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史評論]中華文化未曾中斷的原因探析

[青史評論]中華文化未曾中斷的原因探析樓主：兆中山時間：2006-05-26 04:16:00點擊：4343回復：62舉報回復收藏分享更多樓主中華文化未曾中斷的原因探析　　世界四大文明古國----巴比倫、埃及、印度和中國，各自都有悠久的歷史和文化。但是，古埃及文化、巴比倫文化、印度的哈拉巴文化、古希臘文化毀滅殆盡，唯有崛起於東亞大陸黃河流域的中華文化，在坎坷跌宕中延綿發展數千年，經歷改朝換代，分分合合，卻始終未曾中斷，成為世界史上「連續性文化」的典範。那麼，為什麼中華文化在幾千年滄海桑田的變化中，不僅未曾中斷，而且不斷發展、豐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獨特文化體系，被世人稱為「神秘的東方文化」呢？　　 第一，「敬天、法祖」的原始信仰。從地理環境看，大中華處於半封閉的大陸性地域之中：一面臨海，三面是高山險阻，由此造成了華夏人與外部世界相對隔絕的狀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也是在這個條件下形成的。人們不求對外的開拓發展，而只追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穩定的生活方式，以及講究個人的自我完善的道德生活。從社會性質看，古代華夏是宗法制的農業社會，以家庭為單位，逐步向外輻射，形成家族、宗族為紐帶的社會網路。這個網路是以親情編織起來的，道德倫理就成為這個社會上每個人首先必須遵守的，也是自覺遵守的、高於一切的標準，從而形成華夏人注重血緣關係的社會心理。　　正是由於這種半封閉的大陸性地域、農業經濟格局、宗法與專制的社會組織結構相互影響和制約，構成了華夏族社會獨特的、穩定的生存系統，與此相適應，華夏文化的形成與發展顯示了鮮明的倫理型特色。它是一種具有強烈的重德求善的倫理價值取向的文化，正是這種獨特的地理環境和社會性質造成了獨具一格原始信仰—— 「敬天法祖」。而這種「敬天法祖」的原始信仰在六千年的歷史長河中衍生出以下觀念：　　其一、宗法觀念。中華民族自從開始在黃河、長江流域繁衍生息之日起，就產生了自己的信仰。這種信仰以部落神、氏族英雄人物為崇拜對象，相傳燧人發明用火，伏羲發明家畜馴化，炎帝、神農發明種植、醫藥，黃帝是發明舟車、宮室、衣服等器物製造的神，還創製了文字。他們是人，也是神，中國古代民族信仰，往往是氏族領袖死後被尊為神，受到本部族的祀奉。　　在古代祖先祭祀與天帝信奉相伴相隨，糾結在一起。隨著部落組織形式的日趨完備，上帝的輪廓、形象逐漸形成，也日趨完整。祭祖先，敬天神，二者緊密糾結膠固，凝為一體，構成中華民族傳統的宗祖觀念。　　宗祖觀念的核心是「孝」，它是從血緣而產生的「親親」之情，並且通過宗祖神的崇拜和祈求保佑家族繁榮而表達出來，以此維護家族內部的團結。　　家庭或家族成員在經濟上相互依賴，父母有撫養子女的義務，並有要求子女贍養的權利，子女有贍養父母的義務。作為家長的父親，享有絕對的權威，有權支配子女，子女對其有尊敬和服從的義務。《尚書．酒誥》云：「肇率牛車，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詩．小雅》亦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報。」「孝」這一道德觀念，主要是用來維繫宗法制度的，周代奉行嫡長子繼承製，並在此基礎上確立了「大宗」、「小宗」的宗法制。由此看來，「孝」就不僅限於家庭倫理範疇，子女贍養父母的義務已擴大到「小宗」對「大宗」的義務，並在政治上延伸為卿大夫對諸侯、諸侯對天子的義務。血緣上「追孝」、「尊祖」觀念成為維繫統治階級內部的紐帶。