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哀郢》、《涉江》所反映的屈原行蹤

一、《哀郢》《涉江》中屈原被流放梗概

根據《哀郢》《涉江》的內容，結合《史記》記載，可以推想屈原當時的情況：頃襄王1～3年屈原可能在朝任大夫。頃襄王三年(前296年)「懷王客死，秦歸其喪於楚」，屈原歸咎於子蘭，「令尹子蘭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次年仲春，屈原「非罪而遭棄逐」。在「哀見君而不再得」的心情下「發郢都而去閭，遵江、夏以流亡」 順風從流、過洞庭之地，下長江來到郢都以東的夏浦～鄂渚……。九年之後，屈原所寫的鳴冤叫屈的《哀郢》呈現在頃襄王面前。「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屈原的憤憤不平直接針對頃襄王，還指責頃襄王：「憎慍愴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還用「外承歡之汋約兮，諶荏弱而難持」，「痛罵子蘭是繡花枕頭，中看不中用。」無論是子蘭還是頃襄王看到《哀郢》後，都會憤怒……就下令把屈原再放逐到更僻遠生存環境更惡劣的沅江漵浦。……「在次年的初春就涉江南行。」[1林庚《詩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P13）。《涉江》：「旦余濟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顧……步余馬兮山皋，邸余車兮方林。」說明屈原濟江到「鄂渚」後，是從陸路去湘，渡湘江後再「乘舲船上沅」，最終到達沅江漵浦。從《哀郢》《涉江》的起點、終點，和詩文所反映的心情變化來看《哀郢》當寫於《涉江》之前。

二、《哀郢》剖析

（一）、流亡的起始時間、地點。1、流亡前，屈原在郢都經常見到楚王。從「發郢都而去閭兮，……哀見君而不再得」看，一方面說明屈原離開郢都時楚君還在郢都，以後要回來再見楚君就很難了。另一方面似乎表示 在屈原流亡前尚有任職，經常可以見到頃襄王，與頃襄王還有君臣之情。「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發郢都而去閭」。屈原用反覆吟唱，來表達被「棄逐」出郢都時的沉重心情。2、頃襄王三、四年間「東遷」。《哀郢》：「遵江夏以流亡」；「方仲春而東遷」；「信非吾罪而棄逐」。這是屈詩中提及「遷、棄逐、流亡」最明確的一例。而且它可以與《史記》互證。《屈原列傳》曰：懷王「竟死於秦而歸葬。……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2《史記》]（P627-628）當時的楚人把「懷王死於秦」歸咎於子蘭，勢必傾向於屈原。子蘭對民眾的憤怒無可奈何，就把怒氣發泄到屈原身上。《太史公自序》曰：「懷王客死，蘭咎屈原」。[2《史記》]（P949）可見屈原放逐當在「懷王客死」以後。考慮到《哀郢》中屈原是「仲春」開始流亡，故有可能在「懷王客死」的次年，即頃襄王四年(前295年)被逐出郢都。「頃襄王初年屈原被逐出郢都」前賢與今人均有論斷。例如，班固《離騷贊序》曰：「懷王西朝於秦。秦人拘之，客死不還。至於襄王，復用讒言，逐屈原。[3《楚辭補註》](P51)王逸《離騷經章句》解題曰：「懷王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3《楚辭補註》](P2)洪興祖(1090～1155年)：「劉向《新序》云：『……當頃襄王之三年，懷王卒於秦。頃襄聽讒，復放屈原。』以此考之，屈平在懷王之世，被絀復用。至頃襄即位，遂放於江南耳。」[3《楚辭補註》](P135) 張汝舟先生說：「照前次拙文（按：指《光明日報》1951年10月13日『學術』欄發表的《談屈原的生卒》）推斷『屈原是頃襄王三年（前296年）放逐的，在江南過了十年上下的流亡生活才投汨羅江的』」[4《再談屈原的生卒》《文史哲》1957年5期](P11)。