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的華袍及其虱子——從政治祛魅到自我祛魅(朱大可)

張愛玲的小說敘事製造了文學史的奇蹟——她比其它同時代作家擁有更大數量的粉絲。這是作家和讀者共同造魅的後果。在這場文化造魅運動中,張愛玲既是被造魅的對象,也是最重要的造魅者。這種雙重身份塑造了她的曖昧面目。

幾乎所有的大陸讀者,都把張愛玲當作中國小資的祖師奶奶。張所表述的1940年代的上海趣味,是張粉最痴迷的氣息。她的自戀、敏感、時尚、優雅、纖細、尖刻、算計、世故和練達,成了殖民地女人的象徵,進而演變為小資美學的最高典範。那些「兀自燃燒的句子」,諸如 「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等等,令張粉們心旌搖蕩。詭麗的「張語」如天籟之雨,降臨在她們頭上,彷彿是一場盛大的文學洗禮。

張愛玲遺留的摩登影像,加劇了張愛玲作為小資偶像的命運。她生前的口紅、眼影、粉盒、假髮,被精心拍攝並四下流傳;而她早期的旗袍和髮型,風姿綽約,更符合小資的歷史想像。「超級的寬身大袖,水紅綢子,用特別寬的黑緞鑲邊,右襟下有一朵舒捲的雲頭——也許是如意」,老眼昏花的作家柯靈,對此發出語義曖昧的讚歎。更多的青年小資,也匯入高聲讚美的隊列。在娛樂資本主義時代,沒有任何一個女作家比張愛玲更符合視覺優雅的尺度。

張愛玲的自戀,是遭到小資熱愛的第三原因。一個孤芳自賞的女人,猶如古希臘神話中的那爾客索斯,狂熱地愛上自己的水中倒影,並且因得不到這倒影而憔悴至死。她的早期小說就是這樣一種照鏡敘事,其間每個人物都含有她自身的代碼。而這正是她備受寵愛的原因。張愛玲是照亮一切小資的鏡子,她們在她的面容里窺見了自身的影子。而她與胡蘭成的愛情,則更是浪漫派小資的樣板,讓她們從一個被拒絕的失意女人身上獲得慰藉。

正如其小說《流言》所暗示的那樣,張愛玲就是市井流言的軸心,受困於世人對隱私的狂熱愛好。她甚至就是所有都市流言的總體性象徵。她的早期小說,彷彿是一種經過美學包裝的流言,敘說著那些微妙瑣碎的人情世故。不僅如此,她本人的身世和履歷,更是流言飛旋的焦點。在其自傳體小說《小團圓》問世之後,她的私生活再度被各種流言和猜測所環繞,迅速演化為21世紀的人肉盛宴。張愛玲本人的「裸體」出演,滿足了市民的窺私渴望。她是自我獻身的文化烈士。

這就是「張愛玲魅力」的四種根源,大致可以成為讀者熱戀張愛玲的邏輯依據。張謝世之後,她的讀者變得更加狂熱,在每一場與張愛玲有關的狂歡(如電影《色戒》的公映)中粉墨登場,扮演她的守望者,繼續為她的身體和文字造魅。沒有任何一個作家擁有如此堅貞的粉絲群眾。張的擁戴者,早已跟張的骨肉融為一體。

但殖民地的張愛玲,並非就是她本人的全部表徵,而只是其人生多面體的某個側影而已。張的一生,至少分為三個時期:殖民地小資期、反烏托邦期和人格分裂期,但她卻遭到粉絲團的嚴重誤解,以為她們所觸摸到的單一的殖民地肢體,就是張愛玲的全部軀體。

在我看來,這還不是文化誤讀中最荒謬的部分。小資張迷們拒絕面對的嚴厲現實,是張愛玲的自我背叛——從華美的袍子里,找出成群結隊的虱子。1952年以後,張愛玲躍出都市小資的限定,甚至拋棄《小艾》式的歌德主義實驗,投身於更為深刻的鄉村經驗之中,去書寫獨立批判的文本,由此打開政治祛魅的艱難道路。

