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印象 王曉明

印度印象

王曉明

　　早春二月，去印度十天。主要是去班加羅爾（BANGLORE）參加一個關於亞洲文化研究的會議，順道看了一下孟買、德里和阿格拉，三個各不一樣、也都與班加羅爾不一樣的城市。從德里去阿格拉的途中，汽車還一度拐進邦級公路，領我目睹了若干北部鄉村的蔥綠田野和黯黃泥屋。一個外國人，英文結結巴巴，時間又這麼短，其中一半還用在了學術會議上--雖然也是在討論當代的社會問題，我在印度的見聞，自然很有限。可是，就是這麼浮淺的接觸，卻給了我非常強烈的感受，我甚至都不記得，以前在別的國家，也得到過同樣強烈的感受。回到上海一個多星期了，寒氣逼人，那在印度的炎熱和灰塵中接獲的印象，卻依然在腦子裡來來往往，一點都不肯安靜。

　　論領土，印度是世界第六，論人口，已經超過十億。在歷史上，它對中國有過非常深刻的影響，漢唐時代的佛教，就是從它那裡傳入的。一九四七年獨立以後，它更成為我們的重要鄰國，一九六二年，還為了邊境劃分和我們打過一仗。它號稱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這十多年經濟持續發展，以至它的總理公開宣言：廿一世紀將是「印度的世紀」。在今天這樣的世界格局中，印度和中國似乎都已經被嵌入了彼此近距離競爭、你起我伏的對立位置，倘是中國的一個頭腦簡單的國家主義者，他一定會認定，印度是中國在這個世紀的最大的對手。而從另一面看，同樣是歷史悠久、人口眾多的亞洲大國，同樣在十九和二十世紀遭受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被不容分說地推進了所謂的「現代化」軌道，印度卻明顯走了一條和中國很不一樣的道路。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不是正苦惱於「社會向何處去」么？比起日本、新加坡和韓國，更不要說歐美國家了，印度更加是一個切近得多的參照物吧，它今天的成敗得失，對我們探究自己--和整個世界--今後的方向，一定會有大的啟示。無論從哪一面講，我們都應該伸過脖子去，好好地看一看它。

　　可是，二十年來，中國的許多知識分子--更不要說整個社會--的「世界」地圖裡，印度好像是不存在的。太平洋對面的屁大的事情，我們都了如指掌、津津樂道，可對身邊這位緊挨著的胖大的鄰居，我們卻視而不見。最近這兩年，才有一些敏銳的知識分子，開始關注印度的社會狀況，也有個別報紙，開始有意識地介紹印度的經濟發展，但是總的來說，中國社會對印度依然是相當隔膜的。我自己就是一個例子：甘地、泰戈爾、普列姆昌德、印巴分治、「底層研究」、喀拉拉邦的民主試驗--這幾乎就是我對二十世紀印度的全部知識了。這樣的近於無知的狀態，不應該再繼續下去了。

　　這就是為什麼我要寫出對於印度的零散的印象。以前，看到有人去外國的什麼地方轉了一圈，回來就洋洋洒洒、大發皮毛之論，我總是不以為然。可這一回，我自己卻來犯這個忌了。但願讀者能夠寬容我，因為我的確覺得，在今天這樣特殊的情況下，一個去過印度的人，哪怕見識再淺陋，都是有責任向別的想要了解印度、卻還來不及親履其地的人，如實報告自己的見聞的。

一、無處可交的健康申報表

　　一拿到印度駐上海領事館簽發的簽證，我就頗感意外：那上面的允許我進出印度的兩個日期，竟然都是手寫的，而且還寫錯了，都寫成了「二零零三」，然後又劃掉，在底下分別添上「二零零四」，再在旁邊各寫了一串估計是塗改者的名字的看不清楚的小字，也沒有蓋章，就那麼很不正規地發給我了。這樣能行嗎？果然，浦東機場的女警官拿著這一頁簽證左看右看，就是不蓋那個放行的章，直到請來她的領導，同樣仔細地驗看一番之後，才揮手放行。可是，到了印度，這一頁簽證卻通行無阻，進關、出關、住旅館、上飛機，這個簽證被驗看了將近二十次，從來沒有被一個人懷疑過。大概，這樣的塗塗改改，印度人見得多了。

　　我買的是印度航空公司的機票。印航上海售票處的小姐遞給我一份印刷精美的新版中文《印度旅遊手冊》，編製者為印度政府旅遊局，是最權威的了。其中有兩處地方說，如果你攜帶的外國貨幣的總額超過了一千美金，那麼就必須在入境時填寫「外幣申報書」，還特別註明了這種申報書的英文名字，言之鑿鑿，不由得我不謹記在心。我動身的那幾天，正碰上「禽流感」在越南等地顯出蔓延之勢，因此，我搭乘的印航飛機，起飛沒多久，就給每個乘客發了一份健康申報表，它分A 、B兩頁，欄目印得密密麻麻，它規定你必須在入境時交出填好的A部分，同時保留B部分，直至離境。這也不是兒戲之事，我很快就填好了，小心地折起來，夾入護照，準備到機場遞交。

　　一夜顛簸，終於在上午九點半抵達孟買國際機場。入境大廳空空蕩蕩，燈光黯淡，一副沒睡醒的樣子。雖然關卡有好幾道，有一道旁邊還站著荷槍佩彈的警察，卻一點沒有認真盤查的氣氛。我很快就過了前面幾道關，卻怎麼也找不到填寫外幣申報書的地方，無奈之下，只好去問警察--他們七、八個圍成一圈，在大廳中央聊得正起勁。「申報外幣？那邊」！「那邊門關著」。「嗯……你帶了多少美金」？「兩千」。「只有兩千？那不用申報的」！「可這裡寫著一千美金……」「沒問題的，你走好了」！好幾隻手都揮著要我走，我只好繼續往前走了。

　　很快就到了最後一道關，一個也是背著槍的警察收取最後一小聯入境表。我將健康申報表遞過去，「這是什麼？我不收這個」。我有點急了：「你這是最後一個門了，這表上說好必須在機場交的」！年輕的警察很苦惱：「我這裡不收這個，這裡沒有人收這個……你帶走好了」，他指指門外，外面陽光燦爛。

　　我不敢硬塞給他，我怕他隨手扔了。過去的經驗告訴我，當一個官方的政策並不真正執行的時候，你是萬萬不能因為它沒有執行，就以為它不存在的。它完全可能在某個你料想不到的時候，突然又實行了，就像是貓捉老鼠，現在放你走了，卻又隨時可以把你抓回來。所以，越是無處可以遞交的官方表格，越要妥帖地保存好，我必須準備著，萬一什麼地方冒出個官員來索要它，我能立刻交得出來。於是，我將這份健康申請表重新夾入護照，帶著一種「隨時準備著」的心情，跨出了機場。

　　在印度的旅行很快就結束了。雖然不斷要把護照掏出來給人看，卻沒有一個人對這張健康申報表發生興趣。它成了一張多餘的紙，除了顯示我過去的經驗在印度無效，似乎再沒有別的價值。它的位置也就不斷變化，從我的貼身口袋轉移到了背包，又從背包轉移到了手提箱，大部分時間都與我分離，留在飛機的行李倉里，旅館的行李架上。不過，直到回程的飛機在浦東機場降落，肯定不會再有人索要它了，我也還是沒有扔掉它。此刻，它就躺在電腦桌上，令我慚愧於自己那時候的過分的緊張。

二、「LIFE IS WORK」

　　飛機在孟買上空盤旋，我看到地面上有大塊大塊的灰黑色，在強烈的陽光下閃著一種奇怪的暗暗的光。飛機繼續在下降，灰黑色中間露出了無數細小的線條，原來那是連綿成片的棚屋的屋頂、屋頂上的塑料布，和壓著塑料布的大概是裝著砂土的塑料袋。進入市區後，一路上不斷地看到這種連片的棚屋：磚、木板、泥、油氈、塑料布……就是用這些東西簡簡陋陋地拼湊起來的房子，房門通常都開著，掛著大半截布帘子，裡面只有最簡單的器具：床板、凳子、草席、粗糙的木箱子、捲起來堆在床頭的薄薄的被褥--孟買沒有冬天，夏天是四十度以上的高溫。一片這樣的棚屋的前面，通常都有一塊狹長的空地，中間是一排水龍頭，邊緣則多半是一條殘留著污水的近於乾涸的排水溝：在雨季，這溝中想必是盛滿了雨水，孳生著無數的孑孓吧？空地上，水溝邊，一灘一灘的都是垃圾，老人和小孩，赤膊的男人和披著褪色的沙麗的女人，牛、狗、偶爾還會有一頭灰黑的精幹的豬，就在其間進進出出。才二月下旬，氣溫已經超過攝氏三十度，垃圾堆散發出陣陣臭味--這就是孟買的貧民窟。

