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進化：自私還是慷慨?
1957年，在剛果伊圖裡森林中，一群黑白疣猴正在樹林間穿越，與此同時，一夥姆布蒂獵人蜿蜒地行走著，小心地尋找獵物的蹤跡。一位名叫科林·特布爾的人類學家也跟隨了這次狩獵。姆布蒂人是侏儒，身高僅約四英尺，卻異常頑強——他們中的任何一個僅用一支短矛就可丟翻一頭大象。最新遺傳證據表明，這群侏儒在當地已經生活了大概六萬年。這次特別的狩獵將反映出人類亘古不變的倫理矛盾，對當時的美國社會也具有特殊意義。
姆布蒂人把藤蔓編成網用來捕獵，有時會把網拉到300英尺寬。一旦掛好了網，女人和孩子便開始一邊擊打地面一邊朝著動物大叫，把它們趕入陷阱。特布爾發現姆布蒂人的狩獵是集體行為，每人都有一分功勞。然而一位「頑強的個人主義者」瑟夫卻打亂了秩序。他私下把自己的網張在大家的網前面。「這樣他便可抓到第一批入網的獵物」，特布爾在《森林人》中寫到，「但他馬上就被逮個正著。」瑟夫的偷竊行為在部落間傳開，大家很快便達成共識——瑟夫應該為所犯罪行負責。
在臨時舉行的審訊中，瑟夫用「個人主動性」和「個人責任」為自己辯護。「他認為自己的網應該更靠前才公平，」特布爾寫道。「他究竟是不是一個小團體的首領呢？」如果是，據部落一位有聲望的人說，瑟夫應該離開並且永遠不能回來。姆布蒂人並沒有首領，他們靠分配來維持生計，是一個完全平等的社會。其餘人靜靜地坐著，表示同意。
面對被流放的懲罰，瑟夫就像被判了死刑，軟弱地乞求憐憫。「他不停地道歉，」特布爾寫到，「並保證無論如何他都會上交所有的肉。」這才讓事情得以平息，人們紛紛拿走瑟夫籃子里的大塊鮮肉。他捂住肚子呻吟，乞求人們可以留一點東西給他吃。其他人只是帶著大塊兒鮮肉一笑而過。就像古希臘的神話人物阿特拉斯被眾神報復，肩扛整個世界直到永遠，瑟夫註定要貢獻自己的獵物，別無選擇。
與此同時，在紐約的鋼筋森林中，另一個有關個人與集體的衝突正在展開。1957年10月，安·蘭德出版了其反烏托邦小說《阿特拉斯聳聳肩》，書中一名自由主義英雄約翰·高特譴責他的集體主義社會忽視了個人權利。「現實的魅力和生命的天性告訴我們，每個人的心中只有自己，」高特說到：「他為了自己而活，他最高的道德目的就是達到自我的歡愉。」與瑟夫不同，高特有辦法掙脫社會的束縛。他停止參加社會活動並鼓動其他人也做同樣的事，似乎他能讓世界陷入停滯，讓阿特拉斯為之聳肩。「每個生物由於天性不同都有不同的生存法則，」高特堅稱。「我向我的生命，以及我對他的熱愛發誓，我永遠不會為其他人而活，更不會讓其他人為我而活。」
安·蘭德依據理性和個人成就對人類天性進行的辯護，為資本主義找到了支柱，也成為保守的美國政治中新興自由主義的戰鬥口號。保羅·恩引用《阿特拉斯聳聳肩》作為自己價值系統的基礎並稱這是他介入政治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他讚賞此書的大人物還包括拉什·林堡，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大法官湯瑪士還有國會茶黨黨團成員史蒂夫·金，米克·馬兒瓦尼和阿倫·韋斯特。
「集體主義，」蘭德在《資本主義：未知的理想國》中寫道，「是讓無法想像個人權利的原始野人相信部落是至高無上、無所不能的統治者的前提。它可以支配所有人的生命，高興的時候還可以犧牲他們。」她表示，關於「人的天性和人與存在的關係」需要得到一個客觀理解並擴散到社會中去，讓人們免受「利他道德」和經濟再分配的戕害。因此，「一個人必須從認識人類天性開始，比如區分於其他生物的本質特徵。」她發現了兩點：一個演化後理性思考的大腦，和一種基於個人自由的求生本能。
最終，蘭德開始查閱關於人性的記載，試圖找到約翰·高特的原形。但是她真的對了嗎？我們是否是一群身陷社會責任大網中理性而自負的人？又或者我們是地球上天生需要互相幫助來實現成功的一種社交生物？她只能在一處地方尋找到答案：更新世。
距今260萬年到1.17萬年的更新世時期是人類演化的成長期。在更新世時期的開端，第一批人類開始在非洲熱帶草原出現。在兩百年多年後，我們從鬆散的群居體，從穿越一片片森林的類似黑猩猩的雙足動物，演變成高度融合的社會體，成為家族和部落的一員。通過研究考古資料和現代採獵者，進化科學家不停地尋找著人類祖先在這次偉大曆程留下的蛛絲馬跡。比較清楚地是，祖先系譜裡面並沒有小說人物約翰·高特的影子。
