了問題就只能守成而不能進取，關鍵在於能不能認識自然變化的規律和遵守這些規律。恩格斯說：「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支配，僅僅是因為我們勝於其他一切動物，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而已。」我們需要認識的是，我們可以用電來為人類服務，但同時要遵守電的規律，否則就會電死人，出亂子，沒有用電的自由了。 自由是相對的，遵守客觀規律與得到自由是矛盾而又統一的。遵守客觀規律並不等於等待自然的恩賜，我們需要自覺地運用自然規律去改造世界，雷擊使人死傷，而由此發現電的存在並進而加以利用，造福於人，就是 我們比鳥兒高明之處。因此我們應該做的是努力去探索自然，認識自然，走出那些習以為常的認識誤區，譬如愚公移山的構想就是一個。中國的皇帝通常也稱為王天子，古書上有：「王，天下所歸往也。」「王者尊，故稱天子。」「君天下曰天子」。用天子稱呼皇帝，既表達了君臨天下至高無上的權力，又顯明普天之下要服從一個人的統治。《孟子?萬章上》「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孔子的「天命觀」宣揚「天無二日」，天確實只有一個太陽，但這只是太陽系中的情形，怎能輕易斷定別的星系沒有二個太陽呢？天無二日，應用到人類社會中，就是國無二君[西方古代國家都是二王、三王甚至元老院或公民大會當家作主]，「天意」只能由一個人來代表。這就根本上扼殺了民主制度誕生的可能。一切圍繞君來轉，「朕意即天意」，一切以君上的是非為是非，一切以君上的好惡為好惡，「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了。在中國野蠻的專制文化中，流行的是「打江山、坐江山」，「槍杆子裡面出政權」；最後導致的是新專制代替舊專制，百姓沒有任何權利可言。「成王敗寇」是一種家天下的觀念。儒家認為：天子的權力是上天授的，臣民的權利是天子授的。將人分為三流九等乃天經地義。這是「天人合一」整體觀在政治上的反映。中國古人把人間的等級投射到天上，天上的星座等級秩序最早出現於馬馬遷《史記?天官書》，天上的一個個星都是天的官員或官廳，天做為整體象徵了國家的官僚等級體制。天上本沒有帝、後宮、匡衛、貴人、騎官、上將、貴相等特權等級尊卑，是古人為了維護王權臆造出來的，這種權力等級從國家延伸到家庭。《荀子?王制》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 董仲舒講：「三」代表了天、地、人，「1」是把握、參悟；「王」就是掌握了天、地、人規律的聖人，也就是說王是把握了宇宙的知識神。「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蝕），星辰不隕，勃海不運，河不滿溢，川澤不竭，山不崩解，陵不施谷，川浴不處，深淵不涸」。董仲舒認為「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就該「受命於天子」。「天人合一」把統治者地位神聖化、絕對化、永恆化；如果誰敢反抗專制統治，就是「天理難容」，身首異處；「順天者昌，逆天者亡」。這種「天人合一」我們要回歸嗎？唐代孔穎達在《左傳正義》中寫道：「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救日食所以助君抑臣也。」大約從夏代開始救護日食就成了國家禮制的一部分。「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若哪位大臣不肯去救護，「乃是不君事其事也」（《左傳正義》），即不以其君為君，這樣的罪名誰敢擔當？春秋時晉人伯瑕認為日食是「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最著名、影響最大的因日食而下詔自責的當屬漢文帝。公元前178年，日食之後文帝下詔：「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托於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漢文帝把日食原因歸咎自己，並廣泛徵求進諫者，他成為後世帝王遇到重大災異時下「罪已詔」先例。《全唐文》卷410中對舉報私藏天文書籍者，給予陞官或五百貫賞錢。對民間私習天文者給予流放、充軍甚至死罪的懲罰。明太祖朱元璋還規定只允許有世襲權利的人學習天文。青年學者江曉原在《天學真原》中認為，中國古代天學「在上古是王權的來源，到後世是王權的象徵，因此，如果誰打破了天學的壟斷，就意味著王權受到挑戰並被削弱。……天命的確認（王權的確立），除了依靠經濟、軍事、德行之外，最根本的政治資本是天學。」