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放開二胎：狂歡後的孤獨思考

來自半城

讀今天的文章之前，先來做個小調查：

二孩政策：狂歡之後的孤獨思考

文 | 郭未

關於十八屆五中全會做出的「全面放開二孩」的決定，在微信、微博等自媒體平台，我們見證了一場「庶民的狂歡」——網路段子手們的集體秀，甚至戲謔這一人口政策調整會引發蝴蝶效應帶來歐美國家相關市場的再造等。我們也看到作為現時生育主體的70末與80後一代人的關於「生與不生二胎」的哭訴（此處需說明的是，「二胎」一詞實為不妥，因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是「全面放開二孩」，也就是說當第一胎是雙胞胎或者多胞胎的情況下，原則上不允許再生育第二胎）。

在大家「戲說」二孩政策的段子言語之後，理應體會政策語境中「孤獨是一個人的狂歡，狂歡是一群人的孤獨」的要義，以一種理性的視角來看待這場關於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及其衍生的社會問題。即是這一幾乎覆蓋全民的政策調整，對國家與社會、個人與家庭會帶來何種影響？政府又應採取哪些措施進行應對？

1、孤獨前行：

中國「人口紅利」在逐漸消失

擱置網路上對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情緒化言語，客觀上講，中國計劃生育工作走過了三十多年的曲折歷程，其對「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在實際層面是發揮了一定積極作用的。一方面，從縱向的維度看來，其實施使得中國凈增1億人口的時間從20世紀60年代的5年延長到目前的10年左右；另一方面，在國際橫向的比較範疇內，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後，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TFR）為1.2 左右，是世界上最低的生育率之一。

1973年計劃生育政策實施後中國人口快速下降，在短短的30多年的時間內完成了一些發達國家用百多年時間完成的「人口轉變」，並且上世紀90年代初期婦女生育率就首次降至更替水平以下。當然我們也看到在2014年實施「單獨二孩」政策後生育率仍舊沒有明顯的回升趨勢，因此這並沒有破解人口低生育陷阱所帶來的潛在危機，同時中國已經長久面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嚴重、照料資源短缺、勞動力人口縮減等相關問題。這種大背景下，國內及國外部分華人人口學家長期呼籲的生育政策調整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放開實則已屬姍姍來遲。

毋容置疑，「全面放開二孩」的決定是人們期盼已久的決定，是順應民心的決定，是將生育權利部分歸還於人民的一項正確決定。過去幾十年，中國快速的人口轉變為經濟發展提供了「人口紅利」，出生率滯後於死亡率的快速下降，使得中國保持了一定時期的年輕人口結構，勞動力人口比重高、少兒撫養係數低、老年扶養係數低，推動了經濟的快速發展。

然而，過去的勞動力年齡人口逐步邁進老年人口行列，曾經撫養係數低的少年一代無法填充經濟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人口紅利逐漸消失。未來三、四十年，中國老年人口規模將繼續快速增加，而且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當前人口老齡化水平高在一定程度上是底部老齡化（即出生人口少）與頂部老齡化（即老年人口規模大）雙重作用下的結果，在此背景下，全面放開二孩政策並能帶動人們實現生育二孩的意願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未來勞動力短缺的壓力，緩解人口老化的結構，促進中國社會與經濟的良性發展。

2、狂歡之後：

「橄欖」的中部人群決定人口激增

理論層面將來，上世紀70末與80後一代大多處於當前「421」家庭中責任巨大的「2」，一般意義上上有4位老人，下有1名子女，當其父母一輩進入老齡乃至高齡狀態需要照料時，其照料資源嚴重短缺，必將帶來巨大的養老負擔。而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可以於未來在一定程度上補充養老照料資源的不足，以緩解照料壓力，但是對於當前而言生育第二個孩子也是增加了負擔係數。畢竟，從經濟學的視角來講，家庭是否選擇生育二孩也是在自身範疇之內對成本與效益權衡之後做出的理性決定。

對於家庭而言，生育二孩與否不單是作為生育主體的爸爸與媽媽的決定，中國文化語境之下更多的還包括家庭之中的爺爺與奶奶、外公與外婆的建議與期盼。生育二孩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由於計劃生育政策而少生的長輩們「多子多福」「兒女雙全」的期盼；也使得新生兒女成長過程中多了一個伴侶，有利於兒童健康性格的形成。

然而，多生育一個孩子，也意味著多一份成本的投入，包括生活成本、教育成本、醫療成本等。當然，會有人提出，有錢富養、沒錢窮養，但是，另一方面，對於承擔生育主要責任的女性而言，這也意味著更多時間的投入，即使是在當前所講的「只管生不管養」「媽媽生外婆帶」等傳統社會語境之下，十月懷胎、哺乳期等，都是時間的投入，同時在女性得到解放走向工作崗位全面實現自我價值的當下，生育及養育帶來的工作機會成本也是巨大的。對此，對於雙方都有工作、尤其是沒人幫忙帶孩子的家庭，是否生育二孩就必然成為了一個理性的、艱難的決策過程，這也正是決策中生育意願與生育行為的差異所在，這亦然使得計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處於「失效」狀態。

