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來哀嘆俄羅斯文學了
草嬰
(1923-2015)
俄羅斯文學翻譯家
編者按:在草嬰先生去世一周後,我們來緬懷這一位讓我們領略到俄語文學峰巔之美的翻譯家。
我們幾乎讀著他翻譯的《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當代英雄》、《一個人的遭遇》長大。對於中國幾代文學讀者而言,俄羅斯文學是一門博大深刻的必修課,它是塑造我們的美學品位、情感方式的力量之一。我們熟悉這個國家文學地貌上的一座又一座高峰,無論是列夫·托爾斯泰,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抑或是阿赫馬托娃,帕斯捷爾納克……他們創造了屬於全人類的財富,跨越語言的藩籬,給全世界的人們施予文學最慷慨的禮物。
翻譯家是這些崇山峻岭間,艱辛勘測地貌,繪製地圖的人,這些人的名字還包括曹靖華、戈寶權、力崗、烏蘭汗、汝龍、智量、滿濤……草嬰是其中最出色的之一,而他以一人之力,用二十年的時間翻譯四百萬字之巨的托爾斯泰全集,全世界幾乎絕無僅有。
1987年,蘇聯作家協會授予草嬰「高爾基文學獎」,頒獎辭中有這樣一句話:「(草嬰)這兩個漢字表現出難以估計的艱苦勞動、文化上的天賦以及對俄羅斯心靈的深刻理解。」
稱自己是草嬰先生的「學生」的高莽曾經在文章中記下過草嬰先生的翻譯六步法:先反反覆復讀原作,把原作讀懂;接著逐字逐句翻譯;然後對照原文仔細核對譯文,看看有無脫漏、誤解的地方;再離開原文,從中文角度審閱,朗讀,努力做到流暢易讀——老朋友孫道臨曾經為他朗讀過肖洛霍夫《一個人的遭遇》譯稿;這之後交給出版社根據編輯意見作調整;校樣出來最後通讀一遍。(李昶偉)
2015年10月26日,上午十點多,北京,依舊陰霾,一片茫茫,一座座高樓,在遠處若隱若現。
我和一位朋友,在50層的京城大廈頂層,為一項拍攝工作做準備,工作間隙,我們談到了遠遊。我說,還是很想去一趟俄羅斯。
拍攝開始的時候,工作人員提醒我,手機在震動。看了看,是一位老友打來的,我回了條簡訊,二十分鐘後回電。因為拍攝延遲,一個小時後,我和朋友通電。他告訴我,翻譯托爾斯泰的草嬰去世了。
我有些惶惑,這不就是《復活》的譯者嗎?在我印象里,他很「年輕」。或許,我關於俄羅斯文學的記憶,一直是年少時代的舊影。老譯者紛紛飄而我渾然不覺。
文 | 張曉波
草嬰花費20年心血譯出的《列夫·托爾斯泰全集》。逐漸斷檔的文學傳統遠去的作者與譯者
我記得,我把草嬰先生所譯的《復活》讀斷了。當時書脊的塑膠,不是很好。儘管很珍惜,但還是讀斷了。我央求母親縫上,可是書太厚,終於沒縫上。
20世紀90年代,對鄉村少年來說,書並不很容易得到,書斷了,只能一頁頁對著看。讀完,還是那本書,不過,散成無數頁。十年之後,我購買幾種《復活》,有草嬰譯本,也有汝龍譯本,單本之外,入手草嬰譯《托爾斯泰小說全集》、人文社十七卷本《托爾斯泰文集》。這算是一個俄羅斯文學愛好者對於少年時代閱讀貧困的報復。
草嬰先生譯著等身,我讀過的,只有兩種,一是《復活》,另一種是肖洛霍夫的《一個人的遭遇》,已經不清楚是在哪一個俄羅斯小說選集里讀的。我不懂俄語,沒有資格參照俄文本評論草嬰譯本的好與壞。但有一種深刻的印象,俄羅斯經典文學文本的譯者們,大多盡心儘力,譯本優美,譯文曉暢,除了實在繁瑣的俄羅斯姓名之外,幾乎大多數譯本,都與中文小說文字能力無異,甚至比中文小說還好。並且,俄羅斯文學的譯者,大多各司其職,各為其主,如馮江南、榮如德、臧仲倫譯陀思妥耶夫斯基,汝龍譯契訶夫,草嬰、劉遼逸譯托爾斯泰,巴金譯屠格涅夫,力岡譯肖洛霍夫、艾特瑪托夫,這些,都是公認的名家名譯。我的俄羅斯啟蒙讀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臧仲倫譯本。往後的閱讀,各家譯本,都有接觸。
大概從俄羅斯經典文學一路讀下來的讀者,都會碰上一個和我一樣的困惑,俄羅斯經典文學在艾特瑪托夫與拉斯普京之後,就沒有了。也就是說,我閱讀開始的時候,正好趕上了俄羅斯經典文學的結束。艾特瑪托夫與拉斯普京在冷戰之後,還出過幾本書,國內也有譯介,但是反響寥寥,熟悉的讀者,都只知道他們是《白輪船》與《活下去,並且要記住》的作者。而這兩位作家,亦於近年去世,艾特瑪托夫逝世於2008年,拉斯普京逝世於今年年初。當然,屬於俄羅斯經典文學與先知傳統的作家,還屬最耀眼的索爾仁尼琴,他也於2008年謝世。
