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進化的理論和社會達爾文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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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進化論的先驅和奠基者是拉馬克，1809年發表了《動物哲學》一書，系統地闡述了他的進化理論，即通常所稱的拉馬克學說。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一書中曾多次引用拉馬克的著作。拉馬克主義也稱做拉馬克學說，其理論的基礎是「獲得性遺傳」和「用進廢退說」，拉馬克認為這既是生物產生變異的原因，又是適應環境的過程。「獲得性遺傳」和「用進廢退說」是拉馬克進化學說中的組成部分。拉馬克認為，生物經常使用的器官會逐漸發達，不使用的器官會逐漸退化，即為「用進廢退說」。拉馬克認為用進廢退這種後天獲得的性狀是可以遺傳的，因此生物可把後天鍛練的成果遺傳給下一代。如長頸鹿的祖先原本是短頸的，但是為了要吃到高樹上的葉子經常伸長脖子和前腿，通過遺傳而進化為現在的長頸鹿。拉馬克的理論經不起古典遺傳學（孟德爾遺傳學）的推敲。沒有任何證據表明獲得性性狀可以遺傳。由於當時生產水平和科學水平的限制，拉馬克在說明進化原因時，把環境對於生物體的直接作用以及獲得性狀遺傳給後代的過程過於簡單化了，成為缺乏科學依據的一種推論，並錯誤地認為生物天生具有向上發展的趨向，以及動物的意志和慾望也在進化中發生作用。拉馬克認為生物的進化是一個連續漸變的過程。德國科學家魏斯曼曾經做過一個實驗：將雌、雄的老鼠尾巴都切斷後，再讓其互相交配來產生子代，而生出來的結果也依舊都是有尾巴的，就此推翻了拉馬克的學說。原因是生物的體細胞中的信息不能進入到生殖細胞中，兩者之間隔著一道「魏斯曼屏障」。現代分子遺傳學已非常清楚，生物的性狀功能無論再常用或不常用，也不會編碼到染色體中。由於基因在拉馬克的學說中不為參考因素，較不符合現代的遺傳學，因此在目前的科學界中，拉馬克的學說普遍不被接受。進入20世紀40年代以後，人工智慧的學說迅速發展，特別是2008年提出的智能進化論揭示生物進化的內因，據此，拉馬克理論的合理性被重新提了出來。

生物進化理論由英國生物學家、博物學家達爾文創立。達爾文早期因地質學研究而著名，而後又提出科學證據，證明所有生物物種是由少數共同祖先，經過長時間的自然選擇過程後進化而成。到了1930年代，達爾文的理論成為對進化機制的主要詮釋，並成為現代進化思想的基礎，在科學上可對生物多樣性進行一致且合理的解釋，是現今生物學的基石。1859年出版的《物種起源》，使起源於共同祖先的演化，成為對自然界多樣性的一項重要科學解釋。之後達爾文《人類與動物的情感表達》以及《人類由來與性選擇》中，闡釋人類的進化與性選擇的作用。在達爾文研究物種進化時，物種行為的無情性引伸出的社會意義，經常被非國教論者及無神論者視作攻擊英國國教會的理論的手段。達爾文主義是與生物進化有關的一系列運動和概念，到了19世紀晚期，它開始代表「自然選擇是唯一的進化機制」這個概念。與拉馬克主義相比，在1900年左右，直到達爾文和孟德爾的思想統一成現代綜合進化論以前，它一直被孟德爾定律所掩蓋。隨著現代綜合進化論的發展，這個詞語有時候會與特定的思想聯繫起來。「達爾文主義」很快變成了代表生物學、社會學兩個方面演化和變革的整個範疇的名詞。一個較為突出使用的概括就是「適者生存」，這句話後來被視作達爾文主義的象徵。，「達爾文主義」也在科學界內中性地應用，用以將現代綜合進化論（現代達爾文主義），與達爾文一開始發表的理論區別開來。歷史學家也用這種方法將其與和達爾文時期的其他理論區別開。例如，「達爾文主義」相比於更現代的理論（如遺傳漂變和基因流動），可能用於指代達爾文提出的自然選擇機制。《物種起源》的出版，在歐洲乃至整個世界都引起轟動。它沉重地打擊了神權統治的根基，從教會到封建御用文人都狂怒了，他們群起攻之，誣衊達爾文的學說"褻瀆聖靈"，觸犯"君權神授天理"，有失人類尊嚴。與此相反，以赫胥黎為代表的進步學者，積極宣傳和捍衛達爾文主義。進化論轟開了人們的思想禁錮，啟發和教育人們從宗教迷信的束縛下解放出來。馬克思說「這本書可以用來當做歷史上的階級鬥爭的自然科學根據。」《物種起源》的出版使生物學發生了一場革命，意義重大，影響深遠。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的主導思想，即"自然選擇"，是科學上的確定真理。它有一切偉大的自然科學真理所具有的特徵：清晰、簡單，達爾文是生物學中最偉大的革命者，達爾文主義（理論）的核心是自然選擇原理。生物之間存在著生存鬥爭，適應者生存下來，不適者則被淘汰，這就是自然的選擇，也就是常說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生物正是通過遺傳、變異和自然選擇，從低級到高級，從簡單到複雜，種類由少到多地進化著、發展著。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提出了生物進化論學說，從而摧毀了各種唯心的神造論和物種不變論。除了生物學外，他的理論對人類學、心理學及哲學的發展都有不容忽視的影響。

