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的懷念－「兩彈一星」元勛郭永懷

永遠的懷念－「兩彈一星」元勛郭永懷陳速他是唯一一位在導彈、核彈和衛星都做過卓越貢獻的「兩彈一星」元勛，也是唯一一位獲革命「烈士」稱號的科學家。　　 －－題記　　郭永懷，生於1909年，山東榮成人，中國共產黨員，國際著名的力學家，應用數學家，空氣動力學家，我國近代力學事業的奠基人之一，長期從事航空工程研究。發現了跨聲速流中的上臨界馬赫數，發展了奇異攝動理論中的變形坐標法，即國際上公認的PLK方法，為人類突破「聲障」，實現超聲速飛行解決了重大理論問題，倡導了我國的高超聲速流、電磁流體力學、爆炸力學的研究，培養了優秀力學人才。擔負了國防科學研究的業務領導工作，為發展我國的導彈與核彈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1968年12月5日，因飛機失事犧牲，其骨灰被埋在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他的塑像下面，陪伴他的還有與他一同犧牲的忠實警衛員牟方東。　　郭永懷生平 郭永懷幼時聰慧，勤奮好學。1929年夏，進入南開大學預科班學習。1931年，郭永懷轉入本科，攻讀物理。1933年轉到北京大學物理系學習。1935年畢業後，他留校任助教兼做研究工作。抗日戰爭爆發後，郭永懷曾回家鄉威海任教。1938年威海淪陷，郭永懷又輾轉到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半工半讀，在那裡，基於科學救國思想，他放棄了原來的光學專業，轉入航空工程系，學習流體力學。　　1939年，郭永懷以優異成績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學生。經過一些波折，於翌年9月到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在應用數學系主任辛格指導下從事研究。他僅以半年時間就完成了《可壓縮粘性流體在直管中的流動》的論文，並獲得了碩士學位。1941年5月，他又來到當時國際空氣動力學的研究中心——美國西岸加州理工學院古根海姆航空實驗室在航空大師卡門教授的指導下工作。他主動提出要進行當時空氣動力學的前沿問題——跨聲速流下連續解的研究，並於1945年獲得博士學位。 　　1946年，西爾斯在康奈爾大學創辦航空研究院。他特聘郭永懷前去參加業務領導工作，歷任副教授、教授之職。他著重對跨聲速理論與粘性流動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先後發表了《可壓縮無旋亞聲速和超聲速混合型流動和上臨界馬赫數》（與錢學森合作）、《關於中等雷諾數下不可壓縮粘性流體繞平板的流動》、《弱激波從沿平板的邊界層的反射》等重要文章，解決了跨聲速飛行中的重大理論問題。與此同時，為了解決邊界層的奇異性，他改進了龐加萊、萊特希爾的變形參數和變形坐標法，發展了奇異攝動理論，為人類突破「聲障」做出重要貢獻。為此，錢學森於1955年在《應用力學進展》雜誌上發表文章，將這一方法命名為PLK方法。郭永懷因在空氣動力學與應用數學中的研究成果而馳名世界。　　1956，受人民中國感召和錢學森熱情邀請，回到祖國。在國內工作的12年期間，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組織、領導國內的力學與國防科研上，並先後擔任了中國科學院數學物理化學部學部委員、力學研究所副所長、二機部九院副院長、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化學物理系主任、國防科委空氣動力學專業組成員和空氣動力學研究院籌備組副組長、中國航空學會副理事長等職。　　