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西醫教育的奠基人 行醫傳教者

近代中國西醫教育的奠基人行醫傳教者

——嘉約翰的中國生涯

作者：陳小卡

簡介：文中從鴉片戰爭後到中國的傳教士醫師嘉約翰的在華行醫傳教之路，並引導中國衛生風氣之變。使中國的教育、醫療，公共衛生、傳染病防治、精神病防治、對待婦女方面，在觀念與方式上引入西方模式。

關鍵詞：嘉約翰醫學 教育 近代中國

十九世紀中葉的中國，隨著鴉片戰爭的烽煙漸散，以傳教行醫為先行的西方軟文化之和風細雨接踵而至，傳教士醫師嘉約翰，乘此文化風潮，來中國傳播基督教和西方醫學。

嘉約翰（Kerr JohnGlasgow），於1824年11月30日出生在美國俄亥俄州鄧肯維爾，從小勤奮好學，十六歲考入大學，二十三歲畢業於費城傑弗遜醫學院，併當了七年的醫生，加入教會。

東行來華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基督教美國北長老會，像西方基督教各派教會一樣，都趁中國閉關大門剛開的時機進入中國傳教。根據基督教傳教傳統習慣，多派懂醫道的傳教士到新開展傳教的地方傳教。於是，美國北長老會要選派醫術好、不畏艱苦、可應對複雜困難環境、能開拓新局面的人到中國行醫傳教。主動請求到中國行醫傳教的嘉約翰，非常符合條件而被派往中國，先在澳門行醫，再到香港東華醫院工作，然後到廣州行醫傳教。踏上半世紀的來華行醫、辦學、傳教之路

嘉約翰來華，與一家醫院結下一生之緣，就是美國傳教士醫生伯駕於1835年在廣州創辦的眼科醫局，是近代中國的第一家西醫院。

1854年5月15日，嘉約翰帶著新婚妻子抵達廣州。他的妻子金斯伯，因半年的船上顛簸，加上不適應廣州的炎熱，一年后里因病去世。新婚燕爾，嬌妻亡故，嘉約翰非常哀傷。然而，他辦完妻子後事，就投入到行醫傳教中去。

1855年，伯駕回美國休養，5月5日嘉約翰受聘接替伯駕，接掌廣州眼科醫局。嘉約翰正準備為實現自己的理想開展醫療工作，第二次鴉片戰爭於1856年爆發，眼科醫局在戰爭中被焚毀，夷為平地。在中國與西方列強激烈對抗的時局，身為西方人士的嘉約翰難在中國立足，更別說行醫了，夫人去世後，生活無人照顧，加上行醫傳教生活非常緊張，身體狀況每況愈下，只能於次年返美，入費城傑斐遜醫學院進修，但並未放下他在中國從事的事業，在緊張的學習之餘四齣為重建廣州眼科局籌款，購置了一批醫療器械。

嘉約翰經過在廣州一年左右的行醫傳教,對中國的醫療狀況有了初步了解,他認為,中國「病人多數來自貧困階層,但也有相當數量的上層人士來尋求西醫的幫助。我們的醫治使許多人解除了痛苦,延長了生命」。中國貧困階層的惡劣衛生狀況,使充滿救世情懷的嘉約翰，更迫切地希望重返中國行醫傳教。

行醫濟世

1858年底，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硝煙尚未散盡，嘉約翰又攜新夫人再臨廣州城，再續他在中國近半世紀的行醫授業傳教生涯。

嘉約翰重返廣州後，面對被焚毀的醫院，這位在當時西方一流的醫科院校培養出來，習慣在充足物質設備條件下工作的醫生，沒有坐等條件完備就迅速開始醫療救治業務。同時，因陋就簡地在南郊增沙街租下一間店鋪，修輯粉刷一下，改作醫院用房，成為博濟醫院的雛形。1859年1月中旬醫院正式開業，命名為博濟醫院，他用在美國募集的經費購置了一批醫療器械。醫院開辦之初，正值鴉片戰爭戰火方熄，中國剛剛經歷了一場西方列強的侵略，當地從官方到民間對嘉約翰辦醫院並不歡迎，戰前他主管的醫院就是被仇恨侵略的當地民眾燒毀。他辦醫院的條件很差。醫院能生存下來，首先是靠嘉約翰所具有的傳教士執著的宗教傳道救世精神，還由於許多窮人因沒錢治病的，或是「病急亂投醫」的人壯著膽子來試診，治好了病，名聲也傳播開來，連富貴人家也上門求醫。醫院由艱難維持到發展擴大。

