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收藏 4
07-06
馬背上的傳教士 說來令人氣憤,本世紀初中國考古界幾次重大的發現,都有外國人跑來染指,而且每次都是他們收穫最豐。敦煌卷子、流沙墜簡、殷墟甲骨、北京人化石等等,無一例外。那時弱國無外交,反映在文物收藏上就成了「落後就要遭搶」。好在外國人研究中國甲骨文的畢竟少,最終流到海外的龜甲骨片只佔出土總數的十分之一二,這十分之一二中,加拿大傳教士明義士收藏的是一大宗。 明義士1910年來中國傳教,是長老會駐河南彰德府的牧師,先在河南武安,後在安陽。1932年曾應聘到濟南齊魯大學任教授,後來在北京也教過書。他20年代在河南安陽傳教時,殷墟的歷史地位已確定,龜甲骨片成了可賺錢的寶貝。他經常騎一匹馬,徘徊於河南安陽洹河南岸,逐一查看古物出土的情況,進而就設法與當地人聯繫收購。1917年,他把所收藏的龜甲骨片加以精選,選出2369片,摹寫後印成《殷墟卜辭》一書,在該書的序言里,他宣布自己的收藏已達5萬片!從這以後,又陸續有所購進。1933年他在齊魯大學講授《甲骨研究》一課時,其講義上說明:「1924年,小屯人打牆,發現一坑甲骨,為余所得,其中有大的。1927、1928年拓成,即《殷墟卜辭後編》中的內容。」可見他先後所得,已遠遠超過了5萬片。 有趣的是明義士所收藏的龜甲骨片並沒有全部帶去加拿大,由於種種原因,留在我們國內的是大多數。現存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的有5100片,差不多僅占他收藏全數的十分之一。這些甲骨,後由加拿大籍華裔學者許進雄博士整理研究,從中選出綴合後的3176片,編為《殷墟卜辭續篇第一集》,1970年在加拿大出版。 明義士所藏甲骨留在我國國內的共有三批,情況十分有趣。 1951年2月,南京有一位叫楊憲益的先生交到南京博物院一隻箱子,同時還有一把鑰匙和一封信。博物院的同志打開箱子一看,是滿滿一箱龜甲骨片,信是楊先生寫的,信中說:「這批甲骨是前幾天加拿大外僑穰傺德(前加拿大大使館代辦)交給我的,他並且說他要離開南京了,他在整理前大使館私人物品時,發現了這隻箱子,內有甲骨文,是以前的朋友留下的。我就請他讓我來處理。現在送到貴院,請妥善處理。」沒過幾天,這位楊先生又致南京博物院一信,大意是說,這批甲骨,是加拿大傳教士明義士在中國收集的,原先是交加拿大駐中國大使館暫存的,明義士回國時已老病半身不遂,這批東西就留在了中國。現在大使館的代辦穰傺德也要走了,我就勸他把東西交給你們吧。 南京博物院的研究人員清點了一下,與明義士所著《殷墟卜辭》一書相對照,恰好相符,共計2390片,證明確是明義士所著《殷墟卜辭》的實物。其中最大字骨長28公分,最小的和人的手指頭一般大。這是明義士收藏甲骨的第一部分。 明義士收藏甲骨的第二部分,現在北京故宮博物院。這部分又可分為前後兩個部分,前者為3匣17屜,除一屜為陶丸、陶餅、小螺貝殼等166件之外,龜甲骨片共870片。1965年著名學者胡厚宣進故宮選拓甲骨,見到這批甲骨中夾著1924年2月18日從天津寄往北京明義士的一個信封,地址是北京華語學校。據此可知當時明義士或許在該校教書,或許是暫住。總之,這批甲骨是屬於明義士的,並且與該校有著聯繫。 明義士所藏甲骨存在故宮的後期一批,是直到1974年才從故宮的一個倉庫里清出來的(故宮之大,邊角旮旯里隱藏的寶物之多,可以想見)。