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脫歐凸顯新全球政治圖景

「政治不正確」的英國脫歐

2016年6月23日， 在全球關注之中，英國舉行了是否脫離歐盟的全民公決，公決結果違背事前大多數包括英國學者與精英在內的明確意願，英國選民以約4%的微弱優勢，選擇國家脫離歐盟。對於已成為現實的英國脫歐，對於英國和歐洲，乃至全球政治可能造成的經濟及政治等負面影響，英國內外的反對脫歐者已有各種視角的論述，而決定公投以來，英國內部支持與反對脫歐的政黨攻防所展示的各自理由，主要也是著眼於脫歐與留歐英國未來利弊的未來論證。

然而，作為現實中真實發生的大國內部政治博弈，無論內外觀察者對於未來的假設和說明怎樣生動具體，都並不等於真實的未來圖景，因為未來並不是可以用這樣短期和局限的政治與媒體公關話語可以穿透。公投塵埃落定，但導致公投成敗的雙方，特別是贏家的未來論述已被丟棄到一邊，所有人關於英國未來，及此事對未來歐洲和全球影響的正負面展望也尚需要時間的檢驗，所以，過度的演繹並無特別意義。也許，當此不尋常事態發生之際，更值得人們思考的是：如此事前普遍地認為不可能之事如何在這一代人目擊之下活生生地變為現實？畢竟，用絕不該來闡釋已然事態是毫無價值的。

撇開圍繞英國脫歐的現實法律，政治和經濟後果等專業視域，人們不難發現，在此次公投展開的過程中，英國傳統憲政民主政治表現出某種頗有深意和代表性的特徵。支持脫歐者陣營訴諸民粹的極端化媒體話語策略的手法，專家和專業精英的意見領袖被公眾的忽略，政治家和政客為短期現實政治利益對公投的運用，以及，傳統民主政治倫理和公共論辯規則幾乎已難以遏制的極右政治話語的復興，等等，這些令戰後歐美主流社會難以想像和自以為一勞永逸解決了的複雜問題再度出現，並打敗了學者，專家和精英化的重大政治意圖，造成目前前途難測的政治與政策現實。

如果從更廣泛的範圍來看，這並非英國特有的現象。前此人們有關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的爭論，此類問題已經突出地出現。甚至在歐洲大陸本身，由於近年經濟危機的刺激，反恐安全與難民等議題的出現，以及這些迫切而重大的公共議題的交互刺激，類似的習慣上被認為「政治不正確」的政治正日益獲得越來越多的聽眾。這不是簡單地以政客不負責操作或民粹主義政治手法可以解釋的，而實有更深層的社會與政治原因。

有人用政治極化和極端化來概括上述具有廣泛普遍性的全球新政治特徵，但在對這些新極化政治的解釋方面卻缺乏新的認識框架，因而沒有認識到，這些多少令人沮喪的負面政治發展與當代全球生活的基本情境息息相關，互為表裡。英國脫歐之所以令人意外，是因為，此前歐洲的一體化被視作全球化時代區域一體化的最有希望和活力的實驗，而且，歐盟不僅在冷戰後由於巨大的擴張造成氣勢凌人樂觀期待，同時其超國家的架構和迅猛發展也被很多人視作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解決經濟與社會發展直接的正面經驗。然而，英國脫歐的鬧劇卻使這些過去樂觀與正面的觀感成為泡影。何以至此？

區域化浪潮的頓挫

人們此前忽略了，經濟和信息的全球化不可能僅僅一廂情願地被設置在利益持續增長和有效分配的理想狀態之下。過去數十年來高速成長的全球經濟與貿易，資本和產品的全球化，區域一體化，並沒有帶來傳統社會階級的消弭，相反，美國次貸危機和歐洲金融危機卻顯示出，全球化和信息化帶來的經濟紅利在諸多社會裡增大了普通民眾與精英優勢社會階層的經濟鴻溝，由此激發的社會緊張與焦慮並不能在超國家，國家間或國際框架內得到緩釋。與區域化帶來的發展和機會同步，一方面，歐盟各國內部的中央政治，行政和財政行為能力在削弱，但另一方面，由於經濟鴻溝的加深，以及信息傳播與社會動員方式的史無前例高效提升，社會向政府和政治家提出的呼聲卻日益尖銳和緊迫。在這種現實的新社會危機面前，理性，專業和常規的回應只能加劇社會痛苦的感知，卻不能有效回應這種具有廣泛真實性的社會需求。

