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關於西藏問題的十大認知差異

07-06

王義桅

2014年02月24日

西方政界人物輪流接見達賴喇嘛的遊戲又上演了！日前，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白宮地圖室第三次接見達賴喇嘛，照常引發中國政府的強烈抗議。中國將達賴視為政治和尚和「藏獨」分裂集團的總頭目，而美國聲稱達賴是以「國際上尊重的宗教及文化領袖」身份獲得接見。

問題還不只是對達賴的看法差異，關於達賴之爭更反映出中西方關於人權、自由、自治、文化多樣性等核心價值觀的根本分歧。歸納起來，中西方關於西藏問題存在十大認知差異：

一、殖民歷史記憶，混淆宗主權與主權。英國直到2 008年北京奧運火炬傳遞之爭後才發表聲明，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糾正以前只承認中國對西藏擁有宗主權的錯誤。英國人迄今還在指責中國對西藏殖民，似乎在重複他們往日的過錯。

二、馬可波羅意識，喇嘛文化的神秘。自從《馬可波羅遊記》在西方流行以來，西方人一直把中國視為充滿黃金、香料和神秘的國度。喇嘛文化的發源地——西藏，在西方人心目中更是神秘莫測的世外天堂。

三、香格里拉情懷，後現代社會的原始回歸與獵奇心理。北京奧運火炬傳遞在巴黎、倫敦等地受阻時，時任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在《福布斯》（Forbes）上發表題為「中國的兩個形象」的時評文章里指出，中國和西方之間存在著一道令人感到悲哀的理解鴻溝，並以西藏問題為例說，西方人總將深藏於喜馬拉雅山脈的西藏想像為香格里拉式浪漫的世外桃源，以為那裡就只住著一個打坐冥想的達賴喇嘛和寧靜寺院的一群僧侶，然而對中國而言，西藏卻曾是受封建地主主宰，實行農奴制度的落後社會。

四、政教合一留戀，達賴的神話。經過宗教改革，西方已經擯棄政教合一的制度，對西藏政教合一的傳統有種歷史般的留戀。經歷政治民主化和社會世俗化發展，出於對神秘宗教的獵奇心理，兼之電影、書籍和政治炒作，達賴神話在西方有巨大市場。西方人對帶著諾貝爾和平獎與宗教領袖雙重光環的達賴喇嘛有著痴迷般的興趣，政界人物們更是以接見達賴贏得社會的好感，表明意識形態立場。

五、西藏問題人權化，共產黨國家沒有宗教信仰自由。馬克思關於「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判斷在西方較為流行。西方人天然假定作為無神論的共產黨反對宗教，因而不可能尊重和保護好藏傳佛教的。加上達賴宣傳文革期間西藏宗教文物遭破壞、損毀，西方人十分關心西藏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人權狀況，不自覺流露出宗教自由與人權衛士的心態。

西方人對原生態情有獨鍾

六、反現代化理念，保護西藏原始生態與文化。經歷工業革命和環境污染，西方人對原始生態環境和原生文化情有獨鍾，認為作為世界最後一塊凈土的西藏，文化多樣性遭到現代化的破壞，希望西藏像博物館那樣保留完好，反對開發和破壞。因此，西藏問題對西方人而言，本質上是個美學問題。他們站在傳統的「優等民族」立場上，喜歡欣賞「原生態」社會，認為一切「原生態」的東西都是美的。西藏的改革、發展是在清除農奴制的「原生態」社會基礎上實現的，於是，西方的「上等人」們便大驚小怪，覺得不可饒恕了。在西藏問題上，西方人的「偽善」表露無遺。

七、少數民族權益觀，尊重和保護少數與弱者的權益。西藏問題宗教化、宗教問題人權化，是中西方涉藏外交鬥爭的焦點。西方人對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不了解，對西藏實際情況不了解，多通過媒體獲取他們天然假定作為弱者的藏民權益得不到應有保護的消息，同情西藏人處境。

八、達賴宗教化，忽略其作為宗教領袖與政治領袖的雙重性。在西方，很少有人知道達賴喇嘛的政治身份，僅僅視其為宗教領袖，甚至認為他是佛教的代言人——在小學宗教課本里就有達賴的介紹。對百萬農奴大解放前的西藏歷史，西方人基本不了解，其西藏知識，多從達賴的傳紀和西方著作獲取，是選擇性記憶的產物。

九、甘地神話再現，非暴力的契合。達賴主張非暴力爭取藏人的自治權利，對西方人有很大的迷惑性。加上達賴流亡印度，許多西方人將他與印度聖雄甘地相提並論，不僅符合了西方人對印度的歷史印象，而且與自己的非暴力理念相映照。

十、民族國家觀念作怪，西藏不是中國的一部分。歷史上，帝國的解體總是導致民族國家的獨立：一戰結束後的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冷戰結束後的蘇聯帝國，莫不如此。在西方人心目中，中華帝國解體後，西藏就應獨立出來，很難接受中國卻出現了「五族共和」的局面，於是大驚小怪起來。按照民族國家觀念，西方人很難理解中國大一統的歷史意識與身份認同。對「中華民族」這種超越傳統民族觀的身份，西方人更是難以理解，認為藏族不是漢族，也就不屬於中國。

總之，西藏問題在挑戰西方人的歷史記憶、價值體系與信仰邏輯，這是西方領導人不時接見達賴喇嘛來給中國製造麻煩的其中一個原因。可以說，西方人對西藏的誤解，往往是有意誤解，這源於西方人的思維方式：我們有民主、人權，以此為鏡子，照照別人，你有嗎？唯有改變這種我代表普世價值、你為另類的道德衛士心態，中西方關於西藏問題的心結才能徹底揭開，達賴喇嘛也就不再成為橫亘在中西方政治心理的障礙。

作者是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國際關係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