精華與糟粕並不是機械性地混合在一起，可以簡單地剔除糟粕而保存其精華。僅僅籠統地高喊回歸「天人合一」，恐怕對急需民主化的中國有害而無益。風水論壇開進人民大會堂，巫婆神漢歡欣鼓舞。清華大學建築學教授陳志華說：風水絕對不是科學是禍害。[千龍網記者蒲紅果9月13日報道] 9月9日上午，由建設部中國建築文化中心和國際易學聯合會主辦的「首屆中國建築風水文化與健康地產發展國際論壇」在人民大會堂開幕，這是新中國建國以來第一個關於風水文化的高峰論壇。　　主辦方稱要把這個論壇打造成一個健康、積極向上的論壇，而且使它具有學術性和實用性雙重的價值。但是，建築風水、高峰論壇、官方掛名主辦、人民大會堂、官員專家與會 ……這些關鍵片語合在一起，總有些讓人感覺乍眼，為之一驚，風水論壇開進人民大會堂到底是喜是憂？　　建築風水高峰論壇在熱情洋溢中開幕 　　　9月9日上午9時，參加首屆中國建築風水文化與健康地產發展國際論壇的代表陸續來到人民大會堂。與會代表在大會堂內合影留念後，來自CCTV西部頻道《新聞夜話》的主持人董文嫣宣布，論壇正式開始。　　按主持人的介紹，到場的領導有國資委監事會主席孟現剛、原勞動部副部長國家行政學院程連昌、國研發企業改革研究副院長孟現東、中華民族經濟文化發展協會會長劉金福、中國建築裝飾協會名譽會長張恩樹、國家易學聯合會會長朱國昆、中國風景園林學會秘書長楊雪芝、北京市建築協會會長朱希斌，還有建設部中國建築文化中心副主任段喜臣、中國勘察常務協會常務副秘書長王子牛、中國易經應用科學院秘書長於銀波等。　　另外，主持人的介紹說，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社科院院長陳奎元對這個論壇的舉辦也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和支持，因為陳主席當日在外地不能趕到現場，便特別委託了一位姓周的先生帶來了他的賀詞，慶祝首屆中國建築風水文化與健康地產發展國際論壇開幕。 　　同時，與會嘉賓在開幕式上都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中國建築裝飾協會名譽會長張恩樹表示，隨著社會的進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居住水平的要求越來越高，健康住宅深入人心。　　張恩樹說，建築風水文化是祖先長期社會生活實踐經驗的總結，其易道博大精深、源遠流長，首屆中國建築風水文化論壇共同探討建築風水文化與建築生態問題，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盛會，必將對現代建築的大力發展，對中國的現代文化將起到更積極的作用。　　國際易學聯合會的副會長董光壁致辭說，傳統之所以必須尊重，是因為它是創新文明的必要條件之一，中國風水文化傳統的良莠，不能單憑主觀願望區別，只能在創造未來的實踐中鑒別。傳統是被保存或淘汰，決定於它在創新文明的實踐中是否有積極的貢獻。作為環境文化和環境藝術的中國風水文化，不僅包含某些科學和技術的因素，而且包括有終身的價值選擇和產業的道德規範。讓我們以科學的態度，寬容的胸懷，通過傳統與現代結合的討論，把傳統的慣性轉變成創造的動力。　　中國易經應用科學院秘書長於銀波高興地說，建築風水學與當代房地產有效結合是現代風水文化與時俱進的具體體現，是中國傳統文化造福當代百姓推動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建設部中國建築文化中心在房地產開發如火如荼的今天，舉辦首屆中國建築風水文化與健康地產發展國際論壇必將對建築風水學的研究、發展、應用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風水論壇開進人民大會堂有三喜　　記者認真聽完了兩天的論壇，發現首屆中國建築風水文化與健康地產發展國際論壇帶給我們三大歡喜： 　　一是對風水文化取其精華。建築風水論壇堂而皇之地開，而且是由建設部直屬事業單位主辦，在中國政治文化聖地的北京人民大會堂開，這是新中國建國以來第一次。建設部中國建築文化中心副主任段喜臣表示，中國建築文化中心是建設部的直屬事業單位，職能之一就是弘揚傳統中國建築文化。　　建築風水文化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其看法有人揚之，有人抑之。揚者認為是我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抑者認為是封建迷信。不管如何，建築風水文化是客觀存在的，文化中心舉辦這次論壇的目的就在於吸引更多人關注、參與，希望通過這次活動總結出大多數從業者認同的看法。 　　二是業界不少人能用科學的態度對待和研究中國風水文化。