於是，由家族到國家達到了倫理與政治的統一。之後，孔子又在《孝經》中提出「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就把人放在了一個立體坐標中，一個人不僅要對當代家族的人負責，而且要上對得起列祖列宗，下對得起子孫後代。在老百姓心裡，「忘本」、「沒良心」、「敗家子」、「數祖忘典」是最大的恥辱，而「光宗耀祖」、「德高望重」、「封妻蔭子」、「流芳百世」又成為有志者的畢生追求，正是這種宗法觀念對中華民族的文化起到了非常深遠的影響。　　其二、大一統的國家觀念。在秦漢以後，「敬天法祖」的原始信仰具體化為「忠孝節義」、「三綱五常」。它使「敬天法祖」的原始信仰內容更趨完善化，它是宗教信仰，又是政治思想，更能適應大一統國家的生存要求。　　數千年來，中華民族遭受到內憂外患，政權經過多次更迭，社會經過無數動蕩，民族之間以融合為基調，也有過暫時的戰爭。總之，秦漢以後的中國，人民已習慣於在中央高度統一的政權下生活，因為大一統國家與國與民都具有重大利益：　　（1）、大一統國家可以給人民帶來實際利益。比如說，國家統一，老百姓可以不見兵戈，安居樂業地過日子；國家統一，可以藉助強大的國力抵禦各種自然災害，調劑各地歲收豐歉，從而避免人民流離失所。　　（2）、大一統國家可以充分發揮大國的綜合國力辦成大事。古代中國是個自然經濟結構的小農經濟之國，一家一戶為生產單位，生產的產品除了供全家消費，所余無幾。正是藉助統一大國的高度集中，把分散、零星的少量財富集中起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集中全國人力、物力進行大規模的物質建設和文化建設，如修長城、開運河、整治大河河道，進行重大項目的文化建設，修纂大的文化典籍，如《永樂大典》、《四庫全書》等。戰時還可以調動全國人力抵禦外來侵略勢力。　　（3）、大一統國家吸引力強，便於光大中華文明。第二周期秦漢帝國把大中華文明光大於西域，乃至中亞、西亞；第三周期的隋唐帝國把大中華文明光大於朝鮮、日本，乃至東南亞；第四周期元明清帝國把大中華文明光大於歐亞大陸，乃至非洲。　　（4）、大一統國家影響力大，即便分裂時期大中華文化仍佔主導地位。第一周期春秋戰國時期，東周和東方六國都是華夏文化，逼迫西戎秦國首先把自己「華」化；第二周期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儘管出現了許多政權，華夏文化始終保持佔主導地位的態勢。魏、蜀、吳、兩晉、南朝都是華夏文化，北方16國，更是以炎黃子孫的身份自居，不失時機地進行漢化改革；第三周期宋代出了程朱理學，遼、夏、金、元無不爭奪漢族儒家名士，接受道教；第四周期清朝相對於元、明仍是分裂時期大中華文明圈內的一個大國，儘管其曾推行「剃頭令」，搞「圈地運動」，但是，之後它也極力奉行程朱理學，搞「華、夷之辯」，以證明自己是正宗的大中華文明。　　中華民族接受、支持、維護這個大一統的國家制度，從諸子百家到佛、道、儒三教分別站在自己的宗教立場論證其合理性。從「三綱」、「五常」的言行中體現天理，宣揚忠孝是出自人的本性，不忠、不孝是違背人的天性，不但不能成佛、成仙、成聖賢，甚至也不足以為人。從孝敬父母作起，推及到孝忠祖上、祖先、祖國，形成中華民族的價值觀：以尊祖、愛國、報恩、報國為榮，以竊國、賣國、篡國為恥。在老百姓心裡，最臭的莫過於「漢奸」、「賣國賊」，可以說比罵祖宗八代還厲害。這類人不光個人被判了「死刑」，就連子孫後代也抬不起頭來。　　就這樣，大一統觀念促進大一統國家的形成，大一統國家又進一步光大了大中華文明，形成滾雪球式的良性運轉，使大中華文明不僅未曾中斷，而且不斷發展、豐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獨特文化體系。　　