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33部書籍：12 廢戒規直心見性創禪宗——《壇經》

12 廢戒規直心見性創禪宗——《壇經》

　　文盲的著作　　公元661 年的一個漆黑的夜晚，一位二十三四歲的青年行者（佛教稱帶髮修行而不是正式剃度的和尚為行者），懷揣弘忍法師剛剛密傳給他的金縷袈裟，匆匆忙忙離開了黃梅（今湖北黃梅）破頭山東山寺，渡江南逃。十幾年後，這位行者在廣州法性寺落髮剃度，後移住曹溪（今廣東韶關市）寶林寺，在大梵寺等地，開門傳法，成了中國佛教史上影響最大的教派——禪宗的一代祖師。他是個斗大的字識不了二升的文盲，他的名字是「慧能」還是「惠能」，他在世時都不確定，後人更無法確知了。在三四十年的傳法佈道中，慧能的主要思想言論陸續被門人法海輯錄下來，這就是禪宗的重要經典——《壇經》。　　「禪」是梵語「禪那」的簡寫，意思是靜慮。靜坐沉思，稱為「坐禪」或「禪定」、「定慧」，是佛教修養的一種重要途徑。中國佛教的禪宗是由慧能創始的，慧能以前，只有禪學，並無禪宗。但按照佛教的傳統說法，禪宗是由印度傳來的。在印度，從釋迦牟尼佛的大弟子摩訶迦葉到菩提達磨共傳了28代（即西天28代祖師）。北魏時，菩提達磨來到中國，經弘忍傳到慧能共有六代，所以慧能被稱為「六祖」。《壇經》通常也被稱為《六祖壇經》，此外還有《六祖大師法寶壇經》、《施法壇經》、《法定壇經》等稱謂。《壇經》有57段文字，以慧能自述或門人追述的形式記載了慧能求佛授法的經歷和思想言論，可以說是一部慧能的生平傳記和言論總集。由於許多內容是沒有文化的慧能的口語講授，記錄者也沒有過分地加以潤色藻飾，所以與其他佛教經典相比，較為通俗易懂，有些地方還有故事性，讀來十分生動有趣。　　《壇經》在慧能去世後，被幾經竄改，相繼出現了多種版本。許多研究、改編、宣傳、刊行《壇經》的禪宗和尚們，都毫無顧忌地添枝加葉，塞進自己的私貨，這使得世上流傳的《壇經》幾乎本本內容不同。主要的有唐代法海本（敦煌本）、晚唐（一說北宋）惠昕本、北宋契嵩本、元代宗寶本四種。　　從字數上說，法海本約12000 字，惠昕本約14000 字，其餘兩種均在二萬字以上，時間愈晚，字數愈多，表明越是晚出的《壇經》，竄改越多，私貨越多。　　比較起來，還是法海本基本可以說是慧能語錄，反映了慧能的真實思想（其他各本可說是禪宗的《壇經》，而不能說是慧能的《壇經》）。我們介紹的《壇經》，主要依據郭朋《壇經校釋》（中華書局，1983年版，此書以法海本為底本，參照惠昕、契嵩、宗寶本校訂）。　　題偈得法《壇經》開篇便說，慧能大師在大梵寺講堂中，登上高座，講授摩訶般若波羅蜜法（意為最徹底的大智慧之法）。沉默良久，慧能才講話。　　慧能父親原在范陽（今北京市）做官，後貶到嶺南，成了新州（今廣東新興縣）百姓。慧能三歲喪父，母親守寡把他養大成人。生活貧困，靠賣柴度日，在艱難竭蹶之中，存成佛作祖之念，常以虛幻的天國，補償、安頓自己機敏的心靈。　　23歲那年，聽說黃梅縣東山寺禪宗第五代祖師弘忍法師在那裡傳教，門人千餘。於是辭別老母，動身來到黃梅，求見弘忍。弘忍問他來意，他說：「遠來拜師，不求別物，只求作佛。」弘忍說：「你是嶺南人，又是獦（對以攜犬打獵為生的南方少數民族的侮稱），怎麼能作佛！」慧能答：「人雖有南北，佛性卻無南北；獦身份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答語開口不凡，弘忍深為震驚，欲作深談，左右有人不便多說，就打發他到磨房中，劈柴，推磨，擔水，舂米，一連幹了八個月。　　忽有一天，弘忍召集眾僧，令每人作一偈語，宣稱有能領悟佛法大意者，就授予菩提達磨從印度帶來的法衣，奉為第六代祖師。