依山傍水，要依森林茂密的山，這樣的山不會發生泥石流，也不會發生泥崩現象，這樣可以擋風又有水源，便於生活；房子南北通透，空氣好，光照充足；四合院方方正正有一種穩定感，坐北朝南不怕冬天的北風吹，大門朝東南開光線好，有充足的陽光，有了影壁可以遮擋閑雜人等的視線，讓你一眼看不穿，這樣內院就顯得隱蔽有安全感…… 　　這些風水觀就是最簡單的生活常識，是科學的態度。在這次論壇上，不少論壇的嘉賓都能以一種科學的態度來詮釋建築風水文化。嘉賓張曉雨就表示，中國古人所總結的經驗不少是很有科學道理的，要用科學的態度對待風水文化。 　　三是中國傳統風水文化精髓將得到更好的延續和發展。中國建築文化隨著時代的發展與時俱進，有一些古建築文化是祖先生活經驗的總結，在中國建築文化乃至在世界文化中有一定的影響。　　建設部中國建築文化中心副主任段喜臣表示，隨著建築行業和科學技術的持續發展，邊緣學科和交叉學科不斷產生，我們希望建築風水文化能在新時代得到不斷發展和重視。國際周易聯合國秘書長盛東說，中國的風水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易學風水委員會遍布世界各地，今天能夠以科學的立場共同探討、研究建築風水文化並將其發揚光大，這對周易產生文化的發展將是一個重大的貢獻。國際周易聯合會執行會長巨天中也應邀對北京故宮的建築風水藝術進行了深入的講解。 　　風水論壇開進人民大會堂也有三憂 　　在兩天的時間裡， 記者發現，人們強調得多的是風水文化作為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已有五千年發展史，源遠流長，不斷豐富，久而彌新。建築風水文化，在建築學中有其特殊價值，它集天文、地理、建築為一體，全面探討建築布局、空間分割、方位確定、陪襯物設施等問題，蘊含著東方審美意識，同建築工程學雖大異其趣，卻相得益彰，卻疏於談及風水文化的消極和糟粕，忽略了風水論壇開進人民大會堂帶給我們的憂愁：　　一是一些以風水文化之名斂財的巫婆神漢「歡欣鼓舞」。9月9日，在友誼賓館用完午飯後，許多代表聚集在飯店庭院的陰涼下，等候下午論壇的開始。記者發現，從他們的言談中不難看出，這其中也有不少完完全全是巫婆神漢。 　　「您認為下葬時，骨灰盒上的照片要拿出來嗎？」「當然了！不然肯定要出事。」「您在主持下葬儀式時，骨灰盒那端是頭哪端是腳？」「哎呀，與棺材一樣。」「為什麼人一死體重就減輕？」「靈魂飛走了呀！」…… 　　第二大憂慮是迷信活動勢必抬頭。古代科學不發達，迷信與科學夾雜在一起，這是中國古文化的一個特點。對中國大眾而言，對超自然的東西進行解釋，只有求助於風水，有些人必然利用這種心理，迷信活動勢必抬頭，而這次風水論壇開進人民大會堂，似乎也給了那些從事迷信活動的人一種有力的「支持」。　　有專家在認真研究了中國傳統建築與風水學的關係後認為，儘管風水文化里蘊涵著某種科學和合理的成分，但是大部分是糟粕，如果將積極的意義和作用無謂地誇大，便曲解了古人對建築空間思考的真實內涵。　　第三大憂慮是，這難免會給民眾錯誤的暗示。「怎麼風水也開論壇了，還開進了人民大會堂。」在首屆中國建築風水文化與健康地產發展國際論壇的會場外，記者聽到許多疑惑的聲音，是不是放寬政策了，提倡看風水了？　　據報道，為了提早搶佔越來越稀缺的「風水寶地」，廣州佛山不少上年紀的市民為自己準備好墓地還不算，就連自己子孫以後的安樂歸宿也事先儲備。有的孩子甚至覺得有了墓地是件很榮耀的事情，進而在同學中互相攀比。　　迷信與科學之爭仍在繼續 　　記者在採訪中注意到，在這次論壇召開的前後，會場內外，對於風水，仍然有截然相反的兩種觀點。這兩種觀點還將繼續爭論下去，不斷地碰撞。　　參加這次論壇的哲學教授唐明邦是建築風水文化搖旗吶喊者的代表。他認為，經過幾千年的發展、豐富、充實、提高，風水文化歷久彌新，它越來越放射出它的光芒，日益受到了重視，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唐明邦認為，建築風水文化在建築學中有它的特殊價值，因為它集天然、地利和建築為一體，它全面討論建築的布局、空間的分割、方位的確定、以及配套的設施等等問題，它的其中蘊含著東方審美的意識，它是一種人文意識，建築本身是一門藝術，而風水學在這門藝術當中有它的特殊作用。 　　風水文化對建築工程的作用，主要在考慮如何趨吉避凶，使建築物對人的身心產生良性影響。它由古代神秘文化演變而來，至今有著特殊研究價值，不可以迷信視之。風水術無論理論基礎、思維模式，還是價值取向，終極目標，都深受《周易》思想影響，二者有著千絲萬縷聯繫。 　　「風水學遵循周易的思想，勘明大自然的現象，有天地自然有萬物，因此人應該尊重自然，如同兒子應該尊重父親一樣。」唐明邦教授說，現在我們從生態環境的破壞就可以看出來，人與自然為敵，人類必然受到嚴重的報復，只有依靠自然，和它融為一體，人類才有幸福。　　