共有10匣25屜又167包,共計甲骨19494片!而且每隻箱子上都有當年明義士親手寫下的封條。這部分甲骨,原來也存在北京華語學校圖書館內,解放後由中央文化部清出後,交由故宮博物院保存。誰知此「保存」竟成了「封存」,幾十年間無人動過。這兩部分甲骨原來都是存在華語學校,應屬一批東西,不知為什麼被分在兩處,成了兩批。870片加上19494片,合計共達20364片之巨。關於這一批甲骨,前些年海外學者有種種傳聞,有的說是「原骨早已被毀」,有的說「埋在山東某地下」等等,其實都沒說對,關於「埋于山東某地下」的,是另外一批。 明義士1932年曾應齊魯大學之聘,在濟南任教。1937年抗戰爆發後,他把所藏之物委託他的同事、英國人林森(字仰山),埋藏在一個教師住宅的地下室里。這就是明義士所藏甲骨的第三部分。1952年「三反」運動的時候,林仰山把這些古物交代出來了,人們按林的指點,從那個地下室里挖掘出古物140多箱,當即交到濟南上新街的山東省古代文物管理委員會。該會於1952年5月16日召開「濟南高等學校『三反』及思想問題展覽會」,展出明義士舊藏古物29457件,其中甲骨8080片。展覽會結束之後,這些東西全部歸入山東省博物館。1965年胡厚宣為編《甲骨文合集》,特去山東博物館選拓甲骨,查明在這一批甲骨中,有字者為3668片,很重要的和比較重要的約300片,全都未見過著錄。 由此可知,明義士留在我國國內的龜甲骨片共有30834片,加上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館中所存,現在可數的總共35934片。據早期在安陽參加過發掘的吳金鼎說,明義士所藏甲骨,在軍閥混戰時期被毀掉一部分,但究竟毀掉多少,已無從查實了。 除了明義士之外,美國駐山東濰縣的傳教士方法斂和英國浸禮會駐青州的傳教士庫壽齡也大肆收集過中國甲骨。他們早在1904年就插手殷墟的發掘,是最早從事此收集的歐美人。他們曾把從古董商手中收購的400多片甲骨,轉賣給上海英國人創辦的亞洲文會博物館。 1904年冬,河南安陽小屯村的地主朱坤,挖到數車龜甲骨片,被古董商轉賣到山東後,就被方、庫兩人收購了。1906年以後,他們又陸續運出中國,轉賣給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卡內基博物院、蘇格蘭皇家博物院、不列顛博物館、美國斐樂德博物院等機構。他們把這些甲骨摹寫,印為《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1935年在中國出版,但其中有許多是古玩商偽刻的文字。方氏還著有《中國原始文字考》,出版於1906年,是最早用英文寫成的研究中國古文字著作。後來,步他們後塵的英國人金璋、德國人威爾茨和王禮賢,在1908年和1911年前後,也搜集了不少甲骨,並轉賣給了德國和瑞士的博物館。 除此之外,日本人西村博、三井源右衛門、林泰輔等也從中國搜去了不少甲骨。郭沫若30年代旅居日本時,曾訪日本公、私多家所藏甲骨,並選其重要者編成《日本所藏甲骨擇尤》,並收入其《卜辭通纂》一書,1933年在日本出版。繼郭老之後,著名學者金祖同又訪問了日本收藏中國甲骨有名的六個人,即:河井荃廬、中村不折、堂野前種松、中島蟲豪叟、田中敕堂、三井源右衛門,並親自摹拓,將他們的藏品去粗存精,選其共1500片作考證,付印成《殷契遺珠》一書,郭沫若、羅振玉為序,1939年出版。