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下] 為你科普一下孔子和他生活的那個時代

狼心蒼蒼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7780776&page=86&uid=&usernames=&userids=&action=

以上為禮樂制度的分部介紹，這種介紹實際並不怎麼科學，很容易讓人忽略禮樂制度的核心部分：仁，因此我把仁和天命論放在最前面兩章來闡述。

禮樂射御書數在政治中的作用雖各不同，但是作為政治的目的只有一個：實現仁治，這是禮樂制度的目標。制度雖然是美好的，但是沒人貫徹也白搭，那麼周時的執政者到底如何貫徹這些制度呢？怎麼才能將仁與禮樂制度結合起來呢？

下面讓我們走進周代，看看那個時代的執政者都要做些什麼工作，是不是每天只是鞠躬行禮奏樂歌舞享樂，只懂得剝削人民。下面先講天子所要做的一些日常工作。

禮樂制度再好，也不是鞠個躬，奏奏樂就能把國家治理好了的，制度總是需要人去推動的。

天子也好，諸侯和大夫也好，都有大量的日常工作要做，人們可以從執政者的日常工作來了解禮樂制度到底是如何發揮作用的，了解執政者如何對待民眾，所謂的仁到底是不是欺騙勞動人民的。

《呂氏春秋》里記載著天子在每個季節要做的工作。《呂氏春秋》是呂不韋主政秦國時集中手下門客編寫的一本書。呂不韋在沒發跡之前是戰國時的一個商人，偶然的因素結識了當時在趙國做人質的秦國公子異人。異人是秦國太子安國君庶出的兒子，在眾兄弟之中，人非出類，才非拔萃，沒有任何可以值得別人注意的地方。

秦國派他去趙國做人質，卻又屢次攻打趙國，給人的感覺似乎是生怕他活在世上的日子太長。如果當時秦國真有人這麼想，異人一定會感到開心，這起碼能說明在秦國還有人惦記著他，真實的情況是秦國壓根就忘記了在趙國還有這麼一位做人質的親人。

異人在趙國的處境相當凄慘，凄慘到秦國攻打趙國時，趙國都想不起有他這個人質存在，想不起用他來威脅一下秦國。無論是對秦國還是對趙國，他都沒有什麼太多的利用價值，如果不是遇到呂不韋，他也許就像大多數被歷史湮沒的芸芸眾生一樣，連名字也不會留下。沒有任何特異之處的異人卻被呂不韋相中了，視為奇貨。

命運在霎時間開始轉變。異人經過呂不韋包裝推出之後，得到了秦國太子安國君的青睞，被立為嫡嗣。安國君的父親秦昭襄王死了，他在秦昭襄王死後繼位成為了秦孝文王，異人想當然地就成為了秦國的太子。

呂不韋說異人奇貨可居，不知道古人是不是搞錯了，如果「奇」寫成「期」就更形象了。期貨只有經過一定時間的發酵才會變成奇貨。異人的父親做秦王不到一年就死了，異人變成了秦莊襄王。對呂不韋來講，期貨終於變成了奇貨。

成為了秦王的異人封呂不韋為丞相、文信侯，食邑十萬戶，呂不韋的投機大獲成功，是歷史上最成功的經紀人兼投資商。

事業催人，還有更大的功業在等待著呂不韋。異人做了三年的秦王就死了，太子嬴政繼位，這就是後來的秦始皇。嬴政即位時只有13歲，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統治秦國的重擔落在了呂不韋身上。

從經商到治國，中間隔山隔水，為了實現從商人到丞相的跨越，他讓門客採集古今治國方略供他瀏覽參考，惡補自己施政能力不足的缺陷。

這種篇章積累多了，他又讓人加以有目的的刪改、擴充，進行了系統的整理，遂成為後來的《呂氏春秋》。《呂氏春秋》亦稱《呂覽》，寫來就是給呂不韋看的。

因為呂不韋沒有從政的修養，所以《呂氏春秋》的諸多篇章都很淺顯易懂，且多佐以故事，用講故事的方式闡明理之所在，這種方式非常對呂不韋的胃口。

從秦莊襄王死後，到秦王嬴政長大親政這八九年的時間裡，呂不韋在門客的幫助下使秦國繼續平穩發展，穩居諸國之冠，足以證明呂不韋成功地實現了從商人向丞相的轉型，已經頗具治理才幹。

史書中留下呂不韋施政方面的事迹不多，但從各國諸侯在他被黜之後紛紛派遣使者相邀來看，說明了呂不韋在政事方面的能力為當世所認可。

如果呂不韋沒有點真本事誰會傻到聘請一位被秦國廢棄的丞相回來供著。《呂氏春秋》是呂不韋一生中最大的功業，他手下門客眾多，所學各異，他利用自己的優勢使他們將所學積於一書，讓我們可以窺見當時諸家之簡略，實是功德無量。

《呂氏春秋》分六論、八覽、十二季。十二紀對應於每年的十二個月，在每篇的開首篇記錄了周王在該月應該做的事情和應該特別注意的事情，是周王每個月的具體工作計劃表，稱為《月令》將《月令》寫在每章之首，足見呂不韋對它的重視，呂不韋從前人的治國經驗中吸取了多少營養，只有天知道了。

《月令》是周王每個月的工作計劃安排，通過《月令》所載的工作計劃，我們可以了解周王一年之內要做的工作。以開春第一個月為例：「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風從東來，氣候開始變暖，冰雪融化，蟄伏的蟲兒開始活動，魚開始遊動，水獺開始出來捕魚，大雁開始從南往北飛。這幾句描述了該月的氣候情況。在農業社會裡，氣候往往與該做的工作有關。

天子在該月要做的第一件工作是迎春。

頭立春三天，太史向天子報告：某一天是立春，立春在德屬木。

於是，天子從這一天起開始齋戒，在立春那一天，率領三公九卿諸侯大夫去東郊迎春。

迎春要祭祀的神靈是句芒，句芒是木神，是上天安排的在這個月負責值班的大神。

周王通過祭祀的方式為大家向神靈祈福，希望天氣與節令相符，風調雨順，保佑有個豐年。

如果天氣與節氣不符，古人不認為是天氣異常，往往會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檢查自己是不是做了什麼缺德的事情，惹惱了神靈。所以每當碰上意外的災變想地震、泥石流之類的，天子與諸侯都特別緊張，趕緊忙著檢討自己是不是做了什麼缺德事，擺下祭品，向上帝請罪。

君子求諸己，不管發生了任何問題，執政者首先要查尋自己的原因。《湯誓》記載商湯的話「餘一人有罪，無罪及萬夫；萬夫有罪，在餘一人」也是這種思想的反應。迷信也不都是有害的，除掉迷信的因素之外，迎春的這種儀式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作用，通過祭祀向所有的人傳遞了這樣一個信息：新的一年開始了，讓大家準備好自己的工作，一年之計在於春的來歷即在於此。

祭祀除了本身有的賄賂神靈的含義之外，還可以培養人們對事物敬畏的情緒，認真對待自己的工作。

「敬」是一個與禮樂制度非常相關的字，孔子經常對弟子們提到它，敬在禮樂制度中不只是對人恭敬的意思。很難從現代字典里找到一個字來與之相對，勉強的說，就是對待工作、對待生活要認真，慎重，要有敬畏之心等這一類的意思。

祭祀完畢之後，回到朝里要賞賜公卿大夫，然後發布政令，讓全體百姓受益，具體措施據考證包括：儉省徭役，向有困難的農戶提供借貸等舉措。

籍田之禮也是這個月非常重要的祭祀儀式。負責觀察氣象的太史根據氣候選擇適合開耕的日子，並提前九天通知負責農業的官員稷。稷相當於現在的農業部長，在農業社會裡屬於非常重要的官職，稷接到太史的通知之後再通知天子。

天子接到稷的通知後，派司徒通知所有的官員和黎民百姓，做好各種準備工作。

開耕前五天，樂師向天子報告風的情況，有當令的和風吹來的時候，天子和百官去齋宮齋戒三天，王在齋戒的時候要沐浴，飲醴酒。

到了正式的日子，天子要飲醴酒，郁人進香酒，犧人進甜酒，天子以酒灌地行禮，然後與百官庶民一起飲醴酒。

到了籍田，有專門的人負責安排籍禮的儀式，太史負責引導，王在後面畢恭畢敬地跟著。王拿起農具，耕一下，百官耕三下，剩下的由庶民耕完。

稷與太師負責檢查監督王與百官的耕作，司徒與太師負責監督檢查庶民的耕作。耕作完畢，陳設宴席，王享用豬牛羊三牲具備的祭品，百官都依次品嘗，庶民最後進食。

農業是立國之本，籍田之禮是周王昭告天下，號召人們要重視農耕，並以此作為農業生產的總動員，使所有的人不敢掉以輕心。

以農業為本的思想根植在農官的職責里，戰國之時發展而成農家。迎春與籍田典禮僅僅是天子這個月月初的兩項工作而已。接下來，他還有許多事情要做：

1、親自布置農業工作，並根據不同土地的不同土情，安排種不同的作物。

2、將各家土地的分界線標定好，免得以後起糾紛。

3、命令樂正組織人習練樂舞。

4、命令祭祀山林川澤之神。

5、祭祀的時候不能用母畜，該月不能伐木，不能獵取小動物、飛鳥，不能傷害幼蟲（周人用來做醬的一種蟲子）不能傷害懷孕的母獸，不能拾取鳥卵。

6、不能大聚民力，不能修建城郭。

7、派人巡視，發現沒有掩埋的屍骨代為掩埋。

8、這個月不能主動發起戰爭，如果迫不得已需要戰爭，只能是防禦性質的。

祭祀不用母畜是為了牲畜的繁殖，不伐木，不獵取小動物不拾取鳥卵，不傷害懷孕的母獸等舉措則是最早的保護生態環境的制度與措施，這種生態保護的措施在《里革斷罟匡君》的故事裡講得更為詳盡，前已述。

《里革斷罟匡君》的故事與《呂氏春秋》中關於「犧牲無用牝，禁止伐木；無覆巢，無殺孩蟲、胎夭、飛鳥，無麛無卵」的記載相吻合，且更具體，是最早的關於生態保護的政策。尤其難得的是周人實施這種政策非常明確的目的，與現在我們生態保護的目的幾乎一直：蕃庶物也（讓天下萬物得到繁殖）。

禮樂制度非常注意處理執政者與民眾的關係，每年的糧荒季節有專人負責賑災，要求負責刑獄的官員量刑寬平，特別申明負責稅收的官員不要欺壓百姓，免得為天子取怨，否則嚴懲不貸等等。

《月令》本身是一副天子行政圖，天子及百官各司其職，各官根據自己的職責來推動各項工作的展開。這就是三千多年前禮樂制度中的一部分內容。

提起禮樂制度來，許多人想到的都是奴隸主對奴隸的剝削，想到奴隸主階級的暴虐，想到尊卑的等級，誰能想到其所有的許多放到現今仍可傲視於世的一些制度和思想呢？

所以，作為後人誇談禮儀之邦的時候，不能只炫耀恭敬有禮、迎來送往的禮節，這些只是這套制度流傳後世餘下的殘渣，那些誤長了奢靡之風的禮儀不是這套制度的精髓。只是請請客、送送禮，混個官場可以，怎麼能管理國家？

對於周時的許多工作來說，時節就是計數器，官員是觸發器，而周王則是中央處理器。

禮樂制度會將很多本不是很複雜的事情搞得很複雜，像祭祀中那些羅里羅嗦的儀式，聽著就讓人頭痛，但最終一切卻又被規整地井井有條，個人做個人的工作，分工非常明確。

這套制度的設立者所破費的心思，於此可見一斑。令人驚奇的是，在月令中還有這樣的記載：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用現在的話說，就是這個月開始下霜了，天子命令負責的官員說：「寒流要來了，人們都受不了了，讓大家都進屋吧。」對老百姓相當地體貼入微。

現在介紹儒家、研究禮樂制度的人很少介紹其中一些人性化的制度，有兩個主要的原因造成了這種現象：

第一個原因是專製造成的，在專制的社會體制下，統治者憑藉權力壓榨民眾來保障自己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對平民人性是一種浪費。

牧場主起早貪黑地照顧他的牛羊是為了自己生活得更好，如果無論牛羊死活與否都能生活得很好，誰還願意操心操力地成天徘回於牛羊的臊氣之中呢？

為了討權力歡心，以儒家學說干進的人們不得不放棄這些制度，但仁是禮樂制度的核心，這是無法迴避的也是無法放棄的，通過儒家的改造，仁變成了裹在帝王身上的外衣。

被欺侮壓榨得越狠的人越需要一點希望來鼓勵自己生活下去，仁就是專制制度下人們活下去的希望，它就這樣漸漸地演變成為一種欺騙，成為掛在驢嘴前面的一條胡蘿蔔。

那個帝王膽敢拋棄它，總會很快倒霉，實施它又非常痛苦，這使得後世的帝王們儘管把仁字抬舉得很高，卻很少用具體的措施去落實它，這也就是魯迅說得中國的歷史就是仁義吃人的歷史的由來。

第二個原因是新中國的建立之後，根據政治的需要，將以往的社會形態全部解讀成權力與平民的對抗，窮人與富人的對抗。

以《論語》的詮釋為例，文革中有一個版本對《衛靈公篇》做如下導讀：

孔老二一不會種田，二不會做工，三不會打仗，是一個吃飽了飯就想搞復辟的奴隸主階級的乏走狗。他認為，要維護和復辟奴隸制，最根本的是要按周禮辦事。衛靈公問怎麼列陣，沒有問怎樣復禮，他認為沒有抓住根本。

孔老二裝出一副只講仁義道德的「正人君子」的樣子，似乎不願談軍隊作戰等方面暴力的事情，其實對於奴隸和新興地主階級的造反，他是竭力主張用反革命暴力鎮壓的。

那個時代，對《論語》的這種歪曲模式，可以作為一個公式，套用到任何一個歷史時期。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對古代制度中優秀的部分自是塗抹掩蓋尚來不及，誰還敢老實地去研究介紹它呢。

每年青黃不接的時候放糧賑災，農忙的時節將那些罪行較輕的犯人釋放回家，免得耽誤生產，一家人跟著挨餓，雨季的時候組織人興修水利，這些當然都是非常仁德的事情，但周人認為周王還有不用財賄而廣施仁德於天下的辦法。

周定王時候，單襄公出使宋國，在途經陳國的時候，看到陳國的路上荒草叢生，幾乎沒法行走，穀物堆在野外沒人管，打穀場沒有整修，河上沒有該架的橋樑，過往的使者到了館驛也無人過問。

一打聽才知道，陳國國君正在聚集人眾給夏姬修築台觀，自己則帶著寵臣在夏姬家裡尋歡作樂。——夏姬是大夫的妻子，不是國君的老婆。

陳國的這一切表明，陳侯沒有很好的履行作為一個國君的職責，他背離了當時的制度，如果王室的勢力還在，可據此出兵討伐陳國，但現在王室已經衰微。

單襄公回來向定王彙報說陳侯將有大麻煩，他說：根據制度，一個國家的道路兩旁應該種上樹作為標識，司空（負責建設的官員）要經常出來巡視，路上的野草要及時清除，農忙時節有專門的官員督促農功，執政者不在農忙時節徵用民力，徵用民力以不妨礙農功為原則，雨季之後要趕緊修路，河流乾枯了趕緊修造橋樑，秋天到了要儲藏穀物，霜降來了要準備冬衣，天氣冷了得趕緊修整城郭宮室，這樣從上到下職責分明，國事家事井然有序，老百姓才會富裕安逸。這就是先王不施用財賄也能施德於天下的辦法。

現在陳國國君帶領屬官到夏氏家裡淫亂，國事全部荒廢了，怎麼能長久呢？後陳靈公果然被夏姬的兒子夏征舒殺死。

單襄公闡述的理念是禮樂治國的理想境界，廣施仁德並不是要送給老百姓多少錢財，執政者的錢財也是取自於民的，合理的取是應該的，是需要，只要執政者能盡好自己的本分，不擾民，為老百姓創造好的生產生活環境，就是莫大的功德。

履行職責，忠於職守，僅此足矣。督導農功是執政者非常重要的一個工作，經常出現在周王的工作日誌里，他會按照時節讓專人敲著木鐸告訴人們該做什麼。這使人想起電影里的打更人敲著梆子喊「天乾物燥，小心火燭」的樣子。

按照現在的理解，農民願意種地就種，不願意種地就不種，只要把公田的活做好，有你拿的一份兒就好了，何必管那麼多呢？當時的生產力非常低下，常人家裡是沒有多少積蓄的，所以才會有周王在三月要開倉放糧的工作。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有人偷懶，誤了農時就會一年沒飯吃，只要是沒飯吃，——無論什麼原因造成的，人們都會起來作亂，這是必然的，只要有人作亂，大家就都沒好日子過。「倉廩實而知禮節」不是亂講的。

從這種督導上可以看出周朝勞心者與勞力者之間相互依賴的緊密關係。

禮樂制度按照周王室→諸侯國→大夫→士→平民由上到下將整個社會構建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在這個團體里，執政者勞心，庶民們勞力，個人依照分工不同進行著自己的工作，處於上位的人擔負管理的職責，處於下位的人擔負供養的職責，整個社會就像一架運行平穩的機器，仁就是它的潤滑油，處在上位的人要時刻照顧到處在下位人的利益。這是禮樂制度為人們勾畫出的美好藍圖。

王有畿，諸侯有國，大夫有家，相互之間就是規模等級和享受的禮義的差別。

禮樂制度的等級並不是執政者為了強化自己的權力而設，而是代表著與等級相對等的一種社會義務，它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承諾。

平民依據所處土地的不同而各有歸附，為了讓人們能安心地在自己的那片土地上耕作，避免移民他鄉的風潮，執政者們必須做出一些承諾，以保障平民的利益。這是在執政之初緩解矛盾，打消疑慮，取得對方信任最好的辦法。

有了承諾，還需能兌現才成。否則，就變成了欺騙。

古時的人們似乎比現在的人們要聰明得多，對這種口頭的承諾並怎麼不買賬，你說仁就仁了？憑什麼相信你？

所以歷史上就有了類似「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這樣的記載。對於執政者許下的諾言，大家要到神社去向神靈稟明，由他老人家監督實施，並且要用文字記錄下來，藏之於盟府，留作後驗。盟誓是古代的一種政治契約，是周時政治生活中常見的事情。

一般情況每一次土地歸屬（比如土地的分封賜予）的變動或者政治（新權執政如陽虎之類）的變動都會伴隨著一次盟誓，通過盟誓來確保利益分配原則，以安撫這片土地上的人們。

陽虎與國人的盟約是這種積習的常例，使今天的我們可以看到兩千幾百年前的平民們主宰自己命運的能力。

上述是以每年第一個月為例介紹一下周天子的一些主要日常工作。讓大家看一下王室是如何管理自己的國家的。下面講一下諸侯、大夫的主要日常工作，看他們是如何管理國家，如何在執政過程中觀察仁的。

（提問）dfy123：周代是不是現在說的農奴制度或者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開始？如果是，那麼這個制度就不是過去教科書教育我們的那樣，農奴主高高在上，而農奴則苦不堪言了！狼心蒼蒼 回答：不是的，周代是合法擁有奴隸的社會，奴隸的地位很低，但是絕對不是教科書說得那麼慘。講兩個小例子：

一個好像是趙文子的時候，他帶隊去跟齊國人作戰，在戰前發表動員令，就說過這樣的話：大夫如果立了功，可以增封天地，庶民立了功，可以做官，奴隸立了功，可以解除隸籍。也就是說那個社會人們的身份不是特定不變的，雖然奴隸的地位很低，但不是一成不變的。

還有一個故事我記得比較含糊了，晉國欒氏作亂，欒氏手下有個大力士督戎，很讓人頭痛。結果范宣子這邊有個奴隸，叫斐豹，出來對范宣子說：我去殺了他，你免我的奴隸籍。范宣子一聽，當即對天起誓：你殺了督戎，我就讓國君少了你的丹契，請太陽作證。

你自己想下，一個奴隸可以跟執政的卿大夫談條件，這樣的社會是書上說的那種情況嗎？

關於這個社會的性質我還要談，最後給出幾個故事，也給大家看看那個社會人和人的關係究竟是怎麼樣的。我想看一個社會的好壞，還是看人和人的關係吧。

如果一個社會見死不救，人人自危，再怎麼吹牛也好不哪裡去。

dfy123 ：周代是不是現在說的農奴制度或者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開始？如果是，那麼這個制度就不是過去教科書教育我們的那樣，農奴主高高在上，而農奴則苦不堪言了！五階段論是典型的偽社會科學.=============================第一次開了眼，天哪，他們竟然這樣糊弄我們！

狼心蒼蒼 回答：不要生氣，我小的時候被蒙蔽得比你厲害，後來我讀書的時候，總覺得不對勁。

我第一次看到孔子的時候大約六七歲，村子裡貼了孔子的大字報，我當時認不幾個字，當時那個大字報的好處是有畫，跟小人書一樣，我自己看圖畫加上聽旁邊的人議論，還有大孩子幫著讀，總算搞懂了一些東西，但是也稀里糊塗，一直很久以後，我對孔子都沒有好印象，而且，在我的記憶里，他一直是那種頭帶瓜皮帽，身穿馬褂，咯吱窩裡夾著算盤，手裡打著文明棍的惡霸地主的形象。估計小時候是把故事看串了。

後來，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既然孔子這麼壞，為什麼當時那麼多人都相信他，願意跟著他學習？甚至一些國君都向他請教？後世也奉他當楷模？一個人可以在所有的時間裡欺騙一個人，也可以在某個時間裡欺騙所有的人，但他不能再所有的時間裡欺騙所有的人。

韓非子、莊子都不同意孔子的主張，但是在他們的文章里絲毫沒有對孔子的不尊重。為什麼？為什麼那麼多讀書人都不認為他多壞，而就從49年開始，人們忽然將他踩在了腳下？歷史是最值得玩味的。 西周時，周王直屬統管的土地有洛邑與鎬京，稱王畿。

鎬京即豐邑（位置大約在今長安市長安區西北），原屬崇國的土地，文王為了圖謀殷商，於臨死前一年將都城由岐山遷到豐邑，從此豐邑在西周時期就變成了鎬京。後周幽王無道，鎬京被申侯聯合犬戎攻破，周圍的土地多被犬戎侵佔。

周平王繼位之後，面對周遭的犬戎民族感覺不到安全，於是，王室在秦襄公的護送下東遷，定都洛邑，在鄭國和晉國的輔助下重新立國，史稱東周。

東周時鎬京雖名義上還屬於王室，但實際上王室已經失去了掌控鎬京的能力。為答謝秦人扶助王室的功勛，周平王封秦襄公為諸侯，與之盟誓：戎狄無道，奪我豐、岐之地，如果秦能驅逐戎狄，豐與岐的土地都隸屬於秦。

秦襄公在護送平王東遷之前的級別是大夫，秦國從秦襄公開始才成為諸侯。因為周平王的承諾，秦國開始致力於驅逐戎狄的工作，拿回了那些在名義上已經屬於自己的土地，成為了王室在西方的屏藩之國。

周王室東遷之後雖獲得了暫時的穩定，付出的代價是失去了以鎬京為中心一直到岐山的大片土地，勢力大大衰弱，直屬的領地只有洛邑一方，比一個大一點的諸侯國還不如。

一個沒有勢力的老大就不是老大，黑社會定理有時候也適用於國家之間。

東遷之後的王室在諸侯國君們眼裡已是落地的鳳凰，它的地位只是一種象徵性的，之所以還存著著，時不時地發揮一點作用，是因為還沒有出現一個能替代它的絕對權威。

封建制是一個被用爛了的名詞，中國歷史上真正符合封建制定義的朝代只有周代，周王名義上擁有所有的土地，將它們按規則分封給親族、功臣或者功臣的子弟，被分封的諸侯擁有領地上所有資源及各種收益。諸侯根據需要可以組建自己的軍隊，需要定期向王室納貢，有出兵協助王室攻伐的義務等。

