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國盛 ：追問什麼是科學，有現實意義

　　《什麼是科學》　　吳國盛(作者)　　廣東人民出版社　　本書直面現今國人科學概念的誤區，即要麼把科學等同於技術，等同於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工具，要麼把科學看成一種普遍存在的人類智力成就。作者指出：科學成為推動歷史發展的強大動力只是十九世紀以後的現象，科學根源於希臘人對於自由人性的追求，因而是一種十分罕見的文化現象。現代科學起源於希臘科學的復興以及基督教內在的思想運動，對力量的追求、對自然的控制和征服成為現代科學的主導動機。在數理實驗科學的意義上，中國古代並無科學。在博物學的意義上，中國古代有獨特且強大的科學傳統。

　　吳國盛，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大學教授吳國盛在許多次的文章和演講中都提到，科學是一個來自西方的舶來品，要理解科學就必須回到西方的語境中。中國文化因以仁愛精神作為人性的最高追求，從一開始就與科學精神錯過了。　　吳國盛認為，追問和思考什麼是科學，在當下的中國具有極其緊迫的現實意義。也因此有了這本新作《什麼是科學》。　　這本書首先用很大篇幅講述希臘科學，目的是為科學正本清源，即科學的源頭在希臘。書中另一重要部分談到現代科學區別於古典科學，這也是對現代科學進行恰當評價的前提。而書中的博物學部分，既讓人們了解到西方的另一個科學傳統，又可以打造廣義的「科學」指稱，重建科學譜系。　　當然，「除了回到西方的歷史語境中，追溯希臘科學和近代科學的歷史由來，本書也希望為重新評估中國古代的科學開闢一個新的思路。」吳國盛表示。　　就像二十多年前他寫作出版的《科學的歷程》一樣，這本《什麼是科學》可讀性也非常強，受到讀者喜愛，上市一個月就準備加印。吳國盛笑稱，事實上，書中有大量的引文、注釋，而且大概80%的文字都發表在CSSCI刊物上。至於成為普及讀物，都是出版商的功勞。　　《中國科學報》：這本書書名看上去簡單，但實際上有點拗口，很多人都把「什麼是科學」說成「科學是什麼」，就像大家習慣將「科技」和「科學」混淆一樣。請你談談「什麼是科學」與「科學是什麼」有什麼區別？為什麼要從這個角度來談？　　吳國盛：起初，我覺得只是一個表達習慣，沒有什麼實質性區別。後來有人提出「科學是什麼」有點本質主義的味道，彷彿你不知道「科學是什麼」讓我來告訴你，我覺得也有點道理。　　「什麼是科學」似乎避開了這種本質主義嫌疑。從我本人的意圖而言，我只是想把它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突出這個問題的「問題」性質。就是要喚起大家對這個問題的關注。所以是一個發問句，但不一定要提供標準答案。　　《中國科學報》：你說英國科學哲學家查爾默斯的《科學究竟是什麼》沒有回答書名所提出的問題，而且西方的科學哲學大家都就此問題給出了不同的答案。「什麼是科學」似乎關注的問題不同，為什麼？　　吳國盛：對西方科學哲學家而言，「科學」的「指稱」是清楚的，也就是說，他們都知道「科學」這個詞指的是什麼。當他們問「科學是什麼」的時候，他們不是去尋找「指稱」，而是想去建立科學之為科學的標準。這的確就是西方的科學哲學家想做的事情，但這個標準始終沒有立起來，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查爾默斯沒有達到他的目的。　　另一個方面，對我們中國讀者而言，科學的指稱並不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在我們漢語中，似乎有許多種科學，馬克思主義是科學，中國古代也有科學，因此，我們希望把科學的外延界定清楚，把有些東西排除在科學之外，而這，顯然也不是查爾默斯想做的事情。　　