克里斯托弗·波姆致力於研究個人慾望和較大群體慾望之間的相互作用超過四十年，目前作為珍古德研究中心的主管與南加州大學人類學和生物學教授，對人類和非人靈長類進行了野外考察並針對利他主義的問題發表了超過60篇學術文章和書籍。在他的新書《道德的起源：美德，無私和羞恥的演化》中，波姆綜合他的研究重點提出一個困擾的問題：為什麼在所有的社交性靈長類中，人類會有強烈的利他行為？
「世上有兩種創造美好生活的法則，」波姆陳述。「一種是懲惡，另一種是揚善。」波姆的社會選擇理論將兩者都包括了。「利他「一詞可以定義為」超家族慷慨「（與親戚間裙帶關係相反）。波姆認為人類利他主義的演化可以通過研究採獵者社群的道德準則得以理解。他和一名研究助理近期翻閱了無數關於人類學的實地報告，報告內容涵蓋全球150個採獵者社群的一手資料。他把這些群體稱作」晚更新世適應者「，或」依照祖先那樣生活的社群「。通過對報告中的資料進行關於「非親屬援助」、「集體羞辱」、「處決異類」等社會行為的分類，波姆可以確定這些行為出現的頻率高低。
他的發現完全和安·蘭德的自私理想國相反。譬如，所有的」後更新世適應者「——從印度洋群島的安達曼島民到北阿拉斯加的因紐特人——慷慨或利他主義永遠是親人或非親之間所崇尚的，而分享與合作是最常被援引的道德價值。誠然，這並不意味所有的社會成員都會遵循這些道德價值。所有的」後更新世適應者「社群中，至少有一例偷竊或謀殺事件，八成社群出現過某人拒絕分享的現象，三成有過欺騙群體的行為（就像瑟夫的例子）。
社會對違反道德規範的處理很具有啟示意義。最終我們發現一切歸功於流言。超過工具製造，藝術，甚至語言，流言為人類共有的，最典型的特點（至少在我們能翻譯鯨魚和海豚複雜的交流系統之前）。流言緊密聯繫著一個社會既定的道德準則，個體聲望的得失取決於他們遵守準則的程度。群體意見的形成是讓人畏懼的，尤其是在那些把流放視作死刑的小型農耕社會。」流言促進公眾意見形成，往往主導了團體決定，「波姆寫道，」恐懼和流言本身成為了先發制人的威懾，因為大多數人都對自己的聲譽很在意。「好聲譽增強利他行為者的威信，而壞聲譽的人將受到排斥。由於流言密切關係到一個人對異性的吸引度，它也成為性別選擇利他特徵者的正作用力——更好的人會得到嘿咻的機會。這將保證人類的利他基因（或者至少是阻止你欺騙他人的基因）永垂不朽。
有時候流言不足以減少或消除反社會行為。在波姆對」晚更新世適應者「社群的研究中，公眾意見和空間隔離是對不端行為最常見的解決辦法（所有的社群都有）。但是其他手段還包括永久放逐（40%的社群），群體羞辱（60%），群發性處決（70%），或者是非致命體罰（90%）。這些流放和處決最終會導致反社會行為的人性特徵在人口中驟減。也就是說，社會選擇的作用會讓利他主義者擁有更高的總體適應能力和繁殖後代的優先權。因此，在更新世紀一代代祖先間產生的這些正負作用力，很可能就形成了人類道德的生物學基礎。究竟誰是約翰·高特？他脫離了群體，沒有人再見過他。
公平來講，美籍俄裔安·蘭德女士最反對的集體主義社會就是蘇維埃政權，反對用利他主義外殼來證明權力整合的正當性。蘭德的錯誤在於闡述」個人主義自由「相對」集體主義暴政「的區別，進而將其訴諸人類歷史。
然而在伊圖裡森林深處，有一個也許會讓安·蘭德找到共鳴男人。在瑟夫決定擴大社群捕獵中的個人利益之前就早已有了自私自利的壞名聲。人類學家特布爾在與姆布蒂人的談話中發現，瑟夫從來不參加早晨商討設網戰略的餐會，他只是跟隨大家定好的策略。更糟的是，他很吵，往往讓獵物在接近陷阱前就被嚇跑。每當他得到社群分享的肉，他都會帶到自己的營地而不是跟別人一起吃（其他人在主營吃飯的時候會偶爾聽到瑟夫那邊傳來的辱罵聲）。根據特布爾所說，幾乎所有人都被瑟夫的自私行為激怒了，流言便開始傳播。但是多數社區成員為了保持團結而容忍他。」每個主營成員都不會公開立場，避免撕破臉。「特布爾寫道。但是瑟夫這次做的太過了。
「瑟夫犯下的罪行是不常見的，卻可能是矮人眼中最可鄙的。而事情卻這樣簡單快速地解決了。」特布爾總結道。在姆布蒂人之間，乃至大多數採獵者社群中，利他主義和平等是用來增強個人自由的價值體系。遵守這些道德規範將幫助避免任何個體利用他人甚至用特權支配整個群體的行為。不過，就像我們現在的社會，個人與群體的「磨合」將一直進行下去。可能這就是為什麼，在姆布蒂部落盡情享用了當天的豐富收穫之後，有一個人悄悄溜走，帶給仍在呻吟的瑟夫一些煮熟的肉和每個人都喜歡的蘑菇醬。漸入深夜，瑟夫出現在主營，和其他人坐在一起，唱起了同一首歌。如果有人願意伸出援助之手，這個世界將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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