天津大學建築系教授王其亨也認為，對建築風水不加研究就加以否定，這本身就是一種迷信。從某種意義上說，風水學與建築生態學的步調是一致的。　　另一種聲音則認為把風水、卜卦這些東西全歸到易經里，根本就是瞎胡鬧。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劉鄂培認為，《易經》是中國文化的源頭，中國思想文化的基礎可以上溯到《易經》，但並非說它就是高於一切的。　　清華大學建築系教授陳志華則認為，風水之說絕對不是什麼科學，而是阻礙中國人去發展科學的禍害。建築風水是建立在易學基礎上，《易經》里有很多智慧的東西，但兩千年前的一本書，管得了兩千年後的建築規劃嗎？兩千年前的書把什麼都說明白了，連電子計算機、量子力學都說到了，這可能嗎？現在易學已經被歪曲得太厲害了，什麼算卦、看相都叫易學，這分明是迷信。它妨礙了真正的科學，混淆了研究的方向，另外還使一些騙子大發其財。 楊振寧：近代科學要擺脫天人合一　　楊振寧先生在演講中說道：易經影響中華文化的思維方式，所以這個影響是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很多人曾討論過近代科學為何沒在中國萌生，我覺得和《易經》有很大關係。」　　楊振寧認為，中華文化有歸納法，可沒有推演法。採取天人合一的哲學觀念，是受《易經》的影響。如果歸納一下今天近代科學的思維方法，發現其中有兩條路，一條路是歸納法，一條路是推演法。近代科學是把這兩者結合起來而發展的。比如Maxwell方程,就是運用了兩者結合的方法,今天發電機，電話、無線電、電視網路通信激光等等都改變了人類的歷史，而所有的這許多都基於Maxwell方程式。　　中華文化的歸納法的來源就是《易經》。觀物取像，取像類比是典型的易經，易經的精神分類、精簡、抽象化是歸納法的精神。中華文化沒有發展出推演法，非常好的例子是明朝末年的學者徐光啟。　　徐光啟第一個翻譯了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歐幾里德的幾何學是人類史上一大貢獻，第一次把推演法變成規律化。推演法對於近代科學產生的影響無法估量。徐光啟翻譯後了解到，推演法的一個精髓就是欲前後更置之不可得。就是一條一條推論不能次序顛倒，這跟中國傳統不一樣。中國傳統是擺事實，次序沒關係，重要的是最後的結論。可惜徐光啟的譯著只翻譯了前六章。沒在中國產生應有的影響，所以推演法沒在中國生根。　　楊振寧認為在中華文化里，很早就有「天人合一」的觀念，比如天人一物、理一分殊。《易經》中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與人道，也就是說，天的規律跟人世的規律是一回事，所以受早年易經思維方式的影響，把自然跟人歸納成同一理。而近代科學的一個特點就是要擺脫掉「天人合一」這個觀念，承認人世間有人世間的規律，有人世間複雜的現象，自然有自然界的複雜現象，這兩者是兩回事，不要把它合在一起。楊振寧最後表示，他並非是想攻擊中國的傳統哲學，因為天人合一的內涵不止是內外一理，而是遠超過內外一理。從天人合一產生的觀念是天人和諧，天人和諧對於中國傳統思維與社會的影響，比因為植根於天人合一、所以沒有發展出近代科學的影響還要重要。 　　國內易學專家稱楊振寧的觀點「有很多常識性錯誤」。　　著名的易學專家山東大學哲學系劉大鈞教授認為，楊先生的演講「有很多常識性錯誤」。比如，楊先生說周易只有歸納，而沒有推演。可是眾所周知，周易是最早的一部算卦的書，算卦的方法就是靠推演，舉一反三，怎麼能說沒有推演呢？另外，周易是一本「普世之書」。從這個角度，也是一種廣義的「推演」。　　另外一個目前屬於國內易學界泰斗級的人物(該人士不願意透露姓名)認為，楊振寧的演講涉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思考，出發點令人欣賞，但是其中牽扯到易經的有些地方的確值得商榷。比如楊振寧說易經是漢語成為單音語言的原因之一。但是在周之前的甲骨象形文字就有單音字出現。　　其實對中國近代科學的反思從李約瑟就已經開始。楊振寧先生的觀點基本是李約瑟的一個延續。究竟是不是易經阻礙了中國近代科學的啟蒙與進步？該人士認為，評價中國近代科學，不能脫離社會歷史條件。比如西方文藝科學的發展是工業革命的產物，是適應了社會需要的產物。　　另外，楊先生說易經沒有演繹法，所以導致科學裹足不前。但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是，古希臘時期就有一大堆演繹法，比如演繹邏輯和形式邏輯。但是為什麼也沒有產生牛頓呢？他並不否認中國近代科學精神的缺失，但是把原因歸結於易經，「顯然有失公允」，容易誤導對於古代哲學的認知。