陸侃如先生1956年也說過：「大約在前295年（頃襄王四年）左右，屈原第二次被放逐出去。」[5《楚辭選》前言第六頁]。山西大學古典文學教研組，1961年12月舉行的一次《哀郢》寫作年代問題討論會，其《紀要》云：「屈原於頃襄王三年被放，《哀郢》寫於此後的九年，即頃襄王十二年左右。」[6見《光明日報》1961年12月28日葉晨暉文]潘嘯龍先生1980年說：「屈原在頃襄三、四年間，又被遠遷江南」。[7《關於屈原放逐問題的商榷》]（P94）陳蔚松先生也曾說：「屈原遷於江南當在頃襄王三年懷王歸葬於楚之後。」[8《鄂君啟舟節與屈原〈哀郢〉研究》《華中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82年第1期](P25)……（二）、流亡的終點。1、東遷之終點在夏浦～鄂渚。《哀郢》「方仲春而東遷」……「今逍遙而來東」——流亡地在郢都以東。「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距「郢東之夏浦（今漢口）」不遠。「當陵陽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在浩淼大江之北。 正如林庚先生所說：「這次他是毫無自由的被放逐到江南鄂渚對岸的一帶去。」[1《詩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P12）]。2、「東遷之地」不是「江南沅湘」。有的專家，以王逸《楚辭章句》等「都以沅湘之間為屈原放逐江南之域」為據，把《哀郢》的「東遷之地」斷定為「江南沅湘」，此論缺乏內外依據，不能令人信服。「沅湘」雖在郢都東南，「然其勢南多東少」，故屈原的作品和歷來的治騷者，均稱沅湘為「南」，與《哀郢》的「東遷」並非一地。由於屈原後期確實被放於「南楚沅湘」，而且自沉在汨羅江。故前人說「屈原放於南楚沅湘」，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這只是一種概略的說法，並沒有涵蓋全部。屈原曾經被「流放漢北、流放郢東」，雖然很多治騷者沒有提及，但是不等於它們不存在，更不能以「屈原曾放於南楚沅湘」為由，而否定它們。即便「屈原放於南楚沅湘」是已經取得共識的問題，但只要有證據，這也是可以質疑和討論的。因為「流放郢東」，在屈原作品中有內證，在劉向《九嘆》、王逸《章句》中有旁證。請看：　　1）、屈原作品中的「東遷」與「南征」。　　《哀郢》曰：「方仲春而東遷」，「今逍遙而來東」，「背夏浦而西思兮」　　《離騷》：「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屈原在《哀郢》中一再強調「東遷」、「來東」和「背夏浦而西思兮」，這是夏浦在郢都以東的確證。相反《哀郢》中並沒有放於「江南沅湘」的任何線索。屈原作品中的「濟沅湘南征」與「今逍遙而來東」，兩者不是一地，是顯而易見的。 2）、王逸的「徙我東行」與「南郢沅湘」。王逸注《哀郢》說：「言懷王不明，信用讒言而放逐己，正以仲春陰陽會時，徙我東行，遂與室家相失也。」[3《楚辭補註》]（P132）。王逸這裡只是把頃襄王之事，錯定為懷王，其「徙我東行」等解釋還是可取的。王逸注《九歌》則說：「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屈原放逐，竄伏其域」。《哀郢》的「徙我東行」，與放逐「南郢沅湘」並沒有人證明它們是同一個地方。 3）、劉向的「去郢東遷」與「南郢沅湘」。劉向《九嘆?離世》有：「去郢東遷余誰慕兮，……顧瞻郢路終不返兮。」[3《楚辭補註》]（P288）這「去郢東遷」就是《哀郢》的「去故鄉而就遠兮」，「方仲春而東遷」。　《九嘆·思古》中「回湘沅而遠遷.……還余車於南郢兮」[3]（P307）或許可與《涉江》篇之場景對應。《九嘆·遠遊》的「見南郢之流風兮，殞余躬於沅湘。」[3]（P311）當與〈漁父〉「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相合。可見《九嘆》中的「去郢東遷」與「南郢沅湘」 兩者很難說是同一個地方。