第二，保皇的是儒家，造反的也是儒家。在原始社會和奴隸制社會，敬天法祖的原始信仰，與當時中央政權的統治不太集中、中央統攝力還不夠強大的政治形勢相適應。秦漢以後，封建王朝勢力強大了，上帝的統攝範圍也擴大了，不但山川、日月，連人們的內心活動、意念善惡也要受宗教神學的管束。由皇帝直接管理天下的郡縣，參與管理的有丞相、三公。但皇帝經常受到諸侯、後黨、權臣的干擾，甚至發生宮廷政變，皇權遭到篡奪。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鞏固社會秩序，漢朝以後，加強了儒學的教化作用。特別是隋唐兩代，以科舉取士，官方用考試製度強力推行儒教思想，凡是走這條路的士人都要系統地接受儒教思想培訓，這對儒教的普及起了有力的作用。宋朝以後，儒教以教化力量鞏固了中央集權，使它更趨穩定，故有權臣而沒有篡臣。曹操在唐以前有能臣的形象，宋以後，曹操成為奸臣；唐以前，揚雄在思想界有較好的聲望，宋以後，由於揚雄做過王莽的官，聲望下降。　　中國的儒教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高度的政教合一，政教不分，政教一體，皇帝兼任教皇，或稱教皇兼皇帝。神權、政權融為一體，儒教的教義得以以政府政令的方式下達。朝廷的「聖諭廣訓」是聖旨，等同於教皇的手諭。中世紀歐洲的國王即位，要教皇加冕，才算取得上帝的認可。中國皇帝即位，只要自己向天下發布詔書就行了。詔書必以「奉天承運，皇帝詔曰」開始，皇帝的詔書同時具有教皇敕令的權威。　　儒教是中華民族特有的准宗教，凡是生活在中國這塊古老土地上的各民族，包括各少數民族，如北方的遼、金、元、西夏及清，歷代王朝都以儒教為國教，尊孔子為教主。儒、佛、道三教同為古代傳統宗教。唯有儒教利用政教結合的優勢得以成為國教，儒教的神權與皇權融為一體，不可分割。然而，一旦皇權制度被廢除，儒教也隨著皇權制度一同凋謝。　　歷史證明，行政命令打不倒信仰，但政權是可以更迭的，儒教與皇權融為一體，所以才隨著皇權的廢除而暫時銷聲匿跡，這便出現了另一種現象：保皇的是儒家，造反的也是儒家。孔子是思想家、教育家，但不能算政治家。儒學被後人宗教化後，既是學術，又是准宗教。它不僅能為統治階級服務，也能為被統治階級反抗剝削壓迫提供思想武器。　　均平原則構成中國古代經濟改革和農民起義的指導思想。均平原則是針對財富佔有行為的一種分配理論，孔子對此有過經典闡述：「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中國古代平均主義蓋源於此。其實孔子的均平思想是對古代社會大同理想的描摹，也是體現其本人確立的「仁」學風格。「仁」是一種以普遍情感為基調的理論原則，它在分配行為上必然體現出和諧溫馨，而不是巧取豪奪、毫不利人、專門利已。但孔子講的並非絕對平均，他將「仁」、「禮」相互貫通，將平均原則寄於「禮運」之中，禮的實質是區分上下尊卑等級秩序，在分配行為上應該體現不同等級對財富的不同佔有，超越或低於起碼的標準，那也是不允許的，是對禮制的踐踏。因此分配行為應該是依禮而行，均衡有序，使貧富、貴賤之間差距不至於無限擴大。荀子也指出「制禮儀以分之」的目的，就在於「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後使殼祿多少厚簿之稱。使夫群居合一之道也。」主張「以禮分施，均遍而不偏」，「非禮不進，非義不受」。因此均平思想成為民族意識和分配標準，成為歷次改革和農民起義的重要目標和理論武器。從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王安石提的「方田均稅法」，張居正的「一條鞭法」都是以均平為指導思想提出來的。　　農民起義、騷動、暴亂更是如此，「均平」始終是農民起義軍最感親切、最得人心、最有號召力的戰鬥旗幟。