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凡是」與」一個標準」

「兩個凡是」與」一個標準」

－－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大討論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後，持續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終於划上了一個句號，中國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但是，十年動亂造成的「左」的思潮還根深蒂固，「文革」中的政治迷信和政治教條還嚴重束縛著人們的思想和行動。當時政治上最為敏感的問題有兩個：一是要不要為「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二是讓不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由這兩個問題引發的一場思想路線上的鬥爭揭開了序幕。

一、鄧小平向「兩個凡是」發起挑戰

1975年，鄧小平第二次復出，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支持下，開 始全面主持黨政軍的日常工作。鄧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頓工作恢復了國民經濟的基本秩序，為四化建設奠定了基礎。他還堅決與「四人幫」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但是，在如何評價「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上，毛澤東和鄧小平發生了分歧。對「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的看法是「基本正確，有所不足」。19 7 5年11月，毛澤東提議由鄧小平主持確定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 的決議，總的評價是「三分缺點，七分成績」。鄧小平婉拒了毛澤東的提議。之後，全國範圍內掀起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19 7 6年 1月，周恩來總理逝世，毛澤東指定華國鋒主持國務院工作。1976年4月5日，天安門廣場爆發了群眾自發紀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事件。毛澤東提出了處理天安門事件的三條意見。據此共中央作了兩個決議：第一，任命華國鋒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第二，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

粉碎「四人幫」 以後，老一輩革命家和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和儘快讓鄧小平出來主持工作。葉劍英、陳雲、王震等老同志多次向當時的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提議儘快恢復鄧小平的領導工作和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但華國鋒沒有表態。1977年2月 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發表了經當時中央主要領導人批准的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亂社論中明確提出了「兩個凡是」的口號：「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兩報一刊」聯合發表社論是「文革」 以來的一大創造，通常表明這是在傳達最高司令部或最高統帥的聲音，極具權威。這篇社論的發表表明當時中央的主要領導堅持「左」的思想路線的立場。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上，華國鋒作了這樣的表態：「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決定的，批是必要的?」「確有極少數反革命分子製造了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並再次強調：「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但鑒於黨內外廣大幹部群眾的壓力，他也不得不表示「在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群眾在清明節到天安門表示自己對周總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當華國鋒提出鄧小平出來之前必須先承認「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時，鄧小平嚴辭拒絕，他說：「我不出來沒關係，但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

「兩個凡是」的提出，令當時尚未出來工作的鄧小平深感憂慮，他意識到這是一個能否堅持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的根本問題，是決定中國社會主義發展能否堅持正確方向的重大是非問題。1977年4月10日，鄧小平在給中央的信中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同年5月24日，他又說：「『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 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他還說：「把毛澤東同志在這個問題上講的移到另外的問題上，在這個地點講的移到另外的地點，在這個時間講的移到另外的時間，在這個條件下講的移到另外的條件下，這樣做，不行嘛？」毛澤東同志自己多次說過，他有些話講錯了。他說，一個人只要做工作，沒有不犯錯誤的。又說，馬恩列斯都犯過錯誤，如果不犯錯誤，為什麼他們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為原來有些觀點不完全正確，不那麼完備、準確嘛。毛澤東同志說，他自己也犯過錯誤，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這回事。他說：一個人能夠「三七開」就很好了，很不錯了；我死了，如果後人能給我以「三七開」估計，我就很高興、很滿意了。這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是個是否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就應該像毛澤東同志說的那樣對待這個問題？鄧小平強調說：「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說過『凡是" ，列寧、斯大林沒有說過『凡是"，毛澤東同志自己也沒有說過『凡是"……毛澤東思想是個思想體系，我和羅榮桓同志曾經同林彪作過鬥爭，批評他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澤東思想當作體系來看待。我們要高舉毛澤東旗幟，就是要學習和運用這個思想體系。」

1977年7月，黨的十屆三中全會通過決議，恢復鄧小平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務委員、黨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職務，這是撥亂反正的一個重大的勝利。「天安門事件」也在1978年11月正式得到平反昭雪。但在十屆三中全會上，華國鋒仍然繼續宣「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堅持「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錯誤理論和立場。鄧小平在這次會議上發表了《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重要講話，在8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大上，他又再次呼籲要恢復和發揚黨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一大批老一輩革命家也紛紛發表文章和講話，大力提倡實事求是的革命傳統。一場反對「兩個凡是」錯誤思想的鬥爭在繼續。

二、《實踐是檢驗更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發表

1977年底，在中央黨校學習和工作的一千多名高、中級幹部在研究「文化大革命」 以來的黨史問題時，提出了不少理論和現實中的難題。面對這些難題，當時的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鬍耀邦的態度是：要研究，不研究怎麼行？！解放思想嘛！根據他的意見，中央黨校明確規定了研究黨史的兩條原則：一條是以實踐為檢驗真理、分辨路線是非的標準，實事求是地研究；一條是完整、準確地理解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年底，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在胡耀邦的支持下創刊，黨校學員和教員通過這個刊物進行了活躍的內部大討論，觸及了許多理論禁區。

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張德成寫的《標準只有一個》的短評，提出了檢驗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文章引起了一定的社會反響，也有許多來信、來稿表示不能接受或不能完全接受這個觀點。這說明人們在思想認識上還深受「兩個凡是」 的錯誤思想的影響。

