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福東：張學良的東北死對頭齊世英，親日者如何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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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韓福東
九一八事變發生時，齊世英正在上海滄州飯店睡覺。他還沒有起床，電話響了。來電者為上海市長張岳軍，帶來的消息令人震驚：瀋陽出事，日軍佔領了北大營。
張岳軍之所以打電話給齊世英，是因為齊世英在國民黨內負責東北黨務，且其和日本很多官員甚為熟稔。張岳軍問他，在上海有沒有日本朋友，可否了解下瀋陽到底是怎麼回事？
齊世英和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往來密切。他為此前去拜訪。重光葵也表示困擾，獲取消息只靠新聞報道，並無日本政府正式公電。幾天後，齊世英被蔣介石秘密派往日本。
在齊世英的生命歷程中，日本人曾以授業和救命的恩主身份出現。但在九一八事變之後，卻反轉成侵略者角色。當年與齊世英一起接受日本蔭庇的殷汝耕，最終淪為漢奸，出任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主席；而齊世英則始終與國民政府相一致。在整個抗日期間，齊世英興教育、辦雜誌，救濟東北難民與學生並扶持義勇軍，其工作重心始終與東北相聯結。
我們通常說八年抗戰。但齊世英的抗戰卻持續了十四年。
奉命赴日起風波：
日本軍政間的張力
九一八事變後不久，上海市長張岳軍即前往南京，傳達蔣介石旨意，讓齊世英去日本，以了解日本政府與軍部的態度是否一致。齊世英隨即赴東京，與此前相識的犬養毅（政友會總裁）、頭山滿（黑龍會領袖）、床次（政友本黨總裁）等日本政壇元老交換意見。
頭山滿除了對九一八事變表示「糟糕！糟糕！不好！不好！」外，並無良策。而犬養毅和床次，則態度強硬，指責蔣介石過於排日，連中國教科書中都充斥排日思想，所以才會出事。
在日本逗留的幾天內，齊世英還會見了幣原外相。幣原稱，他早就看到東北會發生事端，所以特別派重光葵等人去中國服務，希望能消弭禍患於無形。等到瀋陽事發，他為日本的前途憂慮，曾在內閣會議上詳細陳詞。他承諾，日本政府絕不擴大此事，也希望中國政府不要向國聯控訴。國聯不了解中日關係，派人調查至少費時兩年。兩年內還會再出多少事？還是中日兩國自己處理，儘快解決為好。
從日本的反應看，軍方與政府的態度確實存在不一致之處。齊世英匆忙離開東京前，日本外務省亞細亞局長谷正之在送行時也強調，如果中國團結唱抗日高調或提交國聯，會使執政黨民政黨處境更難，一旦政友會上台，情況會更糟糕。
齊世英之所以匆忙回國，是因為他的行蹤已經暴露。
從齊世英的表述看，日本媒體的相關報道或許有細節失實，但核心內容應屬準確——他畢竟是蔣介石派去日本的。站在日本的角度，也很難說這樣的報道是「不識大體的胡登一陣」。但對中國政府，確實構成了較大的觸動。
查上海《申報》，1931年10月2日刊發中央社發自南京的一則消息，題為《蔣主席否認派齊世英赴日》：「一日本報紙載稱，有齊世英者，在東京自稱系蔣主席所派，又稱系中央黨部所派，向日本朝野徵詢意見云云。本社當即派人往謁蔣主席探詢。蔣主席雲，絕無此事，且此人久未曾見，此說非系招謠，即為日本報紙造謠。至於中央黨部更無派齊世英赴日之理。又政治會議陳立夫秘書長雲，中央黨部職員中，雖有齊世英其人，但既非重要人員，且早已自己請假離京，久不到會服務，此種捏造謠言，殊屬可笑。」
從中國當時的艱困處境看，這種外交上的虛假闢謠，頗有可理解處。齊世英回國後，也應張岳軍的要求，接受記者訪問，並在報紙上發表聲明，謊稱九一八前一天即以私事赴日，並未會見日本政要，日媒的報道純屬捏造事實。
但幾十年後，齊世英憶及此事，內心仍感不平：「回到南京，我感到無限的痛心，異常的憤慨：我是奉命去的，出事皆往我頭上推。因此我也不去見蔣先生……」