他認為，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國已經有很長歷史，認為天與人是同一性的，人首先是個自然物。而西方哲學的觀點，講究主客觀，西方傳統，近代科學，講究人和自然是對抗的，這涉及東西方思維的差別。況且，「只有思維方式還不夠，關鍵是社會條件」。　　歐洲近代的科技之路不是唯一的發展向度。　　另一位周易學者，武漢大學哲學學院的蕭漢明教授介紹說，十六世紀以前，中國在技術與科學方面的發展一直遠較歐洲卓有成效，然而近代科學為什麼首先出現在伽利略時代的西方，而不是在中國？這其實就是著名的「李約瑟難題」。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學界對這個問題萌生過濃厚的興趣。　　由於楊先生特別注意到《周易》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突出地位與影響，又由於楊先生以歐洲近代科學的發展向度為唯一尺度，所以楊先生得出一個結論：《周易》沒有推演法，因而阻礙了中國科學走向近代。如果就歷史事實而言，中國在近代不僅沒有出現像歐洲那樣的科學，也沒有走出中國自身的近代科學道路。這個歷史事實，是否一定要歸咎於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 　　楊先生認為中國有一個傳統觀念，就是把技術當作「奇技淫巧」，這個觀念的確在歷史上出現是否一直佔據主導地位？其中特別值得一議的是，《周易》是否對科技採取拒斥的態度？蕭漢明教授認為，如果考察一下公元前四百年前後問世的世界性名著，那麼有哪一本書曾經明確無誤地宣稱過它對科技具有促進作用呢？回答恐怕只有《周易》。　　在《周易·繫辭傳》說：「《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將「制器尚象」列入聖人使用《周易》四個方面中的一個方面，說明《繫辭傳》作者十分看重易象對制器的作用。依據作者所舉之例，諸如耒耜、舟楫、服牛乘馬、臼杵、棺槨、書契等古代發明，都與易象有密切關係。　　蕭教授介紹，《周易》的確不具備歐幾里德《幾何原理》的思維路向，它所重視的是取類比象的分類法與易象的模擬功能。　　以取類比象而言，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將1892種藥物按無機界的水、火、土、金石，植物界的草、谷、菜、果、木、服器，動物界的蟲、鱗、介、禽、獸，最後到人，共十六部六十類，其先後次序包含著由低向高的進化程序。達爾文稱此書為「1596年出版的中國百科全書」，從這個意義上說，李時珍的分類法比林奈的分類法還要高明，因此《本草綱目》可以看作是中國科技剛剛踏入近代科技門檻的代表作。如果中國科技在近代不是由於封建專制體制的制約，《周易》的思維方式將會促使中國科技走出自己的近代之路。　　再從傳統醫學看，當西方醫學傳入中國之後，西醫的解剖生理學迅速被傳統醫學汲取，但傳統醫學的經絡學說至今還受到西方的排斥。這是由東方與西方兩種不同思維所決定的必然的歷史現象。　　楊先生說：「近代科學一個特點就是要擺脫掉天人合一這個觀念，承認人世間有人世間的規律，有人世間複雜的現象，自然有自然界的複雜現象，這兩個是兩回事，不要把它合在一起。」蕭教授認為，楊先生此說抓住了西方近代科學的本質特徵。中國人講天人合一，所以中國傳統醫學注重四季氣候變遷對人體健康的影響。從這個基點出發，如果中國醫學有自身的獨立的近代進程，那麼它也決不會拋棄由此得出的一切相關結論。由此可見，如果中國有自己的近代科技之路，那麼它決不會出現與西方完全雷同的發展向度。 要弄清「天人合一」的含義，關鍵又是弄清「天人合一」中的「天」是什麼意義。本人從《四庫全書》中共找到二百餘條明確表述「天人合一」的材料。發現「天人合一」中的「天」包含著如下內容：1，天是可以與人發生感應關係的存在；2，天是賦予人以吉凶禍福的存在；3，天是人們敬畏、事奉的對象；4，天是主宰人、特別是主宰王朝命運的存在（天命之天）；5，天是賦予人仁義禮智本性的存在。今天不少人把「天」理解為自然界，因而認為「天人合一」就是「人與自然合一」的內容，則一條也沒有找到。本人現在把這些材料公布出來。供關心此事者研究、討論。需要說明的是：1，這些材料本人只是粗略加了一些標點，未及推敲，也不想推敲。因為研究者都有相當的古文水平，也用不著我去推敲；2，略去了一些。所略去的，是那些重複的，或是觀點已經明確、無須再重複引證的。好在《四庫全書》現在不是難找的書，如對這個資料不相信，可以自己去查。另一需要說明的是：最早使用「天人合一」概念的，現在所能查到的出處，是張載的《正蒙》。然而和張載同時的程頤就不認可，他說：「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二程遺書·卷六》）依本人理解，張的「合一」，程的「無二」，其內容是說，天人同此一氣，或同此一理，人的仁義禮智本性乃是天的賦予。