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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感嘆黨內鬥爭:今後黨內要不平安了

朱德感嘆黨內鬥爭:今後黨內要不平安了

1949年新中國建立後,中共黨內先後發生1954年反高崗、饒漱石的鬥爭;1959年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的鬥爭;1965年反羅瑞卿的鬥爭。朱德因不積极參与鬥爭、劃清界限,多次遭到批判。晚年的朱老總對這種黨內鬥爭感嘆不已。

  朱德,是1927年南昌起義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南昌起義主要領導人的排名是: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1928年3月上井岡山與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合,這就是著名的井岡山會師。他歷任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中國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史沫特萊稱朱德為「紅軍之父」。

  1949年新中國建立後,中共黨內先後發生1954年反高崗、饒漱石的鬥爭;1959年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的鬥爭;1965年反羅瑞卿的鬥爭。朱德因不積极參与鬥爭、劃清界限,多次遭到批判。晚年的朱老總對這種黨內鬥爭感嘆不已。

  「誰還相信我們曾在一個鍋里吃過飯呢?」

  1959年7月,中共中央在江西廬山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最終把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打成「反黨集團」。彭德懷無奈,7月2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檢討」。會後,朱德在第四組討論彭德懷所作的檢討時發言說:彭總發言的態度是好的,我相信他是暢快的。經過這次會議,統一了思想,統一了認識,就不會把錯誤當做包袱背起來了。

  7月31日至8月1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對彭德懷的「錯誤」進行揭發批判。朱德第一天沒有發言,第二天第一個發言,態度比較溫和,只是就信(1959年7月14日,彭德懷就「大躍進」問題給毛澤東的信——筆者注)的內容而談。沒等講完,毛澤東就說:「隔靴搔癢,未抓到癢處。」接著林彪發言,說彭德懷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為八屆八中全會批判彭德懷定了調子。〔《朱德年譜》新編本1886-1976(下)〕最後打出了一個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

  這位從1928年冬會師井岡山開始,就一直在一起奮鬥的老搭檔——對黨忠誠、為中國革命作了巨大貢獻的彭老總,竟遭此不白之冤,朱德對此無奈地感嘆:「誰還相信我們曾經在一個鍋里吃過飯呢?」(張聶爾《擁抱生命》,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版)

「今後黨內要不平安了」

  1965年12月,毛澤東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主題是揭發批判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中央軍委秘書長、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12月2日,毛澤東在一則批示中寫道:「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於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

  1965年12月2日,毛澤東對浙江省委負責人說:

  我認為這是突出政治和反對突出政治的鬥爭深入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現在公開站出來反對突出政治,反對堅持四個第一,反對抓政治思想的人還有。譬如你們浙江省有個信用社主任說:「政治就是理論,理論就是會說,會說就是吹牛。」但是這種人不多了。公開提出業務第一,數字第一的人大大減少了。他們學得比較聰明了,但是他們又不願意突出政治,不願放棄單純業務觀點這根「臘肉骨頭」,不是突出政治。形勢逼人,於是就改頭換面,來個折衷主義。

  在政治和業務關係上,有三種擺法:第一種擺法是政治第一,業務第二,政治統帥業務;第二種擺法是業務第一,政治第二,政治為業務服務;第三種擺法,政治和業務都第一,叫兩個第一。這三種擺法,第一種是正確的,第二種是錯誤的,這很明顯。第三種擺法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不用說,是錯誤的。但是有些人就分辨不清,為什麼有些人對「政治和業務都第一」的錯誤觀點模糊不清?這是他對摺衷主義的面貌還認識不清的緣故。

  毛澤東還說:羅的思想同我們有距離,林彪同志帶了幾十年的兵,難道還不懂得什麼是軍事,什麼是政治?軍事訓練幾個月的兵就可以打仗,過去打的都是政治仗。要恢復林彪突出政治的原則。羅把林彪同志實際當作敵人對待,羅當總長以來,從未單獨向我請示報告過工作,羅不尊重各元帥,他又犯了彭德懷的錯誤;羅在高、饒問題上實際上陷進去了,羅個人獨斷,羅是野心家。凡是搞陰謀的人,他總是拉幾個人在一起。(水陸洲著:《紅色春秋》第一章第二節「處理羅瑞卿事件」)

  繼上海會議對羅瑞卿進行「背靠背」的揭發批判後,1966年三四月間在北京召開會議,又對羅進行了「面對面」的揭發批判。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做保衛工作,1959年罷了彭德懷的國防部長、黃克誠的總參謀長後,由林彪親自點將,經毛澤東批准,當了總參謀長的羅瑞卿突然受到誣陷,這不能不使朱老總感到迷茫。

 上海會議結束後,朱德回到北京,由這件事引發了老人對極不正常的黨內政治生活的感嘆。老總說:「肅反肅到我們黨的內部核心。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羅瑞卿的那些事全都看得見,他辦的每件事都報告過中央,經毛澤東同意的,說他篡軍反黨,無法讓人相信。」又說:「為什麼要撤?這不是撤一個羅瑞卿的問題,像這樣可靠的人都撤,打擊面寬了,真假失去了標準,今後黨內要不平安了。」〔金沖及主編:《朱德傳》(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

  「輪流主持」引發的爭論

  毛澤東「親自測試」高崗後將其戴上「反黨」帽子?