綠林、赤眉起義是因為「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賦稅。」黃巾軍的原發組織「太平道」宣稱「人無貴賤，皆天所生。」隋末農民起義首先在山東發難，是由於山東地主是土地兼并及其嚴重的「狹鄉」地區。唐未農民起義軍第一次打出了「均平」的旗幟，王仙芝自稱「天補平均大將軍」。南唐諸佑起義提出了「使富者貧，貧者富」的口號，宋代王小波、李順起義明確提出「均貧富」。明末李自成提出「均田免糧」的綱領。　　儒家不僅為造反大軍提供行動綱領和鮮明的旗幟，還為造反大軍提供了領袖人物和骨幹力量。秦末農民起義的隊伍中，范增、張良、蕭何、陳平、陸賈、酈食其、曹參皆飽學之士。　　《明史•儒林傳序》說：「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當干戈搶攘之時，所至徵召耆儒，講論道德，修明治術，興起教化，煥乎成一代之宏規。雖天亶英姿，而諸儒之功不為無助也。」意思是朱元璋雖然是個馬上皇帝，但是在他的高級幕僚中諸儒佔主要成分，在他興兵造反、奪取天下的過程中諸儒功不可沒。　　 朱元璋一開始就注重網羅儒者文士。早在渡江前，他即已徵用馮國用及其弟國勝、李善長等人，馮氏兄弟「俱喜讀書，通兵法，元末結寨自保」（《明史》卷129《馮勝傳》）。朱元璋進軍滁陽，途經妙山時，馮氏兄弟「著儒服」來見，朱元璋謂：「若書生耶？試為我計安出？」國用曰：「建康，龍蟠虎踞，帝王都會，自古記之。幸而近我，其帥懦弱不任兵，宜急擊下其城，踞以號召四方。事仿仁義，勿貪子女玉帛若群豎子者，天下不難定也」（焦竑編：《國朝獻征錄》卷六王世貞《宋國公馮勝傳》）。朱元璋遂令其為幕府參謀，計議大事。不久，定遠人李善長也到軍營求見。他「少讀書，有智計，習法家言，策事多中」（《明史》卷127《李善長傳》）。初謁朱元璋，即曰：「秦亂，漢高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五載成帝業。今元綱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產，距沛不遠，山川王氣，公當受之。法其所為，天下不足定也」（同上），殷殷期其成為當今的漢高祖劉邦。朱元璋對他甚為信任，留在幕府掌書記。　　 渡江後，朱元璋更是大力羅致人才，「所克城池，得元朝官吏及儒士盡用之」（劉辰：《國初事迹》）。至正十一年（1355），兵克太平，儒士陶安、李習、潘庭堅、梁貞等出城迎接。陶安，博涉經史，尤深於《易》，與朱元璋語，甚合其意，遂留參幕府，拜左司員外郎，從克金陵，升左司郎中；李習，自幼老成持重，治《尚書》，又旁通群經，攻性理之學，被朱元璋用為太平府知府；潘庭堅，元末用薦為富陽縣學教諭，朱元璋任之為太平府儒學教授，次年取金陵後改為中書博士；梁貞，元至正中為國子監生，後由國子伴讀授太平路儒學教授，見朱元璋時，所言輒援《詩》、《書》，被命為江南行省都事。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率軍取金陵，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各授官職。又因秦元薦而以書聘陳遇。陳遇，博通經史，尤邃於先天之學，元末為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朱元璋稱其「學貫三史六經，博覽兵書百技，才兼文武，實我良輔」（《國朝獻征錄》卷116陳鎬《陳靜誠先生遇傳》）。他與朱元璋相見後，希望其「以不嗜殺人，薄斂任賢，復先王禮樂為首務」（《明史》卷135《陳遇傳》），被命籌帷幄，諸計劃多秘不傳。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下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問：「漢高帝、光武、唐太祖太宗、元世祖一平天下，其道何由？」