1931年「九·一八」後,日軍利用在中國華北的實力,大肆搶劫中國文物,據統計,散在日本的中國甲骨總數在1萬片以上。 上述這些外國人中,明義士所得最多,好在他離開中國時已「老病半身不遂」,想必拿不動多少東西,否則流落海外的甲骨恐怕遠不止這個數吧。 雪堂春秋 甲骨文被確認為是殷商文字之後,京城內外學界和古玩界一片轟動,紛紛要去甲骨出土地作進一步考查和收購。古玩商們為了壟斷新出土的甲骨,哄抬價格,謊稱出土地為河南湯陰和衛輝,學者們跟著兜圈子,並未發現真正的線索,連劉鶚出版《鐵雲藏龜》時也誤認為出土地是河南湯陰。後來經過8年的輾轉尋訪,最後才弄清楚真正的出土地是在河南安陽西北洹水南岸的小屯村。 這個出土地址的確定,意義極其重大,因為據此進一步作考古研究,才有了後來的殷墟遺址的確定,也才有了甲骨文形成的年代的確定,以及與史籍上種種記載有關的印證和研究。這個打破古玩商布下的「迷魂陣」的人,就是清末民初著名學者、浙江上虞人羅振玉。 羅振玉(1866—1940)字叔言,又字叔蘊,號雪堂,自署守殘老人,晚號貞松老人。歷官學部二等咨議官、兼京師大學堂農科監督。辛亥革命爆發後流亡日本,1919年春回國,住天津,當遺老。1924年春奉清廢帝溥儀之召,入直南書房,與王國維一起檢點宮中古器物。溥儀被馮玉祥將軍驅逐出宮後,在天津住日租界「張園」,羅亦同趨,被任命為「顧問」。「九·一八」事變後,他積极參与偽滿洲國的活動,曾任偽滿「監察院院長」等職。他的一生,是晚清一代政治上堅持頑固立場的知識分子的悲劇,然而他在學術上的貢獻,曆數本世紀以來國學類的學者專家,卻又罕有其比,一個人的多面性,竟至如此。 1894年,他在大收藏家劉鶚家當家庭教師,教劉的四個兒子讀書,後來又把長女羅孝則嫁給了劉的第四個兒子大紳為妻,與劉成了兒女親家。可是羅與劉並非一般意義上的兒女親家,他們在甲骨學的研究上亦是志同道合的開拓者。劉鶚在王懿榮去世後,從王懿榮兒子手裡買下1000餘片甲骨,並繼續收購,羅就催促劉將其摹拓並印出來流傳,供士林研討。劉的《鐵雲藏龜》1903年出版時,羅為之作序,在序中,羅對劉與王沒有一句奉承話,滿篇都是考據文字。那時他已認為,龜甲骨片上的文字屬於古代的占卜文字,並具體闡明了古人的灼龜與鑽龜的區別和做法,以及鑽、灼之處的講究。只是那時僅能初步考證「其文字之締造與篆書大異,其為史籀以前之古文無疑,為此龜與骨乃夏商而非周之確證,且證之經史亦有定其為夏商而非周者。因出土所見尚少,且出土地址未詳,尚不能斷定為殷墟之物耳。」 劉鶚客死新疆之後,甲骨學上的研究,羅振玉成了主帥。他先前在1906年到清廷學部作官後,就開始留意搜求甲骨,1909年委託琉璃廠古董商人祝繼先、秋良臣、范子衡以及弟弟羅振常,四次赴河南收購甲骨,先後所得2萬餘枚。羅振常後來曾撰有《洹洛訪古記》,詳細記錄當時的收購情況和當地甲骨的出土情況。1915年,羅振玉又親自前往安陽實地考查,從刻辭中認出殷帝王名謚,恍然悟出它確為殷王朝遺物,沿這一思路繼續深究,果然殷太卜所典藏均深埋於此。這一石破天驚的發現,令整個學術界為之一震。 對於羅振玉鑽研國故的「牛勁」,郭沫若曾稱讚道:「這種熱心,這種識見,可以說是從來的考古家所未有。」又說:「甲骨自出土後,其搜集、保存、傳播之功,羅氏當據第一,而考釋之功亦深賴羅氏。」(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他的好朋友又是親家的王國維先生也說:「審釋文字,自以羅氏為第一。