（按:《九嘆》是文學作品，其敘事並不都是按照事情發生的順序。我們要根據不同的情況，具體地分析理解其意，而不要被它顛倒錯亂的敘事所迷惑。）3、「東遷之地」不在安徽、江西。《哀郢》中描述的屈原流亡終點，是離夏浦不遠的浩淼大江之邊。而蔣驥的安徽「陵陽」和趙逵夫的江西「陵陽」，都是在遠離浩淼大江的山區，與《哀郢》之描述不符。而且《涉江》中也沒有從安徽「陵陽」或江西「陵陽」到「鄂渚」成百上千里「舟行為便」的描寫。可見，安徽「陵陽」說和江西「陵陽」說難以成立。（三）、《哀郢》不是哀「郢都淪陷」或曰：《哀郢》是記「郢都被秦軍攻破，頃襄王遷於陳城之際，屈原隨民眾一起遷徙流亡。」——此論同樣站不住腳。1、「郢都淪陷」論與《史記》與《哀郢》均不符。首先，講不通《屈原列傳》：「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P627-628）；講不通《太史公自序》：「懷王客死，蘭咎屈原」。[6]（P949）楚襄王三、四年屈原已被「頃襄王怒而遷之」，後來又流放到沅湘漵浦。有什麼依據說郢都淪陷前屈原還在郢都呢？這不是與人們所說的屈原後期流放在江南矛盾嗎？ 第二，與《哀郢》詩文不符。「郢都淪陷，頃襄王遷於陳城」與《哀郢》之「東遷」夏浦～鄂渚不符。也講不通「至今九年而不復」。若是「郢都淪陷」，其後「沅湘」也成了秦人的領地，屈原如何能去汩羅自沉呢？第三，郢都淪陷「楚襄王……東北保於陳城」，那麼「楚國君臣、郢都之難民」，逃亡的終點當在「陳城」。《哀郢》流亡的終點不是「陳城」。說明「東遷」不是因「國都淪陷」而逃亡；而是屈原遭「棄逐」，而流放到郢都之東的「夏浦～鄂渚」。第四，從「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來看，屈原流亡時「州土」而還處在「平樂」狀態，並沒有「郢都淪陷」楚國君臣東逃「保於陳城」的跡象。

王逸說得對:「此章言己雖被放，心在楚國，徘徊而不忍去，蔽於讒餡，思見君而不再得」[3《楚辭補註》](P137)。2、假若「郢都淪陷」，實際的「流亡」者是誰呢？假若「郢都淪陷」流亡的只能是「棄郢東遷的頃襄王君臣」。底層的人民是不可能出現在「難民」之中的。他們沒有船、沒有車馬沒有條件逃亡。他們沒有錢財，逃出去也要餓死。從文獻記載來看，戰國之時的戰爭，並沒有戰敗方「人民」大量逃亡之事。只有「非罪而遭棄逐」的屈原，才與家室「離散而相失」；在被「頃襄王怒而東遷」的情況下，才有「楫齊揚以容與」的「徘徊而不忍去」。正因為屈原是被「棄逐而東遷」，所以在總撮詞旨的「亂」中，才強調「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而無任何郢都陷落的暗示。可見《哀郢》所記不是「郢都淪陷」時的逃難，而是頃襄王初年「怒遷」屈原。3、「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之解先回顧一下。約在楚懷王十五年「王怒而疏屈平」，詩人面臨「忠貞致禍，受讒被疏」的第一次打擊，激動萬分、「呼天搶地」寫下了：「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為正。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鄉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現在楚襄王當政了，屈原再度蒙冤「非罪而遭棄逐」。詩人在悲憤激動之餘，寫出了「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惜誦》）。《哀郢》開頭這四句與《惜誦》的描寫有相似之處。 古代，貴族才有姓氏。詩中的「百姓」當指屈原之家族，並非今日之「老百姓」。詩文「民離散而相失兮」之「民」，乃屈原自稱，而不是指現今之「人民」。故這四行詩可譯為：「老天爺啊反覆無常，為何叫百姓受罪遭殃？讓我與家室從此離散，當仲春被棄逐要去東方」。這四句也與「郢都淪陷」無關。總而言之，《哀郢》是屈原「無罪遭棄逐、九年不復的哀思」。與「秦兵破郢」、「郢都遷陳」無關。

