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棟生：真正的知識分子和語文教育家 成尚榮

王棟生：真正的知識分子和語文教育家

成尚榮

一、「農夫」自述：王棟生的精神自傳

王棟生先生的自述，一以貫之的深情、真切、敏銳、細密，以及敘述中潛伏著的思想的鋒芒。讀著讀著，總有怦然的心跳，總有突發的想像，總讓你情不自禁中「站立」起來，眺望「前方」，回味教育與人生的「常識」——洪劬頡先生所描述的三種意象，總在眼前浮現。

和所有偉大作家一樣，王棟生的自述是一部精神自傳——這是美國的梭羅對帕斯卡爾作品的一個評點。我無意把王棟生與帕斯卡爾相提並論，我想說的是，王棟生用自己的文章、著作，梳理和講述自己的精神追求、精神發育與精神傳遞。王棟生之所以一直被人們所關注、所崇拜、所研究，是因為他的精神，他的思想，他的人格。我還想說的是，王棟生的自述具有標本的意義：一個有追求的名師都應該關注自己的精神發展，整理自己的思想，不斷提升自己的精神品格。

和所有的作家又不完全一樣，因為，王棟生還是一個教師。他的崗位在講台，他的精神自傳是在講台上完成的——講台成了他精神成長的搖籃。可以這麼說，王棟生的一生的站立，首先是是在講台上；人生的前方，首先是從講台開始；人生的常識，主要是在講台上孕育的。這樣，他就以兩種身份成了學生的精神導師，在精神傳遞上具有更完整的意義，具有更強大的力量。這，也是一種標本。

王棟生的一片土地，是種隱喻。校園——土地，教室——土地，語文——土地，可見，王棟生對「土地」懷有深深的感情，一種割捨不了的深情。一個對土地眷戀的人，必然熱愛他的母親，愛在土地上生活著的所有的人。這是一。土地，必定和田野聯繫在一起。田野，真實、自然、豐富、開放，無限的風光，可見他胸襟的廣闊。當然，他的語文教育也是田野的，因而有廣大的視野，有紮實的作風，有現場的工作方式和研究方式，這是二。土地上耕耘著的是農夫。那是一幅多麼感人的情景啊：「春雨中，蹲在田頭，抓起一把泥土，用力捏住，讓它從我的指縫中油油地擠出來；虔誠地撒灑每一粒種子時很虔誠，秋天時，它們會成為一個世界……」他衷情、虔誠，他耕耘、期待，他是在「為未來耕作」。這是三。其四，他是把他的語文教育，把整個兒教育當做農業而非工業。這是王棟生對自己的精神發育和精神傳遞的深度解讀。由此看來，王棟生的精神自傳，是一個「農夫」對田野，對天空，對陽光，對莊稼的嚮往，對自己精神經脈的把握。他的心田裡早就播撒了一顆真善美的種子。「農夫」的自述，精神的自傳，二者就這麼天然地融合在一起。王棟生是深刻的、尖銳的，是毫不留情的，是那閃亮鋒利的犁耙；但他又是詩意的、溫情的，柔軟的，像那和風和細雨。

王棟生的土地，又化作一個人的講台。這是一種修辭方法的轉化，但精神自傳的深意沒有轉換。一個人的講台，猶如一個人的靈魂，是一組傑出的要素構成的宇宙。因此，一個人的講台不狹小，一個人的講台也不孤獨。就在王棟生的講台上，高高地飄揚一面旗幟，旗幟上永遠寫著：知識分子、語文教師、人的教育。他是語文教師，但首先是知識分子；是知識分子，讓他成為最深刻的語文教師，成為語文教育家；無論是知識分子，還是語文教師，他都忠貞不渝地進行人的教育。願意也好，不願意也罷；承認也好，不承認也罷，王棟生已成了一個教育流派，特徵那麼鮮明，影響那麼深遠。

二、知識分子的人格與品格

好多好多年以前，一群有知識的人，坐在咖啡館裡，滿懷激情，縱論天下大事，關注社會，關注民生，關注祖國和民族的未來。後來，人們把這樣的有知識的人稱為知識分子。社會需要知識分子，需要知識分子以他們的知識、真理和道德價值去影響管理者的文化政策，去影響社會，喚醒民眾，推動民主化的進程。用英國肯特大學社會學教授費蘭克·富里迪的話來說，知識分子可以「對抗庸人主義」。但是，後來情況發生了變化，知識分子的精神逐步缺失，有的淪為「庸人」，成為文化「智殘人」。於是學術界、社會上有了一股強大的呼籲：知識分子到哪裡去了？

是的，在社會需要知識分子的時候，知識分子到哪裡去了？可貴的是，王棟生這位知識分子，他沒有消退和躲藏，更沒有逃遁。他一直勇敢地堅守自己的崗位，守望自己的社會良知。我們說王棟生是知識分子，是真正的知識分子，是因為他具有知識分子的身份特徵，具有知識分子的高貴品格。

