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賈平凹對話錄
王安憶:我和賈平凹應該說幾乎同時開始寫作,我比他晚幾年,賈平凹比我資歷還要老一些。我們兩個人的共同之處就是,我們踉踉蹌蹌走到今天,還站在那裡沒有倒下。我覺得這是我可以稱他為同志和同行者的理由吧。其實我和賈平凹見面並不多,往往都是在一些大會上見面,我們又是性格不一樣的兩個作家,也沒有太多的接觸和交往。有一次交往我記憶比較深,那是在80年代中期的時候,作家阿城到上海來進行了一次遊說,來鼓吹「尋根文學」。他那次到上海來所提倡的「尋根」以及後來的「尋根文學」、「尋根運動」都是很有意義的。他特別提到了賈平凹。他說,在「尋根運動」中,有一位特別突出的實踐者,他沒有發表什麼宣言,但他用他的行動來說話,這位實踐者就是賈平凹,他當時寫了《商州記事》。在阿城這次遊說以後,北京召開了第四次作代會。會上,我們聽賈平凹說阿城要來了。阿城不是代表,他是特地來看賈平凹的。我們就在賈平凹的房間等兩位「尋根」的大師見面,我覺得這應該是一個歷史性的場景。我們就在那兒一邊和賈平凹先生聊天一邊等。聊天的時候很辛苦,因為賈平凹的口音很重,我們都不太能聽懂。過了好長時間,阿城來了,他看到賈平凹以後,心領神會地點一下頭,然後阿城就說了第一句話:「我能在你這兒洗個澡嗎?」賈平凹先生就讓他洗澡去了。當時我們覺得他們就像兩位武林高手,說的話我們都是不了解的。這一次見面留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們非常期待賈平凹說一些重要的話,可是他說的話有一半我們聽不懂,還有一半雖然聽得懂,但是很平常。我今天也是抱著強烈的期待心情來聽賈平凹先生講話。賈平凹:對我的口音要有耐心來聽。這次到復旦大學來,我非常高興,同時也很有壓力。我來上海之前正在搬一所房子,為新房子寫了一個條幅叫「天再旦」。這是一個天文方面的詞,就是天再次亮的意思。「天再旦」和「復旦」是一個意思,這使我感到特別興奮。我是第一次來複旦大學,剛才說很有壓力,為什麼呢?因為這次到上海開研討會之前沒有提到要講演,我是最害怕講話的。來了以後才知道還有一個演講,也就特別緊張。今天晚上看到這麼多人,壓力就更大了。我是最不愛講話的,最不喜歡到人多的地方去,也不喜歡在人多的地方講話。另一個弱點就是不會講普通話。我的理由是:普通話就是普通人講的,咱就不講了。當年我和汪曾祺老先生一塊兒到南京去,有個講座叫我講。當時天氣特別熱,一個多小時下來,我講得滿頭大汗。講完以後就問聽眾:「講得符不符合大家的要求啊?」下面一起喊:「一個字都聽不懂。」然後汪曾祺就給我當翻譯,我說一句他能翻譯兩句。後來我說,乾脆汪老你來講吧,後來汪老講了。到上海這個地方也不是隨便敢講的,尤其是復旦大學。王安憶剛才談了,我倆基本上是同時走上文壇,並且一直走了過來。不管寫得好壞,總之一直在寫著,當然王安憶比我寫得更好一點。我之所以對復旦懷著敬畏的心情,主要是因為有一批教授,他們不光是搞文學評論,還有許多新的東西和新的觀念,這麼多年來一直在指導我的創作。上海的一些作家,比如張愛玲,我基本上看過她所有的作品,我對她的作品特別推崇,我在書房掛了許多作家的像,其中就有張愛玲的像。現在正在創作的作家,像巴老、王安憶,他們的作品我基本上都看過。我出生在西北鄉下,常年生活在西安,一般不愛出門,能不見人盡量不見人。但是對於搞創作的人來說,我覺得有些地方還得必須去一下,比如上海。上海是中國現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來到上海後我才能對西北邊遠地區的生活狀態有更深刻的體會。人們可以不在上海買房子居住,但是必須去一下,看看上海的變化或一些現代氣息。到上海來跑一跑,換一下思維能給我帶來很多靈感。我感覺來到上海就像第三世界作家到巴黎一樣,這決不是在吹捧上海。