三、《哀郢》寫於《涉江》之前。

1、《涉江》流亡的起點與《哀郢》流放的終點相合。《涉江》中「旦余濟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顧兮」，是寫從江北「濟江」到鄂渚。其「步余馬兮山皋，邸余車兮方林。乘舲船余上沅兮，……苟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入漵浦余儃佪兮」。是說從「鄂渚」走陸路往湘，渡湘江後「乘舲船上沅」，最後到達終點漵浦……。前文己論證《哀郢》流放的終點在夏浦～鄂渚江北。《哀郢》流放的終點，正可與《涉江》流亡的起點相符。「苟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說明屈原去「漵浦」，是因為遭受流放被迫而行，而不是屈原自主的行動。同時反映出屈原認清了襄王之面貌後，拋棄了幻想，不管流放到多麼僻遠之地，也都無所謂了。2、從屈原的心情變化看。《哀郢》對於楚王，除了批判、抱怨之外，還存有幻想。其「憂國之詞」：「憎慍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忼慨。眾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還停留在抨擊「小人高升，賢能疏放」上。從「哀見君而不再得」看，屈原對楚君還有幻想，還有不能割捨的君臣之情。從「冀壹反之何時？」看，還存有等待朝廷復召，「冀幸君之一悟」的希望。而《涉江》篇的「憂國之詞」，已經是：「陰陽易位，時不當兮」，哀嘆朝政昏亂無可挽回了。「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 「聯想前世就是這麼樣了，我又為何要抱怨當今的人？我打算守持正道而不猶豫，必然會更加晦氣而了此一生。」——表示他對楚王已經澈底絕望了。 屈原「從歷史上尋找自己人格和命運的」類似人物，是伍子胥、比乾等，把楚王比作殷紂似的暴君了。《哀郢》與其後的作品（《涉江》、《懷沙》、《悲迴風》等）情緒和心態不同，還表現在後期的詩文雖然憂鬱、哀傷，但是，再也不提「重回郢都」了。毛慶先生說得對：「《涉江》則不一樣了，詩人的最後一線希望徹底破滅，『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明知自己後半生境遇悲慘，而堅持高潔情志決不動搖!」[10《論屈原對〈九章〉的整體構想及整理》《文學遺產》2004年第6期]（P13）可惜的是，毛慶先生將「《九章》各篇的排序為：橘頌，惜誦，抽思，思美人，涉江，哀郢，悲迴風，懷沙，惜往日。」[10]（P14）說：《涉江》「是屈原由漢北被放至江南的作品」；《哀郢》「作於《涉江》之後。」[10]（P13）毛先生的這個「排序」，不好解釋 屈原是怎樣從《涉江》的「沅江漵浦」，回到《哀郢》的始發點郢都的？不好解釋 屈原是怎樣從《哀郢》中 郢都以東的流放之地（陵陽？鄂渚？），來到《懷沙》中的「沅湘」之地的？不好解釋《哀郢》中對「回郢都」還抱有幻想，而《涉江》則「最後一線希望徹底破滅」了，這個心情變化的。可見，把《哀郢》排在《涉江》之後，「明顯與文本的精神和情感內容不符」。背離了毛先生要「將研究的主攻方向放到文本自身、放到內證、放至整體思考上來」；要「從各篇的內在聯繫進行探索」的主張。

四、《涉江》簡析

（一）《涉江》的情節。《涉江》是屈原受到楚襄王的「逼逐」，從鄂渚流放到更僻遠的沅江漵浦的南行記。此行與〈離騷〉中的「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之路 相彷彿。傳說中葬舜的南湘蒼梧（九嶷山），離沅江上游的漵浦不太遠。《涉江》中，屈原為這次痛苦的南行之旅，作了一個遐想神遊的開端：「……駕青虯兮驂白螭，吾與重華游兮瑤之圃……」；從「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的高處，突然跌到「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濟乎江湘……」的現實。