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馬克思、恩格斯談「資本主義征服中國」

經濟學家馬克思、恩格斯談「資本主義征服中國」

雷建炎（leijy26@sina.com）

中國「著名經濟學家」蔣學模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說：

「在我國，1956年底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就意味著過渡時期的基本結束。這時候，我國社會開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了。」（《政治經濟學》第4版第399頁）

「從俄國1917年革命到1949年中國革命勝利，幾乎所有建成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都是經濟相當落後的國家。這些國家根本不具備經典計劃經濟模式所要求的生產力水平。但是，由於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供遵循，蘇聯在構建社會主義實踐模式的時候，大體上是以經典計劃經濟模式為藍本的。後來，蘇聯的做法被多數社會主義國家所仿效，乃形成了一種以國有製為基礎，高度集權、排斥商品貨幣關係的計劃經濟模式。這種模式，只是計劃經濟的類型之一，更與經典計劃經濟有明顯的偏離，因此，我們將其稱之為傳統計劃經濟模式。」（《高級政治經濟學》第105頁）

將剝奪所有人——包括剝奪自己擁有企業股權、佔有社會生產資料的權利，還美其名曰「基本實現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進入社會主義社會」。這實在是糊塗透頂、愚昧至極，是對中國共產黨黨員和全中國人民人權的無恥踐踏！

管子說：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

馬克思說：人們奮鬥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醜。

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家」、「著名經濟學家」已經人性泯滅，比**功痴迷者還愚蠢。

**功痴迷者在功德圓滿、自焚奔赴天國前，他們看到的天國全都是用黃金建造的，通向天國的道路也全都是用黃金鋪設的！

1956年，中國「基本實現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我國社會開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了」，那麼，現在鼓勵發展個體經濟、私人經濟、非公有制經濟、混合所有制經濟，就是重新回到「1956年底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以前的社會狀態了。為什麼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家」、「著名經濟學家」還要自吹自擂是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呢？

如果說，揮著「社會主義」的旗幟、喊著「社會主義」的口號，就是「資本主義制度已在亞洲和歐洲的一系列國家裡被社會主義制度所代替」，那麼，戰爭惡魔希特勒自然也是「社會主義」：

希特勒納粹黨的正式名稱叫做「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

1939年8月23日，斯大林領導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同希特勒簽訂了蘇德友好同盟條約。

馬克思指出：

「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離的情況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產因素。凡要進行生產，就必須使它們結合起來。實行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

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變成市民社會的成員，變成利己的、獨立的個人，另一方面把人變成公民，變成法人。

只有當現實的個人同時也是抽象的公民，並且作為個人，在自己的經驗生活、自己的個人勞動、自己的個人關係中間，成為類存在物的時候，只有當人認識到自己的『原有力量』並把這種力量組織成社會力量因而不再把社會力量當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開的時候，只有到了那個時候，人類解放才能完成。

在現代社會中，在以個人交換為基礎的工業中，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是災難叢生的根源，同時又是進步的原因。

因此，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希望在現代生產資料的條件下保持舊有的正確比例，這就意味著他既是反動者又是空想家；

或者是希望一種沒有無政府狀態的進步，那就必須放棄個人交換來保存生產力。

勞動權在資產階級的意義上說乃是一種胡說，乃是一種可憐的善良願望，其實勞動權是表示控制資本，而控制資本又表示佔有生產資料，使其受聯合起來的工人階級的支配，從而消滅僱傭勞動、資本及其相互間的關係。」

「社會主義」不是使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相結合，不是「耕者有其田」、「勞者有其股」，而是剝奪全社會所有人佔有社會生產資料的權利，使全社會所有人都成為無產者，都同生產資料相分離。這種「社會主義」實際是奴隸主義、專制主義、恐怖主義。它不僅是空想的，而且是反動的。蘇聯解體、蘇聯共產黨灰飛煙滅、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劇變、中國「三年自然災害」以及現在的「鼓勵發展個體經濟、私營經濟、非公有制經濟、混合所有制經濟」，無一不在宣告那種違背人性、違背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的「社會主義」徹底破產。

列寧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不久就痛苦說過：

「必須把國民經濟的一切大部門建立在個人利益的關心上面。共同討論，專人負責。由於不會實行這個原則，我們每一步都吃到苦頭。」（《列寧選集》第4卷第582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究竟什麼是社會主義社會？

