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爭議《金庸傳》出修訂版 曾被指少溫情和敬意

十年前的傅國涌版《金庸傳》曾招致金庸本人的批評。

本報記者劉科發自杭州

判斷一個人是否名滿天下，或許可以從這個人物傳記作品的數量上觀察出來。

年逾89歲的金庸儘管早已「八風不動」，但或許仍有煩惱，儘管他自己從未真正授權，但十數年來，僅中國大陸，就有多達15種有關金庸的傳記出版，其中一些金庸傳記的質量良莠不齊，甚至有虛構傳主的內容出現。

今年6月，傅國涌所著《金庸傳》歷經十年，增刪修訂後，由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這本傳記被認為是歷來質量最高的金庸傳記作品。

十年前此書初版時，曾有所波瀾，由於舊版中講述了金庸吝嗇、寡情、世故種種，並試圖「讓金庸走下神壇，還給世界一個真實的人」，一度引發金庸的不快。

十年來，傅國涌陸續搜集更多材料，曾到浙江的檔案館查閱金庸早期檔案，兩次到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訪學，瀏覽了《明報月刊》《明報》（縮微膠捲）、《明報周刊》等金庸手創的報刊，金庸下屬石貝女士等人的回憶也提供了許多新材料—這些人對金庸的生活習慣、個性、口才等都有第一手的具體回憶。

在新版的《金庸傳》中，刪去的章節主要是金庸賣掉《明報》以後的晚年歲月。傅國涌認為，此時的金庸享受盛名、鮮花和聚光燈，對時代已沒有多少真正的影響，時代在他身上也少有印痕。雖然他始終是媒體關注的對象，但對於傳記來說卻是無足輕重。

金庸研究虛假「繁榮」

在學者嚴曉星看來，這些年以研究名義出現的粗製濫造的金庸傳記/准傳記，已在一定程度上嚴重影響了本來可以開展起來的、甚至開展得很好的真正的金庸生平研究。

嚴曉星研究金庸已有十數年，曾出版《金庸識小錄》，書中附有四萬字的《金庸年譜簡編》，是迄今最為翔實的金庸生平系年。

「我印象頗深的是，有個傳記里提到金庸跟他的表姐蔣英（錢學森夫人）以前就認識。事實上，蔣英是在很晚後才知道有金庸這個表弟的，她在此之前不可能跟金庸有接觸，這個傳記明顯是在編造。」嚴曉星告訴時代周報。

嚴曉星認為，金庸研究現象的消極因素是對金庸形象的誤讀、歪曲、片面化消解了金庸、金庸小說的獨特價值與嚴肅內涵，習慣了獵奇的心理與看熱鬧的姿態不利於金庸研究的深入與生成正常氛圍。

被指欠缺「溫情和敬意」

2003年，傅國涌的《金庸傳》出版後，質疑金庸的品格蔚成風尚。或許正因為此，多年以來，金庸本人對「金庸傳記」的評價並不友好。

當年金庸來杭州，有人問金庸，過去已經有過好幾本《金庸傳》，最近又有人寫了一本，這位作者就在現場，金庸先生願不願意與他見面？

金庸說：不願意。他說：「我的一生經歷極其複雜，經歷很多，興趣非常廣泛，我不相信有人能充分了解我而寫一部有趣而真實的傳記。」

另一方面，金庸也不願意寫自傳，他曾在接受台灣媒體採訪時表示，「我不寫自傳。自傳若寫好事，人家說你吹牛，而壞事何必寫呢？我沒興趣學盧梭寫《懺悔錄》。傳記就留給人家去寫好了，坊間那些傳記，大多只是靠金庸兩個字騙錢胡謅瞎湊的，有些人在活動場合跟我拍張照，就擺在書上，說給我校訂過傳記，全都是假的。」

香港的政治史、文化史、經濟史繞不開金庸，中國的政治史、文化史也應該有他的位置。「傅傳是目前傳記中最好的，新著比初版好了很多，查了很多檔案，但仍有不足。一個問題是，整本書有些像資料堆砌，還是有些讓人失望，金庸的很多經歷不為外人所了解，涉及個人私密情感的經歷，也很難為外人挖掘。」嚴曉星說，「金庸的經歷與其多重的身份、跨領域的成就，一如他的小說，對他的人生應該有多重理解。」