弘忍的得意弟子神秀在走廊牆壁上寫了一首偈，說：「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　　弘忍看了，說：「只到門前，未入門內。」過了幾天，在磨房幹活的慧能聽說此事，請來一個會寫字的人替他在神秀偈語旁邊，也寫了一偈，說：「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弘忍見了，認為頓悟成佛的境界勝過神秀一籌，大為讚賞。表面上雖說：「這首偈也很不理想。」當晚三更卻把慧能秘密喚進僧房，講解《金剛經》，傳給法衣，說：「你現在已是六代祖師了。衣作為信物，代代相傳；法是以心傳心，令人自悟。」又說：「慧能啊！自古傳法，命如懸絲（相傳禪宗一祖菩提達磨就是被人下毒害死的），若再住此處，恐怕有人害你，你趕快走吧。」　　慧能告別弘忍，悄悄南逃。身後果然跟上數百人，企圖奪取他的法衣。慧能被迫隱姓埋名，輾轉奔波。十幾年之後，估計災難過去了，才敢公開露面。　　心外無佛佛教學說的中心是論述怎樣成佛的問題。什麼人可以成佛？為什麼可以成佛？這兩個問題在佛教理論里叫「佛性論」。《壇經》認為，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人和人雖然有這樣那樣的不同，但就佛性而言並無區別。這就是所謂：「青青翠竹，儘是法身。鬱郁黃花，無非般若（智慧）。」既然人人都有佛性，自然誰都有成佛的可能。為了說明這一點，慧能還打了個譬喻，說：雨水不是天上有的，原是龍王用身體從江海中引來的，它令一切眾生、一切草木、一切有情無情的東西，全都受到滋潤，所以人人皆可成佛，就像萬物蒙受雨水一樣機遇均等。　　《壇經》認為，佛性不是別的，就是各人自己的本心，萬物的存在都是心動的結果。《壇經》記載的一個故事，非常透徹地說明了這一點：有一天，慧能來到廣州法性寺，正趕上印宗法師在那裡講《涅槃經》，慧能便混在眾人中聽講。　　忽然刮來一陣清風，寺院的旗幡呼呼飄蕩。於是，有兩個小和尚爭論起來。一個說是風在動，一個說是幡在動。慧能插話說：「既不是風動，也不是幡動，是你們二位的心在動。」這番話徹底否定了外部事物的客觀實在性，提出了一個主觀唯心主義的重要命題。由此出發，《壇經》認為心是無所不包的，世人的心空，就像世界的虛空一樣，日月、星辰、山河、大地、泉源溪澗、草木叢林、善人惡人、善法惡法、天堂地獄等等，自心大得能含萬法，萬法皆在自心之中，萬事萬物都可以塞進自心這個框子里。世間的善惡也是心造成的。《壇經》說，人心本來清凈無塵，若思量一切惡事，就會出現惡行；若思量一切善事，就會出現善行。　　就連佛教極力宣揚的西方天國極樂凈土，在《壇經》看來，也不在西方，不在身外，而在於人們的心中。　　它說：「東方人遭了罪，都念佛祈求來世生於西方；若是西方人遭了罪，他們念佛求生何國？只有那些凡俗、愚昧的人，因為不了解自心，不認識自己身中的凈土，所以才有願東願西的祈求。「這就是」佛向心中作，莫向身外求「、」菩提只向心中覓，何勞向外求玄「的道理。　　進一步說，既然心外無佛，那麼除了人們的內心世界，還有什麼不可打破的外在權威呢？這種反對外在權威的思想後來在禪宗和尚中引出了呵佛罵祖、殺君殺父等種種怪異現象。如罵釋迦牟尼是乾屎橛，達磨是老臊胡，文殊普賢是擔屎漢等等，在這裡，佛祖、菩薩們不僅統統喪失了人們長期以來頂禮膜拜的神秘眩目的靈光，而且渾身散發出刺鼻的臭氣。《壇經》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對心外世界的否定，可謂徹底得不能再徹底了。　　而《壇經》對佛教理論的發展就在於它從以往浩如煙海的佛典中單撿出一個「心」字，把「心」的作用誇大到支配一切、決定一切的地步。「心」字應成為我們理解《壇經》佛教奧義的一把鑰匙。　　佛教理論的核心是講解脫，而解脫的最高境界就是達到佛的境界。