我創作起步的時候,中國的文學空氣是非常稀薄的。這麼多年來,為了不被淘汰,就得不斷地學習、換腦子,逼著自己往前走。王安憶:你自己對農民如何理解?農民要往何處去?賈平凹:這次到上海開研討會討論的是我的一部新長篇《秦腔》。「秦腔」,從字面上看就是陝西的一種戲曲名,但實際上秦腔就是秦人發出之腔。在中國所有戲曲里,大部分名稱都是某某劇,只有陝西的戲曲叫做秦腔。《秦腔》專門寫當下的農村生活。我自己也來自於農村,原來對「三農」的理解,對農村、農民的理解就是:人始終不能離開土地,農民是最勤勞的、最辛苦的。但是現在的農村,特別是西北地區的一些農村,有很多危機。當然國家對「三農」問題很重視,連續幾個好建議都關係到三農問題。但農村現在的危機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是兩極分化,農村好像出現一種沒人管了、自生自滅的狀態。就拿我老家來講吧,土地承包那幾年,農村確實產生了欣欣向榮、生機勃勃的氣象,當時我寫了《浮躁》、《臘月正月》。我寫這些作品不是想討好什麼、迎合什麼,當時確實是發自內心來寫的。現在的農村基本上強壯勞力都外出打工去了,在鄉下的都是些老弱病殘。原來農村死一個人,一個生產組的小伙兒就把他抬到墳上了,但是現在要是哪一家死了一個人,就得幾個村子的勞力聯合起來才能把人送到墳上。所以我覺得現在農村出路到底怎麼樣,我自己也有很多困惑、很多痛苦和矛盾。我覺得實行城市化恐怕是解決農是犧牲這一兩代人的利益的時候。每民危機的最好出路。每個社會轉型期都要犧牲一兩代人的利益,現在正好個社會大轉型時期的農村都有很多寫作空間,農民永遠都是最辛苦、最需要關懷的階層。但到底國家怎麼解決這個問題我就沒法再談了。王安憶:你曾經說過,你要改造讀者,征服並且吸引他們。但你又說,你一般不管別人的看法,直接把心裡的東西全部寫出來。讀者在你心中到底占怎樣的位置?賈平凹:一個作家寫作的全部意義就是有人來看你的書。我自己的實際情況是,每寫一部作品時我從來沒有考慮過市場怎麼樣、應該給哪部分人寫、寫哪方面。這也不是說我有多高尚,我的作品很早的時候銷量就比較好,所以從來不考慮市場方面的事情。在我寫作的時候心裡絕對沒有裝過讀者。我覺得作者和讀者的關係就像一個家庭里的成員,得互相學習。一個家庭里,女的越依附男的越不行,女的越有獨立性男的對她就越敬畏。我所說的「改造讀者」中的「改造」這個詞的意思就是,不能隨著社會需要走,只能叫別人跟著咱走。當然這話不一定對,但確實是我的真實想法。王安憶:為什麼在你的作品中總是有很多鬼神之類的神秘事物,這是否和你的個人信仰有關?賈平凹:原來很多人問過這個問題,這確實和我的生存環境有很大關係。我父親是個普普通通的中學教師,對孩子特別嚴厲。我小時候基本上是受儒家教育。我的家鄉正好是中原文化和楚文化過渡的地方,佛和道特別盛行,新文化也特別盛行。所以在我小時候的生存經驗里,生了病要麼用磁片在額頭上放血,要麼敬神、燒香,最嚴重的病要請神婆神漢來。在我老家,奇怪的現象特別多,特異功能等現象也特別多,我無形中也受一些影響。當然,寫《秦腔》的時候觀念還是有些變化的。我的信仰確實和我的生存環境有關,我是一個泛神論者,對各種神都很敬畏。王安憶:你保持鄉音是一件自然的事情還是一種刻意,是為了保持你尋根文學中的鄉土氣息嗎?賈平凹:不是。刻意的東西都是幹不成事的。我在西安是西安美院的兼職教授,美院的學生穿奇裝異服的比較多,但是穿奇裝異服最多的還不是美院,是美院附中。刻意裝藝術家的都不是藝術家。我實在是沒辦法才保持鄉音。我的語言敏感度差得很,小時候又沒學過拼音,學拼音字母的時候我正好逃學了。沒有拼音一般發音就不準確了。我剛才說,毛主席都不說普通話,普通話是普通人說的,這是給自己尋一個借口。有時候看到別人講普通話我也很羨慕,不會講普通話確實給我的交流帶來很多障礙。我為什麼不愛說話?一是不會說話,再一個就是說不了話。我小時候父親被打成反革命了,社會也不允許你多說話,漸漸地,說話的能力就減弱了。