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鍾嶸《詩品》對任昉詩歌的評價

論鍾嶸《詩品》對任昉詩歌的評價

唐梓彬

摘要：本文以詮釋鍾嶸《詩品》對任昉詩歌的評價為中心，輔以筆者對任詩的體認，從優劣兩方面探討任詩的風格特色，並在此基礎上將其風格特點放於齊梁文風的大背景下考察，以見任昉在詩史上的地位。

關鍵詞：鍾嶸,詩品,任昉,詩歌

[作者簡介] 唐梓彬（1986-）, 男,廣東江門人,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研究方向:齊梁文學及文論、唐宋文學。

任昉以「筆」著稱於世,而其詩卻寂寂無聞,既無顯譽,談論者亦少。因此,當時有「沈詩任筆」之說。蕭綱〈與湘東王書〉言：「至如近世謝脁、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梁書?沈約傳》又曰「謝玄暉善為詩，任彥昇工於文章。」在時人看來,詩歌創作非任昉所長,其詩比不上謝脁、沈約。然而,任昉的詩卻受到鍾嶸的重視,能與謝脁丶沈約同列中品,足見其地位不低。具體而言,鍾嶸《詩品》對任昉的詩有以下的評價:

彥升少年為詩不工,故世稱沈詩任筆,昉深恨之。晚節愛好既篤,文亦遒變,善銓事理,拓體淵雅,得國士之風,故擢居中品。但昉既博物,動輒用事,所以詩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 1 ] ( P316 )

一般來說,後人多以此對任詩「動輒用事,詩不得奇」的缺陷大加責難。然而,筆者發現後人並沒有真正理解到鍾嶸對任昉評價的用心,值得作進一步的關注。下文將以鍾嶸《詩品》對任昉的評語為中心,輔以筆者對任詩的體認,從優劣兩方面探討任詩的風格特色,並在此基礎上評估任昉在詩史上的地位。

在《詩品》中,鍾嶸歸納出任昉詩有「文亦遒變」丶「善銓事理」丶「拓體淵雅」及「得國士之風」四大優點,本文將以此為線索,加以闡釋：

（一）「文亦遒變」

「文亦遒變」中的「變」是就任昉「少年為詩不工」而說的,指詩風變了，說明任昉晚年的詩有著很大的變化。至於何謂「遒變」？多種通行注本均未有解釋；惟李徽教《詩品彙註》引《廣雅》〈釋詁》指出「遒,急也。」認為「遒變」乃指急劇變化，但筆者在《廣雅》中卻找不到此例,其說似缺乏根據；[2 ] ( P177 ) 周振甫《詩品譯註》則把「遒變」譯為「挺勁變化」； [ 3 ] ( P110 ) 趙仲邑《鍾嶸詩品譯註》譯為「詩也變得有勁」； [4] ( P48 ) 陳元勝《詩品辨讀》則譯為「詩歌作品也顯然改觀」； [5] ( P106 )解釋可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事實上,「遒」原意為「迫」,多數作動詞，《說文》：「遒,迫也。」[6] ( P41 ) 《廣雅》：「遒,迫、促近也。」[7] ( P33) 故「遒」一般指「迫近」,《楚辭?招魂》「分曹並進,遒相迫些。」漢王逸註：「遒,亦迫也」 [8] ( P288)《文選》載司馬相如〈上林賦〉「遒孔鸞,促鵕義鳥」,郭璞註：「遒,促,皆迫捕貌。」[9] ( P128) 皆用此義。再者, 「遒」也有「終」、「盡」之義，如《文選》班固〈答賓戲〉：「說難既遒,其身乃囚。」李善註：「項岱曰：韓非作說難之書,欲以為天下法式,上書既終,而為李斯所疾,乃囚而死」 [9] ( P638)便是以「遒」字表「完盡」的意思。此外,「遒」字在《詩經》中亦表「聚合」[1]和「堅固」[2]。然而,「遒」在鍾嶸《詩品》任昉條中既作為「變」的副詞,以上各種解釋也是不通的。

另一方面,漢魏六朝時「遒」亦作形容詞,表「勁健有力」之義,用例有曹丕〈與吳質書〉「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文心雕龍?風骨》「風力遒也」 [10] ( P513)、南朝梁劉孝標〈廣絕交論〉「遒文麗藻」、《宋書?鮑照傳》「鮑照,字明遠,文辭贍逸,嘗為古樂府,文甚遒麗」 [11] ( P1477)等等,屬文論術語。

「遒」一般不作副詞,但在六朝時亦有少數以「遒」修飾動詞的用例,如齊謝赫《古書品錄》「體韻遒舉。風彩飄然。一點一拂。動筆皆奇。」[12] ( P1477)及梁蕭統〈與東宮官屬令〉「其風韻遒上,神峰標映,千里絕跡,百尺無枝。」從以上例子可知,「遒」字雖時作副詞用,但主要還是保留了「勁健」之意,與其作形容詞的用法並無大異。

以此觀之,鍾嶸《詩品》任昉條的「遒變」亦應包涵了指其變化「勁健有力」的含義。因為「遒變」一詞在當時非常用的搭配,除《詩品》外,根本沒有其他用例。既然「遒變」並不常用,那麼鍾嶸為什麼要特別用「遒」字呢？究其原因,筆者認為鍾嶸的「遒」當具有文論上的意義,隱含了鍾嶸對任昉的評價。