其考定小屯為故殷墟,及審釋殷帝王名號,皆由羅氏發之。」這些評價並無過譽之處,羅氏在學問上求實、深究、重考據的作風,亦為乾嘉以來的學界之餘緒。 關於羅振玉收藏甲骨的規模,1912年他在所著《殷墟書契前編》17卷本的自序中說:「因遣山左及廠肆估人至中州,瘁吾力以購之,一歲所獲殆逾萬。意不自歉,復命家弟子敬振常,婦弟范恆齋兆昌,至洹陽採掘之,所得則又再倍焉。」1916年他在所著《殷墟書契後編》自序中又說:「歸而發篋,盡出所藏甲骨數萬。」王國維說:「參事所藏凡二三萬片,印於《殷墟書契》前後編者,皆其選也。」 又說:「丙午(1906)上虞羅叔言參事始官京師,復令估人大搜之,於是丙(1906)丁(1907)以後,所出多歸羅氏,自丙午至辛亥(1911)所得約二三萬片。」(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之學問》)可見其藏甲骨在當時,僅次於加拿大傳教士明義士。 可惜這些甲骨在羅振玉避居日本時散去許多。據著名學者胡厚宣考證,其有記錄說明的,歸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3599片,天理大學參考館809片,東京國立博物館225片、東京大學考古研究室113片、富岡謙藏800片……總計達5745片。 羅氏舊藏甲骨,據說在東北解放時頗有損失。其殘存的甲骨,現在收藏在國內各單位者尚有5883片。其中山東省圖書館84盒,1234片;北京圖書館32盒,461片;吉林省博物館11盒,206片;吉林大學8盒,107片;故宮博物院1盒,15片。另外零散沒有裝盒的在旅順博物館有2925片,遼寧省博物館394片,吉林大學377片…… 以上這些數字都是解放以後胡厚宣在編《甲骨文合集》時,仔細統計、查對、考證過的,而且發現,凡是羅氏木盒原裝甲骨,都是選出的精品,沒有盒裝的零散甲骨中,也有很多精品。與羅氏《殷墟書契前編》、《殷墟書契後編》和《殷墟書契著華》三書核校起來,著錄過的材料只不過三分之一,未經著錄過的甲骨,仍有很多極為重要的材料。 龜甲骨片的收藏,僅僅是羅氏收藏的一部分,他收藏的書畫、青銅器、古籍、簡牘、明器、清宮檔案等等,亦稱山海之富。這些藏品曾編成《三代吉金文存》、《明吳門四君子法書》、《貞松堂歷代名人法書》、《高昌壁畫精華》等。他在國內有重大影響的學術活動,除了甲骨的收藏和研究,尚有搶救大內明清檔案(所謂「八千麻袋檔案」),搶救、刊行敦煌卷子,考證居延漢簡等壯舉。 羅振玉的嫡孫、現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的羅繼祖,在談到他祖父的收藏時曾說:「十五歲買漢印為有印癖之始;十六歲摩挲西湖諸山銘刻不肯去,為癖金石銘刻之始;十八歲買淮安欽工鎮出土的古鏡為搜集文物之始;二十歲著《讀碑小箋》為著書之始;三十八歲到廣東收買南海孔氏岳雪樓藏書為藏書之始。今更加補充,十六歲手拓『石鼓文』為肄習篆籀之始;二十三歲得山陽阮葵生《風邪蒙束》稿本,授人印行為謀傳刻前人遺著之始……」並談及羅氏一生不蓄田產,解放時除了長春和旅順兩處住房外,就是一大堆古董。這些古董在羅氏生前曾賣給偽政府一部分古物書畫,還有一批是在1917年河北、山東、河南鬧水災的時候賣掉助賑了。1920年又在北京舉辦「雪堂金石書畫京旗義賑即賣會」,這是為辛亥革命後北京滿族人生計不振者舉辦的義賣,所得2萬元全部充賑。