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愛因斯坦信上帝嗎？》讀後

方舟子《愛因斯坦信上帝嗎？》讀後作者：劉夙　　和之前方舟子的幾本科普著作一樣，《愛因斯坦信上帝嗎？——方舟子解讀科學史著名謎團》（廣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9年8月）也是他先前在報刊上所發表的科普文章的文集。這些文章我雖然在新語絲網站上全都看過，但是在讀完由它們彙集而成的這本書之後，我仍然有了許多新的感想。　　這本書收錄的文章都屬於科學史範疇，這從副標題就可以看出來。科學史既然是一種專門史，那它就免不了要遇到一切歷史研究都會遇到的一個麻煩問題：怎麼保證對歷史的解釋為真？　　我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保證對歷史的解釋為真有很多必要條件，其中很重要的一條是，必須把具體的人物和史實放回到當時的時代背景之下來審視，萬萬不能把歷史事物和其背景割裂開來。當然，在這篇文章中我不能詳細解釋我得出這個答案的完整思考過程，不過我想方舟子的讀者裡面應該會有不少人同意我的看法的。　　很多時候，我們了解到的科學史恰恰是一種割裂了時代背景的陳述。比如說：「布魯諾因為不同意天主教的宇宙觀而被視為異端，於1600年被燒死在羅馬鮮花廣場。」這句話就省略了太多的時代背景：布魯諾具體是怎麼不同意天主教的宇宙觀的？為什麼不同意天主教的宇宙觀就要被視為異端、處以極刑？正是因為一般人從這句話中得不到足夠的時代背景信息，所以當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偽造時代背景、試圖推翻這個史實的時候，一般人就很容易受騙上當。這本書中的《布魯諾是不是科學烈士？》一文則為讀者提供了真實的時代背景，讓我們知道，布魯諾雖然被指控了八項罪狀，但是只有「宣稱存在多個世界及其永恆性」是最終導致他被處死的關鍵罪狀；這個罪狀雖然沒有直接提到日心說，但是「多個世界」的表述已經包含了日心說觀點。至於這個罪狀為什麼如此嚴重，文中沒有明說，我可以補充在這裡：那是因為地心說屬於當時的天主教信仰的核心，推翻地心說就等於推翻天主教信仰的核心，當然會讓宗教上層驚恐萬分。知道了這些時代背景，我們自然就對布魯諾的就義有了更深刻的認識，腦子中浮現的也就不再僅僅是布魯諾慷慨赴死的場面，而是當時在天主教壓迫之下的整個死氣沉沉的歐洲社會了。　　同樣，如果不了解一個科學家的生平，我們就很容易受各種虛假宣傳的蠱惑，要麼舉之上天，要麼按之入地。只有在了解了科學家的生平之後，我們才能對這個科學家的成就有更公允的評價，既不過貶，也不溢美。比如對於「牛頓發明微積分」「巴斯德研製出狂犬病疫苗」這樣乾巴巴的敘述來說，牛頓和巴斯德本人的生平也是理解這兩個成就必要的時代背景。只有了解了他們的生平，我們才能深刻地意識到，雖然牛頓和巴斯德的人格絕無十全十美，但這和他們對科學的貢獻是兩回事。因為他們有人格問題，就否認牛頓對數學的貢獻，或懷疑巴斯德的狂犬病疫苗是造假，或者因為他們有偉大的貢獻，就百般回護、使勁隱惡，都不是理性的態度。至於因為懷疑一個科學家對某理論的貢獻、就進而懷疑這整個理論是否為真（有些宗教徒就是這麼對待達爾文和進化論的）的做法，就離理性更遠了。　　其實何止是科學史，一切歷史都是這樣的。比如一些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人出於種種目的，極力抬高周作人、張愛玲、沈從文的地位，為這些作家在生前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鳴冤叫屈。一些不了解時代背景的人，看了這些人的翻案文章，也便稀里糊塗地跟著吹捧這些人。可惜，還有一些冷靜客觀的研究者不辭辛苦地披閱報刊、爬梳資料，用確鑿的證據表明這些人在生前的確有種種劣行，因此受到那樣的待遇並非不公。我知道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的解志熙先生就是這樣一位冷靜客觀的研究者，他曾經花了艱苦卓絕的努力將民國時期的絕大多數文藝報刊一一閱過，成功地在腦子中建立了一個立體、生動的時代背景，所以當他的還原周作人、張愛玲、沈從文真相的文章發表之後，那些吹捧之人只能是暴跳如雷而無可奈何。