在鍾嶸《詩品》中「遒」字共四見,除任昉條外,又見於中品袁宏、中品謝脁及中品沈約的評語。《詩品》袁宏條云：「彥伯詠史,雖文體未遒,而鮮明緊健,去凡俗遠矣。」[ 1 ] ( P253 )《詩品》沈約條云：「約於時謝脁未遒,江淹才盡,范雲名級故微,故約稱獨步。」[ 1 ] ( P321 ) 二例同解作「勁健」之意。而《詩品》謝朓條云：「其源出於謝混。微傷細密,頗在不倫。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 1 ] ( P298 ) 其中的「警遒」亦當指「精警勁健」。由此可見,「遒」字在鍾嶸《詩品》中全解作「勁健」,故筆者認為「文亦遒變」當譯為「詩風亦發生了勁健有力的變化」較貼近鍾嶸本意。可以說,「勁健」正是鍾嶸對任昉晚年詩歌總體格調的評價。

筆者認為鍾嶸既在《詩品·中品》屢用「遒」字,當有其深意。若聯繫其對袁宏「文體未遒」丶謝朓「未遒」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及任昉「文亦遒變」的評價一併考察,筆者發現鍾嶸非常注重勁健的文風,對「遒變」亦有所期許。因此,任昉的「遒變」在鍾嶸看來是難能可貴丶值得讚賞的。

從任昉現存的詩歌看來,其詩用詞剛勁有力,內容真摯,反映著任昉的真性情丶真志趣,確實呈現出勁健之氣,具有「建安風力」。其寫景狀物的詩句,如「群峰此峻極，參差百重嶂」〈嚴陵瀬〉丶「旭旦煙雲卷，烈景入東軒」丶「霢霂類珠綴，喘嚇狀雷奔」〈苦熱〉丶「滄江路窮此，湍險方自茲」丶「疊嶂易成響,重以夜猿悲」〈贈郭桐廬出溪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村維舟久之郭生方至〉均氣勢浩蕩,寫得豪邁雄健,慷慨激昂, 迥異於當時綺麗纖柔的詩風。又如任昉〈別蕭諮議〉：

離燭有窮輝,別念無終緒。岐言未及申,離目已先舉。揆景巫衡阿,臨風長楸浦。浮雲難嗣音,徘徊悵誰與。儻有關外驛,聊訪狎鷗渚。

這詩寄託了任昉對友人蕭衍的深長離情,以及將要分隔兩地的感慨,蒼勁有力,感情真摯。首二句以離宴上的蠟燭起興,指出蠟燭將要燃盡,發出最後的光輝；但詩人對友人的思念卻沒有終端,比喻貼切,使全詩籠罩著傷感憂鬱的氣氛。植著長楸的水浦是眼前的離別之景,而詩人的「離目」卻似乎望見了遙遠的巫山衡山,由此自然引起離別之後「浮雲難嗣音,徘徊悵誰與」的惆悵：天空飄浮的雲難以繼續傳寄音訊,徘徊失意又有誰人相伴呢？最後以狎鷗之典表示了自己希望到關外尋訪友人的心意。《列子·黃帝》：「海上之人有好漚（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用此典既含蓄地表達了自己與蕭衍的真摯友情,又兼有欲與蕭衍一同忘機之情,[3]可謂言已盡而意無窮。任昉這首贈別詩以抒情為主,靈活運用了賦丶比丶興之法,以「別」字貫穿全篇,感情澎湃,長楸丶浮雲丶巫衡都是漢魏離別詩里常見的興象,難怪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評任昉此詩「情緒直逼漢魏,語亦蒼渾。」[13] ( P258 ) 可以說，任昉的詩歌格調勁健清新,能擺脫當時綺靡浮艷的風氣,爲扭轉齊梁柔弱詩風作出一定貢獻。

（二）「善銓事理」

曹旭認為「善銓事理」指「善於銓衡丶評判人事物理」； [ 1 ] ( P318 )王叔岷認為此謂任詩「善於詮說事與理」； [14 ] ( P307 ) 向長清認為「銓事理」即「衡量事物之理」；[15] ( P70 )趙仲邑解作「善於詮釋事理」； [4 ] ( P48)陳元勝譯作「善於評量斟酌典故義理」； [5 ] ( P106 )而周振甫則譯為「長於評論事理」。 [3 ] ( P110 )各人的解釋雖亦可通,但筆者認為由於「善銓事理」有異文,《陳學士吟窗雜錄》本丶《格致叢書》本均作「敍事銓理」,因此這句原文和原意為何尚不能論定。但若按周振甫解,兩種版本差別不大,故「善銓事理」大體就是指任昉的詩善於評論人事物理。

任昉部分的詩的確頗具理趣,以哲理入詩,大發議論。例如〈寄到溉〉「鐵錢兩當一,百易代名實。為惠當及時,無待涼秋日。」明白如話,說明施恩應及時的道理,具有警動人心的力量。又如〈答何徵君〉：