王安憶:請你談談繪畫和文學的關係。賈平凹:世界上藝術性的東西道理都是一樣的。我搞美論時,研究的是美中那些最基本的技能性的東西,除了那些東西之外,別的道理都是一回事情。炸油條和搞寫作最高境界都是一回事,只是和面和寫細節的具體技能不一樣罷了。有些東西是能寫出來的,但有些東西是無法寫出的。有些東西可以用繪畫畫出來,有些東西畫不出來,寫作和繪畫是互補的。我從小愛好繪畫,我現在的朋友中,文學界的不是很多,書畫界、收藏界的特別多。我收藏很多民間的東西,我的字、畫很多都是從民間藏品中吸收養分。收藏啟發我畫畫、寫字,畫畫、寫字又可以滋潤文學,他們是互相促進的。但從我心裡講,我主要還是搞文學。首先,書畫是職業之外多餘的事情,其次就是養家糊口,因為搞書畫掙錢比搞文學掙錢快得多。我養家糊口主要靠寫字、畫畫,就不指望文學能把咱養肥。我喜歡收藏漢代的石雕,這種東西都是不值錢的,但是特別大氣。我不喜歡明清的東西,儘管明清的瓷器很值錢。漢雕和我追求的東西是一致的,這和文學上的混沌、粗獷或者是樸素是一回事。總之,繪畫和文學創作道理是一樣的,它們是相互促進的。王安憶:你寫《廢都》時自己說是「小心翼翼,人踩到的地雷,從此岸到彼岸只能冒險」,我們佩服你的勇氣。現在你還原意冒險這樣寫嗎?賈平凹:寫《廢都》已經過去十多年了。我在很多文章里寫到,《廢都》給我帶來了很多好的效應,起碼知道姓賈的人更多了。但它帶給我更多的是苦難,這些只有我自己知道,它的陰影這幾年才慢慢好起來。當時寫《廢都》遇到的困難別人無法想像,這一半年才好些。一個人有一個人的命運,一本書有一本書的命運,書一旦成書它的命運也就有了。《廢都》的命運中有很多苦難,本來前一段時間說再版,現在又不行了,以後再看吧,但是《廢都》的盜版本我收集的有54種。現在不讓再版,但是盜版沒人管,盜版的水平也高了,一般人讓我簽名都是簽盜版本。沒辦法!寫《廢都》也談不上勇氣。我在創作上能力有限,寫的時候考慮的東西少,不管好壞先寫出來,至於能不能出版那是出版社的事情。在寫的時候想一些條條框框那就寫不成了,創作需要寬鬆的環境。舉個例子,自行車的輪胎只有這麼寬,從理論上講,只要這麼寬的路就可以騎自行車,但是實際上一般人都騎不過去,我得幾丈寬的路才能騎自行車,寬鬆環境和創作的道理就是這樣的。現在的創作環境確實一年比一年好。同時,自己的心靈也要放鬆。在現實生活中我是個很膽小的人,很老實的人,但是寫東西就不一樣了,我願意怎麼寫就怎麼寫,至於能不能出版那是出版社的事情,要修改也是以後的事情,在寫作的時候先把它完成。現在的時代和寫《廢都》時不一樣,我記得在80年代,安憶你也知道,一部短篇小說一夜之間就紅遍天下了,很多作家都是靠一篇文章紅起來了,但現在不可能出現那種情況了。但反倒覺得現在更正常,更符合文學的本性,文學畢竟不是用來承擔那麼多社會責任的。所以有的同志講,《秦腔》沒有《廢都》那麼轟動了。實際上《廢都》的轟動我很冷靜,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說新的東西,如果沒有新的東西,它的轟動效應也沒那麼大。王安憶:寫作以前你是做什麼的?十年「文革」你又是怎麼度過的?賈平凹:我初中畢業就回家務農了,不久以後文革就開始了。我寫過一本書,叫《我是農民》,當時正兒八經當了五年農民。我父親是教師,文革中翻檔案翻出他是「特務分子」、「敵特分子」,被打成了反革命。事實是這樣的:胡宗南在西安舉辦一次報告,各個學校把參加報告人員的花名冊報上去了。那天我父親偷偷跑出去看秦腔去了,就沒有參加報告會。但是資料報上去了,在檔案里裝著,後來文革的時候把那場報告定為「特務訓練班」,我父親就是那樣被打成特務的。後來我父親就被開除公職,被別人用槍押著回來改造,我一下子變成了「可教子女」。當然現在大家都不理解什麼是「可教子女」,「可教子女」就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初中畢業回去以後就開始在農村修水庫。