《中國科學報》：看了書以後，會發現不是大家通常認為的那樣，在談論這個或者那個是科學、這個或者那個不是科學，即科學ABC，而是開篇從「科學」一詞的翻譯談到兩希文明和中國農耕文明的不同，又說到對自由的追求，等等，更多的是西方與中國文化的對比，並沒有完全談科學，請介紹下這本書的創作思路。　　吳國盛：我在自序中也講過了，有兩群中國人比較關心「什麼是科學」的問題。　　一群人就是想打擊形形色色的偽科學，因而希望有一個科學之為科學的標準，可以用來判定何者是科學，何者不是科學。我的這本書不是寫給這群人看的。　　還有一群人想發展中國的科學事業、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尋找中國人在現代的文化認同，他們必然會遭遇到為何中國現代科學始終發展不起來、中國古代有沒有科學、現代科學為什麼會有負面後果等問題，我的書就是寫給這些人看的。　　我的思路是，現代科學在中國始終發展得不盡如人意，關鍵在於中國文化普遍缺乏真正的科學精神即來自希臘的純粹理性精神；國人之所以不容易看到現代科學的負面後果並且不設防，是因為我們並不了解現代科學背後的形而上學基礎和哲學預設；中國古代根本就沒有西方主流數理科學意義上的科學，因此像李約瑟那樣用主流數理科學的模式去套中國古代，必然只能打撈出一堆歷史碎片，相反，如果轉換科學範式，即從博物學的眼光看，中國古代的博物科學是很豐富、很發達的。　　《中國科學報》：你說「正因為沒有認識到科學的獨特性，所以很容易誤認為中國古代其實也是有科學的——中國人既然是人，當然有技術、有智力，因而有科學。這種錯誤的科學觀妨礙了我們反思自己的文化」。這種反思與五四時期的反思傳統有什麼不同？　　吳國盛：這種普遍主義的科學觀，一來錯失了科學的真諦，使我們的科學不能健康持續發展；二來使我們誤解和錯失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　　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回到五四時期質樸而又準確的反思傳統。不同的是，我們可以對傳統文化採取更加寬容和同情的立場，並且挖掘傳統文化自身的特質，以及這種特質在當代的正面意義。　　《中國科學報》：澄清了科學的觀念，就可以為科學在中國發展掃清道路？這會不會導致中國人不僅在技術而且思想上更加傾於西方化？　　吳國盛：當然。澄清了科學的觀念，就可以為科學在中國的發展掃清道路。　　中國人本來就已經西化了，只是自己不十分清楚，或者自己不願意承認而已。中國人不自覺地已經接受的許多東西都是未加澄清的。因為沒有自覺，就與頭腦中傳統留下來的東西處在一個混雜狀態，這個狀態導致今天的中國人喪失了文化認同，在許多問題上陷入混亂，而且缺乏共識。　　《中國科學報》：除希臘理性科學及數理科學，書中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博物學，這是出於什麼考慮？為什麼醫學沒列入其中？　　吳國盛：單單提出博物學，有兩個考慮。一是為了糾編，降低一下西方數理實驗科學的霸權地位；二是為了給非西方文化的「科學」提供一席之地。　　醫學既不是科學，也不是技術，相反，醫學是一個比較普遍的人類文化現象，幾乎所有的民族都有自己的醫學，正像所有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技術傳統一樣，但科學卻不同。只有很少的民族有科學，而中華民族不在其列。　　《中國科學報》：你說這本書的出版，不只是一個純粹學者的愛好，其實有很多現實的關切。請舉例具體談談。　　吳國盛：現實就是，中國人對科學有許多誤解，而這些誤解影響了科學研究、科技決策、科研評估、高等教育、傳統文化評估、文化認同等諸多非常現實的問題。　　比如說，不懂得科學精神的真諦在於自由，我們的科技決策就始終著眼於應用，科研評估就總是急功近利，科學家就總是扮演「奴隸科學家」的角色；比如說，不懂得現代科學的求力本性，我們就不能理解科學為何會成為雙刃劍，科學家為何會成為一個利益集團；再比如說，不懂得博物學在科學史上的地位，就無法為緩解人與自然的緊張關係找到切實可行的途徑。　　