散誕羈鞿外,拘束名教里。得性千乘同,山林亦朝市。勿以耕蠶貴,空笑易農士。宿昔仰高山,超然絕塵軌。傾壺已等樂,命管亦齊喜。無爲嘆獨游,若終方同止。

此詩以通俗的語言表達了任昉對仕與隱的看法,寫得曲折而深具韻致。「散誕羈鞿外，拘束名教里」,指出何徵君舒散放誕於牽絆拘束之外,而自己卻拘謹於名分與教化里。乍見之下,兩人一隱一仕,一「散誕」一「拘束」，殊不相類。但任昉認為「得性千乘同,山林亦朝市」,只要得遂人之本性,則仕與隱一也,隱士幽居之處與塵世亦無根本的分別。任昉在這裡進一步繼承晉王康琚〈反招隱詩〉「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的思想,指出真正有心隱居的人,雖處鬧市中,仍不改其心志,暗示自己與何徵君無異,且境界更高。基於此理,任昉希望何徵君不要以種植養蠶為貴,而嘲笑他這些怠慢農務的人。後半首表示自己一向對何徵君的超然絕塵懷著高山仰止的敬意,所以,雙方「傾壺」丶「命管」的快樂是相同的。最後,任昉更語重深長的道出一句「無爲嘆獨游,若終方同止」 ,反勸何徵君不必慨嘆獨游,無人相伴；因為自己就像是始終與對方行止相同一樣。此結句矯健有力,又含蓄宛轉。任詩之善於評論人事物理,由此可見。

再者,任昉亦善於用典故評論事理。例如〈泛長溪〉「弭檝申九言」中「九言」用《左傳·定公四年》「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的事,說明自己當「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的道里。[16 ] ( P950 )〈贈郭桐廬出溪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村維舟久之郭生方至〉「涿令行春返，冠蓋溢川坻。」用《後漢書·滕撫傳》：「滕撫,字叔輔,北海劇人也。初仕州郡,稍遷爲涿令,有文武才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風政修明,流愛於人,在事七年,道不拾遺」典,既點出了郭桐廬遲到的原由,更道出任昉對郭桐廬「風政修明,流愛於人」的讚賞。[17 ] ( P1279 )以此觀之,則任詩亦如陳元勝所言,「善銓事理」善於評量斟酌典故義理；或「敍事銓理」敍述典故丶評量義理；故陳氏的解釋亦不無道理,其說可參。

（三）「拓體淵雅」

曹旭《詩品集注》「拓：開拓丶拓展。淵雅：深厚典雅。」[1 ] ( P319 )周振甫譯為：「開拓體裁,深刻雅正。」；[3 ] ( P110 )其他說法亦大體與曹旭相同,只有向長清及陳元勝引《廣雅疏證》「祏,大也」認為「拓」通「祏」 ,故「拓體」即「大體」的意思。[15] ( P70 ) [5 ] ( P107 )然而,「拓體淵雅」有異文,《吟窗》丶《格致》丶《詩法》丶《詞府》均作「文體洪雅」,因此從現存的解釋來看,有三個問題未能解決：一是「體」到底是不是指體裁；二是應該如何理解「拓體淵雅」；三是「淵雅」的內涵究竟是甚麽。故筆者將著力探討以上三個問題的答案。

第一個問題比較容易解決,誠如羅根澤所言：「中國所謂文體，有兩種不同的意義：一是體派之體，指文學的風格而言……一是體類之體，指文學的類別而言。」[18] ( P146)「體」固然可指文學的體裁，但亦可指文學的風格。如《文心雕龍·體性》云：「若總其歸塗,則數窮八體。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10 ] ( P505 )其中的「典雅」便是指典雅的文學風格。以此觀之，「典雅」和「淵雅」的性質是相近的。因此，鍾嶸《詩品》中「拓體淵雅」的「體」字與《文心雕龍?體性》中的「體」理應同義，所指的非體類之體，而是體派之體。

何謂「拓體淵雅」？若綜合各家說法及異文,「拓體淵雅」大體有兩種解釋。第一可解作「拓展淵雅的風格」；第二可解作「風格大體淵雅」或「詩歌風格洪雅」。「淵」在字義上是深廣的意思,如《老子·第四章》：「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19 ] ( P27)「洪」在字義上亦為廣大之意，如《漢書·敘傳》：「乃施洪德。」 [20 ] ( P4267)「洪」與「淵」在字義上相類,因此筆者認為「淵雅」與「洪雅」詞義亦相通。但由於「洪雅」在六朝文獻中並無用例,故筆者在下文主要還是以「淵雅」作論述。

「淵雅」一詞在《詩品》中，除見於任昉條外,又見於嵇康條,其雲「過為峻切,訏直露才,傷淵雅之致。」 [1 ] ( P210 )當中的「淵雅」與「過為峻切，訏直露才」對立,乃儒家「雅正」文學觀的體現,指的是《小雅》「怨誹而不亂」的雅。其特點是強調內容深厚正大,主張感情要抒發得典雅中正,能「怨而不怒,哀而不傷」 , 「發乎情止乎禮」,既不傷雅緻,又兼具教化功能。由此可見,鍾嶸評任詩「拓體淵雅」,認為任詩具有「淵雅」的特點,其言的當是儒家之「雅」的含義。

至於「淵雅」的內涵,也可以在同時代人對「淵雅」的使用中,找到線索。「淵雅」一詞在六朝之世除見於《詩品》,亦見於劉勰《文心雕龍·詔策》「觀文景以前,詔體浮新；武帝崇儒,選言弘奧。策封三王,文同訓典,勸戒淵雅,垂範後代。」[10 ] ( P358 ) 這裡稱讚武帝崇儒,選任文學儒者,為文弘奧,冊封三王的文章如同訓典般,勸戒淵雅,能為後代垂範,也就是說文章內容關乎勸導教化、深厚典雅。「弘奧」是宏博深奧之意,與「淵」的意思相近；這與鍾嶸所說的「淵雅」大意相同,都是要求內容深厚正大。由此可見, 「淵雅」主要體現了儒家的審美要求。