當時正是農業學大寨時期,全國都在修水庫,我屬於「可教子女」,人家還不要我,不讓去。後來讓去了以後,我必須每天從下邊扛三方石頭到大壩上,才能吃到飯。我從小就毛筆字寫得好,所以修水庫的時候總想幹些輕鬆活,於是就在指揮部門口轉來轉去,希望人家幫咱搞宣傳。後來我果然被發現了,因為我寫毛筆字還是很有名的,作文也作得好,果然我就被抽到指揮部搞了幾年宣傳,然後大學招生的時候我就開始上大學。我是第一屆工農兵學員,那時上大學不考試。現在很多人都不喜歡考試,在我一生中,最喜歡考試,為什麼?平時在學校唱歌唱得好、體育好就能出人頭地,但這些東西都不是我的長項,我考試考得好,我喜歡考試。但是工農兵上大學的時候不考試,要自己報名,學生推薦,領導批准,學校審核。自從上大學後就再也沒有考過試。我被分到西北工業大學,最初是飛機系,要不然我現在是造飛機的。我只學過一元一次方程,別的就不懂了。我說,飛機系我堅決不去,到那兒去我肯定學不好的。我們縣委書記是個文化人,就把我換到西北大學中文系,就這樣,我到了中文系。到中文系以後為什麼會搞創作?當時的政策是,你從哪來的畢業後必須回哪去。你是工廠來上學的,畢業後再回工廠去,從報社來的將來回報社去,這樣,大家來了以後學習有個目標。但是我從農村來,不可能再回去當農民,起碼這一點我決定了。我學習沒目標,憑著興趣就開始搞創作。當時搞創作就像下蛋的雞一樣整夜不睡覺,一星期起碼寫三四篇小說,源源不斷地投出去,源源不斷地退回來。編輯部的退稿信是用訂書機訂的,不是拿漿糊糊的。同宿舍的人一看你投稿退回來了,就故意把信拆開,叫你很丟人。那時都是退稿,幾乎沒有發表的。後來開始發表的時候,我的陽台上已經裝了一箱子退稿了。當時的水平太差了,現在無法想像。我在《美文》雜誌社辦著一個少年版,每年搞少年評獎。我看初中生寫的文章比我當年搞創作寫的文章水平高得多。王安憶:當年城市的男知青是怎樣把農村的小芳給帶走的?賈平凹:按我的年齡,如果從小生活在城市,我也是知青。我母親是農村人,我父親是國家幹部,我是「回鄉青年」,回鄉青年不屬於知青。對於知青文學,當時我有看法,知青文學裡有很多很優秀的作家和作品。當時回鄉青年是非常羨慕知青的。因為知青起碼糧食有保證,回鄉青年吃不到糧食。知青可以「偷雞」,回鄉青年偷不成雞,偷了以後就在這兒待不成了。知識青年過一段時間還可以回城一下,回鄉青年永遠沒處去了。所以有時我覺得知青在農村受了苦,但是如果太強調受的那個苦難,我覺得對於農民、農村的孩子不公平。那些人永遠在那個地方,那些苦難向誰訴說呢?那就無人訴說,也沒人同情你。當時男知青把「小芳」帶走以後,回鄉青年只有痛苦。當時農村比較優秀的農村女孩子首選是軍人,選完知青以後才能選回鄉青年。王安憶:你覺得影響你一生最重要的人和事是什麼?賈平凹:每個人的一生都有很難忘的、改變一生命運的或者是刻骨銘心的事情。我一生中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上大學。如果不上大學,現在還在農村,那現在兒女也一大堆了,也就該坐著,不做什麼了,很自在。但是可能以後還會搞創作,可能先到文化館,從文化館到縣城,從縣城再到省城,但時間可能要推遲十多年吧。再一個對我影響大的,就是我父親被打成反革命,使我從小就體會到了世態炎涼。那一次深刻得很,由一個掙國家工資的小康人家,突然間一下子打成「可教子女」,當時感覺一下子就完了。一個十多歲的孩子,對當時世態炎涼的體會特別深。再有對我影響大的是《廢都》的出版和家庭發生變化。家庭的事情對每個人都是當頭一棒的事情。就像農民所說的,冰雹打了莊稼以後,莊稼很長時間長不起來。對我一生影響最大的人,我覺得還是我的父親。我父親是一個小知識分子,父親最後生病的時候我經常有這種想法。父親去世的時候我很痛苦,我想,父親如果是個大哲學家,天地貫通,他可能對死亡也不感到痛苦。