　　這些貧民窟給了我太強烈的印象，無論走到孟買的什麼地方，我都會看見它的影子。我居住的旅館的四周，是孟買城區的中心，英文地名就叫「MUNBAI CENTRAL」，車水馬龍，廢氣瀰漫。正面臨街的舊式公寓樓，通常是五、六層高，寬寬的一大排，木欄杆上還有雕飾，卻經不得細看：破破爛爛的窗框子、四處晾掛的雜物、髒兮兮的門帘、幾乎是布滿牆面的灰垢。即便是一些高門圓柱、台階巍然的兩層或三層歐式樓房，昔日一定燈火通明、僕役成群，現在也是牆漆剝落、廊柱破損，從落地長窗里伸出晾著雜物的竹竿，牆角的垃圾堆上蒼蠅飛舞，你怎麼能不想起貧民窟？

　　到處都是人。我生長在上海，自以為見慣了人頭攢動的景象，一到孟買，卻還是吃了一驚：怎麼這麼多人！去書店買來一本旅遊指南，才知道，印度的國土面積不到中國的三分之一，卻有四億人生活在城市裡，孟買又是全印第二大城市，人當然多了。不過，這「多」似乎總是和「窮」攪在一起，越是房屋破舊、街道逼仄的地方，人越擁擠。走進任何一條彎曲的、擠滿了舊房子的小巷，我幾乎都會看見，這巷子里里外外的所有角落，都有人坐著、站著、呆著臉一言不發，或者彎著腰忙忙碌碌、乒乒乓乓地敲著什麼。嘈雜、擁擠的人群似乎構成了這座城市的貧困的最觸目的標誌。

　　但是，嘈雜和擁擠中也並不只有貧困。在孟買的三天里，我不斷在各種街區亂走，幾乎已經習慣了街頭的嘈雜，汽車喇叭、叫賣吆喝、擴音器里傳出的歌詠和祈禱、烏鴉的叫喊……什麼聲音都有，卻惟獨沒有聽到人們的爭吵，也沒有見到與之相伴的怒目和凶光。在上海，說來慚愧，你是用不了走多久，就會遇見這樣的爭吵的。烈日之下，孟買街邊的男人們都是皺著眉頭，一臉苦相，可是，一旦與我目光相遇，他們卻多半會舒眉展眼、微微一笑。

　　當然也有別樣的地方。在城市的南端，面對貝克海灣的弧形海灘，排列著大群富麗堂皇的高樓。寬闊的棕櫚樹大道、蜿蜒的沙灘、夜間放出五顏六色的光芒的彩燈、昂貴的商鋪和酒店——凡是一個昔日的殖民地港口所能培養的奢華氣派，一個所謂現代都市應該具有的摩登景象，這裡是一樣都不缺。夜晚，坐在CHAUPATTY沙灘上，遠遠聽著背後林蔭大道的汽車喇叭聲，滿天星斗，涼風習習，你甚至會忘記白天走過的那些擁擠骯髒的街道。唯一不同的，是在這些高樓的背面，距離海灘不到百步路，就有這樣的空地：幾個又高又深的鐵制垃圾箱上，野狗和烏鴉並肩蹲伏，五六頭黑白色斑紋相間的牛，站在四散的廢棄物中間，神色安靜。

　　在孟買城的東北面，有一片比貝克海灣的 CHAUPATTY沙灘更有名的JOHU海灘。十來家豪華旅館（其中有一家就是假日酒店）沿著海灘一字排開。在這些旅館之間，是一條條通向海灘的短短的林蔭路，路不寬，但是路面整潔，兩邊是四五層的住宅樓，夾著幾座獨門獨院的兩層樓房。門牌鋥亮，鮮艷的盆花從各個角落裡探出頭來。時間將近正午了，這裡卻是一派靜謐。一個穿著休閑褲子的中年印度男人從沙灘上走回來，對我咧嘴一笑：「哈羅……」，標準的美國音。

　　這就是我看到的孟買：破爛和豪華、骯髒和整潔、擁擠和寬敞、嘈雜和靜謐……所有的對比都如此尖銳、懸殊，而且--更重要的--如此不加掩飾。在市中心的一座豪華宅院的牆外，蓬頭垢面的窮人在家門口席地而坐，他們身後的棚屋，就直接搭在這豪宅的外牆上。每天看著漂亮的汽車從大門裡進進出出，他們會怎麼想呢？

　　最先回答我這疑問的，是一位名叫阿里（我記下了他的全名：RUJAB ALI）的計程車司機。阿里卅五歲，瘦高個子，很敏捷地鑽出汽車，攔住站在人行道上東張西望的我：「先生，要去哪裡」？在車上，他是有問必答：「我？當然是窮人，孟買大多數都是窮人！……已經有三個孩子了。生活？我很滿意我的生活，為什麼？簡單。孟買大多數人都是過著簡單的生活，像我一樣」。這有點出乎我的預料：在上海，似乎是只有中上階層、而且有點文化的人，才會覺得「簡單」也是一樣好東西。

　　這以後，只要有機會，我就會拿出問阿里的這些問題來問人。無論是孟買、班加羅爾、德里、阿格拉，旅館服務員、街邊小鋪子的店員、計程車司機，還有一位在清真寺門外閑坐、衣衫破舊、看不懂英文地圖、卻熱情地給我指路的人。他們的回答都差不多，說自己是窮人，生活過得去，沒有什麼不愉快的，諸如此類。最健談的，是孟買的另一位計程車司機，名叫桑托什（SANTOSHI），四十多歲了，戴著眼鏡，一手把著方向盤，另一手擺動著，熱烈地和我討論「生活（LIFE）」的意義。因為聽不清我的問話，他甚至頻頻減速，引來後面一連串汽車的笛鳴：「有錢人（BUSINESSMEN）沒有生活，……我？當然有生活。什麼是生活？LIFE ISWORK ！我現在就在工作，我有生活。……錢？錢是好東西，但錢太多了，就不是好東西。錢太多會有麻煩，……」我趁機增加問題：「你參加大選投票嗎？怎麼看現在的政府？……」他擺手的幅度更大了：「當然參加，每次都參加的……我不喜歡現在的政府，什麼事情都不為窮人做！英迪拉·甘地是好人，她的政府給人民（PEOPLE）土地，給人民錢……我喜歡她的政府，我投國大黨的票！……」

　　就是這位桑托什先生，硬是在半路上停車，要我進一家五層樓的百貨公司：「這是很好的地方，你一定會喜歡的……」這是孟買唯一的大百貨公司（我後來在班加羅爾還還看到過它的分店），裝修豪華，一進門，便覺涼氣宜人，更有衣著鮮艷的導購小姐，笑吟吟地迎上來。貨品相當貴，導購小姐卻不厭其煩地一一推薦，弄得我頗有窘意。最後挑了一件比較便宜的小石刻，卻發現錢還是不夠--本來就沒有想買東西的。不料售貨員一口答應：「沒關係，沒關係，我跟你去旅館，你到那裡付錢好了……」就這樣，我們一起回到桑托什的車上。差不多是下午一點鐘，車堵得厲害，太陽火辣辣地烤著車廂（孟買的計程車大多沒有空調），那售貨員卻頗為饒舌，一路跟我攀談。他來自克什米爾，所以和一般黑褐瘦小的南方人不同，長得白皙、高大、相貌英俊。非常年輕，才廿二歲，單身（剛才在店裡，為了說動我購買一塊桌布，他特彆強調：「這是我太太最喜歡的顏色……」），每月薪水有一百美元（約合四千五百盧比）。「很不錯啦」，我說，我從孟買的報紙上知道，最低的月收入只有四百盧比。他卻一個勁兒地嘆氣：「太少了！這怎麼過嘛，現在的年輕人為了掙錢，只好什麼活都干！……你看看這個車」，他指著與我們並排的一輛緊閉窗子的韓國現代牌轎車：「這個車在中國賣多少？啊，那太貴了！……」我又照例搬出那些問題來問他，他倒乾脆：「我是不去投票的！……我的上帝就是我自己」！「那你去不去神廟祈禱」？我指的是印度教的神廟。他有點遲疑：「有時候……也去」。