以此觀之,任昉的奉和應制詩皆深得儒家淵雅之致。例如〈九日侍宴樂游苑〉：

帝德峻韶夏,王功書頌平。共貫沿五勝,獨道邁三英。我皇撫歸運,時乘信告成。一唱華鍾石,再撫被絲笙。黃草歸雒木,梯山薦玉榮。時來濁河變,瑞起溫洛清。物色動宸眷,民豫降皇情。

任昉歌頌國君的德行高於禹舜,其功業使人人皆頌揚太平盛世之事,景物甚至被君王的恩寵所感動,人民對國君這種由上而下的恩情也感到非常的喜悅。此詩寫得極其典稱,表現出尊君愛國的思想感情,雖為歌功頌德之作,卻沒有阿諛之感,成功描繪了國君的英明丶百姓的感恩和太平盛世之降臨,充滿了任昉對國君治國賢能丶百姓生活飽足的喜悅。

〈九日侍宴樂游苑〉這類奉和應制詩,內容以讚揚歌頌爲主,或許因體裁關係而寫得雍容典雅。但綜觀任昉其他的詩,同樣貫徹著對道德的追求,寫得溫柔敦厚,感情沉穩不浮。例如〈厲吏人講學〉：

暮燭迫西榆,將落誡南畝。曰余本疏惰,頹暮積榆柳。踐境渴師臣,臨政欽益友。旰食願橫經,終朝思擁帚。雖欣辨蘭艾,何用辟蒿莠。

此詩體現儒家「孜孜不倦」丶「敬老尊賢」的思想,具教化的意義,被陳祚明評為「孜孜之懷,令人仰跂」。 [13 ] ( P258 )又如〈答劉孝綽〉：

閱水既成瀾,藏舟遂移壑。彼美洛陽子,投我懷秋作。久敬類誠言,吹噓似嘲謔。兼稱夏雲盡,復陳秋樹索。詎慰耋嗟人,徒深老夫托。直史兼褒貶,轄司專疾惡。九折多美疹,匪報庶良藥。子其崇鋒穎,春耕勵秋獲。

其中「直史兼褒貶,轄司專疾惡」丶「子其崇鋒穎,春耕勵秋獲」等句均具有教化的意味,寫出任昉對友人的關心和囑託。他勸勉友人要痛恨邪惡,秉筆直書兼及褒貶；又讚賞友人的文章具有銳氣,肯定友人積極勤奮的行爲,認為只要繼續努力耕耘,將來必有收穫。試如陳祚明所言：「此等詩最有合於風雅,且詞氣婉轉,真可謂之溫柔敦厚。」[13 ] ( P257 )又如任昉的悼亡詩〈出郡傳舍哭范僕射〉：

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一朝萬化盡,猶我故人情。待時屬興運,王佐俟民英。結歡三十載,生死一交情。攜手遁衰孽,接景事休明。運阻衡言革,時泰玉階平。浚沖得茂彥,夫子值狂生。伊人有涇渭,非余揚濁清。將乖不忍別,欲以遣離情。不忍一辰意,千齡萬恨生。已矣平生事,詠歌盈篋笥。兼復相嘲謔,常與虛舟值。何時見范侯,還敘平生意。與子別幾辰,經塗不盈旬。弗覩朱顔改,徒想平生人。寧知安歌日,非君撤瑟辰。已矣余何嘆,輟舂哀國均。

此詩以「哭」字貫穿全篇,寫來情真語質,怨而不怒,哀而不傷,一字一句均飽含著任昉對友人范雲離世的悲痛及兩人深厚的情誼。「一朝萬化盡,猶我故人情」丶「結歡三十載,生死一交情」丶「將乖不忍別,欲以遣離情」丶「不忍一辰意,千齡萬恨生」丶「何時見范侯,還敘平生意」丶「與子別幾辰,經塗不盈旬」丶「弗覩朱顔改,徒想平生人」等詩句,一唱三嘆,重疊反覆,道盡了任昉對友人離去的無奈和悲痛,寫盡了詩人對友人道不盡的思念。其中「結歡三十載,生死一交情」的數字對比,更把兩人相交相知丶源遠流長丶生死不逾的友誼,表達得精鍊動人。語言雖質樸無華,卻蘊含著深深的哀思,其中「寧知安歌日,非君撤瑟辰」更被沈德潛評為：「令人幾不敢言歡娛,情辭極爲深婉」。然而此情又皆「發而中節」,不予人過分哀怨之感。再者,任昉不僅抒發個人的哀情,他更把哀傷提到國家的層面,從一己之悲推廣到舉國之悲,處處流露著范雲對國家的影響,及因痛失范雲而引起對國事的憂慮。例如：「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言范雲離世,國家失去了禮敬崇拜的對象,人們亦失去了可以效法的國家棟樑,初步揭示出范雲對國家的重要性。接著便言及范雲在政治上的功績, 「待時屬興運」以《易》：「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暗指范雲助蕭衍稱帝之功。「攜手遁衰孽,接景事休明。」言范雲遠離齊朝衰世的災禍,侍奉清明美好的國君梁武帝,使「時泰玉階平」國運興盛,時局安穩,天下太平,是「王佐俟民英」,即言范雲是可以成為王佐的精英。此外,范雲又有分辨賢愚的能力, 「伊人有涇渭,非余揚濁清」能品評識別人物的高下,這是自己也不能及的。基於以上種種對國家的貢獻,所以最後任昉道出「已矣余何嘆,輟舂哀國均」,用《史記·商君列傳》中的五羖大夫[4]及《詩經·小雅·節南山》[5]的典故,以國殤之哀,暫時掩蓋自己對友人離世的哀痛,既體現了任昉心憂國事的高尚情操,更將全詩由抒發私情提升到經國大事的層次,使詩歌變得典雅莊重,能做到「為時惜,而不徒以其私也」,這在「情靈搖蕩」的齊梁之世實屬難能可貴。鍾嶸稱道其能拓「淵雅」之體,正是對任昉在當時迥異流俗的詩風的高度評價。