如果是個一字不識的老農民,糊裡糊塗的,那他也不痛苦,最痛苦的是,既知道又說不清。他是一個鄉村小知識分子,他特別正直,脾氣特別暴躁,對我特別嚴厲。如果說我有好處,我有兩點,一是比較善良,一是寬容,別的沒有什麼優點。這兩點基本上是父輩遺傳下來的。我對外界有一種膽怯心理,社交不行,講話不行,這也是我父親遺傳下來的。我父親被打成反革命以後,他每天教育你我,出去以後必須對誰都恭恭敬敬,盡說那些儒家的東西。被打成反革命以後自己也不敢說了。那個時候不能亂說亂動。慢慢地說話、社交的能力就減弱了。王安憶:能否介紹一下三毛和你的交往,同時評價一下她的散文?賈平凹:三毛是一個很平常的人,實際上我和三毛沒見過面。三毛的書我很早就讀過,當時三毛、瓊瑤的書我都看。有一年,《陝西日報》發了一篇一個電視台記者寫的文章,說他在杭州見到三毛了,和三毛談了一些話,三毛向他不停地說我的好話,說叫把信息傳遞給我。這個人不知道我的聯絡方式,他就寫篇文章在報紙上發了。我看到後就給報社打電話,報社的人就把那個人介紹給我,那個人向我介紹了他在杭州見到三毛以後,三毛希望我能給她寄些作品。我回來後就寄了些作品給三毛,當時隨書也寫了一封信,寄過去等三毛回信的時候,她已經自殺了。她自殺的消息先來,自殺了有半個月,她的信才來.她是在住院前路過郵局的時候把信投到郵筒里,然後才住院的,住院的第三天早晨就自殺了。她在給我的信里說了好多表揚的話,我看了挺高興的,很感激她,或許是人和人的作品會互相感應。就像我經常講的,我自己不愛吃肉,但是我絕對承認肉是好東西,好東西我不一定吃。有些作品絕對是名著,但是你讀的時候不會有感應。可能是三毛讀我的作品會有感應,倒不一定是我的作品寫多好。就是這樣,三毛給我寫過一篇文章,我給三毛寫過一篇懷念文章。後來三毛的朋友要把三毛的衣冠冢要埋到鳴沙山。因為以前三毛路過的時候說以後她去世的時候就把她埋在那個地方,她的朋友就完成了她的這個願望,把她的衣服帶過去埋起來。她的朋友路過西安的時候來見我,談了很多傷感的話,讓我看三毛的帽子、上衣,還有一盒子煙。整個的交往就是這樣的,倒沒有別的什麼.後來香港有人寫一個東西,我看裡邊好像說兩個人在談戀愛啊什麼的。我說你這樣對我不尊重,對人家三毛更不尊重。把很嚴肅的事變成那種東西我覺得不好。還有一個香港的人後來寫文章詆毀三毛,我覺得這樣做不是很道德。三毛是一個很有前途的作家,她的文章寫得挺不錯的。我看過她幾本書,我覺得她的感覺、文筆基本上都是和曹雪芹、張愛玲一個路子的,是一位值得推崇的作家。王安憶:您最喜歡的西方作家是誰?陝西的大秦之音對你的創作有什麼影響?其實就是說本土的和西方的作家對你的影響。賈平凹:我最早接受的外國作家是川端康成,我覺得他的氣質和我爸有些接近。後來接受福克納之後,我覺得福克納描寫的東西和我老家有很多東西很像。再一個我比較喜歡的外國作家就是喬伊斯。《尤利西斯》難讀得很,你要徹底把它讀懂很難,但大概知道它說的是什麼。這次寫《秦腔》我也吸收了它的很多東西。我覺得他的意識流和我平常見的不一樣,他把一些蕪雜的東西全都記下來。好比我們栽莊稼苗,我們的方法是把苗用水把泥土全部洗盡才在別的地方栽,他是連泥帶土全部都帶進去。比如說中國電影界最厲害的女人,我們一般人都說那是劉曉慶。喬伊斯的作品裡也經常暗示這些東西,他不說是誰,但他的觀點讀者都知道。但是省略太多就讓人搞不懂了。他整個學術態度對我很有啟發。我覺得他的意識流真正是藝術,很多人理解的意識流就是坐在那兒有組織地胡思亂想,其實不是這樣。再一個對我有影響的作家就是艾青。我生長在農村,小時候,農村唯一的娛樂活動就是看戲。陝西秦腔是中國一個比較古老的劇種,它的唱腔聲音特別高,要麼特別高亢,要麼特別凄涼,就是這兩個特點。秦腔特別符合陝西的民情,一個地方產生的戲曲和民歌和一個地方的山水、人的性情是一回事情,是環境派生出來的東西。你一聽秦腔就知道陝西人是個什麼模樣了。很多人到陝西看完兵馬俑以後,感覺陝西人還是那個樣子,好像沒有變化一樣。秦腔作為一種民間戲曲對我影響還是很大的。