諸侯國的國君們對自己領地有完全獨立的使用權，只要他別做出危害王室或者侵害別國利益的事情。就像王室將土地分封給各諸侯一樣，國君也須將自己的土地分給自己的親族和功臣，除去分封掉的土地才是國君自己的。那些受到分封的卿大夫在自己的土地上也擁有獨立的權力，這種權力的獨立性就像諸侯國的國君之於王室，他們享有自己土地上的收益，可以組建自己的軍隊，但需要向國君納幣，協助國家保衛國家，治理國家等等。

周王的日常工作主要是針對王畿內自己的領地，西周時要管理鎬京與洛邑，東周時只能管理洛邑。

那麼，國君與大夫的日常工作又是什麼？以上所述禮樂制度之仁、之天命論、之為天子制定的工作計劃，落到國君與大夫身上，有什麼不同？

在每年的冬天，周王會舉行一個儀式，把第二年的年曆頒發給各諸侯國的國君，這個儀式叫做頒朔。頒朔既顯示了天子的權力，也表明當時曆法的權威在王室，王室的太史是曆法專家。

天子將曆書頒發給諸侯的時候，也等於將一年的日常工作計劃發給了諸侯。

諸侯將天子頒發的曆書供奉在祖廟，每個月的初一，用一隻活羊祭廟，然後請出曆書，查看本月應該做的工作，回到朝廷去安排本月的活計。諸侯國的國君們的日常工作與周王的日常工作其實並沒有多少不同。

所以，當天子在為自己領地上的工作操勞著的時候，諸侯也在自己的領地上為同樣的事情奔波著。

大夫在處理好自己領地上的事務的同時，還需要協助國君（或者天子）做好國家的管理工作。除此之外，諸侯國的國君們還有許多工作要做，首先他要定期地親自或者派人去王室朝覲。

其次，他要經常地與其他諸侯國的國君保持聯繫，通過結盟的方式來確保國家的安全。以《左傳》記載的第一位魯國國君魯隱公在公元前722年繼位第一年的工作為例：三月，與邾國國君在蔑地相會，目的是與想與邾國結成友好聯邦；因為隱公的父親魯惠公晚年的時候和宋國不合，曾在黃地打敗宋國，隱公繼位之後要求和宋國講和。於是，九月在宿地與宋國結盟，兩國開始友好。

再以殺死哥哥魯隱公之後繼位的魯桓公第一年（公元前711年）的外交工作為例：該年春天，桓公繼位，與鄭國修復關係；鄭國請求重新祭祀周公，完成祊田的交換，桓公同意了；四月，魯桓公與鄭莊公在越地結盟；該年冬天，鄭莊公前來拜謝結盟。

由此可以看出，除去日常的工作之外，外交在春秋時期成了當時國君與大夫們非常重要的一項工作。如果王室仍然保持它在全盛時期的權威的話，諸侯國之間是不需要這麼頻繁的外交的，如果哪個國君認為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害，只須向王室投訴即可，對於外來的侵犯，王室會統一調度軍隊予以還擊，對於內部的糾紛王室會按制度處理。這就是「天下有道，征伐自天子出」的涵義。

當然，這只是理想狀況。

王室衰落之後，雖然權力還沒有喪失殆盡，卻已經擔負不起協調整個王國的重任了。在這種情況下，各個諸侯國為自己的利益考慮，不得不頻繁地進行外交，齊桓公成為春秋霸主的主要成就是安撫各諸侯國，抑制了戎狄的擴張與侵擾，率領各諸侯國尊崇王室，其實他承擔的本是王室的工作。

因為王室在當時還有些影響力，所以他只能借王室的名義來號召。

行人在周時是指負責外交事務的人，也就是現在說的使者，這些人總是要在各方之間走來奔去，行人的稱謂可謂非常的形象。

在安定的環境下，行人的工作主要是定期的拜訪和朝見，加深彼此的友好關係，在遇到麻煩的時節單憑行人的一張嘴有時就可以避免一場戰爭。

公元前633年，齊孝公率兵攻打魯國，齊孝公的軍隊還沒進入魯境，魯國派來勞軍的使者已經到了，齊孝公和魯國使者展喜展開了如下的對話：

齊孝公：你們魯國人現在害怕了嗎？

展喜：一般老百姓是有些擔心，但是執政的君子們一點也不擔心。

齊孝公（估計被展喜的話氣笑了）：現在魯國窮得那傢伙，房子像掛的罄，嘛玩意沒有，地里連青草都不長，你們依仗什麼不害怕？

展喜：依仗先王之命！當年齊國太公和魯國周公輔佐王室有大功，成王賜給他們盟約，說「世世代代的子孫不要互相傷害」。現在這盟約還藏在盟府裡頭呢；到齊桓公時期，齊國出面解決諸侯的困難，調解他們的不合，這是繼承發揚太公輔佐周室的職責；到了您這兒，諸侯們都眼巴巴地盼望著，心裡想：他一定會繼續桓公的事業吧？我們因此不敢聚眾防守，大家都說：他哪裡會繼位九年就背棄先王的遺命，廢棄自己的職責？真這樣做，他怎麼面對先王？我們相信您一定不會這樣做的。

聽完這番話，齊孝公撤兵回國了。要說盟約這種事還真奇怪，管用的時候翻出幾百年前的盟約就能救急，不管用的時候今天定完盟約明天就能翻臉。

越王勾踐被吳王夫差追到會稽山，眼見就要被滅國的時候，勾踐接受文種和范蠡的建議，卑躬屈膝，做了吳國的奴婢國。

伍子胥從歷史留下的教訓，從地利，從經濟，從各個角度分析放棄滅掉越國的危害，夫差沒有聽從。 夫差不是笨蛋，伍子胥講的道理他都懂，他要享受的是一種貓捉耗子的快樂。對他來講，吞掉越國也就是張口之間的事情，只要他想。這就像身強力壯的人為了炫耀自己的體質，有病硬抗著一個道理。 有病總抗著也不是辦法。當夫差想有志於中原的時候，開始擔心勾踐了，被人背後下刀子的滋味兒不好受。 所以，他決定在去中原施展之前先滅掉越國。 越國早已做好了抵禦的準備。 但吳國太強大了，現在直接跟它對敵顯然還不是時候，所以勾踐決定繼續採納文種的建議，把以前對夫差耍過的把戲再耍一遍。 恭維的話語就像鴉片，會讓人產生幻覺。使者卑微的態度和肉麻的吹捧又一次讓夫差有了飄飄然的感覺，他再次決定放過那隻可憐的老鼠，——就讓它卑微地活著吧。 對於伍子胥的聒噪，夫差早已經不耐煩，他決定用一種一勞永逸的辦法解決掉這個成天在他耳根邊上絮叨的人，他送給了伍子胥一把劍，讓他自殺了。 當志得意滿的夫差帶著他的勁卒來到齊、晉這些中原強國面前示威的時候，勾踐開始動手了。吳、越之間的這場戰爭耗費了三年多的時間，如果當時不聽文種的建議，直接跟夫差對抗，勾踐的勝算很小。三年之後的吳國就像一支射到頭的箭，走到了多年前勾踐境地的夫差決定向勾踐學習，派人向勾踐求饒，請求從事以前勾踐從事過的事業，但是勾踐沒有給他機會。 甜言蜜語是一劑毒藥，當你為做一件違反常理的事情而忐忑不安的時候，那些對你千依百順的人是你最危險的敵人。 如果伍子胥還活著，如果夫差當初聽了伍子胥的話，一切就不會這樣。遺憾的是歷史沒有如果，它們往往定格於英雄們的一念之間。 歷史雖然沒有如果，研究歷史卻需要如果。如果當初伍子胥從禮義的角度去勸說夫差會如何？

周夷王時，紀國國君向周夷王說了齊哀公的壞話，周夷王把哀公抓來放鍋里煮了，在過了若干代之後，到齊襄公的時候，齊國終於以此為借口把紀國滅了。《春秋穀梁傳》對此持讚許的態度，因為按照慣例，過去諸侯會盟首先要重申先君之間的友好關係，齊國和紀國的國君見面怎麼講？總不能說，當年虧了俺們先君出主意把你們先君給燉了吧？這樣的仇恨世世代代都不能泯休，稱為不共戴天之仇，成語不共戴天就是取義於此。

吳國和越國是世仇，吳王夫差的父親闔閭就死在勾踐手裡，這種不共戴天的仇恨從禮義的角度講，不到掐死一方是不能罷休的，否則就是不孝。由此看，吳國到底屬蠻夷之國，距禮義之邦還有一段距離。

按照通常的規則，達成合約之後要盟誓才能生效，擺下豐盛的祭品，把大家信奉的神靈請出來作為盟約的見證，盟約是雙方對彼此的承諾，如果有哪一方膽敢違背盟約，我們已經把帶來的好東西都給您燉了，就請神靈您老人家看著辦吧。

勾踐派人與夫差求和，目的就是欺騙，所以當夫差同意勾踐提出的條件之後，使者卻不肯按照常規舉行盟誓儀式。神雖然經常犯迷糊，可萬一自己背誓的時候，他不犯迷糊了咋辦？就這一點來講，勾踐是韋小寶的祖宗。

盟誓除了擺上祭品請神享用，自己的唇邊還要塗上鮮血，這就是傳說中的歃血為盟。以今天的眼光看，盟誓應是一種外交手段，是國家之間的協約，周時的盟誓卻不僅限於諸侯國之間，王室與諸侯國、諸侯國之間、諸侯國與大夫、大夫之間、執政者與平民之間都會盟誓。

一句話：只要有利益的地方就有盟約。

盟誓這種方式也影響到了常人的生活，子路懷疑孔子見南子的動機不純，和南子之間有些曖昧，孔子為此賭咒發誓：真有那樣的事情，天打五雷轟！

在後人的描述里，聖人總是那麼端莊得體，威而不怒，竟然被子路逼得沒轍，這故事很值得玩味。

盟約是解決糾紛最常見的手段，查看春秋時期的歷史會發現各諸侯國的國君們在頻繁地聚會，這邊剛訂完盟約，會盟完畢，那邊就開打，打完之後再來訂立盟約，形同孩童過家家。

當盟誓不管用了，就交換人質。鄭莊公是周平王的卿士，權力相當於後來的宰相，平王擔心庄公權太重，尾大不掉，想分一部分權力給西虢公。庄公知道之後，憤憤不平，去質問平王，平王不肯承認，為此周、鄭之間達成協議，互相派兒子到對方做人質。

平王死了之後，王室還是想把權力交給虢公，惹惱了鄭莊公。神沒有降罰於王室，鄭莊公就自己動手，代天行事。

四月麥熟時節，鄭莊公讓人割了王室屬地的麥子，秋天穀子熟了的時候，鄭莊公又讓人割了王室的穀子。

當時人們對這件事的評價認為，鄭莊公以下挾上，違背了禮法，而平王存心欺詐，也是不對的，這等盟約雖有人質也形同虛設。起不了什麼實質性的作用。

在當時正統的思想里，盟約的雙方不能一味強調自己的利益，還應站在對方的立場上考慮，要互利，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盟約的公平，盟約公平了人們才會去信守它，盟約的訂立要以禮樂制度為準繩。

否則的話，盟約的毀棄只是時機問題。

外交依據的是禮樂制度，憑靠的是對利益關係的把握。

楚公子圍去鄭國迎親，想借迎親的機會帶兵入城，欺負鄭國，子產看破對方的企圖，派使者勸阻，請求在城外舉行迎親儀式，結果楚人開始赤裸裸地威脅：

伯州犁（楚）：承蒙貴國國君賜敝國大夫圍婚姻，圍陳設神位，將這個好消息告訴了敝國已故的庄王和共王才來到貴國。如果在野外成親，這就是把貴國國君的恩賜丟到野草里去了，圍回去之後還有什麼臉面立於諸卿之列呢？圍欺騙了我們的先王，還能回到楚國去嗎？

伯州犁依據禮儀，有禮有節，鄭人的回擊也相當出色，子羽（鄭）：如果說小國有什麼罪過的話，那就是它希望依靠大國來保護自己而不加以防備。小國想依靠大國來安定自己，誰知道大國總是包藏禍心來圖謀它。如果小國受到危害，別的諸侯國就會開始來提放大國，這樣貴國國君的命令還會通行於諸侯之間嗎？誰還會相信你們呢？我們擔心的是貴國的利益受到損害，如果不是考慮到這些，我們的城邑就是貴國的館驛，哪裡敢愛惜自己的宗廟呢？

鄭人一邊做好了戰爭的準備，一邊委婉地點破對方的用意，並將不利於對方的後果提出來讓對方考慮，明明是擔心自己被劫掠，卻似乎處處在為對方考慮。

決定時局發展的是實力和利益，楚人知道鄭國有了準備，又沒法放下臉面，只好折中，要求不帶兵器入城迎親，鄭國又化解了一次危難。

小國與大國相交，要態度謙和，做到有理、有禮、有節才可以。記得看郎咸平教授的節目，他講到美國欲以低價傾銷輪胎擾亂美國輪胎市場為由制裁中國，中國派代表團赴美配合調查。調查過程中，面對美方質疑，中方代表憤而說道：你們制裁吧，你們制裁我們就讓你們沒有便宜輪胎用。

這位代表的話，貌似大義凜然，很有點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勁頭，然而這慷慨激昂地一句話，讓事情終無可迴旋的餘地，美國總統拿到中方答辯，隨即簽署了輪胎特保案，對中國輪胎業實施懲罰性關稅制裁生效。

有時候，無知也是一種賣國。

《論語》中有句話叫做「一言以興邦，一言以喪邦」，用在外交上再也合適不過了，春秋時期小國在大國的夾縫中生存，依仗外交手段而左右逢源得以生存，稍有不慎，便有亡國之禍。

外交是如此之重要，以至於孔子認為最優秀的士應該做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

周時對士大夫的培養，禮樂射御書數都應該精通的，要有上馬能戰鬥，下馬能生產的本領，雖然如此，因為每個人天賦、偏好的不同，會使一些人有一些特別的才能，像鄭國的子羽就特別擅長外交。

外交在春秋之後發展成一門專門的學問，成為百家爭鳴中一枝猩紅的玫瑰，格外惹人注目，它的名字叫縱橫，代表人物是蘇秦和張儀。

通過之上所述，可以為禮樂制度描繪出周時人們工作的一幅連環圖畫：

當春天來臨的時候，周王與諸侯們開始準備一年的工作，籍田之禮是不可少的，它既表現了農業在當時的地位，又能通過這個典禮讓所有的人緊張起來，新的一年的工作開始了。

周王也好，諸侯也好，開始根據禮樂制度的規定來展開自己的工作，比如督促農耕，丈量土地，劃分田界，根據土情安排不同的土地種植不同的作物。

當然這些事情不全是君王們親自做，有專門的官員根據自己的職責來安排，所有人的職責都是規定好了的，比如負責水產的官員，他自己知道什麼時間該做什麼。

周王會在每一年的年末舉行一個儀式，將第二年的年曆頒發給諸侯，這個儀式成為頒朔。

諸侯將周王頒發的年曆供奉在祖廟，諸侯每個月月初都要到祖廟裡舉行告朔儀式。

這個典禮的目的是要讓所有的人知道這個月該做什麼，哪些是屬於自己的工作，哪些工作在什麼時間需要跟誰溝通，工作如何合作。

官員之間的工作配合，就像周王舉行籍禮舉行一樣，太史先查土情，將結果報告后稷，后稷在報告給王，然後樂官（周的樂官多是盲人）感知風的情況，並報告王，王與百官開始齋戒，所有的人員再根據自己的職責準備籍禮需要的東西。

告朔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它既可以讓人預備下一個月的工作，又可以檢討上個月的工作情況。

隨著時間的開展，周王除了協調各官的工作外，自己還要視察監獄，查看有沒有人受冤枉，在青黃不接的時候要抓緊安排人給老百姓發放救濟糧。

春夏秋冬，每個月有每個月的工作。

等農忙結束了，雨季來臨的時候，司空就需要找人清理路上的雜草，在路邊栽上樹，或者修補城牆，修橋，等一些必要的建設工作都由他來負責。

地里的活都忙得差不多，人們有了一些空閑的時候，就開始組織田獵，或者有些小的工程需要做就調集民役。

田獵能解決人們生活中缺少肉食品的問題，也能防止一些食草獸禍害作物，又可以通過田獵訓練人們的戰鬥技能，提高國防力量。

每個季度的農閑季節都會組織田獵，與後來帝王們沒事的時候打圍娛樂不同的是，這在當時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孔子說「以不教民戰，謂之殺」，說得就是君王們要按時組織訓練老百姓，否則到了戰場上等於讓他們送死。

秋季結束到冬天這段日子空閑的時間比較長，將組織大規模的田獵活動。

活動開始之前要到宗廟舉行祭祀儀式，活動結束的時候也要回到宗廟舉行儀式，向先祖們獻上獵物，然後在舉行宴飲活動。

整個活動與遇到戰爭出征一樣，田獵是本身也是一種軍訓，屬於半生產半軍事的性質。

禮樂制度特別規定，農忙的時候不能搞大的工程建設，生產力水平太低，農業生產耽誤不起。

祭祀當然是少不了的，它既能讓所有的人對工作有一份敬畏之心，又能祈求神靈保佑，供奉祖先。

周朝的執政者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工作，事神和事人。

事神是祭祖與祭天，事人就是要安排好日常的管理工作，保證好農業生產，讓治下的人們能過上安慰的生活。

採集民意與尋訪賢人自然是少不了的，採集民意可以了解老百姓的心思，彌補施政的缺陷，獲得老百姓的支持，尋訪賢人就是找尋有能力的人來一起治理國家。

這些工作似乎隨時都可以進行。

講到這裡，需要對前面所講的內容作一個大體的總結。如果諸位還記得的話，咱們是從仁的起源開始探討的。 仁是怎麼來的？它給這個社會帶來了什麼？人們為什麼選擇了它？ 我相信只有搞懂這些，才會明白古人為什麼這麼看重仁。 當然，仁在春秋時期除了政治上的含義之外，還有個人修養的指向，甚至更廣闊，但是我們首先要搞懂它在周代政治里的意義，只有這樣才能了解那個時代的文化。 仁與天命論實際是分不開的，天命論是從另外一個角度闡述了仁。 而禮樂制度是什麼？是實現仁的保障措施，仁這麼好，能給所有人帶來利益，那麼如何才能實現它呢？那就是禮樂制度的作用了。 所以孔子的弟子顏淵問仁，孔子告訴他：克己復禮就是仁。 從這句話里，我們可以理清仁和禮的關係。 接著咱們從周人如何管理國家來看了到底人們是如何用制度來實現仁的。 那麼下面咱們研究什麼？ 禮樂制度這套制度的性質是什麼，它的本質到底是什麼？這是下面著重探討的內容。

下面談一下禮樂制度的性質，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希望關心的朋友一定要關注下面的內容。 公元前399年，古希臘的雅典發生了一件事情。這件事情在當時也許不算得怎麼轟動，但對後世的影響卻非常大。那一年，蘇格拉底被判了死刑。

雅典實行的是民主政治，來自雅典社會各階層的500名陪審員組成了審判蘇格拉底的法庭，這個法庭以投票的方式定格了蘇格拉底的生命。

本來蘇格拉底可以不死的，雅典人的目的也並不是讓他死，他們只是想要他放棄自己的學說和主張，讓他認罪。蘇格拉底接過了毒酒，平靜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用這種行為告訴人們，自己的主張沒有錯，人們應該承認並堅持它。

蘇格拉底的死暴露出了早期民主政治一個致命的弱點：暴民政治。

如果參與表決的眾人當中，素質不是很高的人佔了大多數，那麼由民主表決得到的結論就是這素質不高的一部分人的意見，而它很可能是錯誤的。

這就像讓土匪組成陪審團，他們會毫不猶豫地讓所有的富人都合理合法地變成無產階級中光榮的一員一樣。

毫無疑問，蘇克拉底即是暴民政治的犧牲品，這位古希臘最偉大的哲人。

蘇格拉底的死觸動了許多人，其中一位是他的學生，名字叫柏拉圖。鑒於民主政治存在的弱點，他設想了另外一種政治形式：賢人政治。

在柏拉圖的理想國里，最有能力的哲學家道德也最高尚，他們智慧、正義、善良，懂得如何管理國家，肩負領導國家之責。

其次為武士階層，他們對國家負有較次要的責任，在國家遇到危難時負有保衛國家之職。理想國中最末一個等級是平民階級，他們需要被引導，被照顧。

柏拉圖的這種政治構思與禮樂制度極為相像。

在禮樂制度為人們描繪出的藍圖裡，以天子、國君為首的賢人集團充分考慮到社會各方的利益，嚴格按照禮樂制度管理國家，他們自覺遵守當時的法律與道德，不但是社會的領導者，還是社會的表率者。

在這群人的領導下的社會是所有人的夢想，生活在這個社會中非常有安全感，他們流連於這片美好的土地，不願再到別處尋求自己的生活，遠方的人也都聞風而至，紛紛前來歸附，國家變得越來越強大，版圖也不斷向外推移。

理想國里平民階級的狀況就像周代的農民，周王要經常地派人下去勸勉他們，在農作的時候，告誡大家不要嫌累，不要呆在家裡偷懶，萬一失了農時，耽誤了生產，遭殃的是自己，不但要派人勸，還要派人監督（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巡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於都）。

在禮樂制度的理念里，賢人會充分考慮所有人的利益，能解決所有的問題，這正好對應了柏拉圖理想國里的哲人。柏拉圖的理想國只是一種想像中的政治，它距離現實還有很遠的一段路要走。

禮樂制度卻不同，在柏拉圖構思出理想國之前，它已經運行了幾百年，與理想國相比，它必須解決幾個現實的問題。在賢人政治里，決定國家命運的是賢人的水平。

在柏拉圖的理想國里，他可以為他勾畫好的社會量身定做政治家，社會需要他有什麼樣的能力，他就有什麼樣的能力，社會需要他具備什麼樣的道德，他就可以具備什麼樣的道德。

就像《西遊記》里的孫悟空，想讓他厲害的時候，拎著一根金箍棒就可以打得一干天神東躲西藏的，不想讓他厲害的時候，太上老君騎的一隻青牛就可以讓他忙得腿抽筋兒。

禮樂制度是一套在現實中運行著的制度，它沒有幻想的餘地，必須面對現實。在現實里，賢人也是人，他們也要吃飯喝水，也喜歡住舒適的屋子，也有基本的生理需求，也喜歡漂亮的女人，他們也有自己的親人需要照顧，還有家族責任需要承擔。

執政的君子們並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也都是有六情七欲的普通人。要求君子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顯然是一件非常不靠譜的事情。如何平衡執政者個人利益和社會責任之間的矛盾是讓人非常頭痛的一件事情，這是禮樂制度首先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

禮樂制度用一個非常巧妙的辦法解決了這個讓人頭痛的難題，這就是等級制度。

人們將社會劃分成不同的等級，根據不同的等級規定不同的職責，配備不同的個人待遇。等級既標識了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又標識了他應承擔的社會責任。