科學遺傳學的奠基人孟德爾是奧地利遺傳學家。孟德爾提出了遺傳因子（現稱基因）及顯性性狀、隱性性狀等重要概念，並闡明其遺傳規律，後人稱之為孟德爾定律（包括基因的分離定律及基因的自由組合定律）。但是他的這些發現當時並未受到學術界的重視。直到1900年，孟德爾定律才由3位植物學家——荷蘭的德弗里斯、德國的科倫斯和奧地利的切爾馬克通過各自的工作分別予以證實，成為近代遺傳學的基礎。現代遺傳學之父摩爾根，美國遺傳學家。藉助物理、化學、輻射等實驗手段，研究果蠅的遺傳突變，確立了染色體是基因的載體。發現位於同一染色體上的基因之間的連鎖遺傳特性，將多種突變基因定位在染色體上，製成染色體圖譜，即基因的連鎖圖。繼承和發展了孟德爾以豌豆雜交實驗為基礎的遺傳理論，為生物學發展的實驗科學奠定了基礎。「連鎖與互換定律」是摩爾根在遺傳學領域的一大貢獻。摩爾根在孟德爾定律的基礎上，創立現代遺傳學的「基因理論」，他創立的基因理論實現了遺傳學上的第一次理論綜合，並促使生物學研究從細胞水平向分子水平過渡，以及遺傳學向生物學其它學科的滲透，為生物學實現新的大綜合奠定了基礎。

新達爾文主義是將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理論和魏斯曼的種質學說相結合的一種生物進化理論。產生於19世紀末，創立者是德國生物學家魏斯曼、美國遺傳學家摩爾根。英國遺傳學家湯姆遜也是有影響的新達爾文主義者。對於達爾文的進化理論，魏斯曼只接受和強調生存鬥爭的原理，而根本改變了達爾文有關變異及其遺傳的見解。魏斯曼堅決否定獲得性狀遺傳，反對拉馬克主義與新拉馬克主義。

「新拉馬克主義」包羅了一大堆觀點，從來沒有兩個新拉馬克主義者具有相同的觀點，其中有一種觀點將進化演變的原因歸之於環境的直接影響。雖然拉馬克曾公開地駁斥過這種環境直接誘變的看法，但是19世紀晚期一些承認這種觀點的人也被列為新拉馬克主義者。很多博物學家認為這是一種和自然選擇共存的過程。他們深信除非通過環境的誘變作用，否則漸進的地理變異就無法解釋，環境誘變似乎是解釋博物學家隨處都可觀察到的漸進變異現象的唯一途徑，但是新拉馬克主義者缺乏能夠用來支持自己的實驗證據。因此，「新拉馬克主義」是一種錯誤的理論。

現代達爾文主義（現代綜合進化理論）是部分科學家將達爾文的進化論與孟德爾遺傳學合而為一，成為當代生物進化學的完整理論。隨著分子生物學的發展，進化學的內涵，從原先對「性狀特徵」的自然選擇，推展為「基因」的自然選擇。達爾文進化論提出的當時，很可惜的是，孟德爾的遺傳學發現並未受到世人注意。因此達爾文進化論的實質基礎，並沒有遺傳科學做為支持，僅為生物現象觀察的總結。現代達爾文主義（現代綜合進化論）認為種群是生物進化的基本單位，自然選擇決定生物進化的方向，突變、選擇和隔離是物種形成和生物進化的基礎。種群進化的實質是種群內基因頻率的改變，並引起生物類型的逐步演變，是在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學說和群體遺傳學理論的基礎上，結合生物學其他分科如細胞學、發生學、生態學等新成就而發展起來的當代達爾文進化理論。現代綜合進化論，起源是達爾文解釋進化的自然選擇理論與孟德爾遺傳定律的結合。同時也將基本的孟德爾遺傳學，改造為數學化的群體遺傳學。現代綜合理論將兩個重要發現結合，也就是進化選擇單位（基因）與進化機制（自然選擇）。也統合了許多生物學的分支，例如遺傳學、細胞學、系統分類學、植物學與古生物學等。現代綜合進化論繼承和發展了達爾文學說，能較好地解釋各種進化現象，所以近半個世紀以來，在進化論方面一直處於主導地位。