其一，他跨越了自己的職業和專業領域。無須討論，知識分子都有自己的職業和專業領域，但是職業與專業是不能脫離社會的，知識分子的可貴之處就在於有他的跨越。布爾迪厄的觀點是，在跨出他的專業領域時，運用自己的權威，對政治狀況作出評論，他才算是邁向了知識分子行列。鮑曼有同樣的闡釋：「『成為知識分子』這句話所意味的是，要超越對自己的職業或藝術流派的偏愛和專註，關注真理、正義和時代趣味這些全球性問題。」王棟生正是這樣勇敢而自覺跨出自己專業領域的人。他不是不愛自己的職業，不是要離棄自己的專業，他的跨出，是為了更好地進入。這是一種道德良知和道德作為。正因為此，我們才不難理解，為什麼王棟生在春寒料峭的1978年，要混在高校馬列主義教師和省級機關幹部中聽胡福民的「內部報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什麼在一位校長宣揚「不加班加點就考不上名校，就過不上有尊嚴的生活」的時候，他想到的是，今天的教育會給幾十年後的社會留下什麼，為什麼他如此尊重來自農村的學生和家長。跨越職業和專業領域，王棟生表達的是社會責任感和道德啟蒙的使命感。知識分子永遠是一個「成為」的過程，王棟生恰恰在「成為」的過程中不斷邁出自己「成為」的步伐。

其二，他具有人格獨立、意志自由的知識分子的品格。有人說，知識分子「為思想而活，而不是靠思想生活」。的確，「為」與「靠」是完全不同的境界，「為」，就一定會努力、會奮鬥，思想也就會因此汩汩涌動。無疑，王棟生正是一個「為思想而活」的知識分子，是一個公認的思想者。王棟生的「為思想而活」集中表現在他的批判品質和批判方式上。他的批判品質是：「我有話要說。」而每次說總是充滿批判的「火藥味」。他的批判方式，則是他的雜文和演講。「不跪著教書」，「無非」是他永遠的思想尊嚴和獨立的姿態；「致青年教師」，「無非」是他和青年教師最真誠的思想交流；每一篇雜文和每一次演講，「無非」是他發自思想深處的呼喚。王棟生的批判雖然尖銳、尖刻，但卻是無限真誠的。因而，他的批判是為了建構，或者說，他的批判也是另一種積極的建構。談及王棟生的批判，「無非」是讚揚他的人格和他的意志。但不可迴避的是，人格的獨立，意志的自由，常使他處在風口浪尖，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作為面對現實的思想者，會是痛苦的」。面對痛苦，王棟生從沒膽怯，更沒退卻，因為他牢牢記住，「不能辱沒知識分子這個稱號」。

其三，他不斷塑造自己，總是處在創造的緊張狀態。對知識分子，人們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對知識分子的評價似乎不太高。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就這麼說過：「我聽到過一個關於知識分子的非常有趣的定義：一個人用比必要的詞語更多的詞語，來說出比他知道的東西更多的東西。」在一些西文中，知識分子一詞本來就有「夸夸其談的人」、「空談家」這樣的含義。實事求是地說，知識分子是有弱點的。王棟生對此非常警惕，不斷地克服知識分子天性上的不足，刻苦地塑造自己，讓自己總是處在積極、緊張的創造狀態。他最喜歡的一句話是：「再朝前跨一步。」「朝前」，是他的追求，因為「前方有光明」；「跨一步」是他的行動。「教師應當是創造者」，與其說是他對青年教師的要求，還不如說，是他對自己最嚴格的要求。創造，讓他成為學習者，創造，讓他成為寫作者。這一切，他都不是虛晃一槍，而是實實在在；他都不會用「比必要的詞語更多的詞語」，而是實實在在；他不會夸夸其談，而是實實在在。他說：「我最有價值的體會是：我知道自己是誰。」他是誰？他是真正的知識分子。

三、語文教育家的境界與方式

李鎮西先生曾披露過這麼一個細節：某教育報以「三十年三十人」為線索，編一個欄目。這「三十人」就是在全國範圍內選三十位有影響的語文教師。李鎮西先生馬上問：「有王棟生老師嗎？」並告訴編輯：「他對中學語文教育包括高考輔導爛熟於心，而且高考成績斐然。……他是真正的語文教師。我不知道在當今中國，還有哪一個語文教師能夠更有資格代表改革開放以來真正的語文教師？」李鎮西先生還說，「三十人」中如果沒有王棟生，就很難有人入選了。

這是真話，不過倒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當知識分子跨出自己職業和專業領域的時候，他忘掉自己的職業了嗎？當過度「職業化」消解知識分子特性的時候，他捨棄了自己的專業領域了嗎？我敢說：王棟生沒有。知識分子是王棟生高貴的人格特徵，而語文教師永遠是王棟生最自豪的專業身份。他不僅知道自己是知識分子，同樣知道自己永遠是個中學語文教師，而且永遠是一個「普通教師」。