在《壇經》看來，所謂的佛就是無牽無掛、無憂無慮、不欲不求、不爭不奪、超乎是非榮辱之外的精神麻醉之人，解脫只有在自己的精神世界裡才能實現。它說：「真正修道的人，應該看不見世間的過錯，如果總是看世間的過錯，那麼自己的過錯就更大！如果認為別人有過錯，這本身就是自己的過錯。我有過錯是因為自己有罪，只有自己去掉是非之心，才能把煩惱打破。要做到：憎愛不關心，長伸兩腳卧。」　　可見《壇經》所說的佛，就是自心的解脫，正如慧能在《見真佛解脫頌》中說的：「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無佛心，向何處求佛？」　　《壇經》認為，能不能求到佛、得到解脫，有時固然要靠「大善知識」　　（佛教文獻中通常把具有較高道德學問的僧人或某些居士稱為「善知識」）　　指點迷津，但主要應當依靠自身的修度，這才算是真度，得到了真佛。明白地告訴人們，要解脫，不能向外面去尋求，只能在自己的「心」上下功夫。　　如果自己的思想通了，接受了佛教的教理，那麼馬上就得到解脫了。慧能臨死前，作了一首《自性真佛解脫頌》，將這種思想作了進一步的闡發：「化身、報身及法身，三身元本是一身；若向身中覓自身，即是成佛菩提因。本從化身生凈性，凈性常在化身中；性使化身行正道，常來圓滿真無窮。若能心中自有真，有真即是成佛因；自不求真外覓佛，去覓真是大痴人！」可見成佛別無他途，只須牢牢抓住「心」這個關鍵，只須「直心」，即以心為目標徑直衝向前去，決不左顧右盼。　　頓悟成佛既然人人都有佛性，為什麼人人不能隨時成佛呢？《壇經》解釋說，世上每人都具有清凈的佛性，就如同蒼天常清、日月常明一樣。但清澈的天空、皎潔的日月常被浮雲遮蓋；清凈的佛性也往往因妄念浮雲的遮蓋，顯現不出它明亮的本色。從佛理上講，自性迷妄者，就是芸芸眾生；自性覺悟者，就是佛。或者說，不覺悟，即使佛也是芸芸眾生；一旦覺悟，芸芸眾生也是佛。　　因此，人人皆有佛性，僅僅是具備了成佛的可能。要使這種可能性變成現實，必須覺悟起來，把妄念的浮雲吹散。　　如何才能覺悟起來，把妄念的浮雲吹散呢？《壇經》認為這並不難，不需要經過長期修行逐漸覺悟，只要瞬間豁然開朗、頓開茅塞，一下子覺悟，　　即頓悟，就可以了。它說，佛法本來是沒有漸悟、頓悟之別的，只因人的素質有智愚利鈍之分，有的人理解得慢，有的人理解得快，這才有了頓漸的差異。　　只要注重內心的領悟佛法，做到大徹大悟，就可以頓悟成佛。慧能說，迷妄起來要經過無數劫難，覺悟起來卻只在剎那之間。剛才還是迷途難返的凡夫俗子，轉念覺悟就會立地成佛、回頭是岸。「一燈能除千年暗，一智慧能滅萬年愚。」慧能還現身說法，說他自己就是在接受法衣的那天晚上，經弘忍大師指點《金剛經》，頓然而悟的。所以《壇經》便把自己的法門稱作「頓教」。後世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苦海無邊，回頭是岸」等等都是在這種頓悟思想基礎上發展而來的。　　頓悟是成佛的手段，怎樣就算頓悟了呢？《壇經》提出了「無念」、「無相」、「無經」三方面的標準。要求其門徒用來作為對待客觀世界一切事物的態度。所謂「無念」，就是在體念佛性本心的正念基礎上，排除雜念、妄念，這是指一種對事物不執著的精神絕對自由狀態而言的，認為越是有意識地去壓制意識活動，這種壓制行為，反而成了自己思想的負擔，反而要受到這種意識活動的束縛。只有打破和超越任何區分和限定，心無束縛，即進入精神的絕對自由狀態，才算是真正的解脫。因此，「無念」並非百物不思，而是自凈本心，排除雜念、妄念後的一種直覺的內省、冥想。所謂「無相」，是說相由心生，客觀世界只是人們頭腦中的一種幻象，只要不讓這些事物和現象佔據自己的心靈，不受種種幻象的迷惑、吸引，就是佛了。所謂「無經」，是說不要把自己的思緒停留在過去、現在、未來的某一個問題上，要超越時空。