這個例子足以說明，實證是治任何歷史都需要的寶貴精神。　　這種重視時代背景的科學史研究方法似乎給人一種印象，即科學只不過是時代的產物，只不過是一種「社會建構」，它的發展主要是受時代推動的。現在比較流行的科學知識社會學（SSK）就持這種觀點。我和方舟子一樣，不能同意SSK的基本立論。我承認科學家的思維具有時代局限性，某些假說的提出也有可能真的受了當時社會思潮的影響，比如肯亞籍英裔人類學家理查德·利基（Richard Leakey）在《人類的起源》一書中就舉了一個有趣的例子：對於人類進化的主要原因，達爾文認為是石頭武器的精心製造，這反映了維多利亞和愛德華時代的「生活就是鬥爭」的樂觀主義；英國的肯尼思·歐克利（Kenneth Oakley）認為是石器（而非武器）的製造，這反映了上世紀40年代的技術崇拜；澳大利亞的雷蒙德·達特（Raymond Dart）認為是對同伴的兇殺，這反映了二戰留下的陰影；上世紀60年代一些人認為是狩獵活動，這反映了環境主義思潮的流行；到了70年代，又有一些人（多半是女性）認為是婦女的採集活動，這又反映了女權主義的興起。但是，在假說提出之後，如何判斷何者為真、何者為假（或可能都為真）卻完全可以脫離時代的干擾。當然，SSK的支持者會說，作出這種判斷的哲學依據本身也是時代的產物，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話倒也沒錯；但是科學的獨特之處就在於，一旦人們掌握了最起碼的科學精神，科學認知以至科學精神本身就可以脫離社會和時代，通過內在的動力催化自身的發展。我承認科學精神和其他一切思想一樣，在最開始誕生時要求先得有一個生產力達到足夠水平的社會，但是我不承認科學精神在成形之後，還要靠外在的任何推動才能進步。我認為科學這種演化的內在性正是人類意識客觀性的體現。一個徹底的唯物論、無神論者應該是不可能信奉SSK的。　　上面這些枯燥的論述似乎寫得有點多了，趕緊打住，回到這本書上來。方舟子既然不同意SSK的論調，那麼他在這本書中就必然要弘揚科學發展是一個「內在過程」的實證觀點。全書有一半多的文章都是在揭露科學史上的種種騙局、醜聞，一般人也許會覺得這說明科學並不那麼可靠，但是仔細琢磨一下就會發現，這些騙局、醜聞最終都是由科學界自己察覺、揭露、糾正的，這說明科學界有自凈能力，而這正是科學發展內在性的體現。方舟子用他簡潔明快、生動活潑的文筆向廣大讀者（其中應該包括不少青少年）傳播了這種科學發展內在論的樸素形式，我覺得其重大意義還不僅在於向民眾普及了科學精神，而在於有可能影響到一些未來的社會科學學者。將來他們走上學術崗位，恐怕不但不會輕易相信SSK的那些論調，而且可以組織起更強大（至少也是針鋒相對）的理論與SSK對抗。學術界的這個場面正是我所期望的，因為我認為社會科學代表了一國軟實力的核心。正在崛起的中國如果不能在社會科學界為科技的發展營造一個良好的學術輿論氛圍，總有一天她的崛起會令人遺憾地提前終止。　　我最後想說的是，方舟子的科普書往往題材廣泛，涵蘊萬千，值得反覆閱讀。比如他之前的一本《進化新篇章》，我先後看過兩遍。看第一遍時只覺滿目驚奇，很多東西對我來說都是新的。有了一定的進化論基礎，後來再看第二遍時注意力就放到了書中的許多論述細節上。直到最近看了一些進化心理學著作，回頭再看我當年讀那本書時記的筆記，才發現原來書中也涉及到了心理學史，但因為之前知識的欠缺，那一段文字在先前的兩遍閱讀時都沒有引起我足夠的注意。我想《愛因斯坦信上帝嗎？》也是這樣的一本書，現在我初讀之後能有這樣的感想，幾年之後等我有了足夠的科學史修養，再讀的時候一定又會有新的體會。　　當然，我並不是說方舟子的科普書是聖經，要「書萬本誦萬遍」。當我們對書中所寫內容的了解和方舟子一樣充分之後，它們的使命也就完成，可以不必再看了。但是我們不妨把這些書推薦給別人，推薦給後代。更重要的是，到了那個時候，筆耕不息的方舟子一定又會有新作問世。2009.09.03(XYS2009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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