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中的國家認同觀念

在古代中國，民族、國家、文化在內涵上往往相融互滲、三位一體，而國家認同則是華夏民族面臨危機時圖存自救的旗幟和強有力的思想武器。自1840年鴉片戰爭後，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近代中國興起了一種革命排滿、以暴力推翻清王朝並由此解決民族與政治危機的思潮。孫中山的早期民族主義思想，既浸染了傳統的民族、國家、文化三位一體的理念，也受到近代思潮的影響。

辛亥革命前，渴望建立民族國家

孫中山遊歷西方各國，對西方的政治民主、人權平等深為嚮往。戊戌維新失敗後，他深感改良主義在中國不可行，於是力倡以暴力推翻清政府以達到政治革命的成功。為此，辛亥革命前的孫中山，以排滿革命為己任，主張通過政治排滿來達到民族革命的目的，建立以漢族為主體的共和國家，達到保國保種之目的。在孫中山看來，「振興中華」、「維持國體」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民族復興必須以國家振興為基礎，而國家振興則要依靠民族革命與民族運動。

在孫中山的思想中，國家的責任，就在於屏障民族，使民族有著強力的保障與安全。「一種族與他種族之爭，必有國力為之後援，乃能有濟。我中國已被滅於滿洲二百六十餘年，我華人今日乃亡國遺民，無國家之保護，到處受人苛待。……故今日欲保身家性命，非實行革命，廢除韃虜清朝，光復我中華祖國，建立一漢人民族的國家不可也。故曰革命為吾人今日保身家性命之唯一法門，而最關切於人人一己之事也。」（《孫中山全集》第一卷，中華書局1981年8月版，441頁。後引該書簡稱《全集》，不再註明版本）孫中山將建立漢民族的國家與每個漢人的切身利益聯繫起來，主張民族興亡乃是政治國家必須擔負的責任，沒有政治國家，就沒有民族的復興與安全。這種國家與民族的辯證關係，是孫中山對古代華夏民族觀念中國家、民族認同一致性的繼承和發展。

應當說，孫中山的這種以國家為民族保衛的屏障，以此來「衛國保種」的認識，是他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相統一的思想基礎。在他看來，要解決中國的民族問題，就必須解決專制政治制度問題，實行政治民主、共和與民族平等、和睦。而要達到這一點，就必須要推翻清政權，建立共和政府，來維護中國境內各民族的平等、和睦與團結。為此，孫中山主張高揚種族與國家的旗幟，作為排滿救亡的政治與民族解放的雙重口號。

從政治革命的角度說，孫中山反對滿清政權；從民族主義看，他又繼承了傳統中國的各民族淡化血緣而族種兼容的觀念，認為只要是不妨礙政治民主革命的進程，不論何族都是朋友、兄弟。因此，他在主張要將滿洲貴族與人民、滿洲王室與平民相區別時，強調了民族主義價值觀，但是這種價值觀並不排除實行同一共和國家內的多民族認同、平等。而當時為什麼要將政治革命與民族革命相提並論，就是要倡揚一種新的民族革命觀，這就是要將民族平等作為政治革命的另一目標，將國家的共和革命作為民族革命的手段，達到國家與民族的共榮，而不是族類的相互排斥與迫害。「惟是兄弟曾聽見人說，民族革命是要盡滅滿洲民族，這話大錯。……假如我們實行革命的時候，那滿洲人不來阻害我們，決無尋仇之理」。

這樣，孫中山思想中的民族主義，是以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的平等、共和，是通過民族情感、種族認同，來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並不是單純的「夷夏之別」種族主義。在孫中山的心靈深處，並不排斥滿清的大眾、百姓。從中可以看出，在中華民國建立前，孫中山的種族認同，實質是在滿漢對立、漢民族情感激烈時的一種倡興政治革命的手段與輿論。而他正是通過這一民族革命的綱領，才在革命派內部取得了高度共識，對凝聚反清力量起了重要作用。

民國成立後，高揚「中華民族」的旗幟

隨著清王朝的滅亡，中華民國的建立，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掌握了政權，形勢的變化促使孫中山進一步思考國家的統一和多民族一體化的問題。從民族革命到多民族國家的建立，將國家認同與以漢族為主體的各民族多元一體化認同相結合，這正是孫中山建國後的思路。

中華民國建立後，孫中山主張中華民國應當是一個新的、由大中華民族組成的多民族國家。孫中山在《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指出：「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武漢首義，十數行省先後獨立。所謂獨立，對於清廷為脫離，對於各省為聯合，蒙古、西藏亦同此。」（《全集》第二卷，第2頁）五大族內部，尤其是與漢族之間實行平等原則，不僅是「為一人」，而且要「成一家」，「滿、蒙、回、藏之待遇，與漢人平等」（《全集》第二卷，29頁），「今者民國成立，政尚共和，合漢、滿、蒙、回、藏而成一家，亦猶是一族」（陳旭麓、郝盛潮主編《孫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56頁。後引簡稱《集外集》，不再註明版本）。孫中山還將之付諸《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該約法規定：「中華民國領土為二十二行省、內外蒙古、西藏、青海」，「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全集》第二卷，220頁），這說明孫中山的五族共和思想已經延申到了法律與制度層面。