什麼花開水流、鳥飛葉落都不去管它，因為本心佛性本來就是川流不息、無牽無掛、無拘無束的。「無經」和「無念」一樣，既要心如虛空，又要不著空見，這才算到家。可見《壇經》所講的「悟」並非理智認識，又不是不認識，而只是一種不可言說的領悟、感受，就像人們飲水一樣，是冷是暖只有自己才能得出最確切的體會。　　廢禪破戒成佛是否需要一種修行方法呢？這種修行方法又是怎樣的呢？慧能以前的佛教徒都把坐禪當成修行成佛的重要方法，據說菩提達磨就曾在嵩山少林寺面壁坐禪九年。首先靜坐，使思想由躁轉靜，再由靜而入定，然後便可由定而生慧，這一系列過程就是坐禪。慧能一反前人的做法，堅決反對坐禪。　　有人問他：「京城的禪僧都說，欲得佛道，必須坐禪習定，沒有不通過禪定而解脫的。不知大師覺著如何？」慧能回答：「佛道是從心中頓悟得到的，哪裡是坐來的？」他批評舊的長坐不卧的坐禪方法，是病，不是禪。認為坐禪不但不能使人成佛，反而離佛越來越遠。慧能用一首偈表達這個思想：「生來坐不卧，死去卧不坐；一具臭骨頭，何為立功課？」在《壇經》看來，何謂坐禪？外對於一切善惡境界都不去思念，就是坐；內認準自心佛性而不動搖，就是禪。《壇經》又解釋何謂禪定？外遠離幻象就是禪，內心不亂就是定。也就是說，「悟道」並無特定的形式規範，只要做到「無念」、「無相」，或行或站或坐或卧，哪怕是干擔水劈柴的雜役，都叫坐禪，都可以達到禪定，達到佛的境界。慧能以前的佛教徒認為，必須先入定，然後才能發慧，重點是定。《壇經》認為定、慧是一體的，即慧的時候定就已在慧，定的時候慧就已在定。它用燈和燈光作比喻，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有燈則明，無光則暗，燈與光同時存在，不分先後。但實際上，《壇經》更強調了慧，主張以慧識定，只要能發慧，能創造頓悟的機緣，不論你做什麼都可以叫禪定。　　得禪不在於勉強委屈自身的一具臭骨頭，去刻意尋求，而在於與普通人並無差異的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地隨著某種機緣，一點即破，恍然大悟。這樣，《壇經》就把禪定和世俗的一切事情融為一體了，它不僅在理論上否定了坐禪，而且在宗教實踐上也否定了坐禪，這是對佛教修行方式的重大改革。它表面看來廢除了坐禪，把人從肉體的鎖鏈中解放出來，實際上卻擴大了禪定的修行範圍，把佛性灌輸到人的內心，給人的心靈套上了鎖鏈。　　與上述思想相聯繫，《壇經》對於其他許多傳統的宗教實踐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變革主張。它認為求佛只需直指本心、明心見性就能頓悟，不必青燈黃卷、日夜勞碌地誦讀佛經，傳法佈道，也沒必要使用文字、著書立說。因為在它看來，任何語言文字，都是人為的枷鎖。它不僅是有限的、片面的、僵死的、外在的東西，不能使人真正把握本心佛性，而且正是由於執著於這種思辨、認識、言語，反而束縛了、阻礙了人們去把握。這種不讀佛經、不立文字的主張，比起天台宗只解釋「止觀」二字，搖筆就是幾十萬言，法相宗的玄奘僅僅分析「心法」就分到六百六十法之類極端繁瑣的經院哲學來，確實非常方便易行，簡單明了。《壇經》認為心外無佛，敬佛也不必布施、供養。有人問慧能：「聽說梁武帝曾向菩提達磨祖師誇耀他一生建了很多寺院，布施了多少錢財，供養了多少佛像，問這有多大的功德。達磨祖師說並無功德，這是何意？」慧能說：「造寺、布施、供養確實不算功德，那只是修福（乞求福祉），不能把修福當成功德。因為功德在法身，不在福田。須內見佛性，外行恭敬，常行恭敬，自修其身才是功，自修其心才是德。功德自心作，福與功德別。」《壇經》還說：若欲修行，在家也可，不必一定在寺院。在家若能修行，如同東方人心善；在寺不能修行，如同西方人心惡。　　