同年3月。正在中央黨校學習的楊西光被調來主持《光明日報》的工作。有一天，楊西光在審閱《光明日報》《哲學》專刊第77期大樣時，看到了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胡福明寫的《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的文章，特別重視，決定將已經排版的這篇文章拍下來，要求改得更有針對性和說服力，在頭．版重要位置發表。此時，胡福明來北京開會，楊西光便約請胡福明與黨校的孫長江共同研討修改這篇文章，編輯部也作了許多修改，定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後經胡耀邦親自審定，於5月10日在黨校《理論動態》上刊登。第二天，這篇經過不下十次修改的文章在《光明日報》頭版重要位置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當日，新華社轉發了此文。12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同時轉載。此文引發了一場全國範圍的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

三、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表後，引起強烈反響。5月12、13日《人民日報人新華社都接到電話，說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錯誤，理論上是錯誤的，思想上是反動的，政治上是砍旗子。」「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犯了錯誤。5月17日，一位中央領導同志在一次小會上指責這篇文章「實際上是把矛頭指向主席思想。我們黨報不能這麼干。」並責問：「這是哪個中央的意見?!」7月，他還說：「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丟刀子，三不要來一百八十度轉彎。」10月，他對《紅旗》雜誌負責人說：《紅旗》雜誌要一花獨放，「就是不表態。」5月到 10月，長達5個多月的時間，《紅旗 》雜誌未發表一篇有關真理標準問題的文章。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發表時，鄧小平沒有注意。後來他聽說有人對這篇文章反得很厲害，才找來看了看。5月19日，在接見文化部核心領導小組負責人時指出：「文章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嘛，扳不倒嘛。」隨後又有針對性地說：只要你講話和毛主席的不一樣，和華國鋒不一樣，就不行。這不是一種孤立的現象，這是當前一種思潮的反映。6月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再次駁斥了」兩個凡是。他特彆強調指出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強調了實踐是檢驗真理、檢驗我們工作做得是否成功的唯一標準。他說：「我們也有些同志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還認為誰要是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誰就是犯了彌天大罪。他們的觀點，實質上是主張只要照抄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同志的原話，照抄照轉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說這是違背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違反了中央精神。」他還說：「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則，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能違背，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一定要和實際相結合，要分析研究實際情況，解決實際問題。」他號召全黨全軍「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

6月24日，胡耀邦組織中央黨校有關人員撰寫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原則》一文，得到當時的中央軍委秘書長羅瑞卿的支持，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在《解放軍報》上發表，回答了對堅持實踐是檢真理的唯一標準產種種責難，進一步推動了這場大討論的展開。

7月21日，鄧小平與中宣部部長張平化談話，鄭重地對他說：你不要再「下禁令」、「設禁區」 了，不要把剛剛開始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向後拉。

9月上旬，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明確指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是正確的，這是我們一貫堅持的觀點。9月下旬，鄧小平訪朝歸來，在東北視察工作，發表了《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的講話。他說：有一種議論，叫做「『兩個凡是』不是很出名嗎？凡是毛澤東同志圈閱的文件都不能動，凡是毛澤東同志做過的、說過的都不能動。這是不是叫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呢？不是！這樣搞下去，要損害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的基本點就是實事求是，就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

就在全國上下熱烈討論真理標準問題的同時，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誌在長達半年之久的時間裡不介入，保持沉默。在紀念毛澤東誕辰85周年之際，《紅旗》雜誌向譚震林約稿，譚震林說：要我寫文章，我不能就歷史講歷史，要從現實著眼。我就要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寫毛澤東思想是從實踐中來，又經過革命實踐檢驗的科學真理。殊不知這正是《紅旗》保持沉默的敏感話題，給《紅旗》出了個難題。《紅旗》接到譚震林的文稿《並樹山鬥爭的實踐與毛澤東思想的發展》後，派人向譚震林解釋：中央給《紅旗》的方針是不介入討論，請他刪去有關段落。譚震林說：「實踐標準的討論，是關係到全黨的大事，不能若明若暗，不置可否。」他最後說：「我對這篇文章想了兩個月，想出了兩句話：凡是實踐證明是正確的，就要堅持；凡是實踐證明是錯誤的，就要改正。」鄧小平對這篇文章很重視，不僅認真讀了，還作了修改，並在文章的空白處寫道：「我看這篇文章好，至少沒有錯誤。改了一點，如《紅旗》不願登，可轉《人民日報》登。為什麼《紅旗》不捲入？可以發表不同觀點的文章。看來不捲入本身，可能就是捲入。」李先念看完清樣後也寫道：「我看了這篇文章，譚震林同志講的是歷史事實，應當登，不登，《紅旗》太被動了，《紅旗》已經被動了。」後來，華國鋒也表示同意發表此文。《紅旗》雜誌終於在1978年第12期發表了譚震林的這篇文章。

在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支持、引導和推動下，全國範圍內的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一步步走向深入。從6月到11月，全國絕大多數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大軍區的主要負責人都發表文章或講話，表示支持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中國的思想解放運動取得了空前的發展。 1978年12月13日，在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做準備而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中央主要領導人在思想上基本取得了一致，華國鋒初步對「兩個凡是」 的錯誤作了檢討，鄧小平在閉幕會上發表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講話，在講話中對持續了半年多的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作了一個總結：「目前進行的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大家認為進行這個爭論很有必要，意義很大。從爭論的情況來看，越看越重要。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這是毛澤東同志在整風運動中反覆講過的。只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順利進行，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也才能順利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係到黨和國家前途和命運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