隨著嘉約翰治癒病人之眾，當地人見識了他的精湛醫技，感動於他不計報酬盡心醫治病人的醫風，加上博濟醫院免費收治病人的方式，使他醫名大振，甚至到了有點神化的地步，當地人改變對西醫多少有點疑懼的心態，求治的病人漸漸增多，後來病人更如潮湧至。權貴富豪有病，往往通過關係找嘉約翰求診，一般老百姓，就只有在醫院前漏夜排著長隊候診，嘉約翰咬著牙強忍累堅持診治儘可能多的患者，不放棄在廣州各階層中開展行醫，醫治了大量病人，接診遍及全粵,醫院業務發展迅速，使得病房不足，擴大醫院規模勢在必行。嘉約翰又於1863年在廣州轂埠找到一塊地皮，始建新博濟醫院，到1866年完工，10月開診收治病人。博濟醫院儘管規模迅速擴大，成為一家多功能醫院，仍難滿足病人住院需求，附近的民房和禮拜堂也被當作臨時住院處。

由於嘉約翰竭盡全力的推動，博濟醫院的擴展得到各方的贊助。首先得到美國傳教士創辦的廣州醫學傳道會支持贊助，該會在美國募捐，並以可觀資金贊助博濟醫院。英國教會及英商也為博濟捐款，隨著醫院的治療效果日益顯著，中國的官僚包括兩廣總督在內也紛紛解囊，這在中國官場少見，中國民間更不乏贊助。這使博濟醫院不但可以免費治療患者，自身也不斷擴展，成為頗具規模的西醫院，也成為中國歷史最久遠、影響最大的西醫院之一，對西醫在近代中國的傳播和發展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該院是中國近代第一所綜合性多功能的醫院,除擅長的眼科和外科,還精通內科、婦科、兒科、產科等,1892年,博濟醫院報道了在醫院施行的我國第一例剖腹產的案例。

在嘉約翰艱苦經營下，博濟醫院迅猛發展。1860年又以1300元改建了醫院，有7間病房，60張病床，男女病人分開兩處，醫院門診部每周開診一次。同時，他又到佛山與肇慶兩地開設診所和門診部，開展醫療工作。到1874年,醫院床位增加到120張,醫治的病人包括各個階層。1875年,接受了1000個住院病人,門診病人數達到18000人。至1891年, 開院36年,醫治52萬人,出版了27部關於醫療和手術方面的書籍,培養了100名助手。到1935年博濟百年為止，該院治療病人200多萬，施行外科手術20多萬例。

該院內外科醫療水平俱優,早期尤以外科手術聞名。博濟醫院因為嘉約翰醫術精良，聲名鵲起。嘉約翰是一名醫技卓越的醫生,對外科和內科都很精通,「歷醫各症如砂淋、肉瘤、眼疾、蠱脹等類」,人皆「稱其神技,眾口交推」,尤其擅長治療結石病，在華數十年,他親自治癒1300餘例。在嘉約翰主持下,至1874年醫院共做過368例結石手術,其中301例膀胱結石,有67例採用碎石術。1880年,嘉約翰成功施行了卵巢截除手術,對於腫瘤切除術做了很大改進。他還研究了梅毒和吸食鴉片成癮的發病率,幫助吸食鴉片者戒毒。

隨著醫院發展起來，完全免費提供醫療服務難以維持，對病人索要費用的問題漸漸引起各方的注意。教會醫學雜誌發表了各方教會醫生的討論，分歧者各執所見。少數醫生反對收費，根據是他們的病人大多是窮困潦倒的平民，所以仍應遵循早期傳教先鋒開創的慈善治療的原則。主張收費者也有他們的理由，首先免費治療不能吸引有錢人和有勢力的人，而且，即使免費診治贈葯也未必完全得到病人的信任。後者擁有更多的贊同者，收費看來已成趨勢。況且，博濟醫院發展起來後，開支日大，維持困難。然而，博濟醫院對窮人一如既往免費診病。即使對窮人以外人士的醫療收費也很低。