在這之後，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在南京約見過齊世英一次。齊世英1970年前後接受「中研院近代史所」訪問時說，此次晤談，他請示過蔣介石，獲得同意。但他因用中央政治會議派給他的車子在下關送重光葵，被中央黨部調查科查出並上報，導致接下來召開的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中謠言四齣，「我這次本也無意做中央委員，來了這一陣謠言，那就更不用談了。」
齊世英並未點明謠言說些什麼，想來應是懷疑他與日人有暗中勾兌吧。
齊世英的東北人身份及其與日本長期親近的歷史，可能加劇了這種謠言的擴散程度。從當時東北軍政各界要人的反應看，的確以投降派居多，尤其在東北軍領袖張學良、張作相幾乎未放一槍即退出山海關之後。
秘密辭職潛回東北：
抗戰還是與日方「虛與委蛇」
接下來齊世英做了一件頗為令人費解的事，未經黨部同意，即私自前往尚未被日軍攻佔的哈爾濱。在留給長官陳立夫的信中，他稱去游雁盪山，要求辭職。
他晚年的解釋是，由於東北義勇軍風起雲湧，缺乏聯繫，而許多組織義勇軍的國民黨同志皆與他有若干的關係，因此徐箴（東省特別區電報局長）等人請他回東北協調指揮大家。「我幾經考慮，覺得南京在那種情形下也許不需要用到我，同時在這裡也招致了不少的誤會」，遂去了東北。
在東北，他從哈爾濱趕到黑龍江臨時省會海倫，會見了黑龍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軍事總指揮馬占山。馬占山談到他面臨的種種困難。「如果你實在維持不下去，就退到俄國去吧！從俄國轉南京，我們一樣等待著歡迎你。」齊世英晚年特彆強調，「我始終沒有跟他講他可以跟日本人隨便敷衍的話。」
齊世英趕在馬占山1932年2月降日前，與他見了面。齊世英的女兒齊邦媛在《巨流河》一書中稱，齊世英回東北的時間是在1932年。依此，齊世英是在1932年1月潛回東北。
齊世英在黑龍江待了一個月左右，覺得事無可為，返回南京。他離開東北不久，1932年2月，馬占山即降日。但同年4月，又再舉反日旗幟，很快遭失敗，退入蘇聯境內。
東北義勇軍的實力，完全無法與日軍對抗，齊世英對此不可能不知曉，為何要回東北？如果是為了組織抗日，他又何需背著國民黨黨部辭職秘密潛回？此仍難理解。
齊世英晚年回憶時，曾提及九一八事變後不久，滿鐵副總裁江口定條曾派人前往南京請齊世英回東北任偽職，但在北平徵詢齊的朋友邵丹甫意見時，邵丹甫認為齊世英肯定不會同意，江口定條遂作罷。
另外，1931年九、十月間，在南京的東北人有兩種不同意見。一種以與張作霖父子有關係，東北易幟後到南京任職的內政部長劉尚清、外交部次長王家楨為代表，他們認為，張學良退到北平，日軍步步侵佔東北，東北人為保護自己家鄉和生命財產安全，維護地方治安，使生靈免遭塗炭，所以「即使與日本人虛與委蛇，也在所不惜」。因齊世英早年參加過郭松齡倒戈，與張學良父子不睦，故他們多次提出，要齊世英打出「趕走張學良」的旗幟，憑藉與中央和日本的關係，挺身而出去做這件事。而另外一些東北人則主張堅決抗戰。
所謂「與日本人虛與委蛇」，指的顯然是張景惠式合作。南京東北人的分野，頗有趣味。東北易幟後轉來南京者，更多從所謂「維護地方治安，生靈免遭塗炭」等角度贊同與日軍合作；而更早些離開東北的官員，則似乎更為超越東北籍身份，偏愛抗日的大詞。
這樣的分野是否也暗示了這樣一種可能性：請齊世英回東北的徐箴、臧啟芳、周天放等官員，或許也與劉尚清內政部長一樣，更希望齊世英能代表張景惠之外另一種「與日本人虛與委蛇」的力量？目前並無證據證明這一點，但即便他們確有此圖，在1932年初，也因張景惠與日軍的合作已經大體完成而難於遂願。
齊世英在東北待了一個月，又回到南京。他和徐箴等人都保全了抗戰的名節。但仍顯矛盾的是，如果齊世英認為日本外務省「不要向國聯控訴」的建言的確有益，因為會激發日軍的進一步勢力增長，這意味著他反對進一步刺激日軍，則所謂的主張「堅決抗戰」就只能是一句虛矯的口號。
最終，國民政府向國聯提交了控訴。國聯做出決議，要求日本政府撤軍。但日本並不遵守，國聯也無可奈何。
中國的處境日益惡化。當時中國各界的抗日言行頗多尷尬。在野者抗日訴求最為激烈，執政者則對步步緊逼的日軍退避三舍，但表面上又要維持民族尊嚴且不與在野力量形成太多衝突。相對而言，山海關外的東北更為無所適從。張學良、張作相撤到北平，中央且無武力聲援，留在東北的軍政官僚該如何應對？馬占山反覆且短暫的抗日是一條路徑，他很快經蘇聯退回天津英租界；與日軍周璇終不成功的張景惠，則成為偽滿洲國的總理大臣，即便如此，在後來成為戰犯時，他仍為自己辯解說，張學良對他的指示是：「須候中央解決，更令予繼續維持現狀。」