恩格斯明確回答說：

「我認為，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它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它同現存制度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當然在於，在實行全部生產資料共有制（先是單個國家實行）的基礎上組織生產。即便明天就實行這種變革（指逐步地實行），我根本不認為有任何困難。我國工人能夠做到這一點，這已經由他們的許多個生產和消費協作社所證明，在那些沒有遭到警察的蓄意破壞的地方，這種協作社同資產階級的股份公司相比，管理得一樣好，而且廉潔得多。」

建立在「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基礎上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封建的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是空想的社會主義、反動的社會主義、不合格的社會主義。

如果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或者用吳敬璉教授的話說，是「建立好的市場經濟體制」，那麼，遠在中華民族的始祖炎帝神農氏生活的時代，中華民族就已經建立了「好的市場經濟體制」，進入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古籍《帝王世紀》中記載：

神農氏，姜姓也。……有聖德，以火德王，故號炎帝。……日中為市，聚天下之財，民各得其所，交易而退。

湖南炎帝陵內的《炎帝聖跡圖》中，也有專門歌頌炎帝首開市場，日中為市的巨幅浮雕。

炎帝神農氏生活的時代，沒有國家，沒有政府，自然也就沒有了許多繁文縟節、清規戒律。那時一不會有政府審批，二不會有匯率管制，三不會有優惠政策，四不會有打擊走私，五不會有反傾銷調查，當然更不會有「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家」、「著名經濟學家」冥思苦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

在今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家」、「著名經濟學家」看來，我們已進入「知識經濟」時代，所以必須有種種「知識經濟」去包裝市場。可是，在我們祖先眼中，市場就是自由、公開交換物品的地方。

蒼天之下，人人平等，市場無所不在。

交換物品，是人才會具有的意識和技能。

自由交換，是天經地義的公理，是最基本的人權。

自炎帝以後，中國始終存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據郭沫若等專家考證，商朝就以重視商品生產、交換而得名。

春秋時的管子明確提出「市者貨之准也」、「市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為多寡，為之有道」。

李鴻章主導的中國洋務運動不僅屬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且已經是大規模的共產主義革命。

由於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家」、「著名經濟學家」頑固堅持「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致使中國社會發展處於停滯甚至倒退狀態。

1852年，英國經濟學家瓊斯在其《國民政治經濟學教程》中，談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生產力發展的影響時，描述的中國落後社會現實，現在仍然比比皆是：

「這裡最好指出這樣一點，即這個事實（由資本預付工資）怎樣影響勞動者的生產力或者說，怎樣影響勞動的連續性、知識和力量…… 向工人支付工資的資本家，能夠促進工人勞動的連續性。第一，他使這種連續性成為可能，第二，他對此進行監督和強制。世界上有人數很多的各種各樣的勞動者，他們經常徘徊街頭，尋找主顧，他們的工資取決於人們的偶然需要，就是說有人恰好在這個時候需要他們的服務，或者需要他們所製造的物品。最早的傳教士在中國看到過這樣的情況：『那裡的手工業者從早到晚在城裡到處奔走，尋找主顧。大部分中國工人都是在私人家裡勞動。例如，你需要衣服嗎？裁縫便從早上到你家裡來，到晚上才回家。其他一切手工業者的情況也是這樣。他們經常為了尋找工作而走街串巷，甚至鐵匠也擔著他的鎚子和爐子沿街尋找普通的零活。理髮匠也是……肩上扛著靠椅，手裡提著盆子和燒熱水的小爐子走街串巷。』這種情況至今在整個東方仍然是常見現象，在西方世界也有一部分是這樣。

所以說，這種勞動不可能在任何長時間內連續地勞動。他們必須像出租馬車那樣在街頭招攬主顧，如果找不到主顧，他們就不得不閑起來。如果經過一段時間他們的經濟地位發生了變化，並且成了資本家的工人，由資本家預付給他們工資，那就會產生兩種結果：第一，他們現在能夠連續地勞動；第二，出現了這樣一種代理人，他的職能和利益就是迫使工人真正連續地勞動…… 資本家…..所擁有的資財允許他等待主顧…… 因此，所有這類人的勞動就有了更大的連續性。他們每天從早到晚地勞動，他們的勞動不致因為等待或尋找那個必須消費他們所製造的物品的主顧而中斷。