　　從這個漂亮的克什米爾小夥子的口中，我終於得到了曾經很熟悉的一種回答。他似乎是一個完全用錢來估量生活質量的人，也是我詢問的人當中，唯一一個三十歲以下的人。

　　到旅館了，桑托什從我給他的車錢中抽出一張還給我：「多了，先生。」我說：「你在商店門口等了那麼多時間……」，「那不收費的，先生」。我還是遞過去，「OK，謝謝，先生，下午過得好！」他收下錢，揮揮手，將車子開走了。

三、拆掉了側視鏡的計程車

　　在我去過的四個城市裡，交通都很擁擠。街道並不窄，許多還是單行道，但從早到晚，就是擠滿了大大小小的車，喇叭聲響成一片。從德里回上海的那一天，晚上十點多，我坐車去城市西南郊的國際機場。一出市中心，窗外就幾乎沒有什麼燈光了：這下子可以一路暢通了？不行，車子還是不斷地慢下來，前後左右儘是那種印度造的四四方方、有點像裝甲車、卻漆色鮮艷的載重卡車，司機回過頭來疲倦地一笑：「對不起，總是堵車……」。

這些大大小小的汽車，大部分都是印度造的，外國車不多，豪華的車子更少。即便在新德里，首都，也是如此。

　　在孟買城裡，到處都停著一種漆成黃黑兩色的計程車，樣式堅固，令人想起倫敦的那些老式的黑色計程車。這車也都是印度造的，據司機們說，兩三千美元便可以買一輛。沒有空調，但有計價器，裝在車子的左前側，每次坐上乘客、踩動油門的時候，司機--依照英國式的道路規則，駕駛座是在右面--都要很費勁地伸手從左窗繞出去，扳一下它的開關。在班加羅爾、德里和阿格拉，另有一種用三輪摩托車改裝成的小型計程車，車費更便宜，二三十個盧比（一美元兌四十四盧比）便可以載著你跑七、八公里路。它們不能進入孟買市區，卻可以在班加羅爾和新德里的大道上馳騁，常常是一大群擠在一起，突突地冒著黑煙。

　　令我吃驚的是，這兩種計程車都沒有側視鏡，兩面都沒有。不但計程車，就是許多印度造的私家車，例如滿街都是的那種小排量的TATA 牌汽車，也有許多是拆掉左面的側視鏡，換貼上一塊黑色的三角形塑料板的。只有那些比較高級的轎車，保留著兩塊側視鏡。這是為什麼？

　　至少在我去過這幾個城市裡，許多道路都沒有劃車道線，而且也看不出有這樣的規定：機動車應該靠右走，其他的靠左行。因此，同一方向的大小機動車輛、自行車、三輪人力車、手拉板車、行人--還有騎馬的人，都混行在一起，只要前面有空隙，就立刻擠進去。唯有最靠右的一條道，是空出來讓人、車拐彎的，我特別注意了，就是旁邊堵得再厲害，這條拐彎道總是空的：司機們雖然不排隊，卻也不利用這空道，衝到前面去插隊--上海的司機可沒這麼老實的。

　　正是在這種擁擠的人車混行的道路上，印度的司機們練就了一手絕技。他們總是儘可能開得飛快，就算是那種三輪小計程車，前面一有空間，也會立刻加速，搖搖晃晃地猛開一陣，然後「吱——」地剎住，距離前面的車屁股或人後背不到十公分！我被驚得一跳，司機卻若無其事，「呸」地一聲，低頭吐出嘴裡的沙土，前面的人，也並不回頭來看：對於這種幾近於無的安全距離的把握，彼此彷彿早已經十分習慣，而且有了默契的。

　　這就是為什麼司機們會覺得側視鏡是多餘之物。你看那擁擠的人／車流里，凡是沒有側視鏡的車子，都走得比較快。我不止一次經歷這樣的場面：前面有一小塊空隙，側前方的一輛豪華轎車卻畏畏縮縮，欲進又止，於是我們的計程車司機方向盤一陣轉動，迅速地擠進那個空隙，呼地一聲，直駛向前。駛出去一段路了，我回頭看，那輛豪華轎車差不多還是在原地蠕動，空豎著兩塊招風耳朵似的側視鏡。

　　我在這樣混亂的人／車流里擠了十天，還沒有見到一起交通事故。那些禿耳朵的汽車--特別是計程車--的前後和兩側，卻常有觸目的凹痕和擦痕。我也只見過一次因為交通而發生的「糾紛」：一輛摩托車斜擠進來，卻不知道為什麼停住不動了，後面的汽車猛撳喇叭，大鬍子的司機一臉怒意，但坐在摩托車后座上的年輕男人，卻回過頭來一笑，那笑容甚至有一點靦腆，好像是出息不大的年輕人，遇見了昔日小學的老師。摩托車很快啟動，一下子就不見了，那個笑容卻印在了我的腦子裡，至今想起來還覺得詫異。

　　十多年前初到東京，我曾驚異於東京人行路的默契：整潔狹窄的人行道上，行人一律靠右前行，就是再擁擠的上下班高峰時刻，也多能步履匆匆，互不相礙。當然也有逆著人流而行、不斷與人擦碰、顯得十分笨拙的，那多半是外國人，在地廣人稀的地方長大，習慣了隨意行走，對此等精緻的默契反應遲鈍。這一次在印度，我又看到了這默契的另一種形式，一種更為隱蔽、也更為堅韌的形式。它當然需要技能：司機們有精確的目測力，總能在撞上之前剎住車子；也需要善意：互相尊重彼此的權益，不會在損人利己的事情上肆無忌憚；但是，它還來自於這樣一種普遍的心理：當敏捷地尋找每一個可能的空隙往前鑽的時候，能同時留心前後左右，隨時準備停住自己，承認是慢了一步。孟買和德里的大街上人／車流洶湧，一派爭先恐後的氣氛，但你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這些人雖然爭先，卻似乎並不恐後。

　　回到上海，和一位也是前不久去過印度的美國教授閑聊，他說，他不明白，為什麼在德里，已經擠得沙丁魚罐頭似的公共汽車上，會有許多手伸出來，幫助那隨車奔跑的搭車者。我立刻想起了孟買和德里的人／車流里的默契。那些手所以會伸出來，當然是出於善意，但我想，這是否也是因為，他們沒有這樣強烈的擔心：一旦你將機會給了別人，自己就要倒霉？

四、呼呼大睡的野狗

　　幾乎每一本介紹印度的書，都說那是一個「動物的天國」，出沒著七萬多種動物。在印度，獅子和老虎是國獸。印度教的許多神，也都長著動物的臉相，或者乾脆化身為動物。因此，獅子、牛、象、虎、猴子，還有蛇，都頗得印度人的尊敬和關愛。譬如說牛吧，不但可以在任何地方隨意走卧，而且令印度人堅決地禁食牛肉，印度餐館的菜單中，你絕看不見任何與「牛」有關的字眼。

　　不過，象牛這樣被人奉為神明而自由自在，並不真能表明，印度就是禽獸的天國，正好像一個獨裁者的無限風光，並不說明他治下的國度就是人的樂園。在印度，真正讓我有一點信服這「天國」之說的，不是那高卧在路中央、逼得人車紛紛改道的昏昏欲睡的老牛，而是別的不具神意的動物：那渾身透出靈活勁、在街邊的垃圾堆里拱進拱出的豬，那傲然停在博物館的石像上、扯著嗓子聒噪不休的烏鴉，那一到天黑，就會從窗子里絡繹不絕地爬進我的浴室，一點都不避讓的黑螞蟻，尤其是，那滿街可見、毛色各異、卻一概怡然自在的野狗。

