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為什麼把好人寫成壞人？

《明史》有兩個引人注目的人物：阮大鋮、阮鶚。其中，阮大鋮列入「奸臣傳」；阮鶚雖未入「奸臣傳」，但其傳記的內容，則完全是負面的。

阮大鋮與阮鶚，出自同一家族，阮大鋮乃阮鶚曾孫。《明史》總裁為張廷玉，與阮鶚、阮大鋮同為明代桐城人。張廷玉主修的《明史》，不僅老鄉處理成「壞人」，甚至還將老鄉的籍貫處理錯，這究竟又是為了什麼？這其中又有著怎樣的隱情？

（▲1955年浙江平湖城關出土的「平海寇碑」。文：「春（嘉靖三十五年，1556），皇上既易置節鉞大臣，以侍郎績溪胡公為浙直總督，都御史桐城阮公為浙閩巡撫」……桐城阮公，即阮鶚）

阮鶚（1509－1567），字應薦，號峰，明南直隸安慶府桐城縣人（今屬安徽省銅陵市樅陽縣山鎮）。嘉靖二十三年（1544）進士，歷官南京刑部主事，浙江提學副使，右僉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福建等地。賜祭葬，贈通議大夫，謚忠定，浙祀名宦祠，皖祀鄉賢祠。

明代著名人士陳繼儒（陳眉公，1558-1639）有《峰阮中丞外傳》，是記載阮鶚生平最詳細的史料。尤其是對阮鶚在浙江福建一帶抗倭史實有較為全面翔實的記述。因原文較長，現簡述如下：嘉靖丙辰年（1556）春，升右僉都御史，任浙江巡撫；三月，徐海攻海鹽、乍浦，盧鏜、俞大猷等都被擊敗，阮鶚率部死守桐鄉，總督胡宗憲不予援助，自此結下恩怨。阮鶚主張剿滅倭寇，胡宗憲主張招撫倭寇，督撫雙方意見也不同，但嘉靖皇帝支持剿倭，並下口諭：「以後言撫者斬！」浙江仙居一戰，阮鶚率譚綸、盧鏜、戚繼光等抗倭名將，剿滅倭首徐海、汪直等，立大功，升右副都御史，任福建巡撫（特設）。嘉靖戊午年（1558）春，正當阮鶚抗擊福建詔安倭寇時，遭反對派構陷而被逮入獄，福清、福安、興化等地隨即失陷。阮公被逮過浙江時，士民感戴阮鶚功德，自發到岳武穆祠為阮公禱告。嘉靖皇帝知阮鶚冤屈，下獄六天後僅將他貶為平民，返歸山老家。直到隆慶元年（1567），經過阮鶚長子阮自崙刺血上書，戶部尚書馬森、兵部尚書霍冀聯名為其伸冤，隆慶皇帝為其官復原職，不過這年冬天阮鶚就因病去世。陳眉公在最後這樣評價阮鶚：「阮公儒將也，非胡總督比也。」

陳眉公在文中還有很多生動細節描寫，值得一讀，如講戚繼光在梁庄時，看見有一人站在陣中，非常危險，戚繼光便從後面拽曳，一看是阮鶚，嚇得連忙跪請阮公不要在這危險之地逗留，阮鶚卻拍著戚繼光的背說：「危險我不怕，讓我感到欣慰的，是有你這樣的良將。」戚繼光倍受感動，願以死報答阮公。

明嘉靖丁未狀元、內閣首輔李春芳（1510-1584），有《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峰阮公墓志銘》，對阮鶚一生也有詳細記述，並將其與漢代陳平相提並論，為阮公鳴不平。

除了以上記載，乾隆《浙江通志·名宦》、康熙《安慶府志·鄉賢》、康熙《桐城縣誌·仕績》等方誌資料都對阮鶚是正面記載，在杭州有「忠定祠」，在安慶有石牌坊。

而負面記載的史料主要是《明史》，雖然只有區區177字，但幾乎全是負面局部記載，其原因今天已不可考，但可以推想是跟《明史》的編修者直接相關，因為這些參與編修的人士多是明朝遺老，鑒於對阮大鋮的價值判斷，從而影響了對阮鶚的歷史評判。由於《明史》是官修正史，雖然只有短短几行字，其負面影響卻是深遠的。

比較《明史》卷205和《明世宗實錄》卷457中有關阮鶚的記載，可以看出，《明史》素材主要來自《明世宗實錄》。而其後的《明神宗實錄》卷512，則是對阮鶚的定論材料，但不知《明史》為什麼沒有採用。《明神宗實錄》卷512顯示，阮鶚的功過已在萬曆四十一年做了定論，當時已給阮鶚官復原職，並賜祭葬。全文如下：