嘉約翰行醫、辦醫院的獲得巨大成功。他在中國引進西方醫療技術及近代醫院管理模式的開創性試驗成功，使中國的西醫界公推為西醫界首席權威與代表，推舉他擔任各類醫療機構、職業團體、醫療衛生活動的負責人。雖然他本人寧願默默從事醫務事業，救治病患者，但當需要一個當時在中國西醫界領軍並在中國人中享有威望的人，來協調中國西醫界事業時，非嘉約翰莫屬。嘉約翰於1865年接管廣州金利埠醫院。1887年，被選為中華教會醫學會第一任主席。

在嘉約翰艱苦備嘗的奮鬥努力下，他管理的博濟醫院，創下中國醫學界的多個第一，成為中國近代第一所綜合性多功能的醫院。1892年,博濟醫院報道了我國第一例剖腹產的案例。

博濟醫院為中國醫界樹立一個完全殊異中國傳統醫學的現代醫學樣版，先行創立了整套適合中國的現代醫院科學管理的規章規範與管理方法，摸索出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現代醫院管理經驗。展示以現代科學為基礎的西醫模式的卓有成效，引發中國醫壇風氣之變，一間間新型的西醫醫院在中國出現。

由於西醫是最先引進中國的西方科學技術，西醫在時人眼中近乎神奇的效用，引發中國人對當時先進的西方科學文化的認識，一時間從朝廷赴粵大員、官吏兵卒、名紳巨賈、士大夫知識分子，到平民百姓、乞丐妓女都有到醫院求治的，博濟醫院則放開懷抱迎納一切求治的人。這對廣東乃至中國，認識當進西方科學文化的先進而引進，所起的作用無疑是巨大的。博濟醫院，從設備器用、醫療技術、科學管理方法、先進思想理念，展示給中國人。

在中國開展防治傳染與流行病事業

嘉約翰在中國行醫後看到當時當地各種傳染病與流行病嚴重，以中國傳統的方法控制是有欠缺的。於是他在積極在中國傳播西方醫學技術地程中，特別注重以西方醫學科學手段開展對多發性、流行性、傳染性疾病的防治工作。如在十九世紀中葉，嘉約翰在我國開展種牛痘的大規模防疫工作。當時，我國主要是以種人痘為主，雖然牛痘術早已在十九世紀初葉傳入中國，但一般平民，習慣於用舊法接種。為了推行接種牛痘，嘉約翰從香港或英國購進新痘苗。為保證接種效果，他對每個接種者收取少量押金，待八天後，接種牛痘者回來複查確實有效時，再退還押金。這樣，牛痘術在廣州一帶被普遍接受，在廣東全省普遍開展施行。

他還積極傳播了治療鴉片毒癮、梅毒、精神病等醫療技術，深入探索在中國開展流行病學與傳染病學的防治。他本人深入到為本地人都避忌畏懼的麻風、梅毒等惡性傳染病患者，及那些治療鴉片毒癮的患者中去，診療施治。探索建立防治傳染病與流行病的機制。

開中國西醫學教育百年基業

博濟醫院在嘉約翰的經辦下，醫業紅火，然而人手不足問題凸顯出來，醫生尤其缺乏，把他忙得天昏地暗。他拉住了被認為是中國最好的外科大夫黃寬來醫院幫忙，這位是中國西方學醫及留學歐洲的第一人。好在還有醫院以前培養的關韜等個別人幫忙，有時拉來個別懂醫的傳教士醫生。不過，人手還是非常不足。

如此，要想擴大醫院規模，在當地輔開行醫，就遠遠不能滿足醫院的需要。

嘉約翰認識到必須培養中國人自己的醫生。開始，嘉約翰只是由醫院招收少數學徒，採用以師帶徒這種易為當地人接受的傳統授教方式，讓他們邊學習，邊協助醫生工作。醫院也曾接收具有一定西醫知識的開業醫生進行培訓。到1866年，博濟醫院在遷移到新址後,嘉約翰在醫院裡附設一所學校，「博濟醫校」，這是當時中國唯一的西醫學校，這也是今天中山大學醫科教育的發端。