（四）「得國士之風

現有的研究成果對「國士之風」的解釋比較含糊,尚未能正確理解「國士之風」的含義。例如曹旭《詩品集注》云：「國士：舉國傾慕之人。」；[1 ] ( P319 )；向長清解「國士」為「國中才能出眾的人」； [15 ] ( P70 )趙仲邑譯成「有一國所仰慕的正人君子之風」； [4 ] ( P48 )陳元勝解作「有舉國知名人士的風度」； [5 ] ( P106 )周振甫《詩品譯註》則譯為「得到國士的風度」。 [3 ] ( P110 ) 結合各人的說法,「得國士之風」大概是指「具有舉國傾慕之傑出人物的風度」。然而,筆者認為以上的解釋始終未算完備,未能說明「得國士之風」在鍾嶸《詩品》中的具體內涵,值得進一步探討。

「國士之風」在鍾嶸《詩品》中只一見,若再推流溯源,可知「國士之風」始見於司馬遷〈報任少卿書〉：「然仆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仆以為有國士之風。」 [9 ] ( P577 )主要是指李陵具有優秀的節操,故被司馬遷認為他有「國士之風」。以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觀之,「國士之風」一詞乃用於品評人物的道德行為,其具體內涵便是「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後《三國志·蜀志》丶《三國志·吳志》及《晉書·樂道融傳》均有沿用「國士之風」一詞,而其內涵亦無出太史公其右,主要用之於讚揚人物的德行。[6]至鍾嶸《詩品》,其評任昉「文亦遒變,善銓事理,拓體淵雅,得國士之風,故擢居中品。」從「文亦遒變」至「拓體淵雅」,其討論的焦點均是任昉的詩,而非任昉其人。因此,「得國士之風」亦應是就任昉的詩而言的。可以說,鍾嶸把「國士之風」由對人物德行的品評轉換成對詩人精神品性及文學風貌的評價。影響所及,自鍾嶸《詩品》以後,「國士之風」便用之於文學批評,如《河嶽英靈集》評盧象的詩「象雅而平,素有大體,得國士之風。」 [21 ] ( P369 )《唐才子傳》稱盧象「有詩名,譽充秘閣,雅而不素,有大體,得國士之風。」[22] ( P34 )指的都是文學風格中的雅。

從鍾嶸以用於品評人物的「國士之風」評論任昉的文學風貌,可知任詩除了「雅」外,亦有「文行合一」丶「文如其人」的風格特點,能在詩中反映高尚的人格,具有人格美。

事實上,任詩處處展現出任昉超然高潔的人格,體現了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中「國士之風」的具體內涵,煥發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的道德光芒,如：〈贈徐徵君〉「杳與榮名絕」丶「貞松擅嚴節」；〈厲吏人講學〉「臨政欽益友」丶〈寄到溉〉「為惠當及時,無待涼秋日」；〈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伊人有涇渭,非余揚濁清」；〈落日泛舟東溪〉「田荒我有役」等等詩句,都可看出任昉不求榮名丶清濁分明丶以高節自勵的操守以及勤政愛民丶仁厚恭儉的為人。而且以上的品德在《梁書·任昉傳》及《南史·任昉傳》所載的事迹中也可見出：

性至孝,居喪盡禮。服闋,續遭母憂,常廬於墓側,哭泣之地,草為不生。《梁書·任昉傳》 [23] ( P252 )

天監二年,出為義興太守。在任清潔,兒妾食麥而已。友人彭城到溉,溉弟洽,從昉共為山澤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米五斛。既至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遣裙衫迎之。《梁書·任昉傳》 [23] ( P253 )

六年春,出為寧朔將軍丶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民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為政清省,吏民便之。視事期歲,卒於官舍,時年四十九。昉好交結,獎進士友,得其延譽者,率多升擢,故衣冠貴游,莫不爭與交好,坐上賓客,恆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梁書·任昉傳》 [23] ( P254 )

（昉）祿奉所收,四方餉遺,皆班之親戚,即日便盡。……歲荒民散,以私奉米豆為粥,活三千餘人。時產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濟者千室。在郡所得公田奉秩八百餘石,昉五分督一,餘者悉原,兒妾食麥而已。《南史·任昉傳》 [24] ( P1454 )

由此可見,任昉之德行與其詩文中表白的道德追求是相吻合的。

從鍾嶸《詩品》評陶潛：「每觀其文，想其人德」, [1 ] ( P260 )可見鍾嶸當具有「文行合一」的主張,其稱任昉「得國士之風」便是由此出發的。任昉能在詩中反映人格,實現「文行合一」,其詩具有風教的意味,能「樂人之樂,憂人之憂,虛往實歸,忘貧去吝。行可以厲風俗,義可以厚人倫,能使貪夫不取,懦夫有立。」（王僧孺〈太常敬子任府君傳〉）,這與蕭統〈陶淵明集序〉言：「觀淵明之文者,馳竟之情遣,鄙吝之意袪,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傍游泰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是極其類近的。故此,筆者認為「文行合一」是陶潛和任昉二人受到鍾嶸褒彰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鍾嶸《詩品》亦歸納出任昉詩有「但昉既博物,動輒用事,所以詩不得奇」的缺點,本文就此再加以闡釋：

