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原因導致了紅色高棉的大屠殺（二） - 戰史風雲 - 鳳凰論壇

什麼原因導致了紅色高棉的大屠殺(二)這種集體化，應當就是在土地國有基礎上，以多少戶為一個生產單位進行集體耕種的方式。按馬克思主義者的解釋，個體耕種被稱為小生產，社會由小生產轉變為集體化是代表了先進的生產力，是一種社會的進步。其實只要回過頭來分析一下歷史就會發現，這種解釋與社會發展的實際正好相反，這種集體化正好是一種倒退。之所這樣說，是因為這種耕種方式正是奴隸社會的「井田制」方式。為說清這點我們先解釋一下「井田制」。所謂的「井田制」並不是像一些書上解釋的那樣：是因為人們在耕種過程中把田地分成方塊形似「井」字而被定名為「井田制」。《周禮》中記載的「九夫為井」，這裡的「井」實際是一個組織名稱，九夫為井，是指當時以九家為一個生產單位，而這個生產單位的名稱被命名為「井」，所以「井田制」實際是以「井」為生產單位的土地制度。這種土地制度與所謂的集體化從本質上並沒區別。如果這種形式存在於封建社會以前，說明人類是在集體耕種的基礎上進步到了個體耕種，從而進入到了封建社會。而這種集體化分明是又把個體耕種壓回到了集體耕種，這不是倒退又是什麼呢？儘管集體化是倒退的，但在當時的柬埔寨一時能行通，之所以這樣，原因是：一、這種人為安排的組織與自然形成的組織不一樣，自然形成組織的領導幹部都會注重工作效益，並做到對全體負責，他領導的工作在當時的條件下必須給整體帶來最大的效益，如做不到則會被拋棄。這種人為安排的組織只是對上級負責，能做到聽領導話就行，在工作中只注重形式，不注重效果，對工作效益怎樣可以不負責任。由此決定了對領導幹部本身的素質要求低，這個條件使柬共在當時的農民中，有足夠的餘地去挑選所需幹部人才，組建起集體化組織以及整個的基層政權組織。二、對於農民階級來說，雖說與整個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不大，但這種集體化土地國有化的改制，意味著對地主階級土地的沒收，使農民與地主在經濟上處於了平等地位，這種做法他們能夠接受，甚至很多人會達到支持的程度。三、對於地主階級來說，它們的總代表是西哈努克親王，而柬共正是打著西哈努克親王的旗號推行這項工作，這使他們就是想拚死抵抗在短期內也推不出另一個總代表，形不成統一的力量去阻止這種主張的推行。再就因當時是戰爭期間，一些地區的地主成員會因支持朗諾而遭到嚴重的打擊，一部分會隨著朗諾敗軍逃往金邊，剩下的地主成員在大軍的威懾之下短期內至少會失去抵抗的信心。柬共搞試點也定會挑選這樣的地區。正因為以上幾個條件，在試點搞成功後，便開始推廣，到金邊解放前，柬共控制區內大部分地方推行了集體化，從而也建立起了與柬共性質完全一致的基層政權組織。（當然，這種集體化也違背了社會發展規律，是一種倒退的社會制度，因為它壓制社會的積極性，使社會不斷走向貧窮，最後也會以失敗告終。但這種制度的弊病是慢慢體現出來的，在不掌握規律的情況下既認識不到，也看不出來，所以柬共推行開集體化後，增長了不斷改制的信心，致使在取得全國勝利後，為徹底消滅階級和根除產生階級的根源而推行的共產主義制度嚴重違背了社會發展規律，給社會帶來了深重的災難。）由於這是關係到紅色高棉最後成敗的根本大事，不只柬共高度重視，同時也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對於毛澤東來說，柬共是他親手扶植起來的，當然希望他們能夠到達勝利的彼岸。正是出於這種思想，對於這條政治路線，他總感不妥，根據自己的經驗，總認為當時柬共應推行土地革命的政治路線。所以在1974年11月份，他接見英薩利和西哈努克親王談論打倒朗諾後的建國方針時，先強調柬共以後不要怠慢西哈努克親王及其家人，又著重對英薩利說：「要減租減息，要分土地給農民，不僅要和富農搞在一起，還要團結一些小地主。對買辦資本家可以沒收財產，不要動民族資本家的財產」。毛澤東的這些話，分明是建議柬共在農村走土地革命的道路，在城市走工商改造的道路。但因這是根本道路問題，事兒太大，英薩利雖是柬共的重要人物，也做不了主，只好回國如實向波爾布特彙報。對於波爾布特，雖然他非常感謝毛澤東的支持，但毛澤東給柬共指出的道路又使他非常為難。因為他清楚，在這兩條道中，土地革命的道路在柬埔寨行不通，而對城市工商改造的道路，不管能否行通，也不管這條道對與錯，客觀原因迫使他不能走這條道路（不走工商改造道路的原因後面分析）。但這些又不能說明，因為說了也不能得到毛澤東的認同。另一方面，他作為一黨領袖，就再感謝毛澤東，在關鍵的政治路線問題上也不能去完全聽從，但對毛的建議又不能置之不理，這決定他一方面在國內必須按自己的主張辦，另一方面又不能使毛澤東產生反感。正是出於這種考慮，1975年1月份他來到北京，對毛澤東解釋說：我們不像寮國，高棉民族單一，階級結構也不複雜，很有希望超越土地改革，工商業改造等過渡階段，而直接進入社會主義。而對於當時的毛澤東，一者提這些建議，本身就完全為了他們好。再者柬共畢竟不是他領導下的支部，又根據本人與蘇聯鬧翻的經驗，他不能對柬共下命令怎麼辦，也不能採取高壓手段，所以在波爾布特的堅持下，只好順其自然。