孫中山還主張消除國內各族間的名稱與界限，認同於融合各族的中華民族。孫中山的這一思想有一個逐步形成和明確的過程，即將以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一體化發展，過渡到超血緣、種族而以國家為範圍的民族多元一體化，也即將民族認同與新的共和國家認同相結合。在建國之初，孫中山曾主張以漢族為主體實行超血緣的種族同化政策，以達到民族與國家的同一。如1912年3月，由孫中山起草的《中國同盟會總章》規定「實行種族同化」（《全集》第二卷，160頁）。其種族同化的辦法是民族間雜居和推行文化政策。儘管以後孫中山仍然堅持五族共和的主張，但以漢族為中心實行種族同化政策，與他一直堅持的五族平等並非沒有矛盾，並且以漢族為中心的大漢族主義難以達到民族國家認同的實際效果。

在吸納世界近代民族國家的思想後，孫中山於1919年提出了融合國內各族而成一中華民族的思想，「夫漢族光復，滿清傾覆，不過只達到民族主義之一消極目的而已，從此當努力猛進，以達民族主義之積極目的也。積極目的為何？即漢族當犧牲其血統、歷史與夫自尊自大之名稱，而與滿、蒙、回、藏之人民相見於誠，合為一爐而冶之，以成一中華民族之新主義，如美利堅之合黑白數十種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堅民族主義，斯為積極之目的也。五族云乎哉。夫以世界最古、最大、最富於同化力之民族，加以世界之新主義，而為積極之行動，以發揚光大中華民族，吾決不久必能駕美歐而為世界之冠。」（《全集》第五卷，第187—188頁）1921年，孫中山進一步指出：「吾國今日既曰五族共和矣，然曰五族，固顯然猶有一界限在也。欲泯此界限，以發揚光大之，使成為世界上有能力、有聲譽之民族，則莫如舉漢、滿等名稱盡廢之，努力於文化及精神的調洽，建設一大中華民族」。《集外集》，29頁）如果以1919年為分界線，那麼孫中山的民族革命的目標發生了一大轉化，即由五族的平等、共和向一個強大、繁盛的中華民族的積極目標轉化。

孫中山是一位堅定的愛國主義者，他一生奮鬥的目標是「使中國成為一個統一、完整的國家」（《全集》第五卷，527頁）。但統一國家內民族融合與相互認同又是其存在的前提，其思想基礎就是一種新的中華民族的共和精神。這種民族的共和精神應當拋棄過去華夏民族狹隘的家族、宗法團體與小血緣思想，以國家和大民族精神為重。他說：「中國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團體，沒有民族精神，所以雖有四萬萬人結合成一個中國，實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最貧弱的國家，處國際中最低下的地位。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的地位在此時最為危險。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義，結合四萬萬人成一個堅固的民族，中國便有亡國滅種之憂。我們要挽救這種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義，用民族精神來救國。」（《全集》第九卷，188—189頁）所以，高揚中華民族精神，以民族精神來振興國家，並強化對民族、國家認同性的認識，是解除亡國滅種之憂的最佳途徑，也是中華民族繁榮富強的法寶。

孫中山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思想的特點

綜上所述，孫中山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思想有以下三個重要特點：

1、主張民族間血緣、族別的兼容性以及與政治國家在外延、內涵上的一致性。在他看來，「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在新的民族國家中，各民族都不能局限在自己民族狹隘的血緣族種、種姓範圍內，而應當在一個國家的大範圍內形成一種新的民族主義，這就是應當泯滅過去漢族宗法制度中的「小血緣」家族、宗族思想意識，而以超越血緣種族的民族多元一體化格局，合小族為大族，發展成為一個強大的中華民族。只有樹立了這樣的民族思想與意識，才能合各族力量於一體，振興與保持國家與民族的繁榮、團結、穩定。

2、強調國家在民族發展中的屏障與安全作用。在孫中山看來，「我華人今日乃亡國遺民，無國家之保護，到處受人苛待。」所以，新的中華民國應當是各民族融合、發展的外在保障，是「衛國」與「保種」相聯繫的主權國家。而防衛帝國主義的侵犯，保持國家領土的完整、民族的團結，是國家應當承擔的職責。所以，民族主義與國家主權在認識上應當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應當在一個層面上統一起來。

3、重視中華民族傳統精神在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中的重要作用。從某種意義上看來，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並不是漢族自己的單一文化傳統，而是融合了中國境內各民族的優秀文化集合而成。因此，民族與國家認同的一致性要在民眾的思想中持久地建立起來，就必須要繼承與發揚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精神，培養優秀的道德文明。同時，在孫中山看來，中國的道德文明是遠遠超越西洋文明的，「人民受四千餘年道德教育，道德文明比外國高若干倍」。所以，他期望通過繼承中華四千餘年的禮義仁愛誠等道德規範，來提高民族精神素質，提高民眾的國家意識、民族自信，由此凝鍊出一種民族精神，形成一個共同的超種族文化理念的文明。

（李禹階 向中銀 作者單位：重慶師範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