對曰：「此數君者，皆以不嗜殺人，故能定天下於一。今公英明神武，驅除禍亂，未嘗妄殺。然以今日觀之，民雖得歸而未遂生息」，元璋深以為然（《明通鑒》「前編」卷一）。又素聞儒士朱升之名，遂「潛就訪之。升因進三策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朱元璋大悅，命預帷幄密議，「大抵禮樂征伐之議，贊畫居多」（《朱楓林集》卷九《學士朱升傳》）。　　 在建置百官的同時，又遣起居注吳林、魏觀待訪求遺賢於四方，以期使更多的儒者文士聚集在自己周圍。這樣便逐漸形成了一個以劉基、宋濂等出自浙東的儒家學者為核心的幕僚集團，這對朱元璋的思想及他的帝業之成功均有重大影響。　　近代更是如此，洪秀全、石達開、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陳獨秀、章太炎、毛澤東本身就是儒家，而且是大儒、鴻儒、通儒。毛澤東曾經崇拜過孔子、陳獨秀。他的許多政略出自《論語》，其革命理想也是孔子說的大同世界。　　治世治國安民靠儒家，亂時打天下也靠儒家，也就是說在中國歷史上，無論治亂興亡，哪一個階段都離不開儒家，這本身就是文明的繼承。換句話說，在中國只要有儒家存在中華文明就不會中斷，而中國的文人中，百分之九十是儒家，中華文明怎麼辦會中斷呢？　　第三，道家有「興滅繼絕」的功能。道家文化作為中華文明的根基，具有旺盛的再生能力。魯迅先生(1881—1936)曾經斷言「中國根柢全在道教」，李約瑟博士(1900—1995年)也敏銳地指出：「中國如果沒有道家思想，就會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經爛掉了的大樹」。道學文化中既蘊藏著死而復生的活力，又具有包羅萬象、海納百川的品格。為什麼中國文化在古代能接納印度佛教，在近代又能接納西方的基督教文明，這顯然不是「嚴夷夏之防」的儒家文化的功能，而是靠道家善於融匯異質文化的博大包容的特性。在中國歷史上，歷代統治者也都以儒守成，以道達變，人們深知道家智慧有如「水善利萬物而不爭」的寬容氣度，以及能生能化，善於應變的長處。　　 「反者，道之動。」說明道家的核心是革命的哲學。在中國歷史上，凡是大的社會變革，總是由道家首先發起對舊思想、舊習慣、舊制度、舊體制的批判開路。從先秦的老子、莊子、列子，到近代的魏源、魯迅都是舊社會的批判者，是革命的先行和旗手。　　道學的策略思想是以曲求伸、以弱勝強、以柔克剛，在士人被腐化，思想被扭曲，人民失去信仰時，道家以開放的思想體系和儒家自我封閉體系有著互補作用。每逢儒學走向唯心主義，成為僵化的「官文化」時，道家便對儒學進行補救。統治階級既無創業的歷史使命和事業壓力，又拋棄了儒學德治思想的約束，逐漸成為「無道」。必然形成信仰危機。儒學道統衰弱，禮崩樂壞。而儒家剛性太強，「天不變，道亦不變，」、「士可殺而不可辱。」在這種情況下，道家發揮自己的優勢，「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從而起到對中華民族興滅繼絕的作用。（見第八章第二節）　　「無」和「反」是《易經》所說的「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和《道德經》所謂「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的兩種不同表現形式。無中生有是創新，反其道而行之是改革。有了改革和創新就可以達到「興滅繼絕」了。道學主導的歷史階段是「國亂」（久亂）一直延續到強治周期段的前期。「國亂」（久亂）周期段，國破了，（皇）家散了——諸侯坐大，法、儒兩家的招數都使絕了，不靈驗了，因此導致信仰危機，出了危機怎麼辦？