一般對進化論的批判在於認為其缺乏足夠的化石證據解釋不同物種之間的「過渡」，但事實上最大的瓶頸卻是以實驗實際重現一次複雜動物或植物的進化。至今我們仍在眾多物種間難以找到中間進化的生物來證明生物多樣化的現象，而唯有這些進化過程才可找到的化石遺迹，才能完整的證明與解釋。生物學上的突變是指生物相鄰的兩個世代之間，具有顯著差異。突變說認為生物的變異，是「非偶然」且「非漸進」的，甚至只需要一個步驟便能形成新物種。這種觀念與後來的新達爾文主義相違背，在目前是屬於非主流的進化思想。古爾德與埃爾德雷奇提出的間斷平衡論，經常受人誤解為一種驟變理論。間斷平衡的進化模式來解釋古生物進化中的明顯的不連續性和跳躍性，認為基於自然選擇作用的種以下的漸進進化模式，即線系漸變模式，不能解釋種以上的分類單元的起源，反對現代達爾文主義的唯漸進進化觀點。雖然這個理論認為，物種形成的速度可能比原來所設想的更不平均，可能在某些時期相對更快，但是這是以地質時間而言，也就是仍然需要數十萬年。災變論是一個地質學理論，認為地球曾經遭受許多短暫的災難，其中有些是世界性的。到了20世紀之後，災變論中的某些思想，又重新出現在科學當中，例如物種的大滅絕。中性進化理論（非達爾文主義）全稱為分子進化的中性理論，是日本遺傳學家木村資生所提出。認為在分子水平遺傳學上，大多數進化改變和物種內的大多數變異，不是由自然選擇引起的，而是通過那些選擇中性或近乎中性的突變等位基因的隨機漂變引起的，反對現代綜合進化論的自然選擇萬能論觀點。這個理論認為基因的變化大多數是中性突變，由於中性突變對生物個體沒有優劣之分，因此並不受自然選擇影響。現今的進化生物學家認為，自然選擇理論（達爾文主義）與中性理論（非達爾文主義）是能夠並立且互補。

姬厚元提出了自然誘導—生物自組織的進化機制。該學說將自然環境和生物自身在生物進化中的作用緊密結合起來，認為生物的進化是在自然環境變化的誘導下生物重新自組織的結果，認為生物的有序變異構成了生物進化的原材料，反對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學說。在解釋生物進化的速率上，認為生物進化的速率由自然環境變化的快慢決定。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協調性遺傳的觀點，解決了變異性狀是如何進行遺傳的進化難題。