每一個等級對應不同的能力和道德要求，等級越高，對個人的能力要求和道德要求也越高，你需要付出的也須越多，當然，你獲得的回報也越豐厚。

《論語》中經常提到一些對人們的高標準道德要求，如果通曉禮樂制度就會明白，其實這種高標準的要求並不是針對所有人的，只是針對執政者的君子或者想成為執政者的准君子們的。這些道德要求就是構成賢人的條件之一。

如果你想成為一個執政者，你想獲得富貴，就需要用這些道德來約束自己，你想得到的越多，對自己的約束也須越嚴。用高尚的道德來約束自己是比較痛苦的，但對比起那些與之相對應的待遇來講，這種約束還是值得的。

所以，跟隨孔子學習禮樂制度努力想成為執政君子的人非常多。相反地，禮樂制度對普通人的要求則很低。

孔子曾經說：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小人就是普通老百姓，只要別違法，對他們基本上沒什麼要求。

禮樂制度就這樣通過不同等級之間的待遇差別，來調動人們的積極性，讓大家做一個符合禮樂制度要求的合格賢人。

如果你是一個平民，你就只能靠種地做工來養活自己，而且還要繳納賦稅，提供徭役。這種生活的好處是不操心，只要出力就可以，因為按照禮樂制度，地里適合種什麼，怎麼種，都有人幫你安排。

壞處是生活得比較艱難，碰上個旱澇天氣，飢一頓飽一頓的，沒有準招兒。

如果你不滿意這種生活，想過得好一點，就要學習，具備一定的能力，去做士。士分三等，最末一等比一般老百姓過得能略微好點。

如果還不滿意，那你就要繼續努力，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最好的可以熬成大夫，獲得封地。

總之，你要想過得比別人好，就必須做得比別人更多，比別人更多地貢獻這個社會。

同樣地，如果你已經成為大夫，過上了你想要的生活，也不表示你幹了一輩子革命工作，可以歇歇了，而是還要不斷地付出。這是很正常的事情，既然你需要人們不斷地繳納賦稅來供養你，你就需要不斷地為人們提供服務。你提供的服務，為社會所作的一切被稱為德，你做得好，積的就是善德，做得不好，積的就是惡德。

善德積累到一定程度，你的地位會繼續上升，惡德積累到一定程度，你可能會被人們拋棄，失去你原本擁有的一切。為善還是為惡，究竟該怎樣做，個人的社會位置在哪裡，完全操縱在你自己的手裡。

古人用富貴來稱呼不同等級之間的待遇差別。

富是有財，貴是尊貴，是被尊重。貴族不但意味著優裕的生活，還意味著與之相匹配的社會承擔。

今天的某些富人會騎馬，會打高爾夫球，可以興建自己的會館，他們可以學會貴族的種種生活方式，像貴族一樣地享受著，但是他們仍然不是貴族，因為他們骨子裡缺少了作為富人對社會應盡的一份責任。

不能贏得社會的尊重，是富而不貴。在古人眼裡看來，追求富貴是一件非常令人值得自豪的事情，沒有必要遮遮掩掩。

仔細想想，這種想法其實也沒有什麼錯，你的地位越高，說明你對社會的貢獻越大，對別人越有用。

孔子就曾赤裸裸地說：富貴如可求，雖執鞭夫吾以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執鞭夫就是拿著鞭子的人，至於執鞭夫究竟從事的是什麼職業，專家們的意見也不一樣，有的說是趕車的，有的說是負責市場管理的。無論是做什麼的都沒有關係，總之從孔子講話的語氣來看，這個職位在當時的地位肯定不很高。

孔子這樣說讓後世的人很有些理解不了，一個大聖人一點也不知道避諱，毫不知恥地公然宣揚追求富貴，甚至連想當執鞭夫這等話都說出來了，莫非這聖人窮瘋了不成？

許多人都想不通。不過聖人既然這樣說了，一定有聖人的道理。

所以經過苦思冥想，有人終於想明白了，得出一個滿意的結論：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

原來孔子說「富貴如可求雖執鞭夫吾亦為之」的意思就是告訴人們做執鞭夫是求不得富貴的。如果有人喜歡自虐，有事沒事地願意過苦巴巴地日子，誰也不攔著，但沒必要拿聖人來墊背。

孔子的這句話其實表明了自己對待富貴的一種態度，就是要取之有道。

在《論語》的另一章里，記載了孔子關於富貴的另外一句話：「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

既然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聖人也是人，自然也是孔子的所欲。富貴是美好的，追求富貴是應當的，但是要取之有道。

什麼是取之有道？就是要尊照禮樂制度行事，不要背棄了仁的理念。

賢人有能力有道德有理想，賢人治國的好處自不待言，但是賢人從哪裡來呢？這是禮樂制度要解決的第二個問題。

這事如果放到現在就簡單了，把大家手裡的文憑收集起來，交到國君手裡，國君一看，說:就選張三吧，張三這廝的文憑最硬，是真正克萊登大學的畢業證書,證書印刷的質量也好。

過去沒有文憑，國君尋賢，就比較啰嗦，他要到處打聽，打聽哪裡有品學兼優的人才，錄了來用。

賢人與普通人相比，總會有些不一樣的地方，像諸葛亮，不但自己親自種地，而且沒事的時候喜歡吟誦《梁父吟》，與周圍純粹靠種地為生的人表現就不大一樣，久而久之，就成了當地的傳說，越傳越遠，被劉備知道了。

當然，自己種地，喜歡吟一下《梁父吟》這種事情許多人都能做到，世上經常有故弄風雅假作風流的人。所以光會種地吟誦詩歌還不成，還得有真本事，否則你就是吟《梁父吟》吟得嘴上起了泡也沒人理你。

諸葛亮讓劉備真正嘆服的不是地種得好，《梁父吟》吟得有板有眼，而是在隆中聊天展現出來的才學。

賢人政治理念是古人心中的共識，關係著國家的興衰，國家在賢人的領導下才會走向繁榮強大，個人利益才會得到最大保障。

這是你好我也好的事情。

推舉賢人出來做官，治理國家，是對所有人都有利的事情，所以古人舉起賢來大有六親不認的架勢。一個人的力量畢竟有限，尋賢、任賢主要還是要靠大家，在這種思想的主導下，積極地為國家尋求人才成為了當時的一種風氣。

晉文公做了諸侯盟主，懲辦那些在流亡過程中對他不夠友好的諸侯，懲辦的措施非常有力度，削減封地，分給別的諸侯。作為晉聯盟主要成員的魯國，資格老，是正宗的王室嫡系，當然應該有一份，臧文仲代表魯國去晉國參加分贓大會。

臧文仲走到半路，在重邑的驛館裡歇息的時候，分管驛館的官員對他說：你不該歇在這兒，應該趕緊趕路。現在晉國剛做了盟主，可能會看重那些對它格外尊敬的諸侯，未必會像原來一樣按照國家的爵次來分配領地。如果你去得早，顯得魯國對這件事情很重視，並且魯國本來在諸侯國中的班爵就高，這樣一來，分回來的土地一定會多。

臧文仲認為他說得非常有道理，就緊趕慢趕地第一個趕到了晉國，果然在眾諸侯中獨佔鰲頭，分得的土地最多。

臧文仲回去對國君報告了這件事情，說：這次之所以分了這麼多土地回來，全憑重邑館人的一句話，一句話擴大了國家的疆土，應該予以獎賞。

於是國君賜予重邑館人大夫的爵位。賜予重邑館人爵位不但是因為他為國家擴大了疆土，更看重的是他的能力，並不是隨便什麼人都有這種洞察力的。

只要有能力，就會不斷對國家有貢獻。

晉國的臼季奉命出使，在路上遇到了冀缺。冀缺是郤芮的兒子，郤芮是晉惠公的師傅，就是之前講過陪同晉惠公接受王室頒命，執禮不恭的兩位大夫中的一位，晉惠公死後，郤芮圖謀作亂，想害死晉文公，被等待在黃河邊的秦穆公殺了，家族被廢黜，兒子成了平民，以種地為生。

臼季遇到冀缺的時候，他正在地里鋤草，妻子來給他送飯，夫妻之間非常客氣，相敬如賓。臼季上前一問，知道是郤芮的兒子，於是把他帶回了國都，舉薦給了晉文公。

晉文公說：他父親有罪，能成嗎？

臼季說：國家尋求賢才，不要管他前輩的罪惡。舜處死了鯀，任用了鯀的兒子禹，齊桓公任用管仲，那是害他的仇人，這些您都知道的。

晉文公問：你怎麼知道他賢良？臼季說：我看他們在田間耕作的時候，都不忘禮儀。恭敬是德的載體，做事的時候守德有禮，還有什麼做不成的？

於是，晉文公召見了冀缺，交談之後認為臼季說得有道理，就讓冀缺做了下軍大夫。

重邑館人和冀缺在不經意間撞了大運，首先是因為他們自身具備的能力，其次是當時社會的管理機制就是如此。

東漢梁鴻的故事跟冀缺的故事差不多，兩口子在家裡也是相敬如賓，吃飯的時候妻子跪在地上，將盛飯的盤子端著舉起來，正好到自己的眉毛這兒，後世稱舉案齊眉。不過梁鴻這人的運氣不好，生在漢代。

漢代沒有臼季和晉文公，他自然也就沒有冀缺的幸運。

梁鴻曾經到過京城，到了京城之後，看見皇室宮闕巍峨，與鄉下百姓艱辛的日子反差太大，忍不住就做了一首詩，後人稱其為《五噫歌》。

歌為：陟彼北芒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闕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意思是帝王的宮殿巍峨，老百姓生活得卻很苦）

如果這首《五噫歌》放在周代，讓文王武王這樣的君王知道了，肯定非常高興，《五噫歌》不但會被官家收錄，而且還要下令禁止修建豪華住宅，勞苦百姓。

可惜，梁鴻生在了漢代。漢章帝知道了這首五噫歌之後，不僅沒有誇讚梁鴻的《五噫歌》做得好，「五句成詩，五句同韻，五韻同字，五個噫字非常有感染力，古今罕見」，反而認為這傢伙在諷刺自己，派人去追殺他。

一樣的人和事卻不一樣的遭遇，造成這一切的是制度的差別。

春秋時期的政治制度屬於賢人政治範疇，到了漢朝，特別漢武帝之後，中國的政治制度已經走向了專制。

晉國的祁奚請求辭去軍尉一職，晉悼公問他：誰能代替你呢？祁奚說：我的兒子祁午可以，他仁慈，守禮，能約束自己，遇到大事鎮定自若。

晉悼公任用祁午做了軍尉，一直到他悼公的兒子晉平公死，軍隊沒有出現過亂令的情況。

晉平公做了國君，南陽地區缺少長官，問祁奚派誰去合適，祁奚說解狐可以。晉平公任用解狐做了南陽令，政績卓著，國人稱善。

祁午是祁奚的兒子，解狐是祁奚殺父的仇人，國君問及的時候，祁奚量才而舉，在今天的人眼裡看來這自是高風亮節，其實於古人而言不過是一平常的事情，沒什麼大不了的，賢人政治的風韻本來就是如此，誰有能力就推薦誰，這是推薦者和被推薦者都認可的準則。

趙簡子派尹鐸治理晉陽，囑咐他把那兒的壁壘拆掉，那些壁壘是荀寅和范吉射作亂時攻打晉陽建造的。

尹鐸到晉陽之後，認為壁壘的存在可以讓趙簡子知道教訓，時刻保持警惕，所以不但沒有拆毀壁壘，反而將它加高了，作為名勝古迹保留了起來。

趙簡子去晉陽視察，看到這種情況非常生氣，堅持要先殺了尹鐸我再入城。

郵無正對他說：人都好逸惡勞，尹鐸曾經說過，想到安逸人們就高興，想到危難就會戒懼，這是人之常情，所以他修高了壁壘，來作為您執政的鏡子，時刻告誡你不要忘了禍患，以此來鼓勵你安定趙氏宗族，這樣做的人你都能處罰，大家誰還肯跟著你呢？

趙簡子聽了非常慚愧，按照消除一場同等規模的禍亂的功勛標準獎賞了尹鐸。尹鐸帶著獎賞去感謝郵無正，郵無正說，我進諫不是為了你，是因為我的職責，我現在該怎麼恨你還是怎麼恨你。

原來給尹鐸求情的這位老兄有著解不開的仇恨。

這些舉賢的故事是賢人政治留下的遺迹，是研究春秋之前賢人政治的證據。

讀到這些歷史故事，許多人會嘆息，感到今人不如古人厚道。

任人唯賢，外舉不避仇的用人方式確實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了，但任人唯親，「內舉不避親」的優良傳統總算還在，不但在而且卻被我們大大地加以了發揚。

所以，每當得到執政者們將自己年輕有為的子女安排在領導崗位的消息，人們都該手舞足蹈，頜首而贊：此乃古風也。

國君可以尋找選拔賢能的人輔佐自己，但國君如果自己不賢能怎麼辦？這是禮樂制度面臨的第三個問題。

像周幽王一樣，貪圖享受，好大喜功，拒絕賢能，專門喜歡與那些巴結奉承自己的人在一起，出現這種情況又該如何處理？

這確實是讓人非常擔心的問題。最擔心這一點的不是別人，正是國君自己。

按照古人的想法，人死了不是真的死了，而是變成了鬼進入了另一個世界。

在另一個世界裡，他們也需要吃喝，而且這些食品的唯一來源就是後人供奉的的祭品。為了不讓自己變成餓鬼，他們必須選擇一個好的繼承人，使自己的家業不至衰落，使自己常受祭祀。

禮樂制度採用的是嫡長子繼位制，如果沒有特殊原因，繼承人是在他一出生時就定好了的。今天有許多人在批評這種繼承製度，但在古代這卻是大家能想到的最好的方式。

長子跟隨父親的時間最長，得到的訓練最多，為國家的貢獻也最大，如果非要從眾多的子嗣中選擇一個的話，通常長子是最合適不過的。

嫡則代表了長子母親的勢力，能成為正妻的一般情況下都不是普通人。

據《左傳》記載，衛庄公的正妻是「齊東宮得臣之妹」，名字叫庄姜。

齊，指齊國，東宮得臣是說衛庄公這位妻子的娘家哥哥是齊國的東宮太子，名字叫得臣。

大家試想一下，如果庄姜的兒子做了衛國的國君，而舅舅則是齊國的國君，這是一股什麼勁頭？許多人在批評這種繼承製度的不合理性，卻看不到這種繼承製度的政治用意，選貴實際是在為國家選擇強有力的外部聯盟。

既然繼承人選擇的餘地不大，剩下來的問題就變得簡單了，必須想辦法讓他變成一個賢人！

這是當時一個比較常用的辦法，也是唯一的辦法。

楚莊王就是這麼做的。為了兒子的教育問題，他找到了大夫士亹，請他做自己兒子的老師。不知道是不是士亹認為太子的資質不太好，還是有什麼其他原因，開始時百般推脫。實在推脫不掉，他就去請教申叔時。

申叔時給他出主意：

第一，要用春秋教育太子。

申叔時說的春秋不是孔子作的春秋，而是指歷史，是古人對歷史的一種統稱。通過對歷史的研究，可以讓太子知道什麼是善，什麼是惡，應該如何懲惡揚善。這實際上就是借古人治國的經驗教訓教育太子。

第二，將家譜告訴太子。

如果說春秋是各國歷史集成的話，家譜就是楚莊王一家的歷史。

從自家的歷史中找出那些人做得好，為家族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導致楚國才有了今天，那些人做得不好，導致自己的下場很悲慘。

用這些案例告訴太子，有德行的人才會聲名顯揚，活著的時候會得到人們的尊敬，死了之後，會被供奉在祖廟裡，長久地得到祭祀；昏庸無能的人將被廢黜。好的例子、壞的例子都講給他聽，後果他也懂，該怎麼做，讓他自己掂量著辦。

第三，教給他詩。

用詩來教育他，《詩經》中有許多篇章歌頌了一些成功君王的故事，讓他立志向歷史上這些有所作為的人學習。

此外，太子還要學習禮，讓他懂得上下尊卑的規則；學習樂，用音樂來純潔自己的心靈；學習法令，知道百官各自的職責；要學習語，語是古代的格言（也有人說是類似《國語》這種體裁的故事）；學習古志，古志與春秋相比主要指時間更久遠之前的歷史記載，大約指《尚書》一類的內容；學習先人的訓典。先人的訓典是楚的先人留下的指示，告訴後輩應該如何使自己的家族發展壯大。

如果這樣教導，還達不到要求的話，就採取各種措施，讓賢良的人一起來引導勸諫他。

總結起來就是一句話，對太子進行全方位的立體式的道德熏蒸，讓道德滲入到他的血液里，爭取讓他身體流出的汗液裡面都散發著道德的氣味兒。

如果這樣還不成的話，這樣的太子簡直是沒救了，那你就別管他了，將來有一天太子繼了位，你就趕緊申請退休，跟他劃清界限，省得有事沒事地總感到愧疚。

從申叔時提供的太子教育方案中，人們可以約略知道，古代的君王們雖然風光，但是遭的罪也不是一般人受的。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你要想長保富貴，想讓別人擁戴你，就必須付出，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德者，得也，在得之前，必先予。

在國君還沒有成為國君之前就開始對他進行全面的身心改造，力求保證將他打造成一個賢人還只是一種防患於未然的措施。

接下來還有第二種保障措施。

齊景公時候，連著下了十七天大雨，齊國發生了水災，齊景公卻仍在夜以繼日地飲酒，對災情不管不問。晏嬰連著三次請求景公賑災，景公都沒有答應.

齊景公不但不肯賑災，而且還派人到各地巡視，專門招攬能歌善舞的人。

晏嬰知道之後，將自己家的糧食用器具盛好，放在路邊，分給災民，然後步行去見齊景公，對齊景公說：

雨一連下了十七天，每個鄉都有幾十戶人家的房屋受損，每個裡（齊的一種行政單位，比鄉小）都有幾戶人家在挨餓，年老體弱的百姓寒冷的時候沒有短衣禦寒，飢餓的時候沒有糟糠充饑，哭告無門。作為國君你不知道體恤，日夜飲酒作樂，還到處尋找能歌善舞之人。你的馬吃的是府庫的糧食，你的獵狗吃的是牛羊肉，你的妻妾肉食充足。你對待犬馬妻妾是不是太好了？對待老百姓是不是太殘忍了？鄉里的百姓有苦無處訴，就會厭惡他們的君王。我跟隨著百官（這是一委婉的說法，宴嬰是國相，是百官之長），卻使老百姓飢餓窮困哭訴無門，讓國君沉湎酒色拋棄國家的根本（指老百姓）而不知體恤，我的罪過大了。

說完，晏嬰拜了兩拜，請求辭職，然後轉身就走。宴嬰的話講得比較委婉，如果用現在的語言解讀這段話，是這樣的：老百姓都泡在水裡了，你還有心思看艷舞，老百姓都快餓死了，你的家人卻天天吃燕窩魚翅，這麼個弄法遲早激起民變，老子可不能陪你送死，你自己玩吧。

齊景公一看晏嬰真急了，宴嬰在前面跑，他就在後面追。

晏嬰的個子不高，但因為經常參加體育鍛煉，身體很好，跑起來賊快，齊景公竟然沒有追上，只好駕著馬車在後面趕。

車子經過晏嬰家的時候，齊景公看到晏嬰把糧食全部分給了災民，盛糧食的器具堆在路邊，追得就更起勁了。追上晏嬰之後，齊景公跟在晏嬰後面賠罪說：

我有罪，確實也不值得你輔助，但是你就不顧惜國家與百姓嗎？希望先生不要捨棄我，我要拿出齊國所有的糧食財務，分發給百姓，至於如何分配，你看著辦。

說完，齊景公跪在了路邊拜請。這事如果放在專制年代，就這一跪能把宴嬰嚇尿了褲子，在春秋時期不算個事。

晏嬰回到都城，命令專職官員巡查災情，家裡沒糧的發糧，沒有柴的發柴，房屋損壞的支給錢財，限期三天將百姓中受災需要補足的情況統計上來，違期按令治罪。

齊景公回到宮內，撤了酒宴，減少肉食，三天之後統計結果報了上來，受災戶數一萬七千家，鬚髮糧食九十七萬鍾，柴薪一萬三千車，救濟金三千金。

齊景公就是孔子在《論語》里講的那位養了四千匹馬，死的時候老百姓記不起他有什麼好處的齊國國君。

不好的國君都這樣，那好的得好到什麼程度？一般來講，一個諸侯國由國君、大夫和平民三個階層組成。

平民是整個社會的供養者，他們負責生產建設，按照制度的規定繳納稅賦，提供勞役，他們依據所在的土地分別歸屬於國君或者大夫。

一個國家所有的領土不是屬於國君就是屬於大夫。對諸侯國來講，大夫就是其中的小封君，其在諸侯國的地位類似於諸侯對天子的地位。

家和國在古代有專指，直屬大夫管轄的區域稱家，直屬諸侯管轄的區域稱國，諸侯國對外呈現為大夫的家與諸侯的國構成的聯邦體制。

一個諸侯國的核心是國君和大夫，如果國君和大夫都比較賢德，老百姓的日子就過得相對安穩，國家的凝聚力就強，別的國家就不敢隨便欺負。

相對於平民而言，國君和大夫確實有更多的共同語言和共同利益。他們都依靠封地上的賦稅過日子，他們是國家安定的最大受益者，他們一起管理國家，一起對平民示好，一起抵抗入侵，一起分享國家安定祥和帶來的好處。

平民作為個人力量是弱小的，但作為一個整體他們的力量卻不容忽視，所以早期的政治非常重視平民的利益。

所以，促使國君不得不謹慎奉職的，除掉大夫之外還有平民百姓。這一部分人穩定了，國家就穩定，如果這部分跑光了也就意味著一個國家快完了。使他們富足安定，是執政者的目。

孟子說「唯有恆產者有恆心」就是指作為平民只有有了一定的家業才會在一個地方安下心來，否則隨時都可能移民到別的國家，或者成為國家動亂的因素。

這就是宴嬰看到齊景公只顧歌舞不顧百姓急眼的原因，如果齊國出了問題，倒霉的不只是齊景公，所有的大夫都要跟著受連累,包括宴嬰和他的家族。

有些人總認為周代是奴隸制社會，在奴隸制社會裡，國君和大夫穿一條腿褲子，一個鼻孔眼出氣，都屬於剝削階級，都是人民群眾的死對頭。這自然是一種偏見。

從歷史記載來看，大夫更多地是跟老百姓一個鼻孔眼出氣，隨時監督國君的所作所為是否違背了制度，是否侵害了老百姓的利益。

大夫是禮樂社會中介於平民和國君之間的一股制衡的力量，他的職責就是協助國君治理國家，糾正國君的偏失。

由於國君和大夫在利益方面的共性，所以他們做起這件工作來特別有幹勁，事無巨細，只要國君違反了制度，就有人出來管。

公元前718年，魯隱公想到棠地去看捕魚的。魯隱公去棠地看捕魚的目的不是為了視察漁業工作，真實目的就是為了消遣。

一個國君，竟然把到離國都一個很遠的地方（棠地在現在山東省魚台縣的東北，距離國都大約100公里的樣子，限於當時的交通條件，這已經算是很遠的距離了）去看捕魚當成一種娛樂活動，可見執政者生活是多麼的單調乏味。但是就這麼一件在今天人眼裡微不足道的事情，卻遭到了大夫臧僖伯的批評，他勸諫魯隱公的話記錄在《左傳》里，大意是：