1956年，郭永懷參加了制訂「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十二年規劃」，擔任了力學專業副組長。他和力學界的其他專家一起審時度勢，分析國際上力學研究的動向，並根據我國的國情，制訂出學科近期發展規劃與遠期奮鬥目標，確定高等學校力學專業的培養目標與課程設置，為我國隨後若干年的發展方向確定方針大計。規劃的實施使我國的力學研究從解放初期只有少量理論工作的狀況發展到能夠通過現場測試、大型實驗、數值模擬和理論分析等多種手段進行重大項目研究的現代力學階段。 　　50年代，航天技術的迅速發展，促進了高超聲速空氣動力學的發展。1957年，郭永懷在《現代空氣動力學問題》的報告中，指出高超聲速空氣動力學應該是我國隨後一個時期的重點研究方向。他和錢學森極力倡導在國內開展高速、超高速空氣動力學、電磁流體力學和爆炸力學等新興學科的研究。為了將這些領域的研究鋪開，他在北京組織了高超聲速討論班，研究探討了許多前沿領域的重大課題，對我國高速飛行器的研究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20世紀中葉，由於能源危機迫在眉睫和高速流動中電離現象的出現，磁流體這門新學科引起了國際上的廣泛關注。郭永懷抓住這一苗頭，於1961年在力學所籌建並領導了磁流體力學研究室。他為這個室選定了三大研究課題：磁流體和等離子體穩定性；磁流體直接發電；同位素的電磁分離。他還以敏銳的眼光指出磁流體發電原理應當和原子能技術結合起來。這是很富有創造性的思想。他親自參加力學所電磁流體組每周一次的學術討論會；60年代初，他組織了北京地區高超聲速討論班；他一方面要求大爆破問題組人員踏踏實實地學一本書，一方面又鼓勵大家深入實際。他指導研究生從事這些新方向的理論與實驗研究。對於新學科方向的發展，他提出了許多重要思想和精闢的見解。　　60年代初，郭永懷指出了爆炸力學在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中的重要地位，並負責指導力學所爆炸力學室。他組織制定了第一個全國性的有關爆炸力學的規劃，在爆炸力學的民用和國防應用方面提出了許多重要意見。這一時期，郭永懷還擔任了核防護新技術領導小組副組長，並直接指導完成了《三峽水壩抗核爆炸模擬實驗中相似關係換算》的技術報告。 　　　　郭永懷異常重視實驗研究和實驗設備的建設。為了在「一窮二白」的狀況下開展力學實驗研究，他提出了搞實驗要符合我國國情的思想。他說：「就象高能物理研究那樣，我們不能搞昂貴的大型高能加速器，但可以用小型設備來觀測宇宙線；我們搞氣動力的，不能一上來就搞大型風洞，而搞激波管和激波風洞卻是力所能及的捷徑。」 　　郭永懷是我國近代力學事業的開拓者之一。他和錢學森、周培源、錢偉長等一道，規划了我國高等學校力學專業的設置。他和力學家們運籌帷幄，認真研究了近代力學的發展方向，制定了學科的近期發展規劃和遠期奮鬥目標，使我國力學學科的面貌大為改觀，特別是近代力學科學一起步就有很高的基準，只短短的幾年功夫，在某些方面就已接近於世界先進水平。 　　郭永懷對於國防工業和科研的貢獻是多方面的，涉及了許多重大的項目。　　從1957年11月4日，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起，他就參加了中國科學院星際航行座談會，大力倡導我國要發展航天事業，並就許多技術問題，如運載工具、推進劑、姿態控制、氣動力、氣動熱等發表了許多重要見解和主張。在第四次座談會上作了「宇宙飛船的回地問題」的中心發言，對氣動減速、氣動加熱、燒蝕防熱、回地軌道設計等問題進行了細緻的分析，還提出了利用舉力面的設想。　　在中國開始研製核武器時，他負責動力項目研究。提出了「鐵條包布」的設計思想。