楊義先生對《涉江》情節的描述相當精彩。簡敘如下：《涉江》的開端，時間跨度由幼及老，空間跨度自俗世達到崑崙，其遊仙幻想的奇偉開頭令人嘆為觀止：奇異的服飾，象徵獨立不群的高尚德行，帶長鋏、被明月寶璐，用來溝通天地之精神。「駕青虯兮驂白螭，吾與重華游兮瑤之圃」，展示詩人的「重華情結」。「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的崑崙幻想，抒寫著一種遠離塵俗而與天地精神相通的高潔追求。「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將濟乎江湘」，一個伴帝舜登崑崙的奇才，卻被流放「南夷」去伴煙瘴，這種強烈反差所產生的沉重的「哀」、所帶來的巨大的道義和情感力量令人震撼。當讀者與詩人一道走上涉江之路時，不能不景仰屈原崇高的身影。涉江的出發點是武昌西南的鄂渚。先由陸路乘馬車在山皋方林間行進，過湘水後必須棄車而乘船上沅。「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枉渚只不過是沅水在辰陽附近的一個小灣」，卻用了整整一天。在《離騷》中有「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懸圃」這種形容馳行神速的句式，此處卻用來形容逆水行舟，遲滯難進，載不動許多愁。儘管如此，詩人對流放仍採取蔑視的態度：「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漵浦是這次流放的終點，地處沅水上中游。詩人進入漵浦後心神迷亂，連「要向何處去」都不知道了。迷亂的心靈，映現出的只能是迷亂的山水。詩人把自己沉重的感情滲透到山林的姿態、色調和雲霧雨雪的氣候變化之中。幻境中「游瑤圃、餐玉英而與日月同光」的詩人，卻面對著山高蔽日、猿猴群居的極其惡劣的生存環境。巨大反差所造成的語境壓力甚至使詩人也不堪負荷，從而哀嘆道：「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流放終點的沉重氣氛，需要新的支撐點。歷史反思成為詩人的理性歸宿：「接輿髡首兮，桑扈裸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詩人從歷史上尋找自己人格和命運的范型，卻是 伍子、比乾式的災難，接輿、桑扈式的狂狷。因此他半是嘲諷、半是預測地嘆息：「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朱熹註：「亂，樂之卒章也。」亂辭的功能，可分總結要點、強調重點、宣發感慨和提升哲理諸種。《涉江》的「亂」「用吉鳥與凶鳥、芳香與惡草二元對立的形態，隱喻了朝政昏亂和價值顛倒。」——「鸞鳥鳳凰一天天遠離啊，留下燕雀鳥鵲在堂壇上築巢。露申、辛夷這些香草香木，枯死在林野樹叢中啊，腥臊之物一齊使用，芳香自然就無法靠近。」[《〈涉江〉的詩學結構》《河北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98.03] P96-99（二）、鄂渚的地望應當在今湖北鄂州。需專文論證，這裡從略。（見《「鄂侯」與「鄂渚」探源》）（三）、淑浦的地望潘惠先生說：「漵浦名縣是在唐初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在此之前，西漢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始置義陵縣。《水經注》雲:「辰陽之上義陵縣境內有『序水』。」《元和郡縣誌》雲:「漵浦本義陵縣地，《離騷》入漵浦余擅徊兮』即此也。』，看來唐初改義陵為淑浦是因為有「序水」。淑浦之名出於唐，說屈原《涉江》中的漵浦「即此也」，實為臆斷。兩者相距九百多年，九百年前的屈原，能知道九百年後的漵浦縣嗎?」[12《屈原〈涉江〉「辰陽」「漵浦」地望考釋》《湖南文理學院學報(社科版)》2007年第2期]（P140）史籍失記的地名太多了，現存文獻中漵浦之名出現很晚，不能作為否定屈原《涉江》中「漵浦」在今漵浦附近的理由。