社會達爾文主義是將達爾文進化論中自然選擇的思想應用於人類社會的一種社會理論。最早提出這一思想的是英國哲學家斯賓塞。社會達爾文主義曾被其擁護者用來為社會不平等、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正名，理由是斯賓塞所說的「適者生存」。至此，斯賓塞對社會和道德機制進化的理解被異化為與其哲學思想相對立的東西。社會達爾文主義本身並不是一種政治傾向，有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用這一思想說明社會進步和變革的不可避免性。社會達爾文主義和進化論一樣，經常被捲入關於優生學的爭論。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主要思想家包括斯賓塞、馬爾薩斯和高爾頓等。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一個簡化觀點是，人、特別是男性必須為了在未來能夠生存而競爭，不能給予窮人任何援助，他們必須要養活自己，雖然多數二十世紀早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支持改善勞動條件和提高工資，以賦予窮人養活自己的機會，使能夠自足者勝過那些因懶惰、軟弱或劣等而貧窮的人。斯賓塞的「進化進步主義」思想根植於馬爾薩斯，他後來的理論則受到達爾文的影響。他的思想的確應該歸類於「社會達爾文主義」。他認為，個人而非集體才是進化的基本單位，自然選擇產生的進化不僅表現在生物學，而且也發生在社會領域。「進化」不等於「進步」。相對於達爾文，斯賓塞的「宇宙進化」理論在許多方面其實更加貼近拉馬克和孔德。達爾文理論關注的是種群，而斯賓塞處理的是個體動機的影響（人文）。達爾文理論採用或然論，即環境的變化雖然遲早要影響生物個體的變化，但並無單一和特別的目標。斯賓塞理論則採用決定論（人類社會的進化只是其前一個階段的邏輯結果），宿命論（不受人類行為的影響），單一途徑（在單一的途徑上進行，不可超越某一階段或改變它們）和進步終極論的（存在一個最後會達到的終極、完美的社會）。達爾文理論不等於進步，進化產生的新物種只是更加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斯賓塞則引入了社會進步的概念——進化後新的社會形態總是較好的。斯賓塞的著作繼續了馬爾薩斯的主旨。馬爾薩斯的著作不算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然而，他的《人口學原理》非同尋常地流行，並被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廣為傳誦。這本書中，作者認為不斷增長的人口早晚會導致糧食供不應求，最弱者就會因此而餓死(馬爾薩斯災難)。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認為慈善事業只會使社會問題更為惡化，在這方面，馬爾薩斯是他們的先驅。對達爾文生物學觀點的另外一種社會解讀是所謂優生學，該理論由達爾文的表弟高爾頓發展起來。高爾頓認為，人的生理特徵明顯地世代相傳，因此，人的腦力品質（天才和天賦）也是如此。那麼社會應該對遺傳有一個清醒的決定，即避免「不適」人群的過量繁殖以及「適應」人群的不足繁殖。高爾頓認為，諸如社會福利和瘋人院之類的社會機構允許「劣等」人生存並且讓他們的增長水平超過了社會中的「優等」人，如果這種情況不得到糾正的話，社會將被「劣等」人所充斥。達爾文帶著興趣閱讀了他表弟的文章，並且在《人類起源》中用了部分章節來討論高爾頓的理論。無論是達爾文還是高爾頓，都沒有主張在20世紀上半葉得以實行的優生政策。他們在政治上，反對任何形式的政府強制。在德國，海克爾的《宇宙之謎》將社會達爾文主義介紹給更多讀者，此書構造了一種自然現象與渲染浪漫和符號象徵的神秘主義的大雜燴。「一元論者聯盟」，其成員有許多名流，他們主張進行優生改革，結果成為大眾運動鼻祖之一，最終也是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源泉之一。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種族優越和競爭思想與社會達爾文主義有關聯。雖然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種族觀簡單而言是白色人種必須以文明教化全球的有色人種，然而還有其他更複雜的觀念。達爾文進化論基於基因分岔和自然選擇理論進行種族劃分。基因分岔是指一組物種彼此之間互相分離，從而各自發展出自己獨特的基因特徵，這一理論適用於包括人類的所有生物。正是由於基因分岔，才有不同的人種和族群。社會達爾文主義在心理學領域的支持者包括麥獨孤。基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一種的種族觀念是，一個種族為了生存必須具備侵略性。

十九世紀中葉的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被迫向西方國家開放國門，國家利益不斷受到損害。中國學者嚴復翻譯了英國學者赫胥黎的《天演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思想在中國社會引起強烈反響，成為「變法圖強」及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理論基礎之一。在中國，達爾文學說在社會學中的影響遠勝於生物學。很多中國知識分子毫無保留地接受了社會達爾文主義，但他們中很少有人真正理解生物進化論。在當代的中國大陸，社會達爾文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奇怪地並存，諸如「落後就要挨打」這類口號仍很常見。

美國的自由主義者指稱保守派用社會達爾文主義為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社會不平等、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辯護。有不少人簡單地使用社會達爾文主義來反對任何形式的普世道德和利他主義。一些二十世紀前的極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預見了優生學和納粹的種族學說。其批評者將公眾頭腦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與優生學、種族主義、新帝國主義、偽科學聯繫在一起，對它的批評還被擴展到其他與之相似的政治理論或者科學理論，例如進化心理學。同樣，資本主義，特別是主張放任自由的經濟學說被自由主義者所攻擊，他們將其等同於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這些經濟學說都建立在自然稀缺的假設上，並且主張「物競天擇」的經濟行為。然而，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中很少有人主張資本主義或者「放任自由」。他們中的絕大多數要求一個強勢政府來積極干預經濟和社會以便掃除掉劣等人。他們並不相信市場能起到這個作用。主張「自由放任」的著名經濟學家米塞斯在他的《人類行為》一書中論證說，社會達爾文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原則相矛盾。社會達爾文主義本身並不必然產生特定的政治立場，有些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論證進步是無可避免的。其實，社會達爾文主義是一些相關的社會理論的薈萃，正如同存在主義是一些密切聯繫的哲學思想的總稱，而不是一種單獨的哲學。自社會達爾文主義誕生以來，生物進化論已逐漸不再特彆強調種內競爭及個體之間激烈對峙的重要性。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某些現代形式作為政治學說，仍然在美國和其他國家的一些保守主義政治運動中很有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