中俄兩國,都在遭遇同一個問題。俄羅斯繼承其經典文學傳統的作家,紛紛凋零,而在中國的翻譯界,同樣是老一輩的譯者在故去。我所知,我所閱讀,我所理解的批判現實、張揚宗教道德與人性光輝的傳統俄羅斯文學,連同這些作家,一起埋葬了。沒有後繼者。
讓我再回顧一下我所知的,已去世的俄羅斯文學的譯者名單:
汝龍:1916年-1991年
力岡:1926年-1997年
劉遼逸:1915年-2001年
巴金:1904年-2005年
田大畏:1931年-2013年
臧仲倫:1931年-2014年
草嬰:1923年-2015年
我們還可以將這份尊榮的名單開列下去。但這不是最主要的,這份逝者名單,說明的事實,相當殘酷,我們的俄羅斯文學翻譯工作,實際上在20年之前,就大體上已經結束了,或者說,停滯了。
為什麼這麼說?如果我們對照一下各位譯者的年齡及去世時間,就足以了解。查閱各位譯者出版記錄,屬於上述七位已去世作者的最新譯本,是臧仲倫先生所譯《往事與隨想》,譯林出版社出版於2009年。但這仍屬於一項我個人認為必要性並不太大的重複勞動,項星耀先生所譯《往事與隨想》全本,早在1993年就已出版。我所讀的,是項星耀譯本。
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後,國內幾家出版社重複出版俄羅斯經典文學作家作品的,不在少數,如托爾斯泰的《復活》譯本,至少有三四個之多,並且每位譯者,都堪稱一時之選。換一句今天流行的辭彙,這明顯是資源配置過剩。
特殊年代,文學饑渴,翻譯繁榮,自不難理解。但如果反過來看問題的話,為什麼只有俄羅斯文學在國內出現如此大規模、成系統的翻譯,並出現幾位優秀譯者爭譯一位作家的現象?
從中國國際關係的變化角度去講,老一代譯者中,受良好俄語教育的不在少數,這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之所以出現如此眾多俄羅斯文學譯本的人才基因。翻閱俄羅斯文學翻譯家的履歷,大致的人生經歷,都有相似之處。上世紀四十、五十年代,這批譯者接受俄語教育,並深受俄羅斯文學熏陶,走上翻譯之路。經過時代蹉跎,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這批譯者,重新恢復翻譯工作,因深知時光不容虛耗,發奮以求遂早年之志。
同樣,我們也應認識到,中國的俄羅斯文學翻譯界,存在著深刻的人才斷代。這既是政治環境造就的,同時,也有俄羅斯文學自身的因素。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俄語是我們應試教育中的「非英語」,其實際地位,就是一門「小語種」。背後原因,與俄羅斯(前蘇聯)在世界範圍內影響力衰退有關,也與中國「文革」之中開始選擇調整國際關係有關。在這一背景之下,人才斷檔,勢不可免。而且,我們可以預判這種人才斷檔,還將會持續下去。
俄羅斯文學插圖:《安娜·卡列尼娜》歸納為「批判現實主義」譯介的政治邏輯
由於特殊的歷史因緣,也由於現代中國的政治演化,中國讀者對俄羅斯近代史留下的問題,也更為關切。
近代史上,中俄兩國,都是衰頹中的老大帝國。一百五十年前,兩國都敗於英法而促動國內改革;上世紀之交,又都敗於日本而引發政體維新或國家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都是協約國方面的參戰國,一個未及停戰而帝國崩潰,另一個則因戰勝受辱而促動國內革命戰爭;最終,這兩個國家的命運,在一戰之後,交織起來。百餘年來,或暗通款曲,或締秦晉之好,或結睨牆之怨。大國之間意識形態的結盟與現實政治、國家利益的衝突,時刻在主導這出百年分分合合的大戲。
國運不昌,天步艱險,遂使知識界向文藝尋求解決問題之出路,這又是中俄兩國在近代史上同構的主題。在這裡,一戰後中國以戰勝國而操弄於英法日之手,失地喪權,又成了將中國知識界推向新生蘇維埃俄國的重要砝碼,並引發新的思考。舊邦之新命,不僅在於形式上的革舊布新,去清王朝而建共和國,也不僅在於去軍閥而整合新國家,更在於尋求主權之獨立,民族之解放,人民之自由。