　　我第一次注意到印度的野狗的怡然自在，是在孟買鬧市區的一個露天市場：一堆人或蹲或站地圍住一塊攤在人行道上的白布，上面七七八八擺著一些大概是小工藝品的東西（我沒看清是什麼），這些人起勁地說著（討價還價？），有人站起來走掉，又有新的人蹲下來--就在這樣吵鬧的地方，緊挨著那塊白布，一條黃褐色相間的野狗，蜷成一團呼呼大睡。忽然，不知道為什麼，那些人紛紛散開，那塊白布攤子，也被人一把收起來拎走了，再看那野狗，依舊埋著頭，動都不動。我不禁想起上海，在一些不那麼市中心的地方，也會有野狗出沒，它凸著肋骨，拖著骯髒的尾巴，躲躲閃閃，你還沒走近呢，它已經撒腿逃了。它那警惕、驚恐的眼神，清楚地告訴你，它對人有著什麼樣的記憶。可眼前的這條狗，睡得肚子一起一伏的，它怎麼會有這樣的安全感？

　　快要離開印度的時候，我已經可以斷定，這樣的安全感，並不僅屬於孟買的這一條狗。只要是白天，在印度的每一座城市，幾乎都有各式各樣的野狗，在各種地方：人行道上、住宅牆邊、公共汽車站的牌子下面、十字路口的花壇上、公園、電影院的大門口，肆無忌憚地躺卧著，或睡或醒，對周遭的人聲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據說在整個德里地區，溜達著超過二十萬條的野狗。德里老城的古代王宮--紅堡，遊人如雲，可就在這王宮進口的大弔橋上，人腿叢中，散睡著四、五條野狗，有一條居然是四腿直伸、側身而卧--在上海，這可是只有極得寵愛的家養狗，才敢有的睡姿啊！

　　在一個人類主宰的世界裡，禽獸的境遇，是能從一個側面，映照出人自己的境遇的。一個會無緣無故去碾踩路邊蚯蚓的少年，多半也是欺負低年級同學的好手。一個人，如果覺得只有人命是可貴的，其他生物都不足惜，那麼，一旦他掌握了權力，面對與自己膚色--性別、文化、信仰、政治立場……--不同的人，恐怕也不會很寬容吧。印度是階級社會，別地所有的剝削、壓迫、愚昧、反抗……這裡都有，種種因此釀成的緊張心理，應該也不會缺少。可是，看著這些野狗的怡然自得之態，你會不會覺得，這裡還保存著某種我們已經很陌生了的溫厚、某種與弱小的異類平和相處的生活習慣呢？如果真是這樣，這溫厚和平和，又是如何形成、保留下來的呢？

　　孟買街頭那一條蜷成一團、呼呼大睡的狗，一定想不到，它在一個中國人心中，引起了這樣強烈的感動和困惑。

五、「這是他休息的時間」

　　當然，比起呼呼大睡的狗，那些同樣在白天、同樣在人行道上、同樣呼呼大睡的人，是會更令我驚異了。從早到晚的各種時候，在我走過的幾乎每一處地方：街心花園、臨街商鋪的窄門邊、瀕海大道的林蔭下、清真寺和印度教寺廟的迴廊里、寺外的台階上、弄堂和車站和各種安靜的角落裡……我都會看到躺著呼呼大睡的人，有男人，也有女人，有老人，也有壯年人，有蓬頭垢面的流浪漢，也有衣著普通、並不象是無家可歸的人。有一天，下午三、四點鐘，在新德里的一條車水馬龍的大街上，我竟然看到，有人用衣服蒙著頭，睡在路中央的鐵制隔離柵邊！

　　印度和上海有兩個半小時的時差，上海早上八點鐘的時候，孟買是五點半。可是，就在上海人紛紛起床、趕著吃早飯的同一時刻，我曾去過的這幾個印度的城市裡，一天也已經開始了。在班加羅爾，早上六點剛過，我居住的那一所神學院的大門外，寬闊的人行道上的浮土，已經被打掃得乾乾淨淨。不遠處的一間窄小的長途電話屋（我們這裡叫做「話吧」的），也已經開了門，人來人往。甚至已經有工人在寬敞的院子里擺開工作台，幹得汗濕了襯衫了。

　　可是，同是在班加羅爾，我參加的那個亞洲文化研究的會議，整個的作息時間卻比上海晚：上午十點開場，中午一點半午飯，傍晚六點半結束，而這離通常的晚飯時間還早得很。在孟買和阿格拉，我都遇到過這樣的尷尬情景：好不容易才捱到七點多鐘，飢腸轆轆去推飯館的門，卻被極有禮貌地告知：「對不起，先生，我們是八點開門」。

　　還有更晚的。孟買北部的菜市場里，晚上八點多了，依舊燈光耀眼，人聲鼎沸，看得我好生納悶：這些人現在才來買做晚飯的材料？孟買和班加羅爾的大多數電影院里，過了半夜，屏幕上依舊載歌載舞，響聲劇烈，大約要到將近凌晨兩點鐘的時候，電影院的檢票員才會最後鎖上門廳。

　　印度人不睡覺？在天氣炎熱的南方城市，職員們大都有午睡的習慣，時間還都不短。那一天初到班加羅爾，大約中午一點半的時候，我走進那個神學院招待所的大堂，卻發現接待的櫃檯後面空無一人。經幾位穿拖鞋短褂的房客的指點，我在招待所旁邊的一幢濃蔭遮蓋的石砌平房裡，找到了那位本該在大堂值班的職員：他在蚊帳裡面睡得正香。

　　當現代經濟生活將「朝九晚五」的標準作息時間表--連同與之配套的其他時間表，例如一日三班的輪換時間表和白晝顛倒的夜班時間表--推廣到全世界，使我們每一個人都漸漸習慣於按同一張時間表生活的時候，而在印度，至少在我到過的這幾個地方，你卻會感覺到某種時間的「混亂」，似乎這裡並行著好幾套不同的時間。那些必須在早上九點前坐進辦公室的白領人士，多半不會在午夜去電影院欣賞歌舞吧？中午一點鐘吃午飯的人，也不會是早上和第一縷陽光同時起身的那些人。在孟買城中心區的一家長途汽車站，午夜已過，卻是人潮洶湧，拎著各種行李的旅客爭相上車；可就是這汽車站旁邊的街道上，清晨，六點不到，已經是人來車往、響成一片。在班加羅爾，繁華的MOGO 路上，英文書店和百貨公司在晚上九點統統關門，可同時，就在不遠的另一片街區里，各種小鋪子一個挨一個，掛著耀眼的燈泡，人頭擠擠。有些擺地攤的人，好像才剛剛開始呢。

　　難怪那些人，在資本家和白領人士爭分奪秒的寶貴時刻，會安然地躺在各種樹蔭下、角落裡，沉沉入睡。一天黃昏，在孟買，我趁著向一位小店主模樣的中年人問路的機會，指著路邊的一位高卧者，問道：「他是流浪漢嗎」？中年人偏過頭看了一眼：「不是」。「那他為什麼現在睡在這裡」？他轉回頭看了我一眼，客氣地一笑：「這是他休息的時間」。

六、在電影院起立聽國歌

　　印度電影聖地寶萊塢 （BOLLYWOOD）就在孟買。去孟買街上隨意走一圈，就會看到巨幅的電影海報，在喧鬧和塵土中鮮艷明亮。我住的旅館附近的一條街上，七、八幅彩色海報列成一排，將一長條牆面全部覆蓋，十分壯觀。據說，在印度，每天有一千二百萬人看電影，可這麼一個龐大的電影市場，在好萊塢電影橫掃全球的今天，卻基本上是本地電影的天下，好萊塢擠占的份額還不到百份之七。所以，我住進旅館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大堂取一份當天的孟買時報（BOMBAY TIMES），細細研究它的影院排片表。

　　排片表分得很清楚：第一欄是英語片，第二欄是印地語 （HINDI）片，從這一天的數字看，無論影片還是影院，後者都居多數。印度國產電影當中，大多數是英語片（按二零零三年的一個統計是，八百多部新電影中，四份之三是英語片），再加上進口的英、美等國電影，可供放映的英語片的數量，本來是大大超過印地語片的。但是，印度人口中，文盲的比例極大，即便城市裡，英語說得結結巴巴的人，也明顯居多數。印地語電影的票價又很便宜，只須二三十盧比一張（晚上的稍貴一些），一般窮人都買得起。印地語電影的實際的放映量，就大於英語片了。