為核武器真正武器化做出貢獻。郭永懷還負責指導反潛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學和水洞力學等相關技術的研究工作。此外，在潛-地導彈、地對空導彈、氫氧火箭發動機和反導彈系統的研究試驗中，他都作出了巨大貢獻。此外，郭永懷還應兩彈結合時期的需要，對我國核武器科研體制提出了重要設想。隨後，當研製人造衛星提到議事日程上時，郭永懷參加了負責衛星本體設計的人造衛星研究院的領導工作。　　1964年，郭永懷參加了再入物理工程的籌備工作。他認為應將再入物理現象的研究作為這個項目的理論研究方向，並明確提出建立高溫物理所的主張，對實驗設備的籌建工作他亦費盡心血；1967年，郭永懷參加了空氣動力學研究院的籌建工作，擔任了主管技術工作的副組長。他首先就空氣動力學研究院的服務對象、研究手段、重點設備、測試方法等提出了建議，並和錢學森一起為該院規划了藍圖，為以後空氣動力學研究發展中心的建設奠定了基礎。　　為了發展我國的「兩彈」事業，郭永懷嘔心瀝血，從理論到實踐都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多次赴現場參加準備工作。1968年10月，郭永懷再次赴青海，籌劃我國第一顆導彈熱核武器試驗工作。在離開青海之前，他對這次國家試驗進行過評價發言。當時，試驗的理論方面有「過早點火幾率」問題；實驗方面有設計內球新結構問題；材料加工方面正考慮產品自熱和裝配貯存問題；在整體系統方面有「彈、傘、機」的協同配合問題。郭永懷從這次熱試驗的準備情況瞻望1969年和以後的任務，大膽提出今後設計要重新考慮上述各方面的問題，為我國核武器的機動、安全、和小型化指明了方向。12月5日，郭永懷從蘭州乘飛機返京。當飛機在北京機場著陸時，發生了事故，郭永懷不幸犧牲，犧牲時和警衛員牟方東緊緊擁抱，用身體保護了裝有寶貴科研資料的公文包。郭永懷為我國的力學事業、國防科技事業貢獻了畢生精力，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由於他的傑出貢獻，1985年獲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1999年被授予「兩彈一星榮譽勳章」，是唯一一位，獲得「烈士」稱號的科學家。　　教書育人　　郭永懷一直是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的主要學術領導人。他不僅在籌建研究室、培養人才、建設實驗設備、規劃研究方向、指導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而且還身體力行，參與許多具體課題的研究。　　早在回國以前，郭永懷就同談鎬生探討過回國後如何培養力學人才的問題。回國後，他始終把培養科技人才當作頭等大事來抓。 　　　　1956年，我國恢復建立研究生制度。郭永懷積極籌劃力學所的研究生培養。在第一批招生中，他一人就帶了5名研究生，以後又親自帶過幾批。他主張：培養人才要「言教、身教，以身教為主」。在教學和科研中，他自己做表率，經常同年輕人一道解決一個個具體的技術問題。在培養研究生和助手時，他注重使他們在理論分析和實驗研究兩個方面都得到提高。他對年輕人的指導和幫助是啟發式的、循序漸進的，重點強調掌握科研方法，提高科研本領，而不僅僅是解決某些具體問題。在他的培養下，研究生中有不少已成為所級學術領導人或博士研究生的導師。 　　　　1957年，郭永懷和錢偉長組織並領導了清華大學力學研究班。他除負責研究班的日常組織工作外，還親自執教，講授流體力學概論。開課前，他把輔導教員找來，親自帶領他們到有關高等院校的實驗室參觀，對一些關鍵問題給予一些啟示，再讓他們為課程安排一個實驗計劃，使這門課做到理論聯繫實際。