王安憶:這個同學很執著地遞了兩次條子,所以我必須要問的。您對網路文學有什麼評價?賈平凹:網路文學我接受的不是很多,都是別人給我介紹材料或者是下載下來我才能看,我沒有直接上網。但是對網路文學我還是有些接觸的,當過好幾次網路文學的評委,都是別人給我下載下來以後我來看的,有時還故意叫一些人到網路上給我寫一些東西。現在的時代是年輕人的時代,文學也是這樣。現在我最害怕的、最感到恐怖的就是更年輕的作家,因為人家一上來的起點非常高,人家一上來的水平比我十多年前的《廢都》的水平高得多。所以有時候我覺得不好好學習,再不了解人的新東西是要被淘汰的。為什麼我開頭的時候就講一年要有一兩次必須來上海,我主要是看一下,了解一下。那年,我就專門來看過一次衛慧和棉棉,一般人都不知道這個事情。因為我覺得不管作者引起多大爭論,起碼我要先看一下為什麼人家能創作出這種作品,原因是什麼,再一個就是人家的思維是什麼樣的。我覺得大家今天請我在這裡講話,實際上也不指望聽我講話有任何收益,如果帶著那個目的就沒有收益了。我當學生的時候學校也請很多人來,主要是見一下,看一下人家的思維方式是怎麼樣的。至於說他能講多少,他也講不了多少。今天我也講不了多少東西。到上海來也不是特意要學啥東西,是走一走、看一看,接受一下。為啥這一次到這兒來,是因為有幾個大腕在這兒,陳先生啊、安憶啊、欒先生啊,還有新穎,他們都是大好人物。有一句話就是「讀奇書,游名山,見偉人,怡養浩然氣」。到上海來不止是開作品研討會,主要就是見些人,看看人家那些思維,看人家看問題角度是怎麼回事。我這不善於交際,就是拿眼去看一看,感受感受。網路文學是新的東西,我們要用新的眼光去看它們。王安憶:這個問題我覺得挺嚴肅的,你可以展開回答一下。以陳忠實、路遙和你為代表的陝西作家的作品都給人一種厚重、深沉的感覺,對這種特別的文學品格,你曾說過和你生活的陝西的環境和文化有關。您能否具體談一下陝西文化和陝西作家作品的關係以及陝西作家未來的走向?賈平凹:這好像應該是作協主席做的事情。這兩位作家和我的關係都相當不錯,路遙在世的時候是我的朋友,忠實現在也是我的朋友,而且這兩位都是很優秀的作家,他們寫的作品我是很佩服的。陝西作家給外地讀者的感覺就是厚重,這與陝西作家都是寫農村有關。陝西地理上分三大塊,陝南屬於盆地山地,中間那一塊叫關中平原,北邊那一塊叫陝北高原。路遙就是陝北人,陳忠實是關中人,我是陝南人,三塊地方正好有我們三個人。陝西的作家有個特點,他們大部分都是從農村來的,都在農村經歷過很不幸福的生活,都是那種很苦難的日子過來的。西安過去是帝王之都,中國最強大、最輝煌的時候都城都在西安,後來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向東南轉移以後它就荒敗了。但遺留在那個地方的民心既有顯得很輝煌的一面,很自尊的一面,但也有偏遠以後產生的自卑心理,自尊和自卑的矛盾心理在陝西人的心裡邊混合存在。有時很驕傲很自大,有時感覺自己很卑微。那個地方的人對政治的看法和北京人還是有些類似的。北京是政治中心,人的政治情結特別厲害,陝西人的政治情結也特別厲害,並且陝西又是出革命老幹部的地方,古文化的這種傳統和革命文化的傳統它都有。那個地方的人對苦難的認識,對政治情結的敏感這兩方面肯定給作家的作品帶來很大影響。陝西作家有一個致命點,就是陝西人總的來說,他的心理是比較保守的,缺乏開放意識,有很多在上海、在廣東能辦的事情到陝西就比較難辦。從十多年前就說觀念要開放,但實際上開放觀念是一個特別艱難的事情,因為他的觀念深入到了日常生活里了.昨天我就對我同來的人發感慨,說你看上海就是不一樣,不管是建築啊,環境啊,還是人的穿著啊、吃飯啊,還是街道的布置啊,人的行走啊,臉上的表情啊都不對勁,都和那邊不一樣的,可是你還說不來上海和你在哪兒不一樣,但是你就是覺得它不一樣,它的味道不一樣.只有吃飽飯散發出的氣息和窮鬼們沒吃飽飯散發的氣息是一樣的。