在他們的著作中，這個賦予人以善良本性的天也是一個人們必須敬事的天，是一個可以和人感應的天，是可以給人以吉凶禍福的天。再往前追溯，則此一思想的發明者可以歸於董仲舒。董仲舒的名言是：「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陰陽義》）在董仲舒那裡，天是一個有喜怒哀樂的天，當然，也是一個主宰世界，可以和人感應、能夠給人以吉凶禍福的天。在董仲舒那裡，「天人一」的「一」，是「一類」的意思。因為在董仲舒當時，由於自然科學新的發現，人們知道，物與物在不接觸的情況下是可以發生感應的。比如磁石可以吸鐵，琴弦可以共振等等。人們認為，感應的發生，是由「氣」在做著它們的中介。同時人們還發現，以氣為中介的感應，是有條件的。比如磁石可以吸鐵，但不能吸銅；琴弦的共振，也是宮弦和宮弦共振，商弦和商弦共振。如同牛鳴牛應、馬鳴馬應一樣。於是得出結論：只有同類的事物可以互相感應。董仲舒為了論證天人可以感應，首先需要論證天與人同類。這是天人合一的現實背景。董仲舒論證天人同類的方法，叫做「天人相副」。即，人是天的副本，「拷貝」。比如，天是圓的，所以人的頭圓；地是方的，所以人的腳方。人為什麼有兩隻眼睛？因為天有日月；人為什麼有四肢？因為天有四季；人為什麼有喜怒哀樂？因為天有陰有晴。天有三百六十日，人的骨頭有三百六十節。如此等等。類似的思想發展到宋代，就出現了明確的「天人合一」說。周敦頤的《太極圖》，邵雍的先天圖，都被認為是講述天人合一思想的代表作。那裡講的也是，人的仁義禮智本性是天所賦予的，人世的秩序是天的秩序的副本。再後，天人合一思想就成為解讀《周易》的基本思想，易學中，「天人合一」的概念多起來了；天人合一也成為解讀古代其他經典的基本思想，在對於其他經典的解讀中，天人合一的概念也多起來了。到今天，天人合一似乎又成為中國古代所有思想的核心，並在相當大的範圍內被賦予了它從來不曾有過的人與自然和諧、保護環境，可持續發展等等意義。 《周易》在歷史上和自然科學曾經有過各種各樣的糾葛。和天文、數學，和物理學的分支「音律學」，和醫學、生物學，和古代化學，都有過糾葛。然而就本人所見的材料，則是應受批評著居多。在正史的天文律曆志中，就可以找到不少用所謂「易數」去掩蓋曆法數據的真正來源的事例，也有用陽動陰靜的所謂「易理」去否定天文學對日月視運動的觀測數據的事例。而藉助《周易》推動某項科學成就的誕生，或者推動某類科學發展的情況，則沒有見到。近二十年來，所謂「科學易」的研究，其成果也可以說是「豐富多彩」，但未見這項研究能提出那怕一項確切的根據，說明中國古代某項科學成就的出現，某門新的學科或者分支的誕生，是由於《周易》介入的結果。或許，在「科學易」的研究者看來，中國古代這些成就是不足道的。所以他們從《周易》中，從河圖、洛書中，從太極圖中所找到的，都是外國人所發明的成就。比如二進位，比如相對論、互補原理等等。在某些「科學易」的研究者看來，凡是科學已經發現的一切，《周易》中早就有了。科學尚未發現的，《周易》中也早就有了，只等著我們去發現。因此，有人宣稱，依賴《周易》，中國將稱霸世界；依賴《周易》，將使二十一世紀成為中國的世紀。「科學易」研究的成果之一，就是《周易》中的算命術也成了科學：預測學。於是，算命術就堂而皇之的混進了科學殿堂。而那位造謠說「黨中央肯定了他」的所謂「易學泰斗」、實際不過是算命先生的邵偉華，他的代表作就叫做「周易與預測學」。可以說，「科學易」的研究，對科學的發展沒見什麼成效，倒是為算命術提供了理論支持和學術保護。「科學易」的研究者之中，有人認為用《周易》可以預測地震。十多年過去了，不見他們的研究有什麼進展？也有的「科學易」研究者宣稱，中醫師必須懂得《周易》。也是十多年過去了，不知是否有中醫師藉助《周易》獲得了新的成就。本人不懂地震學，也不是中醫師。但對《周易》略知一二，深知《周易》沒有這樣的功能，也深信這樣的所謂研究不會有什麼實際效果。1999年以前，「周易熱」和「科學易」的研究，和偽氣功，和特異功能熱的發展，是同步的。一些特異功能或者偽氣功大師，紛紛自稱或被稱為易學大師。一些所謂易學大師，也紛紛自稱或被稱為特異功能或者氣功大師。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楊振寧教授講話了。他說，不，不是這樣的。《周易》中沒有人們所說的那些科學成果，《周易》也不是促進科學發展的動力，甚至還起到了一種阻礙的作用。這對於長期沉溺於「《周易》熱」、「科學易」氛圍中的人們，無疑於石破天驚。於是引來了迅速而激烈的反對。有人甚至不無輕蔑地說，楊教授缺乏易學的基本常識。楊教授是物理學家，缺乏易學常識是非常可能的。