　　我決定苜先看一場印地語的電影。在報紙上佔據最醒目一塊廣告位置的印地語新片，名字很直白：《驕傲地做一個印度人》（PROUD TO BE AN INDIAN），已經連續兩周票房第一。那就選它了。晚上九點半到影院，當場買票，從小窗子里遞進四十盧比，換出一張紙面毛糙、又窄又短的入場券，很像是二十年前我從大學禮堂買的那種電影票。放映廳很舊，但很寬敞，光樓上就有十幾排座。環顧四周，儘是衣著粗陋、二十歲上下的小夥子，我仔細看了，沒有一個女性。雖然只有大約三成的上座率，卻都對號入座，我想換一個邊上的位置，被領票員很有禮貌地拒絕了。於是，大家擠坐在中間幾排位置上，前後左右都空著。

　　開始放影院的廣告了，色彩和音響效果都不錯。忽然，聲音和圖像變得粗糙，像是轉成了極老舊的拷貝，一面三色旗在屏幕上飄動，我身後呼啦拉一片翻動椅子的聲響，還有人輕輕戳我的後背。回頭一看，那些小夥子全都站起來了，在我背後的幾位笑嘻嘻地示意我也站起來，我這才明白，原來屏幕上那一面色彩黯淡的旗幟，是印度的國旗，伴隨這旗幟響起的舒緩的旋律，是印度國歌。入鄉隨俗，我立即站起來，可是，就在我左面不遠，一個也是坐在前排、模樣和別人沒什麼不同的年輕人，卻緊抿嘴唇，引人注目地坐著不動。再看別人，雖然紛紛把視線射過去，卻也沒有別的表示。

　　正片開始。倫敦。光頭的白種年輕人橫行街道，欺負印度僑民，美麗的印度少婦被撕破外套，她的胖胖的父親則被打得滿臉是血，只能躲在浴室里偷偷哭泣。這時候，一個粗脖子、寬肩膀、高大英俊的年輕人從印度來到倫敦，雖然是在餐館打工，卻勇猛如天神，一個人將四五個光頭打得滿地亂滾……像多數印度故事片一樣，這個電影也長達三個多小時。大部分對白我都聽不懂，除了英國人說話以外，全是印地語，也沒有英文字幕。好在情節簡單，節奏也慢，大概的意思還能知道。這位印度天神雖然照例要與美女戀愛，卻很少唱歌跳舞，於是大部分時間裡，他都在大打出手，或者準備--包括鼓勵別人--大打出手。而只要他一動手，放映廳里就爆出掌聲和口哨聲。特別是有一個場景，他將大皮鞋用力地踩住一個本來就面目可憎的光頭的臉頰，引起滿場的呼哨，有人還站起來，激動地猛拍前座的椅背。

　　我沒有看到結束就離開了電影院。

　　四天以後，在班加羅爾的會議上，一位德里大學的教授嚴厲抨擊印度目前的執政黨竭力推動的「印度主義」思潮：「它是對一九七零至一九八零年代的社會平等進程的反動，重新挑起宗教衝突，刺激印度人的畸形的大國意識和民族主義情緒……」。在會議後的閑談中，這位教授說得更激烈：「一個印度教，一個印度的大國民族主義，成了這些政客手裡最重要的工具」！但他同時告訴我們，最近十年來，這個反動的印度主義思潮在全國日益高漲，吸引了大批貧困的年輕人……。我立刻想起了《驕傲地做一個印度人》，想起了孟買電影院里的那些掌聲和呼哨聲。

　　又過了四天，在德里街頭，一些不斷與我劈面相遇的巨大的標語牌，再次令我想起了孟買電影院里的歡呼。這些標語牌豎在不同的街區，藍底白字，清清楚楚：「德里，世界第一」。或者是：「感謝德里，你使我們（成為）世界第一」。

　　這些寫在標語牌上的豪情，也常常會浮現在我遇到的幾乎所有印度人--除了那些知識分子和學者朋友--的臉上。旅館裡，計程車上，商店裡，甚至向人問路的時候，我都會收穫無數形形色色的熱烈的介紹：「去過某某地方嗎？非常漂亮的寺廟」！「這是郵政總局，全國的」！「某某地方？就在那邊，向左拐彎，很偉大的房子」！當攀談得稍多一些，他們多半就會問我：「到印度幾天了」？「第一次嗎」？然後就一定是：「你覺得印度怎麼樣」？我的英語聽力比較差，對方口音一重，我反應就比較慢，而一到這時候，他們就每每有點焦急地盯著我的嘴，直到我說出「我很喜歡印度」、「是了不起的國家」（都是真心話）之類的話，他們才如釋重負般地咧開嘴笑，贊同地說：「是，我們是偉大的國家……」！有一次，也是在德里，聽一位小三輪出租的司機熱情介紹途中經過的一座白色錫克教寺廟，我冒失地問：「你是錫克人」？他立刻收起笑容，好像受了侮辱一般地正色回答：「不！我是印度教」！……

　　在班加羅爾，我和一位朋友還去看了一場英語電影。不大的放映廳，差不多坐了八成，年輕人居多，卻有不少衣著時尚的女孩子，手裡捧著美式爆玉米花或冰激凌，有說有笑。不放映國歌，也不用起立，一切都和譬如香港和波士頓差不多。那天放映的是一部英國搞笑片，手法平庸，卻有說教的意思。我們是沒有看完，就離開了。

七、「印度的矽谷」

　　中午時分，從班加羅爾機場坐車進市區，一路上看到的，儘是寬敞的景色：道路很寬，車也不太多，綠樹成蔭，一些三四層的樓房，各自鬆鬆地圍一圈低低的牆，散布在道路兩旁。感覺不到孟買那樣的擁擠和嘈雜，也沒有看到貧民窟。接待我的那個研究中心，位於班加羅爾南部的一大片住宅區內，周圍都是兩層或一層的房子，樣式不一，大多相當簡樸，漆成淡淡的黃、白或粉紅色，由尺把高的鐵制圍欄或磚牆，隔出小小的院子。院牆外就是路，窄窄的，許多都僅可單車通行。這些小路縱橫交叉，散停著小巧的轎車，路面和車頂大半被樹蔭遮住，安靜而涼爽。

　　從地圖上看，這座六百萬人口的城市鋪得很開，中心區之外，均勻地分布著一圈次中心區，十幾個大大小小的湖泊，和同樣數量的植物園，分嵌其間。市中心區的中心，商店林立的MOGO路旁，是一個面積巨大的花園，草坪幾乎望不到邊，幾幢氣派的英式樓房，在樹叢後面若隱若現。花園外的道路兩邊，排著數人合抱的大樹，這樹非常高，上部岔出許多手臂粗的細枝，披著細小的葉子。入夜以後，樹上懸掛的燈泡一齊閃亮，一位來自別的地方的印度學者感嘆道：「這裡的政府真有錢！」映著燈光的湖水，鮮花，涼風：這座殖民地時代被當作夏都的城市，確有一種特別的風致。

　　那位學者說得不錯，班加羅爾建城只有四百六十年，卻已經成為印度規模第五大的城市，更是經濟狀況最好的城市。原因很簡單，它是全國軟體業的中心，人稱「印度的矽谷」，集聚了七十多家印度軟體公司，全印度第一個在納斯達克上市的軟體公司INFOSYS公司，就將總部設在這裡。這些公司的辦公室中，坐著十五萬軟體工程師，他們生產的軟體產品的總值，佔了整個印度軟體產品總值的三份之一。十年來，印度軟體業年均增長百份之四十，現在是美國之後的世界第二大軟體出口國，班加羅爾的這些公司如何財源滾滾，也就可想而知了。他們當中有不少都實行員工執股制度，INFOSYS公司就有大約百份之七的股權，是在員工手中。這裡還有八所大學，將近三十個國家科研機構，包括著名的印度科學研究所（INDIAN INSTITUTE OF SCIENCE），它們同樣以優厚的物質條件，集聚了一大批精英人才。

