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一種必要的罪惡嗎？

　　有人在評論台灣王金平關說司法案件事件時，認為關說一類情況在台灣比比皆是，人情世故在哪裡都一樣，引用了古希臘先哲柏拉圖的話，政治是一種必要的罪惡。有人寫文章也說，西方流行著這樣一種說法：「政治是一種必要的罪惡；腐敗是附著在權力上的一種咒語」。言外之意就是說政治本身是骯髒的，誰也不能免俗。

　　據說在台灣的立法委員每天都要受到他所在選區的上百封紅案和白案的請帖，就是紅白喜事的帖子，大陸叫隨人情份子，即使每個帖子1000台幣，每天就要10幾萬台幣，而台灣的立法委員每月的薪水只有16萬台幣，如何應付得了？如果不去應酬，下次就沒有人選你。此外，立法委員換屆改選平均每人要花2億台幣，這些錢從哪裡來？就靠立法委員開會審核大量的公共工程項目時收的好處費，由王金平給大家分配，當然王金平也有一份。

　　因此有的立法委員說，你馬英九很乾凈，我們立法委員都活不了，像現在的監察院長王建煊，因為他在台灣人的名望相當的高，可是他說，我每次選立法委員，我一定當選高票當選，可是我做不了，為什麼我做不了？我沒錢做。儘管他已經非常個人，非常節儉，每頓飯都吃燒餅，肉夾饃這種東西，可是你省下來的錢，你一個月就16萬新台幣，你要花去幾十萬，上百萬應酬的花費，他又不能接受關說，又不能去包工程，這不是他的本意，他也做不到，他的乾淨跟馬英九一樣乾淨，可是他做不了。

　　所以在立法院，如果立法院的龍頭就是院長，不會分配工程款，不會分配工程的項目，像王金平如此的嫻熟，下一步，這些立法委員怎麼會支持你？國民黨的這些立法委員，他怎麼能夠持續下去，大家別忘了明年台灣要進行七合一的選舉。過去七合一的選舉，王金平是總幹事，籌款委員會的主委，所以他說他沒有功勞，也有苦勞，這些重活需要調和，和稀泥的活都是他來干，現在他不在了，誰能幹？誰能夠替國民黨去安排票源？誰能夠替這些立法委員找競選經費？這不是他一個人，這是整個台灣的政治生態，你沒辦法改變。

我們對台灣國民黨的內鬥不感興趣，但是對民主體制下，防止和反對腐敗以及如何維護法治的問題感興趣。如果說民主就能杜絕腐敗，陳水扁貪瀆的案子就把民選領導人的假面具扒下來。現在又出了王金平的關說司法案件的事情，暴露出來法治背後的隱情，說明台灣立法院在某種程度上，成了大家分肥分贓的地方。這叫人對台灣的民主體制和法治社會如何看呢?由此看來，反對和防止公職人員腐敗任重而道遠，沒有一勞永逸的事情。

　　說到台灣的民主體制，不能不說一說台灣是如何從獨裁走向民主的。有人特彆強調蔣經國在台灣民主化扮演的關鍵角色，強調蔣經國具有一貫的民主信念，是由上而下地推動政治改革。有人稱蔣經國為台灣民主之父，是最後一個獨裁者，又是最早的一個民主開創者。

　　對台灣民主化的解釋主要有兩派：一派強調強調經濟社會現代化的結構性原因，亦即經濟發展會帶來都市化、教育水平提升以及中產階級的出現等，並進而促進民主文化。另一派強調行動者的策略性互動、協商，主要行動者包括反對陣營中的激進派和溫和派和執政集團的鷹派和鴿派。