由於俄羅斯的「文藝復興」(指19世紀俄羅斯文藝全面復興之盛況)發生在前,給予了中國短暫「文藝復興」(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一代知識界以借鑒。
我們應當認為,在以俄為師的意識導向之下,從整體意義上講,近代中國知識界對俄羅斯文學的翻譯事業,並非僅僅是發生在知識界中個別人的趣味問題,而是蘊含了知識界整體上對現代中國的追求。同樣,這種政治性的譯介,也推動了中國的政治新浪潮。而俄羅斯小說的特性,又提供了一種足可資參考的內涵。在俄羅斯傳統文學中,文學從來就不僅僅是「一門寫作技藝」,而是社會問題、政治問題與文化問題的承載體。
中國的譯者與讀者一起,在這些舶來的俄羅斯文本中,思考個人價值與國家革命,人道主義與宗教救贖,社會分化與民族命運。
在五四之後,翻譯俄羅斯文藝作品,就成為泛左翼文學的一個重要內容。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俄羅斯文學的譯介工作,因第一代中國譯者所受教育,大多為清末留學日本,少數有歐美經歷,翻譯工作,多基於轉譯日文與英文。
今天,我們很難評估當日譯介影響發生之效力,但我們從魯迅的一則小說中,大致窺見這種影響之深遠。魯迅的《高老夫子》,調侃舊人物追慕時髦,乃以高爾基為兄,自稱「高爾礎」而言必稱「爾基兄」。《高老夫子》收錄於1926年出版的《彷徨》,彼時,經過新文化運動十年的教誨,一般的進步知識青年,對俄國知識界著名人物的追慕不已,以致連不明所以的冬烘先生都紛起仿效。
影響力的發生,還直接作用於中國近代的文藝創作,尤其是左翼文藝創作的方法產生了巨大的暗示與引導。茅盾的《子夜》埋藏著《戰爭與和平》的分層敘述方法,巴金的《憩園》神似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複線結構,不能不說,俄羅斯文學從翻譯到進入作家創作,這是深入骨髓的滲透。
我們也應當理解,自新文化運動之後大規模對俄羅斯文學的譯介,並非毫無選擇性,對於作品的選擇與理解,都有或明或暗的內在政治邏輯。也就是說,儘管新中國建國前後,存在著個人主動或組織引導的大規模俄羅斯文學譯介,但因為政治判斷的先決性,實際上也存在著遮蔽。後來,這種選擇被準備地歸納為「批判現實主義」,並成為創作指導方法。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重新看待上世紀八十年代再一次對俄羅斯傳統文學的大規模翻譯、整理出版,才能理解其內在的特殊價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翻譯,一方面是重譯經典,而另一方面,則是將之前不被重視的作品,再度引入讀者與評論界的視野。在政治改革為緯、經濟躍動為經的大變遷時代,對俄羅斯文學的再理解,又一次成了文學界與思想界進一步理解自身所處位置的路標。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上世紀中前期的翻譯與評論中,並不很受重視,頗有微詞者,絕不止魯迅一人。但在上世紀八十年,僅僅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就有兩家出版社的爭相出版(人文社、上海譯文社)。
新世紀交替之際,這些翻譯工作,絕大部分已彙集各個俄羅斯作家的文集出版。俄羅斯十九世紀文藝復興黃金時代的一二流作家,在國內都有文集或全集出版,三四流作家的重要作品,全部都有譯介。
俄羅斯文學插圖:《死魂靈》世界停留在俄國文學的輝煌期傳統成為負擔
在很長一段閱讀經歷中,俄羅斯小說——尤其是十九世紀經典作家的作品,與我相伴。應當說,我的文學閱讀趣味,同樣是被上世紀八十年代型塑的。托爾斯泰的磅礴宏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幽暗深邃、契訶夫的清麗哀怨,等等,很顯然,這是那個時代譯介的俄羅斯文學留給我的感受。