當時金邊已完全被包圍，奪取全國勝利已是時間問題，所以在得到毛澤東的認可後，於奪取金邊前兩個月，柬共召開高層會議，對建國後的政治路線做出決定，不僅決定要在全國農村全部推行集體化，還做出了一種被人們認為離奇的決定——把金邊所有居民全部疏散到農村去參加集體化組織。關於這個決定，始終令人不解。按柬共官方的解釋是：一、當時是為了解決金邊的糧食問題；二、為了防止美國和蘇聯的特務在城市發動暴動。另一種按人們的解釋是：由於柬共領導人的共產主義思想決定，他們認為城市是資本主義的醜惡象徵，必須加以消滅。其實這三種解釋都漏洞百出，也都沒說服力。首先是第一種，如果要真的是為金邊缺糧而疏散人口，那當時疏散的地方是農村，這證明農村有糧食能供應城市，而這些農村都在柬埔寨境內。像這樣，在全國統一後，政府可以從農村調糧入城解決問題，並且這點應當完全能做到。再就是第二種，在一般情況下，不管哪個政府，對一些特務所進行的破壞和發動的一些暴動都會進行防範，但不會有一個政權懼怕這些，因為單憑這些根本就沒有顛覆一個政權的能力，這點任何一個執政者都明白，波爾布特也不應例外。再者是，即使以後美國、蘇聯的特務真的搞暴動，並且規模大些，又能大到哪去呢？難道還能大過美國支持的朗諾嗎？而柬共連朗諾都能打敗，又有什麼理由說因懼怕一些特務發動暴動而撤空整個城市呢？所以柬共官方這兩種解釋純屬為了掩蓋事實真相。還有第三種，即人們的解釋照樣不成立。因為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思想是消滅階級，而不是消滅城市，如果要消滅階級，完全可以就地推行，根本沒有必要把人們全撤出去再消滅階級。波爾布特對這些道理應該是明白，而不應糊塗到把城市作為資產階級，作為消滅的對象，把農村作為無產階級，作為依靠對象的地步。退一步說，就算波爾布特真的糊塗到了這個地步，既然把城市作為消滅的對象，那麼，在做出疏散整個城市居民決定的同時，也應當做出對整個城市居民怎樣進行專政的決定。但到現在為止，並沒有資料顯示他當時做出了這樣的決定。417人和新人，舊人之說，是產生在1976年以後，這分明是因撤空城市，給200萬城市的居民造成了災難，由此也會遭到這些人的反抗，波爾布特為鎮壓這些人的反抗，才創造出了417人和新人、舊人的名詞。這說明對城市居民進行專政的決定不是在金邊解放前作出的，也證明第三種解釋不是當時撤空城市的根本原因。撤空金邊城市的原因究竟是什麼？比較合理的解釋，應該是波爾布特乘西哈努克親王回國之前，抓緊時間破壞掉金邊的舊制度和舊的社會結構。之所以這樣，是因為1973年5月柬共推行集體化，大部分農村中打破了舊制度，並建立起與自身性質一致的基層政權。但對柬共來說，要想真正取得全國政權，就必須在全國都達到這種程度，自然也包括金邊在內。如果條件允許，在取得金邊後，他們可仿效中國當初，在推行工商改造的主張中去逐漸打破舊制度和舊的社會結構，從而建立起與自身性質一致的基層政權。但這項工作從動員到搞試點看效果，再全面推行最後完成，恐怕至少要兩年時間，而當時有一種情況使柬共沒有這麼長時間來完成這項工作。這個情況就是：西哈努克親王在金邊解放後，很快將要以勝利者的身份回國主政。雖然自1970起在毛澤東的安排下，西哈努克親王一直在北京手中沒有一兵一卒，也沒有任何權力。但根據親身經驗，波爾布特清楚他在國內的影響力，更清楚他影響力最大的地方是在舊制度和舊社會結構中。所以只要金邊的舊制度和社會結構存在，客觀上就等於有他的活動範圍，他就不會甘心把全部政權讓給共產黨。到回國後為了與柬共爭權，只要一呼籲號召，金邊就會形成一股很大的勢力與柬共抗衡，這至少會對柬共政權形成一種掣肘，也不能排除柬共武裝力量出現分裂一部分倒向西哈努克的可能。正是為了避免這種結局，在西哈努克親王回國之前，他們必須破壞掉金邊的舊制度與舊結構，使其回國後失去活動的基礎。因為從1974年開始在北京商談的西哈努克親王回國的時間距金邊解放時間不太長，又沒有其它理由再把西哈努克親王長期拒之於國門之外。所以，在沒時間對金邊進行工商改造的情況下，對於柬共，最直接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把金邊所有居民疏散到全國各地。正是上述原因，波爾布特當初才同時拒絕了毛澤東土地革命和工商改造的兩項建議。也是這些原因，為了趕時間在佔領金邊後第三天，就編造了美軍轟炸的謊言欺騙金邊居民，以此為借口，用武力強行驅趕所有居民轉移到各地農村去參加集體化組織。這種措施也確實達到了預期的目的。西哈努克親王回國後，在手中沒有一兵一卒的情況下，它所依賴的社會基礎在全國範圍內又被徹底打破，完全失去了用武之地，所以只半年就被迫宣布退休。他的首相賓努親王率首相府全體成員集體辭職，全國政權無論實際還是名譽上都落在了柬共手中。但這種措施卻使金邊人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先是3萬人死於大轉移的途中，後是把200萬人送入了深淵。這些又成了促使整個社會矛盾上升的一個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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