「在建立醫院的同時該院又開設了醫學校」成為近代中國最早的醫科學校，較大規模地培養醫生，他本人親自授課，為中國西醫教育體系奠基。到1870年,學校的一些學生可以在醫院獨立施行外科手術,嘉約翰說他們「很快就熟練了手術方面的有關方法,他們可以不需要外國醫生就能單獨為病人解除痛苦。許多醫學校的學生已經取得了當地民眾的信任」。1879年,隨著醫學教育的發展,醫學校從博濟醫院中分離出來,正式更名為「南華醫學校」, 在中國最早系統地傳播西方現代醫學知識,培養出大批醫學工作者，成為中國西醫開拓基業的人材。其中很多人有高超醫療技能。他們畢業後多在華南地區活動,直接從事醫療事業或者是在其他醫校擔任老師,對當地西醫傳播有很大影響。醫學校里還教授一些中醫知識。學校最初招收的都是男學生。1879年該校開始招收女生,這是中國最早招收女學生的醫學校，衝破中國封建傳統對婦女的束縛。這所學校培育出傑出的人物，如戊戌變法中壯烈身殉的六君子之一康廣仁、民主革命領袖孫中山，還有其它的民主革命者。到1894年前後，經這個醫學校培養的醫生達200名左右，絕大多數畢業生後來都能開業行醫。1897年，嘉約翰辭去他在廣州的醫療工作及其他一些煩瑣事務，專心教學，僅偶爾做一些較大的外科手術。中國近代辦西醫醫校無疑始於嘉約翰，由嘉約翰奠基的博濟醫學堂辦學歷程，正是中國近代西醫醫校從無到有、從開端到發展的歷史過程。

嘉約翰後來又在精神病醫院辦醫校，以便於結合實際進行教學。1901年，嘉約翰開辦了廣東女醫學校，這在中國是首創。這些學校都以廣東話授教，以便當地學生聽課。

西醫教育是最早出現在中國的西式科學教育模式。嘉約翰在中國行醫的卓越成就，引起中國人對西方醫術的刮目相看，中國人向西方學習醫學科學漸成風氣。西醫教育的學習方式和考試模式，以培養適合工業文明時代的科學人才為目的，完全不同於八股式的學習方式和考試模式。西醫教育模式訓練出來的知識分子，善以量化分析、邏輯演繹、性質判斷等科學方法，分析問題，認識世界；這與中國傳統教育模式依靠倫理、文理之辨，詩化的語言概括詮釋問題，截然不同；有利反思中國傳統文化的不足，生髮改良或革命的思想。中國舊的思想觀念、正統的倫理道德，在醫學領域受到極大衝擊。西醫醫科教育，對中國青年學子起到啟蒙作用。它培養出來的學人最先從士大夫知識群中分裂出來，成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群中最初的一部分。康廣仁、孫中山、國學大師陳垣，都曾就讀博濟醫學堂。

在中國傳播西方醫學科學

由嘉約翰口譯、林湘東筆錄的《內科闡微》,是近代中國醫學史上論述西醫內科學的重要文獻之一。本書糾正了當時國人認為西醫只精通外科而內科稍遜的錯誤認識。在西方醫學來到中國以後,國人對西醫治療外科已經基本接受,但在西醫治療內科上仍然心存疑慮。嘉約翰在自序中,對譯書的緣起做了說明,「醫之為道,死生寄焉,豈易言哉。……非平時有實學,將臨症無定見。此西醫之於內科,所為(謂)無理不窮,無發不備,而較諸外科尤為精細也。予有志於此,因即西國名醫無微弗闡者,譯為是書,期與內科諸君子相砥礪云爾」。《教會新報》的編輯者林樂知亦認為在書中「嘉醫士將內症根由逐一著明,無微不至,種種益處,遍傳於世」。可見,嘉約翰翻譯《內科闡微》的目的就是為當時的中國醫學界提供更多的西醫內科學知識，提高中國的醫療衛生水平。《奇症略述》系嘉約翰從歷年博濟醫院的年度報告中輯出,書中所述各症均系醫院中的實際病例,僅1879年就醫治了割砂淋、炙大腿、針子宮瘤、割痔瘡等五十七種病症七百餘例病人。

嘉約翰的醫學著述中，除了自撰的著述外，更多翻譯西洋醫學原著。他先後直接或參與編譯出多種西醫著述，包括醫學基礎學科和臨床醫學的各個方面，涉及面很廣,主要包括醫學總論、藥物學、內科、外科、皮膚科、眼科等所有醫科科目。其中有《化學初階》、《體用十章》、《西藥略釋》，英中註解《裹扎新法》、《救溺要義》、《皮膚病手冊》、《癥候學》、《花柳指迷》、《救護要義》、《眼科摘要》、《割症全書》、《炎症略論》、《發熱論說》、《衛生要旨》、《內科闡微》等，開拓了中國醫學界系統了解西方醫學之路，在中國全面系統地奠定西醫學科的基礎。