此外，對新版《金庸傳》的批評依然有著與十年前相似之處。著名金庸小說研究者劉國重認為傅版《金庸傳》是最有影響，也是目前為止最好的一部金庸傳記，「舊版是，新版更是，對金庸的評價，更平和，對傳主有更多同情與理解。其他金傳都做不到這樣認真、全面、細緻。傅國涌文化視野之廣，又非冷夏輩所及。」但傅國涌的長處是對中國現代以及西方思想的認識，他的短板，是對古典中國了解不夠，更缺乏「溫情與敬意」，也並非一個為金庸寫傳的合適人選。

劉國重舉例，金庸也還沒有把解決20、21世紀中國問題的希望主要寄託到康熙這樣的好皇帝身上。1972年金庸完成最後一部小說《鹿鼎記》，3年後寫作了《袁崇煥評傳》附在《碧血劍》之後，裡面說得清楚明白：「只要專制獨裁的制度存在一天，大家就只好碰運氣。……袁崇煥和崇禎的悲劇，明末中國億萬人民的悲劇，不會發生於一個具有真正民主制度的國家中。把決定千千萬萬人民生死禍福的大權交在一個人手裡，是中國數千年歷史中一切災難的基本根源。過去我們不知道如何避免這種災難，只盼望上天生下一位聖主賢君，這願望經常落空。那是歷史條件的限制，是中國人的不幸。」

「《評傳》這段話，傅先生不應該沒看過。」劉國重補充。

「他是文人、商人、大中國主義者」

時代周報：跟十年前的舊版相比，新版有什麼區別？

傅國涌：大概刪掉了五個章節。10年前出舊版之時，我考慮得不夠鄭重。金庸從1993年賣掉《明報》後，作為小說家和報人的生命差不多就結束了。這次大面積刪掉了五六個章節，文字在15萬字左右，新增添的部分在10萬字以上，所以是有大增大刪，起碼是把這個書一半以上重寫了。

新版增添了大量新材料，豐富了他一生的黃金時代（1959-1989）的內容，對於解讀他生平的一些重大抉擇能作出更具說服力的回答。對他早年在衢州中學，在《東南日報》、《時與潮》半月刊（1947-1948）、《大公報》的學習、工作，也有許多新收穫。

新版里對一些細節都有補充，特別是他在人生關鍵節點上的關鍵選擇，都找到了一些材料，作出了合理的解釋。比如說他為什麼沒有在1949年前成為革命者，比如他在香港問題上的看法，比如他在中國大陸、台灣地區、香港的決策定位上，在這些重要的人生抉擇當中，過去的傳記中都沒有涉及，新版都有了材料來解釋。

他為什麼沒有在1949年前成為革命者？他在國民黨統治下度過了青少年時代，幾次與黨化教育發生衝突，中學時兩度面臨失學，都因為校長保護才過關。他在大學時代被迫退學，他對國民黨和蔣介石不滿，卻為什麼沒有成為一個左翼青年，成為一個革命者，而是始終保持了對讀書的興趣，以不左不右的姿態到了香港。我大致上也找到了答案。

金庸始終走的是一條中道而行的路，他的思想始終是不走極端的。「我不是革命家，我只是一個新聞工作者。」就是一種性格，和文化底蘊有關係，他是一個儒家文化的信奉者。跟他的武俠小說一樣，他本人也是儒、道、佛三者的平衡，始終有一種彈性。所以他超越不出這套思想體系。他是個民本主義者，是個大中國主義者。

比如回答金庸在香港回歸問題上，為什麼和香港主流輿論發生衝突？他在《明報月刊》1993年1月發表的《功能選舉的突變》毫不迴避，作為「既得利益的建制派」，他「滿意現狀」，不希望變動太大、太快、太多，至於未來，他老了，那是下一代的事。他認為自己「不會再有二十五年壽命」，「五十年不變」畢竟想來挺美。而且他清楚知道「北京的底線」。正是這些因素決定了他的立場。但他對香港的熱愛是毋庸置疑的，有大量事實可以證明他對香港的感情，他把香港當作了家園，沒有客居感。

再比如，他為什麼認同北京，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去年才找到的，這是1972年3月1日他在《明報》社評上的說法：

我們並不期望中國成為資本主義國家。事實上，資本主義有重大缺點，中國改行資本主義，絕非廣大人民之福。而實行民主自由的社會主義制度，只有增加全體人民的幸福，而決不會減少。