一般上海人做事特別認真,他能把小事給你做得特別認真,局部給你做得特別好,素質特別高。陝西人他有種保守的東西,觀念老開放不了,中國文壇出現的新潮的東西、新銳的東西,在陝西就產生得特別少。如果陝西作家不抓緊學外邊的這些東西,很快就落後了。要跟得上別人,得用笨辦法,別人用一分你得下兩分苦力來借鑒人家的這些東西。現在陝西作家裡,像我那一批年齡都慢慢大了,後邊的當然也有好多,但是他們不像當年那樣形成一個群體。王安憶:最近一期《讀者》上面刊登了你在你女兒婚禮上的致辭,親切動人,想問一下你平時是怎樣教育影響你女兒的?賈平凹:我沒有教育過。要嚴格講,我不是一個好丈夫,也不是一個好父親,這一點深有其感,反正是老婆孩子經常有意見。我經常給妻子講,我說你當我是個大首長吧,一向忙得不得回來。至於說到孩子,從我的心裡來說我不愛小孩,對小孩煩得很,腦袋疼。你高興了他還好,你煩惱了他給你增添煩惱。我覺得在教育孩子這方面我確實做得不好.但是往往有個奇怪現象,你對孩子不好,對他嚴厲,孩子對你反倒好,反倒孝順,你越對他好他越對你不好。我記得我父親經常打我,我都結婚了我父親還在打我,但是我對我父親感激特別深。我女兒長大以後,我說也不指望你成龍變鳳,做大學問,出人頭地,只要你有吃有喝就行了,要自自在在,不要太受窮就行了,就這個要求。再一個,現在的學生學習太苦。我有兩個女兒,要按我的心愿我就不讓小女兒上學了,太辛苦!那麼小,每天早晨比我起得還早,晚上回來還要做作業。但是後來想,大家都是那樣,你不想學以後怎麼辦?實際上中國目前最辛苦的就是中小學生。大人都在消極怠工,小孩都在加倍努力。大人和孩子之間的血緣關係是永遠割不斷的,當然要做到朋友式的,我還做不到。我還是受我父親影響,是家長式的。一般我不發火,不下命令,但是偶然說一下就要起作用的。基本就是這樣的教育方法。王安憶:你是怎麼處理事業和家庭的關係的?你家裡都是女性嗎?賈平凹:也處理不好。我在西安有個房子,屬於我的工作室,寫《秦腔》那兩年,每天早晨起來,老婆用車把我送到我工作的地方,那個地方離家遠的很。我帶些麵條啊水餃啊,中午在那裡隨便吃一下,晚上才回去。晚上回去孩子都睡覺了,每天都是這樣。那一段時間我和老婆孩子見得特別少。我母親在西北大學住,我每個禮拜最少看我母親兩三次。家裡小孩幾乎十來天十來天不見面,往往是我睡覺她走了,我回來她睡了。幸好我老婆比較有獨立性,她也不依靠你,她忙她的事情。當然也有怨言,畢竟是女同志,但也沒辦法,就嫁雞隨雞了。王安憶:請問你怎麼看待當代的所謂「美女作家」的「身體寫作」?你覺得這是一種對自己感覺的真實流露還是對寫作的褻瀆?賈平凹:這個問題當然很嚴肅。按我平常的觀念,我覺得創作嘛,各人有各人的寫法,各人有各人的路子,誰都可以用各種辦法來從事他的職業,只要社會允許,只要大家認可,怎麼寫都行。各人的生存環境不一樣,個人的追求不一樣,肯定表現也不一樣,起碼我自己寫不了那個東西,因為我沒有那方面的生活。我覺得文學也不是太嚴重的東西。哪一類東西,只要寫得好,我覺得都可以成為很好的作品。王安憶:在上海學外語的人特別多,像現在幼兒園裡邊兩三歲的小孩就開始學習英語了,那麼這種語言學習肯定會影響他們的漢語水平。請你談談現在漢語的地位並且給我們復旦大學學生學習語言提一點建議。賈平凹:這個觀點挺好的,但是比較難回答。漢語屬於華人的母語,每一個民族對他的語言是特別重視的。一個民族如果沒有語言那這個民族基本上就消失了,基本上就可以說沒有了。對它的母語強調得太厲害的國家證明它是雄心勃勃的,很強盛或者是有什麼野心,要崛起啊或者要復興啊,有雄心大志的時候他強調這個東西,如果國家在衰敗得實在不行的時候就沒人強調語言了。漢語對中國人來說還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當然學習英語也是必要的。現在好像學英語是很高貴的東西。但是我覺得,作為一個中國人,最重要的還是學好漢語。我經常反省自己,現在的作家有多少人讀過四書五經啊?