《中國科學報》：從1995年出版的《科學的歷程》，到這本《什麼是科學》，這兩本書有關聯嗎？你自己在思想上有什麼變化？無疑，《什麼是科學》是一本引人思考的書，你認為還有哪些方面需要進一步探討的？　　吳國盛：《科學的歷程》畢竟是二十多年前的東西，與這本《什麼是科學》是完全不同的書。我寫那本書的時候，還是一個28歲的小青年，也沒有讀過多少科學史的書，書中沒有多少屬於我自己的思想。現在這本書當然有許多我自己的想法。　　當然，有些想法想得成熟一些，有些還不夠成熟。比如，用博物學的眼光重修中國古代科學史，就是我的一個新想法，但如何修，我只有一些很抽象的建議。　　本文來源：中國科學報

　　一九九七年吳國盛先生擔任席殊書屋專家導讀系統專家親筆函　　自 序　　吳國盛　　什麼是科學？這是一個問題。任何問題都呼喚一個解答，但恰當的解答卻取決於問題的性質：誰在提出問題？為什麼提出問題？發問者期望回答者從哪些方面、以什麼方式來回答？而這，是問題背後的問題。真正的問題都是有結構的。　　20世紀80 年代初，當我還是科學哲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的時候，英國科學哲學家查爾默斯（A.F.chalmers，1939—）的《科學究竟是什麼》（What is this thing called Science）一書流傳很廣。許多愛好科學哲學的學生正是通過這本書開始了解西方科學哲學。然而，作為一個中國讀者，我一直覺得這本書沒有回答書名所提出的問題。我了解到，許多讀者有和我同樣的感受。為什麼呢？原因大概是，這本書所預設的東西在我們心目中恰恰是可疑的、有待澄清的，是我們想要繼續追問的。這本書名為「科學究竟是什麼」，實際上只是通俗地介紹了20 世紀從邏輯經驗主義、波普爾到庫恩、費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1924—1994）等科學哲學家的觀點，可以看成是一本西方科學哲學的簡明導論。可是，對西方科學哲學家來說，「科學」的指稱是清楚的，就是在近代歐洲誕生的以牛頓力學為代表的自然知識類型，不清楚的只是，為什麼這種知識類型如此有效、可靠，如此權威和成功。用康德的話說就是，先天綜合知識（科學知識） 是否可能，這是沒有疑問的，因為牛頓力學就是這樣的「科學知識」；有疑問的是，它何以可能，亦即它得以可能的條件是什麼。對他們來說，牛頓力學作為「科學」是一個給定的事實。可是對我們來說，牛頓力學為什麼當然就是科學呢？如果回答說，牛頓力學符合科學之為科學的全部標準，我們會問科學之為科學的標準是什麼，這通常導向科學哲學；如果回答說，科學就是按照牛頓力學來定義的，我們會問牛頓力學是怎麼來的，這通常導向科學史。　　是以科學哲學的方式來回答「什麼是科學」這個問題，還是以科學史的方式來回答，這仍然取決於你發問的背景和動機。　　過去這三十多年，有兩件事情影響了中國人提出「什麼是科學」這個問題。第一件事情是反「偽科學」的需要。上世紀80 年代，氣功、人體特異功能一度十分活躍，包括錢學森這樣的著名科學家都為之背書，但後來風向轉了，說這些東西是偽科學。就字面意思上講，所謂偽科學是指本來不是科學而冒充科學者，但問題是如何判斷它本來是不是科學，這就提出了科學的標準問題。於是，很長一段時間，國人希望科學哲學家能給出一個權威的標準答案。不幸的是，西方的科學哲學大家並沒有就此給出一個權威的答案，相反，每一個科學哲學家的答案都受到同行們無窮無盡的詬病，讓人莫衷一是。　　早先的邏輯經驗主義者說，科學之為科學就在於它能夠得到經驗的證實，可是波普爾（Karl Popper，1902—1994）反駁說，我們的經驗都是單稱陳述，單稱陳述經過歸納並不能確鑿可靠地導出全稱陳述。我即便看見一萬隻天鵝是白的，要得出「天鵝皆白」這樣的理論也是很有風險的，事實上，的確有黑天鵝存在。於是，波普爾別出心裁地提出證偽理論，認為科學之為科學不在於可證實，而在於可證偽，即它總是包含著可以訴諸經驗檢驗的預測。