嘉約翰的系列醫學譯著,多數是在廣州出版發行後,將有關譯著的情況告知在上海出版的《教務雜誌》,然後由《教務雜誌》刊發相關的信息,嘉約翰的著作傳播到全國各地。

在嘉約翰的影響下,他在博濟醫院的中國助手尹端模也加入了翻譯西醫著作的行列,至1893年,他共譯出《醫理略述》、《病理撮要》、《胎產舉要》、《兒科撮要》等四種著述,是最早參與西醫文獻翻譯的中國醫生。

為使西醫在中國廣泛傳播,嘉約翰還編輯了幾種西醫報刊。1865年,嘉約翰和他人一起編輯出版了《廣州新報》周刊,分為中文版、日文版、英文版三種形式。這是我國最早的西醫期刊,也是我國最早的中英日三文期刊，主要內容是介紹西方醫學醫藥知識,並附帶刊登一些當時的國內外新聞。該報在廣州街頭公開發售,最高發行量曾經達到四百份。

1880年，嘉約翰在廣州創辦《西醫新報》，這是我國最早的正規西醫期刊。這是一份中文醫學雜誌,報紙共八頁,大號雜誌格式,有封面及目錄。在發刊詞中,用簡潔文言,闡明雜誌宗旨。第一號有短論文十四篇:論醫院、中國行醫傳道會、內科新說、方便醫院之情況、燙傷之治法、真假金雞納霜、初起之眼炎、大腿截除術、上臂截除術、肉瘤奇症略述、論血瘤、癲狂之治法、論內痔、論外痔。

關於《西醫新報》的最初情形,《中國評論》介紹說,「此系一種醫學雜誌,專為華人而設。報紙共八頁,大號雜誌格式,有封面及目錄,全屬中文。在發刊詞中,用簡潔文言,說明雜誌之益,醫志尤為重要,並述西醫比較中醫的優越。第一號有短論文十四篇,目錄如下:(一)論醫院;(二)中國行醫傳道會;(三)內科新說;(四)方便醫院之情況;(五)燙傷之治法;(六)真假金雞納霜;(七)初起之眼炎;(八)大腿截除術;(九)上臂截除術;(十)肉瘤奇症略述;(十一)論血瘤;(十二)癲狂之治法;(十三)論內痔;(十四)論外痔」。從這一期目錄,可以大致了解該報的主要內容有:論西醫公會聚集之益,論止瘟疫傳染之法,眼球各肌肉功用圖說,西醫用藥撮要略述,胎產奇症略述,論醫痔誤葯肛門生窄,解熱藥方,生髮藥方,風濕藥方,消頸癧方,論戒鴉片煙良法,論肺內傷成膿瘡圖說,西國聰耳器具圖說,西醫眼科廣告等。

1886年,「中國博醫會」在上海成立,由嘉約翰任第一任會長。該會創辦了《博醫會報》,報道西方醫學在中國發展狀況和世界醫學發展的最新動態,同時也介紹醫學的歷史和中醫診療,為中國醫學界提供了交流平台。

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遭受西方列強侵略，中國人處於一方面要頑強抵禦其侵略，一方面又要努力向西方尋求先進文化以求中國強盛的這樣一個極其複雜的歷史時期。長期有天朝大國心態又深感受侵略屈辱的中國社會，對來自西方的一切都極端敏感與警惕。對此，嘉約翰是理解的。從嘉約翰在中國行醫、辦校、傳教可見，他非常尊重中華文化，謹慎對待中國社會習俗等特點。嘉約翰，比他的眼科醫局前任伯駕，比同時代許多西方來華人士，對中國的文明傳統、風俗習慣、生活方式，開明得多。因而，他開展的文化引進事業，很有成效，對中國文化現代化所起積極作用很大。

嘉約翰在傳播醫學為代表的西方科學文化過程中，面對來自本土文化的阻力，表現出謹慎對待的態度，對中華優秀文化更顯尊重，使他的科學文化傳播活動較為順利。他秉承了天主教傳教士利馬竇的針對中國國情開展傳教的傳統。