本次支持脫歐的政客與公眾意見著意渲染英國在歐盟框架內工作機會的減少，移民和難民等問題對英國人生活直接的衝擊。雖然，這些貌似經不住推敲的論述並非英國獨有，但毫無疑問的是，在最終贏得公投的微弱多數的投票者當中，類似的負面生活經驗和感受是真實而普遍的。簡單用專業的論證反駁，哪怕再有理和翔實，並不能取消公眾在這方面的日常和現實感受。這是普遍被嘲笑的脫歐派本次能取得成功的關鍵。也不能簡單用英國的特定歷史文化和社會民情加以解釋，因為，脫歐派政客普遍的不堪公共形象與其驚人成功的鮮明對比，也正是特朗普在美國大選初選中遭遇的一模一樣的情形。再有力和辛辣的諷刺與幽默都不能取消意義重大的政治現實。

從這個意義上說，通往今日英國脫歐的歷史之車並非簡單始發於2013年卡梅隆的政治賭博，起真正的起點站可能在歐洲目的地不明的一體化開始之際已經埋下了今日巨變的基因，而從次貸危機中的華爾街，到布萊爾時代閃閃發光的國際化和信息化倫敦，則是其加速飛奔的加油站。歐洲一體化的利益成長同時也在包括歐洲內部的各社會內部造成新的撕裂，緊張和焦慮，這種撕裂，緊張和焦慮沒有被凱歌猛進的駕駛者所充分注意，當其蓄積到達某個臨界點，其進程遭遇重大頓挫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之所以是英國，不過是因為其特殊的歷史和文化特點和其本來半心半意的歐盟成員地位提供了最容易的爆發點而已。

可以較有把握地斷言，這種情形絕非僅屬英國。歐盟在英國脫歐結果出現後已經面臨如何調整和改革自身，以遏制英國脫歐效應擴散的課題。這也警示，全球其他地區的區域化現有結構，無論南美和東南亞，無疑正面臨更大的類似危機。

這一點理應引起人們在思考和展望未來全球圖景時特別的注意。

日益加劇的政治失望

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的社會生活已經發生了如此深刻的變化，但歐美傳統的代議制政治卻不能有效適應社會生活的變化，以及這種變化背後代表的社會政治力量的劃分，以及社會關切焦點的變化。里根主義和撒切爾主義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至今仍是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的澎湃精神動力源泉，歐美社會主要傳統優勢政黨在基本的經濟與社會政策方面愈加合流。在英國的實例中，正如托尼·朱特對撒切爾時代與布萊爾時代主要經濟政策理念的簡略對比所顯示，在諸如私有化等重大經濟政策理念方面，保守黨與工黨已很難分牝牡；而在美國，把布希政府和奧巴馬政府在APEC，G20和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和朝鮮核技術等重要議題上的政策粗做對比，其實質性的雷同與因襲幾乎難以掩飾。

另一方面，奠基於工業化時代，在戰後後工業化時代所修正完善的現代代議制憲政民主體制下，其原初制度設計時的社會與信息生產與再生產模式已基本不存。在社交網路時代，雖然傳統政治的基本框架難以動搖，但在其代價高昂的運行背後，其原本設計精妙的權力制衡和互檢系統在很多時候，已經越來越脫離公眾的實際政治呼聲，變成了無效和黨派鬥爭的權力遊戲。簡而言之，傳統代議制民主越來越在現實的黨派政治中喪失了對現實社會真實情緒，及其撕裂狀態的感知能力，因而，一種新型的，外行的，政治暴發戶式的和令人感到突兀的業餘政治就趁勢崛起，應運而生，以粗暴和反傳統的方式回應了社會日益加劇的政治失望和不耐煩，成為新時代公眾政治選擇雖不理想卻能夠表達不滿的代用品。或許值得一提的是，這種經濟全球化時代的政治失望與焦躁，在歐美之外的新興市場國家也具有充分的發展，並已有其現實政治後果。

