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老齡化的困難和奮鬥 | 鳳凰周刊

日本的人口結構老齡化進展相當迅速。老齡化會增加養老金、醫療以及福利等社會保障支出費用。同時顯露的麻煩是——日本還在不斷少子化，也就是勞動適齡人口（20-64歲）在減少，而恰恰是這部分人支撐了大量的社會保險繳費。

由此可以預見，日本將面臨政策性經費來源緊張，政策自由度進一步降低，甚至政府還不得不降低社會保障、教育、基礎設施建設等對國民生活不可或缺的公共服務水準。而且，公共債務的凈增將財政負擔轉移給後代，代與代之間的不公平將進一步加劇。

同時，雖然現階段的國債利息水平很低，但是如果債務餘額的增加導致民眾對財政的信任度降低，該利息水平就會上漲。如此，不僅會導致保有大量國債的金融機關總資產價值乃至信用力大大下降，帶來金融系統不穩定，而且還會由於政府財政的進一步惡化給籌集資金帶來困難。因此，財政重建迫在眉睫。

統計數據顯示，日本人口結構在過去50年中迅速老齡化。1965年65歲以上人口（以下稱「老年人口」）618萬人，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所佔比例（以下稱「老年人口比率」）只有大約6%，2012年老年人口達到3083萬人，老年人口比率大約24%。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的預測，2050年日本老年人口比率預計將會高達大約39%。

另一方面，未成年人（19歲以下）在1965年是3602萬人，在總人口中所佔比例（以下稱「未成年人口比率」）約為36%，預計2050年這一比率大約13%。屆時日本的「老年扶養比」（老年人口和勞動適齡人口的比率）甚至會達到1：1。這意味著，日本社會將面臨每個勞動力扶養一位老人的時代。

老年扶養比之中勞動適齡人口的比例越小，支撐社會保障制度越困難，該比達到1：1的情況下，社會保障制度的根基就很容易被動搖。安倍政府已經提出了以提高出生率而遏制總人口減少的長期目標，今後打算將少子化防止政策擴充，大力推行。

伴隨著人口結構老齡化，養老金、醫療、福利以及其他相關社會保障支付費用逐年增加，引發日本財政狀況日漸惡化，為解決此問題，日本政府制定了明確的財政重建目標：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基礎性財政收支（Primary Balance，以下簡稱「PB」），在2015年度之前，與2010年度相比，赤字佔GDP之比要減少一半；二是在2020年度之前實現均衡化；三是其後的債務餘額佔GDP之比穩定下降。

日本政府為了充實社會保障的同時實現財政健康化，正在進行社會保障與稅制的一體改革（以下簡稱「一體改革」）。

一體改革的重點是將消費稅率上調，從而增加社會保障資金來源。《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推進法》指出，改革的基本思想是，「社會保障讓廣大國民都受益，因而所需費用要讓每一代人都廣泛公平地分擔，從這樣的觀點出發，中央和地方政府用於支付社會保障的公共費用撥款，就由消費稅和地方消費稅來承擔」。

通過一體改革，包括因上調消費稅率而增加的稅收（國家和地方），除現行的地方消費稅（相當於1%）之外，已經全部被列為社會保障的資金來源。

之所以選擇消費稅作為社會保障的資金來源，其理由有三。首先，消費稅的稅收較為穩定，不會被經濟是否景氣及人口結構變化輕易左右。即便經濟不景氣，無論對年輕人還是老年人，購買生活必需品依然是剛性需求，因此很難撼動稅收基礎。其次，消費稅的負擔不會集中於勞動人口等特定人群，給經濟活動造成的負面影響比較小。第三，消費稅的資金籌措能力較強。在消費稅率上調至5%之後的15年左右中，中央的消費稅稅收（相當於4%）每年度一直處於大約10億日元。因此，上調消費稅率1%會籌措到2.5億日元左右的收入。

在一體改革中，增加的消費稅稅收將一部分用於充實社會保障。除了對於老年人的扶養之外，還要加強對於第二代、第三代以及勞動適齡人口的幫扶，以將傳統的主要保障老齡者生活的社會保障制度，轉變為所有年齡層全面應對型的制度。