臨畢業前，郭永懷親自指導安排學員們的畢業論文題目，並設法每周都同輔導教員和學員碰頭，了解進展情況，幫助解決問題。清華大學力學研究班前後共辦了三屆，畢業生達290多名。現在這些學員分布在全國各地的各個部門，特別是在國防科研單位和重點院校的力學系或力學專業教研室，他們起著頂樑柱的作用。 　　　　郭永懷在培養人才方面不遺餘力。1958年，他兼任中國科技大學化學物理系主任和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教授，講授高速邊界層。執教中，每堂課都凝結了他的心血。他評論和分析學者們成功與失敗的經驗，使初入門的研究人員都深受啟發，甚至終生受用。在講到求解各種形式的NS方程時，他總是眉飛色舞，侃侃而談，指出採用什麼樣的變換有希望獲得成功，走哪一條路是徒勞的，會遇到什麼問題，癥結何在。凡聽過他課的人都感到回味無窮。陸士嘉（普朗特唯一的中國學生，也是唯一的女學生，馮·卡門的師妹，也是傑出的流體力學家）也常常趕來聽郭永懷的講課。她當時曾評價說：「只有他能講得這樣傳神。」在這期間，郭永懷創辦了《力學學報》和《力學譯叢》，並親任主編，翻譯出版了《流體力學概論》等多部學術名著，先後開展了新興的高超聲速空氣動力學、電磁流體力學等多項課題的研究，其成果不斷引起國際科學界矚目。　　郭永懷是一位優秀的教育家。他將自己比作一顆石子，甘願為青年人的成長鋪路。他深感大批培養優秀人才是我國科技事業發展的重要保證。培養學術接班人這一艱巨任務在他的工作安排上佔有突出的地位。他的一言一行都體現了這一點。1961年，他曾寫道：「當前的打算是早日培養一批骨幹力量，慢慢形成一支專業隊伍。」隨後他欣慰地說：「由於幾年的工作，已經見到效果。」 　　人民的科學家　　郭永懷是懷著科學救國的願望漂洋過海的。受聘於康奈爾大學時，他就向校方表示「我到貴校是暫時的，將來在適當的時候就要離開」；為此，校方不讓他從事機密工作。但空氣動力學，特別是令人煩畏的數學難題，又不得不請郭永懷處理，他們便要郭永懷填一張表格，在「如果發生戰爭，是否願意屢美國服兵役？」一欄中，郭永懷填寫了「不」，對於讓他申請加入美國籍的來信，一概置之不理。為此，他沒有查閱任何秘密資料的權利，但具有強烈民族自尊心的郭永懷從未流露出任何一絲悔意。　　知郭永懷者莫過錢學森。當時已任力學研究所所長的錢學森，於1956年6月寫信給郭永懷，盼他回國的急切之情躍然筆端：「永懷兄，我們現在為力學吧，我們已經把你的大名向科學院管理處『掛了號』，自然是力學研究所，來，快來，快來，請兄多帶幾個人回來。」　　「我們一年來是生活在最愉快的生活中，每一天都被美好的前景所鼓舞，我們想您們也必定會有一樣的經驗……　　自然我們現在是『統一分配』，老兄必定要填寫志願書，請您只寫力學所……我們拚命歡迎的，請你不要使我們失望」。　　1956年9月30日，郭永懷和妻子李佩等科學家歷盡千難險阻離開美國，到達羅湖邊防站，他們終於踏上了祖國大陸的土地。　　回到北京，郭永懷便很快見到了先期回國的錢學森，他興奮得流下熱淚。錢學森推薦他擔任了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副所長。　　不久，周恩來總理在中南海接見了郭永懷，問他有什麼要求，郭永懷焦急地說道：「我想儘快投入工作」。　　回國後，郭永懷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了高超空氣動力學、爆炸力學、電磁流體力學、飛行力學和固體力學的研究和指導工作之中。星期天和節假日他從不休息，經常是早出晚歸，整天埋頭書案，工作是他最大的樂趣。甚至連聽音樂的時間也沒有了。從美國帶回來的兩箱新唱片一直未拆封，後來他全部送給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他愛好集郵，自清朝以來的國內外郵票整整搜集了3大本，後來全部送給了國家郵政總局；他十分喜愛攝影，現在也顧不上了。　　