國君不是什麼事情都能做的。凡是物品不夠用于軍事與祭祀的，材料不是用來做禮器和兵器的，國君就不必親自去辦理；鳥獸的肉不夠資格擺放在宗廟的祭器上的，鳥獸的毛皮不能用在禮器兵器上的，國君不去自己獵取，這是先人定下的制度。收穫山川河流湖泊的出產，有專門的官員負責張羅，有專業的人去做，不是國君該做的事情。

魯隱公被逼得沒有辦法了，只好說：我要去巡視邊境。魯隱公到了棠地，讓人陳列出捕魚的器具，美美地觀賞了一回，很過了一把娛樂的癮。

過癮的代價就是史官毫不客氣地將這件事情當做一件違背禮法的事情記錄了下來。

公元前671年，齊國舉行祭祀社神的活動，魯庄公想去看看熱鬧。

祭祀社神的活動每年有兩次，一次在春天，目的是求福，祈求保佑五穀豐登，另一次在秋天，獻上本年新收穫的果實，感謝神靈的保佑。

這種祭祀活動是每個諸侯國都必須搞的，是各國政治中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魯庄公之所以想專門去齊國觀看齊國的社祭，不是他喜歡崇洋媚外，而是齊國的社祭在那個時代確實非常吸引人，已經從莊嚴隆重的祭神儀式開始向民間娛樂轉化，規模大，參與的人多，大約已經具備了類似廟會的那種性質了。

當然，根據禮樂制度，魯庄公的這種做法是違法政策的，所以曹劌開始出來勸諫：您不能去，您這種做法是不合禮法的。按照制度，天子祭祀上帝，諸侯參與助祭，並接受天子的政令，諸侯祭祀先祖，大夫參與襄助並接受諸侯的命令，沒聽說諸侯之間的祭祀可以互相觀摩的。

不知道魯庄公用的什麼措施應對曹劌的勸諫，反正他最後還是去了齊國。

魯隱公去觀看漁人捕魚，魯庄公去齊國觀看社祭，在今天看來不過是小事一樁，在當時卻是一種違法行為，雖然這種違法行為不會馬上帶來嚴重的後果，卻突破了禮樂制度的限制。

在春秋期間，發生了許多突破禮樂制度限定的事件，在這些事件發生的時候，絕大多數都有人出來勸阻，有些被勸止了，有些則發生了。

里革嫌魯宣公用小網捕魚，破壞了生態平衡，將魯宣公下到水裡的漁網全部剪壞，魯宣公不斷沒有怪罪，反而將剪壞的漁網收藏起來，用以時時地告誡自己。

知悼子死了，還沒安葬，晉平公卻與近臣一起喝酒聽樂，杜蕢諫阻，晉平公不但接受了杜蕢的批評，還囑咐人們在自己死了之後，也不要丟棄杜蕢用以勸諫的那隻酒杯。

這些越禮的事情發生與否，不但取決於制度的約束，還取決於君主對這些事情的認識，即取決於君主們的道德修養與政治認知能力。

君主的道德修養越高，政治能力越強，越能接受禮樂制度的約束。當時的國君那麼多，總有些覺悟不夠高的人混跡在裡面。如果遇到覺悟不高的國君怎麼辦？就像晉靈公一樣，不但不聽勸，還要設法害死對方。為此，禮樂制度特別做了一條規定，叫做「刑不上大夫」。

很久以來，人們都把刑不上大夫當做封建社會統治階級搞特權的罪證來批判，這是因為不了解歷史的緣故，在過去諸侯犯罪都有針對的懲罰措施，何況大夫。

刑不上大夫的真實含義是在管理國家的過程中，如果大夫的意見和國君的意見相衝突的時候，國君不能以任何借口給大夫穿小鞋。

這條法令積極的意義就像今天中國人大代表和歐美的議員享受的一種特權，目的不過是讓大夫勇於參加國家管理，敢於參加國家管理，張開口大聲說話。

這條法令的存在保證了大夫能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職責，協助國君治理好國家。事實證明，最初的時候，無論是天子、國君還是士大夫對於這樣的條款都非常接受。不過從西周到春秋，這條法令一度執行得不是很好。

在公元前655年，齊桓公舉行葵丘之會的時候，特別地重申了「刑不上大夫」這一制度，並將它寫進了與諸侯的盟約里，又一次地要求諸侯們切實做到這一點，要從法律上確保大夫們參政議政參與國家管理的權力，大大地提高了大夫挑釁權力時的安全係數。

正是有了這一條保障措施，大夫們在糾正國君措施的時候，膽子大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

莒國的太子仆殺了自己的老爹，帶著重寶投奔魯宣公。這讓魯宣公非常感動：這個人對我太好了，為了我竟然連自己的老爹都不愛，殺了他還帶著國家的重寶來獻給我。

感動之餘，他讓僕人帶著一封公文去找季文子，公文上說：夫莒太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以其寶來。為我予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

其實這魯宣公糊塗，莒國的這位太子之所以殺死自己的老爹與他一毛錢關係也沒有，只是因為老爹不喜歡他了，準備廢掉他另立別的兒子做太子，太子感到不忿，一怒之下對老爹下了死手。

正巧里革遇見了這位僕人，拿過公文來一看，馬上動手，篡改了公文：夫莒太子殺其君而以其寶來，不識窮固又求自邇。為我流之於夷。今日必通，無逆命矣。

經里革這麼一改，仆的命運馬上發生了逆轉，從即將得到封地變成了立馬被流放。

什麼是命運？命運就是你在什麼地點遇見什麼人。

第二天，負責的官員把將莒國太子流放的事情對魯宣公一回報，魯宣公都懵了，馬上讓人把里革抓來，惡狠狠地說：你知道違抗國君的命令是什麼下場嗎？

里革說：豈止是聽說過！我還聽說，破壞法令的人是賊，替賊遮掩的人是藏（窩主），偷竊財寶的人是宄（註：宄的意思是內盜），享用內盜偷來的財寶的人就是奸。讓國君成為藏、奸的人是不能留的。我違抗了君命，甘願受死。

魯宣公聽了里革的話，只好認錯：是我太貪了，不是你的問題。

宋國的華督殺了宋殤公，擔心諸侯們聯合討伐，就拿出宋國的藏寶來向諸侯們行賄，魯桓公得到的是一隻郜大鼎（註：鼎在過去是國家的重器，象徵著政權，這隻郜大鼎應該是郜國初封時由周王授予的，如果上面有銘文，可能記載著封國的理由。春秋時期郜國被宋滅掉，這隻鼎就轉到了宋國）。

臧哀伯為此找魯桓公的麻煩：做君主的要嚴格約束，以身作則，給百官做出榜樣，就是這樣還擔心做不好，所以才制定了各種禮儀來作為規範。你現在把宋國送來的郜鼎安放在太廟裡，是打算讓百官都跟著華督的樣子學嗎？

這哪裡是進諫？簡直就是赤裸裸地威脅。魯宣公聽了，只好裝聽不見。

刑既然不能上大夫，老子捂住耳朵總成吧？

像這種大膽直白的勸諫，在漢之後是很難見到的。

從《左傳》、《國語》、《戰國策》等留下的史料看，那時候的人們向上級提起意見來簡直是暢所欲言到了不像話的地步。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形勢，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共同利益的促使當然是第一位的，刑不上大夫的保障作用也不容小覷。

對太子進行重點教育也好，讓大夫放膽監督也好，目的都是為了讓國君不要逃出賢人的圈子，讓政治不要脫離賢人政治的軌道。

禮樂制度是一套賢人性質的政治制度，抽掉起具體的為了現實而設立的各種制度，其制度模型與理想國非常相像。上述介紹了為了確保其賢人之賢，這套制度所採取的一些措施。下面簡單介紹一下禮樂制度中蘊含的民主，相信這是許多人不曾看到也不曾想到的，有許多專家在介紹時說這是原始公社民主的殘留。至於是與否，它究竟如何，請看我簡單給諸位剖析一下。當然，由於史料的殘缺，太詳盡的東西我也不知道，感興趣的可以去看歷史，從其中找尋這方面破碎的殘片自己拼湊。

公元前505年，吳國國君闔閭在伍子胥與孫武的幫助下攻克了楚國的國都。

楚國本來是南方的大國，周圍的許多小國都歸附於它，自敗給吳國之後，勢力大減。從吳國的闔閭擊敗楚國開始，到他的兒子夫差擊敗越國為止，吳國的勢力達到了頂峰，原來的中原強國從齊國到晉國，沒有敢跟他正面衝突的。

春秋歷史進入了吳國時代。

公元前494年，吳國派使者招陳國國君前去會盟。陳國本來是楚國的同盟國，楚國現在已經變成病了貓，吳國派人來的目的很明確，要求陳國入伙，如果拒絕入伙，吳軍將馬上壓境。

這種情況跟黑社會老大火拚差不多，原來的老大被干挺了，新崛起的老大讓大家亮明態度。對陳國來講，該何去何從，雞蛋要不要碰石頭，看起來似乎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是一道非常簡單的只有單解的一元一次方程式。

陳懷公卻不這樣看，他認為這個問題相當有研究頭。

楚國是當時老牌的超級大國，吳國是新興的強龍，萬一吳國有一天衰落了，而楚國在將來的某一天又從病貓變回成猛虎，咋辦？那時，陳國的處境將會十分尷尬。

最要命的是，如果真有那麼一天，最尷尬的還不是陳國，而是陳懷公自己：如果國人翻臉不認人，將自己拋出去當替罪羊，那可咋整？

在關鍵時刻把國君拋出去頂缸的例子在春秋時期屢見不鮮。

陳懷公並不是省油的燈，這種過河拆橋的事情他見多了。

於是，他將國人召集起來，將陳國目前的處境告訴他們，再將皮球交給大家：大夫同意跟隨楚國結盟的站右邊，同意跟隨吳國結盟的站左邊；普通老百姓有田地的，同意繼續跟楚結盟站了田的右邊，同意跟吳國結盟的站田的左邊；沒有田地的跟自己的宗族站一起。

如果我的概念沒有混亂的話，人們現在管陳懷公採用的這種表決方式叫公投，這是我見到中國歷史上記載詳盡的最早的一次全民公決。

陳懷公就用這種方式解決了自己的難題。能這樣乾的人當然不會沒有主見，他只是不想代人做主之後再被人出賣。

選擇對了人人有份，選擇錯了讓我一人背黑鍋，門兒也沒有。

今天的人會認為做國君做到陳懷公這個份兒上也算窩囊到家了，但春秋時期像他這樣窩囊的君主不止他一個。

公元前642年，邢人與狄人聯合入侵衛國，衛文公感到工作壓力太大，準備撂挑子。他將國人召集起來，宣布不幹了，說：你們看誰能治理好這個國家，就讓誰來吧，我願意給他做跟班。

國人也不是傻子：好吃好喝地養著你的時候，你咋不說不幹了？現在有了麻煩你想起來縮頭了，不行！

想提前退休都不行，無奈之下他只好咬緊牙關繼續挺下去。

紀國國君向周天子說齊哀公的壞話，害得齊哀公被周天子抓去煮了，為子孫辦了件缺德事，之後的齊國有事沒事就拿這件事情做引子擠兌紀國，總想滅了紀國而後快。

紀國求爺爺告奶奶，魯國、鄭國都曾經在中間為它們說合，但是齊人就是不買賬：敢情煮的不是你們家祖宗！

最後逼得紀國的國君實在沒有辦法，將位子讓給自己的弟弟，跑路了。

儒家總鼓吹什麼禪讓，如果責任太重，風險大，擔負不起，你不讓等死么？當好處遠大於責任的時候，誰見過禪讓長什麼樣子？

公元前483年，吳國成了諸侯中的老大，召集諸侯會盟，衛國去的晚了，吳國的伯嚭認為衛國的這種做法太不給面子，準備扣留衛出公。

多虧了子貢在場，替衛出公求情，說：他來之前一定是在徵求眾人的意見，大家有的同意跟吳國結盟，有的不同意跟吳國結盟，因為意見不好統一，所以來晚了。

伯嚭聽了之後，轉怒為喜：儘管有人反對與吳國會盟，衛侯還是排除各種干擾來了，太給面兒了。於是，就把衛出公給放了。

齊孝公帶兵攻打魯國，展喜前去犒師，齊孝公問：魯國害怕了嗎？

展喜說：小人有些擔心，君子都不害怕。

韓原之戰，秦穆公俘虜了晉惠公，晉國呂甥前去交涉，秦穆公問：現在晉國內部和睦嗎？

呂甥說：不和睦，小人總想著在與秦國交戰中死去的父兄，提議聯合齊楚來找秦國報仇，而君子則知道惠公做錯了，都主張繼續侍奉秦國。

展喜和呂甥口裡的小人指的就是普通民眾，無論是伯嚭、齊孝公還是秦穆公，之所以相信子貢、展喜與呂甥的話，自然是因為當時的政治環境就是這個樣子，跟誰結盟與是否進行一場戰爭這一類的事情都必須先徵得民眾的同意，毫不稀奇。

這種例子在春秋之前的歷史記載中隨處可拾，所有的這些故事都說明了一件事情：禮樂制度不僅是賢人制度，還含有濃重的民主成分。

搞全民公決，在戰爭和結盟這些重大的事情上徵求民眾的意見並不是要經常做的事情，戰爭、結盟這種事情畢竟不是天天都有的。

執政者需要經常做的是了解民意，看看老百姓對於執政者有什麼意見。

在最初的時候，執政者為了了解民意，通常在人們的必經之處，比如交通要道，豎一根大木頭。

人們如果有什麼建議或者對什麼事情有什麼不滿，就可以刻在這根木頭上，這根木頭被稱為謗木。謗木後來變成了君王宮殿門前的一種裝飾，名字改叫華表，天安門的前面豎著好幾根。

設立謗木，有專門收集民眾意見的地方，這還算是被動的方式，更主動一點的方式是派人下去徵集老百姓的意見。這種廣采民意的方式，捎帶著收集上來很多民歌，積累起來成了詩經中《國風》的一部分。

收集民歌的用意是觀風，所謂觀風就是了解民間的風俗人情，通過民歌的收集，了解老百姓喜歡什麼，討厭什麼，以便於改進。

收集民歌了解民情這種事情大約在春秋時期就不做了。

在施政過程中，隨時吸取老百姓的意見，在重大事件上必須尊重民意行事，所有的這一切說明，在春秋之前的時期，國君、大夫、平民利益是基本一致的，執政者的利益取決於老百姓對執政者的態度。

所以，禮樂制度才會用各種方式來保障老百姓的利益，並積極地讓他們參與到政治中來。

賢人政治，執政過程中採取了許多民主的方式，民眾可以參與到政治中來，這一切說明了什麼？禮樂制度確實有它特異的地方。使什麼使得當時的人們選擇仁，選擇了民主？制度也有自己的生命，就像生物一樣，有生命的東西就需要有適合自己生存的環境，禮樂制度也不例外，適合它生存的環境是什麼？

下面討論禮樂制度賴以生存的環境。

按照柏拉圖的構想，國家的規模最好在1000人到5400人之間，不知道他根據什麼提出了5400人如此具體的數字概念，也許是依據國家所需的各級基層組織人員的數量推算出來的吧。

這樣的規模既與希臘當時的社會狀況相符合，又充分考慮了哲人的能力。

哲人也是人，不是神仙，幾千人規模的國家事務簡單，領導起來比較松心。

由於規模不大，所有的政治事務比較透明，對於權力有一定的約束力，可以防止權力自私本性帶來的弊端。

柏拉圖在設計他的理想國的時候，一定沒有考慮過國家規模小還有這種實質性的作用，在他的設想里，賢人是絕對公平公正的。

無獨有偶，中國早期的國家規模也都不大。在上古時代，據說在中國已經開拓出的不大的版圖上面，活躍著一萬個左右的國家，號稱萬邦。

這是一個非常奇異的現象，在莽莽蒼蒼的大地上，隨便走去，不是碰到一群野獸，就是碰到一個國家。

古時的邦其實是今天所說的部落，與現在國家的概念還有一定的差異，沒有固定的疆域，只有大致的活動範圍，跟動物世界裡動物群落盤踞的生活區域差不多。每個部落的規模都很小，以當時的地理範圍容納這樣多的部落來推測，每個部落大約從數十人到一二千人的樣子。

有人曾懷疑一些傳說中的國家是否真的存在過，因為沒有可信的文字紀錄，這種懷疑聽起來相當有道理。近些年的考古發現不斷地證實了人們曾經懷疑是否存在的一些國家曾經確實存在過。而且，其活動範圍都不大。考古發現為這些傳說找到了一些佐證。

傳說中的萬邦雖然未必真的上萬，其數量也一定不小。

到了殷商末年，周武王向紂王示威，在孟津會師不期而至的諸侯就有八百個，這八百諸侯大多分布在河南西部到陝西一帶。

誰能想到，在河南與陝西之間並不算很大的區域里，竟然曾經存在過這麼多的國家！

牧野之戰是周和商的最後一次決戰。

在這次決戰中，周人出動了自己所有的力量，全部加起來也不過幾萬人而已。這就是周和它八百個同盟國所能帶出來的全部人馬，而周人是其中最大的一支，佔了其中很大的份額。如果去掉周人，平均算下來（八百諸侯未必準確，即便按照100諸侯來估算），每個國家能出征的人數也不過一兩百人而已。考慮到實際上各國規模不均等，大小不一，有的國家能派出的戰士也不過幾十人而已。

照此看來，所謂諸侯，有的乾脆就是一個村長。到了周時，國家的規模比它之前的時代增大了許多。不過，以現在的眼光看，許多國家仍然狹小的可憐，其規模大概跟一個鄉鎮差不多。如果按照管轄的人數來算，現在許多鄉鎮領導，在過去都能算得上一方大的諸侯。

在殷商時代若干個世紀之後，許多希臘城邦的規模也是如此，人口不超過一千人的城邦不在少數。

人類社會在向現代發展的過程中，必然會有一個時期，國家規模小，數量多，這是由原始部落向文明社會轉變的必然過程。

在這不大的土地面積上，生存著這麼多不相統屬的國家，相互之間的爭鬥時有發生，生存競爭非常激烈，每個家族為了讓自己能生存繁衍下去，必須讓最有本領的人來做統領，帶領自己戰天鬥地。

一個人的能力再強，也離不開大家的支持。因為國家規模小，人口少，所以危機感就強，說不準從什麼地方竄出一幫人用一頓飯的時間就可以把自己干挺。在這種情況下，國君對國民的依賴就重，促使他將自己的個人利益與國家內部的其他人捆綁在了一起，大家一興俱興，一衰俱衰，為了獲得大家的支持，在任何事情的處理上都不得不先考慮民眾的利益，徵求國民的意見。

這是一個國君與國民彼此依賴，互惠互利的發展過程。殘酷地競爭造就了禮樂制度，外患可讓人奮進，不敢鬆懈，促使國家內部的團結。

一直到春秋時期，人們還將有外部威脅當做一件好事，甚至不主張全部將外部的敵人全部打趴下，認為那樣將會使國內的執政者放鬆警惕，耽於享樂。

這就是國無外患衡亡理論的來由。

晉獻公攻打驪戎之前占卜的時候，蘇認為晉國將會亡國，郭偃則認為不會，因為晉國外部還有秦、楚、齊這等大國在時刻威脅著它。

夏、商、西周的滅亡則完全是由於他們的君王已經是天下的老大，對他們而言，沒有什麼可以威脅到他們，他們有放縱自己的條件。

其實，這正是最大的威脅，也是最可怕的威脅。

西方有句諺語，叫做上帝想讓誰滅亡，必先使其瘋狂，說得也是這個道理。

有了威脅，人們才不敢放縱自己，才會時刻謹慎、戒懼，保持住賢人本色。

所以，禮樂制度在中國產生、生存、發展的第一個條件就是國家的規模小，人口少，數量多。

禮樂制度能夠存在發展的第二個基本條件是大夫與國君有著共同的利益，而且具有獨立的經濟軍事力量。

因為大夫與國君有著共同的利益，才會積極監督國君的一舉一動，時刻規勸他遵從禮樂制度的約束。

而大夫可以組建自己的軍隊，是能抑制國君權力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公羊傳》里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公元前594年，楚莊王率領軍隊包圍了宋國的都城，戰爭持續了很久，楚人帶的糧草已經不多了。

楚莊王決定派司馬子反登上一座土山，偵查一下宋國都城裡的情況，然後根據偵查的結果來決定下一步的行動。

正巧，宋國的華元也登上了這座土山。在此相遇的兩個人沒有拔劍相向，而是聊起了天。

先是子反問華元：城裡現在情況怎麼樣了？

華元說：糟糕透了，糧食已經沒有了，大家都把孩子互相交換過來煮著吃，拿人骨頭當柴火燒。

子反說：確實挺糟糕的。我曾經聽說被圍在城裡的人把馬槽里填滿草料，將馬嘴裡塞上木頭（防止馬吃草料），讓城外的使者只看到那些肥壯的馬，表示城內的儲備還很豐厚。你為什麼要把實情告訴我呢？

華元說：我也聽說過，君子看見別人的苦難會憐憫，小人看到別人的苦難會幸災樂禍。你是君子，所以我只有告訴你實情。

子反說：好，你們一定要堅持，我們的糧食也只能維持七天了，如果七天還攻打不下宋國，我們就撤兵。

子反去見庄王，把宋國的情況告訴了庄王。

楚莊王：宋國的情況確實太可憐了。這正是咱們的機會，我一定要打下宋國的都城再回國。

子反：我已經把咱們的情況告訴了宋人。

楚莊王：我讓你去偵察，你怎麼反倒泄了咱們的底？

子反：以一個小小的宋國，還有不欺詐別人的臣子，何況我們堂堂大楚呢？

楚莊王：那我也要打下宋國再回去。

子反：您自己在這裡吧，我可要回去了。

楚莊王：你回去了，我自己在這裡算怎麼回事情？要不我也走吧。

子反威脅楚莊王要離開宋國，讓楚莊王自己留下攻打宋國，何以楚莊王就怕了呢？因為子反要回到楚國，不是自己一個人走，還要帶走自己的軍隊，而且他這一走還會影響到別的軍隊，影響到軍心，這仗肯定是沒法打了。

春秋之前國家的軍隊是由國君的軍隊和大夫的軍隊組成的聯軍，二者既有統一的指揮，又有各自的權力。子反是楚國的大夫，又是楚國的司馬，相當於聯軍的副統帥。

《左傳》對這件事的記載與《公羊傳》稍有出入：因為宋國擔心楚國的長期圍困，所以在一天夜裡，華元到楚營用劍逼住了子反，二人簽訂了劍下之盟。子反將自己與華元盟誓的事情告訴了楚莊王，楚莊王只好撤兵。

楚莊王圍宋的事情發生之後的43年，孔子出生，《公羊傳》的記載似乎是傳自孔子，比較理想化；與之相比，《左傳》的記載似乎更寫實一些，但這並沒法證明《公羊傳》的記載就是假的。

關於這件故事當時可能流傳著幾個版本，《公羊傳》與《左傳》各取其一而已。

儘管關於這個故事有不同的版本，但這些版本都可以說明一件事情，子反在當時拋下楚王回國在當時人們眼裡並不是一件什麼了不得的事情，發生在當時是完全可能的，人們都不以為奇。

從這個故事裡，人們可以看到大夫在當時政治中起的作用是怎麼樣的，影響局勢的能力到底有多大。

公元前722年，鄭國內亂，共叔段的兒子逃到了衛國，衛國替他興兵伐鄭，鄭莊公請求邾國派兵協助，邾國國君與魯國的公子豫關係很好，私下請求他向魯隱公求情，讓魯國一起幫忙。