　　班加羅爾，成了一個不斷招聚和製造中產階級的城市。

　　離開前的最後一晚，我和幾位朋友一起去拜訪本地的另一家朋友。主人夫婦都是學者，沒有孩子，一人一輛車，花白大鬍子的先生，開的是韓國的現代牌六座車，大眼睛的夫人開的，是小巧的國產TATA 車。住在市中心的一幢十多層的公寓樓里，樓外圍著高牆，門衛一身制服，草坪、鋪著卵石的小徑、小徑旁的矮柱形燈……都和上海白領階層的住宅小區差不多，連小區大門的式樣都很象。公寓的房型和面積也差不多，長方的客廳，兩間卧室，陽台、廚房和衛生間。唯一覺得明顯不同的，是樓里的公共空間：樓梯、走廊、電梯間，都相當寬敞。班加羅爾的公寓開發商，似乎不如上海的精明。

　　我自己正在做上海的房地產市場和廣告分析，一踏進那朋友的家門，就熬不住的要東張西望。房子里沒有空調，只在客廳中央吊下一個電扇，班加羅爾位於炎熱的南部，雖說是夏都，六七月的氣溫也超過三十度，女主人的解釋是：「我們不喜歡空調」。整個房子的裝潢十分簡單，以上海今天的裝潢標準看，甚至可以說是寒磣，就是漆牆、鋪地板--非常普通的窄木條地板，在廚房、衛生間里砌上半牆高的白色和灰色的方形瓷磚，其他就沒有了。很多書，但書架十分簡陋，薄薄的木板，油漆的平整度卻很差，大概是主人自己的手藝。有一架不大的電視機，但先生說平常不用，「主要是看影碟」，他咧嘴一笑：「包括盜版的」。客廳的燈光非常亮，但忽然間一片漆黑，隱約中只見女主人熟門熟路地打開牆上的電路盒，三撳兩按的，燈又亮了，「經常會這樣的」，她若無其事地說。

　　大概是看出我興趣過於濃厚，女主人主動向我介紹班加羅爾的房價：「非常貴的！在印度，只有在孟買這樣的地方的房子，才有這樣貴。我們這一套？屬於中等價格吧……」。話雖這麼說，最後核算下來，這房子的價格還不到上海的一半，她笑了：「那你來班加羅爾買房子吧」！我大略知道，班加羅爾的軟體工程師的月薪，和上海的差不多，大學教授的薪水，也和上海差不多。回到旅館，我問本地的另一位朋友：這對夫婦家的如此簡單的裝潢，在這裡是不是很普遍？他回答：「是的，都差不多的」。當然，他是指在中產階級的範圍里。

　　我不禁想起兩天前的那個下午。幾個被會議上的連續討論弄得頭昏腦脹的朋友，一齊溜出會場，想去喝一杯啤酒，換換空氣。可是沿著大街一路找過去，酒吧倒是有，卻都不開門。好容易找到一家，門是開著，裡面卻很暗，只有屋角亮著一個小燈。「有啤酒嗎」？櫃檯里回答：「對不起，現在不賣」。奇怪，明明開著門，為什麼不賣？我們死纏硬要，總算同意賣給我們了，幾瓶濕漉漉的冰鎮啤酒，半打玻璃杯，一袋花生，一齊端到一張小圓桌上。「先生，麻煩你把燈打開」，「不行，對不起，不行」！櫃檯後面的人口氣堅決。同坐的一位馬來西亞朋友忽然明白了：「今天是星期天，酒吧是不準營業的」。難怪！賣酒給我們，已經是違法了，再要他開燈，豈不是招惹警察來罰款嗎？我們坐回圓桌，在黑影子里喝酒、低聲聊天，間或看一眼門外明亮的街道，店鋪大多關著，行人稀少，除了路過的汽車發出一陣噪音，這城市的黃昏時分的街道，真是很清淡。

　　會議結束的那一天傍晚，我一個人閑逛，走到一個叫 CITY MARKET 的地方，我突然意識到，這是在貧民窟了：與孟買一樣的破爛的棚屋，一樣的滿地垃圾，一樣的蓬頭垢面的人群，一樣的皮毛骯髒的狗、豬和牛，一樣的嘈雜、擁擠、混亂和熱鬧……。據說，班加羅爾是唯一成功地將貧民窟推出市中心區的大城市，但是，它到底還不能將它們推得很遠，外來的遊人訪客，稍微走幾步，就看到它們了。

八、讓開鏡頭的總統府警衛

　　到了德里。據印度古代史詩《摩訶婆羅多》 （MAHABHARATA）說，三千四百年前的古代印度人就在這裡建都了，不過是用的別的名字。這以後，陸續有七個王朝把這裡當作首都，造了許多宮殿寺廟。到了一九一零年代，英國人又在德里老城的西南面，費時二十年，造出了一個新的德里。現在的印度中央政府的大多數衙門，都在新德里。

　　比起密布彎曲狹窄的街道、人聲鼎沸、充滿了貧民窟式的擁擠氣氛的德里老城，新德里是氣派多了。中央是一條東西走向的RAJAPATH 大道，非常寬，兩邊是大片的草坪和夾道的綠樹。大道東端是一個六角形的環道，它是新德里的道路樞紐，有十條道路從這裡分向四面八方。環道中央聳立著著名的「印度門」，據說是取形於布魯塞爾的MENIN GATE，將近五十米高，龐然大物。它建於一九三一年，本意是紀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陣亡的印度士兵，大門的內壁上密密麻麻刻著陣亡者的名字。藍天白雲，遊人密集，抬頭仰望這紅砂石的巨大建築上刻著的「INDIA」 字樣，我卻覺得很有一點諷刺的意味：發生在遙遠的歐洲的戰爭，和印度次大陸上的性情溫和的人民有何干係？這些穿著大英帝國的軍人制服而被送上戰場的人，是為印度而死的嗎？

　　 RAJAPATH 大道的另一頭是總統府，也是一座英國人設計的巨大宮殿，一九二九年建成，旅遊書上說，它有三百四十個廳室，二百廿七根畫柱，十分地富麗堂皇。它橫坐在RAJAPATH 大道的西端，左邊是議會大廈，右邊是國防部大樓，它們從三面圍出了一片和大道東端正相反的區域：那裡車水馬龍、一片雜亂，這裡卻禁絕交通、鮮花綠草、一塵不染。對於這種地方，我本沒有什麼興趣，但載我去印度門的計程車司機卻是極力的慫恿：「那地方不能停車，但我可以在總統府門口放你下去，你在那裡拍照，我在旁邊兜圈子，你什麼時候想走了，招呼一聲，……」。哦，我來了興趣：這種如同北京中南海門口一樣的地方，能容許一個外國遊客如此自由？

　　我們的車子很快駛入了 RAJAPATH 大道的西端，路上果然沒有什麼車，寬敞的人行道上，稀稀拉拉也沒有幾個人。大道兩邊，每隔一百來米，就站有一個背著步槍的警察。司機徑直將車子開到盡頭，在一排高大的漆成黑色的鐵圍欄外停住。我下車一看，那圍欄裡面草木茂盛，樹林的左後側，露出了總統府的一角。再後面，則是一片更高的樹：我從地圖上知道，這總統府的西牆，緊挨著一個面積相等於整座德里老城的森林公園。圍欄外面，面對東方，一字排開四門銅炮。傳說這是莫卧爾王朝第一代君王巴比爾大帝從中亞地區帶入印度平原的，可那炮的輕捷的樣式，卻令人很難相信這個說法。

　　司機將車子開走了，卻不走遠，就在附近不緊不慢地兜著圈子。我拿出攝像機，轉著圈子地拍。我有意慢慢地走，以為那些警察會有反應。但是不，他們一點兒反應都沒有，當我的攝像機鏡頭掃到離我最近、大約二十米開外的一位年輕的警察身上時，他還不好意思地笑一笑，拎起槍退後一步，表示不擋我的鏡頭。再看別的警察，目睹那輛計程車在他們眼前一次次來回，也熟視無睹，一副毫無警惕性的樣子。於是我招手，鑽進車，走了。在這個印度政府的重要的禁地，就這樣隨隨便便地逛了一圈。