比如，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預言了光線在經過太陽這樣的大引力場時會發生彎曲，因此是可證偽的，而像占星術這樣的理論總是把預言說得含含糊糊，無法證偽，因而不是科學。波普爾之後的科學哲學家提出「觀察滲透理論」，認為沒有什麼經驗觀察是中性的，任何經驗觀察都預設了某種理論。如果A觀察證實了B 理論，很有可能是A 觀察之中滲透的理論支持了B 理論。由於觀察滲透理論，不僅觀察與理論之間的證實關係出現了問題，證偽關係也同樣存在問題。A 觀察證偽了B理論，也有可能是該觀察背後的理論與B理論相衝突所致。到了庫恩（Thomas Kuhn，1922—1996）這裡，科學之為科學的標準這個問題的性質發生了改變。邏輯經驗主義者和波普爾所說的科學指的是科學「理論」，「科學之為科學的標準」指的就是科學理論的成真標準。對他們而言，科學劃界問題本質上是一個理論與觀察之間的邏輯關係問題。庫恩不再關心這個問題。他在研究科學史的過程中發現，實際發生的科學理論的更替並不是由理論與觀察之間的邏輯關係決定的，而是由科學家共同體決定的。在常規科學時期，科學家根本不會問「什麼是科學」這樣的問題，因為一旦經過艱苦的訓練進入了科學共同體，科學家已經就許多信念達成了共識，對這些信念通常不再追究。換句話說，你要是非要問什麼是科學，庫恩的答案很簡單：「科學家們做的事情就是科學。」只有在傳統的範式出現了大量反常的科學革命時期，科學家們才被迫思考「什麼問題是真正的科學問題」、「什麼樣的解決辦法是真正科學的解決辦法」，但最終的裁決方案也不是一個可以通過邏輯和理性來解決的方案，更多的是一種非理性的歷史裁決，就像德國物理學家普朗克（Max Planck，1858—1947）在他的自傳里所說：「一個新的科學真理並不是通過說服對手讓他們開悟而取得勝利的，往往是因為它的反對者最終死去，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長起來。」庫恩之後，費耶阿本德更是主張，沒有什麼科學方法論，如果有的話，那就是「怎麼都行」。他雄辯地表明，科學劃界問題完全是一個無聊的問題。在科學史上，科學與非科學之間的界線從來就是模糊不清的，而且這些模糊不清的界線也會隨著歷史的變遷而變遷。明確劃定科學的界限，只會窒息科學的自由和創造精神。　　西方科學哲學家的觀點令許多中國讀者感到失望。那些對偽科學深惡痛絕、急於趕盡殺絕的人，甚至對庫恩和費耶阿本德這樣的科學哲學家破口大罵。如果非要援引科學哲學的話，他們往往還是喜歡波普爾，畢竟波普爾明確提出了劃界問題，給出了劃界方案。　　本書不是為這些讀者寫的。我並不認為劃界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只要偽科學不是一頂政治上讓人恐懼的意識形態大帽子，只要反偽科學不是一項迫切的政治任務，人們完全可以根據具體的情況和要求來辨別科學和非科學，並不需要一個絕對正確、普遍適用的可當作尚方寶劍的科學標準。如果想區別科學與常識，你可以強調科學的精確性和邏輯連貫性；如果想區別科學與宗教，你可以強調科學的懷疑和批判精神；如果想區別科學與人文學科，你可以強調科學的數學和實驗特徵。當科學事業出現內部問題時，我們可以講講科學的規範，以平息紛爭，重建共識，或者清理門戶，嚴肅紀律；當科學事業遭遇公眾誤解和攻擊時，我們可以講講科學的價值，講講科學追求真善美的統一，熱愛和平，重視協作等等，以重修科學的形象；當別的社會事業羨慕科學所取得的進步，向科學取經時，我們可以講講科學的方法，以幫助那些非科學的事業也取得像科學那樣的成功。再說，生活中也不是處處都需要科學，有時候像占星術這樣的偽科學也可以用來娛樂，為何一定要斬盡殺絕？繪畫原作固然寶貴，複製品也可以有它的地位。　　影響中國人提出「什麼是科學」這個問題的第二件事情，是李約瑟難題以及傳統文化的評價問題。在近代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傳統文化的評價問題一直是一個極為引人注目的問題。