萬曆四十一年九月，丁巳，復故巡撫福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阮鶚原職，並與祭葬。鶚直隸桐城縣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除南京刑部主事，改河南道御史，提督北直隸學政，升浙江提學、廣東參政，三十五年，升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兼理福建，以平倭賜敕獎賚，升右副都御史，三十七年，被逮為民，隆慶元年，恩詔冠帶閑住，至是以子自華請，遂復原職。鶚之宦浙也，始掌文衡，隨秉節鉞，當其開門全活數萬人，功已卓矣，既而戰仙居，戰乍浦，所謂間關行陣勇壯敢戰非耶，及其撫閩，則以無兵無食之時，而為加餉加賦之舉，事固有濟，謗亦隨之，大抵以勞則在浙可錄，以議則在閩可原，要以疆場之事，非所繩於常格之內也。比三品未考滿，例與祭一壇，給半葬。

對於阮鶚在福建被逮這一關鍵問題，《明神宗實錄》認為：「及其撫閩，則以無兵無食之時，而為加餉加賦之舉，事固有濟，謗亦隨之，大抵以勞則在浙可錄，以議則在閩可原，要以疆場之事，非所繩於常格之內也。」就是說當阮鶚任福建巡撫時，在兵力和糧餉缺乏的情況下，超常發揮，奮力抗倭，當事情有所成就的時候，忌妒誹謗也就隨之而來，如果論功勞那在浙江的事迹是可記錄，如果論爭議的話那麼在福建的問題也可查證，總之戰場上的事情，不能用常規的思維來進行限制。

明萬曆七年《杭州府志》卷62《名宦·阮鶚》也有全面的大篇幅記述，其中提到，阮鶚被逮後，放回原籍，後又被參劾侵吞公款，死後才查清其款是用於犒勞士兵，從而獲得清白，稱「其功不可泯」，「入祀名宦祠」。

明萬曆三十七年《錢塘縣誌》載：「阮公祠：在武林門外，祀都御史阮鶚，匾額『忠定』，隆慶六年建，李春坊《記》。」

清雍正至乾隆年《浙江通志》卷217《祠祀·阮公祠》載，雍正八年，浙江總督李衛重修忠定祠，並作長篇《重修阮公忠定祠記》，其文有，「杭人德公不忘，於武林門外築室祀公，興化李文定公既為之記……如公大節昭著，而俎豆不修，肸[bì]蠁[xiǎng]無所，又何以仰副大化而無愧於風勵之旨耶？」

綜上可見，明清官方史料和私人撰述足以證明《明史》「阮鶚傳」乃是斷章取義、片面之詞。以上觀點，來自中國人民大學副編審張全海博士。我在《明季閑譚》《明朝大敗局》，於明朝大背景下對阮大鋮、阮鶚的相關事迹，作了全面的梳理，比較清楚地分析了《明史》對前朝歷史處理的曲折與目的。

《明史》修撰者，拋棄明朝的定論，重新截取一個片面說事，涉及整個《明史》指導思想的確定。「阮鶚傳」如果回歸到事實，涉及的明代人物太多，定性很難。

在明嘉靖朝，彈劾阮鶚的是宋儀望。宋儀望時為御史，彈劾官員似為職責所在，但實際上並不這麼簡單。

宋儀望（1514－1578），字望之，吉安永豐（今江西省永豐縣）人，明朝理學家。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授吳縣知縣，惠政頗著。征拜御史，陳時務十二策。因劾胡宗憲、阮鶚忤嚴嵩，貶夷陵州判。嵩敗，擢陵州兵備僉事。萬曆中累官至大理寺卿。又因忤張居正被劾歸。

從宋儀望為宦經歷中似乎看出，這個人有正直的一面，得罪過多位權臣、高官。實際上，明朝官員結黨嚴重，官員間的派系又隨著局勢的變化而變化。宋儀望最終與張居正反目，張居正最終與首輔徐階反目，但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宋儀望、張居正、徐階又是同黨，共同的政敵就是嚴嵩。

胡宗憲、阮鶚等，皆出自嚴嵩門下。嚴嵩同樣很複雜，他對明嘉靖朝抗倭形勢的轉變，起到決定性作用。嚴嵩在官場爭鬥中，敗於徐階。而胡宗憲、阮鶚的倒台，恰是嚴嵩官場失敗的先聲。

胡宗憲、阮鶚、戚繼光，同是明代的抗倭英雄，而笑到最後的，只有戚繼光一人。戚繼光，又恰是張居正一系。

阮鶚一事，本在明朝即已平反。《明史》重新翻出舊事，與「嚴嵩傳」等的處理又聯繫在一起。事實上，在明朝被徹底否定的只是嚴嵩之子，而不是嚴嵩本人。

關於嚴嵩、阮鶚、阮大鋮，《明季閑譚》《明朝大敗局》有詳盡的分析，非片言隻語所能言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