公子豫找魯隱公請求出兵，魯隱公不同意，於是公子豫就帶自己的軍隊去了。

國君要考慮的是整體的利益，所以拒絕了公子豫的請求。沒有辦法的公子豫只好帶著自己的軍隊單獨去為朋友兩肋插刀。

一個是可以拋下國君自己溜號，一個是可以帶領自己的軍隊私自行動，這說明了當時大夫保持著相當獨立的權力。《左傳》中記載的與此類似的故事還有很多，這些歷史故事表明了兩件事情：

1、大夫在當時有獨立的軍事與政治的權力。

2、國君的軍隊與大夫相比雖然規模大一些，但規模的差別並不如何懸殊。

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大夫才有可能對國君的權力形成有效的制約，與國君一起左右時局。因為大夫有自己的軍隊，所以在與國君講話的時候分量就足，槍杆子裡面出政權並不是一句空話。

禮樂制度賴以存在的第三個基本條件是國家沒有常規軍隊。

春秋包括它之前的時期，無論王室還是諸侯國都沒有常規軍隊，軍隊是戰時按照事先訓練好的模式臨時組建的，武器也是現場發放。而組成軍隊除了國君與大夫之外，就是國人。

周厲王被國人拎著棍子追著跑的時候，他非常希望大夫們能組織一支軍隊來保護自己。實際上他也這麼做了，他派人請求大夫們在關鍵時刻拉自己一把。

大夫們可能也真想協助，也可能早就厭惡了他，想看他笑話，但無論是那一種情況，大夫們的答覆聽起來都非常合情合理：我們如果要組織一支軍隊來保衛你，就要給你身後這些人發放武器，這些就是咱們戰時的戰士。難道你能指望他們拿著棒子的時候追著你打，拿起刀槍來倒會來保護你么？

聽了大夫們的答覆，周厲王知道徹底沒指望了，只好逃去了彘地。

春秋之前中國的情況跟古希臘的情況完全一致，軍隊都是國家有戰事時由國民臨時組建而成，執政者沒有自己專屬的軍隊。在這樣的情況下，民眾自是有更多的發言權，而執政者也不得不更多地考慮民眾的意見，只有如此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

1、國家小，外敵林立，生存威脅大。

2、國君與大夫的利益基本一致，而又有獨立的經濟軍事權力。

3、國家沒有常規軍隊。

這就是禮樂制度賴以生存的三個基本條件，有了這三個基本條件，國君不得不考慮大夫與國民的利益，傾聽大家的呼聲，讓自己做個賢人。

只有如此，執政者才不得不努力約束自己，遵守禮樂制度，甘心實行仁政，以保持自己的高支持率。

了解了禮樂制度賴以生存的社會環境之後，禮樂崩壞的原因也就很容易找到了。

禮樂制度的性質給大家解讀到這裡，從仁、天命論、到知道的介紹再到天子諸侯大夫執政的時候都做些什麼，為什麼做，他們的目的是什麼，這些都是告訴大家一件事情，禮樂制度的性質，它到底想幹什麼，要達到什麼目的。下面為大家介紹禮樂制度崩壞的原因。

禮樂制度既是賢人政治，又具有那麼高的民主成分，人們參與政治的熱情也非常高，為什麼它就崩壞了呢？原因是什麼？下面給出我的分析與答案。

賢人政治發展到大約文王及周初時代發展到了頂峰，在理論上已經非常成熟，而且制度也開始規範起來。

周人在岐山的崛起，不但緣於找到了一條征服人心的辦法，還在於周人將這征服人心的辦法不斷推廣。當時的情形就是這樣的：

首先，周通過仁政這種懷柔政策征服了民心，大大地壯大了自己的勢力，有了與商紂爭奪天下的本。接著，找準時機，一舉擊潰了以商為軸心的商紂國家集團。隨後，周將整個天下切割成許多很小的方塊，分別分封給自己的親族和一些有能力的人，讓他們用同樣的理念管理這些地方，實現同一個夢想，與自己一起發展。

這一部分人到了自己的領地之後，並不是像某些人說得那樣，利用武力鎮壓當地人民，將他們變為自己的奴隸，而是繼續採用周的政治理念與管理模式，發揚仁的精神，利用懷柔政策來爭取當地人心甘情願地歸附，被當地人所接納，成了當地人領袖與護衛者。

武王封紂王的兒子做了殷商舊地的諸侯，周公的兒子伯禽在魯國的都城裡保留了當地人祭祀的場所，都是上述觀點很好地作證。

到了西周末年，新封的鄭國與商遺民相處，仍然採用這種方法確保彼此的利益，以求共同發展。隨著周王室將諸侯國封在各地，各地又以諸侯國為中心，進行下一級的分封，從王室到諸侯國再到大夫，賢人政治的理念迅速普及，新來的殖民者與原住民很快結為一體，繼續向外擴張。

這種方式與肯德基在全球開連鎖店的方式有些類似，周人負責向外輸送政治理念與政治制度，保障加盟者的利益,並從所有的加盟者中抽取一定的利潤作為回報。賢人政治由此得以迅速普及，成為當時中國的主流政治模式。也有人將周人從岐山向外擴張描述為殖民擴張。

就算是殖民擴張，周人的成功首先是文化擴張的成功，而不是武力擴張的成功，它的成功說明了一件事：禮樂制度在當時深得民心。隨著仁政理念的推廣，周的各個諸侯國的勢力不斷增強，在與其他民族的競爭中逐漸佔了優勢，人口不斷增加。人口增加了，即便保持原有生產力不變的情況下，國君與大夫的收入也會隨之成正比增加，如果考慮到生產技術發展的因素，整個國家的收入實際遠高於人口增加的比率。經濟發展了，國力增強了，就像一個身單力薄的人忽然變得身強力壯，人人側目一樣，相對經常受到異民族侵擾的以前，各國的境況好了很多，對外不必總是提心弔膽擔心異族異國的威脅，對內經濟有了一定的基礎，可以不必過以前緊巴巴地那種日子。

經濟的發展必然帶來生活的奢華，這似乎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尤其是從從苦難中走來的人們，他們的後人抵禦外界誘惑的能力往往比較差，不願像他們的先輩一樣克己。而禮樂制度偏偏是針對賢人治國設立的制度，它的許多制度是建立在執政者是賢人的基礎上的，對人的要求非常高，許多制度現在看來簡直像為清教徒設立的，只有工作的權力，絕少享受的機會。

在這種情況下，後世的執政者努力突破禮樂制度的束縛就變成了一種必然。當他們試圖突破制度束縛的時候，驚奇地發現，這套制度對於他們的違法行為除了勸諫之外，竟然沒有任何有力地制約措施。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大夫們哪裡去了？民眾呢？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了制約權力的各種機制失效？國君無道，正是大夫們發揮作用的時候。

實際上，在權力試圖突破制度限制的過程中，大夫們也一直在利用自己的能力阻止這種突圍。

據統計，在整個春秋時期三四百年的時間裡，被臣下殺掉的國君有三十六位之多。用流血來解決衝突遠不是政治的本意。會發生這種流血事件，禮樂制度的設計者也早有預料，為了盡量避免這種情況的出現，禮樂制度的設計者早就做了防備，在刑不上大夫之外，為這套制度又打上了一個補丁，它做了如下規定：

1、大夫城邑的規模不能超過國都的三分之一。

2、卿所擁有城池的數量不能超過100個，大夫不得超過60個。

刑不上大夫保障的是大夫參政的權力，上述的規定保障的是國君的地位。這一措施可以保證在一個諸侯國里，國君的勢力足以制服任何一位大夫，而大夫們的總體勢力，又可與國君相匹敵。禮樂制度用這種方法，保證了國家內部各方力量的平衡。

有了這樣的規定，既可以避免大夫因自己的勢力大過國君而起異心，也能避免二者因為意見不同而發生衝突，出現流血事件。似乎一切問題都解決了。

但是，接下來卻又產生了另外一個問題：如果國君一意孤行，執意不聽勸諫，而大夫又認為這種行為會損害自己的利益，出現這種情況時，應該怎麼處理？

這個問題確實比較令人頭痛。制度總不該為了一方的利益去損害另一方的利益，即便是拉偏架也要有個分寸，禮樂制度既然是聖人制定，當然不會出現這樣明顯的漏洞。對於禮樂制度的設計者們來講，似乎就沒有能難得倒他們的事情。

為此，這些聖人們又想出了一招，為禮樂制度打上了另外一個補丁：

大夫對同一件事情可以向國君進諫三次，三次之後，國君仍然一意孤行，如果大夫認為國君的這種做法會危及到自己，可以去別的國家發展。大夫離開本國去了別國之後，大夫的封地將被保留三年。

如果過了三年，還不肯回來，國君才能將土地收回。而且，據孟子說，國君在知道大夫要去那個國家之前，應該先去做下鋪墊，介紹一下這位大夫的美德，為他在異國的發展鋪平道路。

這就像國外企業的員工，為企業發展盡了很多力，在他要離開這個公司去別的公司發展的時候，老闆會給他寫一封推薦信，將他各種的優秀品質進行總結，供新東家參考一個樣。一切看起來都是那麼完美無瑕。

但是，這種完美設計的背後，卻有一個致命的缺點：本來大夫由於與國君有著一致的利益，才肯互相制約，冒著各種危險，甚至不惜翻臉來拉著國君一起維護禮樂制度。

現在，忽然在大夫身後開了一個後門，這樣在國君無道，不肯履行自己職責的時候，大夫可以隨時跑路。也就是說，在禮樂制度遭到破壞的時候，大夫衡量一下，如果對自己來講，跑路比放任國君的行為更為有利，他們將會毫不猶豫地選擇跑路。

這太可怕了，簡直是為國君放縱自己開了一個口子。雖然這個口子並不大，但千里之堤毀於蟻穴，它最終將導致禮樂制度的毀滅。

按照制度規定，大夫如果感覺國君的行為將會損害自己的利益，而自己的意見又不可能被接受的時候，就可以離開這個國家，去別國發展。

到了別的國家，他依然可以得到封地，依然會被重用，只要有能力，到哪裡都受歡迎。

陽虎是魯國季氏的家臣，非常有能力。他在魯國的時候，篡了季氏的家政，季氏家的事情，季氏自己說了不算，得由陽虎說了算。

許多人都認為像陽虎這種人的人品一定非常差，簡直就是社會渣滓，孟子曾經形容過陽虎與孔子相見的情形：聳著肩，滿臉堆笑，一副諂媚的嘴臉，由於緊張的原因，臉上都是汗，看著都讓人替他難受。

孟子說的故事是由孔子的弟子們傳下來的，它也許是真的吧，但可能加進去了後人的理解與想像。

因為從《論語》的記載來看，陽虎和孔子的這次相見是以居高臨下的姿態進行的，張口就說：來！予與爾言。

接著就是毫不留情面地質問：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

完全是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態。有一個故事可以讓人們看到陽虎為人的另一面。陽虎被驅趕出魯國的時候，他讓人把自己帶走的一張寶弓送回了魯國。

人是非常複雜的，很難用一件事情來定評一個人。

如果仔細研究陽虎，會發現陽虎的故事如果放在今天會有許多人認為他是一個不錯的人，之所以他在自己的那個時代口碑很差，這是賢人政治對人的要求太高所致。

陽虎被驅逐出魯國之後，來到了齊國，依然受歡迎，在齊國被驅逐之後，陽虎又去了晉國，成了趙簡子的家臣，還是過得非常風光。

而那些選擇弒君的人，下場卻大多並不怎麼好，像齊國的崔抒、陳國的夏徵舒、晉國的里克、趙穿，最終的結局並不比他們殺掉的君主好些。

弒君畢竟不是一件兒戲，不可能殺掉就拉倒，身後還有大攤子事情需要料理，如何向別的大夫交代？如何另立新君？以後的利益如何平衡？

而且大凡選擇弒君的人，都屬於比較衝動的類型，考慮事情都比較理想化，很少考慮到弒君之後面臨的困境，這是弒君者結局大都不大好的另一個原因。

弒君的下場人們都見過，跑路的好處人們也都懂得，如果是你，在遇到這種情況時，你會怎樣選擇？這種選擇似乎不難做出。

正因為如此，春秋時期在國君與大夫發生意見衝突的時候，跑路成了人們的第一選擇。

趙盾跑過，因為沒有跑出國境還背上了弒君的罪名，宴嬰跑過，被齊景公給跪了回來，子產也跑過，被大夫們給追了回來（使子產跑路的也是大夫們，當時大家的意見不統一）。

甚至齊國的田成子在殺掉齊簡公之前，首先想到也是跑路。

田成子殺了齊簡公的寵臣闞止，齊簡公想殺掉田成子，被人勸住了。

田成子通過打聽得知齊簡公餘怒不息，大有不弄死自己不肯罷休的態勢。

為此，他準備跑路，跑路之前還說了幾句風涼話：老子辛辛苦苦地伺候你，你還這毛病那毛病的，哪裡少了老爺伺候了？從哪裡得不得封地？

像田成子這種人是熱餑餑，走到哪裡都吃香，自然不愁得不到富貴，但是他留在齊國的族人卻就不答應了：你老兄得罪完國君跑了，我們咋辦？

所以他的兄弟子行（一說是侄子）對他說：你是陳氏家族的宗主，你如果走了，陳氏就完了。請列祖列宗為證，你如果敢走，我就宰了你，

就這樣，田成子在自己兄弟刀劍的逼迫下，走上了弒君之路。

田成子、趙盾屬於弒君之列的，子產和宴嬰則是因為對方接受了自己的條件情願改邪歸正做個好人又跑回來的。所以，這四個人雖然都曾有過跑路的打算，但最終都沒有跑成。也有許多跑成了的例子。

晉獻公想攻打虢國，而攻打虢國必須先要經過虞國。為此，晉獻公送給了虞國國君一份厚禮，要求從虞國借道攻打虢國。

虞國與虢國都是小國，在與大國的競爭中結成兄弟聯盟，才有對抗的本錢，對此虞國的大夫舟之僑與宮之奇都有預見。在晉國滅虢前六年，虢國的國君做了一個夢，夢見一個臉上長白毛、手長得像老虎爪子的神人手裡拿著鉞站在西邊的屋檐下，虢君非常害怕，想跑。

神人對他說：不要跑，讓晉人進入你的國門。

虢君醒來之後，召來史官圓夢。史官說，你這個夢不大好，如果按照您夢中的情況來推斷，這個神是西方之神蓐收，他是主管刑殺的神，上天的命令都是由神來完成的。

史官說這番話的意思，不知道的人會以為是迷信，其實這是禮樂制度對政治的一種解讀方式：蓐收是主管刑殺的神，現在來到虞國，說明虞君的政治違背了天意，背棄了民眾，所以上帝將假借晉國的手予以懲戒。如果想躲避掉這場災禍，國君必須加強自己的修養，檢討自己的行為，按民意行政，以期獲得國民的擁戴，這是避免災禍發生最好的方式，也是唯一的方式。

如果國君肯按照史官說的話去做，對於虢國來說，這是一件好事。虢君當然知道史官這番話的含義，但他不想按照史官的話去做，放縱自己總比約束自己讓人來得痛快。

所以，他採取了一種很簡單的方式解決了這個問題，直接把史官囚禁了起來，讓大家都來祝賀他做了個好夢。這種行為我們似曾相遇，與把上訪者關起來有些相像。

虢國國君的這種行為又一次地闡釋了西方的那一句著名的諺語：上帝想讓誰滅亡，一定會先讓他瘋狂。

對此，舟之僑分析道：國君奢侈，民眾都痛恨他，國家將要亡了，上天派天神來警示他，他卻反而認為自己的夢很吉祥。自作孽，不可活，這大概就是天意吧。民眾痛恨他的作為，他又執迷不悟，一旦大國來討伐，老百姓不聽他的，國外的諸侯們都跟他疏遠了，誰還會來幫助他呢？國家怎麼會不亡呢？

於是，舟之僑帶領他的家族去了晉國。

在虢國被滅的當年，虞國的大夫宮之奇也向他的國君進諫，試圖阻止國君借路給晉國攻打虢國，虞國國君也沒有聽從。宮之奇是與國君一起長大的朋友，虞國有名的賢人，晉國打虞國主意的時候，曾經非常擔心這個人。

宮之奇勸諫完國君，該進的責任已經盡到了，對他而言，剩下的選擇就很簡單了：

1、想辦法另立一位君主。

2、留下來，陪著國君一起倒霉。

3、跑路。

面對三種選擇，宮之奇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第三種。他回家對兒子說：虞國快要亡了，如果我們不趕緊走，就會一起跟著遭殃。宮之奇帶著家人離開虞國之後的第三個月，晉國軍隊在滅掉虢國回返途徑虞國的時候，捎帶著把虞國滅了。

禮樂制度制定了種種舉措，並不是讓大夫關鍵時刻撂挑子，而是要緩衝國君和大夫之間的矛盾，讓大夫更好地發揮自己的作用，與國君一起同心合力地治理國家。但這種制度搞到最後，卻出現了另外一種局面：因為大夫們都有退路，當國君無道，國家遇到危險的時候，但凡有點預見性的人全部跑路了。

在國家需要人出力的時候，大夫卻跑了，眼睜睜地看著國君亡了國，這算哪門子的賢人？即便不跑路，大家一看國君不正干，有的就歸隱了，你愛咋地咋地，不管你還不行嗎？大夫們的這種明哲保身的做法在實質上起到了放縱權力的作用。

如果放在今天，一定會有許多人罵舟之僑和宮之奇不忠。古人卻不這樣認為。他們非常肯定舟之僑和宮之奇的行為，認為像舟之僑和宮之奇這種人屬於智者，智者總是懂得如何選擇自己的道路，既不違背禮法，又使自己不受到傷害。

孔子曾經感嘆道：智者不惑。在古人眼裡，國家是國君的，他自己都不肯好好乾，誰能拿他怎麼樣呢？大家當然也非常講忠，但這忠不是忠於國君，而是忠於自己的位置，忠於自己的職責，如果職責盡到了還不能解決問題的時候，就要替自己打算。

這是禮樂制度作為等級制度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正所謂君子思不出其位。反過來，古人倒是非常反感那種別人有國不肯好好治理的時候，他自己卻要覓死覓活地做法。

孔子曾經說過一句話，叫做「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明明不是你的祖宗，你偏偏要湊熱鬧來祭祀，這就是諂媚。

明明不是他的國家，他卻偏拿自己不當外人，這就相當於別人破產了，他卻要拿著繩子上吊一樣，不是矯情地有些過火，就是腦子不大靈光。

衛懿公就遇到過這種情況。

衛懿公喜歡鶴，他的鶴都比照著官員的品級，上等的是大夫，此一些的是士，出去遊玩也都帶著鶴，讓鶴坐在車前面，號稱「鶴將軍」。

衛懿公九年（公元前660年），衛國遭到了翟人的侵略，衛懿公準備發兵抵抗，大夫們卻拒絕合作：讓鶴將軍去抵擋翟人吧。

大夫們不肯合作，衛懿公又向國人發放武器，國人也拒絕上前線，大家一致的意見是建議衛懿公讓仙鶴去跟翟人對壘，啄死這幫侵略者。

無奈的衛懿公只好帶著自己少數的親信上了前線，戰果就不用說了，直一個站著出去，躺著回來。

在國君無道的時候，禮樂制度實際上是在鼓勵眾人採取一種不合作的態度，通過這種方式來為執政者敲一記警鐘。對於執政者來說，賢大夫的離開就是一種信號，促使他們反省，警惕。而大規模的移民潮的出現，將會使國君驚慌失措。

正是看到了這種被動反抗的厲害之處，制度的設計者們才不擔心關鍵時刻大夫們撂挑子，這正好可以促使國君認識到自己的職責，安下心來好好乾活。

這套制度的設計者們什麼都想到了，卻沒有想到另一種情況的出現。

周厲王無道，導致王室的衰弱，為了避開戎狄國家的騷擾，只好東遷，喪失了以鎬京為中心的大片土地。王室的衰落使各諸侯國失去了約束。

本來各諸侯立國君都要經過周王的批准，更不要說判定那個國家有罪，該討伐那個國家了。

現在這些手續都可以省略了，只有看誰不順眼，上去就可以直接PK，想打誰就打誰，再不需要向王室報告了。這就是「天下有道，征討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征討自諸侯出」的由來。

沒有了王室的約束，天下亂成了一鍋粥，各諸侯國廝打成了一團，不是今天你和我合起伙來打他，就是他和別人合起伙來打你。

亂的結果，許多小的國家不斷被兼并，齊國向東擴展，一直發展到了海邊，成了東方的老大；楚國分別向南向北擴展，成了南方的大國；秦國則接管了王室在西方的領土，成了西方的大國；晉國在王室的眼皮子地下，不管是異姓國還是同姓國，只要能吃的都吃，發展成了西北地區的大國。

與之前的形勢相比，國家的數量銳減，國家的規模也龐大了許多。

在過去，一家人不願在一個國家待了，一天之間可以穿越好幾個國家。現在，連著跑幾天都跑不出一個國家去。

國家的規模大了，沒有了朝夕滅亡的危險，國君對危險的感知開始變得遲鈍起來。就像當年的「坦塔尼克」號游輪一樣，它的龐大使人們把它當成了永不沉沒的陸地。國家越來越大，危險越離越遠，沒有了朝發夕至的敵人的威脅，也就沒有了那種芒刺在背的緊迫感，國君也因此缺少了約束自己的外在動力。

伴隨著國家規模的擴展，人口和土地的對比也在發生變化。

齊國初建，姜太公被封在營丘，營丘的位置在昌樂縣東南大約五十里左右的地方。魯國是周公的封地，位於曲阜，今天的人們看這兩個地方算不上遠，不過幾個小時的車程。

但在當初，從營丘到曲阜卻要走好多好多天，在古人眼裡，那是一段多麼遙遠的距離啊，用八個字形容這種距離，就是跑瘦了腿，磨破了腳。

開始時的齊國和魯國之間並沒有一條明確的國界，對比於人口，土地多得使人們想不到要搞一次圈地運動。相信在很早之前，有許多國君都為土地多人口少而發愁。

清早起來，巡視著一望無際的荒地感嘆，什麼時候人多得能將所有的荒地都開墾出來多好啊。所以，除了鼓勵生育之外，他們更願意招募移民，只要從別處遷來一戶人家就送一百畝土地，毫不含糊。

與鼓勵生育相比，招募移民來得更為快捷，土地有的是，閑著也是閑著。他當然更願意向有能力的人發放土地，讓他加盟進自己的團隊，與自己一起發展。這與現在的政府提供優厚的條件招商引資的做法差不多。

但是，有一天他們卻發現，原來魯國和齊國距離並不遠，就像遊戲里的拓荒者，面對茫茫無邊的土地，向前跑著的時候，竟然驚奇地發現從土地的那一邊也跑來了一個人。這種狀況適合所有的諸侯國，從此之後，國家之間有了邊界衝突，人們之間有了土地糾紛。

從周初到春秋人口大大地增加，土地面積卻沒法按照同等比例增加，人們開始感覺到除了人是寶貴的資源以外，土地也很重要。

在這種情況下，國君沒有辦法再像原來一樣，找到一個賢人給他一塊土地，讓他來加盟自己，協助自己一起發展了。如果一直這樣幹下去，大夫越來越多，國君的土地遲早被分光。

不但如此，從別處遷來一戶人家就給一百畝地的政策也很難兌現了，因為能開墾的土地都開墾的差不多了。都是靠土地吃飯，不走還有地可種，走了卻未必能得到土地。這種情況導致人們遷徙的動力銳減。