這三句就是指任昉的詩用典繁重,有傷文氣,致使詩不得奇,欠缺新意和變化。由於鍾嶸提倡「自然英旨」,主張「直尋」,故反對用典,認為「至乎吟詠性情，亦何貴乎用事」, [1 ] ( P174 ) 所以縱使任昉「善銓事理」,鍾嶸亦要對任昉「動輒用事」的文病,大加指正。

任詩「動輒用事」的特點,雖如曹道衡所言：「這缺點似不很明顯，這也許是經過時間的淘汰,那些缺點較嚴重之作已經散佚之故。」 [25] (P484 ) 但綜觀現存的二十多首任詩,其用語多有出處,故其「動輒用事」的特點還是可以見出。例如：〈別蕭諮議〉「浮雲難嗣音」中「嗣音」語出《詩經?鄭風?子衿》：「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26] ( P179 )〈贈王僧孺〉「百行之首,立人斯著」中「立人」語出《周易》：「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27] ( P4)〈答到建安餉杖〉「勞君尚齒意,矜此杖鄉辰」中「尚齒」語出《禮記?祭義》：「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杖鄉」語出《禮記?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 [28] ( P823) 任詩的用語多取法經誥,以古語、古事入詩,其用典之頻繁,由此可見。然而任昉現存的詩用典雖多,卻很平易,大體能善用典故,有助於詩歌的藝術表現,大多沒有堆砌的痕跡。在〈答劉居士〉「庭飛熠耀,室滿伊威」中,更顯示出任昉善於鎔鑄古事、古語,脫化新句的功力。此兩句鎔裁自《詩經?幽風?東山》「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耀宵行。」 [26] ( P295)《詩經》原意乃抒發主人公因重返故地而生的蒼涼感懷之情,任昉轉用鄭箋「無人」二字,[7]表示脫離凡俗,虛室無人之意。再者,如上文所述,任詩亦善於用典故評論事理。故此,任詩的「動輒用事」在主張「直尋」的時人鍾嶸眼中雖為詩歌之弊,但在後人看來卻不一定是任詩的缺點,「動輒用事」反成為了後人為任詩平反的旗幟,如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云：「千秋而下,惟少陵與相競爽。所造至此,鍾嶸胡足以知之。而謂動輒用事,詩不得奇。悲夫！」[13] ( P256 )陳衍《鍾嶸詩品平議》曰：「詩之工不工不關乎此也。記室引為大戒。然則《三百篇》之有待傳者箋者,非盡刪不可矣。」[29] ( P88 )兩人均不同意鍾嶸對任昉「動輒用事,所以詩不得奇」的評價,籍此對鍾嶸的「直尋」說提出質疑,認為任昉在詩中用事並無不妥。鍾嶸與陳祚明丶陳衍等人的詩學觀點有異, 而且由於任詩多數散佚之故,三人所看到的任詩數目亦不大相同,實難以衡量孰是孰非。但從現存的任詩看來,「動輒用事」終究不算是任詩的缺點,因為其引用的典故雖多,卻大都淺白易懂,縱不知典故出處,亦不妨礙理解,讀來並不晦澀。

鍾嶸又認為任昉「詩不得奇」,何謂「奇」？鍾嶸的「奇」主要是就詩歌的藝術形式而言的,大體是指在命意和造語上講究新奇,正如王運熙所言「總的說是指詩歌的藝術奇警不凡」。 [29 ] ( P393 ) 鍾嶸在評價范雲和丘遲時又云：「范詩清便婉轉,如流風回雪。丘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故當淺於江淹,而秀於任昉。」[1 ] ( P312 ) 「奇」和「秀」雖然是兩個不同的審美理念,但是追求新奇和秀麗是永明體詩人的共同好尚。鍾嶸說范雲丶丘遲秀於任昉,可見他認為任昉在奇和秀兩方面都有不足之處。考察范雲和丘遲的詩,尤其是贈答相思離別一類題材,善用景物烘托,無疑是比較秀麗的,不乏奇句奇思。例如：范雲〈贈俊公道人詩〉：「秋蓬飄秋甸,寒藻泛寒池。風條振風響,霜葉斷霜枝。幸及清光滿,無使眀月虧。月虧君不來,相期竟悠哉。」寫得曲折流轉丶迴旋秀麗。其中「秋蓬飄秋甸,寒藻泛寒池。風條振風響,霜葉斷霜枝」四句皆以第一字與第四字重疊,形成音調丶章法及詩意上的回還往複,體現了范詩「清便婉轉」的特色。後半首實際是借月之虧盈圓缺比喻人離合,但用祈求明月長圓的口氣表述出來,構思新奇卻情深意長。而丘遲的〈侍宴樂游宴送徐州應詔詩〉丶〈敬酬柳僕射徵怨詩〉丶〈芳樹〉丶〈答徐中人為人贈婦詩〉等也都善於在寫相思離情時點綴魚鳥蜂蝶丶落花新荷的媚景。反觀任昉的贈答類詩,多為一本正經的勸誡勉勵之詞,幾乎沒有這類秀麗的風格和奇特的構思,平實樸質可說是其主要特點,這與他詩歌的取材和內容偏於儒雅典正是有關的。