在《涉江》中「吾與重華游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重華葬於九嶷，離漵浦不遠都在沅湘上游。《涉江》中流放的路，與想像中的「與重華游」、《離騷》中「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走的的路線相近。《涉江》：「入漵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 這是屈原「入漵浦、獨處山中」的確切描述。潘惠先生把它誤讀為：「《涉江》雲「入漵浦余擅徊兮」，細品詩意，它是指屈原準備去漵浦而又躊躇不決、欲入末入、拿不定主意的情形，而不是指去漵浦的路上艱難前行的狀態。實際上，屈原根本就沒有去辰溪漵浦。」如此「細品」，與原文之意相差太大。漵浦，歷史悠久。從新石器時代、商、周一直有人類居住。1988年在漵浦　馬田坪鄉高低村發掘的2號墓和9號墓是春秋晚期楚墓[懷化地區文物工作隊等:《漵浦縣高低村春秋戰國墓清理報告》，《湖南考古輯刊》第5集，《求索》增刊，1989年，第47、48頁。] 西漢義陵城位於漵浦馬田坪鄉梁家坡，北臨漵水，南依山丘。城址平方呈長方形，東西長約500米，南北寬約350米，殘存夯土城牆高3米，寬4-7米，南邊護城河遺址還清晰可見，並由西向東注入漵水。從城內土層中採集到的繩紋灰陶罐、繩紋灰陶扁足、豆等文物和城址附近的楚墓分析，該城應始於戰國中期。現存古籍中雖然失載「戰國時代」此楚城之名，但是，它在漵水之邊，就是《涉江》之「漵浦」的可能性較大。此「湘西漵浦」至少還有唐初定名的漵浦縣，和《元和郡縣誌》雲:「漵浦本義陵縣地，《離騷》入漵浦余擅徊兮』即此也。」的記載。以及漵浦之地「戰國中期」已經建有「楚城」的考古資料。如果「湘西漵浦說」「實為臆斷。」那麼，潘氏之「漵浦……應是武陵、漢壽兩縣交界處的南部山中」（P141），這個在歷史上連影子都沒有的「漵浦」，又算是什麼呢？ 注釋：[1]林庚《詩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P12）[2]司馬遷《史記》[M].長沙：嶽麓書社1988年10月[3]洪興祖《楚辭補註》[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3年[4]張汝舟《再談屈原的生卒》《文史哲》總57，1957年5期 (P11-19)[5]陸侃如、高 亨、黃孝紓《楚辭選》[M]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4月。[6]《光明日報》1961年12月28日葉晨暉文[7]潘嘯龍《關於屈原放逐問題的商榷》安徽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80年03期[8]陳蔚松《鄂君啟舟節與屈原〈哀郢〉研究》《華中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82 01(P25)[9]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M] 天津 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1月。(P101-102)[10]毛慶《論屈原對〈九章〉的整體構想及整理》《文學遺產》2004年第6期 P4-16[11]楊義《〈涉江〉的詩學結構》《河北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98.03P96-99[12]潘惠《屈原〈涉江〉「辰陽」「漵浦」地望考釋》《湖南文理學院學報(社科版)》2007年第2期（P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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