  其實,對黨內這種隨意扣上反黨帽子的錯誤做法,朱德早有抵制。正是朱老總對黨內這種不正常風氣的不滿,多次引來了對自己的無理侮辱甚至辱罵。

  1955年3月舉行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對高崗、饒漱石的「反黨聯盟」作出決議。大會報告談到高崗的反黨活動中說到一條:「當1953年12月毛澤東同志依照前例提出在他休假期間委託劉少奇同志代理中央領導工作的時候,高崗就出面反對,並且私自活動,要求由他來擔任黨中央總書記或副主席」。(鄧小平《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0冊)會議決議據此給高崗戴上了「資產階級野心家」、「妄圖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的帽子。由於在1953年12月的那次會上,朱德也曾表態贊成「輪流」主持中央工作,因此被認為在「高饒問題」上,老總也是「有賬」的。

  眾所周知,從1945年中共七屆一中全會選出的中央書記處: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五大書記,劉少奇位居第二。1945年毛澤東去重慶談判,1949年毛澤東去蘇聯訪問,由劉少奇代理毛澤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已成慣例。1953年12月毛澤東外出休假,何以在毛澤東主持的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上,會對由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事出現不同意見呢?離開具體的歷史背景,人們無法作出合理的解釋。

  其實,重要的歷史背景是,建國後,毛澤東與劉少奇在政治上出現了分岐。1950年和1951年劉少奇先後對中共中央東北局有關富農的問題,對山西省委有關現在就應削弱、動搖農民私有基礎的主張,批評這些都是「農業社會主義思想」。但毛澤東否決了劉少奇的意見。1953年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報告,更批評了「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等提法,認為這是「右傾」思想的表現。同時,毛澤東要楊尚昆核查未經他看過而發出的中央文件,嚴厲批評說:「過去數次中央會議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鑒於上述重大背景,這才有對毛澤東外出由誰代理的問題提出討論,而不是一如過去的慣例直接交由劉少奇主持。那麼,1953年12月,由毛澤東主持的書記處擴大會議對由誰代理一事,是怎樣引起討論的呢?從現有的正式出版物看,有以下幾種說法:

  彭德懷在1962年向中央遞交的「八萬言」申訴書中說:

  1953年12月,正在召開軍隊系統的高幹會議期間,我參加了由主席在頤年堂召開的一次會議。主席在會上提出,他外出後誰人主持日常工作?少奇同志首先提出:「主席外出後的日常工作由書記處同志輪流主持。」並提議由周恩來同志主持。周恩來同志再三推辭。高崗贊成「由書記處同志輪流主持」。朱德同志也說「由書記處同志輪流主持」。我第五個發言,當時我很激動,心裡想:就是輪流的話,輪到你朱總司令或高崗時,就敢肯定不出問題嗎?所以我當時說:我不贊成日常工作輪流主持,因為日常工作事情多,如果沒有一個同志認真來研究是不行的,日常工作仍應由少奇同志來主持。主席當時說:「怎麼樣?還是少奇同志主持吧。」當時少奇同志仍在推辭。我說,這又不是寫文章有稿費,還有什麼推辭的呢?最後,少奇同志同意自己來主持了。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說:高崗明目張胆地要取劉少奇而代之,是1953年12月。當時毛澤東準備去外地休假,依照先例,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在他休假期間委託劉少奇代理中央領導工作。這時,少奇謙遜地提出,還是由書記處同志輪流負責為好。正當大多數同志表示還是由少奇同志主持,不贊成搞輪流時,高崗立即出面反對,主張要「輪流坐莊」。他一再堅持說:「輪流吧,搞輪流好。」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說: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指12月中旬——筆者注),毛澤東決定外出休息。在一次中央書記處會議上,他依照前例,提議在他外出休假期間,由劉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劉少奇謙遜地提出,還是由書記處的同志輪流負責為好。與會同志同意由劉少奇主持,不輪流;高崗反對,說「輪流吧,搞輪流好」。高崗反對劉少奇的面目又進一步暴露。

 楊尚昆在談「高饒事件」的文中說:

  1953年秋後,高崗竟去鄧小平、陳雲處「煽風點火」……小平和陳雲同志都感到這個問題很嚴重,及時報告了毛主席。毛主席有意親自「測試」一下,在同年12月24日向政治局提出:他要外出休假,擬請少奇同志臨時代為主持中央工作,問大家有什麼意見?本來,這已是近幾年的慣例,高崗卻表示反對,主張由幾個書記「輪流坐莊」。這一試,果然使他露了底。(蘇為民《楊尚昆談新中國若干歷史問題》,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鄧小平年譜》(1904—1974)記載:

  1953年12月15日下午,出席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會議決定毛澤東外出期間中央書記處會議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高崗、彭德懷參加,集體討論解決問題。(頁下註: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提議在他外出休假期間,由劉少奇臨時主持中央工作。劉少奇表示由書記處同志輪流主持為好。書記處其他同志都同意由劉少奇主持,不贊成輪流主持,唯獨高崗一再堅持說:輪流吧,搞輪流好。會後,高崗又分別找陳雲、鄧小平,動員他們也贊成輪流主持。)

  以上幾種說法,反映了兩種語境,一是毛明確提出由劉少奇代理;另一種是毛以商量的口吻問由誰代理?按一般常態說,毛如以肯定的語氣提出由劉少奇代理,不可能有人提出不同意見,只有當毛以商量的口吻提出問題時,會上才可能出現不同意見。而且彭德懷在1962年寫申訴時,對這個問題最不會帶什麼偏見,他的回憶是:「主席在會上提出,他外出後誰人主持日常工作?」楊尚昆的說法——毛在試探高崗,進行「釣魚」,雖不可盡信,但反映的情況顯然毛是以提問的方式提出問題的。因此,劉少奇才會表示輪流為好,這樣才可能出現高崗乃至朱老總也表示贊成輪流的意見。在組織會議上表明自己的意見完全是合乎黨規黨法的,以此為由給發表意見的人戴上「反黨」的政治帽子,豈不是「欲加之罪」么。(本文節選自《朱德的感喟》一文,原載於2012年第1期《同舟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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