由於人口的大規模增加，人力資源已經不那麼緊張，國君對平民的依賴也變輕了。

第一，人民遷徙的動力減小。第二，人民遷徙對執政者的威脅減小。

這兩種狀況的出現，使得在政治紊亂，國人移民時，執政者感覺不到那種撲面而來的危險，通過移民使執政者警惕的機制也就失去了效用。

所有這些情況同時在所有的國家裡出現。

這就意味著對於一位平民來講，當你對這個國家不滿意的時候，到了另一個國家卻未必更好。這是一件令人非常苦惱的事情。為這件事苦惱的不只有平民百姓，還有國君們。

梁惠王就曾非常鬱悶地問孟子：我對國家可謂是盡心儘力了，河內（註：古地名）發生了水災，我就把老百姓遷到河東，並且向災區輸送糧食，如果河東發了災我也這樣做。看看周圍幾個國家的國君，沒有一個肯像我這樣用心的。可是，他們國家的人口不見減少，我的人民也不見增多，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情？

對於梁惠王來講，已經是盡了最大的努力，因為國家大，人口多，生活相對安逸，再讓他像先輩一樣戰戰兢兢地執政，顯然是不可能的。

梁惠王施行仁政的故事就像一個養尊處優的膏粱子弟去爬山，他自己認為已經使出了十二分的力氣，累得汗流浹背氣喘吁吁了，實際卻沒走幾步路。

梁惠王已經使出了渾身的解數，對老百姓來講，魏國的情況也許比本國的情況好一些，但好的程度還不足以讓他們背井離鄉地去投奔。

過去，國君之所以心甘情願地接受禮樂制度的約束，是因為外部威脅的存在，使他們不得不依賴大夫平民一起來應付惡劣的生存環境。

現在國君對平民的依賴開始變輕，國君們不再像以前一樣重視老百姓的利益，他們只想享受禮樂制度承諾給他們的待遇，卻不想履行禮樂制度賦予給他們的義務。

而禮樂制度為了防止國君和大夫發生武裝衝突而做的種種努力，使得大夫們在君權一步步突破禮樂制度限定的時候，又一步步地退讓。

國君無道，大夫走了。

在國家很多的時候，老百姓選擇有很多選擇的餘地，這個國家不好，可以去那個國家，現在隨著國家間的兼并，國家的數量越來越少，老百姓選擇的餘地變小了，而且天下烏鴉一般黑，各國的政治情況都差不多。

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平民還有最後一條路可走：他們可以像他們的先輩當年用棍棒趕走周厲王一樣，趕走不肯善待他們的國君。

但有一件事情的發生，使趕走一位國君變得越來越困難。

周厲王之所以很容易地被趕走，是因為他沒有自己的常規軍隊。

不是他不想有一支專屬於自己的軍隊，而是在那個時候養一支軍隊實在是太過奢侈的事情。

大約在春秋末期，大一些的諸侯國的國君們開始有自己的軍隊了，這表明了兩件事情，一、與以前相比，生產力水平提高了。二、國君有了足夠的財富來養活一支屬於自己的軍隊。

有了自己軍隊的國君，可以更加無視加在自己身上的各種限制，更加無視大夫的權力與民眾的利益。

與此同時，作為國家內部曾經有權力組織軍隊的大夫，則基本喪失了組織軍隊的權力，即便可以組織自己的軍隊，其數量與國君相比，也少得可憐。

史載：「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

信陵君是當時魏國除魏王之外勢力最強大的公卿，他所能組織起的軍隊（包括他平時供奉的食客在內）不過百乘左右的樣子，這個數字如果放在幾百年前的春秋時期，當然不算小數，我們還應該記得，郗至想攻打齊國，晉景公派給他七百輛戰車，他嫌不夠，要求追加，追加的結果就是加了一百輛。

一百輛戰車放在戰國時期就很不起眼了。當時魏王駐紮在邊境上的軍隊有多少呢？十萬之眾！在這種情況下，用棍棒趕走一位君王基本成了一種幻想。

這個歷史故事反映了隨著兼并，國君的勢力越來越大，大夫的勢力越來越弱的事實。

大夫的勢力逐漸衰微，逐漸失去了獨立組織軍隊的權力，使得本來就因為禮樂制度定下的種種限制而無法在政治中盡情發揮自己作用的大夫，基本喪失了禮樂制度賦予他們在政治中的各項權力。

沒有了大夫在中間的制衡，國君又有了自己的軍隊，國民的力量也變得微不足道起來，形成了戰國時期國君一家獨大的政治格局。權力就這樣具備了不斷放縱自己的基礎。

在這片土地上，人們無論遷徙到哪裡，都是一樣，再也沒有供他們可選擇的樂土。就像我們小時候聽個的那個故事。

有個乞丐到地主家討吃的，手下人叫他滾。

地主說，何必這樣呢，給他吃的，反正他拉屎也要拉到咱們地里。

年齡小一點的人可能有些搞不懂，拉屎拉到地主的地里跟給他一口吃的二者之間有什麼關係。

在早時候，種莊稼沒有化肥，大糞雖臟，卻是種莊稼離不了的寶貝，是綠色食品時代的人工化肥，俗語說「大糞是個寶，莊稼離不了」，就是這個意思。

自尊心受到嚴重挫傷的乞丐，決定報復地主。他報復的法子比較奇特，既不殺人也不放火，而是發誓不把屎拉到這個地主的地里。

為此他拚命地跑，直跑到肚子實在不肯配合，自己感覺跑得也差不多的時候，才決定方便一下。在莊稼地里痛快完了的乞丐決定找人驗證一下自己跑步的成果，人們告訴他：再往前跑一里地，就出這個地主的地界了。

對於這個乞丐來說，總算還有一點指望，只要肚子爭氣，實現他的夢想總是可能的，但在大一統的社會裡，人們的希望在哪裡？跑到哪裡才不是君權管轄的範圍？

國家變大了，國君有了自己專屬的常規軍隊，小國寡民時代的危險已經變成了傳說。到此為止，禮樂制度存在所依賴的三個外在條件到此為止全部消失了，這標誌著對於權力的約束只剩下自我道德約束一條路了。

在沒有外在的強有力約束的時候，權力總是會走向腐化與墮落，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歷史上稱這種權力不斷放縱自己，突破制度限制的現象為禮崩樂壞。禮崩樂壞時代的到來其實是一種必然，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禮樂崩壞的過程就是執政者不肯再按照禮樂制度的要求承擔自己該承擔的責任，放縱自己的私慾，不斷地踐踏禮樂制度的過程，是賢人政治從中國消亡、民主從中國消失的過程。

禮樂崩壞的過程在中國持續了大約有五六百年的時間，甚至更長。

禮崩樂壞之後，人們開始鼓吹民本，中國的民本思想實際是民主思想腐爛變質剩下的殘渣。

綜上所述，在禮樂制度與禮樂文化的發展過程中，外部環境一直都比較惡劣，執政者只有努力服務於大眾，才能獲得大眾的擁戴，自己才能得到發展，才能在惡劣的環境下生存下去。

這就使得禮樂制度與禮樂文化對權力的抑制從一開始就表現為一種憑靠權力的自斂，靠自我道德約束來抑制權力的放縱，這使得禮樂制度以及依附於它之上的禮樂文化與生俱來地缺少一種抑制權力的因子。

而人們為了避免相互之間因為利益而衝突所作出的種種努力，又加劇了這種情勢，使得制度中原本設計好的抗擊權力的堤壩，在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權力有了放縱自己的資本，開始放縱自己需要它發揮作用的時候，卻自行坍塌了。

沒有有效地從外部制約權力的強力措施，只能靠執政者的自我道德約束來完成對權力的監控，這種情況從封建社會一直到專制社會基本沒要改變過。

所不同的是在封建社會的早期因為外部環境的原因，為了自身的生存，權力不得不收斂自己。

當社會條件越來越優越，權力不必約束自己也不會給自己立馬帶來致命傷害的時候，中國仍然沒有進化出可以抵禦權力放縱的制度，對權力的抑制還停留在封建社會早期全部憑靠權力者自己道德修養的水平上。

這就使得中國社會的好壞全部都寄托在執政者的道德上。這就應了韓非子的那句話：待聖人而治，是謂不治。中國近2000年的專制歷史，是韓非子這句話最好的註腳。

接下來的問題是，禮樂制度是賢人政治，又有濃重的民主成分，既然它這麼美好，為什麼在禮崩樂壞之後，中國反倒走向專制了，而不是像同樣是封建制的英國一樣，在君權不斷膨脹的時候，選擇一條民主憲政的道路？

兩千幾百年前的中國，社會形勢大約與一千年前的英國差不多，都是封建社會，但是應該在國君與貴族利益的不斷衝突中，走向了民主憲政的道路，整個社會的人都受益，中國為什麼沒有走上這條道路？

在距今九百多年前的英國，英王下面有貴族，上面臣屬於法國的國王，是法王的臣子，英國的貴族、英王、法王都有自己的領地和軍隊，平民根據所在的土地分別依附於貴族或者英王。

這與中國春秋時期的情況很有些類似。如果做一個類比，英國的貴族就是中國春秋時期的大夫，英王則相當於諸侯國的國君，法王則相當於周王。

公元前1087年，英國國王威廉一世去世。

死前，他將王位傳給了二兒子羅普斯，將諾曼底交給大兒子羅伯特，對於最小的兒子亨利，則只給了他5000英鎊。

5000英鎊在當年當然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數字，但與兩位兄長相比則顯得寒酸了一些。野心勃勃的三兄弟在威廉死後開始了激烈的爭鬥。

公元前1100年，英王羅普斯在一次狩獵中意外中箭身亡，羅伯特和亨利都趕著回英國繼承王位，但是弟弟亨利搶先了一步。本來對父親分配家產方案就不滿意的羅伯特自是更加不能善罷甘休。

簡單地說吧，在亨利與羅伯特的爭鬥中，羅伯特失敗了，連原來的諾曼底都被亨利搶走了。戰爭停止了，英國又恢復了平靜。

亨利有一個兒子，名字也叫威廉，他是亨利的希望，未來的英國國王。

不幸的是，這位未來的國王在還未成為國王之前，卻在一次意外中溺水而亡。不得已的亨利只好將已遠嫁德國的女兒馬蒂爾達接了回來，讓他繼承王位。

瑪蒂爾達的丈夫死了，她又嫁給了安茹伯爵，安茹伯爵的領地就在諾曼底旁邊。瑪蒂爾達和安茹伯爵一起生了個兒子，名字也叫亨利，亨利後來成了英國的國王，為了區分，人們稱他亨利二世。

英王是法王的臣子，按照規定，每年他都要向法國國王進一次貢。

這一年，年輕的英王亨利二世為朝見法王路易七世來到了巴黎。

就在這一次巴黎之行中，亨利見到了法國國王的王妃埃莉諾，兩個人一見鍾情。埃莉諾早就厭倦了對她漠不關心的老路易，因此與路易七世離了婚。

亨利和埃莉諾的故事如果發生在中國的春秋時期，不惹起一場戰爭，也會弄出個弒君事件來。所幸的是它發生在法國。從亨利和埃莉諾的故事中，我們還可以理解一下禮樂制度為什麼特別重視男女之防了。

嫁給亨利的埃莉諾將自己法國南部的領土送給了亨利。這樣，亨利二世擁有的領土就包括：英國、諾曼底、安茹、法國南部的土地等幾部分，這些土地加到一起，已經超過了法王的領土。

英王雖然臣屬於法王，卻有比法王更多的土地。這種情況引起了法王的不安。勢力才是硬道理，在這一點上，歐洲人、中國人或者其他什麼人並無多大的區別。

恰好，這時的英國發生了一系列的事情，英王亨利二世的幾個子嗣中，有兩個死得很早，在還活著的兒子當中，他偏愛小兒子約翰。於是，他把領土中肥沃富饒美麗的法國南部給了自己的小兒子。

財帛動人心，普通人家分家產還常常兄弟反目彼此打得頭破血流，何況國王那麼大的家業呢？

為了家產分配的事情，老亨利的另一個兒子理查對老亨利非常不滿，開始勾結法王來攻打自己的父親。被迫逃到山裡的亨利二世苦苦等待他心愛的兒子約翰來解救他，但是他等來的是一個不幸的消息：約翰站在了查理一邊。

這樣，在中國經常上演的慘劇，在英國也上演了，理查和約翰先後背叛了自己的父親。

1189年，背叛了自己父親的理查成為了英國國王，他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獅心王理查一世。

此時在法國執政的是腓力二世。與理查合作，他本來就心術不正，有自己的盤算，試圖借英王父子相殘之機，收回英王在法國的領土。

理查勾結法王攻打自己的父親是為了獲得土地與王位，卻不想出賣自己的利益。

如果他這邊趕走了自己的父親，那邊又把獲得的土地出賣給法王，與當時安於現狀又有多少分別？

因此，理查登上王位後與曾經跟他合作過的、窺視英國土地的法王菲力二世進行了持久的戰爭。

理查死後，繼承人有兩位：約翰和他的侄子約瑟。

能在關鍵時刻出賣疼愛自己父親的人自然不會是什麼好鳥，陰險的約翰囚禁了約瑟，順利地登上了王位。

忽然間沒有了約瑟的消息，許多人認為約翰是害死了約瑟之後才取得了王位。

約翰是亨利二世最寵愛的兒子，他的哥哥就是因為父親偏愛他才與父親翻了臉，最後他卻背叛了自己的父親。

因此，英國人都瞧不起他，而他又不具備理查一世那種冒險精神與勇氣，所以他的臣子與國民都不怎麼尊敬和信任他，他在英國人中的威信很低。

在約翰繼位之後，法王決定利用約翰在繼位上存在的問題，繼續完成收回英王在法國的領土這一大願。

為此，他派人召英王約翰到法國參加一個聽證會，了解有關約瑟的事情。

心中有鬼的約翰拒絕到法國參加聽證會，腓力二世就此宣布英王為罪人，開始用武力攻取他在法國的領土。到1206年，英王在法國南部的土地喪失殆盡。

約翰在國民中的地位降到了冰點，而英國本土的蘇格蘭又開始趁機叛亂。

陷入了絕境的約翰，為了重新贏得國民的尊重和信任，決定反擊，奪回被法王佔領的土地，沒想到卻遭到了貴族們的反對。眾叛親離的約翰決定自己獨自出征法國。

一個失去民心的國王，帶領著一支不很瞧得起自己的軍隊，戰爭的結局可想而知。

當戰敗的約翰回到英國的時候，有一件沒有想到的事情在等待著他。

1215年的6月10日，英格蘭貴族齊聚倫敦，挾持了約翰，約翰被迫同意了貴族提出的一項法案；6月15日，約翰在法案上加蓋了皇室的印章；6月19日，貴族們重申繼續效忠英王，當然，這種效忠是在英王遵守自己簽署的法案前提下。

這項法案就是歷史上有名的英國大憲章的第一個版本。

大憲章限制了英王的權力，使他不能隨意收稅，並保障了平民應有的權力，按照大憲章第三十九條規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經其同級貴族之依法裁判，或經國法判，皆不得被逮捕，監禁，沒收財產，剝奪法律保護權，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損害。

按照大憲章第六十一條規定，有二十五名貴族組成的委員會有權否定國王命令的權力，如果國王或者國王的家臣侵犯了平民的利益而又不肯改正，則二十五名貴族可以用各種方法（包括動用武力奪取國王的土地財產，佔領國王的城堡等）向國王施加壓力，促使其改正自己的錯誤。

大憲章是今天民主政治的基石，它的誕生，大大地限制了國王的權力。

國王自然不肯甘心失去已有的權力。在約翰之後數百年間的英國，將約翰與貴族之間的故事重複上演了很多次。每當國王想放縱自己的時候，都遭到了大憲章的約束。

為了解脫束縛，當君權發展壯大到一定程度時，他就會想辦法取消貴族的權力，而當國君勢力處於低谷時，他又會再向貴族妥協。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幾經起伏。最終，貴族與平民終於抓住國君勢力處於低谷的時機，徹底沒收了他的權力，使他成為了單純的精神領袖。

從此，英國進入了民主憲政時期。縱觀英國歷史，貴族在和國王不斷衝突中所爭得的權力固然有許多，但最主要的是以下幾點：

1、國王不可以隨意徵稅。

2、國王不能隨意侵害平民的權力。

3、保障貴族參政的權力。

4、限制國王的權力，國王必須跟普通人一樣遵守國家的法令，不得利用特權侵害他人的利益。

而這一些在禮樂制度中都似曾相識，不妨再複習一下：1、平民每年要交的稅額大約在10%左右。2、無論周王還是國君，必須注重刑獄的公平。3、用刑不上大夫這樣的措施保障大夫的參政權力。4、民眾有參與決定國家大事的權力。

禮樂制度所能提供的雖不如大憲政的各項規定有深度，卻更有廣度，在對待民意上，在民眾的民主權力上則勝於大憲章之內容。

可以這麼說，英國貴族通過大憲章爭取的權力，正是禮樂制度曾經賦予給人們的權力。

這是非常值得思索的一件事情。在英王肆意妄為損害了貴族與平民的利益的時候，英國的貴族通過一紙大憲章確保了自己的權利。

為什麼中國春秋時期的君王在不斷突破禮樂制度的限制，不斷剝奪自己權力的時候，就沒人出來制定一紙這樣的法規呢？這其中的玄機到底在哪裡。

讓我們打開地圖看一下，希臘也好，英國、法國也好，因為所處地理位置的關係，其土地資源相對貧乏，沒有向外拓展的空間。

對於他們來講，土地幾乎就是不可再生的資源，如果失去了，很難再找回來，除非用錢買或者用野蠻的辦法從別人手裡搶。

因此，人們對土地看得非常重，英國貴族與英王的領地就是自己的，擁有完全的自主權，他可以送人，也可以賣掉，隨便他怎麼做，別人都無權干涉。

所以當法國王后帶著自己的領土改嫁英王的時候，大家都不覺得有什麼不妥，認為那是完全應當應分合理合法的，誰也想不到去反對它。所有的人都這麼認為，包括法王自己。歐洲在當時實行的是一種純粹的私有制，也可以成為有限君權。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的利益受到侵犯的時候，他會用自己的性命來維護，實際上那就是他們的性命。

衝突的結果就是制衡，形成約束權力的大憲章一樣的契約。

大憲章的形成實際是一種必然結果，在它出世之後，許多英王都試圖廢除它，但是以個人的力量對抗覺悟起來的群體，無論如何強大，都不可能成功。

比較起來，中國的地理條件大大優越於英國，特別在春秋之前的時期，相對於人口而言，土地簡直是不可勝用。

就像用工荒時代的資本家和工人，為了招收到更多的員工，資本家不得不想盡各種辦法來提高工人的待遇，只有有了足夠的工人，才能在競爭中生存下去。

也正因為如此，春秋之前的人們在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的時候，最厲害的應對招數不是反抗，通過反抗來維護自己的利益，而是跑路，老子不伺候了，讓你開不起工來倒閉。

因此，導致中國無法走上抑制權力的憲政民主之路的第一個因素是優越的地理條件。相信這樣的結論會讓許多人感到大跌眼鏡。

但事實確實如此，優越的地理條件使得人們的利益在受到權力侵害的時候，不去積極地對抗權力，尋找抑制權力的措施，而是選擇了退縮。

導致中國無法走上憲政之路的第二個因素是所有制的形式。

與西方真正的私有制相比，中國在所有制上還有一點點不同，那就是中國一直以來實行的是權有制，誰有權，土地就是誰的。

中國的君權權力非常大，真箇做到了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起碼是在理論上做到了這一點。

中國二千年來，新皇帝打倒舊皇帝，鬧來鬧去，鬧的都是權力，只要有了權力，就有了土地，有了土地就可以通過土地的分配控制一切。

對於春秋時期的大夫和平民來講，一切都是國君的，土地是賜封的，權力是出讓的。

土地所有制的形式決定了人們對待私產的態度（私產隨時可以拋棄，到別國依然可以得到），對待私產的態度決定了人們對待權力的態度（不願意冒險與權力死磕）。對西方人來說，國君的東西是國君的，我的東西是我的。

對中國人來說，你的是你的，我的還是你的，人們從心裡認為國君怎麼做都是應該的，因為那是屬於他自己的。

這種狀況使得早期的中國社會根本無法形成像英國那樣國君與貴族之間硬對硬的碰撞，沒有權力之間的碰撞也就沒有制衡，也就形不成約束權力的硬性外部契約。

導致禮樂制度最終無法走上憲政之路的第三個原因是禮樂制度為了緩解社會各階層矛盾制定的措施。

這些緩衝措施不但為人們的利益受到傷害的時候提供了現實的退路，也提供了一種不能與權力敵對的理論依據，使得人們不願意與權力對抗。

這樣做的結果就是所有的人，包括大夫和平民，在與君權相對的時候，不斷地退縮，一步步喪失了自己的權力，使得權力走向專制。

春秋之前的卿大夫們雖然對權力專橫的後果有著足夠清醒的認識，卻缺少積極抑制權力、防患於未然的手段。

說白了，就是依附於禮樂制度的禮樂文化自身天生缺少抑制權力的基因。

無論任何人，包括孔子、子產、宴嬰，都無法主持與國君簽訂這樣一紙契約，因為這種做法違背了當時的主流道德。

即便有誰能想到要簽訂一紙協約來限制君權，也不敢這樣做，它會讓你成為所有人的敵人，無論你有多少能力，無論你有多麼正確，都無法與整個社會作對。

隨著中央集權的形成，分封制在中國逐漸退出歷史舞台，即便形式上還保留著，也是名存而實亡，作為中間階層的貴族從中國社會就這樣消失了，春秋和它之前的時期那種平民、大夫、國君三股力量均衡的局面被打破，貴族與知識分子都開始投向君權，特別是知識分子，為權利所豢養，成了權力的打工仔，雖然也鼓吹什麼氣節，但那氣節與戰國之前的氣節已經截然不同了，這也是嚴光在後來能成為奇人的一個原因，像嚴光這種人在戰國之前稀罕么？

這就決定了中國文化之後的走向必然向維護權力者的利益鼓吹專制一途發展。

政治體制催生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又反過來決定政治走勢。

如果中國的私有制形式像歐洲一樣，無論是平民還是貴族，在本國失去了土地在任何地方再也得不到補償，那麼中國的情形將會是另外一種樣子。

從這一點上來講，一開始中國就註定之後會走權力至聖的道路，靠權力自己來約束自己，靠權力自己認識到放縱自己的危害，等待聖人的出現。

古今中外，聖人是稀缺物種，伴隨著國君勢力不斷壯大，有了常規的軍隊，中國社會走向了大一統，在中國社會裡再也沒有能制約最高權力的力量，專制就成了必然。

每個國家最後選擇了什麼制度，有可能選擇什麼制度，不可能選擇什麼制度，這個是都可以分析的。英國最終走上了民主憲政的路，原因在文中說了。法國、波蘭、德意志的道路完全也可以由歷史中得出結論。

上面講述了一些與禮樂制度與文化相關的一些內容，通過這些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那個社會的制度與文化，了解那個社會人們的思維方式。下面介紹一下對中國文化最具影響的一個人，孔子。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孔子呆板，堅持原則，缺少變通，真的是這樣嗎？讓我們站在歷史的角度來研究一下孔子。

禮崩樂壞實際上標誌著社會秩序的紊亂，社會發展帶來的變化使一部分人有能力既享受等級制度帶來的好處，又不必履行應該承擔的義務。這就相當於政府只收稅，不作為。因此當時的社會充滿了對立，執政者之間，執政者和平民之間、小國和大國之間的紛爭不斷。這社會到底是怎麼了，究竟該怎麼辦？許多人都在思考，都在尋求解決的辦法。其中對後世最有影響力的有兩位，一位是老子，一位是孔子。