1957年初，二機部副部長錢三強約見錢學森，讓他推薦工程力學方面的技術負責人人選，錢學森毫不遲疑地說：「我看郭永懷完全可以勝任！他學術造詣很深，而且作風正派，工作紮實。」當時力學研究所的年輕學者回憶說，他們當時有疑惑，因為郭先生在美國學的是空氣動力學，他沒有摸過原子彈，美國人是絕密的，蘇聯也是絕密的，他怎麼懂啊？實踐證明，郭先生確實完全擔當了信任。　　據錢偉長先生回憶，那時很多人是教育救國論者，認為國家要脫去貧困落後只有大辦教育，培養幾百萬大學生。郭永懷不例外，也就是這樣想的。但他回國後一看到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短短几年，就以發展生產建設國家為目標，建立了科學院、幾百所大專院校和幾百個研究所。新中國蓬勃興盛的景象，使他無比欣慰。當國家要求他主持力學研究所和參加兩彈工作時，他當然是欣然應命，努力從事了。　　1957年，郭永懷還發表文章說：「自從1949年人民政府建立以來，買辦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工具被逐出中國大陸，廣大的人民就真正地抬起了頭，有了辦法，有了保障，這個保障便是中國共產黨。這幾年來，我國在共產黨領導下獲得了輝煌成績，連我們的敵人也不能不承認。在這樣一個千載難逢的時代，我自以為作為一個中國人，有責任回到祖國，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設我們美麗的山河。」　　「作為一個中國人，特別是革命隊伍中的一員，我衷心希望我們這樣一個大國早日實現現代化，早日建設成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對鼓舞全世界的革命人民。」　　「由於執行了百家爭鳴的政策，對所有問題我們都虛懷若谷，不經過討論，就沒有定論。對每一個方面我們需要權威，但是權威不能專有真理。這點，我相信一年以來，已經是做到了。」　　1958年，教育界展開「教育革命」，教學，科研和生產實踐緊密結合，取得了顯著成績，但運動中也出現了「左」的傾向。有些人通過向空中扔十字架用庫達－儒可夫斯基定理不好解釋，就認為這個定理不對了；通過觀察荷葉上的水滴可自由運動，就說NS方程的邊界條件是不對的；通過當時的設計部門說，飛機的阻力現在還不能用邊界層理論算，就認為邊界層理論沒用。他們請來郭永懷，想讓他贊同這些「新發現」，不料郭永懷說：「我常想，一個新發現，要推翻什麼東西，應該有以下工作。第一，要經過慎重的思考，你們說的問題，沒有經過慎重的思考，只看到了表皮現象，就做結論。第二，要有真正的膽識，敢於做研究。你們對荷葉很有膽量，但不是科學的膽識。第三，要有毅力，可以提出問題，研究問題，要有非搞清楚不算完的毅力，你們不是這樣，是憑一時的熱情衝動」。既中肯又有理有節，反對了「左」的傾向，又教育了青年。　　他曾不止一次地對青年們說：「我給你們提的建議看法僅供你們參考，不一定按我的辦法做，一切要經過實踐的檢驗。」　　郭永懷回國後指導的研究生之一的李家春院士（中科院）回憶說，當時郭先生剛回國不久，許多專業辭彙還不能準確地用中文表達，但他堅持每次授課必用漢語。遇到一些專業辭彙，常常說出幾個譯名，問聽課的學生和助教，當他的譯名得到認可時，郭永懷像學生做出了一道難題那樣高興。他的另一個學生俞鴻儒院士（中科院），記得郭永懷第一次與他們談話的時候，曾經給他的學生一種「特權」，只要是學術問題向他請教，什麼時候都可以。　　張涵信院士（中科院）回憶：「彬彬有禮的郭永懷先生，對力學工作十分嚴肅認真。他甚至連Supersonic是翻譯成超聲速還是超音速，Euler的名字為什麼翻譯成歐拉等講究。他主張讀經典著作，他說這Prandtl的時代是流體力學的豐收期。