王棟生這個語文教師，不普通。王棟生的語文教育不普通。他的不普通，我認為，在於他的崇高境界，而高境界是他的高理念使然。高理念、高境界形成了他語文教育的特有方式，進而形成了他鮮明的個性和風格——像是眾多合唱聲中那獨特的領唱者的旋律，像是百花園中那一叢與眾不同的鮮花。他的語文教育，沉著、從容、大氣，激情澎湃中的深邃，幽默諷喻中的哲理，沉潛深刻中的才情。總之，王棟生的語文教育是獨特的。

不普通之一，是他的「語文」與「非語文」。王棟生常常有這樣的沉思：「大千世界，芸芸眾生，有時，看著成年人的各種不同的言行，我會出於職業習慣，去想像他曾有過一個什麼樣的童年和少年，他接受過什麼樣的教育，他曾經有過什麼樣的老師……」他是在思考語文教育嗎？是，又不是。說「不是」，因為他思考的是語文以外的教育，他是超越語文教師的教師；說「是」，因為語文教育必然會觸及這些問題、應該觸及這些問題，是因為語文教師必須有這麼寬廣的背景。說「不是」，因為他引領學生在生活，在體驗，在思索；說「是」，因為語文的內涵與外延與生活相等，語文就是一種生活，語文學習就是學生的一段人生經歷。在王棟生看來，語文有自己的學科邊界，但邊界應當開放，開放的邊界才會有開放的語文；語文在「非語文」的狀態，才會成為「大語文」，才會成為「生活語文」，成為「人生語文」。因此，王棟生的「非語文」正是為了語文，正是為了提升語文，追求真正的語文。王棟生的語文教育是給學生打開了一扇又一扇通向社會、通向世界的門窗。

不普通之二，是他的非課之課。王棟生所在的高三年級，在他的倡儀下，決定讓學生利用寒假寫一篇社科論文，「課」的名稱叫：「高三社會科學論文寫作」。請注意：這是要命的高三——每分鐘都是重要的，都應用來上複習備考課；這是社會實踐——當下關鍵的不是什麼社會實踐，而應是一堂堂迎考訓練課；這是論文——社會實踐的論文能提高學生應試的作文水平嗎？但王棟生不這麼認為。在他的理念中，這就是課，社會實踐是最重要的課，社會科學論文寫作是最重要的作文課。正是這樣的「非語文課」成了學生最喜歡的「語文課」，正是這樣的「非語文寫作」成了鍛造學生文思的「語文寫作」。這樣的課，有眼界，有品位，有深度，這是王棟生的大氣。馬克思曾寫過這樣的詩句：「在澎湃的思想之上盤旋，/在那裡，我找到了語言，/在那裡，我執著於我的發現。」看來，非課、非語文課，是王棟生讓語文、讓語言在澎湃的思想上盤旋，是他嚮往和創造的最好的課、最好的語文課。

不普通之三，是他的非書之書。美國文化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茲說，「我們所有這些為社會科學雜誌寫文章的人都有一本自己想像中的非書之書」。王棟生首先讓學生讀「非書之書」。當然，這裡的書不是傳統意義的語文書、教科書、教學參考資料，是那些看起來與語文教科書沒有多大關係，對高考語文沒有多大關係的書。王棟生的「非書之書」太重要。於是，「冬天早上天沒亮，我就爬越大門進學校，到宿舍把學生喊起來，跟我一起跑步；第一學期的每個星期天，我都帶學生去博物館、美術館，到處參觀遊玩，見世面；有經典影片，一定找來組織他們觀看」。多好！讀語文書是重要的，但只讀語文書是不行的。「非書之書」是經典之作，是本大書，是無字的生活之書。現在讀「非書之書」，將來才能寫「非書之書」。而且，「非書之書」也是想像之書，想像可以把學生帶到無限的生活世界去。

王棟生進行的是真正的語文教育，超越了技術，超越了工具理性。他的語文教育說到底是對學生的文化啟蒙、思想啟蒙。康德說得好：「從迷信中解放出來喚作啟蒙。」而這種擺脫迷信、獲得解放，要有勇氣，康德把此叫作啟蒙運動的口號：「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王棟生用勇氣、理智以及自己特有的方式，通過語文教育堅持進行文化啟蒙。

文化啟蒙並不否定語文教育的知識教學和寫作訓練。但王棟生注重的是學生自由的狀態。這種自由的狀態，用他的話來說，就是輕鬆學語文。輕鬆的自由狀態，學生才會有獨特的想法，才會在知識里尋找和生成智慧。

王棟生是語文教育家。稱羨他的語文教育境界，稱羨他語文教育獨特的方式。如今，需要像王棟生這樣的語文教育家，我們不妨把他的語教育稱作「王棟生風格」、「王棟生語文教育流派」。

轉摘自《教育研究與評論》中學教育教學版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