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要加快國際政治話語的建設

中國要加快國際政治話語的建設 各種跡象表明,中國正在面臨來自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世界的軟性壓力。硬性壓力指的是軍事和地緣政治學意義上的壓力,而軟性壓力則表現在文化、價值和外交行為方面。

  在軟性外交方面,西方對中國的政策歷來就有兩大派之爭。一派比較現實,側重於經濟貿易和文化交流,接受一個穩定發展,不斷和國際規則接軌的中國。這一派也相信西方很難影響中國的內部發展。

  另一派則認為西方對華的經貿外交遠遠不夠,西方有責任也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的內部發展。因此,西方就必須從自己的價值觀出發不斷促使和促成中國的內部變革和外交行為朝著西方所認為的正確方向發展。否則的話,中國不僅會在硬力量上對西方構成威脅,而且更會在軟力量方面和西方構成競爭。

  西方對中國的擔憂,與其說是中國的不變化,倒不如說是中國內政外交方面行為模式的逐漸成型。以往,在西方之外的國家和西方的關係只有兩個模式,要不是自我孤立或者被西方孤立,要不就是依附於西方。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的選擇。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蘇聯陣營奉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西方視之為大敵,結成了緊密的聯盟和蘇聯對立,直至蘇聯的解體。蘇聯陣營和西方沒有實質性關係,互為孤立。

  在其他地區,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則是依附於美國和西方而得以發展。尤其在拉丁美洲,形成那裡的學者稱之為依附性發展模式。

  顧名思義,在依附型發展模式下,這些國家高度依賴西方。名為主權國家,但國家各方面政策有其是外交政策方面沒有很大的獨立性。

仍須在國際政治話語上努力

  但中國則不一樣。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將近30年中,中國以「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發展出了自己的模式。在經濟上,中國已經和國際經濟體系整合,成為全球化的一個主要角色。在這個體系內部,中國正在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

  但在政治上,中國並沒有受西方多大的影響,不斷摸索著自己的道路,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發展模式。

  這種新型發展模式不僅已經為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所認同和接受,而且也對像俄羅斯這樣的新興民主國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儘管中國內部還面臨著無窮的問題,但在一些西方人士看來,這種正在形成中的中國模式很有可能對西方的民主模式構成有效的挑戰。這是西方所不能接受的。

  怎麼辦?唯一的辦法就是西方陣營加強聯合,向中國推行基於西方價值基礎之上的外交政策,即價值外交。所以近來歐洲各國隨著領導層的變遷希望改變以經貿外交為核心的對華政策。

  一些國家不斷向美國靠攏。德國要在亞洲推行價值外交,顯然是針對中國的。法國儘管在價值外交和經濟外交之間選擇了後者,但對中國來說,這種以龐大的經濟利益為前提的經濟外交的持續性會成為問題。

  中國和世界各國的經濟相互依賴性已經達致一個很高的程度,內部的經濟發展也使得經濟因素在外交上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但使用經濟因素只能減少外交的壓力。經濟只能是一種手段。如果不能在國際政治話語上努力,經濟手段的不斷使用會帶來其他很多方面的問題。

  實際上,中國在對美國的政策方面,也面臨著類似的情形。更為重要的是,一旦遇到能夠體現西方價值的外交事件時,西方各國無論是社會還是政府都會對中國施加共同和一致的壓力,例如在非洲達爾富爾問題上,在緬甸問題上等等。把這些問題和中國即將舉辦的奧運會聯繫起來更是近來西方的一個熱點。

以各種途徑達致國際價值認同

  西方推行價值外交有其困難的地方。要西方各國在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兩者之間作一明確的選擇並不容易。因此,各國在對華政策上很難達成共識,一致行動。

  另一方面,如上所說,今天的中國已經具備了很大的能力來對付西方的價值外交。但這並不是說中國可以對西方的價值外交置之不理。

  在實際層面,中國的外交政策並非像西方所認為的只重視經濟和戰略利益,而完全不顧價值和道德,尤其是人權。中國外交在近年來已經作了很大的調整,只不過這種調整主要體現在行為層面,而非國際政治層面。

  中國在北朝鮮問題上、非洲達爾富爾問題上和緬甸問題上都已經作了最大的努力。不可否認,在這些問題上,中國有本身區別於西方的利益,或者是經濟利益或者是戰略利益。但同樣,中國在這些問題上的作為一方面和西方不同,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中國自身的價值觀。

  在冷戰後,西方提倡人道主義的干預,極端者甚至提倡人權高於主權。當然,人權高於主權只是西方對其他國家而已,西方國家內部其實還是國家主權至上。就是說,人權高於主權是西方干預外部世界的一種新國際理論。

  對此,中國和很多第三世界國家一樣,當然不會接受。但同時中國並不否認人道主義干預的必要性。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其他各個領域的國際組織表明中國已經「讓渡」了一部分至少是國家經濟權力給這些國際組織。

  在經濟全球化狀態下,任何國家已經沒有了傳統意義上的絕對主權。在政治方面,中國政府也已經接受和認同民主和人權等理念,並且把這些理念看成為全人類的普遍價值。

  中國因此積极參与聯合國的維和活動,並且已經成為一個主要貢獻國。中國所不認同和反對的,就是西方為了實現這些價值所採用的方法,包括西方對中國本身和西方對其他發展中國家所實行的方法。

  中國反對西方動輒就要採用經濟制裁的做法,更反對動輒採用武力。原因很簡單,很多很多的事例已經說明這種做法顯然不能起到所預期的作用,並且中國本身過去就是西方這種干預政策的受害者。

  西方要中國重複這些方法,顯然並不現實。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在人道主義干預方面不斷探索自己的道路,表現在上面所說的中國在北朝鮮、緬甸和達爾富爾等問題上的態度和外交行為。在這些方面,中國作了很多工作,貢獻不少。

  由此看來,在軟力量外交方面,中國面臨三個互為關聯的挑戰。

  第一,儘管面臨西方的壓力,但中國仍會繼續不去重複西方所通行的傳統干預政策如經濟制裁和軍事打擊。

  第二,努力不斷探索自己的人道主義的干預道路。

  第三,調整和重新解釋中國的國際政治話語,或者重建中國的國際政治話語,使得中國的國際政治話語和其國際政治行為相一致。

  這種做法並非要挑戰西方,而是要用不同的途徑達到國際社會都加以認同的國際價值。這是中國作為一個崛起中大國的國際責任。

·作者是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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