只有道學出來救駕。但救駕的方式不是助一臂之力，而是掛倒檔，開倒車，返本開新，另闢蹊徑，重開新路。　　第一周期，當神學出現了信仰危機之後，聖哲把人、神、道德、天文和巫、卜相結合出了《易經》，這便是道學的根基。　　第二周期，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時代，孔夫子發出「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的呼喊。然而，他並未做到，真正做到的是道家。道家在批判神學、天帝、聖賢的同時，以法家的面目出現，運用「法」、「術」、「勢」，推出一系列改革方案、政策和措施，最終實用武力完成統一大業。故司馬遷在《史記》中特意將老子和韓非子寫在一起。　　第三周期，東漢末年經學地位下降，道家的何宴、王弼將道學和儒學相揉合，創立了「玄學」。　　第四周期，南宋時期，儒學危機時，朱熹融合儒、道、佛創立了理學。可以說是道家一次又一次地維護了中國的「道統」。　　第五周期，從啟蒙運動、洋務運動、太平天國異教運動、戊戌變法、新文化運動、共產主義運動，到文化大革命運動，儒學連續受到衝擊，在這信仰危機、民族危亡的日子裡，是道學在批判儒學的同時返本開新，敞開思想，對世界開放，實行「拿來主義」。實證主義進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也進來了，新儒學復活了，古老的中國才又一次煥發生機。　　道家的一個重要信條是「不為王者師，便為萬世師」。在政局混亂的時期，一些有高深道學的人轉而為師，如鬼谷子、文中子即是。他們是諸子百家中一流的、非常規的教育家。他們用改朝換代的帝王之術授徒課業，培養一批因緣時會、出入軍機的人才，使之逐鹿中原，以求一逞。隋末天下鼎沸，文中子王通先生教出了魏徵、李密、徐懋公等幾個知兵領軍的幹才，他們都是扭轉乾坤的命世之才。鬼谷子、文中子通過自己的學子達到了對國家、民族「興滅繼絕」的目的。　　中華民族文化周期性的更新再造功能不是別的，就是「道」。因為它是開放型的，且具備「體」的特質，有隱性世界的力量，這也是中華文明未出現斷層的一個內在原因。如自然界，月季花枝繁葉茂，月月開花，可是花農每年冬季都平一次茬。翌年生長出來的新枝條粗壯鮮嫩，開的花比上年更大、更鮮艷。　　第四，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原始民主制。公元前7——2世紀，為什麼經濟、文化相當落後的西戎小國——秦能打敗政治、經濟、文化相當先進的東方六國呢？13世紀，為什麼經濟、文化相當落後的僅有150萬人口的蒙古能打平歐亞大陸，建立四大可汗國呢？為什麼16世紀經濟、文化相當落後僅有幾十萬人口的女真族能打敗6000多萬人口的大明王朝呢？研究發現：根本原因在於原始民主制勝過封建專制、獨裁政治。而這種原始民主制與之後的專制、獨裁在中華大地上長期並存，經六千年之久，歷三個大周天，九個周期。每當中原地區的政權走向專制、獨裁，搞得民不聊生時，底層民眾或邊疆的部族就祭起原始民主制的法寶，組織起一支又一支的革命大軍，摧毀專制、獨裁的腐敗政權，改朝換代，使華夏文化走上一個新的台階。　　原始民主政治制度是原始社會普遍實行的制度。我國在夏以前實行的「禪讓」制度實際就是原始民主制。原始民主制始建於父系社會，是在家族議事會的基礎上形成的。最初的議事會由各父系的大家長（長老）組成，負責處理內部事務以及與其它氏族交往的事務。在母系社會民眾大會觀念淡薄之後，這些大家長（長老）逐漸形成氏族的貴族，是氏族酋長的輔佐兼保護人，對氏族的各種活動有參與權。　　部落議事會由各氏族首領和家族族長組成。部落的重大事情，如戰爭、講和、締結盟約、推舉部落首領等，都必須由部落議事會作出決定。部落議事會成員一律平等，採取民主的方式協商討論，實行原始民主制。