然而許多自稱為易學專家的人們，幾乎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天人合一，但是他們是否弄清了天人合一是什麼意思，值得懷疑。因此，他們不僅缺乏易學常識，更缺乏楊教授對於科學和《周易》相互關係的清醒意識，缺乏一個學者對待科學問題的那份真誠。 不要把人家的說成是自己的那麼，先天圖對於二進位起了什麼作用呢？可說什麼也沒有。先天圖的作用，就是促使萊氏正式發表自己的發明。因此，說什麼萊氏是看到了先天圖才發明了二進位，甚至說二進位的發明權應當屬於先於圖的發明者，是不合事實的，或者說是沒有根據的。焦樹安否定這些說法，本人也否定這些說法。 萊氏在信中，在正式發表的論文里，幾乎都念念不忘地、反覆地說明，數千年中，中國人都不了解圖的意義，或者是「丟失」了圖的意義，所有的解釋都離題太遠。自己家裡有一件東西，自己卻不知道它是什麼，非要人家才能從中發明出什麼東西來，這難道是中國的光榮嗎？況且，人家還不是從圖中發現了什麼，而是先發明了以後，才看到您家的東西，發現這個東西和人家發明的完全一樣，這有什麼可誇耀的呢？我們的民族自有自己的偉大之處。但是自己的就是自己的，人家的就是人家的。「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應當是我們做人處事的基本原則。四，先天圖的價值和萊氏的誤讀那麼，先天圖和二進位究竟是什麼關係呢？就實際而言，萊布尼茨是誤讀了先天圖，所以，他對中國人的批評也不能成立。因為先天圖本來沒有什麼二進位的意義。第一，先天圖是由卦象組成的。在卦象中，陰陽二爻不是表示0和1，而是7或9（陽爻）；8或6（陰爻）。把它們看成是0和1，因而說和它的二進位符合，是誤讀先天圖。這就是中國人對卦作了那麼多的評註，卻出現不了二進位的原因。因為中國易學家注釋卦象時，根本想不到二進位，他們想的完全是另外的問題。從對先天圖的解釋上說，萊布尼茨是完全錯誤的。第二，二進位原則上是可以進行任何大的數字的計算的。但先天八卦圖只有八組符號，先天六十四卦圖也只有六十四組符號。如果用0和1來描述陰陽二爻，則最大的數字只到111111，在十進位中相當於63；最小的為000000，相當於10進位中的0。就是說，用二進位來描述它，也只有0到63這六十四個數字。邵雍發明先天圖的時候，說過一分為二，二分為四……的話。原則上，這個過程似乎可以無限地進行下去。然而實際上，邵雍也是只到三十二分為六十四為止。就是說，中國古人壓根不打算髮明一種進位法，把分化的過程延續下去。第三，二進位是數學運算的規則，目的是計算。所以萊氏在他的論文中特別顯示了如何進行二進位的四則運算。但先天圖的符號是為了象徵事物，天地人物，都是它所象徵的對象。它沒有任何演算的規則，因為它不需要演算。同樣，二進位中的那些數字，也沒有任何象徵的意義。先天圖和二進位，是兩樣完全不同的東西。一個是哲學的圖示，一個是數學的法則。 萊布尼茨發明了二進位，用他的二進位頭腦，從先天圖中看到了二進位，然後指責中國人不懂這圖的意義，實在是他自己沒有懂得這圖到底是幹什麼的。他發明了二進位，是偉大的；他的中國人的批評，是不成立的。中國古人發明先天圖，和從先天圖中看到的，是世界的秩序，是社會和人生的道理。這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情。非要把先天圖說成是二進位才算偉大，實際上也貶低了先天圖本來的意義。這些自稱非常熱心維護中國傳統文化的人們在心地深處，是覺得只有把自己的東西和人家的創造掛上鉤，才是偉大的。這是一種什麼心理呢？打一個不算恰當、但也難以找到更加恰當的比喻吧。一個小孩的爺爺是哲學家，可是他的孫子看見鄰家的爺爺會修汽車，於是就炫耀說：我爺爺也會修。一會兒又看見對門的爺爺會做糕點，於是就炫耀說，我爺爺也會做。他覺得自己這是替爺爺爭回了面子！小孩子中間這樣的事情是非常普遍的。可是我們既然自稱為學者，似乎不該再玩小孩子的把戲。假如把《周易》比作我們傳統文化的爺爺，那麼，我們可以驕傲地說，他是一位哲學家。至於會不會二進位，是否促進了科學的發展，都不足以評價我們這位爺爺的功績。我們這位爺爺的哲理，當時是深刻的，並且指導過中國兩千多年中的思想發展。其中的道理，有些今天看來也還是正確的，有些則已經過時了。善於運用的，創造過驚天動地的業績；不善於運用的，也成為他們倒霉的源泉。說先天圖不是二進位，一點也沒有貶低先天圖的意義，因為先天圖自有自己的價值和意義。承認萊布尼茨是先發明了二進位，然後才看到的先天圖，因而二進位的發明權屬於德國的萊氏。這是實事求是的學風，是一個現代學者最起碼的道德準則。過去我們中國人曾經說過，什麼歐氏幾何不過是我們勾股術的後裔，並且論證說，是周末世衰，疇人子弟分散，一部分西出流沙，後來把勾股術變成了歐氏幾何。如果當時這樣說還可以理解他們的處境和心情的話，那麼，在今天，就不能再靠自欺欺人的手段來自我陶醉了。世界上任何一個有出息的個人和民族，都不屑於去做這樣的事。