為了實現這樣的改革，政府將消費稅稅收的用途，從面向老齡者的三大經費（基礎養老金、老年醫療、看護）擴展到了包括育兒在內的社會保障四大經費。如果依照現行的《稅制根本改革法》的安排，2015年10月將消費稅率從現在的8%上調至10%（一體改革前：5%）、增加的稅收在2017年度相當於5%的增稅，即14萬億日元。

政府會從中拿出大約2.8萬億日元被用來充實社會保障、其餘相當於4%的大約11.2萬億日元則用於增強社會保障財源。這其中，0.8萬億日元是用在因消費稅增加而物價上漲所導致的社會保障四大經費支出的增加部分，3.2萬億日元是用作將國庫對基礎養老金的撥款比例永久固定在二分之一（從前只有三分之一）的資金來源，以此避免對未來養老金的支付造成影響。剩下的約7.3萬億日元則用在資金來源尚未得到穩定保障的現有社會保障費用的支出上，以此減輕對後代的遺留負擔，實現財政健康化。

《稅制根本改革法》的附則中規定，執行上調消費稅率前，需要「綜合考量經濟狀況等，採取包括停止實施上調在內的必要措施」（簡稱「經濟判斷條款」）。為此，安倍內閣在2014年4月1日之前並沒有採取停止措施，於是在該日消費稅率依照該法從之前的5%上調至8%。

不過，最近安倍首相不得不宣布財政重建道路上的重大改變。作為下一個階段的關鍵步驟，即在2015年10月1日將消費稅率繼續上調至10%。在2014年11月18日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安倍首相表明，鑒於現階段因消費稅率上調而造成消費尚未復甦的狀況，決定暫緩繼續上調，將時間推遲到2017年4月1日。他同時強調，為了在財政重建道路上繼續走下去，這一時間將不會再推遲。

在他看來，這一舉措可謂稅制重大改變，也正是因此，安倍內閣在2014年11月21日解散了眾議院，讓國民在當年12月14日舉行的眾議院大選時，投票表決這次稅制上的改變是否妥當。此大選的結果是，安倍率領的自民黨和與該黨一起組織現任聯合政權的公明黨，一共獲得超過三分之二的議席，安倍政權得到國民的肯定。按照這樣的大選勝利，安倍新內閣預計在2015年1月26日召開的本屆國會上提出旨在推遲將消費稅率上調至10%的《稅制根本改革法》修改法案，讓該法案得到國會的承認。

事實上，即使不推遲時間，即在2015年10月1日如期實行，為了達成2020年度中央和地方PB均衡化的目標，也還需要進一步完善財政收支平衡。很顯然，推遲消費稅率上調時間會導致達成目標更加艱難，然而，安倍首相在上述記者招待會上說，「政府堅持2020年度中央和地方PB均衡化目標，在2015年夏季之前將制定進一步的收支完善方策」。他充分認識財政重建十分緊要，決不容手軟。

完善財政收支的途徑只有三個：一是通過經濟增長的稅收增收；二是增稅；三是支出削減。

在推遲消費稅率上調的情況下，我現在最關注的是，安倍新內閣在完成編製2015年度預算後，進一步收支完善政策是否加進具體的支出削減方針。尤其是在中央財政支出領域中增速最高的社會保障方面。

邊選擇取捨政府幫扶項目，邊減少財政資源的投入極為重要。比如說，一方面，對於老齡人口當中那些收入超過一定水平的人，需要重新考量養老金支付的必要性和醫療、看護等繳費額度；另一方面，也需要以育兒幫扶措施和高齡者僱傭促進措施而促進女性就業，高齡者繼續工作，一邊減少社會保障制度的受益者，一邊增加該制度的繳費者。

如果安倍新內閣在2015年夏季之前將制定的收支完善政策中，明確具體地加進包括社會保障在內的支出削減方針，而且在2017年4月1日不再推遲消費稅率上調的話，就會看到一線日本財政重建的光明。

文/梶川光俊

（作者系日本駐華大使館經濟參贊，本文不代表日本政府和日本大使館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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