總括上述,鍾嶸對任昉的評價是有毀有譽的。然而,後人多以偏概全,只偏執於鍾嶸對任詩的毀,忽視了鍾嶸對任詩的譽,多視任昉為「動輒用事」的罪人,認為任昉「強居中品,宜置之於劣位也」 [2 ] ( P176 )丶「濫居中品」 [30] ( P461 )丶「用事過多,風韻情趣,喪失殆盡,居之中品嫌弱耳」 [31] ( P46 ),在詩史上不佔一席位。古直的《詩品箋》更猜測鍾嶸納任昉於中品的原因是「當時傾慕彥升者多。仲偉擢昉中品,殆不得已。」[32] ( P30 )但鍾嶸論詩極具膽識,能客觀地以詩論詩,不受外來因素所擾,絕不因身分地位而抬舉某人,這從鍾嶸把齊高帝及其恩師王儉納入下品可知。誠然，古直的說法是錯誤的,尚未能解釋鍾嶸納任昉於中品的原因。下文將以此疑問為線索，評價任昉在詩史上的地位。

筆者認為任昉既為《詩品》中唯一能「擢居」的詩人,鍾嶸把任昉升入中品,當有深遠的意義。若然,鍾嶸批評任詩「詞不貴奇,競須新事」丶「動輒用事,詩不得奇」,大可隨王元長丶王儉這類好用典故的詩人納入下品。然而,鍾嶸並沒有如此,他反將當時不以詩聞名的任昉,列入中品,與謝脁丶沈約丶江淹並舉,躍升成為齊梁詩壇的冠冕。究其原因,便是因為任詩「文亦遒變,善銓事理,拓體淵雅,得國士之風」的優點與鍾嶸在《詩品序》強調的「建安風力」丶「干之以風力」的主張是一致的。

筆者把任詩的風格特點放於齊梁文風的大背景下考察,發現任詩可補充齊梁詩歌在思想內容上的不足。齊梁詩風在思想內容方面主要有以下弊病：首先,確如劉熙載《藝概·詩概》指出：「齊梁文辭之弊,貴清綺不重氣質。」 [33] ( P174) 齊梁詩歌雖辭采繁麗,卻因辭害意,形成注重藻飾而不見性情的不良文風。流風所及,詠物詩及閨怨艷情詩極多,但詠物詩內容又以體物賦形為多,有寄託的作品極少；而閨怨艷情詩的主題又離不開女性的容貌丶閨中生活及男女艷事等。這樣的內容，使詩由抒發經國之志轉向描寫世俗生活,忽視了文學的教化功能,變得文有餘而質不足,講究的往往只是圓熟的藝術技巧,使漢魏以來的風力漸失,詩風纖弱,無復勁健的風骨。再者,齊梁文人的人格與詩歌的風格多不相合,使文行分離,作品所呈現出來的內容又多與作者的人格不符。

真實上,任昉的詩歌風格與以上的詩風截然不同。任昉受儒家思想影響,重視文學的教化功能,風格勁健而淵雅,更能「文行合一」,「得國士之風」。這對「柔弱」丶「險俗」丶「文行分離」的齊梁詩風無疑是一種反撥。筆者認為這才是鍾嶸把任昉「擢居中品」的原因,他希望籍此破「俗」立「雅」丶斥「柔弱」標「勁健」丶反「文行分離」倡「文行合一」 ,以糾正當時的不良詩風。《詩品》雲「大明丶泰始中,鮑丶休美文,殊已動俗,惟此諸人,傳顏陸體。」 [ 1 ] ( P432 )又評鮑照：「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昭。」 [ 1 ] ( P290 )可知鍾嶸乃視宋鮑照為「險俗」的源頭,認為後人凡宗鮑照的亦是「險俗者」。至齊梁年間,文人多師法鮑照和謝脁。沈約便是法鮑照者的其中一員,鍾嶸評其曰「固知憲章鮑明遠也,所以不閑於經綸,而長於清怨。」 [ 1 ] ( P321 )可知其「不閑於經綸」是鍾嶸所否定的大病。而鍾嶸又評謝脁「意銳而才弱」 [ 1 ] ( P298 )丶「未遒」 [ 1 ] ( P321 ),可見謝詩在思想內容方面亦未達到鍾嶸的要求。而江淹則被評為「筋力勝於王微」 [ 1 ] ( P306 ),然而王微又被鍾嶸評為「才力苦弱,故務其清淺,殊得風流媚趣」 [ 1 ] ( P277 ),骨力貧弱,故江淹的筋力雖勝於王微,但骨力亦當不足。而范雲和丘遲又「淺於江淹」 [ 1 ] ( P312 ),可知骨力亦有限。從上述被鍾嶸納入中品的齊梁詩人看來,當時風力不振丶文趨淺俗的情況是極其普遍的,可說是當時文人的通病。然而,任昉的詩在思想內容方面卻能一掃歪風,所以雖然任詩在藝術上有「動輒用事」丶「競須新事」丶「詩不得奇」的缺點,但鍾嶸基於任詩「勁健」丶「淵雅」丶「得國士之風」的風格特點在當時有撥亂反正的意義,故特別珍惜任昉這種雅才,把任昉納入中品,既帶有糾正時俗的傾向,又肯定了任昉在齊梁詩壇的地位。