孔子是殷商後裔，他的六世祖孔父嘉是宋國大司馬。孔父嘉遵照宋穆公的遺囑，在宋穆公死後，立上任國君宋宣公的兒子與夷做了國君，是為宋殤公。

宋穆公是宋宣公的弟弟。宋宣公死的時候，沒有將國君的位子傳給兒子，而是傳給了宋穆公。

宋穆公在位九年，囑咐孔父嘉立自己的侄子與夷為君，等於把君主的位置還給了哥哥。為了避免出現內亂，還特意把自己的兒子馮趕去了鄭國。

宋宣公與宋穆公的這種交叉傳位的方式為人所稱道，但也為宋國的內亂埋下了種子。

宋殤公在位時，頻頻對外用兵，在位十年，打了十一仗，民眾負擔很重，大家心裡都有怨言。

當時的太宰華督看上了孔父嘉的妻子，他利用了人們對當政的不滿，對人們宣稱國家之所以陷入連年戰爭的景況都是孔父嘉造成的，藉此殺了孔父嘉，搶走了孔父嘉的妻子。孔氏家族由此星散，逃離宋國，其中一支來到了魯國，因此有了以後的孔子。

孔父嘉的死對孔氏家族當然是壞得不能再壞的事情了，但按照一分為二的分析原則，人們卻要感謝華督這個流氓，如果他不是看上了孔父嘉的老婆，就不會有後來的孔子，歷史就可能是另一番樣子。

孔子的出生地是周公兒子伯禽的封地。因為周公在王室中的特殊地位，魯國可以破格享用王室的某些禮儀，這在當年是一件非常非常牛的事情，所以魯人總是時不時地要用這件事情自我陶醉一下，這樣做的結果，是禮儀已經在別的國家逐漸零落的時候，魯國則較好地保留了這些制度的文物典籍。王室衰落之後，時人稱周禮在魯。

從魯人對禮儀的匪夷所思地執著上，可以看到魯人的這種自豪感已經到了不可救藥的程度。

公元前476年，魯哀公與齊平公在蒙地會盟，齊平公對著魯哀公叩頭，魯哀公卻只對著齊平公作揖。

齊人非常不滿，負責襄禮的魯國大夫孟武伯卻解釋說，按照禮儀，魯國國君只能對齊國國君行這種禮節。

兩年之後兩國又在顧地結盟，齊人抓住魯哀公讓他給齊平公來了頓死磕，磕完又做了一首歌來傳唱：「魯人之皋（通咎），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

這首歌的大意是：魯人的罪過啊，幾年了自己都感覺不到，使我們感到憤怒。都是因為他們的儒書，成為了兩國之間的煩惱。

魯哀公與齊平公的故事是孔子去世幾年之後的事情，總的來說，當時的禮儀整體上呈衰退的趨勢，我們據此可以大約推斷孔子生活時代魯國的禮儀現狀。

禮儀是身份的標識，社交和出訪時享受的禮儀代表著一個人的身份，祭祀的規格代表著一個家族的社會地位，這是禮樂文化的特徵。孔子就出生在這樣一個地方，非常著重禮儀，禮儀代表著一切。

孔子的父親叔梁紇是魯國陬邑的大夫，在孔子很小的時候就死了，所以孔子幼時家境很差，沒有好玩的玩具，吃得也不好，別人家用豬牛羊祭祖的時候，自己家只能弄條魚湊合一下，逢年過節大祭的時候，按說根據自己家的級別，可以弄頭豬擺到桌案上給先人們風光地享用一下，卻經常地置辦不起。

根據古人的習慣，母親會在孔子很小的時候，將家族的故事講給他聽，不是為了哄他高興，而是古人讓孩子勵志的一種教育方式，大體的意思不外乎是咱們祖先曾經如何了不起，取得過哪些成就，有著什麼樣的輝煌，現在卻衰落了，你要努力，重振先人的事業等等。

過去的人都活得比較累，經常要擔負一些擔負不起的責任，為了家族的傳承，年幼的孔子擔負著光大門庭的重任。祖上的顯赫，現在的落魄，對比於那些鐘聲悠揚的門廳，會帶給幾歲的孩子一種什麼樣的感受？

童年的經歷常常會決定一個人一生的道路。孔子童年的時候最喜歡做的遊戲是模仿禮儀接待和祭祀。

在一個孩子眼裡它也許不僅僅是一個遊戲，而是代表著對生活的一種嚮往，套用現在一句流行語：他玩的不是遊戲，是富貴。

季氏宴請士人，還在為母服喪的孔子前去參加，被季氏的家臣擋在了門外，擋住他的那個人叫陽虎，後來篡了季氏的政，這是在孔子以後的生涯中還要打交道的一個人。按照制度，孔子的身份是士，他是有資格參加季氏的盛宴的。

有的人遭到不平的待遇會變得偏激，仇恨社會，有的人遇到挫折會發奮努力。孔子屬於後者，他說自己十五志於學。

孔子的「志於學」是為自己找尋一條好的出路，就像他後來說的「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

求仕是那時社會追求富貴的唯一出路，為此他開始研究當時的政治制度，他不但研究周朝的制度，還研究了夏、商的制度，不但進行研究，還要尋找例證來證實自己的結論。

為此他去了夏後裔的封地杞國和殷後裔的封地宋國，杞、宋都已敗落，祖宗的文物典章皆已不復存在了。孔子為此感到非常遺憾，他說：只要杞、宋的文物典章人物尚在在，就能證明我的結論是對的。

他曾專門向老聃問禮，這兒的禮不能偏狹地理解為人們之間交接的禮儀，還包括相關的政治制度，諸如法律等。

老聃是當時周王室負責收藏室的官員，收藏室里存放著周朝的禮儀典章的文字資料，他自己不但精於周禮，對於當時的各種禮儀也知之甚詳，《禮記》載有孔子轉述老聃關於喪葬細節的談話。

掌握了周禮的孔子自以為懷揣瑰寶，開始了他的求仕之旅，但是他的仕途非常的坎坷，幾乎是處處碰壁。孔子是那個時代政治學的大宗師，他有著許多出仕的機會，但都在他手中浪費掉了。

縱觀孔子一生，一方面急於求仕，一方面卻總是把握不住機會，這是一樁非常奇怪的事情，它反應了孔子當時矛盾的心理和他身上所具有的一種政治上的潔癖。

他的這種矛盾心理體現在許多地方，魯國作亂的家臣招他，他意欲前往。孔子的這種想法大違他平時的主張，所以子路非常不解。

後來晉國佛肸反叛，又來招他，他又想去，對此性子率直的子路又提出了自己的疑問，孔子實在受不了子路的啰嗦，說道：「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難道我是一隻苦葫蘆嗎？總不能老吊在那裡不吃飯吧？

這句話非常損於孔子光輝的形象，因此後來的許多人把這句話都解釋成了「我難道是個苦味的葫蘆嗎？怎麼能只掛在那裡而不給人吃呢？」

憑本事吃飯不是一件丟人的事情。

不知道後世的儒家是出於一種什麼心理來故意曲解孔子的意思，這是一樁挺噁心人的事情，它的噁心指數完全可以媲美那些學雷鋒做好事故意不留名的人，難不成你幫人做點事，人家還會感謝你八輩祖宗不成？這種無恥的矯情，很有點政客的風韻。

在衛國，衛靈公向孔子請教軍事，他說：祭祀的事情我知道一些，軍事方面的事情沒有學過。孔子的回答是一種婉拒，也可以看做他的迂腐，他註定做不成管仲、晏嬰、百里奚，他需要的是周文王那樣的君主。

管仲可以不管齊桓公的好色和貪圖享受，把一個本來還很混亂的齊國，經營得有聲有色，使齊桓公成了春秋五霸中最有成就的霸主。管仲死了之後，齊桓公幾乎沒什麼作為。

晏嬰對於國君能諫則諫，不能諫則止，齊莊公、齊景公都不是出色的君主，晏嬰輔佐他們使齊國平穩的發展，始終不失東方霸主的地位。

對於名臣來講，輔佐君主就像教學生，好學生有好學生的教法，孬學生有孬學生的教法，讓資質六十分的學生考到七十分也是一種成功。

孔子在魯國本來有很好的機會，他從仕時的魯國本來是亂成了一鍋粥的態勢，國君失去權力、政出大夫之門是孔子之前的事情，到了孔子的時候，連大夫也失去了權力，被家臣篡了權，這就是歷史上所說的陪臣執政。

在這種情況下，孔子利用各方的矛盾開始鞏固國君的勢力，他做的一件非常有名的事情是墮三都，墮三都的性質類似於漢時的晁錯削藩，目的在於削減大夫的勢力。

許多人指責孔子墮三都的行為，認為在春秋時期國與國之間競爭的如此激烈的情況下，為了國君的利益，竟然削減魯國城池的防禦能力。這種觀點頗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魯國在孔子參與政治之前，國君已經失去了權力，季孫氏和孟孫氏還有叔孫氏三家掌握了魯國的政權，三家各有各的心思，並不同心，即便把城邑修到天上，也是散沙一盤，並不能正直抵禦別國的入侵。

更有意思的是，以季氏為代表的三家大夫篡了國君的權力，他們自己的權力又被家臣剝奪了，這種情況下，大家各懷鬼胎，哪裡有精力和能力應對外來的入侵？

國君與三家大夫成了精神領袖，沒有實權，他們都迫切需要把失去的權力再奪回來，在這一點上，國君與大夫的立場倒是完全一致的，孔子就利用這點開始了墮三都的工程。

當然，這又是符合古制的事情，按照古制，大夫城邑的規模不能超過國君都邑的三分之一。

大夫的城邑防禦低了，就不敢做太出格的事情，國君的位置坐穩了，再來實行仁政，爭取國人的擁戴，然後按時組織田獵，訓練國人的軍事技術，老百姓的生活富足了，戰力增強了，然後就耐心的等待吧，等待周圍國家出亂子，那樣魯國的機會就來了。

這是孔子墮三都的如意算盤。

孔子先墮掉叔孫氏的郈邑，又墮掉季氏的費邑，順便趕走了反叛的季氏家臣公山不狃。在墮孟孫氏的成邑時遇到了麻煩，遭到了孟孫氏的家臣公斂處父的頑強抵抗，魯定公帥人圍城，沒有攻打下來，由於擔心在邊境虎視的齊人，墮成邑的事情只得作罷。

許多人認為孔子的墮三都失敗了，這是一種誤解。

墮三都的目的是為了削減大夫以下的勢力，這已經做到了。而且，如果假以時日，尋找時機，成邑未必墮不掉，——但這時候發生了一件讓孔子不得不離開的事情。

齊景公派人給魯定公送來一批美女玩好，魯定公接受了，玩得不亦樂乎，三天沒有上朝聽政。

如果是換做管仲或者晏嬰，他們一定會有別的處理辦法，但現在遇到此事的是孔子。子路對孔子說：先生可以離開了（夫子可以行矣）。

孔子有些戀戀不捨，說：再等一等，馬上要郊祭大典了，如果能接到國君賜予的祭肉，我們還可以留下來。

對孔子來說，國君頒賞祭肉是一種象徵，表示他雖然留戀女色，還沒有忘記國事，一切都猶有可為。

郊祭結束了，孔子沒有等到他所渴望的祭肉，對他而言，這意味著在魯國的政治生涯的結束。

知道孔子走，季桓子很遺憾，他說夫子是因為那群女人的事情怪罪我啊。

說這句話的時候，季桓子的心裡也許帶有一些愧疚。

食色性也，喜歡女色並不是一件什麼大不了的事情，李世民個人生活糜爛得一塌糊塗，仍不妨礙他在魏徵的輔佐下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明君。

魯定公也好，季桓子也好，雖然貪婪女色，但他們都希望有一個強大的魯國，不能求同存異，拉著他們一起向前走，孔子也有失誤。

這件事情顯露出孔子理想中的政治一直是君賢臣良的禮樂制度標準模式。

晉國的佛肸佔據中牟叛亂，招他的時候他都想去，莫非一個魯國還不如晉國的一個中牟嗎？這件事情也透漏出了另外一點信息：對於魯國他付出的太多，在事情開始有起色的時候，魯定公、季桓子又要沉溺於女色，孔子心中的沮喪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從子路勸孔子離開的語氣來看，孔子在從政的過程中，對於魯國當權的君臣似乎有一些不滿，他的為人的原則讓他選擇了沉默，最後這一件事使他的忍受到了極限，再加上子路這位喜歡架秧子的徒弟，想不離開魯國都難了。

孔子是一個好的政治理論家，卻不是一個好的政治家，政治家需要同流合污，他沒有這種精神。他的政治潔癖影響了中國2000年，養成了一大批迂腐的好人，崇拜他的人，學習他的人很多都遭了秧，有好人不得好報之說。

夾谷之會是孔子在魯國從政時發生的又一件大事，代表了孔子人生中的另一種精彩。齊魯兩國國君為了加強雙方合作及睦鄰友好，準備在夾谷舉行會盟。齊強魯弱，這種盟會本來就難有什麼公平，羊與狼的盟會，對羊來講，能讓狼少吃幾隻羊就算是勝利。

像以往的許多次會盟一樣，條約的主導方當然是勢力強大的齊國，條約也將按照齊人的要求籤訂。但齊國的這次行動有更大的圖謀，他們不想通過談判的方式來達到目的，他們認為劫持魯國國君比談判來得更直接，收穫也會更大。

劫持魯定公，逼他答應所有的條件，再放掉他，如果魯國不履行盟約，隨時可以以此為借口攻打魯國，這就是齊人的如意算盤。這跟黑社會訛詐是一個道理，拿刀逼著你寫一張本來沒有的欠條，然後再拿著欠條向你索債。

對於國家之間來說，勢力就是硬道理，但大家都不要太過分，過分了容易被四兩撥千斤。齊人的算盤雖精，卻看錯了一個人。

在夾谷會盟之前，孔子去過齊國，大概孔子的彬彬有禮留給了齊人懦弱的印象，所以當他們知道是孔子協助魯定公參加這次會盟的時候，對劫持魯定公就更有把握了，這個劫持計劃簡直就是為孔子量身定做的。

孔子是君子，但君子並不是傻子。

對於齊國的圖謀他似乎早有察覺，所以臨行前他準備好了軍隊和武士，他沒有說做這種準備是為了防備齊國的別有用心，只對魯定公說：「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

在會盟的過程中，齊人讓萊人上前劫持魯定公。萊人屬於萊夷，是當時生活在膠東一帶的人，後被被齊國征服，成了齊國的附庸，指使萊人的好處是一旦事情有變可以把責任推在萊人身上。苟義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

關鍵時刻，孔子一邊保著定公後退，一邊招呼魯國的武士上前救駕，一邊大聲呵斥萊人，一邊又對齊景公說：兩國君主友好會盟，邊鄙之人竟然憑武力來搗亂，這是齊君對待諸侯的態度嗎？況且夷狄不能擾亂華夏，武力不能帶來友誼，這樣做違背了神意，丟棄了德義，失去了禮儀，國君您一定不會這麼做的！

齊人用萊人來劫持魯定公，給自己留足後路，也給了孔子一個機會。華夏民族崛起過程中與四夷之間由於利益衝突而戰事不斷，所以周人對蠻夷戎狄民族既輕視又提防。

萊人屬夷，於禮法論，在這種盟會上連說話的資格都沒有，更何況還要動粗？孔子以此為據斥罵萊人，罵完還不忘給齊景公一個台階：這些事跟您沒有關係，您一定不會支持他們這樣做的。

被打了一棒子，又在嘴裡塞上甜棗的齊景公見無法得逞，只好讓上前動手的萊人走開。許多人認為孔子懦弱。其實孔子只是不喜歡人們逞強。他說過：勇而無禮則亂。勇敢如果超出禮法的限制就是禍亂。

在孔子眼裡，真正的勇是做應該做的事情，不管多難，多危險，如果該你但當，都該毫不猶豫地去做。

談判時，齊人說：齊國軍隊出征，魯國必須派三百乘戰車協助，違者按盟誓懲處。孔子讓人答覆：我們可以協助，但是齊國必須歸還我汶陽之田（魯地，之前為齊國侵佔），違者也如盟誓懲處！

歷史是一個大舞台，它常常會為人們演出一些重複的故事，戰國時藺相如協助趙惠文王參加秦趙的澠池之會是夾谷之會的2.0版。

夾谷會盟之後，齊國按照盟約歸還了侵佔魯國的土地。《史記》對夾谷之會的記錄與《左傳》的記述稍有不同。

按照史記的記載，齊國歸還魯國田地，是孔子堅持禮義的一次勝利，是因為齊景公在會盟過程中不以禮為，得罪了魯定公，作為賠禮的紅包。這種說法明顯經過了儒者的加工，粉飾的痕迹很重，旨在誇大禮義的作用。

其時齊大魯小，齊強魯弱，齊國在盟會上敢公然劫持魯國國君，就是得罪了魯國，齊國又何懼之有？如果在魯國紛亂的形勢下，孔子左右逢源，展現了他權變的一面，那麼夾谷之會則展現了他機智武勇的一面，他用自己的行為詮釋了什麼是真正的勇敢。

孔子並不是不懂權謀，只是他認為君子無需權謀。就像夾谷之會，明明防著對方使奸，卻只以禮法而行，按照禮法去準備，無論對方使奸與否，都可從容應對。

利在仁中，智在禮中，對於孔子而言，禮樂制度是古今所有學問之集大成者，無所不包。禮義本身包含著機智權變，卻又不以權謀的面目出現，包含著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卻只一個仁字概括。

無論他在魯國的所為還是再夾谷的表現，都是以禮而施，就像一個武術大師，一招擋盡天下諸招，在孔子眼裡禮樂制度就是武術大師眼中古往今來的頂級拳法，它完美得又像一個美人兒，寬一分則胖，減一分則瘦，容不得半點的更改。

如此完美的制度人們卻不肯好好地奉行它，這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禮樂制度給人們制定的標準太高，在這個標準下作普通人容易，做一個好的君主太難。可以這麼講，由下而上，越是地位高，則意味著承擔著越繁重的責任。

這也就是有些人不得不放棄自己職責的一個原因，研究春秋時期的歷史會發現，對比於今天，那些做得非常出色的君主，也常常會被指責乃至批判。

禮樂制度真是為了聖人準備的一套制度，恐怕除了聖人之外，沒有人會有以它為準繩而甘之如飴的感覺了。

君王不願接受禮樂制度的約束的因素有很多，孔子在仔細研究探索後發現，真正造成禮崩樂壞的實質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執政者私慾的膨脹。

孔子認為，貪圖享樂，不想承擔責任，國君不肯再接受禮樂制度的束縛，這是導致禮樂崩壞的根本原因。

按說，找到了問題的癥結，應該很容易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就像英國的貴族給英王訂立一個大憲章，限制一下君王的權力，一切就都解決了。

但是，站在孔子的角度是不可能這樣考慮的，中國不具備訂立大憲章的文化氛圍。電視劇《宰相劉羅鍋》里，假扮乾隆的周慶書因為淫亂被劉墉抓了起來，在處理周慶書的時候，和珅對劉墉說：哪兒犯的錯，咱們就在哪兒治他的罪，將他下面割了不就完了么？

在對待禮崩樂壞的問題上，孔子採用了與和珅一樣的辦法，問題既然出在執政者放縱私慾上，那就讓執政者們剋制一下自己的私慾就好了。所以，他主張通過執政者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剋制自己的私慾，遵守制度的約束，來修復被破壞的制度。孔子的這一主張稱為「克己復禮」。

孔子主張克己復禮，目的是恢復古制，對於不必克制自己也能生活的很好的人們來說，有這個必要嗎？孔子正是忽略了這一點，能破壞制度的都不是普通的百姓。

普通人可以觸犯法律，卻無法褻瀆法律，能褻瀆法律的都是那些執法者，能破壞制度的，都是那些制度的維護者。對常人而言，他們就是制度，就是這個社會的法律。克己最初的目的本為復禮，在克己不能復禮的時候，就只剩下了克己。隨著時間的推移，時代的演變，在「克己」無法剋制權力的時候，它就開始轉向，轉而要求小人物克制自己，供權力盤剝。這種轉變用了很長的時間，克己變成了刻己。

禮法被破壞是因為個人私慾膨脹，孔子反過頭寄希望於個人提高修養，控制自己的私慾，來實現復禮的目，而不是想辦法尋求約束個人私慾的外部法則，總是把因果關係顛倒來使用，非常繞人。這是他在政治上不能成功的又一個原因。

鑒於當時的執政者放縱私慾，造成禮樂制度被不斷破壞的現狀，孔子認為只有國君、大夫大力加強個人修養，將自己的慾望克制在禮樂制度所限定的範圍內才能修復被破壞的制度。

對上要求執政者加強修養，秉行仁政，克服私慾和惰性，無懼復繁，遵禮樂行事；對下要求人們遵從君子的領導，克盡己職，上下相合，自然國富民安。這是孔子心中理想國的藍圖。

共產主義的實現需要兩個基本條件，第一是物質的極大豐富，第二是所有人有極高的道德水平，勞動是人們的第一需要。

與共產主義理想相比，孔子的理想更容易實現，它只要求執政者有較高的道德素養即可。克己復禮試圖約束的是權力，讓權力者按照禮樂制度的規範為社會提供服務，換取自己的富貴。

由於當權者看不到隱藏在這種約束背後長期的利益，所以孔子奔波一生終無所成。禮樂文化這種不受待見的狀況一直持續到戰國，那些禮樂制度的信徒，那些真正繼承孔子精神的人，一直得不到重用。

孔子和他的理想一去不返了，但是他曾有過的努力卻對後世產生了極巨的影響。在孔子之後，人們將用以約束士大夫的道德轉而來約束普通的平民，形成了儒家的個人道德理論。

與禮樂文化相比，儒家學者強調常人的個人修養，強調盡忠於權力，弱化或者迴避掉了作為權力應該承擔的社會義務。

這是儒家文化與禮樂文化根本不同之處。

孔子對中國文化的貢獻至今尚無人能望其項背，但並不是說他是完美的，他在為中國的文化作出巨大貢獻的同時，也留下了許多的遺憾。

他對這個社會的影響是巨大的，正是因為他對這個社會的巨大影響，這些原本對個人算不得什麼的缺陷，才在他之後被不斷地放大，成了之後文化與思想的毒瘤。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對權力的抑制過分依賴個人修養。

克己復禮在理論上絕對能解決當時所有的社會問題，就像今天如果官員全部都恪守道德，就不會有貪官，企業主都恪守道德，就不會有奸商一樣。只要大家恪守道德，就不會有危樓，就不會瘦肉精、羊肉精這等害人的東西，即便有，我們也會微微地一笑，毫不理會，絕不會用它來害人利己。

理論畢竟是理論，讓官員都變成孔子顯然是不現實的。

對此，韓非子就很看不慣，他說，一個國家從哪裡找出那麼多賢人來管理國家呢？大家都是普通人，普通人約束自己的能力就差，沒有那麼高的見識，還是法治來得更現實。

第三，很少談及法治。

禮樂制度是法治與德治並舉的制度，是發展基礎上的德治，但是孔子卻很少具體談到法治方面的問題，也許跟弟子們沒有問及有關係。

他先在魯國做中都宰，後做小司寇、大司寇，都在很短的時期內取得了不俗的政績，這說明他對法治的應用，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了。