他早期的藏品,幾乎都在日本散去,如羅繼祖說:「在海東八年,全家生活就是靠出賣長物度日的」,其晚年到了東北,「在祖父生前賣給偽滿的一部分古物書畫的代價為偽幣,如扔下水一樣……」(羅繼祖《庭聞憶舊》) 羅振玉兩次公開義賣藏品賑災、救窮,目前幸有記錄在世,從中可窺見其收藏的規模與質量。 1931年,羅振玉在北京舉辦的「雪堂所藏金石書畫珍品義賣」會上,義賣的歷代法書、名畫目錄為:宋范文正公致尹師魯二札卷(紙本)、明宋仲溫草書《進學解》卷(紙本)、明祝允明楷書《飯苓賦》軸(紙本)、鄧頑伯篆書立軸(紙本)、明吳文定書巨然洽平山寺詩文衡山補圖卷、趙扌為叔隸書立軸(紙本)、吳漁山楷書六言聯、黃小松隸書五言聯、唐顏魯公真跡冊(價6400元)、宋孝宗法書贊冊(價1400元)、明李文正行書詩卷(紙本)、明姚雲東行書(唐鷦安舊藏,紙本)、陳老蓮行書五言聯、翁方綱書黃山谷七佛偈、《樂毅論》稿冊(紙本)、劉石庵臨古冊(紙本)。其中更為引人注目的是一批宋拓古碑孤本:唐沈傳師《柳州羅池廟碑》(羅註:葉石君舊藏,近得之道州何氏,傳師書跡人間僅存此一本,價6000元)、隋《舍利塔銘》(張叔未題字)、《祝府君碑》(臨川李氏藏)、《雁塔唐賢題名二卷》(羅註:王壯愍端忠敏公故物,覃溪題字數千,價3000元)。另有宋拓本:漢王稚子闕、漢石經、三段碑、《九成宮醴泉銘》、《皇甫公碑》、《溫彥博碑》、《聖教序碑》、《伊闕佛龕碑》、《麓山寺碑》、《李思訓碑》、《中興頌》、《八關齋記》殘本、小字《麻姑仙壇記》、《干祿字書》、《宋廣平碑》殘本、《段行琛碑》、宋拓《袁州學記》殘本、《醉翁亭記》、《豐樂亭記》、游丞相本《蘭亭》卷、開皇本《蘭亭》卷、晉唐小楷、東庫本《閣帖》卷六、《汝帖》。另又有「孤本與佚石」類、「明拓及舊拓善本」類46品,皆為王懿榮、張叔未、阮文達、汪容甫等名流舊藏。 羅振玉收藏的歷史名人法書,至精者曾影印行世,書名為《貞松堂藏曆代名人法書》三巨冊,卷上為晉大令王獻之《鵝群帖》、晉人尺牘(出敦煌石室)、宋吳衛王書《大佛頂首楞嚴神咒》、元俞紫芝臨《樂毅論》、明楊升庵詩稿、明吳文定公詩稿、明文徵明草書《赤壁賦》;卷中為明王雅宜書《史記刺客傳》、明董其昌《陳於廷告身》、又行書秦淮海詞、又臨《郎官石柱記》、又《阿房宮賦》、明黃忠端公詩稿;卷下為清王文簡公書陶詩及臨古七種、清姜西溟《聖駕巡行頌》、清阮玉勾詩評、清張文敏公《千字文》、又詩稿、又書宋人詞、清劉文清公書《秋陽賦》三種。其中王獻之的《鵝群帖》,共49字,有歷朝歷代的鑒賞章82方,又題跋多通,足見其流傳之跡。羅振玉去世後,1942年他的孫子羅繼祖翻檢家中遺藏字畫,錄其題識,略加考訂,遂成《雪堂書畫記略》。 羅氏另有《貞松堂吉金圖》影印本三巨冊,著錄其收藏青銅器物,卷上為58品,卷中為77品,卷下為63品;附錄有4個,著錄三代石刻、唐代封泥等古物。 羅氏的藏書,其生前未見有目錄。東北解放以後,羅繼祖與其從弟承祖,稟承祖母命全部捐給國家,共計9萬冊,存旅大圖書館;歸遼寧省圖書館的亦不在少數,未計入9萬冊之內。 至全國解放初,羅家藏品據羅繼祖說:「被破壞不少」,剩下的「什之一」就作為捐獻,捐給人民政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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