其實，2010年英國大選中自由黨的意外成就已經初步顯示了英國公眾對傳統政治運行的不滿，本次公投中幾乎勢均力敵的脫歐和留歐投票比數也顯示出，超過一半的投票者，經過自身的信息篩選和權衡，做出了與主流精英意志相違背的政治選擇。更可怕的是，因為留歐派眾議員考克斯女士的被刺殺，一種更危險的極端政治表達出現了不詳的先例——在一個近代憲政民主最為源遠流長和成熟的社會裡，不可思議的疑似政治暴力竟然在21世紀的第16年上演！就人類有史以來的基本政治歷程而言，看似荒誕不經的反政治的出現，總意味著大眾對現實政治的明白蔑視和否定。

或者，從更大時空範圍來看，政治失望和業餘政治的興起也早已有跡可尋。更早一些，隨著網路時代來臨，美國曾出現曇花一現的所謂茶黨（TEA PARTY）運動，在茶黨這一富於政治隱喻和雙關色彩的名稱背後，已經顯示了對現實政治結構革命性的含蓄挑戰意圖。在奧巴馬2004年選舉中，人們公認他的勝利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對於新興社交網路的有效運用，他利用新一代選民的新政治熱情募取選舉經費，而這種更直接地面向選民的小額經費籌集方法實質上構成了一種嶄新的政治和社會動員模式，包含來適應新社會生活變化，重整社會政治力量版圖的意義。

2011年9月1日，奧巴馬政府開通了白宮在線請願網站。這一被當代政治評論家極大忽略的歷史性小事，標誌著現行政治結構開始意識到公眾新政治焦慮的存在，及其表達的需要，並開始嘗試回應這一需要。2014年11月29日，柯文哲醫師以無黨派業餘政治家的身份擊敗對手，當選台北市長。而在此前8個月，部分學生的衝擊行動竟然改變了兩岸已經成案的服貿協定！這些看似與本次英國公投脫歐不相關的事態，其實都在廣大的時空內真實地顯示了一種非傳統政治的出現，也展示了其不太被理解的外表之下蘊含的強勁力道。在負面的觀察中，歐洲近年選舉中，極右色彩的政治力量大為活躍，這些令人困惑和擔憂的動態與其說是所謂政治極化和極端化，倒不如說是現有政治結構不能適應社會日益增長的政治失望和不耐煩的表徵。

可以初步結論的是，在世界範圍內，公眾日益擴散的政治失望和政治不耐煩可能正在構成推動代議制民主改革和升級，塑造未來更有效政治結構的強大動力與無形之手。現實的政治結構的大廈無論外表多麼堂皇，如果不能更主動和彈性地適應這種新政治動力，則類似脫歐和特朗普這樣的政治鬧劇很可能只會增多，而不是孤例，並且，現實會反轉，會將對其一切精巧的嘲弄變成對政治自身失敗無情打擊。人類政治從來不是一勞永逸的事業。

民族—主權國家認識的誤區

本次英國公投脫歐事件中很引人注目的另一新政治動態是，取得成功的脫歐派主張強烈的不列顛民族主義標榜，及與此相關的主權話語的復興。在爭取選民的媒體戰爭中，脫歐派普遍使用了誇張的獨立話語，巧妙和誤導地將近代世界最大的前殖民主義宗主國包裝成努力贏得主權的弱勢奮鬥者。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如此拙劣的政治號召竟真能引起主流選民的熱烈回應，這絕不是英國歷史文化所能簡單解釋，而標識著冷戰後人們對民族主義政治與主權國家角色認識的誤區。

20多年來，民粹化的新民族主義被歐美主流學者視為不滿國際政治權力現有格局的中俄等新興大國的意識形態特徵，或者被視作第四波民主波及的非歐美地區轉型失敗的產物。然而，英國脫歐中的民族主義旗號，乃至特朗普政綱與選舉言論中的「美國第一」主義顯然再清楚不過地表明，在社會與制度發展領先的歐美社會，我們時代內涵和外延均尚模糊的新民族主義思潮挑戰也無法自外。