　　正是在德里，我第一次明確地感覺到，這個歷史悠久的古國，其實是缺乏古迹的。德里老城的紅堡，全印最大的古代王宮，一九四七年印度第一任總統尼赫魯特意選擇在這裡升起三色國旗，宣告印度獨立，其實只有三百多年的歷史。它對面的印度最大的JAMA 清真寺，歷史還更短。建於十一世紀的凱旋塔和它附近一所清真寺里的一根據說是鑄於四世紀的鐵柱，大概是德里地區--也是印度全境--最古老的建築遺物了。在孟買，在號稱古物豐富的威爾士親王博物館裡，最古老的兩具石雕，是六世紀的；它的收藏特色小型畫（MINIATURE PAINTING）中，沒有一張是四百年前的，儘管這種畫的實際歷史，至少可以上溯到九百年前。

　　時間的無情，在古國特別分明。

九、德里--阿格拉途中

　　既到了德里，就一定要去阿格拉，那也是莫卧爾王朝好幾代的首都，世界聞名的泰姬陵，就在它城外。從德里去阿格拉大約二百公里，一路都是平原，有高速公路直達--於是，我對旅館的旅遊櫃檯的先生說，我想當天來回。「你要當天來回」？他睜圓了眼睛：「不可能的，你必須在阿格拉住一晚」！「不是說只有二百公里嗎」？「是」。「走高速公路」？「是」。「不翻山」？「是」。「那隻要兩個多小時就到了嘛」！「不，要四個半小時」。真是奇怪了！

　　第二天上午九點，準時出發。一出新德里市區，司機就猛踩油門，一邊介紹說：「現在是國家公路了」。口氣是頗為自豪。我一看，果然是封閉式的高速公路，路面雖有點小的坑凹，卻相當寬，來去四車道，中間還有一條兩米多寬的隔離帶，上面鋪著草坪，或者隔兩三米種一棵小葉子的矮樹，很整齊。幾個身穿橙色背心、臉色黝黑的工人，在隔離帶里修剪樹枝。這麼好的路，怎麼可能要走四個半小時？

　　可很快，我們的車速就慢下來了。這一路經過的德里郊區，全是破破爛爛的小鎮，一個還沒過去，另一個又開始了。各種高低不等的平房或二層樓房，沿著公路綿延不絕，牆面上寫滿著各種各樣英文或印地語的招牌和廣告，許多都已經褪色了，與牆面本身的斑駁混成一片，令人更覺雜亂。這些房子與公路，通常隔著二三十米的泥地，小攤子、成群的牛、赤著上身、跑來跑去的小孩子，以及各式各樣、或忙碌或閑坐的成年男女，將這泥地擠得滿滿的。雖然是封閉式的公路，但只要經過一個小鎮，就會開一個口子，於是，后座上坐著笑嘻嘻的少年的自行車、兩輪、三輪或四輪的人力車、牛車、摩托車，甚至還有步行者，就從這些口子從從容容地進入公路，徑直穿到對面去，或者順著走一段，到前面不遠的下一個口子再出去。一輛同方向的人力三輪車慢吞吞地靠近了，再看我們這車的時速表：二十英里。

　　走得慢也有好處，從旁邊過去的那些超載的汽車，我都看得清清楚楚。不斷有三輪的小計程車從兩邊駛入公路，車廂都明顯加長了，在德里和班加羅爾，這種車只載兩個乘客，可在這裡，是載四個、甚至六個人。那種七座或十一座的小公共汽車，膽子更大，只看見裡面都是人頭，後面的踏板上也站著人。有一輛車，大概實在是車廂里擠不下了，那位年輕的司機，竟然讓一個大約有十七八歲的少年坐在他腿上--差不多就是坐在他懷裡，車還開得很快，呼地一下，就從我們旁邊超過去了。起初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等到我們的車趕上去、和那車並行時，我仔細看了，司機腿上確實坐著一個人！

　　好不容易進入北方邦的地界，公路兩旁出現了一望無際的綠色麥地，汽車也明顯減少了。可是，我們的車仍然開不快。路中央的隔離帶漸漸收窄、低下去，幾乎和車道的路面平齊了，兩側的封閉欄也大段大段地空缺。一隊--總共十一頭--高揚著脖子的駱駝，各拖一輛膠皮輪的大車，不緊不慢地走上公路。車上各裝一隻巨大的用多層本色厚帆布做成的袋子，一律裝得鼓鼓囊囊的（裝的是糧食，我後來看見另一隊駱駝車停在路邊，其中有一隻袋子破了，麥子灑了一地），寬出大車許多，佔了整整一條車道。兩頭大象，一頭馱著重物（沒看清是什麼），另一頭光著背，扇著耳朵，慢慢地走著。忽然，從隔離帶的那一邊，一輛卡車橫穿過來，在我們眼前拐彎。路邊傳來一陣叫喊，我轉過頭一看，七八個雜耍藝人模樣的人，牽著猴子、狗熊，跟著路過的車子慢跑，一面比比劃劃，邀請車上的人下去與猴子、狗熊們合影--當然是要付錢的。一輛拖拉機，拉著一節空的拖車，突突地從側面駛過……時近正午，我們離阿格拉城還有七十公里。

　　烈日當空，汽車離開國家公路，向左折入一條彎彎曲曲的窄路，司機解釋說：「這是邦級公路，可以近很多的」。這完全是鄉村景象了，大片的麥地、漂著垃圾的池塘、停在樹陰里的牛車……隔兩三英里，就會出現一個村莊：大多是黃泥壘成的平房，覆蓋著近乎於黑色的茅草頂，三三兩兩地散在茂盛而雜亂的樹叢中。村中土路與這公路的交匯處，常有幾幢單薄的磚房，伴著一排以四根木柱撐地、如同鳥巢似的歪歪斜斜的木板閣樓，小得只能容兩三個人坐，那就是鄉村的日用貨攤了。公路是瀝青路面，兩旁高樹雜立，很少有汽車，司機加大油門，開得飛快。可是，只要臨近村莊，路面就會變得非常壞，瀝青是完全沒有了，砂石凸露，坑坑窪窪，還濕漉漉的，好像被人潑了水一樣，汽車只能如蝸牛般慢慢爬行，一直要到經過了村莊，路面才恢復平坦。如此幾次以後，我問司機了：「怎麼一到要經過村莊的時候，路面就這麼糟」？他輕描淡寫地解釋：「那些農民！老是趕著牛車走來走去，壓壞了」。「邦政府為什麼不修」？他搖頭：「誰會在意這個事」？又一個村莊迎面而來，汽車迅速減速、顛簸，看著窗外那些幾乎是緊貼著公路的板壁開裂的小木屋，我忽然起了小人之心，有一點兒懷疑司機的解釋了：在人煙稠密地區應該減速慢行，這本是行車的起碼規矩。可是，如果沒有足夠醒目的標記--我在印度半個月，從未看見過此種標記--和足夠有力的管理，使人遵守此種規則，那麼，來一段坑坑窪窪的路面，倒不失為一個好辦法。

　　下午兩點多，終於到了阿格拉。路上整整五個小時。曾聽一位印度朋友說，德里－阿格拉高速公路是國家的臉面之一。我相信這個說法，越是發展中國家，往往越多、也越看重這一類的臉面。可是，兩百公里要走五個小時，這臉面實在不怎麼樣。為什麼不能將一切低等之物：人、畜、人力車、畜力車、摩托車、小排量的汽車……統統逐出公路，單讓大馬力的汽車風馳電掣？一車一車的全是外國遊客，那多有面子？已經是高速時代了，怎麼還能容忍這樣又亂又慢的路況呢？

　　聰明的印度人不會不明白這個道理。說不定過兩年，你再從德里去阿格拉，會發現一切都變了，再也沒有駱駝、大象和拖拉機和你並排前行了。但是，至少到目前為止，至少在這條德里--阿格拉國家公路上，各種各樣的生物（不僅僅是人）、各種移動和載運方式（不僅僅是大馬力的汽車載運）的平等的通行權，還是一定程度地存在著。「效率」和「速度」，這兩個據說是現代之精髓的要求，還沒有獨佔這條路。