很顯然,這個整全的俄羅斯傳統文學巔峰,難以用「批判現實主義」這樣的概念去套。批判性,確實是他們非常重要的方面,甚至是最基本的色調。但在這裡,仍然有一個理解的差異。我們民族,因歷史與社會的塑造,大部分讀者,不存在對宗教的信仰,更遑論對東正教的理解。在此意義上,我們所理解的批判性,是不具有宗教色彩的。也就是說,我們所理解的批判,是一個相對世俗化的由社會批判抵達政治批判的概念。
但在俄羅斯文學傳統中那些分量最重的作家與作品中,其批判的底色之上,卻蘊含了宗教救贖的終極關懷。我們還是再回到草嬰先生所翻譯的《復活》,來看看托爾斯泰的「救贖」觀。這本著作,向來被認為是批判現實主義的高峰之作。《復活》上來就和《聖經》一樣開了個頭:天翻地覆、萬物生成、萬物破壞。小說的結尾,托爾斯泰伯爵又讓革命黨人在閱讀《聖經》中獲得了靈魂的救贖。這個很不合情理的結局,意味著托爾斯泰想讓小說達成的目的,就是要教育彼時的俄羅斯革命者,要讓革命者學會「托爾斯泰主義」。亞斯那亞·波良那的「文學沙皇」和道德先知在他的小說世界裡敘述了罪惡,敘述了流血,敘述了暴力,敘述了抗爭與憤怒,不過,他卻始終一本正經地要教育革命者「不抗惡」,用創造天國的救贖熱忱去抹平現世的創口。
毫無疑問,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們絮絮叨叨的宗教論述大量夾雜在小說文本中,嚴重破壞了小說的純粹,但這在他們看來,根本不重要,大道無形,大象無跡:他們只關心人的困惑與救贖。
我們也應當認識到,俄羅斯經典文學也具有複雜性,相對於果戈理、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沉的宗教救贖,岡察洛夫、契訶夫、高爾基、肖洛霍夫等人作品中的宗教色彩,就比較淡化,但這不妨礙他們的作品本身所達到的高度。
巴赫金在論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之時,使用了「復調」這樣一個術語,我們擴大點看,俄羅斯文學最重要的特徵,不正是創造人之時,賦予了他們深沉的複雜性,使得其內在構造,形成了複雜的多聲部對話?這種基於歷史、社會、政治與宗教之上的「多聲部」對話,不僅是小說中人的困惑,更應是作者本人的困惑。
他們的困惑,不正是我們的困惑嗎?不正是處在轉折時期,所有民族的困惑嗎?
再偉大的傳統,也有枯竭之時。俄羅斯文學在輝煌一個世紀之後,後繼無力,這是現實。
新世紀之初,國內新一代的俄羅斯譯者,重新發現了俄羅斯的「白銀時代」,但很快,這種發現,就停歇了。
其實停歇的不是國內的翻譯工作,而是「白銀時代」自身。在革命洪流中,白銀時代的作家們與哲學家,紛紛陷入了歷史與現實的困惑。白銀時代的偉大靈魂別爾嘉耶夫、羅贊諾夫等等,紛紛重新回到偉大的傳統中去,尋求解答自身的疑問。在政治動蕩因素之外,正是這種反向的自我探尋,使得白銀時代試圖創造新傳統的努力,瓦解了。上世紀之交,彼得堡的天才們,在短暫輝煌十餘年之後,就向他們文學史上的那些偉人屈服了。
我們可以舉出一些白銀時代及之後新方法創作的作品,但毫無疑問,無論是安德烈·別雷,還是布爾加科夫,儘管他們的某些作品光芒四溢。但遺憾的是,他們應有的光彩,因被置入俄羅斯文學巨大的歷史包袱之中,往往被遮蔽了。
傳統成為沉重的負擔,新的藝術形態,時刻受到偉大作家們的挑戰與貶低。這是一個國家文學傳統的幸與不幸。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了白俄羅斯女作家斯維特拉娜·阿列克謝耶維奇,諾獎評委的簡短獲獎理由是:她的復調作品是對我們時代的磨難與勇氣的紀念。看起來,很像是巴赫金給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頒獎詞。諾獎,一如對帕斯捷爾納克、肖洛霍夫、索爾仁尼琴的肯定,還是將榮耀授予了俄羅斯的偉大傳統。
斯維特拉娜獲諾獎之後,有報道謹慎地評價,俄語文學正在走出低谷。我樂觀其成。悲哀之處正在於,不僅在俄羅斯作家面前,橫亘著不可逾越的傳統巔峰,擺在中國讀者、乃至世界讀者面前的,也仍是俄羅斯文學的偉大傳統。世界,停留在了那個俄羅斯傳統文學猛烈衝擊我們的「年輕」時代。無論故人逝去,無論新人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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