嘉約翰這種慎重，就鮮明體現在人體解剖學科上。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國，解剖這一由傳教士醫師帶進中國的西醫科學研究方式，被視為「挖肝剖腹」的「巫術」。十九世紀中期嘉約翰在廣州行醫時，就受到過這樣的指責。西醫科學進入中國，不僅是帶來了一種新的治病方式，它還帶來新的生命觀人生觀，新的哲學或是生活的理念。因此，它才會引起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當年西醫剛傳入中國時，被不少國人視為「巫術」。嘉約翰在廣州行醫時，為了對中國的體質、生理、病理特徵，有更深入的了解，一直想對中國的人體進行解剖。嘉約翰，作為一位以外科見長的醫生深知解剖屍體的重要。然而，中國社會對西方文化多少還心存戒懼。對基督教會及有教會背景的機構，尤其警惕與抵觸。對於尊崇祖先，有鬼神崇拜信仰的大多數中國老百姓來說，沒有什比挖祖墳損人屍體更感受辱的了，解剖先人的屍體更視作大逆不道，社會對解剖實驗反對壓力很大。假如由「洋鬼子」給中國人的屍身來個破肚開膛、挖心取肝、掏眼開腦，勢必會在中國社會激起強烈反應，甚至激出事變。此前，在中國有的地方有洋人挾西方國家之力欺壓中國人的歷史背景下，就曾有因傳說洋人傳教士，拿中國人臟腑及其它器官製藥的傳言，激起民變，誘發大規模暴動，並導致中外衝突的事件。在廣州這樣的長期開放之地，風氣是當時中國最開放的，但傳統文化風習依舊強固，況且屍體解剖觸及中國人核心倫理。人體解剖在當時的中國，不僅是一項醫學科學實驗活動，它會帶來文化意識、宗教觀念、人生理念的震撼性觸動，引起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因此，在開展人體解剖研究上，嘉約翰相當謹慎。他一直等著由中國醫生黃寬來完成第一次的人體解剖。1867年,博濟醫校進行了首次解剖實驗,由黃寬執刀。這次解剖實驗,由黃寬執刀,這是西方醫校在中國進行解剖實例較早的一次記錄。由於受到當時人們思想觀念的影響,一般人根本不讓別人解剖自己親人,最初學校只能從醫院中尋找一些無親友的屍體來研究。嘉約翰本人即曾以一對兒童屍體作為實例,讓學生直觀地了解人體的基本結構。

博濟醫校男女有別的授學形式，也凸顯嘉約翰傳播西方文化觀念上，突破與妥協並存、謹慎對待中國習俗的特點。

嘉約翰招收女子入讀醫校，對數千年落後的中國封建傳統，是石破天驚的革命性突破。然而，女子入校後，他又小心地避免與傳統的衝突。

當孫中山就讀廣州博濟醫學校的時候，已有男女學生同學，但分左右座，還掛一幅帳幔隔開。中國男學生不能接診婦科病人。不久這一切為了適合中國國情而制定的規定，卻有了戲劇性結局。

一天，診察婦科，照例由教師帶領學生臨床實習，但只許外國學生實習，而不許中國學生去。孫中山得知有此規定後火了，一下鬧到校長室，校長嘉約翰問原因，孫中山質問：同是學生，為什麼歧視中國人，不許我們到婦科實習？嘉約翰答：你們中國人，向來「男女授受不親」、有「禮教」之防，我們美國人則無須受此限制。富於革新精神的青年孫中山犀利詰問：學醫是否治病救人？身為醫生的嘉約翰能說什麼呢？只好說是。孫中山又問：那麼中國學生學醫不是治病救人嗎？中國婦女有病中國醫生不能救嗎？究竟救命為重？還是不合理的「禮教」為重？西方美國名校醫科出身的嘉約翰，面對這位未來革命領袖咄咄逼人的追問，講的又是在西方醫界早已是公理常識的道理，無言以對。從此打破了中國學生不許看婦科之限，而教室所設隔別男女的帳幔不久也撤除了。其實，來自西方的嘉約翰內心是讚賞孫中山的，只是對中國傳統習俗的謹慎對待而已。

博濟醫院住院病人男女分隔而居，也是出於謹慎對待「男女授受不親」、「男女之大防」的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考慮。

對中國日常生活習俗的尊重，在存留下來的嘉約翰身穿傳統中式服裝在博濟醫院的活動照片中，體現出來。在治療病人、從事科研、文化教育的各種活動中，小心翼翼，不觸犯中國人的禁忌。