我們所衷心希望的，是大陸和台灣雙方的政治經濟制度能分別改進，逐步成為類似北歐各國（例如瑞典、挪威）的民主自由的社會主義制度。

這是他的價值觀—他並不認同資本主義，他認為大陸應該實行「民主自由的社會主義」。

還有是一些間接材料的發現，特別是發現了金庸與胡適的關係。金庸的武俠小說出現在胡適家裡的書架上，包括胡適的年譜里也提到胡適對武俠小說的看法，胡適講「武俠小說是下流的」。金庸在報紙上看到胡適的看法後，對胡適的印象不太好。

我想寫的是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的關係，所以這次我強化了金庸和他的時代的關係。

時代周報：你在後記中提到，「因為一些原因，無法將他在一些歷史大事中的評價如實寫出來，這可能影響讀者對他的判斷。」能否談談這些未被呈現的書寫。

傅國涌：比較遺憾的是他人生中的一些重要關節，比如上世紀80年代末，還沒有辦法寫出來，這是最大的遺憾。另外，對他生平的一些履歷，還不能完全還原，比如他在重慶的中央政治學校的生活，目前掌握的材料還不夠，將來有條件的話，想查閱相關檔案。還比較遺憾的是，金庸在湘西將近兩年的生活經歷，這個不可能有檔案，也幾乎不可能找到當地人來了解。

時代周報：多年的研究，你理解的金庸是個什麼樣子的人，應該如何評價。

傅國涌：金庸有三張臉：文人的臉、商人的臉和大中華主義者的臉。我認為他是一個傳統的中國人，身上有很深的「大中華主義」情結。他的小說、政論都是典型的中國文化產物。他深受儒家傳統影響，有強烈的民本主義色彩，同時長期辦副刊、寫電影劇本、寫武俠小說、辦報，都要考慮到香港市民的口味，帶有很多商業社會的特質。他是中國文化和香港殖民地時代的商業環境融合的產物，他的大陸情結和香港身份奇異地交織在一起，成就了他的報紙和武俠夢。他精明、世故，有洞察力，自始至終都知道自己該做怎麼樣的選擇，他成為世俗社會萬人羨慕的對象不是偶然的。

金庸一生深受民國教育的影響，特別是中小學教育對他的影響，他一生的根基是在中學階段。作為一個民國教學下的讀書人，又有機會接受過《大公報》一代報人如胡政之等人的影響，這就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金庸，或者說構成了金庸的文化背景和精神血脈。

他在一個畸形又高度繁榮的市場機會裡，抓住了空間的機會，成為一代報人，他的武俠小說也是在那樣的背景下誕生的，這是一塊硬幣的兩面，他是個複雜的人，他在特定的時間、特定的地方、做了特定的事情。他在這樣的一個亂世中國找到了一個相對安靜的香港，給文化中國留下了一份不可複製的遺產，我覺得他可以說是「了無遺憾」。

時代周報：金庸稱得上偉大嗎？

傅國涌：稱不上，他是一個普通人，他缺乏能夠成為偉大的那些因素，我可以稱他為一代報人，但不能說是偉大的報人，偉大必須要付出，但他做不到，他都要得到。

還未如願見著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丟金庸的晚年

本報記者 劉科 發自杭州

金庸再次進入公眾視野，是今年6月網路間流傳的一則有關金庸獲得北大博士學位的消息。

北大在隨後的特別聲明稱，金庸確實於2009年9月在北大中文系註冊攻讀博士學位，但網上所傳的畢業證書，不過是學校管理部門按博士生入學年月，依慣例預先普遍準備，不可視為正式文書。

名滿天下，謗亦隨之。金庸的早年與壯年，在小說創作、時政評論諸領域處處閃光。越到晚年，無論是讀博士、改小說抑或一些言行，金庸身上的庸人氣息越發濃重。世人不解：九十老翁何所求？

「大師今生可還有所求？」這正是2000年後金庸訪問台灣時，有讀者向他提的問題。

「希望學問好一點。」金庸這樣回答。

金庸一直嚮往成為史學家。1946年，金庸讀到湯恩比作品後說：「我如能受湯恩比博士之教，做他的學生，此後一生即使貧困潦倒、顛沛困苦，甚至最後在街頭倒斃，那也是幸福滿足的一生。」

2001年，金庸在南開大學接受記者訪問。問：「您喜歡或者崇拜的老師有哪些人？」金庸答：「我曾說過有四位歷史學家，中國兩位，一位陳寅恪先生，一位錢穆先生……我當他們是老師。」在世學人中，金庸比較佩服的是余英時。