　　統治者永遠都想要保持政治權力。但是，面對社會要求改革的呼聲，他會考量鎮壓成本與容忍成本哪一個較為巨大。一旦民間要求政治改革的壓力讓統治者無法忽視，甚至鎮壓也很難維繫其政權時，威權統治者就可能考慮實行某種改革，來維持政權的延續。為了讓國民黨延續政權，蔣經國試圖逐漸改變國民黨的性質，推動黨國體制的本土化。但與此同時，黨外的政治運動逐漸發展起來，從外面給予國民黨更大壓力。

　　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開始，台灣黨外民主運動開始逐漸成形，以組織化方式參與選舉、創辦雜誌。1977年的選舉，黨外人士進行全島串連，最後贏得4席縣市長、21席省議員、8席台北市議員、146席縣市議員、21席鄉鎮市長。這場勝利讓他們逐漸成為一個非正式的政團。1979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美麗島雜誌社在高雄舉辦一場示威遊行，引發激烈警民衝突，並給予國民黨鎮壓反對運動的借口，事後對黨外主要領導者展開大逮捕。1980年2月黃信介、施明德、林義雄、姚嘉文、陳菊、呂秀蓮、張俊宏、林弘宣等八人在軍事法庭上被以叛亂罪判刑，其餘33人亦被判刑二到六年不等。更讓人震驚的是，就在軍事審判前的2月28日，不明人士闖入林義雄家中，無情地殺害林母及雙生女兒林亮均、林亭均，唯一活口是被殺成重傷的大女兒林奐均。林宅血桉成為台灣民主史上最哀傷的一頁，且至今未能破案。

　　很明顯，面對越來越組織化的黨外民主運動，主政的蔣經國決心要一網打盡，徹底鎮壓。但是統治者沒有料到的是，美麗島事件的鎮壓並不能壓制住已經崛起的聲音。當八十年代的大幕開啟，更多的社會力量和異議聲音開始吶喊。1980年底舉行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黨外勢力取得良好戰果，整體得票率比七零年代更高，約為三成。尤其，幾位美麗島受刑人的家屬出來參選都高票當選。次年，美麗島大審的律師辯護團多人參選市議員，如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也都高票當選。

　　國民黨作為一個移入政權，將絕大部分政治權力都集中台灣少數族群的外省人身上，而且堅持所謂中央立法機構必須維持中國法統。省籍偏差的政治權力分配結合威權統治，成為反對運動最重要批判主軸。因此，黨外運動的民主化主張，也是要求讓政治權力本土化。1984年國民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提名李登輝擔任副總統；1986年三中全會，決定政治革新，並容忍民進黨組黨：在民主進步黨在圓山大飯店成立後的半小時，警備總部對蔣經國提出逮捕名單，蔣經國回答說，「抓人不能解決問題」。這一年，他也說出「我也是台灣人＂。次年，他廢除長達將近四十年的戒嚴令；半年後的1988年一月，蔣經國過世。

　　蔣經國是一個看到民主化壓力，知道無法逆勢而為的聰明統治者。蔣經國確實從六十年代末開始知道國民黨政權的正當性危機，先在七十年代推動黨國體制的本土化來化解這危機，但當民間壓力開始超過他預期時，他以美麗島事件的鎮壓來抑制逐漸崛起的民主運動。進入八十年代，當反對運動新一代精英與民眾冒著各種風險去衝撞體制，且爆發更多社會運動，讓蔣經國在考量容忍成本和鎮壓成本的相對大小後，發現鎮壓可能是無效的，再加上個人身體健康和其他內外因素，做出了開放的明智決定；他也知道，這個決定可以能讓國民黨和平轉型，並且持續掌握政治權力。而蔣經國是對的。

　　這裡不能忘記美國人的作用。美國是以強制推銷的態勢，強迫蔣氏父子在台灣推行這套美式民主制度。美國當然不是著眼於島上人民的福祉，而是認定這套美式民主一旦在島上實施，那麼美國就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國民黨政府內部的權力運作模式，而更容易操控這個政權，更能夠染指島上的一切利益。

　　政治是不是一種必要的罪惡？沒有結論，人們也不抱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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