但是，因此就成為可能的、工人勞動的連續性由於資本家的監督而得到了保障和增加。他預付他們的工資，他應當得到他們勞動的產品。他的利益和他的特權就是留心監視，不讓他們工作中斷或懈怠。

既然勞動的連續性因此得到了保障，那末單是這個變化對勞動生產力的影響就非常大…… 生產力增加一倍。兩個從早到晚連續勞動一年的工人所生產的東西，可能多於四個沒有固定工作的工人所生產的，因為後者要把很多時間消耗在尋找主顧和恢復中斷了的工作上面。

關於在中國由於勞動者依賴他們的主顧的收入而造成的狀況，你大概可以在一個由美國人舉辦的中國展覽會上看到一幅極其引人注目的圖景，這個展覽會在倫敦展出了很久。展覽會充滿了對手工業者的描繪，他們攜帶著自己的一套簡單工具到處尋找主顧，如果找不到主顧，就得閑起來。這裡明顯地呈現出，在他們的情況下，必然沒有作為勞動生產率的三大要素之一的勞動的連續性；任何一個有見識的觀眾都能看出，這裡也缺乏固定資本和機器，它們不見得是勞動生產率的次要的因素。」

瓊斯已經看到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勞動者必然佔有資本，成為資本家，即「勞動者和資本家是同一個人」，而沒有採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亞洲居民還沒有達到這個階段」：

「將來可能出現這樣一種情況，——世界各大洲可能會逐漸接近這樣一種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勞動者和積累的儲備的所有者將是同一的；但是在各國的發展中……這種情況至今還從未有過，為了探索和理解這種發展，我們必須考察勞動者怎樣逐漸地從用自己的收入支付勞動者報酬的主顧的支配下，轉到用資本的預付支付勞動者報酬的企業主的支配下。也許，這種情況同勞動者和資本家是同一個人的情況相比，還不是那麼令人滿意；但是我們必須仍然把它看作生產發展進程中的一定階段，這個階段直到現在還是先進國家的發展的特徵。亞洲居民還沒有達到這個階段。」

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評論中國社會狀況時說：

「中國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就是說，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細，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國家。然而，許久以來，它似乎就停滯於靜止狀態了。今日旅行家關於中國耕作、勤勞及人口稠密狀況的報告，與500年前視察該國的馬可波羅的記述比較，幾乎沒有什麼區別。也許馬可波羅時代以前好久，中國的財富就已完全達到了該國法律制度所允許的發展程度。各旅行家的報告，雖有許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關於中國勞動工資低廉和勞動者難於贍養家屬的記述，則眾口一詞。中國耕作者終日勞作，所得報酬若夠購買少量稻米，也就覺得滿足。技工的狀況就更惡劣。歐洲技工總是漫無所事地在自己工場內等待顧客，中國技工卻是隨身攜帶器具，為搜尋，或者說，為乞求工作，而不斷在街市東奔西走。中國下層人民的貧困程度，遠遠超過歐洲最貧乏國民的貧困程度。據說，在廣州附近，有數千百戶人家，陸上沒有居處，棲息於河面的小漁船中。因為食料缺乏，這些人往往爭取歐來船舶投棄船外的最污穢廢物。

中國似乎長期處於靜止狀態，其財富也許在許久以前已完全達到該國法律制度所允許有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麼該國土壤、氣候和位置所可允許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

中國目前究竟處於人類社會的什麼發展階段。我們不妨套用（俄）普列漢諾夫的一句名言：俄（中）國已經走上了資本主義。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說得清清楚楚：

「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到現在為止，這種生產方式的典型地點是英國。因此，我在理論闡述上主要用英國作為例證。但是，如果德國讀者看到英國工農業工人所處的境況而偽善地聳聳肩膀，或者以德國的情況遠不是那樣壞而樂觀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聲地對他說：這正是說的閣下的事情！

問題本身並不在於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規律所引起的社會對抗的發展程度的高低。問題在於這些規律本身，在於這些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並且正在實現的趨勢。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後者未來的景象。

撇開這點不說。在資本主義生產已經在我們那裡完全確立的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廠里，由於沒有起抗衡作用的工廠法，情況比英國要壞得多。在其他一切方面，我們也同西歐大陸所有其他國家一樣，不僅苦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且苦於資本主義生產的不發展。除了現代的災難而外，壓迫我們的還有許多遺留下來的災難，這些災難的產生，是由於古老的陳舊的生產方式以及伴隨著它們的過時的社會關係和政治關係還在苟延殘喘。不僅活人使我們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們受苦。死人抓住活人！