基於上述對家庭生育決策判斷的初步分析，我不認為此次「全面放開二孩」的決定會帶來人口的激增。我們可以看到，之前的中國並非絕對的「一孩」政策，很多農村地區實行的是「一孩半」或「二孩」政策，而且很多希望生育二孩的家庭選擇繳納一定的社會撫養費來生育二孩甚至三孩；與此同時，城市地區高收入家庭也可以繳納社會撫養費從而實現「超生」（一個極端的例子就是張藝謀超生事件），另外一部分高知家庭則通過尋租機會選擇到境外生育，與之相對，中等收入或較低收入家庭則由於較高的成本而不敢生育二孩。實際上，這種生育模式即是處於社會頂層的高收入群體或是權利群體、處於社會最底層的低收入或是弱勢群體，他們已經通過一定的方式選擇完成了自己的生育意願，而處於中間層面的、占最大比重的群體則是在「生」與「不生」中艱難抉擇，如此使得生育選擇模式呈現出了「橄欖型」。

對於家庭而言，「生」意味著相比當前更重的負擔，「不生」則有可能是與自己本真的生育意願相違背，需要以悲楚之心去承擔未來進入老年後更強烈的孤獨的後果；回到社會這個宏觀層面而言，龐大的中間群體「生」與「不生」對人口結構、勞動力資源、養老照料資源帶來的影響的差異更加明顯。對此，我想大膽地提出，政府是否應考慮通過公共服務的優化，以鼓勵前述的狹義層面的中產階級與准中產階級群體實現其生育意願以助其為社會發展擔人力資源供給的光榮與艱巨之責。

3、政策餘孽：

公共服務決定準中產和中產「生與不生」

當今中國的現實語境是，生兒育女更多是家庭的責任，國家的責任還局限在公共服務的提供方面（例如，醫療服務與居民醫療保險、基礎教育資源的提供等）。然而，我們可以看到國家僅有的基本公共服務亦然呈現出一種結構性的不足：一方面，優質資源短缺，這使得國家提供的基本的公共服務無法滿足人民對高質量服務的需求，帶來了有限優質資源服務過渡擁擠的實然之狀；另一方面，優質資源過渡集中在大城市，帶來大城市內部出現諸如三甲醫院一號難求、教學質量高的學校周邊房價不斷提高等非正常現象，而在中小城市，優質資源則集中在城鎮核心地區，偏遠地區則只能提供最基本的醫療或教育等。

為此，在推出這項生育政策的調整之後，從中央政府到各級政府理應有更大的胸懷以調整公共服務中的優質資源比重、合理布局優質資源的區域分布，制定諸如婦幼保健院、兒童醫院、幼兒園、小學等等相關資源的戰略再部署，既滿足人們即將增加的公共服務需求，又打破前述龐大的狹義層面的中產階級與准中產階級群體在「生」與「不生」決策中對優質公共服務不足的擔憂。

亦然，有更多的需要我們政府去做足的功課，細細思量，這些功課，即是應為之事：第一，擴展生育領域的社會服務內容，提高社會服務水平，為即將來臨的嬰兒、頭胎及二胎爸媽提供更全面、更優質的社會服務，消減乃至消除他們對子女降臨後可能面臨的就醫、就學等方面的後顧之憂；第二，充分保護女性權益，保障婦女不因生育而喪失工作晉陞機會甚至失業，為婦女撫養子女提供更多的便利，甚至考慮北歐部分國家的做法，即為新生兒父親提供或是延長一定的帶薪假期以幫助家庭成長；第三，關注家庭發展，全面放開二孩的決定對家庭結構、家庭規模都會帶來直接的影響，家庭作為最基本的社會單元，其變化與發展都應受到政府及社會的關注。而國家衛計委已經建立了家庭發展司，因此政府應考慮擴展該司職能，以能全面服務家庭發展。

最後，我期待於威權政治架構中的中國政府能協同學界以及社會各界，共努力，如此讓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回歸本真的功能，幫助夫妻做出合乎自身及家庭發展需要的生育計劃，在合適的時間，生育合適數量的（未來生育政策全面放開後可以更多個）、健康的子女，讓夫妻、家庭更加和諧，以此為基礎並在潛移默化之中促使當下及未來中國社會的和諧發展。

6月10日（本周六）下午，青年人口學家郭未博士將應邀做客永慕廬論壇，解讀「全面兩孩」後時代生育政策中的「自我」與「他者」，歡迎參加！

永慕廬論壇之群學肄言第56期

主 題

獨弦不成曲

「全面兩孩」後時代生育政策中的「自我」與「他者」

主講人

郭未

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博士

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

一個可以碼點枯燥無味中英學術八股文；可以寫點溫情辛辣旅行散記與時評；可以拍點有趣有味故事風景人物照；九三學社系北大博士與南大副教授。

時 間

2017年6月10日（周六）

14:30-16:30

地 點

南京市中山陵永慕廬

特別鳴謝

卧龍湖置業有限公司

對永慕廬半城大話的支持

青年慈善家鄭鋼先生

對公益文化事業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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