Prandtl本人是個大權威，有學識有經驗，書寫得全面深刻，因此應該學習他的『流體力學概論』。」　　1963年前後，當時在清華大學工作的張涵信同志投寄了一篇由他和郭永懷先生聯合署名的論文，經審查通過後送請郭先生最後定稿時，他大筆一揮把自己的署名勾掉。並表示：「國外的工作條件比國內優越得多，如果不是為了我國科學事業的發展，我何必從國外回來！說實在話，我從回國之日起，已把個人科研上的得失置之度外。我認為不署名有利於青年人增強獨立工作的意識，有利於他們迅速成長。」　　錢偉長被劃為右派後，郭永懷仍委託他做不記名的力學學報審稿工作。曾有一名牌大學的教授投稿給《力學學報》，經錢偉長先生審閱，發現有很多基本的力學概念是錯誤的，並認定論文中有51個錯誤，認為該論文不家發表；論文作者竟然提出「左派教授的文章不許右派教授審查」的無理要求。郭永懷先生義正詞嚴地說：「我們相信錢偉長的意見是正確的，這和左右無關」。錢偉長多年後回憶這段往事時，仍然激動不已。他說：「這才是堂堂正正的正直學者」。　　1961年7月，他被批准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得知後，一上班，他就喜笑顏開地對對事說：「我入黨了，像我這樣的人，在美國學習、生活、工作多年，家庭出身又是地主，我成為一名共產黨員，黨對我是多麼的信任……」同事說：「祝賀您！祝賀您」，他謙虛地說：「我剛入黨，是個小學生，你是老黨員，你是我的老師」　　他成為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代表和當選為中國航空學會副理事長之後，有位年輕同志打趣說，郭老當大官了！沒想到一向為人隨和的郭永懷竟板起臉來說：「我們回國的目的都是為了報效祖國，你們乃至二三代科學工作者都要為祖國的科學事業做鋪路石，要有思想準備吃苦受罪，不要為名利所累！」　　中央出於對科學家的保護，認為郭永懷等科學家外出不宜乘坐飛機，要乘坐火車。為了節省時間，郭永懷總是乘坐飛機，尤其選擇夜航，他說：「乘飛機節約時間，夜航打個盹就到了，第二天可以照常工作。」他還說：「我是學航空的，學航空的人都不敢坐飛機，那讓誰來坐。」充滿一種譚嗣同式的大無畏精神。譚嗣同說過：「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郭永懷先生就是這樣一種悲天憫人、敢於擔當、捨我其誰的人。反觀今天一些改革家，改革失敗讓別人來承擔代價，自己越改越富，群眾卻被越改越窮。　　成功的奧秘　　郭永懷的學生輩同事鄭哲敏院士（中科院）回憶說：「郭先生在國外主要是從事理論工作和解析工作，他對自己要求很嚴格，他選定的課題都是國際上的難題。他不畏艱險硬是堅持用解析方法把它們做到底，得出重要的結論。這些工作使他在國外學術界有很高的聲譽。為此人們往往把他看作一位單純的理論家。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也很重視新技術和實驗工作，而且為新成立的中科院力學所帶來了新技術和實驗手段。這至少包括當時世界上出現不久的激波管技術和等離子體動力學。後來我了解到，原來在郭先生準備回國之前，他曾經專門考察過他認為為我國科學發展所需要的新技術和新領域。」　　鄭哲敏院士和李家春院士在《科學和技術結合的典範――紀念郭永懷先生誕辰九十周年》一文中恰當的總結了郭永懷先生一生的工作，「他總是將當前有重大應用背景的科學問題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尤其是同國家結合民族利益緊密相關的問題；他善於通過觀察和思考，提出既能反映問題本質，又能具體進行定量分析的簡化數學模型來進行研究；他能運用一切現有的有效數學手段，或研究和發展新的數學方法，得到滿足工程需要的解答；分析所獲得的結果，深入研究其中的規律，進一步指導未來的工程實踐。