在關於全球化和當代國際政治的主流論述中，信息全球化帶來非政府角色，社群，企業和個人在全球及地區問題上更清晰的聲音，而日益突出的全球挑戰也推動著國家間，甚至超國家全球政治與治理結構的塑造，然而，英國最新的例證有力地表明了一件事，很可能人們對全球化時代主權國家角色意義逐步衰退的預期並不正確。一個簡單是事實是，1991年，當冷戰結束之際，聯合國固有166個成員，而到2012年，成員數目變為193個。這說明在全球治理興起的同時，最起碼在目前階段，民族—主權國家的歷史使命尚未完成，其歷史發展動力並未窮盡，反而時有新的力量注入。而在美中俄等大國的國際角色意識與行為方式中，對主權的敏感始終是一個很突出的特徵。

從本次脫歐公投看，表面呈現出反全球化和區域化的主權國家熱情背後實際蘊含遠超歷來的新民族主義政治意義，其中首要的是，主權國家依然在諸多重大社會利益領域保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就在英國脫歐公投進行的幾乎同時，德國發生了電影院蒙面槍手襲擊事件，造成史無前例的50人傷亡，而最近正在法國舉行的最新一屆歐洲冠軍杯足球比賽則處於從巴黎襲擊到布魯塞爾恐襲慘劇的濃重陰影之下。在兩次大戰後一般認為擺脫了戰爭和軍事安全負擔的歐洲，非傳統安全成了突出的嚴峻優先政治與政策課題，而歐盟這樣的超國家安排在這方面沒有提供可靠，及時和有效的保障，反而由於已有的安排造成安全的漏洞。甚至源於冷戰的傳統軍事同盟體系也對有效應對恐怖主義襲擊等新型安全威脅不能適應。

另外，經濟公平和機會等問題也由於區域化和全球化的問題凸顯。放大眼光來看，本次英國最能脫歐最具有蠱惑力的號召無疑是經濟性的，雖然精英反覆論述了脫歐對英國立即與長久的經濟危害。然而，英國支持脫歐的人群與支持特朗普的民眾在有一點上是一致的，與論述的危險相較，他們更原因相信條列的現實的損害。長期以來歐盟在經費攤牌和使用方面的不滿，成員國經濟與財政水準差異造成的政策牽制，準確的和誇張的聯合造成的經濟負面感受，這些，在危機衝擊的心理之下，成了一股難以遏制的簡化公眾信條：我們自己可以過得更好。觀察前蘇聯解體後全球各地的追求獨立熱情，儘管其社會與文化背景差異極大，但歸根結底，這種經濟民族主義的核心想像與嚮往是普遍存在的。

而在經濟和安全問題之外，更大的問題是，在一個信息日益爆炸的世界上，即使傳統國家社會內部不同地區與人群間的利益和安全感知，也出現了日益明顯的限界和分歧，人們亟需以新的尺度和方式重新規劃和探索自我認知的確定性：我們是誰？誰是他們？而在這個問題上，主權國家傳統承擔的角色是無可取代的，也是人們在一個如飛盤般超高速運轉的世界上很自然會訴諸的政治信賴對象。這給新民族主義提供了時代性的鮮活資源，也使得單純從歷史的右翼政治或後殖民政治視角認識我們時代的民族主義成為似是而非的努力。英國首相卡梅隆在宣布公投結果的簡單演說中，重申了對英國現代民主的光輝傳統的信念，也表明脫歐的英國不會背棄歷史所確認的多元文化與社會的價值。這與冷戰意識形態替代物的民族主義截然兩分。新民族主義不必然意味著更獨斷與暴虐的政治的選擇，它在某些社會裡，更代表著對作為憲政民主價值支撐的那些事物的回歸，以及現代政治認同的重建。當然，這也意味著各國在政治與社會發展方面在新環境下正面的競賽。這是我們觀察和認識新民族主義問題時不得不予以注意的方面。

基於這種民族，主權國家和新政治認同的認識，在純粹國際政治的層面，我們也可以大致預言，在未來全球治理及國際危機應對等方面，傳統大國協調仍然將在很長時間內承擔人們所熟知的歷史角色。世界的，一體的和列國的，各族的，這些歷史的糾纏命題可能還將不斷重現，在這一看似矛盾的糾結進程中，全球化和區域的一體化才能真正獲得其堅實與長久的基礎。人們在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公民之前，很可能更迫切地需要確認我是哪國值得自豪的公民的前提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