在接受褒揚中華文明的傳統成就上，嘉約翰在西方人士中少見的，表現在對中華文明的先進成果，褒揚推廣。如對中醫的態度就是這樣。西醫界向來有人對中醫的一些療法有不同看法，當時西醫界許多人更認為中醫原始、落後、不科學，甚至還有主張禁制中醫的。嘉約翰對中醫也未全認同。他本人在1878年代表中國醫學傳教士出席世界基督教大會為爭取對中國的醫療援助，而誇大中國醫療狀況落後時就說過中醫傳統：「不了解疾病及病源的本質，以五行和陰陽學說替代」。然而，難能可貴是作為當時中國西醫界的龍頭老大博濟醫院竟也容許傳授中醫。比起同時代及不久後的中國西醫界，嘉約翰對中醫已是相當開明。

嘉約翰從事的行醫傳教活動，除了上面提到的把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引進到中國這種歷史創舉，對中國歷史進程起了積極作用外，也對中國近代社會與思想文化的進步運動，起了積極作用。雖然，嘉約翰為了行醫傳教之便，極力不摻和中國的政治活動。不過，對中國當時的進步事業，深深同情，給予方便。年輕的康廣仁、孫中山，在醫校接受西方先進思想文化教育，對他們後來分別投身維新和革命起了啟蒙作用。他力薦孫中山到更自由的香港去學醫。他由著康有為的弟弟康廣仁、民主革命運動的領袖孫中山，利用醫校從事維新之業、革命活動。

無疑，嘉約翰在行醫為中國服務之時，堅決履行自己負有的傳教使命。他的傳教行醫事業，客觀上與西方在中國的殖民之業聯在一起。 「先生熱心宗教，在兩醫院時，禮拜日及每日夜間，必令院中同事、工人、病人聽誦福音。祈禱上帝。即到院探病之人，亦必欲使之得聞真理，暇則到病室與病人談論。」這所醫院的以行醫促傳教的做法一直長期延續。也因此，引起部分中國知識分子及百姓的抵制。尤其他在治病救人過程中，不放過任何機會進行傳教，更引起當地人的非議與反感。

嘉約翰為使他這所廣州最早的西醫院，在廣州乃至中國成為教會醫院之模範,他殫思竭慮，醫院的宗旨在他心目中是清楚的，在1838年2月21日廣州成立中國醫學傳教會時，郭雷樞、伯駕裨治文聯名簽署的宣言宣稱：「鼓勵在中國人當中行醫，並將我們的科學、病例研究和科學發明等有用的知識，拿出一部分與他們分享。……贏得中國人的信任和尊重，這有助於把我們同中國的貿易和一切往來，達到所期望的更高地位，還可以為輸入科學和宗教打開通道。……以此收集情報，對傳教士和商人均有較高的價值。……因為一個病人在醫生面前，往往是坦城相見的」，公開宣告第一批來華行醫的傳教士醫師，行醫是為西方的國家利益與殖民行為服務的。同為中國醫學傳教會成員的嘉約翰，從事的行醫傳教活動，在客觀上非限於慈善性活動，當然有助於西方國家在中國的宗教、政治、經濟活動，有利於西方列強在中國的殖民事業。然而，嘉約翰在中國醫學傳教會中是對中國人最友好，最不抱行醫傳教外的目的之傳教士醫師。除了為爭取中國的醫療資源而高調呼籲，涉足包括政界在內的各界外，他一般行事低調，給中國人實實在在地辦事、行醫、授教，不涉足官場。他主張醫學傳教士及相關組織應以醫學救治病人，造福百姓為目的，認為以醫學救治世人，就體現醫學傳教的精神。這與同時代及此前教會及醫學傳教士奉行行醫就是為傳教服務主張，完全不同。

他不像他所在的博濟醫院前任負責人伯駕那樣熱衷政治，並在最後走到敵視中國人民的反面。他在代表中國醫學傳教士出席世界基督教大會為爭取對中國的醫療援助，充滿感情地報告「我們大多數的同胞還在遭受痛苦、疾病和死亡，他們需要我們已擁有的醫藥資源和衛生知識……」，這種視中國人的為自己同胞的感情發自肺腑，也表露他要為消減視若同胞的中國人民的病苦奉獻自己知識才智的真摯心愿。在這種情懷的驅動下，他除了自我奉獻於中國的醫療衛生事業外，還畢生不遺余力為減除中國人的病苦爭取外援而奔走呼號。