決不要在這上面欺騙自己。正像十八世紀美國獨立戰爭給歐洲中產階級敲起了警鐘一樣，十九世紀美國南北戰爭又給歐洲工人階級敲起了警鐘。在英國，變革過程已經十分明顯。它達到一定程度後，一定會波及大陸。在那裡，它將採取較殘酷的還是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階級自身的發展程度而定。所以，現在的統治階級，不管有沒有較高尚的動機，也不得不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階級發展的障礙除去。因此，我在本卷中用了很大的篇幅來敘述英國工廠法的歷史、內容和結果。一個國家應該而且可以向其他國家學習。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但是它能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

為了避免可能產生的誤解，要說明一下。我決不用玫瑰色描繪資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過這裡涉及到的人，只是經濟範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係和利益的承擔者。我的觀點是：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係，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係的產物。同其他任何觀點比起來，我的觀點是更不能要個人對這些關係負責的。」

恩格斯說得更直截了當：

「商品生產達到一定的發展程度，就轉變為資本主義的生產；

即使我們排除任何掠奪、任何暴力和任何欺騙的可能性，即使假定一切私有財產起初都基於佔有者自己的勞動，而且在往後的全部進程中，都只是相等的價值和相等的價值進行交換，那末，在生產和交換的進一步發展中也必然要產生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出現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被一個人數很少的階級所壟斷，而另一個構成人口絕大多數的階級被降低到無產者的地位，出現狂熱生產和商業危機的周期交替，出現整個現在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全部過程都為純經濟原因所說明，而毫不需要任何掠奪、暴力、國家或其他的政治干預。」

馬克思、恩格斯十分關心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關心古老中國的發展方向。恩格斯明確指出中國的發展前途必然是：資本主義征服中國：

「中日戰爭意味著古老中國的終結，意味著它的整個經濟基礎全盤的但卻是逐漸的革命化，意味著大工業和鐵路等等的發展使農業和農村工業之間的舊有聯繫瓦解，因而中國苦力大批流入歐洲。對我們來說，這是加速崩潰並使衝突加劇到危機的地步。這又是歷史的一個奇妙的諷刺：資本主義生產只有中國尚待征服了，最後它征服了中國，但它本身在自己祖國的存在卻成為不可能了。

在中國進行的戰爭給古老的中國以致命的打擊。閉關自守已經不可能了；即使是為了軍事防禦的目的，也必須鋪設鐵路，使用蒸汽機和電力以及創辦大工業。這樣一來，舊有的小農經濟的經濟制度（在這種制度下，農戶自己也製造自己使用的工業品），以及可以容納比較稠密的人口的整個陳舊的社會制度也都在逐漸瓦解。千百萬人將不得不離鄉背井，移居國外；他們也將找到去歐洲的道路，大批地湧入歐洲。而中國人的競爭一旦成為群眾性的，那末這種競爭無論在你們那裡或在我們這裡都會迅速地極端尖銳化，這樣一來，資本主義征服中國的同時也就會對歐洲和美洲資本主義的崩潰起推動作用。」

歷史誠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言，資本主義已經征服了中國。可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家」、「著名經濟學家」迄今仍將列寧野蠻的「國家資本主義」當作「社會主義」，一天也沒有停止妖魔化資本主義，並進行了人類歷史上最荒唐的「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現在，中國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鼓勵發展個體經濟、私營經濟、非公有制經濟、混合所有制經濟」。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際就是掩耳盜鈴的資本主義。

何新在其《思考——新國家主義的經濟觀》說：

「二戰後的50多年，西方國家所實施的社會福利項目日益增多，範圍涉及每一公民的生、老、病、死、傷、殘、孤、寡、失業和教育等各方面。在發達國家，教育基金也是被納入社會保障體系中的（因此基本上實現了初等及高等公立學校的免費或低廉費用的普及教育）。國家社會保障體系，成為現代資本主義國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方式，它已經超過了個人直接收入的範疇，為每一個正式社會成員維持基本生存提供了根本性的安全保障。

據西方統計，到90年代末，各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的社會福利開支，一般占本國政府總支出的1/2到1/3，占本國國內生產總值GNP的20%-30%。社會福利制度已經成為現代資本主義分配製度的主要形式。」