　　夕陽西下，站在阿格拉城郊的巨大的褚紅色宮堡的台階上俯瞰四周，靜靜的河流，雜草叢生的田野，稍遠處的擁擠的市集，更遠處的國家公路，一切都籠罩在黃灰色的薄霧之中。近處飄來一陣清真寺的悠揚的歌詠聲，大大小小七八隻猴子，在宮堡的空曠的內院走來走去，我就站在三米之內，它們卻像沒看見一樣。

十、泰姬陵

　　早上八點半，我就到了泰姬陵。這是第五代莫卧爾皇帝沙·迦汗為愛妻阿柔曼建造的陵墓，長方形，圓形拱頂，內外全部是白色大理石。據說，有多達兩萬的工匠，歷時廿二年，才將陵墓建成。沙·迦汗皇帝本還想給自己造一座與泰姬陵對應的黑色大理石的陵墓，結果陵墓還沒造成，自己卻被兒子關起來了，就關在阿格拉城外那座褚紅色宮堡的一個六角形的塔樓里，每天只能透過窗戶，悲傷地遙望朱木納河對岸的泰姬陵。

　　泰姬陵建在一個高台上，背靠著朱木納河，南面是一個長方形的花園，花園南面的盡頭是正門。正門外是一個巨大的方形廣場，圍著紅磚高牆，東、南、西三面各開一扇大門，遊人就從這三個門進入。我是在西門外下車的，遠遠地就看見西門口排著長隊，長隊盡頭，是幾個荷槍實彈的警察。我趕緊到售票處買票，好傢夥，一張門票七百二十盧比！回頭看那排成長隊的遊人，大多數都是印度人，衣著普通，其中還有一隊一隊穿著制服的中小學生：他們都買這麼貴的門票？

　　西門口的警察雖然背著槍，卻並不認真檢查，只是不斷地要人看旁邊存物處的一張告示，上面列出了不準帶進去的東西的清單，對照一下，我包里的一架攝像機和一盒餅乾，是違禁之物。要存放么？回頭看看那幾個鬆鬆垮垮的警察，我的不守法的毛病發作了：管他呢，反正我已經進來了！

　　走到廣場中央，糟了，那北面的通向花園的泰姬陵正門，還有一道關卡，而且是男女分列兩排，各自通過兩個長木板框成的門，門邊站著男女警察，挨個兒翻包，就好像過機場的安檢門。我硬著頭皮排上去，果然，主查的胖胖的警察一眼就看見了我的攝像機，一招手，我就被旁邊的三個警察帶到了邊上，這下子可麻煩了。一個中年警察拿著我的攝像機，翻過來轉過去地看，一邊還問：「你看見門口的告示了嗎」？我正發窘，另一個細細翻我的包的警察拿出了我的護照：「中國人」？「是的，從上海來，大學教授，來開會……」，我說得語無倫次，只是想表現態度好。「哈，中國人，朋友，偉大的國家」！那警察咧嘴微笑，拍拍我的肩膀，另外的兩位也換了表情，攝像機隨即放回到我手上，中年警察指指我包里的餅乾：「請別在裡面吃，OK」？我趕緊點頭：「OK」！「請吧。」他手一揮。自十五年前第一次出國到現在，因為拿中國護照而受優待，這還是頭一回。

　　跨過門檻，就看見泰姬陵沐浴在上午的清涼的陽光中。花園中央，一條大理石地面的步行道，在兩排綠樹的夾衛下，從正門筆直通向陵基。綠樹之外，各並列一道長條形的水池，蓄著淺淺的水，將陵墓的倒影映得十分嫵媚。我極力想攝下這倒影，可每一次對準鏡頭，要按快門了，一定有人從橫跨水池的短道上走過，將身影覆住那倒影。算了，遊人實在是太多了。進入陵墓大殿，一下子暗下來，抬頭仰望，金色的殿頂非常高，四面有鏤空的大理石窗格，陽光從東南兩面射入，將殿中央白色大理石棺上的細密的雕紋，映照得十分清晰。石棺周圍，隔著一圈大理石屏風，人頭攢動，有些白人遊客，幾乎是將眼睛貼在屏風的鏤空圖案上。大殿里不時響起一個粗壯的男聲，那是管理員的吆喝：「不準攝像」！

　　我想起新德里的甘地墓。也是在一塊高地上，也是圍著一圈城牆，牆外是大片往下傾斜的草坪，牆內中央，擺著一方低低的、周長不過五六米的黑色大理石，什麼紋飾也沒有，那就是甘地墓了。我是黃昏去的，不用買門票，但需赤足，如同進入印度神廟。四周遠遠傳來城市的嘈音，墓園裡面卻十分安靜，只有一個來自日本的大鬍子，穿一件令我想到中國人的孝衣的本色藍邊棉布長衣，跪坐在黑色大理石的南面，持續地擊打一面小鼓，鼓聲單調而凄涼。我在的半個小時里，有二十幾個印度人來拜謁，其中有兩個小夥子，拎著旅行包，上衣後背汗濕了一片，顯然不是本地人。還有一個七八歲的小孩子，也學著父母的樣，緩步繞墓一圈，然後立定，雙手合十，默默致意。那乾瘦、光頭、鼻樑上架一副圓眼鏡的老頭子，是印度人心中真正的神。

　　離開泰姬陵的時候，我特意問了售票處，原來印度人的門票只是二十盧比，僅為賣給外國人的票價的三十六分之一。據說，印度所有的古迹所在地，都實行這樣的雙重票價，雖然懸殊的程度不一樣。看起來，印度旅遊管理局的官員們是分得清輕重的：再稀罕的古迹，對同屬於這塊土地的人民來說，也不是商品，對外面來的遊客，那就是商品，應該賣個好價錢。

十一、英迪拉·甘地國際機場

　　預定晚上十二點半從德里起飛回上海。將近十一點的時候，我到了英迪拉·甘地國際機場。快半夜了，候機樓前卻人聲鼎沸，各種各樣的汽車擠成一團，男男女女，大包小包，好像這不是一天結束的時候，而是一天才開始。

　　進得大廳，人山人海。找到印度航空公司的櫃檯，排隊，半天才能前進一步。漸漸能看清櫃檯後面那位白色制服的壯漢的疲倦的笑臉了，我突然間發現，在他上方的一根橫檔上，斜貼著一張方形紙片，上面有幾個手寫的詞：會不會是航班延誤的通知？擠上去一看，果然是，而且就是我那個航班！白排了大半個小時的隊，而且還不知道何時起飛。這次印度之行，我一共乘四趟印度航空公司的航班，前三次中，兩次延誤，一次取消（安排我改坐另一個航班），本以為這一次是半夜的航班，不會延誤了，不料依然如此，我也沒什麼可抱怨的了。

　　到指定的一個最遠的候機室坐下，我昏昏欲睡。忽然驚醒過來，聽到身後發出響亮的鼾聲，原來是一位五十來歲、大臉盤、一身藏青色西裝，頭髮鋥黑油亮的中國漢子，仰頭張嘴，睡得正香。原來四周都是空位子，現在差不多坐滿了，印度人居多，中國人也不少。看一下手錶，嗬，已經早上四點鐘了，怎麼還沒有起飛的消息？

　　正在焦躁，廣播響了：「……飛機將在十五分鐘後登記」。周圍一下子活動起來，剛才那位打鼾的先生也醒了，從他周圍兩個同伴的跟班式的舉止看，他顯然是一個官員。檢票口再次播音：「請女士和孩子先登機」。是女士和孩子，而不是頭等或公務倉的旅客，享受先行登記的優待，我還是第一次見到這樣的秩序。幾個小時以來的種種不滿——我甚至想過，一定要告誡朋友們：千萬別乘坐印度航空公司的航班，忽然減輕了許多。

　　男士們也安安靜靜排成了長隊，我身後正好就是那位官員的兩個同伴。輪到男士了，正在我前面魚貫而行的幾個印度人的臉上，忽然露出了奇怪的表情，我順著他們的視線望過去：那位打鼾的中國漢子，剛才一直坐在椅子上，沒有來和同伴一起排隊的，此刻卻站起來徑直走向檢票口，好像根本就沒有看見這些排隊的人！正好要經過檢票口的，也是幾個印度人，其中一位年歲較長的矮個子，看見有人要插進去，就主動退一步，於是那位仁兄自自然然向剪票小姐伸出機票，搖搖擺擺地進去了。

　　這是我在印度的領土上，最後一個強烈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