五四時期的啟蒙思想家普遍認為，傳統文化基本上一無是處，是阻礙我們走向現代文明的攔路虎、絆腳石，應予徹底否定，而傳統文化之所以一無是處，是因為它沒有科學。民國時期的學者討論的都是「中國古代為什麼沒有科學」這樣的問題。到了50 年代，愛國主義成為時代的新需求。英國生物化學家李約瑟站出來發問，中國古代有發達的科學技術，為什麼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誕生呢？這一問讓深受西方列強封鎖的國人聽得很舒服，因為這一問的前提是中國古代有科學，而且很發達，只是近代落後了。到了90 年代，新一代的科學史家和科學哲學家開始質疑「李約瑟問題」，特別是追問「中國古代究竟有沒有科學」，引發了熱烈的爭論。然而，問題的實質仍然在於：這裡的「科學」是什麼意思？只要調整科學的定義，就可以使「中國古代有科學」和「中國古代無科學」都成立，但科學的定義並不是隨意指定的，而是歷史地形成的。　　要準確理解科學，必須回到歷史之中。　　本書針對的就是這個背景，因此將主要採納科學史的方式來回答「什麼是科學」這個問題。牛頓力學之所以天生就是科學，而我們的陰陽五行天生就不是科學，這是歷史形成的。就好比披薩是西方人發明的，天生就是披薩，而我們的餡餅天生就不是披薩。我們當然可以說餡餅也能吃，而且比披薩更好吃，但你還是不能說餡餅就是披薩。今天我們稱之為科學的東西本來就來自西方，要理解什麼是科學，必須回到西方的語境中。　　我認為，在理解科學方面，我們中國人很大的誤解是沒有真正意識到科學的獨特性。我們通常認為科學是一種全人類普遍具有的能力——技術能力，或者高智力。正因為沒有認識到科學的獨特性，所以很容易誤認為中國古代其實也是有科學的——中國人既然是人，當然有技術，有智力，因而有科學。這種錯誤的科學觀妨礙了我們反思自己的文化。事實上，正如本書第二章所說，科學是一種十分稀罕的人類文化現象，起源於對自由人性的追求和涵養。中國古代沒有科學，根本不是偶然的錯失，而是存在的命運。　　一百年來，本著我們一向熟悉的實用態度來學習西方的科學，中國的科學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基本實現了「科學救國」的理想。但是，今天我們面臨新的歷史使命。中國人在解決了落後挨打、貧窮挨餓的急難之後，要復興中華文化，成為引領人類文明之未來的力量。在這個新的形勢下，仍然用實用的態度來對待科學和科學家，就無法真正完成這個新的歷史使命。今天，我們的科學事業面臨基礎科學薄弱、原始創新乏力這樣的嚴峻挑戰。如果不能深入思考科學的本性、科學的本源，我們的科技政策和科研管理就可能違背科學的內在邏輯和規律，人為製造發展的障礙。這正是本書寫作的深層動機。　　除了回到西方的歷史語境中，追溯希臘科學和近代科學的歷史由來，本書也希望為重新評估中國古代的科學開闢一個新的思路。我認為，現代科學的主流是數理實驗科學，它起源於希臘理性科學與基督教唯名論運動的某種結合，但是，數理實驗科學並不是現代科學的全部，最終蘊釀出達爾文進化論的近代博物學（自然志）也是不可忽視的科學類型。技術、博物學（自然志）、理性科學三者構成了一個科學譜系。中國古代的科學更多的屬於博物學的範疇，以現代數理實驗科學的框架去整理重建，往往得到的只是歷史的碎片。因此，建立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博物學編史綱領，是未來值得嘗試的一個方案。　　什麼是科學？這個問題在今天顯得格外緊迫。近十年來，我在各種場合無數次發表以此為題的講演，聽眾既有政府高級官員、院士科學家、IT 精英，也有普通學生、學者、民眾。他們對這個話題的深切關注讓我感覺到這是我們民族今天不能不認真反省的問題。我希望這些初步的思考能夠喚起更多人的認同，凝聚更多人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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