只要自身心凈，接受佛教教理，思想上通了，不必非要與暮鼓晨鐘為伴不可，在家在寺其實一樣。　　人間佛國《壇經》把佛性說成自性，把修行變成修心，實質上就是把佛性論變為人性論，把宗教修證功夫變成為對待生活的態度。這種宗教的進一步世俗化，表面看來，好像佛性的人性化，貶低了佛性的莊嚴性，修行就是修心，混淆了世間和出世間的界限；而實際上，它不但不否認人世間的一切，而且把人世間的一切在不妨礙其宗教基本教義的前提之下，完全肯定下來了。《壇經》說，自性的變化是非常多的，一念的思量就可以產生千變萬化，譬如思量惡事就化為地獄，思量善事就化為天堂，毒害化為龍蛇，慈悲化為菩薩。無處不是地獄，無處不是天堂，對因果報應的宣傳教育，實際更加強了。慧能在《無相頌》中坦白地說：「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恩則孝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讓則尊卑和睦，忍則眾惡無喧。……日用常行饒益，成道非由施錢。菩提只向心中覓，何勞向外求玄？聽說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　　這一首頌中，除了持戒、修禪、菩提、西方等個別辭彙帶有佛教色彩外，從它所反映的思想內容來講，與儒家所提倡的倫理綱常，基本一致，找不出什麼兩樣。　　《壇經》以直接了當、簡明扼要的主觀唯心主義代替繁瑣的宗教唯心主　　義論證，建立起了完全中國特色的佛教理論體系。它的出現，標誌著印度佛教中國化的完成，標誌著佛教理論世俗化的完成，在中國佛教史和思想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的種種說教和宗教實踐的主張，如否認心外有佛，認為佛性就是自性；否認西方有極樂世界，認為凈土就是凈心；否認花費許多修證功夫追求漸悟，主張一悟即成佛的頓悟；否認坐禪、讀經、布施、供養以及只有僧侶才能成佛，認為明心悟性、在家修行也能成佛，等等，把佛教深奧玄妙的教義說得比以前更平易近人、簡捷易行了。既然人人都有一顆心，人人都可有成佛的機會；天堂就在凈心之中，不是路途遙遠可望不可即的西天，一旦頓悟，西方就在眼前；求佛不必坐禪、讀經、當和尚，不放棄世俗的生活也可以成佛。——這種簡單速成的成佛方法，這種廉價實惠的通往天國的門票，自然受到人們的歡迎，很快風靡一時，吸引了更多的僧眾，在中國佛教史上留下了極其顯赫的影響，使得禪宗在其他佛教宗派大多式微之後，一枝獨秀，席捲全國，成了五代、宋、元、明中國佛教中最有勢力的一個教派。禪宗不僅成為中國佛教的代名詞，而且遠播海外，在日本通過花道、茶道等形式深入到一般社會生活之中。　　後世許多思想家也都從不同角度經受過《壇經》思想的洗禮。例如北宋的張載、王安石，利用《壇經》泛神論思想作酵母，經過釀造製作，最後形成了他們的唯物主義哲學體系。陸王心學中「心即理」的唯心主義觀點簡直可以說是《壇經》佛教思想的儒家再版。還有一些進步的思想家，利用《壇經》透露、宣揚的不信權威的思想，相信自己的理性，正面向封建正統觀念展開攻擊，如明末李贄講「童心」和「是非無定」，就是從《壇經》思想所得出的結論。清末譚嗣同特別推崇《壇經》反對外在權威的學說，把西方某些自然科學觀點同中國傳統思想拼作一盤，從而鍛打出了「衝破網羅」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激進派的矛戈。　　由於《壇經》的許多內容具有濃厚的口語化傾向，它在傳播宗教神學的過程中還帶動發展了一種語錄式的新文體。這類語錄的不斷出現，對此後白話文的發展，也有著一定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