這是他取得重大科學成就的關鍵。」　　郭永懷先生在國外求學期間，曾師從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數學系主任辛格教授和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的馮·卡門教授，他們都是哥廷根應用力學學派的傳人。哥廷根應用力學學派於20世紀初發源於德國的哥廷根大學，由知名的數學家菲利克斯·克萊因和力學家普朗特開創，並由普朗特的學生馮·卡門將其帶到了美國。理論與實際、科學與技術，數學科學與應用科學密切結合是該學派最具代表性的的治學理念和學術風格，他們主張從複雜的撲朔迷離的問題中，尋找出最基本的物理過程，然後再運用簡化了的數學方法加以分析，從而把理論與設計結合起來。郭永懷先生無論是在參與「兩彈一星」的研製，還是授課育人無不以此為指導思想。良好的學術交流環境和民主作風也是哥廷根應用力學學派之所以很吸引人的秘訣，良好民主作風體現之一就是舉辦討論班，馮·卡門受益於這樣的討論會，「在學術討論會上，我不僅結識了許多物理學家和數學家，而且對各個科學分支――從初露頭角的原子理論到沙漠的砂粒運動都懷有濃厚的興趣，日後我不獨鑽一門，能從事空間技術多方面的研究工作，正是靠在哥廷根打下的基礎」，並把這個優良的傳統帶到了美國，發揚光大。他每周主持一次工作會議和一次學術活動，每周都開，從不間斷。在工作會議上，他希望每個人都報告自己的工作，不管是教授還是學生，討論十分活躍，說錯了也不要緊。「開始時，有些同學感到，怕提的問題暴露出自己知識貧乏。不久，他們便發現這種集體『會診』對解決問題大有好處」。現在由於郭永懷先生將這一傳統帶回中國並發揚光大，舉辦討論班的做法已經全國遍地開花，一片喜人的景象。當年郭永懷先生在中科院力學所的電磁流體力學研究室也組織了每周一次的研討班，集中攻讀留比莫夫的有關專著，並研討相關的幾個研究方向。討論的氣氛非常熱烈，常常為一個有歧見的問題爭吵得臉紅脖子粗，結果總是郭先生的意見成為定論，大家常為郭永懷先生的許多真知灼見所折服。　　錢學森說：「我認為郭永懷同志是一位優秀的應用力學家，他把力學理論和火熱的改造客觀世界的革命運動結合起來了。其實這也不只是應用力學的特點，也是一切技術科學所共有的，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論，一方面是火樣的鬥爭，是冷與熱的結合，是理論與實踐的結合，這裡沒有膽小鬼的藏身處，也沒有私心重的活動地；這裡需要的是真才實學和獻身精神。郭永懷同志的這些貢獻，我想人民是感謝他的。周代表黨和全國人民對郭永懷同志無微不至的關懷就是證據。大家辛勤工作，為翻譯、編輯和出版這本文集（郭永懷紀念文集）付出了勞動，也是個證據。是的，人民感謝郭永懷同志！作為我們國家的一個科學技術工作者，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活著的目的就是為人民服務，而人民的感謝就是一生最好的評價」。　　後記　　一位參加過「兩彈一星」的技術攻關過程的老工程師說，當時中國的技術力量，無論是就人員數量還是技術裝備水平而言，都遠遠不如蘇聯和美國，但是中國從原子彈爆炸到突破氫彈技術的障礙，在時間上都反過來比蘇聯和美國短得多。他說取得這樣的「奇蹟」不是偶然的，根據自己的體會，關鍵奧秘有三個，而且這些奧秘是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都無法具備的。　　第一個關鍵的原因是真正的科學技術民主。他說，由於當時批判反動學術權威，報章上連篇累牘地嚴厲指責各種管卡壓和專制學閥作風，因此，幾乎沒有什麼人敢於以權威和老子自居，在研究隊伍內部形成高度民主的風氣，大學剛剛畢業的學生和老資格的科學家可以同場辯論，有的時候為了爭論技術問題通宵達旦，甚至拍桌子，鄧稼先這樣的老科學家也常常參與跟毛頭小夥子的拍桌子辯論，這樣充分的學術民主帶來了思想和技術的快速進步。