何新又說：

「馬克思主義的正義性和道義力量沒有過時。但是，它認為資本主義是一個短暫的階段，會由於周期性發生的資本主義危機而滅亡，則是過於激情浪漫的判斷。」

（克羅埃西亞）勃朗科·霍爾瓦特在其《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一種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理論》中說：

「1852年，馬克思寫道：『在英國，普選權的實行，和大陸上任何標有社會主義這一光榮稱號的其他措施相比，都將在更大程度上是社會主義的措施。在這裡（在英格蘭），實行普選權的必然結果就是工人階級的政治統治。』恰好40年之後，馬克思的朋友和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一封信中說到：『馬克思和我在40年間反覆不斷地說過，在我們看來，民主共和國是惟一的這樣的政治形式，在這種政治形式下，工人階級和資本家階級的鬥爭能夠先具有普遍的性質，然後以無產階級的決定性勝利告終。』

一個世紀後的今天，在所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普選權都已實行了很長時間。這些國家大都是共和國，那些不是共和國的國家有時比共和國還要民主。在馬克思和恩格斯說到的那兩個國家--英國和德國，工人是人口的大多數，工黨正在執政或多次執政。在其他國家，社會民主黨已掌權多年。然而，這些國家都並沒有建立社會主義，短期看來也沒有這種希望。至今為止，不論是暴力革命還是和平（小打小鬧的）改良都未能產生社會主義。」

在奴隸社會，奴隸喪失了一切人權。他們被視為「會說話的牲口」，成了奴隸主可以任意轉讓、買賣甚至殺戮的對象。而在資本主義社會，工人有了初步人權，他們可以對資本家說「不」，可以「炒老闆的魷魚」，他們不再是資本家可以任意轉讓、買賣、殺戮的對象，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巨大進步。但由於工人一無所有，他們如果不想餓死，除了自願出賣自己為資本家勞動，為資本家增殖財富，他們別無選擇。所以，比起古代奴隸，工人是自由的，可他的自由是可憐的、有限的。工人與奴隸的區別僅僅在於：工人不是某個資本家的奴隸，而是整個資產階級的奴隸。

事實正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

「『自由』工人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才自願地，也就是說，才在社會條件的逼迫下，按照自己的日常生活資料的價格出賣自己一生的全部能動時間，出賣自己的勞動能力本身，為了一碗紅豆湯出賣自己的長子繼承權。

工人的民族性不是法國的、不是英國的、不是德國的民族性，而是勞動、自由的奴隸制、自我售賣。他的政府不是法國的、不是英國的、不是德國的政府，而是資本。他的領空不是法國的、不是德國的、不是英國的領空，而是工廠的天空。

把人貶低為一種創造財富的『力量』，這就是對人的絕妙的讚揚！資產者把無產者不是看作人，而是看作創造財富的力量。」

社會主義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

從1862年美國總統林肯頒布解放黑奴宣言，至今還不到150年時間，這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不能不說只是短短的一瞬間。可是，「西方國家所實施的社會福利項目日益增多，範圍涉及每一公民的生、老、病、死、傷、殘、孤、寡、失業和教育等各方面」、「為每一個正式社會成員維持基本生存提供了根本性的安全保障」。工人不再擔憂衣食無著而被迫勞動，他們的人權得到了切實保障。這不就是社會主義，實實在在的社會主義嗎？不就是「一種比資本主義更高級的社會形態」嗎？

「資本主義是一個短暫的階段，會由於周期性發生的資本主義危機而滅亡。」

「至少在歐洲，英國是一個可以完全通過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來實現不可避免的社會革命的國家。」

馬克思、恩格斯判斷是顛撲不破的科學真理還是「過於激情浪漫」，不是一目了然嗎？

何新、勃朗科·霍爾瓦特將西方發達國家稱之為「現代資本主義」而不肯承認這就是「社會主義」，那麼，請問何新、勃朗科·霍爾瓦特：

你們心目中的「社會主義」又是怎樣的呢？

難道硬要像列寧、斯大林、希特勒、蔣學模等人那樣自吹自擂，才能叫做「社會主義」嗎？

2014年9月5日稿

（任何匡正謬誤的指教都是對作者的幫助、愛護，真誠期待讀者的批評、建議。作者電子信箱是leijy26@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