我估計人少的很。有一年我到杭州去參觀馬一浮紀念館,有這樣一個小故事,說馬一浮跑到山上3年都沒下來,就看了三年書,現在人恐怕沒有為了讀書下那麼大功夫的。拿我自己來講,外邊人說姓賈的對古漢語可能還熟些,因為文章裡邊還老半文不古的有些古語的氣氛,實際上我沒好好學過漢語。因為我上大學是工農兵學員,是通過批林批孔學漢語的,為了批判孔子才學漢語的,你能學多少漢語?畢業後我就把古籍瀏覽了一遍,還沒有說研究過,別人就覺得我很了不起了,實際上肚裡沒有多少東西。我覺得對於一個作家來說,保持漢語的純潔性、建設漢語是非常重要的,當然並不是說不能學英語。因為現在要讀外文史,我不懂外語,有時想看看外國語原著看不懂,只能看翻譯的。翻譯的水平高了咱的水平也高了,翻譯水平低了咱就低了。我上大學的時候經常讀外國詩,當時我是寫詩歌的,那介紹上說是誰誰的詩,聽起來多麼具有音樂性,能聽見什麼,能感覺到什麼東西,我讀了以後毫無感覺。這怎麼能是大詩人寫的詩呢?後來才知道,那是翻譯問題。王安憶:這個問題可能涉及到您的隱私了。賈老師,能談談你的大學生活嗎?你和同學的關係如何?賈平凹:大學生活是我開始創作的時候,不管創作水平多差,但是創作的興趣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那個時代人都要說些假話,都要和團支部書記談心,我這個人又不善於做這個事情,所以老是入不了黨,我在學校基本上就是「白專」形象。大學畢業填鑒定,給別人填的都是好話,唯一給我填的是「希望今後加強馬列主義學習」。大家都不填這句話只給你填,這證明你不好好學習。當時我就氣憤得很,因為這影響我的政治生命,我就找,但人家就是不改,後來我哭了一鼻子,也沒辦法。一個老師給我講,不要改了,分到一個新單位,每一個人都要求繼續學習馬列主義,集中起來能比較,但是分出去就看不出來了,所以我就再沒找。當時我最大的官當過宿舍的舍長,選團小組的時候,一個女同學提名我作團小組組長的候選人,團總支書記就把她大訓了一頓,說這個人怎麼能提候選人呢?特別奇怪的是,畢業後一年多,我就是團中央委員。一年前連團小組組長候選人都不是,一年以後就是團中央委員。王安憶:陝西作家普遍存在對都市的漠視,作品長期都是寫村裡的事,這好像和全國其它地方,比如上海和成都,都很不同。比如池莉寫武漢,我寫上海,陝西有誰寫城市呢?作為一個在西安生活了多年的人,你是否會嘗試西安的城市書寫?賈平凹:在西安也討論過,在陝西也有人寫城市,但是寫得不是很有名。不像池莉寫武漢,王安憶寫上海那麼優秀。但是也有一批人在寫,其實我也寫過好多,《廢都》就是寫都市,很多散文也寫到城市。陝西西安和別的城市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西安古文化氣息特別濃厚,再一個是農村氣息特別濃厚。如果你長期在西安生活,會覺得西安是個大城市,但是去了一次北京,你就會覺得西安和縣城一樣,是個大縣城,就是後面缺個農貿市場。近十年來,尤其是近五年來,西安發生了巨大變化,可是昨天一到上海,好像這變化又不算什麼了。所以有人批評說,你寫《廢都》怎麼寫得不像個城市?因為我是生活在西安,我見到的城市就是那個樣,只有那個城市才產生那種文化。周圍的農村把那個城市包圍了,西安更多人的思維像農民的思維。農業氛圍在這個城市很重,但是這些年變化特別大。現在西安在搞國際化、人文化、生態化。當然國際化那要永遠跟著上海學了,現在它已經向這方面努力了。王安憶:最後一個問題了:你覺得你距離諾貝爾文學獎有多遠?賈平凹:永遠。因為現在我連諾貝爾獎的程序都不知道,我腦子還不想那些東西,還想不到那些東西,只能說自己把自己現有的活干好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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