不僅加快了技術進步的速度，在這樣的過程中間也加快了技術梯隊的成長過程。許多細節問題和工藝障礙也能夠集思廣益，結果使得整個的項目進程相對均衡，而不是局限於關鍵技術的率先突破，這就避免了後續試驗中間細節引致的失敗，所以當時許多項目的試驗，幾乎都是一次成功，所有的問題和隱患常常是在技術民主中間，已經得到充分的「鳴放」和重視，提前就有了很多的預案和設計。　　第二個非常關鍵的地方是徹底地破除了「技術私有觀念」。不管是什麼樣的研究機構，無論是他們花了多少心血得出的最新成果，只要持一紙介紹信到，只要符合保密的規定，他們所有的最新成果都會無條件地呈現給你，而沒有一絲一毫的保留。這樣，全國只要任何一個研究所，任何一個研究人員在技術上有了突破，其他的相關人員或者項目，都不再有必要進行重複勞動了，都可以無成本地共享最新的技術成就。徹底破除私有觀念，是真正意義上的「全國性的技術大協作」成為可能，有限的技術力量和經費能夠空前地節約和有效地利用，避免了許多可能的浪費。　　第三個原因是幾乎「如人使臂、如臂使指」那樣的高靈敏協調機制。這個老工程師提到，在衛星項目中間，有一個同步控制問題當時只能是用機械方式實現，這個就要求四個完全一樣的小彈簧。項目單位反映到主管的聶榮臻元帥那裡，說上海工業力量比較強，希望請上海的同志幫助解決。聶榮臻上海方面的負責人打了個電話，他們連夜召集上海幾十個單位的老工人技師開會，一個校辦工廠的老工人說他能夠實現，回去之後連夜就把符合要求的彈簧做出來了，合計不到24小時。在這樣的過程中間，沒有任何一個人講條件講價錢，所以幾乎沒有耗費什麼談判時間和交易費用。　　當時中國能夠以有限的技術力量，去跟蹤世界先進水平，優勢在於全國技術力量的無成本合作，有限的經費和人力資源能夠集中使用，在產學研緊密結合的基礎上搞集中突破，降低相互學習的成本並實現研究隊伍的迅速成熟和壯大。　　八十年代，我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代，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經濟建設是工作中心，政策上開始改弦易轍。大量引進國外的技術，國內研發經費嚴重縮水，許多關係國計民生的戰略產業，如計算機，大型飛機等項目紛紛下馬，科研隊伍解散，有的出國，有的下海經商，有的提前退休（如運十設計師程不時）。我國科研能力遭遇前所未有的重創，科技競爭力在世界上的排名一直下滑，代表科研原創能力的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竟出現連續四年空缺和十年中七年空缺的驚人事件。我國現在正面臨科研落後，經濟上嚴重依賴外國，外交上受制於人，社會分化嚴重的不安局面。而這一切，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我國科研能力太弱，我國的產業結構無法吸收人才，大量的人才淪為外國資本的打工仔，創造的利潤為外資及買辦攫取。　　力學所一位老學者說：「有一年，鄭哲敏先生跟李佩（郭永懷夫人）先生去拜年，拜訪錢學森，他們回來就告訴我，說錢先生就問他們一個問題，馮·卡門學派對我們中國有什麼影響，鄭先生想了想，影響不大，要有一點影響，我覺得在力學所。我昨天在吃飯的時候還跟鄭先生說，我說這些影響，後來力學所也沒有了。」　　行文至此，真是讓人不禁唏噓，我不由得想起魯迅悼念楊杏佛的詩：　　悼楊銓　　豈有豪情似舊時，　　花開花落兩由之。　　何期淚灑江南雨，　　 又為斯民哭健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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