為國共合作抗日而發動西安事變的張學良，當年同樣站在真正「堅決抗戰」的反面。他是有個「不抵抗將軍」稱號的。
最後的抗戰：東北幫內部分裂
在南京任職的齊世英，處境則相對簡單。他從日本回來後，繼續在國民黨黨部辦東北黨務。
此時他對東北的工作者已無事實上的遙控，但仍派人聯絡挑選當地留學生在政府或軍隊任職，做所謂的內應——這某種意義上仍是一種「虛與委蛇」，而非「堅決抗日」。東三省的黨部都流亡到關內來，合併為東北黨務辦事處。張學良是5位常務委員之一，他也用資金救助東北抗日救國會。齊世英並非該辦事處的核心領導。
齊世英和臧啟芳、徐箴、周天放等人成立了九一八同盟，談不上有太大影響。他還參與了行政院東北難民救濟委員會和教育部東北青年救濟處的建立，但並不負責具體工作。他著力較多的是1933年2月成立的東北協會，是五位常務理事之一，且一度兼任總幹事。齊邦媛回憶，家裡經常接待東北流亡學生和革命者，父親為了安全，多次改姓。
按照齊世英的說法，外界一般將東北協會視為官方團體，反應既不熱烈，捐款也無著落，經費由政府撥付。平日該協會只做些調查、研究的靜態工作。除此之外，他創辦北平「國立東北中山中學」，招收了2000名東北流亡學生。
1936年國民大會代表選舉，齊世英為爭東北席位，與張學良發生衝突，在葉楚傖和陳立夫的調停下，才告作罷。同年的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他未能當上中央委員，在東北籍中央委員名單的提出問題上，也發生了內部分裂。
七七事變後，齊世英進入抗戰最高統帥部，成為軍事委員會第六部秘書，後隨政府由南京向內地一路撤退。1938年起，他連續四屆出任國民參政會參議員。在這期間值得重點提及的是創辦頗為暢銷的《時與潮》雜誌(半月刊)，出任社長。
這份雜誌，以譯介國外報刊政論文章為主，其出版幾乎貫穿全面抗戰之始終。從其刊發文章取向亦可看出，中國當年在國際上的友敵變化。如1938年4月25日發行的創刊號上，有《蘇聯紅軍的戰略》和《英國縱容法西斯的政策》等文，對蘇聯較為友好，卻多指摘英國。這和當時蘇聯對中國抗戰助力最多，而英國則無視中國利益有關。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對英國的評價轉為正面。
在《時與潮》的發刊詞中，他們這樣說：「我們必須明了，我們不是一個孤立的鬥爭者，而且我們更不願意從整個世界孤立出來。也正因為這個，儘管法西斯魔王進行瘋狂的侵略，儘管有些帝國主義的紳士們在徘徊觀望高唱什麼孤立主義，然而在另一方面，確有千千萬萬的大眾，永遠和我們站在一條陣線共同奮鬥。這不僅指出我們民族解放最後勝利的前途，而且更顯示我們整個光明世界的來臨。」
1938年的4月，《時與潮》說這些話的時候，中國缺少國際上的援助。它更像一個預言，指出了抗戰的最後勝利前途。
在《時與潮》創刊半年後，因日軍佔領漢口，齊世英搭乘飛機飛重慶，與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周佛海同機。深夜二人吃宵夜時，周佛海說，「我們都是熟人，說實在話，仗是不能打了。」齊世英並不同意，兩人唇槍舌劍，辯論了很久。
周佛海或許有意拉齊世英入伙，只因其態度而放棄，這不得而知。之後不久，周佛海投靠了日本，而齊世英則在重慶開始漫長的戰時生活。
齊世英，這個與汪精衛公館派及日本人多有交往的東北人，最終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面。抗戰勝利前，國民黨中央設立秘密的東北黨務高級幹部會議，齊世英也廁身其中，陳立夫要其準備接受東北。相關的籌劃工作已展開。
1945年8月14日傍晚，正在商務印書館開會的齊世英接到電話，說日本投降了。晚飯的時候，鞭炮聲響徹雲霄，路人快樂瘋狂。這個時候，齊世英內心卻有隱憂。他的預感是對的，在長期失去東北之後，國民黨最終於此迎來第一次徹底的內戰失利。(本文部分內容參考《齊世英口述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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