史載：「伏羲氏以龍紀，故龍師名官。」（《通典》卷19《職官一》）傳說「黃帝置六相」，「堯有十六相」——「四岳」、「十二枚」，「官員六十名」。（同上）「少昊氏以鳥名官，風鳥為歷正，玄鳥為司分，伯趙氏為司至，青鳥氏為司啟，丹鳥氏為司閉，祝鴆氏為司徒，（且鳥）鴆氏為司馬，（屍鳥）鴆氏為司空，爽鴆氏為司寇，（骨鳥）鴆氏為司事」。（《左傳昭公十七年》）　　 原始民主是與之後的封建專制、特權相對的，要實現民主就勢必反對特權。所謂特權是指超越任何制約、濫用國家權利的權利，必然遭到大多數人的強烈抗議，反對特權，就能取得多數人的擁護，產生極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戰鬥力。　　第一、二周期之交的春秋戰國時期，東周和東方六國的封建領主專制制度已經走向窮途末路，在西南邊陲的秦國，由於封建領主專制制度的基礎薄弱，經過「商鞅變法」最先廢除了封建領主專制制度，建立了封建地主制的生產關係。　　秦原系顓頊之後，西周時是一個附庸小國，東周初年被封為諸侯國。長期活動在陝西和甘肅東部，與西戎部落雜居，非子為秦部落領袖，時因替周孝王養馬有功，受封為附庸，由犬丘（今陝西興平東南）遷至秦（今甘肅張家川東），始以秦為稱號。公元前659—621年，秦穆公實行原始民主制，任用百里奚、蹇叔等，積極加強國勢。插手中原國家的事務，謀求向東發展。但是晉國在晉文公的統治下迅速強大，阻礙了秦國東進的計劃。尤其在崤之戰中，秦軍慘敗。因此，秦穆公轉而向西發展。先爭取到西戎謀臣由余歸降，然後用由余的計謀進攻戎地，短時期內兼并了十二個戎國。開拓了上千里的土地，取得了獨霸西戎的地位。　　秦穆公稱霸西戎國。但終因僻處西方，經濟文化落後，國力遜於中原華夏大國。秦孝公即位後，繼續實行原始民主制，任用商鞅變法，大力招徠六國居士，迅速取得富國強兵的效果。一躍成為戰國七雄中的強國，秦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東並六國，建立秦帝國，結束了長達五百年的混戰。　　第三、四周期之交的夏、遼、金、元最初都是實行原始民主制凝聚本部各部落的力量。蒙古族的「庫里勒台」就是實行原始民主制建立起來的，「庫里勒台」是各部落首領舉行的一種會議，它決定有關部落的重大事情，如戰爭、講和、締結盟約、推舉部落首領等，都必須由部落議事會做出決定。後來演變成「宗王大會」。與會成員一律平等，採取民主的方式協商討論，具有極大的凝聚力。一是人才選拔面寬。凡是各部落的首領及貝勒都是大汗的後選人，能夠優中選優；二是即使選不上大汗，當攝政王同樣可以發揮作用。多爾袞就是以攝政王的身份指揮八旗入關，消滅大明王朝的的。由於夏、遼、金、元實行原始民主制還湧現出一批女主，如西夏惠宗秉常母梁太后、遼太祖阿保機皇后述津氏、遼聖宗母承天皇太后蕭綽、金熙宗皇后裴滿氏、成吉思汗皇后孛爾台旭真、元文宗皇后弘吉刺氏等，臨朝稱制少則幾年，多則十幾年，其中承天皇太后蕭綽「裁決國事」長達40年之久，在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綜上所述，大中華文明未曾中斷的根本原因有四：根深蒂固的「敬天法祖」的原始信仰衍生了宗法觀念和大一統觀念是思想基礎；儒學是個雙刃劍，坐天下治國安民是儒家的長項，打天下安邦定國也離不開儒家；道家是中國人的哲學，是中華文化的「體」，具有「返本開新」、「興滅繼絕」的功能，在吸收異質文化，推動大中華文化與時俱進中具有隱性世界的力量；原始民主制是「德文化」的根基，是改朝換代的原動力，是專制、獨裁、腐敗分子的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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