鍾嶸不因任詩在藝術上的缺陷,而置任昉於下品,這是因為鍾嶸《詩品》雖然以「文質彬彬」為最高的審美標準,主張「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但從他認為「氣過其文,雕潤恨少」的劉楨 比「文秀而質羸」的王粲好,可知當兩者不能兼備時「風力」還是重於「丹彩」。任昉的詩歌雖缺「丹彩」,卻具備「風力」 ,其詩「淵雅」,寫得明朗簡潔丶真切自然。這在鍾嶸看來,自然瑕不掩瑜,能「擢居中品」了。

另一方面,筆者認為鍾嶸對任昉「詩不得奇」的評語,不單是從批評任昉「動輒用事」的缺陷出發的,更是就著任詩的「雅」而言的。《文心雕龍·體性》雲「雅與奇反」, [10 ] ( P505 )鍾嶸顯然亦明此理,所以在肯定任昉「淵雅」的同時,又批評任詩「不得奇」,這正是從《文心雕龍·定勢》「奇正雖反,必兼解以俱通」的文學思想出發的。[10 ] ( P530 ) 鍾嶸一方面「貴雅」,但又認為「貴雅」容易導致各種創作上的問題,例如：詩歌內容典雅莊重,雖思想積極丶感情健康,具教化之用,但亦容易失之於「乖秀逸」丶「雕潤恨少」,缺乏奇句奇思。故此,鍾嶸歸結任詩的缺點為「不得奇」,並告誡曰：「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希望時人效法的是任詩的「淵雅」,而非任詩「不得奇」的藝術技巧。簡而言之,任詩在鍾嶸看來雖「拓體淵雅」,但卻未能將「雅」與「奇」兼解以俱通,尚未能擺脫「雅與奇反」的創作局限,猶有缺失。以此觀之,則任昉雖「動輒用事」丶「詩不得奇」,卻非如曹旭所言乃「盲目地炫耀學問」丶「不懂詩歌」丶「弄不清詩和學問的關係」的罪人, [24] ( P133 )他只是未能融「奇」於「雅」而已,這點對客觀評價任昉在詩史的地位非常重要。

總的來說,任昉在齊梁「文質代變」的過程中,能保持風力,這在當時來說是極不容易的,故亦當在詩史上有一席之地,不可漠視。任昉的詩歌,繼承漢魏以來的建安風骨,又與陶淵明「文行合一」的詩風一脈相承,維繫著日漸消失的「勁健」丶「淵雅」丶「文行合一」的傳統,使風力於齊梁之際不至蕩然無存,這是任昉在詩史上最重要的貢獻。

[參　考　文　獻]

[1]曹旭.詩品集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2]李徽教.詩品彙注 [M] . 慶北：嶺南大學校出版社,1983年.

[3]周振甫.詩品譯註[M] .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

[4]趙仲邑.鍾嶸詩品譯註[M] . 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5]陳元勝.詩品辨讀[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

[6]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M] .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7]張揖撰；曹憲音：《廣雅》[M] .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8]王逸注；馮紹祖校：《楚辭章句》[M] . 台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

[9]蕭統編；李善註：《文選》[M] .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10]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註[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

[11]沈約撰：《宋書》[M] .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12]謝赫：《古畫品錄》謝赫：《古畫品錄》[M] .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13]陳祚明評選.采菽堂古詩選[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14]王叔岷撰.鍾嶸詩品箋證稿[M] .台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2年.

[15]向長清注.詩品注釋[M].濟南：齊魯書社,1986年.

[16]孔穎達等撰.春秋左傳正義[M]. 台灣：藝文印書館,1965年.

[17]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18]羅根澤. 中國文學批評史[M]. 上海：典文出版社,1958年.

[19]蔣錫昌.老子校詁[M].四川：成都古籍出版社，1988年.

[20]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21]王克讓.河嶽英靈集注[M].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

[22]文房撰；周本淳校正.唐才子傳校正[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

[23]姚思廉撰.梁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

[24]李延壽撰.南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25]曹道衡著.漢魏六朝文學論文集[M].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

[26]毛亨撰；鄭元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M]. 台灣：藝文印書館,1965年.

[27]孔穎達.周易正義[M]. 台灣：藝文印書館,1965年.

[28]孔穎達等撰.禮記正義[M]. 台灣：藝文印書館,1965年.

[29]曹旭選評.中日韓詩品論文選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30]王世貞.藝苑卮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31]李道顯.詩品研究[M].台北：華岡,1968年.

[32]古直.鍾記室詩品箋[M].台北：廣文書局,1978年.

[33]劉熙載著；王氣中箋注.藝概箋注[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

[34]曹旭.詩品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本文先行發表於《許昌學院學報》2010年第1期。

[1]《詩經?商頌?長發》：「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毛傳：「遒，聚也。」

[2]《詩經?幽風?破斧》：「周公東征，四國是遒。」毛傳：「遒，固也。」

[3]江淹〈孫廷尉雜述詩〉：「亹亹玄思清，胸中去機巧。物我俱忘情，可以狎鷗鳥。」

[4] 「輟舂」語出《史記?商君列傳》：「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

[5] 「國均」語出《詩經?小雅?節南山》：「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

[6]陳壽撰；裴松之註：《三國志》「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張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

陳壽撰；裴松之註：《三國志》「權以統為承烈都尉，與周瑜等拒破曹公於烏林，遂攻曹仁，遷為校尉。雖在軍軍旅，親賢接士，輕財重義，有國士之風。」

房玄齡等撰：《晉書》「樂道融，丹楊人也。少有大志，好學不倦，與朋友信，每約己而務周給，有國士之風。」

[7]鄭玄箋曰：「雲此五物者,家無人,惻然令人感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