在這樣的內在驅動下，晚年金庸熱衷於外人眼中的「讀博士」。「對文化的執著、痴戀，在金庸是一以貫之的，不是到了晚年才突發熱情。」金庸研究者劉國重說。

2005年10月，金庸赴劍橋大學攻讀碩士、博士學位，師從劍橋大學亞非學院東亞研究所所長麥大維，麥是著名唐史研究專家，比金庸年少15歲。

在麥大維的指導下，金庸在2006年12月完成了長達兩萬八千字的歷史碩士論文《初唐皇位繼承製度》。據透露，在該論文中，金庸根據大陸最新發現的考古資料，發現當時太子建成的東宮與唐高祖的宮殿之間有一條更近的通道，與歷史記載中的彎道遠路不符，因此推測玄武門之變的「正史」可能經過史官偽造。

2010年9月，金庸以86歲高齡完成博士論文《唐代盛世繼承皇位制度》的答辯，獲得劍橋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金庸到劍橋讀書，我很佩服。再到北大讀博，就很沒必要了。老先生的年齡事實上不容許他聽課、學習，北大真要授予他學位，也勢必是格外通融。破壞規則，對金庸，對北大，都是。」劉國重說。

歷時七年的第三次改小說是金庸晚年另一備受爭議的重要活動。

1999年，金庸開始了第三次修訂，修到《碧血劍》時，突然大筆一揮，讓原本專情於溫青青的袁承志「變心」，改為對阿九一見鍾情。在《射鵰英雄傳》里，金庸點出黃藥師對梅超風之間的師生戀，更引起金迷大嘩。

某種程度而言，金庸需要在生前儘可能多地抓住一些東西，以使自己確信：金庸小說成為經典。

1999年11月1日，《中國青年報》刊出王朔的《我看金庸》一文，對金庸小說進行了猛烈抨擊。隨後金庸致函回應。雙方粉絲擺開擂台，大論爭持續數月。

在劉國重看來，此事對金庸的觸動甚深。「因為出身通俗，面對純文學作家，金庸有自卑感，這才把王朔『看金庸』真當回事了。張五常認為『查先生不應回應』，因他確信『查老在文壇上的地位，比我這個大教授高一輩……』。無奈，金庸本人缺乏同等程度的自信。」劉國重說。

多年以來，因在小說上的成就，金庸所獲榮銜甚多，包括北京大學、浙江大學、南開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吉林大學、遼寧師範大學授予名譽教授，香港大學、加拿大UBC大學及日本創價大學、澳門大學授予名譽博士，也曾獲選英國劍橋、牛津二學院的榮譽院士等。2009年11月25日，中國作家協會推舉金庸為名譽副主席，也曾被認為金庸晚節不保。

「李宗盛最近發行的新歌《山丘》，裡面『還未如願見著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丟』的歌詞，用到晚年金庸身上，不見得不適合。」劉國重分析，「晚年金庸對於不朽有指望，又沒把握。這才在許多時候表現得那樣進退失據、徘徊瞻顧、患得患失、顧此失彼。」

中國大陸歷年金庸傳記作品

1995年 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冷夏的《文壇俠聖：金庸傳》，是第一部有較大影響的金庸傳記。

1998年 山東畫報出版社出版《武林文宗·金庸》，作者陳墨。

2000年 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金庸傳奇》，作者鍾曉毅等。

2001年1月 由孫宜學撰寫的《千古文壇俠聖夢—金庸傳》在團結出版社出版。

2001年3月 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彭華、趙敬立的《揮戈魯陽：金庸傳》。

2002年1月 山東友誼出版社出版艾濤的《金庸新傳》。

2003年 傅國涌的《金庸傳》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由於金庸本人發表過看法，該傳備受關注。

2004年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金庸其人：金庸其書》，作者葛濤、谷紅梅、蘇虹。

2006年 兩本金庸傳記問世，分別是張建智撰寫的《儒俠金庸傳》和葛濤撰寫的《金庸評說五十年》，分別由上海遠東出版社和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

2007年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金庸與明報》，張圭陽是資深傳媒人，曾任職《明報》。

2008年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金庸傳》，作者辛磊。同年，華夏出版社出版《金庸全傳》，作者費勇。

2009年 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金庸傳：書寫俠義筆戰江湖》，作者杜雅萍。

2011年 東方出版社出版蔣泥和孔慶東合著的金庸傳記《夢遊九天：金庸的醉俠世界》，事後，孔慶東否認曾參與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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