從嘉約翰的行醫、辦教育、傳播科學之路，可以看到他是真心要將西方科學文化引進中國，以醫學造福中國民眾，同情中國人民的進步事業。他行醫傳教的成功，是由於他行醫授學過程中對中國傳統採取兼容妥協的特效方式，並因地制宜開展醫療、教育、科研活動。然而，嘉約翰以行醫授學服務中國的同時，又自覺以傳播基督教為己任。而且，他的傳教行醫事業，客觀上與西方在中國的殖民之業聯在一起。他身上的矛盾是當時強勢的西方文化初入中國時矛盾。

建精神病醫院

1890年，他就動手籌備設立精神病醫院，自任籌委會主席，後因經費不足而停辦。他以不屈不撓勁頭，一再建議成立專門的精神病醫院。1892年，嘉約翰拿出自己所有的積蓄，自費出資購得廣州芳村一塊三英畝地皮，以後又得到一些人資助，始建中國第一家精神病醫院，於1894年開始建院，到1897年全部竣工。1898年，芳村精神病醫院落成，是今日廣州精神病醫院的前身，他辭去了博濟醫院職務，和夫人搬進醫院生活工作。這所精神病醫院，位於廣州市珠江南岸，白鵝潭畔，初名「惠愛醫院」，是中國第一間精神病專科醫院。設30—40張病床，次年正式收住院病人。嘉約翰親自為病人治療，使不少精神病人治癒出院。他還出版小冊子，到處宣傳精神病人住院的重要意義。嘉約翰在華一直為中國精神病治療費盡心血。

這所精神病醫院，影響很大，「芳村」成了廣州當地一種對精神病與精神病醫院的隱喻指代，譏諷某人精神不正常時，常說：「從芳村跑出來的」

傳統中國社會，對精神病人基本是以禁錮方式處置，責任由家庭或宗族承擔。精神癲狂者常被家人鎖進幽暗房間。在清代，家人不經報官私自打開瘋人的鎖銬，會受到嚴厲處罰。後來嘉約翰夫人寫道「1895年2月28日，一個男人身背一個精神病人站在了醫院門前，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入院治療的精神病患者。」而他在家裡已被鎖在一塊巨石旁三年，喪失了步行的能力。嘉約翰頂住來自當地官方與世俗對精神病患者歧視的傳統與積習所產生的壓力,承受著收治精神病患者特有的煩難,在人力物力極匱乏的條件下,把精神病醫院辦起來,且一開辦即獲巨大成功。開院初期，醫院治癒的病人就遠少於死亡的病人，即使大多數患者送來時，已奄奄一息，醫院依然接其入院。

當年的精神病醫院，建在遠離城市喧擾的鄉間，環境幽靜，花草優美，病舍設計成分散式的家居建築，吵鬧的病人與安靜的病人可互相隔離，亦可參與種植花草蔬菜，自食其力。為免給病人以牢獄之感，醫院周圍只是簡單圍起了一人高的籬笆，連窗戶上的鐵條也製成彎曲帶花的圖案。

這所精神病醫院越辦越好，不但為當地精神病患者帶來大福音，解決精神病給當地社會與家庭帶來的種種問題，為中國的精神病治療率先垂範，並蜚聲世界，成為國際醫學界在貧窮國家地區開展診治精神病患之範本。後來，嘉約翰完全離開博濟醫院，專心治療精神病人，直到他逝世。

嘉約翰興辦精神病醫院，不僅給中國帶來治療一種疾病的方式，還展示西方重視個體的觀念，將來自西方的人道主義精神、人本主義思想、人權理念，通過精神病醫院這類具體感人的形式，介紹傳輸給中國各階層，悄悄、慢慢地改變著中國人的一些與現代化衛生健康生活相悖的傳統習慣與文化習俗。

結語

1901年8月10日，嘉約翰在中國從事和傳播西醫學近半個世紀後，因患痢疾在廣州去世，為了他在中國的行醫傳教事業鞠躬盡瘁。他在華工作的四十八年中，辦醫校，培養大批西醫人才，醫治門診、接診病人七十四萬人次，治療住院病人四萬人次，為四萬九千人做了外科手術，翻譯了三十四部西醫西藥書籍。嘉約翰還引入西方醫學理念，昭示西方人道主義精神，彰揚西方人文主義思想。引動了中國思想文化之變。他開創了中國具有近代理念、近代管理手段，社會性的醫療福利事業，並成為中國現代福利事業源頭之一。這種福利事業在悄然地昭示著西方的人道主義精神、人本主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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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陳小卡是現任中山大學醫學博物館負責人

文章發表於2013年第二期《神州民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