孔子說，知恥者近乎勇，因為那樣才可以使人發憤。總忘不了「老子二十年前比您闊多哩」，就只能是阿Q的沒有出息的虛誇。浦家齊:《易經》與傳統文化的檢討- - 　　楊振寧先生髮表的對於《易經》的看法引發了熱烈的討論，話題是中國作為一個古代科學技術發達的國家，為什麼卻未能萌生近代科學。在中國古代的重要經典中，唯有《易經》涉及宇宙思考，所以對自然科學影響較大。我想，問題恐怕不在於中國沒有萌生近代科學，而在於近代科學從西方傳來中國的時候，為什麼受到如此的冷遇和抵抗。 　　歐幾里得幾何學的創立是科學史和人類思想史上的大事，而17世紀徐光啟翻譯出版《幾何原本》也應該成為中國科學史上的大事。徐光啟（1562－1633）與伽里略（1564－1642）是同時代人，如果歐幾里得的思想在明代就能引起中國人的注意，其實並不算晚。可惜它在這片土地上沒能激起絲毫微瀾。遭受同樣命運的還不僅是《幾何原本》而已。直至19世紀中葉出版的《海國圖志》和《瀛環志略》，一樣地沒有幾個人讀。連梁啟超也是去北京會試回粵經過上海，買到《瀛環志略》，才第一次知道原來這個世界竟有五大洲。中國人的這種對於外來信息的麻木，一是出於把科學技術視為奇技淫巧，二是出於對古代聖賢的崇拜。凡是與中國傳統的主流文化相悖的東西都會在這裡受到抵制。由於認為古人比今人高明，祖宗之法不可改，堯舜時代是最輝煌的，周公孔子是最高明的，越古老的東西越神聖，對古聖賢的任何質疑都是大逆不道的，因此對新興的和外來的東西一概持排斥態度。這正是中國傳統文化最致命的缺點。直到新文化運動興起，才將這千古鐵律鑿開了一個缺口，雖則僅僅是一個缺口而已。 　　再來看《易經》和科學的關係。《易經》中的太極圖只含陰陽二儀，其包容性之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們不能牽強附會地把物理上的正電和負電、波粒二象性，化學和生物上的許多規律，以及今後幾百年乃至遙遠將來的科學成就，都看作是對《易經》內涵的破譯。科學上的新發現符合於陰陽二儀，本不值得驚訝，並不能證明《易經》有先驗之效。決不能說科學家奮鬥了幾百年才取得的成果都無非是《易經》中早就蘊含著的東西；似乎只要捧著《易經》冥思苦想，就能悟其真諦，就能有偉大發現，更可省卻那麼多的實驗工夫。至今不少學者在潛心解讀《易經》，仍然是出於對終極真理的追尋。 　　《易經》的作者不可考，它的創製可追溯到遠古傳說中的伏羲和周文王的時代。如果說它在殷末周初已見雛形，那麼它大概是三千年前的作品。應該說，它或對或錯，對後世是不用負什麼責任的，它的不明確性似乎也不是什麼大缺點。問題在於《易經》的不明確性提供了後世對它的解釋隨心所欲的可能性。如天人合一，可以解釋為人類應該與自然和諧發展，這是一個符合環保的理解；但也有人解釋為認識世界可以不通過實踐，而只需「內省體驗」，從而走上左道傍門的異端。至於《易經》的原義如何，並不重要。算命先生對未來的預言總是相當含糊，正是這種含糊才使得一些人感覺預言的正確。《易經》後來按照道教的需要進行了全面的詮釋，成為道教教義的組成部分，就更增加了其神秘性。現代科學要求明確性，要求實驗證據。由於傳統的思想方法與現代科學完全不同，而它自五四以來又被冷落了幾十年，乍一接觸反而覺得有一種新鮮感。這就使一些人誤以為從中或者可以為科學找到一條新路，甚至想完全替換現代科學的目前的思路。這也是打著「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旗號的有些偽科學（所謂「人天科學」）所宣揚的東西。一些人踩入的誤區，正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崇拜達到了極致，把《易經》奉為後人不可逾越的終極真理，感嘆它的博大精深，似乎包孕了五洲四海社會自然過去未來的最根本大義。一個民族被這種觀念佔據了統治地位，不管它的科學文化曾經多麼輝煌，也註定地會走向衰落。這正是我們所看到的近代中國的命運。至於萊布尼茲和湯川秀樹曾經從《易經》捕獲過科學研究的靈感，並不能據此說明《易經》對科學研究應該具有指導地位，正如科學家有時也從文學、音樂和繪畫中獲得靈感一樣，本質上屬於一種觸類旁通。 　　《易經》產生於生產力極其低下的時代，即使把它看作一種遊戲，也不能不承認它達到了和諧和完美，是一部相當精彩的作品。研究《易經》，如果把它看作為古人的智慧，古人的想像力和追求，固然無可非議。好比宗教和神話中的宇宙圖畫仍然有欣賞價值；好比天文學確認了月球是地球的一顆衛星，卻並不能使中國傳說中的嫦娥和希臘神話中的黛安娜有所遜色。但是欣賞是一回事，頂禮膜拜是另一回事。不但是《易經》，任何傳統文化都不應該成為科學研究的桎梏。既能包容一切優秀文化，又不諱言自身缺點，這才是我們應該發揚的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