《赤地之戀》和《秧歌》,無疑是中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兩座高峰,它們以平淡和反諷的風格,探尋「土改」的真相,為這場朱元璋式的權力運動祛魅,揭示它幕後的悲劇意義——人性的扭曲、謊言的囂張,工作組幹部的卑劣、知識分子的墮落、「地主」的無辜,以及底層農民的貧困與苦難。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是的,五年以後,一場更大規模的災難急促降臨,導致了無數「鄉下人」的非正常死亡。(該段發表時被刪)

革命敘事、鄉村敘事、底層敘事、女性敘事、飢餓敘事和戰爭敘事,所有這些敘事母題都被疊加起來,在威權體制的虱袍上,喊出反烏托邦的細弱聲音。在中國現代史上,沒有任何一個作家像張愛玲那樣,以鶴立雞群的洞察力,完成了對「鄉村革命」的痛切反思。跟《赤地之戀》相比,描述江南鄉村社會的《秧歌》顯得更為精妙,儼然是前者的升級版。那些反諷性的殺豬細節、以及縱火、死亡和秧歌場景,都是祛魅文學的經典片段。它是一支華夏民族的哀歌,傳遞出農民經久不息的苦難。(該段發表時被刪)

美國時期的張愛玲,陷入了人格分裂的嚴重狀態。她的《紅樓夢魘》毫無才情,寫得枯燥乏味,令人難以卒讀,暴露出她對於人性和人情的極度淡漠;而與此同時,她依然在奮筆書寫《小團圓》,被青春期的創傷記憶所糾纏。這正是張愛玲晚期的精神特點。但這破裂始於她的童年,並在孤島時期就已初露端倪:一方面精於世故,一方面不諳世事;一方面冷漠寡情,一方面婉轉多姿;一方面看淡男女之事,一方面卻被戀父情結所困而難以自拔。

異鄉人與外部世界的疏離,在晚年變得日益嚴重。那個「沿牆疾走的蒼白女子」,成為典型的幽閉症患者。她畏懼跟所有陌生人對視、交談和來往。《小團圓》是其接通記憶家園的唯一走廊。她穿越時光,在舊歲月里跟自己告別,並宣判他人一起死亡。

張愛玲在其去世前一年,出乎意料地公開了自己的玉照,成為一次充滿隱喻的宣示:她容顏衰老,毫無表情地瞪著鏡頭,手裡拿著刊登某國領袖去世消息的中文報紙。這死亡象徵著政治造魅運動的歷史性終結;而在試圖傳遞流亡者仍然健在的信息之際,張愛玲沒有笑意,卻露出蒼老冷漠的容顏。這超出常規的舉止,就是自我祛魅的信號。這幀意味深長的照片,同時揭出政治祛魅和自我祛魅的兩種事實。

《小團圓》跟此照片有密切的呼應。它是超越常識的寫作,也是《秧歌》祛魅敘事的延續:華袍捉虱運動,從國族的層面轉向了自我。面對造魅運動的強大潮流,張愛玲向自身發出了「致命的」一擊。她成了一個冷眼捉虱的「他者」,以自我解剖的方式,把依附在靈魂和肉身上的各種暗昧虱子,逐一展示給那些熱愛窺私的觀眾。張愛玲講述美國墮胎的故事,回憶自己用抽水馬桶沖走四個月嬰屍,筆觸節制,語氣超然,彷彿在轉述一個跟本人毫不相干的事件,顯示出驚世駭俗的一面。她藉此嘲笑自身,也嘲笑那些造魅群眾,但這不是所謂「自虐」的需要,而是基於一種內省的勇氣。她從這審判中獲得了自我解構的尊嚴。

張愛玲卒於1995年,又在2009年版的《小團圓》里第二次死去。那些被其文字所滋養的群虱,繼續在造魅並吸取她的遺血。這正是張愛玲所痛恨的場景。緘默的亡靈是不幸的,在兩度謝世之後,她還要被迫面對這喧鬧可笑的眾生。

(本文原載《南方都市報》。發表時,編輯未經同意刪除了兩個核心段落,導致文意無法準確表述和傳遞。此處發布的,是原初的完整版,讀者若要引用,請以此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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