《韓非子》中記載了有關孔子的一個故事：魯人在郊外放火燒荒，因為風向的關係，大火向國都蔓延。

對此，魯定公非常著急，開始召集人救火。當時，許多人都在城外追逐獵物，不肯過來救火。

孔子對魯定公說：有兩種辦法能解決這個問題，一個是懸賞，另一個是懲罰，現在事情緊急，懸賞已經來不及了，用另一個法子吧。

於是下令：有不來救火的，按照戰場上不聽軍令私自敗退論罪。命令還沒有傳遍到整個都城，火已經被撲滅了。

孔子處於一個禮樂崩壞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里，執政者紛紛放棄禮樂制度賦予自己的職責，追求享樂。正是基於這種現狀，孔子希望大家看到這種做法的危害，認識到仁對於天下國家的重要性，剋制自己的慾望，重新回到禮樂制度賢人政治的軌道上去。因此，他對道德強調的過多了一些。

這實在也賴不得孔子，因為禮樂制度能制約權力的唯一法寶就是道德。儘管如此，孔子這種做法影響到後來，形成了儒家重德輕法的思想。

第四，政治潔癖，主張被動的反抗。

小企業里的老闆，本來手下人手就不多，走上那麼幾位中層，在跑上一部分工人，老闆就該慌神了。

在早期的時候，國家小，人口少，國君非常害怕被大家所拋棄，大夫都是有能力有影響的人，而且大夫下面還有一個很大的家族，一跑都跟著跑了。

老百姓雖然身單力孤，成群結隊的跑起來，也很要命。所以，在最初的時候，用跑路的辦法對付國君的胡來非常有效，國君和大夫一跑，國君就會緊張，一緊張就會收斂自己，國君肯收斂自己，大家又可以留下來。

這實際上是一種聯動效應，這種聯動效應可以促使國君時刻提醒自己，嚴格地約束自己。

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情況發生了變化。國家因為兼并規模變得越來越大，在這種情況下，跑幾個人已經是算不上什麼大事了。而且，因為國君的勢力增大，有錢有勢，總會有一部分人專門討好國君，希圖以此獲利。

這一部分人不僅僅是只會附炎趨勢，也有相當的能力，只是他們把自己的能力都用在如何巴結逢迎君王上面了。像齊國的易牙與豎刁，齊桓公想做什麼，他們就幫著做什麼，專門投其所好。

一邊是嚴格的要求，一邊是投其所好，兩種勢力交鋒下來，經常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結果。孔子的這些思想本就是禮樂制度中包含的思想，因為他「信而好古述而不作」，所以也就隨之移植到他的思想中，隨著孔子在中國文化與思想中地位越來越重，這些思想也越來越深的影響著中國人。

孔子一生都在尋求機會施展自己的抱負，卻總不怎麼如意。他一邊尋求著個人的發展的機會，一邊也在做著另一件事情：廣收弟子，將自己一生的所學傳授了給他們。那些與周制度相關的內容，《詩》、《樂》《書》、《禮》、《易》、《射》、《御》，無不因他挖掘整理而得以系統地向後世傳承著。

無心插柳柳成蔭，在政治上沒有多少建樹的孔子，在教育上卻取得了輝煌的成果。每個時代，都由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傳播著祖先的留下來的文化。

孔子是有史以來，傳承中國文化最著力、最有成績的一位，有八個字似乎是專為孔子在文化傳承上的貢獻量身定做的評語：承前啟後，繼往開來！

中國的典章制度經由他的挖掘整理之後更加系統規範，經他的闡述而繼往開來，這註定了之後的中國文化必然會烙上他的印記。

孔子死了，那個時代的喧囂似乎也隨之沉寂了下來。

當然，這種沉寂只是表面的，弟子們也許在個人修養上以及對政治的領悟上雖不及孔子，卻在做著一件與孔子相似的事情：傳道。

他們像自己的老師一樣，在自己的社會裡尋求著施展抱負的同時，也在向自己之後的人們傳授孔子整理下來的學問。

在他們的傳授過程中，經常會引用到孔子的曾經說過的話來為自己的講解做註解，經常會把與自己老師一起探討問題的故事講給自己的弟子們聽，以此來啟發他們們。

人們將孔子講過的話，將孔子弟子們曾經發表的見解，將孔子與弟子們的故事收集輯錄起來，形成了一本書，這本書就是《論語》。

《論語》對後世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這種巨大的影響不僅僅是在於它包含了孔子的思想，人們可以通過它學習領悟禮樂制度，從中窺視孔子如何認知禮樂制度，還在於人們對它的誤讀。人們對這本書的誤讀對後世造成的影響，遠甚於這本書本身。

對於《論語》對後世的影響我想了很久，一直都找不到一句準確的話來表達我自己的看法。我想說的是，《論語》對後世的影響是建立在人們對它錯誤解讀的基礎上的。

《論語》是一本非常神奇的書，我說它的神奇不在於它蘊含了多少思想，而是這樣一本書竟然對後世產生了這樣的影響。《論語》的絕大多數談話章節都缺少語境，孔子與弟子們當時在談論什麼講下了這些話？這些話又是針對什麼講的？對於儒家的信奉者來說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把它們解釋成自己需要的樣子。下面為大家講一下與《論語》相關的一些看法。

孔子一生都在追求做一個政治家，他周遊列國為的就是尋找出仕的機會。

按照禮樂制度來打造社會或者說把社會打造成禮樂制度描繪出的樣子是他的夢想。這也是他弟子們的夢想。

他們圍繞著他，跟他一起學習研究探討禮樂制度，學習在規範的禮樂制度下，人們究竟應該怎樣做。

對他們而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在把社會打造成禮樂制度規範的樣子之前，先按照禮樂制度的標準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合乎要求的賢人。在這套制度下，想做個普通人很容易，想做一個合格的執政者卻是非常地難。

顏回曾經這樣感嘆：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顏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孔子看作衣缽傳人的人。

孔子弟子眾多，號稱三千，連賢的帶不賢的，能入他老人家法眼的就這麼一位，都被禮樂制度折騰成這副模樣，禮樂制度對賢人的要求到底有多高，用鼻子就可以想像得到。

子路、子貢、冉有、子夏等人全是當時的賢才，他們的能力為時人所認同，他們的德行也都可圈可點，頗有值得稱許之處，但在孔子眼裡他們依然做得不夠好。逼得冉有實在沒招了，只好投降，他對老師說：禮樂制度確實很好，這我承認，但是我確實沒有辦法達到你要求的標準，我的能力不夠（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

像這種偷懶不肯上進不願嚴格要求自己的小伎倆自然瞞不過孔子的眼睛，所以他老人家毫不猶豫地戳穿了冉有的把戲：什麼叫能力不足？能力不足是做著做著做不下去了，你還沒開始做呢，就先打退堂鼓（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據說，子貢也曾經給老師來過這麼一回，最後給老師追問得張口結舌，只好認輸，不得不咬緊牙關沿著老師的足跡繼續走下去。

想不做都不行，真是要命。孔子對弟子們的這種要求體現出的正是禮樂制度的賢人性質。後人將孔子及其弟子們的這類言行輯錄起來，成了一本書，它的名字叫《論語》。

一般認為，《論語》是孔子的弟子及其再傳弟子們整理出來的。

孔子死後，弟子們像老師一樣向後人講解禮樂制度。在講解的過程中，拿出當年和老師一起探討禮樂制度時候的故事來做例子，自是有事半功倍的功效。在信奉禮樂制度的人心中，孔子就是禮樂制度。這大概是人們收集整理孔子及其弟子們有關禮樂制度言行的初衷吧。

從《論語》現有的篇章結構看，前十章比較規範，看出來經過有意地歸納整理，雕琢的痕迹十分明顯，最後以第十章作結。

第十章記錄的是孔子日常工作生活的細節，算作是為孔子拍的紀錄片，專為大家觀摩學慣用的經典範例。

後十章則比較雜亂，大概是《論語》前十章成型之後，有人感到仍不過癮，又將一些自己認為很重要、前人遺漏的言行繼續添加進來。

如果是這樣，輯錄《論語》的人除了孔子的直系弟子和三世弟子之外，還可能有更遠世的弟子，至於遠到什麼程度就不知道了。

但無論如何遠，也不會遠過秦始皇焚書坑儒去。

到了漢初時候，從孔子家的牆壁里找出一套《論語》，用蝌蚪文寫成的，不知道是什麼年代藏到裡面的，裡面的內容與世傳的本子差不多。

從秦始皇焚書坑儒開始，到漢初社會穩定下來這段時期，是禮樂制度傳承史的一個空擋，不但表現在大部記錄製度的典籍被銷毀，還有掌握這些制度的人也大多被銷毀了。

有460多人因為違反藏書令被秦始皇活埋了。

在當時了解這些文化與制度的人當然遠不止這麼多，這四百多人只是違反了秦始皇藏書令被埋掉的那一部分。剩下的那部分人雖然沒有被秦始皇埋掉，卻不是被戰爭埋掉，就是被歲月埋掉了。

到了漢文帝時期，政府下令重新收集整理這些將要消亡的文化的時候，這些文化的承載者們絕大多數都已經不在世了。秦朝時的博士伏生，在秦始皇焚書的時候，將一部尚書藏進了牆壁里，到了漢惠帝時候拿了出來。

這本在秦之前算不得什麼寶貝的書，經過秦變與戰亂之後，竟然成了國寶。

到漢文帝的時候，朝廷想招伏生進朝，伏生卻已經老得不能動了。

沒有辦法的漢文帝只好派晁錯到伏生家裡，由伏生口授，晁錯筆錄，開始了對《尚書》的搶救工作。

當時伏生已經九十多了，話也講不利索了，只得由他口述，經他的女兒翻譯給晁錯。這就是伏生九十傳經的故事。就算伏生年輕時候能把尚書倒背如流，到了90多歲的時候能記得多少，記得是否準確都是一個疑問。

到現在《尚書》還是學界爭論不休的話題，從古至今不知道養活了多少研究《尚書》的專家。

如果孔子知道這種事情能羨慕死，他不但精通尚書，還懂得軍事、政治、天文曆法，甚至連卜算這等旁門也懂得一些，卻只落得個周遊列國的下場。

《論語》從它出現在世上那一天到現在，是一本被人們研究爛了的書，據說有關《論語》的著述達三千種之多。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在漢初《論語》並不是一本如何受重視的書，這與當時的文化形勢有關係。

雖然經過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和秦漢之際的戰亂，禮樂文化的影響還在，尤其是漢初的政府對待文化採取的是開放式的態度，非常注重搜集古代的文獻資料。

漢文帝時設立了《詩》、《書》博士，並設諸子傳記博士。諸子傳記博士主要研究詮釋諸子百家的學問主張。中國文化，無論是道家、儒家、法家乃至農家，無不起源自禮樂文化，其主張的政治制度也含著禮樂制度的影子。漢景帝時又增加了研究傳授《春秋》的博士。文景時期對於中國文化的這種全面式的研究整理為中國文化的傳承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總體來說，漢文帝與漢景帝對中國文化採取的是開放式的態度，雖然有自己的偏好，但並不去特別抑制某一家。

到了漢武帝時，開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一個標誌，標誌著中國文化又一次劫難的開始。這次劫難不像秦始皇焚書坑儒那麼慘烈，卻危害更大大，影響也更深遠。文化的發展是需要全方位、多元素的，他就像人一樣，需要多種營養成分。自漢武帝之後，中國文化開始走向了儒家一途。這註定了中國文化將走向畸形。

伴隨著中國文化走向畸形，《論語》的地位也被人們越捧越高。孔子說過猶不及，這確實是至理名言。

無論是對一個人還是對於一部書，過度的吹捧與貶低是一樣的，最終的結果都是離真相越來越遠。

《論語》的每一章大多是片言隻語，但對於那些輯錄者來講，它的每一句話都不是孤立的，《論語》中的一句話可能就是一個故事，代表著孔子及其弟子對禮樂制度相關內容的解讀。

所以，雖然它的記錄非常簡單，常常沒有語境，不相干的人可能看得莫名其妙，但在收集整理者的眼裡它卻非常詳盡，每一句話都是一個故事，支撐在它背後的是整套禮樂制度。

正因為如此，研究《論語》必須從政治的角度入手，只有把它放進它所在的歷史環境中去審視，才能還原它的思想。

通過學習《論語》來了解禮樂制度這是秦漢之前的人們常做的一件事情，孟子在為人們講解禮樂制度的時候，常引用《論語》中的章句來為佐證自己的觀點。

如果說在秦漢之前人們尚能從政治的角度解讀《論語》，把握住它的命脈的話，從漢之後則轉向了從道德的角度解讀這本書，把它當成了一本道德教科書。

從政治到道德，這一個華麗的轉身將《論語》帶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長期以來，儒家們都以孔子嫡系傳人自居，似乎唯有儒家才真正了解孔子，才有詮釋儒家經典的資格。

而實際上，在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儒家的思想與孔子的政治文化主張卻是漸行漸遠，甚至背道而馳。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孔子承認私慾，認為喜歡生活的安逸，色一點都是正常的人性，既然是正常的人性就需要得到滿足和尊重。

從《論語》第十篇的記載也可以看出，孔子是一個非常會享受生活的人。滿足和尊重人們正常的生活需求，還意味著要約束人們不正常的要求。這就是禮樂制度的目的，向人們提供好的社會環境，給人們通過努力改善自己生活的機會，又不允許去侵害別人的利益。不允許侵害別人的利益，實際也就是保障了自己的利益不受別人侵害。承認私慾、滿足私慾、約束私慾貫穿孔子思想的始終，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忠恕之道。

儒家也承認人都有私慾，卻否認人們對正常生活的追求。一個害怕手術的盲腸炎病人央告大夫說：上帝既然讓我有了盲腸，一定有它的用處吧。大夫說；是的，上帝讓你長出盲腸，就是為了讓我把它拿掉。私慾在儒家眼裡，就像這位大夫眼裡盲腸。

朱熹在解釋克己復禮時曾經這樣說：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慾凈盡，天理流行。

朱熹主張的是一種共產主義理想，在這樣的社會裡，人們沒有私慾，以為他人服務做為自己的人生目標。

如果能明白這點，就會懂得共產主義這種痴人說夢式的理想社會為什麼在中國特別有市場。

1、單純的研究《論語》會發現，孔子對個人的道德要求非常高，這也是儒家將它作為道德教科書的一個重要原因。

孔子所以提出如此之高的個人道德要求的原因，是因為這些要求全部是針對君子的，它是約束權力的一種手段。

君子，就是過去的執政者，或者想進入政府集團的准執政者。

換一句話說，這些道德要求雖然很高，卻只針對統治者的，不針對普通老百姓。但儒家卻將孔子針對權力提出的道德要求的適應範圍放大了，應用到所有人的身上。這種道德放大起到了兩種作用：

一，道德轉嫁，將原本用於約束權力的道德轉嫁到了普通平民身上。

從表面上看，儒家並沒有放棄對權力的道德要求。但在專制的社會裡，儒家對權力的要求只能是象徵性的，縱算他們有心也沒有膽量沒有能力去要求權力做什麼。相反，有時為了迎合權力，人們倒是想盡辦法為權力開綠燈。

道德轉嫁的結果是模糊了文化的視線，使許多人都忘卻了我們的先人為什麼要提出這麼高的道德要求。

二，誇大了道德的作用。

這種做法使道德在中國承擔了許多它不該承擔也無法承擔的職責，這樣做的結果將導致道德畸形。道德在中國是萬能膏藥，沒有它治不了的病，沒有它解決不了的問題，就像蘸了人血的饅頭。

饅頭只能解餓，如果蘸上人血連解餓的功能也失去了，最後的結果就是它什麼病也不能治，什麼問題也解決不了。

一方面中國社會在不斷提倡一種常人無法企及的道德，一方面人們卻連基本的公德都沒有。

人們鼓吹雷鋒，現實里卻沒有幾個人願意像雷鋒一樣活著。當有人出來反對這種背離人性的道德的時候，有許多支持者不惜以各種污穢的語言來維護雷鋒這個高大全的形象。

用污濁的來維護高尚的，人們的行為和自己的主張經常這樣相悖相反，這是不是說明那些過於高尚的道德並沒有感化它的信奉者們？

人們從骨子裡已經不再相信道德，卻不敢說出來。當道德高到常人無法企及的時候，除了造就道德謊言，再沒有什麼正面的作用。究竟世界上有幾個民族會像中國人這樣喜歡意淫道德，強姦道德？

出現這種現象正是儒家們轉嫁道德並盲目鼓吹誇大道德的作用造成的惡果。

伴隨儒家文化興盛的是我們的理論道德越來越高尚，權力越來越專制，儒家文化作為一種御用文化在其中起了什麼作用自是不言而喻。

《論語》記敘的是孔子師徒對禮樂制度的解讀，《論語》代表著一代政治與文化的大師對那個時代制度與文化的見解。

如果從孔子之後，人們研究禮樂制度時常常要參考《論語》的話，那麼今天的人們研究孔子、研究《論語》則需要參照禮樂制度。

只有放在禮樂制度的背景下研究《論語》才會顯示出它的意義。

自漢以後人們開始肢解禮樂制度，將禮樂制度的各個組成部分拆分開來研究。《詩》、《書》、《禮》、《易》、《春秋》，本來有一根線將它們貫穿在一起，現在連結禮樂制度各個組成部分的這根線在忽然之間消失了。

歷史上曾經出現了許多研究《禮》的大師、研究《春秋》的大師、研究《論語》的大師。隨著這類大師的越來越多，禮樂制度被肢解得就越來越支離破碎，不復往日的風采，禮樂文化隨之也就變成了一個傳說。

儒家文化是扭曲了的禮樂文化，在這種文化背景下研究《論語》，自然難得其本旨。

哈哈鏡映照不出真實的人物面貌。

脫離了禮樂制度，脫離了孔子所處的時代，離開它所產生的文化背景，將《論語》單純地當做一本常人的道德修養教材，儒家對《論語》的解讀最終走入歧途是毫不奇怪的事情。

明白這一點就會懂得為什麼孔子毫不掩飾自己對富貴的追求，而自詡為他的信奉者們卻要千方百計地為他遮掩。

在孔子眼裡，追求富貴是人的正當行為，崇尚美好生活是正常的人性。

但在在儒家眼裡富貴卻是醜陋的，它總是與高尚的道德衝突。

所以，隨著儒家壟斷了孔子思想的詮釋權之後，人們對富貴的態度就變成了這樣：一邊用糞土來稱呼能帶給人們富貴的錢財，一方面又恨不得摟著糞土睡覺。

《論語》已經陪伴了人們千百年，千百年來人們不是努力去尋找它曾經的真相，而是一直試圖將它打扮成自己希望的那樣，不斷地按照自己的理想詮釋《論語》。

人們為它流的汗水越多，它離人們越遠。

對今天的人們來講，它依舊像一個淤結在泥土裡的古董，只有像考古工作者一樣，拿起刷子，細細刷洗掉附在上面的塵污，才能看到它的真面目，見到它往日的風采。

如果把《論語》作為時空穿梭機，穿越時光隧道，重新把目光聚焦在禮樂文化上的時候，我們還能發現些什麼？

被人們捧上天的《論語》其實質記載的主要是孔子及其弟子關於禮樂制度的一些論斷，其中也夾雜一些別的，但是不多。孔子整理過許多著作，但是他自己並沒有留下什麼專著來闡發自己的觀點。這種情況在中外歷史上有許多，許多人只是闡發，他的觀點由後人記述整理，再傳給後人的後人。

與這些人不同的是《論語》太不系統，原因前面已經論述過，造成這樣的原因是因為孔子的談話多針對制度而言，對於當時的學者們只須記錄這片言隻語就可以完整地理解孔子的思想。

但由於中國文化出現斷層，《論語》與當時經典的這種聯想被割斷了。同樣是作為對制度與文化闡發的孟子與荀子的情況則好的多，他們的思想比較系統地留了下來。即便如此，通過前面對制度與文化的介紹，我們仍可大部地還原與了解孔子的思想，並由此反過頭來再審視那個時代的制度與文化。

首先談第一點，德治與法治的問題。

德治和法治的問題是一個在中國糾結了兩千來年的問題，到現在人們還是為此爭得不亦樂乎。

法家批評德治，他們認為道德這個東西太虛，還是法律實在，看得見摸得著，寫在紙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都能一目了然。

儒家批評法治，說法家的東西就是為了虐民，都是酷吏，還將秦朝倒霉完蛋的責任全部推給法家。

有意思的是法家和儒家從來沒有真正面對面地交過手，沒有互相辯論過。只是儒家上台坐穩了中國文化的庄之後，開始猛批法家。

這樣做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儒家就是認為法家多麼不好，或者多麼可惡，而是在諸子百家之中，法家針對性對禮樂制度的道德治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法家和道家都曾經批判過道德治國的缺陷。道家比較圓滑，講究無為，也沒有真正實在的執政綱領，反駁起來沒有抓手，法家則不同了，有理論，有實踐，小辮子一把一把的，想怎麼抓就怎麼抓，想怎麼摔就怎麼摔。

儒家罵法家是酷吏，但放到現實里人們會發現，真正可怕的不是酷吏，而是純道德，一旦權力佔領了純道德的高地，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只需要宣布你不道德就可以置你於死地，想滅誰滅誰，非常可怕。

近代許多國家用血的歷史驗證了這一點。

儒家一向標榜自己是孔子思想文化的嫡系傳人，既然儒家倡導道德治國，自然是從孔子之處繼承來的，這似乎不該有任何疑問的。事實如何呢。

《論語》里仁篇有這樣一章：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按照儒家的理解，這四句話的意思是這樣的：君子心裡總想著怎麼才能讓自己的道德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小人則只知道貪圖安逸；君子害怕刑法，所以會尊敬守法，小人則只知道貪圖私利，所以膽大妄為，什麼都敢做。

無論是從字面上看，還是從內容上看，這樣理解似乎都不錯。要搞清楚這四句話的真正含義，首先要搞懂君子和小人的含義。

君子一詞最初的來源指君之子，君是國家、部落的首領，君子指國君的兒子。

通常情況下國君的兒子都會參與管理，君子由此延伸成為執政者的代詞。《春秋》中記載的許多著名的歷史人物多是國君的後代，孔子的先祖是宋國的國君，魯國篡政的三桓則是魯桓公的後代。

這種現象為君子含義的演變提供了佐證。君子演變成執政者的代詞的時間非常早，《詩經》中許多篇章中提到的君子都是指執政者。

因為古代對執政者的要求很高，從工作能力到道德修養都有很高的標準，所以在春秋時期君子有時也代指有相當修養的個人。

小人指小人物，與地位高於自己的官長對話時，用於自稱，指個人的地位低，有尊敬對方的意思。

冉有是季氏的家臣，與季康子對話即以小人自稱，孔子跟魯哀公對話，也曾自稱小人，這種謙稱在中國歷史上延續了很久，後來的戲文和話本里到處可見它的影子。

小人後來擴展為民眾的代名詞，民眾的整體社會地位都不高。

在春秋時期，君子和小人通常用來作為社會階層的劃分，這種粗略地劃分有點類似將今天的人們分成國家工作人員和普通老百姓一樣。

比如一個國家的使者到另一個國家去，會向對方這樣介紹自己國內的情況：俺們國家君子們是怎麼想的，小人們又是怎麼想的。

這樣介紹的目的是告訴對方俺們國家的領導們是怎麼考慮的，而一般群眾又是怎麼想的，通常含有威脅的成分，絕對不是說自己的國家裡除了道德高尚的君子就是行為污濁的小人。

總體來講，春秋期間小人沒有很多的貶義。

孟子在談到周武王伐紂，紂王的臣民紛紛響應時說：其君子實玄黃於篚以迎君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小人。

這表明至少在戰國時期，人們有時還用君子代指執政者小人代指普通老百姓。

如果小人代表一般的老百姓的話，孔子的這幾句話應該如何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